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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返教會既男人會多d患抑鬱症?

豪仔所引《今日基督教》的報導,其實來自一份名為Religious activity and lifetime prevalence of psychiatric disorder的學術論文,於今年一月刊登在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社會精神病學與精神病流行病學》的論文。這項研究是由兩位分別來自哈佛醫學院以及天普大學的博士所撰寫。

一直以來有很多研究討論宗教生活以及精神健康的關係。有研究指出,帶有有社群宗教生活的人會有較少機會患上抑鬱症、焦慮症以及藥物濫用;亦有研究指出精神病患者之中,有越多宗教生活的人,病情的嚴重性就會較少。但以上的研究有一定限制,例如未能就研究對象的宗教活動程度進行分析,而人的一生之中,宗教活動的活躍程度亦會有變化。於是乎作者想透過此研究,去比較被研究對象的宗教生活改變程度,是否與患上精神病有關係,並去分析性別分野在此問題的影響。

研究員先找出1959年至1966年於羅德島的產育紀錄,在4140次分娩之上,最後成功找回1024名昔日的嬰兒--亦即是今天的成年人。其中720人成功受訪,而其中718人的資料能夠用以作為分析。受訪者會根據DSM-IV的精神診斷根據去評估是否患上精神病。至於宗教活動活躍的程度,調查員會問受訪者是否有前往教堂又或廟宇參與敬拜活動,如果有的時候,是偶以為之抑或經常參與。除了現時的宗教活躍程度以外,受訪者亦會被問及其成長階段的宗教活躍程度,從而去分析當中是否有所改變。

受訪者的年齡由30至39歲不等,約六成為男性。其中43%被訪者聲稱現時有參與宗教活動。其中62%為天主教徒而34%為新教徒。受訪者中有27%符合抑鬱症的診斷,女士比男士有更多的焦慮症以及抑鬱症。那些宗教行為活躍的人有較少的焦慮症以及濫用酒精的情況。

但當研究員再將數據分析,就發現「返教會」的行為本身與精神疾病發生的多寡,在統計學上沒有任何關係。但如果把兩個性別的數據分開分析,就會有一些有趣的分別。

對於女性來說,那批現時沒有返教會的人,會有更高風險患上焦慮症又或酒精濫用,這情況並不發生在男士身上。而事實上,那些現時沒有宗教活動的男士,比現時正返教會的男士有較低風險患上抑鬱症。

輪到比較兒時以及成人宗教生活分別和改變的部分,研究發現受訪女士之中,有54%,即150人的宗教活躍情度有所改變,其中9人返多了教會,141人返少了教會。這批在其成長過程之中改變宗教活動參與頻繁程度的女士,原來比那些從兒時便活躍返教會的人,有多接近一倍符合焦慮症以及濫用酒精的診斷標準。對於男士來說,情況剛好相反,那些經常返教會的男士比改變宗教活躍程度(接近九成半是無再返教會)的男士有更多機會患上抑鬱症,雖然在統計學上未有顯著差異。

研究員再按教育程度、年齡數歲、種族、婚姻狀況等因素再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曾經改變返教會頻密程度的女士,患上焦慮症以及酒精濫用的風險是自幼便恆常返教會的女士的2.71倍和1.97倍,但得到抑鬱症的機會則沒有統計學上的分別;
2.自幼自今經常返教會的女士與從不返教會的女士,在患上以上精神疾病的風險沒有分別;
3.曾經改變返教會頻密程度的男士,比那些自幼便恆常返教會的男士,少一半的可能性患上抑鬱症,但酒精濫用以及焦慮症的機會,則沒有統計學上的分別。

譯住這麼多先,明天再就此論文作更進深的討論。

論文可於這兒下載
Joanna Maselko, Stephen Buka. Religious activity and lifetime prevalence of psychatric disorder. Social Psychiatry and Psychiatric Epidemiology 2008 Volume 43, Number 1 P18-24

作者設計這研究的原意,是想看看究竟患上部分精神疾病的機會,會不會因為宗教信仰投入程度而有所改變,特別是如果信仰參與程度在成長過程中曾經改變的話,究竟會否改變患上精神疾病的風險。

這個研究發現,那些成年後改變宗教習慣的女士,患上焦慮症以及酗酒的機會較高;相反,那些成年後才改變宗教習慣的男士,卻比自幼返教會的男士,患上抑鬱症的機會較低。

早前曾有研究指出宗教行為所帶來的群體生活,會減低焦慮症以及酒精濫用的機率,甚至會減輕患者的病徵。可是,這研究特別之處,在於首次發現原來自幼有穩定活躍教會生活的男士,患上抑鬱症的風險原來較高。如何去理解這些結果呢?

