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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基督教傳教士編輯活動略論

向 敏

晚清基督教傳教士在晚清西方科學知識傳播中的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熊月之先生在其《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一書中將晚清百年(1811年~1911年)西學傳入中國的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在前三個階段中(1811年~1900年),基督教傳教士居於絕對的主體地位〔1〕。基督教傳教士的編輯出版活動,特別是西方科學書籍的編譯,一直是學者研究的熱點,但相關研究多從文化傳播的的視角出發,而對其編輯思想以及他們對於中國編輯界的貢獻探討較少,本文試略論之。

一、隱宗教色彩,注重科學性

晚清基督教傳教士來華傳教,是「為基督征服世界」宏大事業的一部分,基督教傳教士為了攻克這個「自古以來被魔鬼佔據的地面上最堅強的堡壘」,渴望「上帝從而賜予他們(註:傳教士)榮耀和祝福」〔2〕。但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差異以及清政府的嚴禁,使得基督教傳教士在華傳教異常困難,且效果不佳。正如一些傳教士所抱怨的,「在美國用三四周的時間就可以使一個城鎮全部皈依基督,可是在中國,改變一個城市的信仰需要三、四個世紀」,因此「傳道必先獲華人之尊,以為最善之法,莫若漸以學術收攬人心」〔3〕,而編輯出版各種報刊,宣揚西方先進科學文化,以期「闡明真理」、「以學輔教」就成為一部分傳教士熱衷的方式。正如科學史家李約瑟所說,傳教士的目的就是「利用西方科學的威力來支持並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因為這裡「有個暗合的邏輯」,「這種科學發源於基督教國家……就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夠發展出這樣的科學」〔4〕。

如果我們僅止於此,則未免小看了當時這批受過良好教育,立志漂洋過海傳播福音的傳教士們。晚清著名的美國傳教士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在1877年時曾說:中國與世隔絕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不管它願意與否,西方文明與進步的潮流正朝它湧來,這一不可抗拒的勢力必將遍及全中國。不僅如此,許多中國人正在探索和渴望學習使西方如此強大的科學,科學的名聲早已傳遍了中國,直至最偏遠的角落。……這場潮流帶來的科學和藝術將有效地消除異教迷信,如果能夠正確地控制和指導,就會為基督教的普遍勝利開闢一條大道……如果虔誠的人和基督教徒不準備控制和指導這場潮流的話,它就會被異教徒和不信教的人所控制,科學、藝術和物質的改善就將落入基督教的敵人手裡,被用來阻礙真理和正義發展的強大武器。科學不是宗教的盟友,就會成為宗教最危險的敵人……〔5〕

可見,基督教傳教士們之所以熱衷於編輯出版活動,特別是「自由派」(Liberal)基督教傳教士極力宣傳西方科學文化〔6〕,不僅僅是對傳教環境和出版優勢的清醒認識,更主要的是源自他們對未來發展潮流的預見,以及對「為基督征服中國」的執著追求。他們清醒地意識到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西方殖民主義擴張,整個世界終將納入整個資本主義體系,西方科學文化向中國的傳播就成為歷史的必然。而西方歷史上出現的科學用來反對宗教的教訓,以及「脫離基督教的西方文化」可能「大大加劇無節制的罪惡和道德墮落」的深刻擔憂,迫使來華的傳教士們力爭掌握西學傳播的控制權。為達此目的,「自由派」基督教傳教士們所編輯的各類期刊,多隱去其宗教色彩,而注重其科學性。

二、統一譯名,有裨傳播

晚清西學東漸,最重要的途徑當屬書刊翻譯。但由於文化、語言差距殊異,人們翻譯、寫作、閱讀均感譯名混淆之苦。徐繼畬曾說:「外國譯名最難辨識,十人譯之而十異,一人譯之,而前後或異」。究其原因,「蓋外國同音字者無兩字,而中國則同音者或數十字。外國有兩字合音,三字合音,而中國無此字,故以漢字書蕃語,其不能吻合本居十之七八,而泰西人學漢文者皆居粵東,粵東土語本非漢文正音,展轉傳訛,遂致不可辨識」〔7〕。

