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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宗教與精神病學 日期: 2010-08-29
作者: 歐文亞隆博士 來源: 歐文亞隆網站

歐文亞隆博士(Irvin D. Yalom, M.D.)是國際公認心理治療大師,美國史丹福大學精神病學榮譽教授,著有多本被高度評價的教科書,包括《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團體心理治療:理論與實踐》,亦是多本心理治療故事及小說的作者,包括《愛情劊子手》、《當尼采哭泣》、《診療椅上的謊言》、《生命的意義》、《叔本華的眼淚》及《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

本網承蒙歐文亞隆博士批准翻譯並轉載,謹此致謝。

(翻譯:抽刀斷水,並鳴謝版友drsherlock提供翻譯上寶貴意見)

目錄

前言

歐文亞隆獲美國精神衛生協會頒授2000年奧斯卡菲斯特獎,表揚其在宗教與精神病學方面作出的重要貢獻。以下是他在2000年5月於美國新奧爾良舉行的美國精神衛生協會年度會議上發表的得獎演說,此演說曾在美國心理治療期刊2002年第三期發表。

當哈丁博士通知我精神病學與宗教委員會頒授這個大獎給我的時候,我感覺心如潮湧,主要是喜悅,並為成為獲此殊榮者中的其中一員而感到驕傲,之前獲獎的那些思想者我都非常崇敬。當我得知首屆奧斯卡菲斯特獎獲得者是我的導師之一傑羅姆弗蘭克(Jerome Frank),我特別感到高興。我很高興地告訴大家,現年93歲的他,深思細密、好奇心和連貫性一如既往。

另外還有其他感受——更複雜、古怪、黯淡,難以表達。「宗教?我?一定是搞錯了。」因此,我對哈丁博士的第一個回覆是:「你肯定?你知道我將自己視為一名忠實的無神論者嗎?」他立刻回應:「我們認為你一直獻身於解決宗教問題。」這個親切的回應令我疑慮盡釋,並令我回想起我和我過去的治療師、後來成為我的好朋友羅洛梅(Rollo May)之間的多次對話,他堅持認為我的教科書《存在主義心理治療》是一本宗教書籍。我還想到露‧莎樂美(Lou Salome,《當尼采哭泣》一書中的角色)認為尼采是一位具有反宗教態度的宗教思想家。

我還將簡述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和宗教慰藉之間的一些對比,我認為兩者有著一種複雜而緊張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們是擁有共同祖先的親戚,有同樣的關注:它們都有著照顧人類處境內在絕望的共同使命,有時它們還使用同樣方法,例如一對一的關係、懺悔、內省、原諒他人和原諒自己的模式。事實上,隨著年齡增長,我就把心理治療看作是一種呼召,而非一項專業。儘管如此,心理治療與宗教慰藉在核心信念和基本實行方式,經常都是剛好相反的。

的確,在歷史長河中,至少在17世紀中葉之前,最關注存在問題的那些思想家都是源於宗教的智慧傳統,這並非說他們的洞見都是發源於基本的宗教信仰,而是宗教機構是宣揚和支持這些智力活動的唯一場所。我們可以從正負兩方面來解釋這個現象:正面是宗教機構鼓勵並資助哲學探究,事實上在多個世紀裡它們都是唯一的資助者,而負面則是宗教機構經常對哪些事情可以思考、以及哪些問題可以檢驗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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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背景

尼采在《善惡的彼岸》中曾說:

「到目前為止,我漸漸開始清楚每個偉大哲學思想是甚麼:那是作者的自我懺悔,以及一種非自願、無意識的回憶錄;我也清楚地看到每種哲學中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意圖,為整株已成長的植物構成了真正具生命力的胚芽。」

儘管這種向度論有著否認任何永恆真理存在可能的風險(而尼采是很樂意承擔這個風險的),我還是認真看待他這番說話,我將簡述自己的宗教觀點和知識位置的來源。我早期的宗教培訓是一場教學災難,我家庭的正統猶太教堂披著頑固僵化的權威主義外衣,令我十分反感,久而久之,對我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因為在我生命的早年就已失去任何信仰的可能性。叔本華提醒我們,宗教信仰如果要茁壯成長,一定要在童年時期種植並扎根。用他的話說:「信仰的容納能力在童年時是最大的,因此各種宗教都把佔據幼年時期成為它們的首要任務。」因此,我從來沒有早期就根植的信仰負擔,並採取了「信仰是一種負擔」的立場,跟許多其他早期非理性的信仰與恐懼一樣。

叔本華還說過:「宗教是以寓言和神話表達的真理,以便讓多數人明白和理解。」但當短視的宗教導師個人錯誤理解歷史真理的寓言和比喻,或是由於種種原因,故意選擇以某種方式去取代聖經權威,他們很可能會失去一些學生,而我很早就是其中之一。

