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兆祥

周兆祥(1948年—),香港環保人士,在伊利沙伯中學中五畢業,大學畢業於香港大學中文系,曾任多項工作,有中學教師、大學助教及研究員、美術設計、編輯、電視監製及節目主持人、特約譯員、專欄作者等,後到蘇格蘭愛丁堡大學修讀語言學,以翻譯教育理論論文獲得博士學位,並獲選為英國語言學會及香港翻譯學會會士。1984年回香港定居,曾任教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浸會大學,發表過論文、文學創作及翻譯作品,積極推廣環境保護及綠色社會等思想。1988年創立綠色力量綠田園有機農場。2005年離開大學工作的崗位,全情投入綠色生活教育基金項目「Club O」工作,多年來積極推廣綠色生活,提倡符合自然規律的生活方式,同時關注心靈需要,喜以冥想、瑜伽、氣功、音樂療癒等的自然方式,調理身心靈。2008年創立「流動生命」,2009年打造大嶼山大浪灣 LifeFlow Island 度假村,為大自然愛好者提供一個休閒樂土。

個人網站:周兆祥的世界

《Playboy》訪問周兆祥

香港電台電視部曾經在「鏗鏘集」節目中拍過一輯「我復悠然」,介紹周兆祥的生活哲學,引起了街談巷議。周兆祥的家庭吃紅米,周兆祥的子女被蚊子咬至紅腫,周兆祥踩單車上班,都成為話題。有人視周兆祥為怪人,有人視周兆祥為瘋子,有人拿周兆祥作笑柄。但周兆祥是我行我素,獨立獨行的;他決心推廣和宣揚他那一套簡樸的生活方式,提出一套殊途的價值觀,他大聲疾呼,城市根本不是適宜人居住的地方。他討厭汽車,反對味精,主張素食,他對下一代的子女教育問題,也有與眾不同的想法。

周兆祥對翻譯專有研究,如今已是卓然成家。

早年,他發覺中、英文書的聖經,內容相差很大,肯定翻譯上有嚴重錯誤,於是他有意出家做神父,希望能夠在教會中從事翻譯出版,搞傳播的事工。

他認為,聖經有很多字彙是難以翻譯過來的,主要不在於中文翻譯的文字水平,而在於兩種文化之間,有基本上無法超越的鴻溝存在。例如 Sin 字的翻譯成「罪」,就很不當,因此,他認為聖經不應中譯。「凡是某個文化裡根深蒂固,有獨特歷史背景的概念,都不能譯。」

以下是在周兆祥的「野鴿居」,展開了訪問。

PLAYBOY:可不可以「交待」一下你的過去歷史讓讀者知道?
周兆祥:我是在香港出生,從幼稚園到中學到大學都是受典型的香港殖民地教育:在東華三院九龍第一校讀小學,在旺角洗衣街的伊利沙白書院讀中學,一九六七年,即香港暴動那一年,考入香港大學,一九七0年畢業。在攻讀港大期間,適逢全球性的學運,港大也有多少風波,學生要求改革校政。我並沒有參加,三年之內幾乎甚麼學生活動也沒有參如,原因是在中學期間,長期參與多種課外活動,組織會社,任童軍領袖、班長、領袖生,「玩」夠了,覺得港大的學生會社活動較「小兒科」,提不起興趣。還有更實際的原因是用去很多時間兼職教書賺生活費。我所修的是英文、英國文學、中國文學及翻譯,其中選中國古典文學的課程最多。

PLAYBOY:你的家庭背景如何呢?
周兆祥:我的家庭背景相當普通:父親畢生在軍部做文員,可說是低級公務員,

PLAYBOY:甚麼原因促使你立志讀翻譯呢?
周兆祥:原因有兩個。我自從中一時候開始就想長大了做作家,那時也寫寫東西,有數次作文比賽濩得冠軍,初中時代我最喜歡的作家是徐訏,他的作品,我幾乎全看。刊物方面,《青年樂園》、《中國學生周報》等都是我的精神食糧,但受影響最深的則是高小和初中時看《兒童報》,那時的、《兒童報》是由著名兒童文學家劉惠瓊女士辦的,一起參與編務的有今天的兒童文學出版家何紫先生、教育界代表司徒華先生等,他們的精神感召了我。我選讀翻譯的另一個原因,就是讀中學的時候已立志做神父。我十三歲那年領洗入天主教,初時只不過是母親上教堂聽道理,我也跟著去,想不到認真了起來,後來我發覺,中英文書的聖經內容相差頗大,我肯定箇中一定有嚴重的問題,於是希望做了神父之後,能夠在教會從事翻譯、出版,搞傳播的事工。

