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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向非洲與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中共在文革時經常引用的一句馬克思的口號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鼓吹世界革命，而前蘇聯在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力量處於收縮期，不得不提出「三和一少」的主張，也就是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和平過渡、和平競賽；少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革命。這被中共稱為「修正主義」。中共在60年代初，王稼祥也持類似主張，被毛澤東批評為「對帝修反要和氣，對世界革命運動援助要少」。因此，毛澤東除了在亞洲輸出革命外，還和蘇聯競爭非洲和拉丁美洲。

林彪在1965年8月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長篇文章中，宣稱世界革命的高潮即將到來。按照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理論，文章將北美和西歐比作城市，而將亞、非、拉比作農村。以此推論，向亞非拉輸出革命就成了中共當時的重要工作。
1）在拉丁美洲輸出革命

特拉華州立大學程映紅教授在《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一文中提到：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產黨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祕魯、玻利維亞、哥倫比亞、智利、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等國都建立了組織，主要成員來自青年和學生。在中國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產黨建立了兩個游擊隊，一個是哥倫比亞人民解放軍，其中有一個模仿「紅色娘子軍」的女兵單位，叫作瑪利亞娘子軍連；另一個是玻利維亞的毛派游擊隊。委內瑞拉的一些共產黨人也在同一時期展開了一些武裝暴力鬥爭。此外，祕魯共產黨的左派頭目古茲曼於1967、1968年左右在北京受訓，除了學習使用炸藥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領會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精神變物質、有了正確的路線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等等典型的文革政治話語。

古茲曼是祕魯共產黨（亦稱「光輝道路」）的領導人，該組織被美、加、歐盟和祕魯政府認定為恐怖組織。

墨西哥和中共建交於1972年，中共任命的第一任墨西哥大使是熊向暉。而熊是中共內戰時長期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特務，以他為大使，蒐集情報（包括美國情報）和干涉墨西哥政府的用意十分明顯。就在熊向暉上任前一週，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國受過訓練的游擊隊」。這又是中共輸出革命的證據。[25]

古巴是拉美第一個和中共建交的國家。為了拉攏古巴，同時和蘇聯爭奪國際共運的領導權，中共在1960年11月國內已經餓殍遍野的時候，給了到訪的切‧格瓦拉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還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等到卡斯特羅在中蘇關係破裂後倒向蘇聯，中共則通過駐哈瓦那大使館向古巴幹部和平民大量郵寄小冊子，煽動顛覆卡斯特羅政權。[26]
2）在非洲輸出革命

程映紅教授在《向世界輸出革命》一文中也概述了中共如何影響非洲國家的獨立以及獨立後走何種道路：

據西方媒體報導，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從阿爾及利亞、安哥拉、莫桑比克、幾內亞、喀麥隆和剛果來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爾濱、南京和其它中國城市接受訓練。一個叫作「羅得西亞津巴布韋民族聯盟」的組織的成員介紹他在上海接受為期一年訓練的情況。除了軍訓，主要是政治學習，如何發動鄉村群眾和展開以人民戰爭為目的的游擊戰。一個阿曼游擊隊員介紹了他1968年在中國接受訓練的情況。他經過組織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後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達上海，再轉到北京。在參觀了中國的一些樣板學校和公社之後，他被送進訓練營接受軍事訓練和思想教育。……在課程表上，毛澤東著作的課程是最重要的，受訓人員必須背誦很多毛語錄，有關紀律和如何對待鄉村群眾的內容聽上去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很類似。這些非洲人也實地觀察了文革中的中國。例如，當他們參觀一所學校時，教師提出「對黑幫分子怎麼辦？」的問題，學生們異口同聲地說「殺殺殺」。……在最後結束訓練時，每個受訓的阿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語的毛澤東著作。

對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援助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最大項目。當時中共從上海紡織工業局派出大量專家，援建坦桑尼亞友誼紡織廠。派出的負責人給援建項目注入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該負責人一到坦桑尼亞就組織造反隊伍、在工地上掛五星紅旗、豎毛像和毛語錄，放中共的文革音樂和毛的語錄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樣板。他還組織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坦桑尼亞工人中廣泛活動，散布造反有理的觀點。[27]