漸漸地,我對存在的理解把我逐漸帶引到一個科學和唯物的世界觀中,我腦海充滿著叔本華、伏爾泰、尼采、佛洛伊德的觀點。事實上,在我最近準備這些講話時,我重讀了佛洛伊德有關宗教的著作(《幻象之未來》),起初我驚訝於我與他的觀點十分相似,直到我意識到這些作品無疑為塑造我本身信念起著重要作用。我開始認為宗教與科學的世界觀並不相容,我對叔本華的比喻「宗教就像螢火蟲,只能在黑暗中才被看見」表示同情。順帶一提,叔本華預測,一旦科學的洞見之光驅散了無知的黑暗,宗教就會枯萎。儘管宗教信仰近來在美國有所復蘇,很好奇這個預測距離事實會有多遠。

我同樣很同意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DNA領域諾貝爾獎得獎者)在新書《令人驚奇的假設》中詮釋得很好的觀點,書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這個令人驚奇的假設是:你、你的快樂、你的悲傷、你的記憶、你的雄心以及你的個人自由意志意識,事實上都只不過是一大堆神經細胞和相關分子的作用。」

我認同……異乎尋常的聲稱需要異乎尋常的證據

在這個最終源於電化學能量推動的神經元作用的人類經驗名單之上,我還可加上其他經驗現象,例如靈性、神聖火光、佛性、靈魂、聖境的概念,以及對頓悟、涅磐、啟示、救贖的渴望。對我而言,這種唯物主義的觀點,或稱作自然主義的觀點,是令人遺憾、感到羞辱和反感的,但同時也是明顯和無法逃避。我可以告訴你們,我非常渴望擁有神聖火花、渴求成為神聖的一部分、可以永遠存在、與失去的再重聚……我非常渴望可以如此,但我知道這些希望不能改變或構建現實。我認同這些異乎尋常的聲稱需要異乎尋常的證據,而異乎尋常的證據是指那種超越純粹經驗的證據,我們治療師都知道那些證據都是脆弱、可能出錯、經常變化、易受影響的。

在當代討論這個主題的作家中,看來能最清晰表達我的立場,即能表達出科學立場,同時又保持在生命固有的敬畏感和神秘感(很像桑塔亞納和斯賓諾莎的無神論或泛神論,對宇宙保持真實的虔誠,並尊敬其他人的信念系統)的人,有例如著有《鬼魂出沒的世界》的卡爾薩根(Carl Sagan),和著名物理學家(也是天主教徒)、著有《懷疑論者與真正相信的人》的切特雷蒙(Chet Raymo)。

今時今日,要在美國承認自己沒有信仰並不容易,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美國人相信死後生命的存在,這個比率比我們已知的任何其他國家都高得多。法國、瑞典、丹麥、奧地利、英國、荷蘭、日本、捷克等國家都有四成至七成的人認為死後沒有生命的。只有3%的美國人會說他們並不相信有上帝,相對在歐洲國家,這個比例會高出六、七倍。當我看見這些關於宗教信仰的全國調查結果之後,雖然很難令我不感到被邊緣化,但我仍覺得我和那些和我接觸的絕大多數學者和治療師的觀點分別不大。

我的中學教育是一個以科學為基礎的醫科預備課程,只有幾科選修科,而我每次都會選修文學。我當時是一個對小說渴求的讀者,到現在仍是,我的青春期都被那些探索死亡、意義、自由、關係等基本問題的小說家震懾著,尤其是偉大的俄國和法國存在主義作家。

在我接受精神病學培訓期間,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精神病學駐院實習課程中,我接觸到的老師如約翰懷特霍恩(John Whitehorn)和傑羅姆弗蘭克(Jerome Frank),他們教授的折衷主義很適合我。我參加了一個長期個人正統精神分析,但分析師的僵化和冷漠姿態使我感到不滿。同樣令我不快的是,在當時那個狹隘和簡陋的精神分析信念系統下,精神分析的信條有時使我感到不舒服,情況類似一個宗教基要主義者的場地一樣。

在我接受培訓的第二年,羅洛梅的《存在》出版了,它對我產生了巨大影響,為我開啟審視和改善絕望的全新觀點。當時我的妻子正在寫關於卡夫卡和卡繆的比較文學博士論文,日常與她的討論,增加了我對存在主義作家的興趣。當我第三年駐院培訓時,我就選修了第一個哲學課程。從此,我便花大量時間自修或上課學習哲學,專注於那些探索人類處境的哲學家——不知道該怎樣稱呼他們——沒有哪個哲學家會欣然接受「存在主義者」這個稱呼,最好用更傳統一點的詞彙,生命哲學家(lebens-philosoph)。被前蘇格拉底學派、斯多葛學派、盧克萊修、叔本華、薩特、卡繆、海德格爾、尼采、C.拉蒙特以及桑塔亞納都曾經吸引著我。