PLAYBOY:請你談談中文聖經翻譯的問題。
周兆祥:其中的問題牽涉極廣,三言兩語講不完。簡單一點說,主要不在於中文譯本的文學水平(這方面始終可以改善),而在於兩種文化之間,有基本上無法超越的鴻溝存在,當今一般人信的「基督宗教」(Christianity)本來建基於希伯來猶太文化之上,後來醮滿了過去千多年歐洲的思想,每一個概念背後都有種種假設,不是隨便找個漢語的詞可以取作代表的。歷來的情況是中國的各基督教會以訛傳訛,穿鑿附會,中國教徒被誤導以為「信」就是 faith,「愛」就是charity,其實中英文之間(更不用說中文與幾千年前聖經原文在該文化裡的理解之間)恐怕相差十萬千里。又譬如 sin 中譯為「罪」,實在錯得太離譜了,世人都不是甚麼「罪」人……。

PLAYBOY:基督教義裡,sin 的概念很重要,是否可以具體一點,談談 sin 的翻譯呢?
周兆祥:這個問題神學家已經爭辯過多次,若要一一介紹他們的論點,又要花好多筆墨。總之,談到人做錯事,英文有 mistake,guilt,sin,crime,error,failing,vice,fault,wrong doing 等詞,中文有「罪」、「過」、「咎」、「孽」、「錯事」、「惡行」等,沒有一個英文詞彙是跟任何一個中文對等(含義完全一樣)的,因為中國文化傳統沒有「違反一元神的意旨做事而失聖寵」的概念,所以沒有一個既有的詞可以代表,拿「罪」來譯,令人誤解得很嚴重,「孽」或者好一點,但仍是非常不妥貼。

PLAYBOY:那麼你認為該怎樣譯才妥當?
周兆群:應該不譯。凡是某個文化裡根深蒂固、有獨特歷史背景的概念,都不能譯。孔子之「仁」、孟子之「義」,都不可能在任何其他語言裡找到相當的詞,只能音譯。外國人想進一步知道其含義,只有讀《論語》《孟子》了。現在 Zen 一詞在西方已經流行,如果當初試圖用任何英文字來譯義,效果都不會比這樣音譯好。早在隋唐時代,佛經的譯者已看出了這個道理,所以今天我們還是談「般若」,不是甚麼「智慧」。回教最想得到,索性禁上《可蘭經》譯成任阿外語或現代語,現在全世界都沒有《可蘭經》譯本,有的都是解釋本。

PLAYBOY:聖經翻譯的問題動搖了你的信仰?
周兆祥:是我後來脫離天主教會的原因之一。從聖經翻譯那一筆糊塗賬我推想到整套基督教義裏的重重矛盾,看出破綻處處。而且,在中文系念古典文學多了,也研究一些中國哲學,清楚看到「做中國人」與「做基督徒」基本上是不相容的,二者無法妥協。我終於選擇了做中國人。

PLAYBOY:中國文化與基督教義不相容的地方在哪裡?你說說看。
周兆祥:沒有中國基督徒這回事,除非你限本不認識基督教義或中國文化精神。試圖把基督教義中國化的努力註定是徒然的。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其背後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多處水火不相容,尤其是對人的地位的界定大有分別。中國人向來不需要被創造,不用等待一個外來的救主去拯救,故云:人皆可以為堯舜,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基督徒絕不可以悔改馬上成為上帝。中國人認為,這世界不是由一個外在之神創造出來的,我們也下是,像茹達斯(Judas)那樣被預先知道命運的「扯線公仔」。中國人的信仰是很「人本」的:盤古是人,不是全知全能全善主宰一切不容他人挑戰權威的唯一神祇,東方的宗教總不似西方那樣極權化、一元化,真理完全在它們那一邊,要求你全信,不可有一絲一毫的懷疑。人只要「信」,不准問、不淮自己找路向,這樣做人真沒有意思。

PLAYBOY:於是你脫離教會,選擇做中國人了?
周兆祥:當時引起了一些哄動。

PLAYBOY:你是指「金禧事件」?
周兆祥:在金禧事件以前,我上教堂已愈來愈少。我覺得參與天主教的義式時不能再投入,違背自己的良心,大家「做戲咁做」。我碰到的不少神職人員,智力水平很低,與致友講道理是盲人騎瞎馬,不知所謂,他們活在中世紀時代,不肯張開眼看這個社會。在金禧事件之前,還有「盲人事件」和我親身經歷的種種事件,使我對教會盡失信心。 天主教會一直站在權勢一邊,與被壓迫的大眾市民為敵,顯然跟耶穌基督的精神相悖。