中共的輸出革命引起了坦桑尼亞的不滿。後毛澤東決定援建連接坦桑尼亞和贊比亞的坦贊鐵路，將東非和中南非洲貫通起來。這條鐵路穿越高山、峽谷、湍急的河流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線許多地區荒無人煙，野獸成群，有的路基、橋梁和隧道的地基土質為淤泥、流沙，因此施工極為困難，光橋梁就修了320座，隧道22條。中國派出5萬勞工，付出了66條生命，耗費近百億人民幣，從1970到1976年耗時六年竣工。但由於坦贊兩國經營不善、管理層的大肆貪污，該鐵路已經破產。按照可比價格計算，這條鐵路的造價，至少相當於現在的幾千億到上萬億人民幣。
3. 向東歐輸出革命
1）阿爾巴尼亞

中共除了向拉美和非洲輸出革命外，在歐洲還傾力拉攏共產國家阿爾巴尼亞。早在赫魯曉夫做祕密報告之後，阿爾巴尼亞在意識形態上支持中共，讓毛澤東喜出望外，從此開始了不計血本的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新華社記者王洪起回憶說：「自1954年至1978年，中國向阿共提供援款75筆，協議金額為100多億人民幣。」當時阿爾巴尼亞的人口只有200多萬，相當於每人從中國獲得了4,000多元人民幣的「援助」，而當時中國自己的人均收入一年也不過200元人民幣。這中間還經過了三年「大饑荒」和文革時期的經濟崩潰。

在大饑荒期間，中國用當時極為寶貴的外匯，進口了一些糧食。1962年，阿駐中國大使雷茲‧馬利列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劉少奇一聲令下，讓剛剛從加拿大購買小麥的中國輪船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28]

阿爾巴尼亞對中共的援助視為理所當然，而且肆意浪費。從中國運去的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被隨意堆放在露天地裡，常年風吹雨打。而且毫不在乎地說：「沒關係，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 」中國幫助阿爾巴尼亞建立了紡織廠，但阿國沒有棉花，中國只好用外匯買進口棉花給他們。有一次阿副總理查爾查尼向當時的中共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耿飆提出更換化肥廠的主要設備並提出不要中國的機器，而要用意大利的，中國只好用外匯從意大利買來機器安裝上。

這種所謂援助，只是助長了對方的懶惰和貪婪。1974年10月，阿國要求中國提供5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中國當時處於文革後期，經濟近乎崩潰，權衡再三還是決定給10億。阿國大不滿意，在國內掀起聲討中國的運動，說什麼「絕不會在外來經濟壓力下低頭！」並拒絕提供中國需要的原油和瀝青。
2）蘇聯對東歐革命的鎮壓

東歐地區的社會主義制度可以說完全是由蘇聯輸入的。二戰結束以後，根據雅爾塔會議劃分的勢力範圍，東歐被交給了蘇聯。

1956年，赫魯曉夫的祕密報告之後，首先起來反抗的就是波蘭。在經過工人抗議、鎮壓和政府道歉後，波蘭選出了對蘇聯持強硬態度的哥穆爾卡，並頂住了赫魯曉夫的干涉。

接下來的就是著名的匈牙利事件，發生在1956年的10月。一群學生舉行集會，推倒了斯大林的雕像，隨後集會吸引了大批民眾參加，並和警察發生衝突。交火中，至少上百人被打死。蘇聯認為可以和新的反對派合作，於是任命卡達爾為黨中央第一書記，納吉為部長會議主席（即總理）。納吉上台後，宣布退出華沙條約組織（即類似北約的軍事集團，以蘇聯為領導），並進一步推動「自由化」。蘇聯不能容忍匈牙利這種變化，於是將坦克開到布達佩斯街頭，納吉被逮捕和處決。[29]

繼「匈牙利事件」之後就是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從赫魯曉夫祕密報告之後，捷克的管制逐步放鬆，到1967年春天，相對獨立的民間社會在捷克已經成形，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後來當選為捷克總統的哈維爾。在這個社會氛圍下，1968年1月5日，改革派杜布切克接任捷共第一書記，提出加強改革和「有人性的社會主義」的口號。隨後杜布切克大規模地平反斯大林時代的冤假錯案，釋放異見分子，放鬆新聞管制，鼓勵學術自由，允許公民自由出國，放鬆對宗教的監控等，在黨內也實行有限度的民主。