然而對我來說,哲學一直都是給予肯定多於啟示。我的主要導師永遠都是我的病人,在這幾十年間,我利用臨床工作協助探索相關的哲學課題。我很早就意識到,一位治療師不可能輕易地解決未經分析的存在主義課題,因為這些課題都與恐懼緊扣著,以至剛出現就很快被日常生活轉移了視線而迅速被遺忘。因此,我開始尋找一些基於種種原因而不得不面對生死基本問題的病人,並專注於這些病人的臨床工作。成為史坦福大學教員的最大好處之一,就是我有足夠資源和自由去小心選擇我的病人,而無須擔心經濟回報。這當然是在風平浪靜的前醫療集團時期,那時大學醫院還未開始一個接一個地申請破產。

多年來,我選擇治療那些每天被逼要面對生命限期的人,他們的癌細胞經已轉移。在剛開始時,我是以一對一的方式進行治療,漸漸地我鼓起勇氣為他們做團體治療。後來,我又專注於處理喪失配偶或父母的傷痛,尤其關注這些傷痛降臨在我們的方式,不單包含喪失,亦包含我們自身的必然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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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主義心理治療

最後,在存在主義治療方面,我覺得我積累了一些經驗可以與大家分享,於是花了幾年時間寫出有關教材,該書以引人注目的名字《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命名,這個名稱比較空泛,在繼續講述之前,請容許我對此作出一個粗淺定義:

存在主義心理治療是一種專注於涉及與存在相關的動力治療方法。
(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 is a dynamic therapeutic approach which focuses on concerns pertaining to existence.)

我說過這個定義是很粗淺的,請容我再解釋一下「動力方法」的意思。「動力」(dynamic)一詞既有通俗的定義,亦有專門的定義。通俗定義(源自希臘語字根dunasthi,表示有力量)暗示強而有力、具生命力,這顯然與這裡無關。但是,如果這就是「動力」的意思,那麼有哪位治療師會聲稱自己不是一位有動力的治療師,而是一位呆滯或無生氣的治療師呢?

而我則使用「動力」一詞的專門含義,它保留力量的概念,但那是源於佛洛伊德的心理功能模式,認為個人內在的衝突力量引發其思想、情感和行為。此外更關鍵的是,這些衝突力量存在於不同的意識層面,而當中有些其實是完全無意識的

因此,存在主義心理治療作為一種動力治療,跟其他各種精神分析治療一樣,都認為無意識的力量存在並影響著意識功能。但當問及下一個問題的時候,它就跟其他各種精神分析的意識形態分道揚鑣了:這些內在衝突力量的本質是甚麼?

存在主義心理治療方法認為,長期困擾著我們的內在衝突問題,不僅來自被壓抑的本能對抗、或已內在化的重要成人、或已被遺忘的記憶片段與我們之間的鬥爭,還有來自我們面對存在的「既定事實」

甚麼是這些存在的「既定事實」呢?假如我們容許自己將日常對生命的關注作出篩選或分類,並對我們於世上的狀況作出深入反思,我們就無可避免地到達存在的深層結構(引用神學家保羅特里茨不錯的名稱「終極關懷」)。在我看來,四大終極關懷與心理治療的關係相當密切:死亡、孤獨、無意義和自由。這四個主題構成我課本的骨幹,今日我將就這四個主題進行詳細闡述。

存在主義治療在實踐時會是如何?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同時兼顧心理治療交談的兩大方面:「內容」與「過程」。「內容」是指說了甚麼,包括說話的準確用詞、所針對的實質問題。「過程」指的是一個截然不同而又極為重要的範圍:病人與治療師之間的人際關係。當我們問及一個互動的「過程」,我們是指:用詞(以及非語言的行為)向我們揭示了在互動各方之間關係的哪些本質

如果你們觀察我的心理治療,往往看不見關於死亡、自由、無意義和存在孤獨的長篇明顯討論,這些關於存在的內容只在某些病人(而非所有病人)在某些治療階段(而非所有階段)比較明顯。事實上,有效的治療師不應試圖設定任何討論內容領域;治療應是由關係推動,而非由理論推動