PLAYBOY:然則金禧事件是導火線了?
周兆祥:金禧事件爆發,我初時也是從傳播媒介得知,於是連日跑去主教府門外現場觀察,與師生談話,一起靜坐。教會三番四次倒行逆施,顛倒黑白,而剛上任的主教胡振中居然連學生也不肯接見,我壓抑不住激憤,後來寫了封痛心疾首的長信給胡主教,解釋何以昔日以身相許給教會,終於在絕望中要求自我脫離教會。該信《明報》拒絕發表,在《南北極》發表了。離開了基督教徒的圈子我從不後悔,自從那時開始活得更有意義,更有靈性。

PLAYBOY:好了,我們不談宗教,說說你大學畢業後的情形,你參加過反政府的地下組織?
周兆祥:七十年代初期,香港年青一代有相當普遍的反港英政府情緒。一方面是文革和世界性學潮掀起的影響,一方面是本港發生了連串的事件,令香港人不滿殖民地政府的腐敗情況、壓迫華人的政策、甚至挑戰統治本地的合法性。那些事件包括盲人工潮、七七維園警民衝突、中文運動、反貪污捉葛柏等。當時我大學畢業後在中學任教,白天是道貌岸然的「中文科主任」,下午四時之後脫下領帶皮鞋,搖身一變成為反港英地下組織的活躍成員,住在組織的支部裡,搞書屋做門市賣書、編地下刊物--又寫又審稿又編輯、開會、支援工潮和群眾集會。有一次安妮公主訪港前夕,我們的總部被搜,恰巧我外出,才免於拘捕審問,原來警方搜得反對安妮公主訪港的海報,怕我們搞事,先發制人。
  大學畢業後整整七、八年間,我一直很反建制,也不斷寫社會批判的文章,探討「殊途」社會建設的可能性。我們一班人其實相當矛盾:既對社會現況極端不滿,幾乎不惜炸它個稀巴爛重新開始,但也自知提不出真正可行的新藍圖,亦明白到香港不是新加坡,中國大陸不會容許我們實驗。即使有朝一日鬥垮了港英,我們也不知可以怎麼辦。
  現在新一代的人很難明白當時那麼多年青人思想甚至行動都激進,反政府情緒那麼強烈。麥理浩以前的香港政府真是爛到出面的。

PLAYBOY:後來你為甚麼要到英國讀書呢?
周兆祥:我在新法中學教了一年英文,在玫瑰崗中學教了兩年中文,然後進入中文大學翻譯系做了兩年助教,又在中大翻譯中心做了三年編輯。在這段期間,我也在港大做兼讀生,修讀碩士學位,論文是研究莎土比亞《哈姆雷持》的各種中文譯本。然後我去英國讀了五年書。為甚麼要去英國?因為當時我覺得在學術方面,我在香港所可以學到的也大概學完了,想跑去外國看看有甚麼可以學。我在語言學方面欠缺正統語言學的訓練,於是去了愛丁堡讀大學,其「應用語言學」向來是全歐洲最著名的。

PLAYBOY:在英國讀書的情形怎樣?博士論文寫些甚麼?甜酸苦辣的感覺都有啦?
周兆祥:照英國制度,唸博士的學生都先要有一年登記為碩士學生,所以我先修讀了一年碩士課程。這樣的制度很好,學生可以先適應環境,觀察、認識、選擇導師,導師也可以觀察、認識、選擇學生。
  我第一年所修的是「應用語言學」,課程內容是教人怎樣去教英文,怎樣編選教材、設計課程。這一年的學習,使我打好了語言學的基礎,懂得課程編排和學會了測試技巧。然後我選了導師,寫有關翻譯理論的博士論文。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翻譯教學的各種摸式」,範圍包括怎樣去教翻譯、怎樣編翻譯課程、怎樣編翻譯班的教材。我周遊列國,搜集各地著名學府翻譯教學的資料,分析比較,並且加以歸納,然後設計出各種不同的翻譯教學模式,讓翻譯教育人士可以參考,了解箇中的問題。