蘇聯認為這些改革不僅背叛了社會主義原則，還會讓其它國家效仿。於是在1968年3月到8月，蘇共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等與杜布切克舉行了五次高峰會談，企圖壓服他放棄民主改革。杜布切克拒不同意，於是在1968年8月，蘇聯的6300輛坦克就開進了捷克！歷時八個月的「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了。[30]

從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我們可以看到，東歐的社會主義制度實際上是蘇聯強行移植和用暴力維護的。當蘇聯放棄這種暴力的時候，東歐的社會主義陣營也就在極短時間內迅速解體了。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柏林墻的倒塌。1989年10月6日，東德各城市正在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並和警察發生衝突。此時，戈爾巴喬夫正在東柏林訪問，他對東德統一社會黨總書記昂納克說「只有抓緊時機進行改革才有出路」。 隨後，東德取消了前往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的旅行限制。這使大批人可以通過捷克投奔西德，柏林墻已經無法隔斷民眾的逃亡潮。11月9日，東德被迫放棄了邊界管制，數以萬計的東德人翻越柏林墻到達西柏林，並搗毀了柏林墻。這座矗立了數十年的鐵幕的象徵就此消失。[31]

柏林墻倒塌的1989年，是一個動盪的年份。這一年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和東德都實現了自由化，在名義上拋棄了社會主義，這也是蘇聯放棄干涉它們的結果。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

中共在過去的幾十年中，曾經援助的國家達到110個，意識形態輸出是中共決策的重要考慮因素。而蘇聯對中東、南亞、非洲、拉丁美洲的干涉也不只是我們上述列舉的那一點。因此本章內容只是舉例說明，「暴力移植」是共產邪靈在國際上擴充共產主義的重要手段。它占有的地區和控制的人口越多，毀滅起人類來才越得心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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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冷戰終結

冷戰的結束讓許多人都鬆了一個口氣，認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者持類似主張的暴政終於完結，但這只是魔鬼的一個伎倆而已。美蘇的對抗轉移了人們對中共的注意，為中共實施更邪惡和隱蔽的共產主義政策贏得了時間。1989年六四屠殺之後，邪惡的江澤民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憑藉中共已經鍛煉成熟的鎮壓機器和謊言宣傳，繼續有系統地毀壞傳統文化、建立黨文化，以淪喪道德為方法培訓出反傳統、反道德的「狼崽子」，為其以後大規模迫害法輪功並最後毀滅人類做好充分準備。

在前共產陣營的國家中雖然共黨倒台，但是全世界範圍內對共產主義的清算、對其所犯罪行的審判從沒有進行過。俄國也從來沒有清除蘇共的影響及廢除特務機構克格勃，過去的克格勃首腦卻掌管著現在的俄羅斯。共產主義的理念、思想依然存在，很多被共產邪靈訓練成熟的共產分子還在，並滲透到西方以至全球。

對共產主義有著深刻認識的老一代西方反共鬥士們隨著歲月流逝離開了人世，新一代人認為共產主義已經成為歷史，對共產主義的邪惡、殺戮、欺騙伎倆既沒有認識，也沒有願望去認識！因此原有的共產主義者仍按照激進的或漸進的共產主義理論行事，做著各種破壞本國意識形態、社會體制，乃至暴力顛覆這些國家政權的活動。
1） 「紅場」依然猩紅

在其它原共產主義陣營國家紛紛要求獨立的大潮衝擊下，前蘇聯內政不穩，外交孤立，經濟崩潰，民心思變。時任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下令宣布蘇共為非法組織，並限制其在俄羅斯境內的活動。民眾喊出心中積蓄已久的去共、反共的時代強音，最終在1991年12月26日由原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立國六十九年的蘇聯從此正式解體。

但深深浸透到俄羅斯人頭腦裡的共產意識，怎會輕易退出？雖然葉利欽在俄羅斯剛剛成立時，也掀起了一股「去蘇聯化」運動，當時列寧像被推倒，焚燒了一些蘇聯書籍，一些曾經在蘇聯政府工作過的員工被解僱，很多與蘇聯有關的物品都被砸、被燒。但共產邪靈這個本質的東西卻沒有觸及。當年在二戰結束後，全球在去納粹化方面做得十分徹底。從對納粹戰犯公審、判刑，到對納粹思想徹底清掃，讓世人們看到、聽到納粹兩字都感到恥辱。時至今日對漏網的納粹分子仍不放過，直至將其繩之以法。

