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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教者見證

※ 撰寫你的離教見證 ※

主題: 我的宗教經驗 日期: 2008-03-03
作者: 潘震澤 來源: 中時部落格 - 生理人生

作者簡介

新竹中學、台大動物系所畢業,美國韋恩州立大學生理學系博士,曾於洛克斐勒大學、密西根州立大學及密西根大學進修,專研神經內分泌學。1986-2002年任職陽明大學生理所,曾獲國科會傑出獎、慶齡醫學獎等榮譽。現為美國韋恩州立大學醫工系及奧克蘭大學生物系兼任教授。

著有《科學讀書人》、《生活無處不科學》,譯有《人體生理學》、《天才的學徒》、《誰先來?》(與廖月娟合譯)、《幹嘛要抽菸?》、《基因煉獄》、《為什麼斑馬不會得胃潰瘍》、《睡眠的迷人世界》、《基因組圖譜解密:當代科學最偉大的發現》、《器官神話》、《生命的線索》(與杜默合譯)、《DNA圖解小百科》等書。

(一)童年時期

由於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教友,我出生沒多久就受了洗。給我施洗的傅良圃神父 (Frederic J. Foley, S.J.)是前台大外文系的教授,他給我取的聖名是聖保祿 (St. Paulus),而施洗的教堂即是耕莘文教院的前身(好像是叫「華明修道院」)。我受洗後,全家人與傅神父有一張合影:我在襁褓之中,由母親抱著,是我最早的相片之一(可惜找不著了)。這層因緣,與我後來在追求信仰的路上還有一些呼應,此乃後話,暫且不表。

從我有記憶起,星期天早上上教堂便是全家的大事,大家都不得睡懶覺,一大早起床梳洗穿戴整齊,就準備出門。早年天主教的規矩又多又嚴格,彌撒前一個小時不能吃東西,否則就不能領聖體;所以我們不能早點起來的話,就得餓著肚子上教堂,直到九點半以後回到家才有得吃。有一次,彌撒中我竟然餓得昏了過去(也可能是貧血),嚇得大人們(包括神父)都對母親說小孩子吃點東西沒關係的。事實上,母親一直都會讓我們先喝點牛奶、吃片餅乾才出門;經過那次事件以後,對我就更鬆了。

星期天上教堂望彌撒似乎是一般天主教教友最重要的責任,至少母親從不懷疑此點。在我高中離家到外地求學以前,除了生病,我沒有不上教堂的記錄。事實上,從我上小學起,就和哥哥兩個做了神父的輔祭 (altar boy),彌撒開始前一定得到,和神父一起在聖堂後面的小房間裡換上道袍,一前一後地跟著神父走出來,站在祭台兩邊。早年天主教的彌撒還都以拉丁文進行,教友的參與十分有限,只是聽聽講道、唱唱聖歌、領個聖體,其餘就聽著神父和輔祭的一搭一唱。

我開始學輔祭的工作,就是拿著本音譯的經本,跟著神父念一連串絲毫不懂內容的拉丁文,其情景如同一些佛教的經文,雖然寫的是中文,但只取其音,不知其意。虧得我小孩子記憶好,唸來唸去也滾瓜爛熟,應答如流。後來天主教會一次大公會議後,提倡教會地方化,因此有了全套中文的彌撒經文出現,教友可直接與神父應答。那以後,我的假拉丁文也就無用武之地,逐漸忘懷了。只不過後來有機會演唱或聆聽彌撒的合唱曲,都有一份親切感:到底自己有口無心唸過好多年。

輔祭除了負責與神父應答經文外,還有聖體聖血祝聖時要記得打鈴、教友領聖體時要站在一旁以盤子接著,以免有碎屑掉落,之後要幫神父洗手等等瑣事。當年一個本堂神父在教友心目中就是天主的代言人,地位崇高無比,因此能被選中替神父做事感覺是相當光榮的。只不過天主教的彌撒裡跪著的時候特別多,尤其是輔祭跪在祭台兩邊,只能跪得直直的,不能坐在小腿上,更不能亂動,所以一場彌撒下來,膝蓋頭都紅紅的,疼痛不堪。

除了一般的主日外,一年當中還有許多的節日,像封齋期、復活節、耶穌升天節等,都是教會的大事,其中尤以聖誕節最討小孩喜愛,因為它不像其他節日,悲慘多於歡樂。除此之外,聖誕節還有許多的故事及好聽的歌曲,在在吸引著年幼的我。聖誕節照例是有子夜彌撒,於聖誕夜午夜十二點進行,後來則提早一些開始。我不記得從多大開始參加子夜彌撒的行列,只記得十二月底的冬夜是寒冷的,大家全付穿戴前往教堂,充滿著興奮。但常常熬不到彌撒結束,我就睏得睡著了,怎麼回的家都不記得。