PLAYBOY:說說九七,你不贊成香港人移民外國?
周兆祥:美、加、澳的情形我不大清楚,就英國來說,幾乎所有從香港往英國的移民,其下一代就我看都是不幸福和不快樂的。我在蘇格蘭教中文,學生就是這類第二代的移民。他們失去了文化的根,做中國人不是,做洋人也不是。如果父母栽培他們寫中國字畫中國畫,受中國文化陶冶,他們會覺得總是與整個社會是格格不入的。如說乾脆做洋人,洋鬼子卻不接納他們,「唔受你玩」,你永遠是局外人,二、三等公民。而且華人社區的圈子很窄,是非多多,猶如活在囚籠裡。總的來說,除了經濟問題、家庭問題以外,移民還面對重要的文化危機,身份角色危機,有Identity Crisis。其他西歐國家文化堡壘更森嚴,我們想打進去更難似登天。

PLAYBOY:但許多人移民,是為了尋求安穩,即 security 呀。
周兆祥:說到安穩,誰明瞭世局都知道:普天之下無處不風大雨大,那個地方可以保證五年之後太平呢?不錯,外國的居住環境較好,空氣較清新,民主氣氛較濃,但精神上不滿足,人生失去意義,已是得不償失了。

PLAYBOY:現在談談你那個香港電台電視部節目「鏗鏘集」的特輯。你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學,引起了廣泛的爭議。最近博益出版集團因為你出版《我復悠然》一書,宣傳稿上說,這是一個城市邊沿人,充滿憤怒和激情的自白」。請問你的反城市心態是怎樣形成的?
周兆祥:出版社的宣傳、書評、電台的訪問,都不約而同強調我的反城市形象。其實反城市生活方式,只不過是我的信念的其中一個環節,我在書裡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的消費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物質主義濃厚的社會裡,一般人的生活方式是充滿病態的。追求金錢、追求物質享受,並不是達致幸福的好辨法。真正使我們幸福的東西,我們往注忘記了去追求。我引證了外國的許多例子,說明人家有不同的想法。香港的價值觀念非常一元化,香港人以為自己很精明,自己的做事方式是最正確的、最好的,實在太閉塞了。我的訊息是:「不一定要這樣的。」

PLAYBOY:但是你到外國之前是否有這些想法呢?
周兆祥:我在深水埗出生,但十二歲時因舊褸拆除而全家搬去沙田。從此住下來,那時的沙田仍是鄉間,四周是田野。我可說自小在鄉下長大的。而且我在十歲那年,參加了童軍,喜歡野外生活,喜歡獨自一人去露營,望著山山水水沉思。逛街購物、看電影,從來不是我的嗜好。讀大學期間,我開始發覺這個世界很有問題,原來政治危機重重,社會千瘡百孔,充滿了不公義。我又讀了那本生態學的巨著:Rachel Carson《靜默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忽然明白到原來人類正在盲目地不知不覺促使地球趨於滅亡,例如噴射殺蟲劑會使河流及湖水污染、死亡,工廠的廢氣廢熱破壞大氣的平衡。

PLAYBOY:到英國之後,更加強了你的信念?
周兆祥:對的,我看到人家有種種 Alternative(我譯為「殊途」)的生活方式。他們容許每個人照自己的信念過生活,不隨便賜贈「怪人」的封號。許多人都提倡騎單車、素食、循環使用物料,有機耕種、靈性醒覺等等,有些人還放棄了事業家庭去過公社生活。在英國有些「次文化」圈子,有不少雜誌和團體,論及婦女運動、Home Education (自家教育)、同性戀、反核電、反軍備競賽、爭取動物權益等,都使我思想大受衝擊。

PLOYBOY:有些人看了這套電視紀錄片,以為你是個怪人呢!
周兆祥:就正是這個原因,許多謠傳出現了:有個誇張的說法是,周兆祥為了慳電,不肯用光亮的電燈泡,令他的子女過著黑暗生活(其實我猜只因為有個鏡頭是熄燈哄子女入睡);又有個說法是,周兆祥有虐待狂,寧願子女給蚊子咬也不肯用蚊帳,其實電視晝面上分明見到蚊帳。這類誤解在各報章紛紛出現,親友又不斷質詢指責,我終於忍不住要在自己的專欄裡解釋,沒想到一寫就是三十萬字,現在要分四冊出版。

PLAYBOY:既然反城市文明只是你的信念的一部分,你的真正訊息是甚麼呢?
周兆祥:我的訊息是:這種社會的大多數人被迫過病態的生活方式,不曉得有其他選擇;其實不一定要這樣生活的。我不是反對別人的生活方式,只是想介紹其他「殊途」的生活方式供同胞們參考。大家以為看電視才正常,不看電視的人畸形,犯了彌天大罪。大家以為拚命吃加工食物毒死自己為止才正常,真正注重飲食安全的人畸形、多餘。這類價值觀很需要改善。