但在同樣以存在定位的治療中,你觀察到的一些典型過程,你將發現完全是另一回事。增強對存在主題的感受,對治療師和病人之間關係的本質、以及每次治療都有重大影響

或者我以一些對於治療關係基本性質的解說,來作出更好的闡釋。我們與治療對象之間關係的最佳用詞是什麼呢?病人/治療師、委託人/諮詢師、精神分析對象/精神分析師、委託人/幫助者、抑或是最近出現但也是到目前為止最令人厭惡的——使用者/提供者?要選擇其中之一令我感到棘手,因為這些用語都不能準確傳達我對治療關係的理解,但有時為了方便,我會使用病人/治療師這一詞組。暗地裡我認為還須把雙方看作旅伴,一個能消除「他們」(受苦者)和「我們」(治療者)之間差別的用語。

法國小說家安德烈馬爾羅(Andre Malraux)描寫了一位鄉村牧師,他已傾聽了幾十年的懺悔,他對自己所體驗到人的本性總結如下:「首先,人們都比自己以為的更不快樂……成熟的人並不存在。」無論是治療師和病人,每個人都注定不僅要體驗生命的愉快,亦無可避免要體驗它的陰暗面:幻滅、衰老、疾病、孤獨、喪失、無意義、痛苦的抉擇、以及死亡。

沒有比叔本華的表述更嚴苛和絕望:

「在青少年時期,當我們思索著未來的生命,就好像在劇幕拉開之前,坐在劇院內的小孩興高采烈、熱切渴求的等待著劇目開演,幸好我們並不知道之後將會發生甚麼事。假如我們能預見未來,小孩往往就像被判了刑的囚犯,不是死刑,而是終生監禁,但卻完全未能意識到這個刑罰的含意。」

儘管叔本華的觀點深受其個人不快的經歷影響,但對於每個懂得自我覺察、自由思想的人來說,都難以否認這種與生俱來的絕望。我與妻子有時會安排一些想像中的晚宴派對自娛,分別邀請一些有相似傾向的人參加,例如我們所認識的一些獨佔論者、強烈自戀狂、或聰明的被動好鬥分子,又或者反過來舉辦一個「快樂」派對,只邀請我們遇過真正快樂的人。儘管我們可輕易齊集其他種種怪異的人,但我們卻從來無法為「快樂」派對找齊足夠人數。每次當我們找到一些在人格邏輯上是快樂的人,並準備邀請他們,而我們繼續尋找其他人時,我們就會發現某些快樂賓客最終遭受一些主要的人生逆境所困,通常是個人或子女或配偶罹患重病。

這種可悲卻現實的人生觀,曾經長期影響著我與求助者的關係。在培訓期間,我經常接觸到「經徹底分析過的治療師」的概念--還記得這個童話故事嗎?可是隨著我人生閱歷漸長,我與許多治療師同行建立了密切關係、與這個領域的前輩見過面、曾被要求為多位前治療師和導師提供協助、到現在我自己已成為了別人的導師、長輩,我逐漸意識到這個概念的神秘本質:我們都是一樣,這裡並沒有治療師,亦無人可以倖免於存在的固有悲劇。

當我談到死亡、無意義、自由、孤獨這些終極關懷時,很明顯我正邁向每個宗教傳統基礎的領域。毫無疑問,宗教信仰和實踐在各個時代都普遍存在,有哪個已知文化會觀察不到某些宗教的模式呢?一些人會認為宗教信仰無所不在,確認或證實了一個無所不在的神。

當很多人相信時,我則持相反觀點。換言之,縱觀歷史,每個文化之中的每個人都必須面對這些終極關懷,他們都尋求一些方法去逃避人類處境之中的內在焦慮。每個人都會經歷這些伴隨著死亡、無意義、自由(即存在結構的基本缺乏,das nichts[德文,意思是「虛無」──自由的深淵])以及基本孤獨的思想而來的焦慮,然後宗教出現,成為人類希望緩解存在焦慮的初步嘗試。因此宗教信仰普遍存在,正是由於存在焦慮普遍存在。很明顯是我們為了安慰自己而創造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創造了我們,正如剛有文字記載時,就有哲學家指出,我們以自己的形像創造了他們,好像前蘇格拉底時代的自由思想家色諾芬尼(Xenophanes)在2500年前寫的:「如果獅子會思考,牠們的上帝便會有鬃毛和獅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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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意義

現在讓我來談談一些心理治療以及宗教對減輕存在焦慮所作出的努力。首先考慮無意義這個終極關懷。

我們人類看來是尋求意義的生物,卻不幸地被丟進一個缺乏本質意義的世界。我們的主要生命任務之一,就是編造一個人生目標,藉以堅固地支撐生命,然後我們又必須運用技倆,否認自己就是這個目標的原作者,以推斷出是我們「發現」了它,它一直在「那邊」等待著我們。