但是很遺憾，在共產勢力仍很猖獗的俄羅斯，去共不及時、不徹底，勢必養虎為患。很快共產勢力便組織反撲。1993年10月，數萬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的廣場集會遊行，揮舞蘇聯國旗，呼喚列寧、斯大林的名字，遊行的隊伍越來越大。1991年莫斯科人走上街頭要求獨立和民主，但這次卻是共產勢力要求恢復蘇聯體制，其中還有一些軍隊、警察參與，使得局勢更加對抗。在關鍵時刻安全部門和軍隊的將領支持了葉利欽，葉利欽派出精銳坦克部隊平息了這一危機。但是共產勢力仍在並組建了俄羅斯共產黨，成為當時俄羅斯第一大黨，直到普京的執政黨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成為第一大黨。

時至最近幾年，一些社會調查顯示（如莫斯科RBK電視台2015~2016年所做的一系列調查），很多問卷回答者（約60%）依然認為「蘇聯應該重生」。2017年5月，在俄羅斯有很多人紀念蘇俄奪權一百周年。蘇聯時期成立的蘇聯共青團（Komsomol）在莫斯科紅場集會，在列寧遺體前，舉行青年人入團宣誓。俄羅斯共產黨主席根納季‧久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在集會上還號稱最近時期有6萬新人加入俄羅斯共產黨，共產黨繼續生存並發展。

僅就莫斯科而言，尚有近80個列寧的紀念碑存在，紅場的列寧遺體仍在吸引著各式遊客和信仰追隨者，紅場依然猩紅，共產邪靈在俄羅斯依然存在，克格勃也從來沒有被徹底揭露和被世人唾棄，持有共產主義理念的大有人在！
2）紅禍依舊氾濫

根據現有數據統計，現在世界上由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有4個：中國、越南、古巴、老撾。朝鮮表面上放棄了馬列共產主義，但實際上仍是共產極權國家。冷戰前共有27個過去共產黨執政的共產黨國家。現在共產黨仍可參政的國家有13個，現有共產黨註冊的國家約120個。共產黨政權在過去近百年已經消亡的約有120個國家。

到20世紀80年代，拉美各國各類共產主義政黨，包括共產黨和自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有50多個，黨員總數約100萬（其中古巴共產黨約占一半）。80年代上半期，美蘇在亞非拉熱點地區展開激烈爭奪。隨著東歐及蘇聯解體，共產勢力逐漸減弱。以暴力為主，如祕魯共產黨（「光明之路」），強力推行共產制度及暴力行動的國家越來越少，大部分國家都改頭換面以社會主義變種形式出現。他們將原來的共產政黨稱號變成諸如民主社會黨、人民社會黨等等。中美洲十幾個共產政黨改名去掉共產黨，但繼續推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形式上卻更有欺騙性。

拉美33個獨立國家，除古巴是共產黨執政外，共產黨多是「合法」政黨。委內瑞拉、智利、烏拉圭等國的共產黨與執政黨結成各種形式的聯盟並加入了政府，是參政黨，其它多數國家共產黨的政治身分是在野黨。

雖然在西方及其它地區一些國家中，共產邪靈並沒有採取東方殺戮的暴力手段，但它們以各種變異的手段，潛移默化的滲透已然達到了它們毀壞人類道德、毀壞神傳給人的文化、推行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制度等所設的目標。共產邪靈事實上已經侵吞、占領了全世界。共產邪靈達到其最後毀滅全人類這一終極目的也只是一步之遙。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

[1] 張戎、喬‧哈利戴：《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

[2] Harry S Truman, 「Statement On Formosa,」 January 5, 1950, https://china.usc.edu/harry-s-tr ... 0%9D-january-5-1950; US Enters the Korean Conflict, https://www.archives.gov/education/lessons/korean-conflict.