PLAYBOY:為甚麼你主張騎單車而極力反對駕駛汽車呢?
周兆祥:我不是反對使用汽車,而是反對許多人並非真正必需而長期不斷駕車,在目前的安排下,老人家或有工作需要的人駕車我並不反對。但如無必要卻駕駛汽車到處亂闖,浪費能源資源,污染環境,這是不道德的所為。駕車不是有型有款的高貴瀟灑行為,而是危害大眾健康性命的反社會行為,比在大庭廣眾抽煙、放臭屁、吐痰更可惡。我認為城市設計應該讓市民真正有選擇,能夠方便又安全地四處騎單車。現今的城市設計處處方便汽車,很少照顧單車和行人,這些權利我們應該努力爭取,例如馬路上多設單車徑,火車和地下鐵都載單車,這些辦法完全可行,只待大眾價值觀改變。又比如說,東區走廊如果設有全線單車徑,從太古城騎單車到中環,只消十五到二十分鐘便可抵達,若多設單車泊位,一定有許多人樂意這樣上班。

PLAYBOY:有人說你是現代的陶淵明,你接受這個稱呼嗎?
周兆祥:完全不接受。表面上看,我和陶淵明的形態也許相似,「守拙歸園田」、「悠然見南山」,但動機實在完全不同的,我看到地球正在走向死亡,人類文明毀滅,倘若不馬上集體改變我們的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北方世界仍舊揮霍下去,也許一兩代之後,二、三十年後,這地球就不再 Survivable——人類不能生存下去。我們應馬上設計一個 Sustainable--即可以繼續活下去的環境。我常喜歡打一個比喻,地球猶如旅館,我們不過是過路的住客,總不能住了數晚之後,就把這旅館炸掉,不留給未來的住客使用。我種種被人視為古怪的行動,都主要由這種救亡意識而來--以身作則減少對地球生態的負累,即使一個人的效果不大,也算盡了一己之力,於心無愧。

PLAYBOY:你對社會主義的看法怎樣?
周兆祥:你指哪一種社會主義?

PLAYBOY:(笑)對,社會主義有二百幾種牌子。但所有牌子部有個共通點,即反對私有產權。
周兆祥:人總喜歡擁有一些財產的,這是生產的動力。我不反對擁有私有產權,資本主義其實不是壞事,只不過我們要強調,物質不等於幸福。物質生活過了某一個水平,就不是那麼需要。人類的幸福不在於追求無休止的「發展」。

PLAYBOY:比如說,效法以色列,建立 Kibbutz(革布資)式的公社如何?我們可以在大嶼山闢一個實驗區,齊來過工社生活,是否理想一點。
周兆祥:問題是,即使有這樣一個公社,我在那裡過自己的生活,也不能安心,因為我看著這個世界步向滅亡。一小撮人不再過反地球的生活,地球照樣因環境破壞而毀滅。所謂「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是地球興亡,更是責無旁貸了!

PLAYBOY:還是談談你對城市的意見。
周兆祥:城市生活對人的生理、心理、精神、靈性健康都害多於利,城市人就像動物園裏終生活在囚籠中的野獸,長期過著違反本性的生活,難怪城市人也像動物園裏的走獸一樣,以下的畸形行為特別多:同類惡性相殘(即謀殺)、神經病、自殺、胃病、同性戀、失去生命目標而沮喪麻木、強姦、長期精神緊張、心理病、虐待親生子女。人這種生物經過了千萬年的進化,還有多種本性的需要遺留下來,城市主活違反了這些天性,人類一時還好像無法適應——例如長久習慣了跟土地關系密切,現在長期住在三合土森林半空之中,看不到山水日月、四時代序,內心總覺得失落,人生不知為何而活。
  從生態的角度說,城市這種居住方式是萬惡之源。

PLAYBOY:人家說你是一人壓力團體,有沒有考慮加入一些團體,積極展開工作呢?
周兆祥:我早巳參加了二、三十個專業、興趣、壓力團體,但精力時間不容許我甚麼都搞,幾個月前與幾個反核電團體一起工作,最近加入了「長春社」,成為搞手之一。要維持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和主動性,有時做幕後軍師,更能發揮作用。例如我各個專欄,向來是我的重要基地。

PLAYBOY:比如說,組織一個新生活之類的團體呢?
周兆祥:也有讀者和聽眾多次提過這樣的建議。但我不想做 Guru (宗教宗派教主),目前應做的仍是揭露方面的工作,有機會來到時,多說給人聽:我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社會制度結構很有問題,再不動手大改革,子孫就沒有地球可住,大家成為千秋罪人。