我們持續不斷尋找生命體系中的實質目標,常使我們陷入危機。由於關注人生目標而要尋求治療的人,比治療師所意識到的更多,例如榮格就估計他有三分之一的病人是為了這個緣故。這些控訴以許多不同形式出現,例如:「我的人生缺乏條理」、「我對任何事都沒有感覺」、「 我為何活著?結局是甚麼?人生必定有更深層的意義」、「我感到很空虛;每晚都看著電視,令我感到十分無意義和無價值」、「即使我現已50歲,我仍不知道我長大後想做甚麼。」

最近我看了一本很美妙的書《請聽,我心》,是美國三藩市精神分析師兼出色抒情詩人艾倫惠理斯(Alan Wheelis)寫的回憶錄,當中一段與我們話題相關的描述使我印象深刻。作者當時正在帶著他的狗蒙特在散步:

當我彎腰拾起一根樹枝,他會立刻走到我面前,現在這件偉大事情就已發生。他有一個使命,他從不對這個使命作出評估,他會全力獻身完成這個使命。無論任何距離、跨越穿過任何障礙,他都會奔跑或游水去拿取那根樹枝。

他拿到後就會把它帶回來,因為他的使命不單是拿到它,並要把它帶回來。現在他步近我時越走越慢,他想把樹枝交給我以完成任務,但他又不喜歡完成這個使命,因之後又要回復等待的狀態。

他和我一樣,都需要為某些自己無法理解的事情效勞。在我準備好之前,他必須等待。他很幸運有我為他扔他的樹枝,而我也在等著上帝為我扔我的樹枝。等了很久之後,誰知道何時(如有的話)他才把注意力再次轉向我,給予我完成使命的心情,正如我給予蒙特的那樣?

為何這段文章會使我印象深刻?想像生命中有一個預定具體的任務,這是多麼令人嚮往。在我們之中,有誰沒有過這個願望:但願有人會為我扔【我的】樹枝。當知道在某處有一個真實、存在、主宰、預設的人生目標,那是多麼令人安慰,而非只是無形、縹緲、被編造出來的生命目標,在我看來無可避免地都是由我們太陽系的終極遠像中等待毀滅時所產生出來的。

生命意義的難題,一直困擾著所有具自我反思能力的人。當然,能為我們與上帝終極個人目標溝通的宗教啟示,不論有多困難和冗長,都會高興地受到歡迎。對於生命意義的難題,比起由本性傳給我們更理性但令人沮喪的訊息,宗教的解答來得更舒服,那訊息只會提醒我們在宇宙中、在生物鏈中的卑微地位。我曾看過一幅難忘而尖刻的漫畫,在每幅小格中畫有一些物種,例如蚯蚓、魚、鳥、蛇、牛,每格都有一個生物,重覆著同樣的呢喃:「進食、生存、繁殖。進食、生存、繁殖。」最後一格畫了一個人,擺著羅丹「思想者」的姿勢,自言自語地重覆呢喃:「這些都是為了甚麼?這些都是為了甚麼?」其他物種看來都心裡明白,只有我們人類無法解決,反而需要並繼而認定一些更高層次目標或使命是存在的。

對於堅實而令人滿意的人生目標方案,幾乎所有臨床及理論研究都指向一些目標,例如享樂主義、利他主義、奉獻、傳承、創造、自我實現。對我來說很明顯,假如人生目標方案是自我超越的(即直指身外的事情或人物)、愛的動機、創造過程、對他人或一個神聖實體的愛,它們就承擔著更深厚和更強大的意義。

現今年輕高科技新貴的過早成功,常會產生人生危機,這對非超越自我的生命意義體系的局限性是具有啟發性的。他們在創業時目標清晰,決心賺取大量金錢、過優質生活、獲取同事的尊敬、提早退休。許多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已達到這些目標,人數史無前例--當然在近期黃金時代結束、市場崩潰之前。但問題隨即出現:「現在該如何了?隨後的人生、往後的四十年呢?」

大部分我遇到的年輕高科技新貴,繼續在做著大同小異的事情:成立新公司,設法重覆著以往的成功。他們告訴自己的原因,是為了證明他們的成功並非偶然,沒有某個合夥人或導師都可獨自成功。他們提高標準,他們和家人不再因銀行有一二百萬元而有安全感,他們需要五百萬、一千萬、甚至二千五百萬元達至安全感。當他們已擁有花不完的金錢,但卻沒停止賺取更多的金錢,他們意識到那樣已是無意義和非理性。他們也意識到,他們正取走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和貼近內心的事物,但卻無法放棄這個遊戲;他們告訴我:「錢就在那裡,我只須把它拾起。」他們必須繼續做生意。有一位地產企業家告訴我,他一旦停下來就會感到自己消失。許多人害怕無聊,即使是最輕微的無聊感覺,都會將他們立即送回那個遊戲之中。