雖然我是從小領洗的教友,但還要經過一道堅振(confirmation)的過程,才能正式領聖體,那差不多是開始唸小學前後的事。之前要聽一陣子神父講解天主教的教義及規矩,像會唸基本的天主經、聖母經及會背十誡等等;同時神父還教我們如何辦告解(confession)。天主教有七大聖事,領洗、堅振、告解、彌撒、聖體、婚配、終傅等都是,其中以告解最讓我起反感。

按規矩,教友定期要向神父辦告解,陳述自己從上回告解以來所犯的大小錯誤;神父則依情節大小輕重,罰教友做些補贖的工作(通常是唸些經文),然後就宣布天主赦免了你的罪。如果不這麼做的話,神父就可以不讓教友領聖體。神父所扮演的這種赦罪工作,在某些時代、對某些教友來說,可能是取得心靈平靜的一種方式。但對於多數小孩,尤其像我這種敏感、而又認真的人來說,每周來那麼一次自我貶抑,實在是莫大的痛苦。我要麼得編一些罪名:像不聽爸媽的話、欺負妹妹之類的事;再來得真正問問自己是否有虛榮、驕傲等毛病。等上了初中稍懂男女之事,不免做些白日夢時,又得吞吞吐吐地招認自己有「不潔」的思想。我後來讀到在歐美基督教國家,所謂「天主教男孩」(Catholic boy)的經驗,很大的一部份就是常有罪惡的感覺,有些甚至有病態的傾向。不少人以此做過文章,不幸的是遠在東方的我也受過這種影響。

記憶裡有兩件事是與告解有關,其中之一是因為看電影而起,另一樁則是旁人的事。當年電影雖然沒有分級制度,但天主教會在每星期的《教友生活》周報上卻有一專欄,告訴教友們什麼電影是不宜觀賞的。記得有一部叫《所羅門王》的電影,雖是聖經故事,卻列為兒童不宜;不過,我和哥哥還是去看了。無巧不巧,散場走出戲院時正好碰到神父經過,只見神父臉色一變,當場雖沒發作,但下個主日辦告解時,母親和我們都受到嚴厲的指責,罰唸了好多遍的經文。

另一樁事件發生在一位和神父頂嘴起衝突的教友身上,神父罰她整場彌撒中跪在中間走道,不准起來;同時在講道中,神父還繪聲繪影地描述罪人在煉獄及地獄受苦的種種慘相。我一則不敢看那位教友,怕她難過,再來也覺得神父過分,罰就罰嘛,何苦羞辱人。這兩件事給我相當大的反感,至今不忘。

對一般教友來說,天主教是相當制度化的信仰,裡頭一套套的規矩,不是聖經上記載的、就是歷代教會傳下的,你只有相信遵守,沒有什麼道理好講。而且基督教義是非常霸道的,要求你全心全意的相信,不允許一絲的懷疑;對做不到這一點的人來說,是頗為痛苦的。個人從小有點反權威傾向,對許多事物都抱著好奇及懷疑的態度,喜歡問:「為什麼是這樣」及「為什麼不可以是那樣」等問題。而信仰本身常是沒道理可講的,像「天主無所不在,處處都在」、「基督由聖子降生成人」、「聖母瑪莉亞童貞懷孕」及「基督死後復活並升天」等等,都得無條件相信才行,否則就難以為繼了。

天主教彌撒裡有段主要的經文就叫做〈信經〉(Credo),從頭到尾以「我信…」做開頭,以宣示個人的信仰。每次唸到這段經文,我就有股矛盾感:一方面我很願意相信經文裡所說的,但另一方面我又自覺內心深處充滿著懷疑,不願意如此口是心非。我後來聽到美國作曲家伯恩斯坦 (L. Bernstein) 的音樂劇《彌撒》(Mass)時,就有很大的共鳴。劇裡頭每當合唱團以拉丁文演唱傳統經文時,都會穿插一些教友內心真正的聲音作反諷;像唸〈信經〉時,就有一段〈非信經〉(non credo)的出現,問一些問題。

我這種對天主教信仰的懷疑,自上了初中以後就愈形強烈,但也伴隨相當的罪惡感,我所選擇的方式是逃避。因此自高中離家住校以後,我就不再主動上教堂望彌撒;不過每次放假回家,我還是勉強自己做個母親心目中的乖兒子,陪母親上教堂。