PLAYBOY:說一說城市人的節目,主要是看電視渡日。聽說你很反對電視,原因何在呢?
周兆祥:如果可以簡簡單單解釋,當然不用寫一本書來討論這個問題。一般情形是:看電視有百害而無一利。也許有些人生有問題的人真的需要與「傻仔箱」生活,不是我。

PLAYBOY:但我們是否可以選擇地看電視節目,由我們來控制電視,而不讓電視來控制我們呢?
周兆祥:這是個選擇的問題,你以為做人甚麼才比較重要,例如接收一堆經過某群人處理灌輸過來的資訊,還是與子女玩一個遊戲,還是坐在海邊望一輪山光月色重要、有意思?我認為我們付出昂貴的代價(特別是按照電視節目表做人),所換回來的電視資訊,不一定有用,得不償失。長遠來看,看電視令你變成了一種可怕的人,不值得。
  為了印證看過的理論,一手了解電視的本質,我曾經做過電視人三年,那時「佳視」與中文大學合作,搞教育電視,我是製作人,負責把課程資料,翻譯為電視劇本,然後監督整個製作。我教中學時猛然發覺:即使自己努力一生,教四十年書可得到的正面效果,可能抵消不上「歡樂今宵」播一晚的負面效果。於是我決定深入虎穴,研究電視的影響力,看看電視是否可以化為造福人群的媒介。

PLAYBOY:你的結論是悲觀?絕望?敵不過「歡樂今宵」?
周兆祥:對,電視投資大,與建制關係密切,即使有心人想做點好事,也不容易扭轉乾坤,發揮不出正面的影響力。反而其他媒介,例如電台和雜誌、報章,我認為個人是較有可為的。

PLAYBOY:但有時我看電視新聞,形象直接,表情逼真,這些都是看報章或雜誌所欠缺的。
周兆祥:我同意,但這些對我來說並不很重要,要我付出那麼大的代價(例如生活被干擾),我寧取寧靜,而不看電視,家中有電視機,少不免家人也會看,這就減少了家人之間的交往。我寧願把看「世界盃」的時間,留下來與子女共享。另外電視還有幾項「原罪」,是我們無法拯救的,電視做了我們的獨裁者,它控制了我們的生活程序;電視為你作出種種選擇,左右你的價值觀,比如說電視新聞,選擇的範圍很窄。拍暴動場面,我們只看到火光鏡頭,不能分析事件因由與影響,這裏面並無 Feedback (回饋),電視必然以偏概全,長期突出高潮、簡化世間事物;電視廣告必然鼓吹消費主義,只報導部分的事實,加速精神生活的節奏,宣揚「剷平主義」、反民主(由少數人控制),令社會庸俗化。總之,電視媒介可說是反教育的。

PLAYBOY:可是不讓下一代接觸電視,是否會使他們與社會脫節?例如他們連何守信、汪明荃也不知是誰,會否被人嘲笑?
周兆祥:這要用事實來證明。在社交方面,難免與一些人格格不入,但從另一角度看,談論電視應該只是社交的一小部分,若朋友口中只有電視明星,這樣的朋友也不值得交往了。

PLAYBOY:我所指的是適應問題……。
周兆祥:世界瘋狂的時侯,我們不一定事事也隨眾盲目。許多事情我覺得不妨糊塗一點,但有些事我也執著,我就是不肯適應。正如我的弟弟和妹妹結婚擺酒,我也不出席,誰擺我都不去,這是原則問題。我在別方面向他們補足,平日也跟別人盡量融洽來往,親友漸漸明白我的看法,知道不是針對他們。

PLAYBOY:結婚擺酒有甚麼問題呢?
周兆祥:第一,這是新婚夫婦最需要用錢的時侯,卻往往被迫違反自己意願拿這些錢花費在酒席上,浪費之極;第二,這樣的飲宴,既極度浪費物資,又對健康完全無益:第三,整個過程,無聊透頂,你坐在酒家裡,沒有誰認真想跟你交往,你打牌不是,不打牌又不是;第四,紅色打單信亂派,為了充場面,收信人破財兼費時失事;第五,人人虛偽,「做戲咁做」,而且做一場「冇癮」之戲,新人則如公仔,任人擺弄,酒席散後身心疲累,婚姻一開始已經無精打采,凶多吉少。我覺得這種社會風氣實在要改,我自己首先以身作則。