與處理其他存在主義終極關懷(死亡、孤獨、自由)的方式不同,在我的臨床執業中發現,人生目標最好迂迴地處理,最好不要直接追尋目標,而是容許投入一個正在擴大、令人滿足、自我超越的嘗試,繼而產生有意義和真實的密切關係。我們治療師所能給予最大的幫助,是識別並協助清除這種關係的障礙,正如佛陀的教導說,直接追尋人生目標並無開導作用,最好就是將自己浸入生命的長河之中,讓這個問題漂流離去。順帶一提,我將順便指出,作為治療師專業的其中一個重大特權,就是為我們預防無目標的危機,我極少聽到有經驗的治療師提出這個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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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

現在我將由無意義轉向另一個終極關懷:存在孤獨,首先我們需要就治療專業上對孤獨一詞的幾種用法作出區別。

一種是內心孤獨(Intra-psychic isolation),指的是與自己隔離。這是一種古老的觀念,想想賓斯旺格(Binswanger)在討論愛倫威斯特(Ellen West)如何不再了解她自己的想法時,對她作出的描述:「這是最為孤獨的狀態,幾乎與個人的自主有機體完全隔絕。」佛洛伊德把孤獨的防衛機制形容為將一些不快記憶的影響除去,以及中斷與這些記憶的關聯,使它們從日常思想過程中隔離的一個過程,許多治療師如福律茲培爾斯(Fritz Perls),經常把心理治療的目的形容為幫助病人把他們自身分裂的各部分重新整合。事實上,培爾斯把他的方法稱為完形療法( Gestalt therapy),以強調這療法是以「完整」(wholeness)為目標(請留意完整 whole、療癒 heal、健康 healthy、健壯 hale 的詞根)。

另一種是人際孤獨(Interpersonal Isolation),通常被體驗成孤單,是在治療中十分普遍的問題。孤單問題的來源有很多方面,包括社會的、地理的、文化因素的、親密社區的崩潰、缺乏社交技能、個人對親密感的敵意,如精神分裂、自戀、剝削別人、動輒指責別人。我們治療師都習慣處理孤單,而且我相信在一個團體治療的環境中,我們治療深層孤單會特別有效。

最後,除了內心和人際孤獨之外,還有存在孤獨(Existential Isolation),這是更深層的傷害;它是一種更基本、集中於存在的孤獨,指的是一個自身與外界之間無法逾越的鴻溝,一個不單是自身與外界、更是自我與世界的隔離。據我經驗,這個現象在面對死亡的病人中感覺最為強烈,因為那時病人才真正意識到他是獨自誕生在這個世界,也一定會獨自離開這個世界。我們或許希望在死亡時有其他人在旁,我們或會為著某個人或某個原因而死,但卻絲毫不減死亡的孤獨。儘管我們或會希望其他人陪同著我們死去(正如很多文明古國中的君主所做的一樣),但死亡依然是人類最孤單的經驗。話劇《每個人》在七個世紀後仍在上演,記得當主角「每個人」被死亡天使探訪時,他乞求暫緩或延期。當這個請求遭到拒絕後,他再乞求容許在他的死亡旅程上有人陪伴,死亡天使答應他:「當然可以,假如你能找到這個人。」在話劇的剩除部分,「每個人」一直在找這位旅伴,而所有朋友和親戚都以最站不住腳的藉口拒絕了他,一位遠親更以腳趾抽筋為藉口。最後,他求助於象徵人物「美麗」、「智慧」及「財富」,但連他們都拒絕陪同他上路,只有一個例外,就是這齣基督教道德劇中的「道德」,話劇的結局就是「善工」陪同「每個人」踏上他的最後旅程。

宗教慰藉與心理治療都各自發展出自己的方法,緩解各種孤獨形式所引發的煩躁不安。牛津英語詞典告訴我們,宗教(religion)一詞的其中一個字根是religare,意指束縛或捆綁。《羅馬書》中利用religare這詞暗示各種不同的束縛,包括自己與家庭、與祖先、與國家的束縛。這個束縛或捆綁在一起,或者讓我們描述為【聯繫】(connectivity),生動地闡明了心理治療與宗教兩者相似的使命。事實上,聯繫是目前所有當代精神探索模式中一個很好的共同點。