雖深感其苦,但很長時間內國人都沒有拿出好的解決方法。作為早期「睜眼看世界」的人物,魏源在編著《海國圖志》時,也只是對於書內地名略加註釋,如「博爾都葛國」,註明「即布路亞國,一作葡萄亞,即住澳之大西洋國也,博都葛即布路亞之轉音」〔8〕,而徐繼畬1848年編成《瀛寰志略》時,雖有所進步,但也不過「將譯音異名注於各國之下,庶閱者易於辨認,然亦不能遍及也」〔9〕。由於早期國人大多不懂外文,所以普遍採用這種註釋法,以減少讀者閱讀困難。後來何秋濤編著《朔方備乘》時另編一份《北檄地名異同表》附於書後,傅雲龍則編有《國名歸一表》一卷,基本都是採用此種方法。

與國人相比,基督教傳教士對譯名問題關注較早,因為無論創辦學校、出版報刊或者翻譯書籍,都要涉及到此問題。道光十四年(1834年),傳教士設立「中國益智會」,出版有關西學的圖書,開始計劃搜集已有的中文科學名詞,細加選擇,制定標準,以期編成一本名詞詞典。不過由於新名詞與日俱增,編輯這樣一部科學名詞全集並非易事,所以一直未能成書,而只是要求該會會員翻譯時參考使用〔10〕。雖然益智會存在時間不長,1838年後即無形停止,未能有更大的成績,但是其做法和思想意義重大。

1867年,江南製造局翻譯館成立,由於有傅蘭雅等西方基督教傳教士的參與,對於譯名問題關注較多,「譯西書第一要事為名目」「西人在華初譯格致各書時,若留意於名目,互相同意,則用者初時能穩妥,後來不必大更改」,所以翻譯館開辦之初,就確定了三項名目:

(一)華文已有之名

設擬一名目為華文已有者,而字典內無處可察,則有二法:一、可察中國已有格致或工藝等書,並前在中國之天主教師及近來耶穌教師諸人所著格致工藝等書。二、可訪問中國客商或製造或工藝等應知此名目等人。

(二)設立新名

若華文果無此名,必須另設新者,則有三法:一、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為新名,仍讀其本者,如鎂、砷、矽等;或以字典內不常用字釋以新義而為新名,如鉑、鉀、鈷、鋅等是也。二、用數字解釋其物,即以此解釋為新名,而字數以少為妙,如養氣、輕氣、火輪船、風雨表等是也。三、用華字寫其西名,以官音為主,而西字各音亦代以常用相同之華字,凡前譯書人已用慣者習之,華人可一見而知為西名;所已設之新名,不過暫為試用,若後能察得中國已有古名,或見所設者不妥,則可更易。

(三)做中西名目字彙

凡譯書時所設新名,無論為事物人地等名,皆宜隨時錄於華英小簿,後刊書時可附書末,以便閱者核察西書或問諸西人。而各書內所有之名,宜匯成總書,製成大部,則以後譯書者有所核察,可免混名之弊。〔11〕

光緒三年(1877年),「益智書會」(The School and Text Book Series Commitee)決定統一譯名,指派會員負責搜集已有譯名,傅蘭雅負責工藝方面,林樂知負責地理方面,偉烈亞力負責天文地理方面,麥嘉帝(Dr Macartee)負責日本已有的譯名〔12〕。同時益智書會通知當時的著譯者,要求他們在翻譯時將名詞和術語記下,列表送該會審查比較,如不可用,由益智書會另行擬訂,建議著譯者採用,如果著譯者拒絕,則要求在該名詞之旁註明益智書會所建議的譯名,以備讀者參考〔13〕。

此後,統一譯名的工作一直在繼續,1904年,狄考文整理完成了五百多頁的《術語詞彙》,收集名詞一萬二千餘個,包括五十多種不同的科目,可謂這一工作的最偉大成果。

統一譯名對於當時書籍翻譯、閱讀大有裨益,對於國內編輯界也影響較大,仿照此法者不少。如梁啟超在編輯《時務報》時,參考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名目表以及博濟醫院出版的《中西病名表》,在《時務報》卷末做《中西文合壁表》。

三、價均從廉,以廣流傳

晚清基督教傳教士編輯出版的各類刊物,大多實行低定價策略,以廣流傳。如宗教類書刊,「中外教會領導人在從事多年販書(宗教書)活動後得出如下結論:這些書籍,尤其是《聖經》,如果按照最低價格銷售,那就會更有效地發行和減少濫用的可能性。這是經過了十多年的實踐而總結出來的經驗。這三個聖經會決定簡裝的《聖經》單行本、《新約》和《新舊約全書》,盡可能按市場最低價格銷售,裝幀較好的圖書也以接近成本的價格出售。在這方面,各聖教書會實際上採用了同樣的原則。」〔14〕