[3]錢亞平：〈60年來中國的對外援助：最多時占國家財政支出7%〉，《人民日報》網站。

[4] 對外援助支出摘自歷年國家決算報告。

[5]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38章，https://china20.weebly.com/。

[6] 同上。

[7]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52章。

[8]〈解密時刻：逃離朝鮮 亡命中國〉，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hm- ... 121007/1522169.html。

[9]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49章。

[10]何立波：〈援越工作中的劉少奇〉，《人民日報》網站黨史頻道，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8740381.html。

[11] 同上。

[12]舒雲：〈建國初期，我國實施過多少超出國力的對外援助？〉，人民網黨史頻道， 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9398916.html。

[1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141230102wm6t.html

[14]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 • 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49章。

[15] 同上。

[16] 同上。

[17] 王賢根：《援越抗美實錄》（濟南：濟南出版社）。

[18] 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56章。

[19]宋征：〈1965印尼『9.30』政變始末〉，《縱覽中國》，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3410。

[20]宋征：〈1965印尼『9.30』政變始末〉《縱覽中國》，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3410。

[21]〈說古論今：緬甸的中國衝擊波〉，美國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art ... 0343173/812128.html。

[22]程映紅：〈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當代中國研究》，2006年第3期，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 ... 01-05-15-35-10.html。

[23]陳益南：〈設在中國的馬共電台〉，《炎黃春秋》，2015年第8期。

[24]程映紅：《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

[25]寒山：〈今是昨非：熊向暉和中共在拉美輸出革命的歷史〉，自由亞洲電台，https://www.rfa.org/cantonese/fe ... _cccp-20051117.html。

[26]陳憲輝：《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紀中國紀事》，第52章。

[27]程映紅：《向世界輸出革命——文革在亞非拉的影響初探》。

[28]王洪起：〈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炎黃春秋》。

[29]陳奎德：《近代憲政的演化》，第六十章，（華盛頓特區：觀察編輯部，2007）。

[30]陳奎德：《近代憲政的演化》，第六十七章。

[31]陳奎德：《近代憲政的演化》，第七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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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7)：滲透西方(上)
更新 2022-10-10 7:44 AM 人氣 19336       
標籤: 共產主義, 文化大革命, 滲透,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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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四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5月25日訊】第五章 滲透西方（上）

目錄

引言
1. 暴力共產主義和非暴力共產主義
2. 共產國際、諜報戰、「謠言」戰
3. 從羅斯福新政到進步主義
4. 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5. 和平反戰運動與民權運動

*****
引言

2016年美國大選是幾十年來最富戲劇性的一次選舉。雖然58%的投票率並不算高，但選戰過程卻一波三折，很不尋常。隨著共和黨候選人勝選，喧囂的選戰暫時落下帷幕，但另一場戰爭隨即開始了。除了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對新當選總統的攻擊，很多城市都爆發了針對選舉結果的抗議遊行。遊行者打出「不是我的總統」等標語口號，稱新選總統為「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排外主義者」、「納粹黨人」，要求重新清點選票，甚至威脅啟動彈劾程序。

雖然抗議者一再聲稱他們的遊行示威出於自發，調查記者還是發現了關鍵的證據，揭示出其示威活動是有人在背後策劃的。據指證，組織抗議的是左派的「職業革命家」，這些團體和朝鮮、伊朗、委內瑞拉、古巴等社會主義國家或者極權國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團體──「工人世界黨」（Workers World Party）和「自由之路社會主義組織」（Freedom Road Socialist Organization）分別是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的共產主義組織。根據這一系列調查的結果，新西蘭政論家翠弗‧勞敦（Trevor Loudon）製作了紀錄片《陷於重圍：2017美國內戰》（America under Siege: Civil War 2017）。[1]

勞敦並非危言聳聽，也不是出於衝動說上面一番話的。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共產主義問題，發現共產主義把美國作為滲透和顛覆的主要目標。[2]由於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者掌握了美國的教育、媒體，滲透進政界和企業界，過去幾十年美國社會在意識形態上不斷向左，即共產極權方向遷移。就在世人為自由世界擊敗共產陣營歡呼的時候，共產主義卻悄然控制了西方主要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媒體，加緊準備著最後的致命一擊。