在任何有關宗教和心理治療的討論中,「聯繫」一詞都有重要價值。治療師的最高目標,就是與病人盡量深入和真實地聯繫。在關於治療師與病人之間關係的專業著作中,充滿著有關相遇、真誠、準確的同理心、積極無條件關注的討論,「吾汝相遇」。而團體治療師最優先就是要建立團體的凝聚力,一旦該團體有凝聚力,當中每位成員就能更仔細檢驗和加強與其他各成員的關係。當我處理癌症病人團體內死去的成員時,他們經常提到與其他人一起感到很大安慰,這是藉著面對相同情況提供深入聯繫的緣故。其中一位病人對「聯繫」提出一個可愛的描述:「我知道我們是在黑暗中航行的每一條船,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條孤單的船,但當見到附近其他船上搖曳的燈光,仍會使人感到莫大安慰。」

在面對喪偶者的治療期間,我對於源自聯繫破裂的絕望印象深刻,這種絕望甚至超越了喪失的體驗。喪偶的人會談到過著無人留意的生活時所受的痛苦,無人知道他們何時回家、何時睡覺、或何時甦醒。誰不曾見過人們繼續維持一段令人十分不滿意的關係,正是為了渴望一位生命見證人?我們治療師又有多常通過成為病人的生命見證人而提供協助的呢?

宗教為聯繫提供多種有力形式。虔誠信徒可從一位私人不斷監察著自己的神獲得安慰,這個神不單知道信徒的存在,更承諾終極的重聚,包括已失去的親人、上帝、和宇宙生命力量。當然,顯而易見的是,有組織的宗教透過教會提供聯繫,教會為志同道合的人提供穩定會眾、興辦無數小組,包括社交小組、興趣小組、查經小組、閱讀小組、婚姻小組、單身小組。很多人加入宗教社群,無疑是為了社交聯繫,而非因為要忠於某個宗教教義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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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

死亡是最公認、直覺上最明顯的終極關懷。儘管一些治療師在治療期間都盡可能避免這個主題,聽從阿道夫梅爾(Adolph Meyer)的格言:「別在不癢處瘙癢」,大部分治療師都理解,對死亡的關懷總是存在,它從下面滲透出表面。沒有其他事情如死亡般長期纏擾著我們。從童年時代起,我們都曾被死亡的黑暗勢力佔據著內心世界,往往在意識的臨界邊緣,而我們已建立一些以否認為主的防禦機制來抵抗死亡的焦慮,這些防禦機制在性格的形成扮演重要角色。很多哲學家都曾論述過生與死兩者互相依賴的關係:學習好好生存,就是學習好好死亡;相反,學習好好死亡,就是學習好好生存。

人們與死亡對峙時,經常會創造一個戲劇性改變觀念的機會。海德格(Heidegger)談及兩種生存模式,首先是一種「日常」模式,我們對世界事物狀況感到驚訝,這是一個因週遭豐盛的事物而使我們忘記存在、忘記逃走、忘記平靜的狀態。之後是一種「本真」(ontological)模式,一個覺識存在(mindfulness of being)的狀態,在存在之中我們真實地活著,為事物的存在和它們的最初本質而感到驚訝。人們在這個狀態就已就準備好生命的改變了。

我們怎樣才能由日常狀態轉移至本真狀態呢?雅斯貝爾斯(Jaspers)將主要轉移途徑稱為「邊際經驗」(boundary experience)——一種猛醒、不可逆轉的經驗,將人們從日常模式轉移至一種更真實的模式。在所有可能的邊際經驗之中,與死亡對峙是目前來說最有力的。

我們一再看到與死亡對峙的人,他們的生命出現戲劇性的改變,這個題材在偉大文學作品中很常見(例如《小氣財神》中的旨顧己、托爾斯泰所著《戰爭與和平》中的畢瑞,或伊凡伊里奇)。癌症病人曾經描述過他們的經驗,重新排列生命的價值和輕視生命中的瑣碎事情,對不重要的事情說「不」,盡力關心所愛的人、大地的節奏、季節的更迭、為別人安排預備死亡的模式。癌症以可怕的方式治癒心理精神病,而死亡則為生命賜予一個確切又喜又悲的沉痛。我們仍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就是儘管【肉體上】的死亡毀滅了我們,但死亡的【概念】卻可拯救我們

但我卻經常聽到病人的悲嘆:「我只能至今才等到智慧,直到我的身體充斥著癌細胞,這是多麼可悲啊。」這句陳述向治療師提出一個重大挑戰:在沒有瀕臨死亡的情況下,即在我們日常執業時面對日常病人的時候,我們如何能找出這種改變的力量呢?擁有存在問題感受能力的治療師,也許能運用其他較不明顯和較巧妙的邊際經驗,例如生命時期的標記、退休、衰老的身軀、子女離家、其他人的死亡。即使諸如生日這樣的瑣碎事情,都可能是一個通往更深層次的重要途徑,我們通常都會慶祝這些日子,但就這事稍為反思一下,就會提出這個問題:究竟慶祝甚麼?難道它的功能真的不是在否認和抵消對時光無可阻擋地飛逝的無情提示?