我的高中生物學得不錯,一心想上了大學後可以更進一步瞭解生命的奧祕。記得教堂裡有位修女曉得了我的「大志」,就用話來套我:「你知道了生命的奧祕之後又如何呢?」我當然知道她是引用聖經裡基督的話:「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但卻失去了自己,又有什麼好處?」來說我。當時我雖不知生命科學的研究是條漫漫長路,生命的奧祕也不是那麼容易解開,但我還曉得對學問的追求倒是無止境的,所以就很鐵齒的說我要不斷地追求新的知識。現在想想,年輕的我雖然天真,倒也滿執著的,可見得我對信仰抱持的態度。

(二)大學時代

至於我真正對信仰進行追求、還是上大學以後的事。記得是新生註冊那天,大夥在體育館排隊等候,只見幾位男女學生,對一位位新生問著同樣的問題:「你是不是天主教友?」。那時我雖已不主動上教堂,但從小的教養,還是讓我說不出「不是」這兩個字,因此我的名字便上了台大天主教同學會「光啟學社」的名單,脫離不了關係。後一年,換我自己是老生,也被指派做同樣的事,我就不好意思一個一個去問同樣的問題,只在操場的攤位等著「願者上鉤」;那除了個性使然外,顯然自己的「信德」不夠堅強。(當年自動上鉤的有位孫大川,後來當過行政院原民會的副主委。)

一開始我對台大的天主教同學會沒什麼好感,心想自己好不容易脫離了束縛,何苦再跳回去?但我不能理解的是:怎麼還有這許多看來「神智清明」的台大高材生,會沉迷此道?同學會指派來照顧我的學長叫林鋕銘,物理系二年級(後來轉了社會系),是個行動積極的人,除了找我談話以外,還給我寫信。只不過我一下子就是聽不進別人半強迫性的言辭,所以大一上整個學期我只參加了一次活動,不覺得屬於那個團體。

至於真正讓我投入的是大一的寒假,光啟辦了一次「避靜」的活動。避靜又名「退省」(retreat),是讓神職人員及虔誠的教友有幾天獨處靜默的時間,其間除了聽道、彌撒外,就是讀經、沉思、默想及祈禱,彼此不准交談。這種活動,我當教友多年,倒是只聞其名,未見其實,因此還有些好奇;加上母親對這種活動是百分之百的支持,所以就報名參加了。

那回在新竹關西舉辦的活動,讓我認識了大多數光啟的同學,以及耶穌會負責大專生的兩位神父:馮允文及王敬弘。耶穌會是以高學識、且入世參與出名的修會,電影《大法師》(The Exorcist)裡的神父就是耶穌會的;台大附近的耕莘文教院及輔大的神學院也都是他們的會所。該會的神父、修士與大專學生的相處經驗豐富,我也很快地為他們所吸引。

以大專學生為主的教會活動和一般地方教會確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不那麼刻板及教條。譬如說彌撒不一定要在教堂裡舉行,可在露天野外、也可在私人家裡;認罪只要真心懺悔,不一定非告解不可;彌撒經文不一定要用唸的,用唱的更好。一般來說,大學生對於自我的成長、生命意義的追求特別感興趣,對於信仰本質的探索更重於形式,這些都是當年光啟吸引我的地方。

光啟同學會活動的地點都在台大附近的耕莘文教院,也是當年我領洗的地方,我算是小鳥歸巢。耕莘一樓進門的右邊是個頗具特色的教堂,典雅精緻,在那裡望彌撒,感覺上與天主特別接近。左邊是個大廳,光啟辦大型活動都借那兒。耕莘的二、三樓是神父的研究室以及圖書館,而我們最常去的地方是頂樓,那裡有個露天的中庭,及一個室內的活動場地。以當年的大環境來說,耕莘文教院不啻是個小天堂;有一陣子,我天天下了課都去報到,望五點左右的每日彌撒,再同大夥一起在附近小吃店吃晚飯。

除了同學會外,光啟還有個核心組織叫做「基督生活團」(Christian Life Community),是全球性的天主教團體;男女各分一團,一名「至潔」,一叫「善牧」,每團有二十來人左右,善牧的多一些。兩團各有一位輔導神父,我們的先是王敬弘神父,後來則由法籍的趙儀文神父擔任。這個團體的要求比較多,除了每周固定一個晚上聚會外,光啟的各項活動也由兩團的團員負責,大家都有義務參加及幫忙。生活團本身著重所謂「靈修」,也就是個人在信仰上的成長;每次聚會都以讀聖經、分享心得、及唱聖歌為主。我從大一下起到大三下結束,共待了兩年半左右,對個人的成長確有不小的影響。