而對於傳播西學意義更為重大的非宗教類書籍,雖然缺少直接的材料說明〔15〕,但是我們從一些間接性的材料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試以晚清流傳較廣的幾種書為例,比較各機構的定價(詳見表1)。

表1

機構

書名  廣學會  飛鴻閣  緯文閣  十萬卷樓  申昌書局  寶善齋書莊  

泰西新史攬要  1.5元 縮本為8角  2元  2元  2元  2元  1.6元  

萬國公法      1元  -  1.5元  -  -  -  

萬國通史      3.5元  -  -  -  6元  -

註:此表根據《近代譯書目》(王韜、顧燮光等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版)和《晚清營業書目》(周振鶴編:晚清營業書目,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製成

究其原因,筆者認為最主要的是基督教傳教士出版的目的在於宣傳,而並不是贏利,所以一般採取廉價銷售和免費贈送的辦法,來擴大書刊的傳播範圍。如晚清最為著名的西學傳播機構——廣學會即是如此〔16〕。其次,基督教傳教士設立的出版機構大多採用金屬活字印刷,與雕版印刷相比成本更低,這使得書刊低價成為可能。正如1845年寧波教會在其年度報告中稱:「我們確信,在長期競賽中,我們的金屬活字印刷終將被看作是價格最低、效果最好的方法。」〔17〕

結 語

晚清時期基督教傳教士從事編輯出版者,在整個來華基督教傳教士中數量並不佔優。據統計,在維新變法之前的1896年,也僅僅佔到總人數的19.8%〔18〕。但是,這一批傳教士在中國近代史上產生的影響卻是其他傳教士無法比擬的。他們的編輯出版工作始終圍繞著「傳教」這一宗旨,在體例、內容、欄目以及價格等方面無不以有利傳教為鵠的。同時,他們帶來西方成熟的編輯與管理模式,這無疑為長期處於封閉環境中的中國編輯出版業帶來了一些新的啟迪。

註釋

〔1〕熊月之. 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P104-141
〔2〕米憐. 基督教在華最初十年之回顧. 轉自吳義雄著:在宗教與世俗之間,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P459
〔3〕費賴之. 入華耶穌會士列傳. 馮承鈞譯. 上海1938年版,P42
〔4〕李約瑟. 中國科學技術史. 第四卷:天學. 第二分冊,北京:科學出版社,1975年版,P674
〔5〕Calvin W Mateer,「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s to Education」, in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10-24.1977(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878) ,p177,轉引自王立新. 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導言.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自由派」是與「基要派」相對的基督教派別,前者主要以文字出版為主要傳教方式,後者則傾向以修建教堂、巡迴布道,二者區別詳見王立新. 美國傳教士與晚清中國現代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P26-36
〔7〕徐繼畬. 瀛寰志略·凡例.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
〔8〕魏源. 海國圖志.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P293
〔9〕徐繼畬. 瀛寰志略·凡例. 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
〔10〕「First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 in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Ⅳ,(1835-1836), P355-P356
〔11〕傅蘭雅. 江南製造總局翻譯西書事略. 轉自宋原放主編:《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P550-551
〔12〕中國叢報. 1877年第8卷,P247-248
〔13〕中國叢報. 1879年第5卷,P304
〔14〕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轉自司德敷等編. 中華歸主.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15〕雖有一些書目提供了相關書刊的價格,但多以本為單位,所以也無法準確判斷定價的高低。
〔16〕孫邦華. 李提摩太與廣學會. 江蘇社會科學,2000(4)
〔17〕G·麥金托什. 在華早期的教會書館. 轉自宋原放主編. 中國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一卷,P169
〔18〕司德敷等編. 中華歸主.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

(《出版發行研究》2008年第8期)

2009-7-27 11:45:31
來源:出版學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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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顛鼠教同抗議教的譯名戰相當激烈,要在思高和合中找到相同翻譯並不容易。
但奇怪地,在「耶穌」此譯名上,佢地又很有共識,並無一方特登譯做「芝食屎」以示同對方不同。
何以如此,我又係諗唔到
de omnibus dubitandum
因為他們都很扮傳統去用拉丁文的Iesus...(到底為什麼不用希伯來文的Yeshua,就真是歷史謎團了)。
就算佢死都要Iesus這個發音,都可以在文字學上做些功夫嘛。
可以夜騷、或野酥,蛇刀....等等,對家用耶穌,您就該別樹一幟以示分別為聖嘛,冇理由跟人尾食人屁。否則,人家叫霉虱,您又何必另行譯做摸閪?
de omnibus dubita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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