美國作為自由世界的燈塔，肩負著「世界警察」的天賦使命。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參與最後扭轉了戰爭的局面；在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當中，美國抵制住了另一個超級大國的核武威脅，最終不負眾望，成功瓦解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二百多年前，富於遠見的美國建國之父們，在研究了西方主要的信仰體系和哲學理念、經過審慎的思考和討論之後，撰寫了不朽的政治學經典──《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這兩個基礎性文件，把天賦人權作為不證自明的真理，確立了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原則，並且奠定了分權制衡的共和制度。這兩個文件和眾多睿智的政治家、虔敬信神的美國人民一道，保證了美國社會的和平、穩定和繁榮達兩百年之久。

共產邪靈當然不會安心於整個西半球超出其掌控之外，它要在東西方同時布局。為了毀滅人類，邪靈操縱其在人間的代表，先是勾畫了一個大同社會的美好願景，然後選擇不同的人間代理，以不同的方式散布歪理邪說，極其狡詐地實施毀滅人類的計劃。如果說在蘇聯、中國等國家，共產邪靈採用的是奪權、殺戮等方式，破壞傳統文化、敗壞人的道德，最後達到毀滅人類的目的，那麼在西方所謂的「自由世界」，共產邪靈採用的則是滲透的方式，用千變萬化的欺騙手法，變異其宗教、文化，控制其政治、經濟、社會組織，最終也達到敗壞人、毀滅人的目的。

由於在西方國家共產黨暫時沒有取得政權，共產邪靈的代理人不得不戴上各種各樣的面具，滲透進各種各樣的組織和機構當中。在推進共產主義的過程中，至少有四股力量以不同方式發揮了作用。

第一，蘇聯的顛覆和滲透。蘇俄成立之初，即成立共產國際（史稱第三國際），作為向全世界輸出革命的工具。上世紀80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以後，與西方開始了更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也開始用不同方式對西方進行滲透。

第二，各國共產黨聽命於蘇聯共產黨和第三國際，積極籌劃顛覆活動。

第三，西方很多國家的政府在經濟危機和社會動盪時期，病急亂投醫，採納了各種變形的社會主義政策，使西方社會中過去幾十年中呈現不斷向左轉的態勢。

第四，各個國家都有共產黨的同路人、同情者，大量被共產黨利用的「有用的傻瓜」，成為共產邪靈得心應手的工具。他們和共產黨一起，成為西方國家內部的「第五縱隊」，客觀上起到了破壞傳統文化、敗壞社會道德、支援共產政權、顛覆本國合法政府的作用。

本章將從不同角度勾畫出共產主義滲透西方的過程和手法。由於圖景紛繁複雜，這裡難免掛一漏萬。但掌握了基本的線索，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戴著各種假面具的共產邪靈的魔爪。由於篇幅所限，我們主要使用了美國的例子，但讀者應該清楚，魔鬼的詭計絕不僅僅局限在美國一國，在其它國家其手法也是高度相似的。本章也將概述共產主義對歐洲的影響。
1. 暴力共產主義和非暴力共產主義

很多人心目中的共產黨都是和暴力分不開的，這一點事出有因。共產黨從不諱言暴力。事實上，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叫囂：「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2]《宣言》出籠之後一百多年的時間，尤其是因為俄國和中國的共產革命都以暴力為主要手段，客觀上使世人忽視了共產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即非暴力的共產主義。

暴力革命派的馬克思主義以列寧為代表。列寧從兩個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按照馬克思的設想，共產主義革命首先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但列寧認為，在落後的俄國一樣可以建成社會主義。列寧的另外一個「貢獻」是其「建黨」學說。列寧認為，工人階級不能自發地產生階級意識和革命要求，必須從外部把革命的要求灌輸給工人階級。因此就要組織一個由職業革命家組成的、有嚴格紀律的政黨，這個政黨就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列寧「黨建學說」的實質是把黑幫組織和恐怖主義嫁接到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說之上，設計出一個依靠暴力和欺詐實現共產主義騙局的路徑。

就在馬克思死去的第二年（1884年），英國誕生了一個以漸進方式實現社會主義的團體「費邊社」。費邊社的名字來源於以「逃避、拖延」戰術著稱的古羅馬將軍費邊‧馬克西姆，費邊社的標誌是一隻披著羊皮的狼。在《費邊短評》的第一期刊頭上，登載了這樣一句社銘：「要像費邊與漢尼拔作戰那樣，儘管許多人指責他拖延時日，他還是極其耐心地在等待時機；一旦時機來到，就得像費邊那樣，全力出擊，否則就白等了一場，徒勞無功。」[3]