有學者提出假說,認為改變宗教生動活躍程度,本身可能心理壓力的一個指標。宗教生活與精神健的關係可以用一個「U」字來形容。Catherine Ross發現沒有宗教信仰,以及擁有強烈宗教感的人,其抑鬱以及焦慮的病徵分數會較低,反而是那些會返教會但信念薄弱的人,其病徵分數會較嚴重。Ross認為如果人對一個群體/機構有所委身,不論這群體/機構是否有宗教性,委身這個行為會帶來保護作用。

當然,宗教生活以及精神健康的因果關係很難去判定。有可能那些返開教會的女士,因著其精神疾病的發展而離開了教會,而那些患上抑鬱症的男士,如果他們之前返開教會,他們會繼續保持這種宗教活動。

有研究指出負面情緒處理的人,會把解決問題的責任推給上帝,這些人會有較多焦慮、抑鬱以及其他心理上的創傷。教會生活之中,有些人常愛對別人諸多批判又或要求,這些負面的社交生活會增加抑鬱症的病徵。

當然,正如作者所言,進一步的研究是有必要的。

成長階段,見證了不少昔日的信教的朋友患上精神疾病,也見證了他們離開教會的一刻,而自己也因種種的原因離開了教會,但有趣的是,縱然我離開了教會,但我也偶爾在經濟上支持關注精神病康復者的基督教機構。

精神病患與返教會以及信仰狀態的關係,其實非常曖昧。教會傳道人最愛吹棒的,是什麼弟兄什麼姊妹患了什麼精神病,但來到某教會聚會並信主後,性格有所改變,心靈更為開放,連病徵也減少了,自殺念頭少了,人也開朗了。隨之而來的一句便是「感謝主」。當然,傳道人不會向你提該肢體正在接受什麼治療,更不會提出藥物治療對疾病的效果。榮耀頌讚,當然是歸給上帝而非醫生、藥物甚至帶病的教友本身。

當牧師傳道人滔滔不絕地講述這些「見證」時,他們當然絕口不提那些原教友患上精神疾病後黯然離開的故事,更不會向你提那些患病後返教會的人所面對的更大傷害。

我當然並非看輕照顧精神病患者的作用。而事實上,理想的教會理應建立一個互相包容並支持的群體,在一個正面相互支持的環境下,病者理應有更多的進步空間。可是,大部份教會的群體,與提供麻雀耍樂的聯誼會沒有兩樣。教會群體內的單單打打爾虞我詐,令不少患病的肢體受到極大的傷害,有更多最後離開了信仰。可是這批人一向會被標籤為「有問題」:「是因為他們自己的問題才離開教會,與我/教會無尤。」

要認真研究精神健康與信仰狀況的關係,本身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因為大部分的研究只能顯示兩者的關連,而未能去引證因果。而「信仰」所包括的東西實在太多,究竟是信念本身,抑或是祈禱讀經行為,抑或是聚會之中的群眾關係,對精神健康帶來改變?這實在需要非常精細的研究才能去說明。否則,任何過早的推論,都是不帶科學成分的。

教會只愛拿一些對自己有利的研究數據加以利用,如宣傳「自幼恆常返教會的女性,比長大後不再返教會的女性,會有較少焦慮症以及酒精濫用」。這看似因為返了教會,所以就少了人患上這些疾病,可是從另一個角度看,會不會是因為教會關顧不力,當這些女性患上這些疾病時得不到適當的接納包容以及支援,所以便要離開教會?

而同一時間,教會又會如何面對其不利的研究數據?為什麼自幼恆常返教會的男士,會比長大後無再返的男士,會有更多人患上抑鬱症?教會卻會在此自吹自擂:因為教會有愛,所以令這些有抑鬱症的病人走出精神的困鎖。

這些研究始終有局限:返教會的頻繁程度其實與信仰生活的「堅/流」沒有關係。我倒有興趣的是,究竟教會如何接待患上精神疾病的教友。有些教友患上精神疾病後,不為所屬的群體、教會所接納,最終黯然離開。教會又是否曾經關注這些群體?

http://doctorfat.wordpress.com/20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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