PLAYBOY:你處處以自己為榜樣,那麼你對兒女的教育一定很重視了,聽說你對本港的教育制度不滿,想不讓兒女參與。
周兆祥:本港沒有教育制度,只是學校(Schooling)制度。所謂「教育署」其實不過是「學校署」(Department of Schooling),因為他們做的事十九與教育無關,大半還是反教育的。學校是特別少教育「發生」的地方,大多數父母送子女上學的真正原因不是要他們受教育,而是第一想他們受監管,自己一星期五天可以脫身做自己的事,第二想他們考到文憑找份好工做,第三想他們考入名校或考取好成績作為炫耀。大多數教師自視且被視為數據售貨員,長期做反教育的工作而不自知。總之,送子女上學,害多利少。
  我在英國已加入 Education Otherwise (另類教育會)這個組織。這個會提倡「Home Education」(我譯作「自家教育」)。即是不送兒女上學,自己來教。自家教育的特點,在於不規定時間表,不預先定下課程,視乎個別發展,因材施教。兒女若真的想返回學校讀書,父母不會阻止。
  我們從英國回香港後,本來打算給女兒「自家教育」。因為我們看到本地的幼兒「教育」,太恐怖了,從三歲開始做監犯,被「填鴨」、做考試機器。我們參觀過一些幼兒園、幼稚園,實在不忍讓四歲的女兒進去折磨。

PLAYBOY:什麼原因又使你送子女去讀書呢?
周兆祥:終於還是送了她進一間比較理想的幼稚園,現在直升上了小學。其中的原因是:香港還未有條件、氣候搞「自家教育」。在各地先進國家,每個社會至少有幾家人實行,大家街坊一起合作,分頭貢獻人力及資源,在各家輪流進行,互相支持,人手不缺;加上供兒童的參考書和教材豐富(例如有 Children's Science Experiment Kit——兒童科學實驗套裝設備出售,家長可以照說明書與子女一起做),自家教育的組織又長期提供協助與提供服務,定期開會交流心得,解決問題,還有的是西方社會沒那麼重視文憑、出身,除了會考和大學學位之外,還有各類證書、專業資格受承認。香港人的價值觀很不妥,以為上學等於受教育,不上學等於沒有教育,這個社會不大願意承認非正規的教學。如果有個小孩說自己不返學,親友紛紛當他是怪胎。我個人又有其他不利的條件,無法選擇做自家教育的工作。

PLAYBOY:那麼你現在為子女選了什麼學校讀書呢?你感到滿意嗎?
周兆祥:我們選了一間頗為滿意的學校讓子女就讀,這已是在壞制度之中的最佳選擇。這間學校雖然學費很貴,但它與普通學校不同,整套教育哲學很先進:絕不填鴨、尊重學生的人格與個體性、因材施教,容許學生個別發揮自己的能力。那兒大致沒有家課、沒有考試、沒有學業成績的名次,也不是一日八堂,每四十分鐘轉堂。

PLAYBOY:跟你談談素食問題。你提倡素食主義,自己是否身體力行,能切實執行呢?
周兆祥:我漸漸覺悟到吃肉對自己健康生命、對人類社會、對地球生態都有害無益,但也知道一夜之間轉為完全素食是不智的。打算給自己十年時間,肉類愈吃愈少,從十到九成到八成一直減至零。現今已做了一半,我吃肉類大約只等於一般人吃的兩成份量,也許五年後會差不多完全不吃肉。

PLAYBOY:成年人,特別是中年人,吃素而能長壽,這已早有定論。但兒童吃素而不吃肉,是否會損及營養呢?
周兆祥:這要等待科學上的證明,肉食對兒童是否需要。我所得到的資料是,在健康的環境下(可能城市例外),沒有動物供給的營養,兒童一樣能正常生長。我們一生不吃肉,對身體完全不會有壞的影響。古今中外都有社區證明這個事實。營養學家提出過異議,但沒有確實證據。我最近忽然想起一個有趣的問題:牛只是獨沽一味:吃草,但一樣能生產營養豐富的牛奶和芝士。從來不會因此影響健康,許多動物都畢生只吃一兩種食物,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PLAYBOY:但我觀察到,兒童選擇他們喜歡吃的東西,會較易吸收營養……
周兆祥:所以囉,現今的問題是,這個社會沒有足夠的素食款式供他們選擇。我們應該爭取要求酒樓茶室提供多些味道好、款式多的素食。如果天天吃「羅漢齋」,當然悶死,也會營養不良。