大學階段的年輕人普遍都對自己及未來有不確定感:一方面雄心萬丈、想要有所作為,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會、什麼也沒有。而一個能相互鼓勵、彼此談心的團體,自然為大家所珍惜,而基督生活團正是這樣一個組織。我剛加入時,正流行所謂的「人格訓練活動」(T-group),我們也做了一次:一團十來個人關在一個房間內,每人逐一向大家「交心」、並接受批評,好像書上描寫共產黨的鬥爭大會一般。其實大夥都是二十上下的年輕人,沒什麼不可告人的過去及秘密,無非是虛榮及好奇心作祟罷了,以為毫無保留的自我剖析及表達對別人的感覺,對大家都好。

記得那一次我們不眠不休地耗了十來個小時,整晚沒睡,雖然沒有什麼痛哭流涕的情形發生,但是否有人受了傷害也很難說。我只記得結束後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滿腦子都在想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童年往事造成了現在的我;雖然前一晚沒睡,但腦子還興奮得無法入眠。那次的經驗說不上好與不好,但自此全團沒人提出再做一次的話,可見那種速成的交心方式是行不通的。人與人之間不可能全無隔閡、毫無秘密,交朋友也需要時間,細水長流;這些都不是年輕的時候可以真正明瞭的。

大學幾年裡我還參與了不少天主教同學會的活動,校內及校外的都有。像每年光啟舉辦的「春令營」、「夏令營」等,以台大學生為對象;「中學生夏令營」則以一些地方教堂及教會中學的中小學生為主;「大專同學會夏令營」則有來自各院校的天主教同學。這些活動都會選個遠離城市、風景優美之處待個三、四天,其間排滿各式各樣團康及帶點宗教意味的節目,非讓參加者在結束時帶著滿心的感動與依依不捨的情懷離開,才算圓滿達成任務。現在回頭去看那些活動,難免覺得像小孩辦家家酒;但年輕的時候就是喜歡那種有伴同行的感覺,也讓自己有成就某些事情的滿足感。只不過人總是會成長、不會永遠不變;等有了幾次經驗,曉得什麼是過程、什麼是目的之後,也就不再熱衷了。

(三)我的追求與領悟

我一直曉得「人」的因素,在我對信仰的追求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打一開始我就訥悶:為什麼自己不能完全接受的信仰,居然有那麼些台大同學一副深信不疑的樣子,更別提還有那麼些學識淵博的神職人員,願意為這個信仰奉獻一輩子;顯然我是白做了十幾年的教友,一定遺漏了什麼重要的東西。像已逝的王敬弘神父就是當年讓我崇拜的一個對象,他本身是台大土木系畢業後才去當修士唸神學,也因此更吸引我們。

大一那年暑假,王神父找了我及幾位同學翻譯一套《新約導讀叢書》;我分到的一冊是《保祿書信導論附得撒洛尼前後書》(我的聖名就是保祿,是另一個巧合)。我花了差不多兩個假期的時間,前後一年左右才完成。那套叢書於民國六十四年由光啟出版社印行,是我譯作的第一本書,彌足珍貴。

大學後期,王神父開始熱衷所謂「聖神祈禱及治病」的信仰方式,參與的人在催眠暗示的情況下,能發出所謂的「異語」吟唱;同時王神父也給人傅手祈禱,認為能治百病。自那以後,我就不再能接受他的想法。我想,一個人會追求任何東西,總是要發現吸引人之處才有動力繼續。我當初不知道的是:信仰若是建立在對人的崇拜上,是很容易幻滅的。不幸的是,世間多少人的信仰都脫不了人的因素;也多的是有個人魅力及野心的宗教家,靠著教友的盲目信任而自我膨脹,以至於造成悲劇。

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我同幾位至潔的團員還到輔大神學院住了半個月左右,白天由一些神父修女給我們上些神學的課程,晚上則讀些書做些功課。課程的名稱都很吸引人,像「原罪論」、「教會論」、「末世論」之類的。只不過信仰的本質就算能以學術研究闡述清楚,一個人要是不信也是枉然;反之,信得死心蹋地的人不見得要懂太多的道理。所以神學院的經驗除了再滿足些自己的虛榮外,對信仰本身幫助並不大。