費邊社宣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因此發明了「到處鑽洞」的「滲透」策略。費邊社不僅不限制自己成員的活動，而且鼓勵他們去做內閣大臣、高級行政官員、大工業家、大學校長、主教等重要人物的隨從，或直接加入其它同意接受他們的團體，以便通過這些途徑，把其思想灌輸給關鍵的決策人物。費邊社主席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寫道：「我們堅定不移地相信我們所謂的『滲透政策』──那就是說，把社會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計劃，不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會主義的人們的思想裡，同時也要注入到與我們見解不同的人們的思想裡──我們不遺餘力地不僅在自由黨人或激進主義者中進行這種宣傳，也在保守黨人中進行這種宣傳；不僅在工會運動者和合作主義者中進行宣傳，也在雇主們及金融家們中進行宣傳。只要有機會，我們就把符合於我們的方向的觀念和計劃向他們進攻。」[4]

費邊社成員中有很多青年知識分子，他們四處演講，出版書籍、雜誌、小冊子，在社會上影響很大。20世紀之後，費邊社成員開始參加政黨活動。費邊社四巨頭之一的韋伯成了剛剛成立的工黨的全國執行委員會中的費邊派代表。他為工黨起草黨章、擬定黨綱草案，指導各項政策，努力使費邊社會主義成為該黨的指導思想。費邊社在美國影響也很大，有不止一個費邊主義團體，費邊思想在著名大學的文科院系中影響也很大。[5]

不管是列寧式的暴力共產主義還是費邊社的非暴力共產主義，背後都是共產邪靈在操控，其終極目的沒有任何差別，因此列寧式的暴力共產主義並不排斥非暴力手段。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左派」幼稚病》一書中，列寧嚴厲批評了西歐共產黨拒絕與「反動」的工會合作，或者拒絕加入資產階級國家議會的舉動。列寧寫道：「政治家的藝術（以及共產黨人對自己任務的正確理解）就在於正確判斷在什麼條件下、在什麼時機無產階級先鋒隊可以成功地取得政權，可以在取得政權過程中和取得政權以後得到工人階級和非無產階級勞動群眾十分廣大階層的充分支持，以及在取得政權以後，能夠通過教育、訓練和爭取愈來愈多的勞動群眾來支持、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治。」[6]他一再強調，共產黨必須隱瞞自己的真實意圖，為了奪取政權，可以做出任何許諾和妥協。換句話說，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在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和中國共產黨奪權過程中，他們的確是把暴力和欺騙的兩手發揮得淋漓盡致。

較少引起人注意的是，那些非暴力共產主義流派其實也不排斥暴力。英國費邊社代表人物之一、劇作家蕭伯納曾經寫道：「我已經清楚地闡明：沒有收入的平均就沒有社會主義，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貧窮是被禁止的。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都會被強制地餵飽、穿暖、居住、接受教育、安排工作。如果發現你的操行和勤奮夠不上這樣的待遇，你可能會被溫柔地殺死。」[7]善於偽裝的費邊社選擇了善於辭令的蕭伯納，把非暴力社會主義的真實目的包裝得溫情脈脈，只是在最後才露出凶殘的面目。在西方國家共產主義運動高漲時期，共產黨分子和其各種前台組織、被煽動蠱惑的青年，為了壓制不同言論，造成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不惜採用暴力手段，打、砸、搶、燒、暗殺、爆炸，其行為模式和共產黨如出一轍。
2. 共產國際、諜報戰、「謠言」戰

共產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共產主義社會消滅了階級，自然也就不再需要國家。因此，「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在《共產黨宣言》的最後，馬克思和恩格斯呼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在俄國建成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之後，迅速成立「共產國際」，其使命就是輸出革命，在世界範圍內發動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各個國家的合法政權，建立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專政。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隸屬於第三國際的遠東支部。

事實上，不僅僅是中國共產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共產黨全都聽命於共產國際，接受其資助和培訓。蘇聯共產黨也以其龐大帝國為後盾，在世界各國招募激進分子，把他們培養成「職業革命家」，在各自的國家進行顛覆活動。