在我看來,大部分宗教教義都可能運用了一些治療方法,但多數都通過否認死亡的定局為信徒提供強大的安慰,包括透過靈魂不滅、審判、救贖、天堂、與愛人和上帝重聚、輪迴、與宇宙生命力量結合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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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

我有否試圖將我的信仰觀點強加於我的病人?當然沒有,我的任務是提供幫助,意即對於病人的信仰系統要盡量有同理心(詳盡地找出病人的心窗)。

但除了同理心外,還需要更多:病人要向治療師全面告知他的宗教觀,如此教誨是來自病人自己或治療師的獨立研究。有時我亦曾向神父和修女提供治療,我會敦促他們更深入地研究自己的宗教信仰,以獲取其中應得的安慰。有時治療師的任務之一,就是揭露以下行為的合理化:容許個人在更主要的宗教活動之上,重新排列和提升另外一些宗教活動,例如當個人過度侍奉精確的宗教儀式,優先於表達愛、慈善和分享的情況出現。

這就是我就對信仰非常依賴的人所作出不涉及我自己的表面回應,然而我內心的沉默回應又是甚麼呢?我們對信仰需要的力量和執著,通常都使我感到十分詫異,這種需要揮之不去:我們對生物學以外某些東西的信仰需要,竟是如此不尋常地固執,到處包圍著我們的不只是各式宗教信仰,其中許多都堅持某組特定信仰是獨一無二的,而且還有一些較少思索性和較明顯非理性的信仰:前世溝通師、被外星人綁架、千里眼、能量手術刀、鬼魂、巫術、占星、超覺靜坐飄浮、太虛之遊、探杖占卜勘礦、通靈術、神蹟、死後經驗、易卦占卜、風水、天使、水晶靈氣治療、手相、彩光氣場解讀、念力、騷靈現象、驅魔、塔羅占卜、預知、共時性……我肯定你們任何一位都能補充這個名單。我重申一下之前的說法,這些異乎尋常的聲稱需要異乎尋常的證據,而這些異乎尋常的證據卻從未被證實過。

有時我對人類處境的潛在脆弱感到深切悲傷,它引發了我們對信仰的輕易相信和強烈需求,像新生氧般必須並將會立即粘附在某些東西。面對專為人類設計非理性信仰的危險,有時我對未來感到擔憂。超自然信仰可能會毀滅我們,而並非缺乏信仰。我們只須回望過去,就可探尋到固執的信念導致廣泛破壞的痕跡,或者我們可看看當代在中東或印度次大陸的多次衝突,互相衝突和固執的原教旨主義信仰系統威脅著數百萬人。我喜歡尼采的格言:個人對事物的信念談不上甚麼勇氣,但對信念的改變則需要勇氣

有時當我想到一個人的大部分人生都花在強迫性行為的束縛上,持續進行冥想或過度沉溺於宗教儀式,我都感到悲傷(但沒說出來),這些束縛使人類失去自由、創造力和成長的一些部分。

在四聖諦中,佛陀教導說生命是苦,這苦源於慾望和執著,透過修習冥想,就可以脫離慾望,消除所受之苦。叔本華也有相似的立場,他認為願望是無窮無盡的,當一個念頭被滿足,我們只能享受片刻滿意,但隨即就被無聊取代,直至另一個慾望控制我們。

對我而言,這些觀點看來是過於悲觀,我感激人類存在中的苦,但我從未體驗過這苦大到需要犧牲性命。我更喜歡一個尼采式的慶賀生命、投入生命、愛上命運的思考方法。在治療瀕臨死亡的人期間,我學會了每個人對死亡的焦慮是與其「沒有活出的生命」的總量成正比。那些感到活出豐盛生命、完整其潛能及命運的人,在面臨死亡時都感到較少恐慌。卡山扎契斯(Nikos Kazantzakis)是一位著有許多偉大慶賀生命藝術作品的作者,例如《希臘左巴》、《希臘式受難劇》,治療師可從中學到許多。他跟尼采一樣都是反宗教的虔誠信徒,因他被逐出教會,他被安葬於克里特島首都伊拉克利翁的城牆之外,墳墓上自選的基誌銘是:「我無求,我無懼,我自由。」我喜歡他在主要作品《奧德賽現代續篇》中對生命的建議:「除了一個燒毀的城堡外,甚麼都不要留給死亡。」這是對我們生命、也是對我們治療工作的一個不錯指引。

Copyright (c) 2000 Irvin D. Yalom,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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