PLAYBOY:最後,我想問你一個較私人的問題。我知道夫妻之間,在意見和思想上絕難完全一致,許多時一方發展快些,另一方則慢些。我想知道你和佩玲之間的思想距離有多大?是誰先進一些?
周兆祥:有些朋友也曾問及我這個問題:怎會剛好找得到一個太太陪我一起去「顛」呢?一個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都是多年來逐步蛻變出來的,我們近廿年前相識時許多看法已經很接近,此後一直互相影響,一起演進出一種彼此喜歡的生活方式。當然沒有兩個人的一切觀點會完全一致,但我們兩人對生活方式的主要方面都有共識。例如她不看電視不打麻將,不用我來說服她。我們都主張簡單飲食,不駕汽車,少行街購物,盡量把握時間放在兒女身上,過獨立遺世的「四人世界」生活,她是護土出身,對健康問題特別留意。她反對使用冷氣機,認為會染上「冷氣病」;她反對味精比我還厲害,她是不准孩子吃蝦子麵的,因為蝦子須有味精,我執著的事情此她多,例如我早巳拒絕使用洗潔精多年,但她間中或會用洗潔精,她下廚時子女有一些肉類吃(比一般家庭少),我下廚時很少肉類吃;但我們一致努力鼓勵子女吃蔬菜,並提供選擇。大致上說,我的視野比較「宏觀」,行動許多時比她先一步(例如我查出某種食物含有可疑昀食物附加劑,她附和從此不買),只因為我特別有興趣看各式各樣的書報,資訊得到較多,做人也比較好幻想。

PLAYBOY:恭喜你們夫妻相敬如賓,生活幸福。希望你們能成為一對模範夫妻!

給香港教區胡振中主教的公開信

胡主教:

我在十二歲時領洗,從那時起,一直積極參加教會各種善會活動和傳教工作。十五歲的時候,僥倖贏得全港輔祭作文比賽冠軍。十七歲那一年,蒙白主教頒贈當年模範輔祭聖牌。一九七一年,還代表堂區出席歷史性的香港教區會議。從唸中學到大學畢業的十年裏,一直切願投身榮主教靈的工作,做本教區葡萄園的工人。

可是,自從一九六七年以後,我和許多教內外的人士一樣,眼看著社會上發生許多事件,天主教會的反應和立場,使人大失所望。因為我們清楚看到:代表至善之神的教會,竟然一次又一次拒絕站到被欺侮壓迫的小市民那一邊,反而因為要保存本身利益或其他原因,勾結不義的剝削階層和維護他們利益的統治集團。七年前徐主教多次就盲人事件發表親官方的聲明,就是個最鮮明的例子。除了少數例外,我每天接觸到的神職人員,不但沒有基督那份謙遜仁愛神貧的精神,還完全跟社會現實脫節,空談教義,只懂得躲在舖滿地毡的冷氣房內爭權奪利。所以多年來,「天主教徒」的臭名是個沉重的苦架,我活在羞恥和悲憤裏,冷靜地和良心搏鬬,希望證明自己的判斷錯了。

這裏無須重提近三兩年來本地和海外天主教會那些演不完的醜劇,但前幾天在主教府門前發生的事,使我不能無限期掩目蒙混下去。我不敢說知道了全部真相,世上沒有人會知道。但就年來不斷和金禧中學有關的人士接觸,加上幾日來的訪問,我相信金禧至少曾經是教育理想的化身、一個充滿仁愛的地方。年來發生的不幸事件,包括抓一位可敬的修女做代罪羔羊,很可能是校方、教會、官方一再錯誤判斷和自私的結果。這次師生到主教府進謁,日曬雨淋、風餐露宿十多天,上主的牧人竟拒於門外,還容許官方爪牙包圍、隨意拍照、出言恐嚇棧內的羊,又哄騙四位代表作狀談判,骨子裏早支持了官方法西斯式封校。這怎可能是代表真神的教會做出來的事?

經過幾日來在你門外空等期間的深思,我只好作這個慎重的決定,並且公開聲明:從即時起,取銷本人跟天主教會和它屬下一切團體的關係,以及通功的權利和義務。胡主教,你當然知道這聲明的嚴重性,而且要跟一個自己全心愛過、願以身獻的團體決裂,是多麼痛苦的事。但我相信,即使失去了靈魂,而得回了良心,還是值得的。

不再是主內的兄弟
周兆祥(聖名西滿)
主曆一九七八年聖母月第三個主日

資料來源

  1. 周兆祥的世界(1989《Playboy》),岑逸飛訪問
  2. 《南北極》月刊第97期,1978-6-16

延伸閱讀

我如何如是信(周兆祥詳述靈修及思想蛻變)

 
周兆祥.txt · 上一次變更: 2013/01/02 23:55 由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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