我那時很在意的一個問題是:「人生的意義究竟為何?」我從來不能接受過於出世的想法,把人生的希望定在「升天堂」或「來世」上;但我也不願意認為人生是虛無、毫無意義的。我總覺得人生應該有個「終極的真理」(Ultimate Truth)存在,等著我去探索、發掘。那個年代,報上偶而會有某地某少年讀武俠小說走火入魔,離家出走上山訪師求道的報導;我雖然做不出那樣的事,但那份心意庶幾近之。

還有一陣子,也許是受到禪宗故事的影響,我追求一個「頓悟」:希望能在當下「明心見性」、「立地成佛」。不過後來我也想通:就算我一下能參透了人世的奧祕,並不代表這輩子就一路順當、毫無困惑阻礙了;我還是得一步一步走完我的一生,經歷所有該經過的事。想通這一層,算是個人的轉捩點,我對於自己在人世間該做的事、該盡的責任有了正面的想法,不去逃避,也不去依賴不可知的力量。

那一段追求的過程中,我還有另一層的領悟:人一生下來就是獨立的個體,雖然小時候有父母的呵護,成長過程中在朋友裡尋找自己的影子,最後找到自己的另一半;但無論有再多的親朋好友,多數關鍵時刻,人還是得面對自我、忍受孤寂。不能甚或懼怕與自己相處的人,註定是不會愉快的。

幾年的大學生活,花在教會活動的時間實在不少,對於本行的功課並沒有盡到該盡的本份。因此升上大四後,我便決定不再參加光啟及至潔的例行活動與聚會,多用一些時間在書本上。原本我有些擔心:一向積極參與各項活動的我,是否能適應這樣的改變?我發現逐漸脫離教會的活動,並沒有失落什麼;我反而不需要經常為一些信與不信的形而上問題困擾。同時本行課業的進步,讓我不再心虛,也對未來要走的方向更清楚。

自大四那年離開了宗教團體後,三十多年來,就沒有再回去過。對於制度化的信仰,我有「我來了,我看了,我又走了」的感覺;自知永遠沒辦法做個「有福的人」,因為我不是「那沒看見而相信的」。我的三個小孩都沒讓他們一生下來就受洗,因為我覺得對信仰的追求及接受與否是個人的事,就算為人父母也沒有非讓小孩接受的道理。我雖然不主動帶領他們進入基督宗教,但他們懂事後我也鼓勵他們多方接觸,當作人生經驗的追求。我反對的是利用小孩純真無邪的時候,灌輸一些大人們也未必全然相信的道理,那才是一種罪惡。

基督宗教源自猶太人的一神教,而猶太人這個「中選 」(chosen)的民族卻不相信耶穌就是他們的「救世主 」(Messiah)。我總覺得奇怪:中國人幾千年來不曉得天主的存在,也過得自在,讓人稱為「禮儀之邦」;反倒是現代信基督的人一多,老祖宗的一套反而忘了,動不動說人有罪的卻多了起來。我一向服膺孔夫子的說法:「未知生,焉知死」,一個人應該多想想現世的問題,儘量過好這一生,少為未知的死後操心,但這一點似乎是最難的。

我以為所有的宗教都源自人類對死亡的恐懼,總希望有個來世的寄托;但我不認為有人可以證明來世的存在,當然我也不能證明那不存在。不管宗教是勸人為善也好,給人心靈寄托也罷,個人就是沒辦法接受所有宗教裡神話的一面。許多人抱著「寧可信其有」的態度,為我所不願。近代有位大儒(忘其名)說得好:「中國讀書人堅持了一輩子的信念,老來或臨死不能克服對死亡的恐懼,而去攀附某種宗教信仰,藉以求未可知之來生,可謂白活!」壯哉斯言。

不同宗教的產生各有其歷史背景,都是人類重要的文化資產,刻意忽視或迴避也是一種遺憾。以個人來說,當年讀聖經的記憶,對於後來讀西洋著作及瞭解西方文化都有所幫助;聖經中的一些教訓,我也還經常使用。對於當年一同追尋探索的眾多夥伴、一起共度的美好時光,只有滿心的感謝與懷念。但由過去的經驗,我對於報章雜誌經常出現的迷信及神話報導相當反感;對於某些相識,為了信仰做出過多的個人犧牲與奉獻,也不免出言相勸。我想只要人存在一天,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就永無終止之日。如何在自我與宗教信仰之間取得一個平衡點,大概是人一輩子的考驗罷!

原載 2000/9/1-8《中國時報浮世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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