1919年成立的美國共產黨就是這樣一個聽命於共產國際和蘇共的共產黨組織。在近一百年的歷史當中，雖然美國共產黨從來沒有變成一個擁有眾多黨員的大黨，但在美國仍然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們採用靈活多變的手法，與美國社會的激進團體和激進分子勾結，滲透進工人運動、學生運動、教會，甚至美國政府。美國反共運動先驅弗萊德‧施瓦茨（Fred Schwartz）博士一針見血地指出：「嘗試從共產黨的人數來判斷其影響力，就像通過比較孔洞面積與完好面積來確定船體是否安全。一個漏洞就足以使整條船沉沒。共產主義理論就是有紀律的少數人控制和指揮其他人的理論。一個處於敏感位置的人可以控制和操縱數千人。」[8]

二戰期間的美國政府內部有很多蘇聯間諜早已不是祕密。但由於1954年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參議員的反共努力被打壓，左派媒體、政界、學術界合力掩蓋，相關證據一直沒有進入大眾的視野。上世紀90年代中，美國政府公布了40年代二戰結束之前美國情報部門破解的絕密電碼維諾娜文件（Venona Files）。密電碼顯示，在美國政府內部至少有三百多名為蘇聯工作的間諜，至於他們手下還有多少人則不得而知。有些間諜在羅斯福政府中身居高位，能夠接觸絕密的敏感信息；有些則可以利用職權影響美國的政策走向。這些人包括向蘇聯輸送原子彈技術和其它軍事技術祕密、後來被送上電椅的羅森堡夫婦（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財政部副部長哈利‧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國務院官員艾爾傑‧希斯（Alger Hiss）等。

由於維諾娜文件只揭示了冰山一角，到底有多少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被洩露給蘇聯尚不得而知。但更為重要的是，某些蘇聯間諜身居高位，有機會對美國政府的重要決策發揮重大影響力。在二戰結束前舉足輕重的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總統的顧問希斯在戰後領土處理、戰俘交換、聯合國憲章的起草等重大決策過程中都起到了關鍵作用。而懷特作為財政部長摩根索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參與制訂了很多關鍵政策，也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主要設計者之一、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的創建人之一。正是這個懷特在1941年促成國民黨任命中共地下黨員冀朝鼎為財政部高級官員，後者「幫助」國民政府設計的「金圓券」改革造成政府信用盡失。歷史學家相信，由於蘇聯間諜和親共分子的影響，美國在40年代後期的國共內戰當中，中斷對國民黨的軍事援助，是造成國民黨失去中國大陸的重要原因之一。[9]

埃文斯（M. Stanton Evans）等學者強調，「影響政策」才是蘇聯間諜發揮的最重要的作用。[10] 一度加入美共和蘇聯諜報網，但後來反正並指證其他間諜的惠特克‧錢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寫道：「敵對國家的代理人所占據的位置使他們不但能夠竊取文件，而且有能力影響本國的外交政策，使其有利於國家的頭號敵人。這不僅體現在一些特殊的時刻……而且體現在數量極其龐大的日常決定之中。」[11]

1970年投奔自由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尤里‧貝澤門諾夫（Yuri Bezmenov，化名托馬斯‧舒曼）在著作和演講中披露了蘇聯祕密顛覆西方的手段。貝澤門諾夫指出，很多西方人受詹姆士‧邦德（James Bond）一類的間諜電影影響，認為蘇聯顛覆的手段也是通過間諜竊取情報、炸毀橋梁等，但事實遠非如此。克格勃所有人力物力當中只有10%到15%用於傳統的諜報戰，大量的人力物力用在了意識形態的滲透和顛覆上。貝氏詳細解析了顛覆戰略的過程、領域和手段。一般來說，顛覆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造成敵對國家的文化頹廢、士氣低落（demoralization）；第二個階段，造成該國的社會動盪；第三個階段，製造危機，而危機將造成三種可能的局面：內戰、革命或者外敵入侵，這時共產黨將開始第四個階段，即趁機奪權，進而「穩定局面」（normalization），建成一黨制獨裁國家。

按照貝氏的說法，共產黨滲透的目標主要有三大領域：思想領域，包括宗教、教育、媒體、文化等；權力機構，包括政府、法院、警察、軍隊、外交機構等；社會生活，包括家庭、醫療健康、種族、勞資關係等。貝氏以「平等」觀念為例，解釋了共產黨如何通過文化滲透，一步步造成社會動盪，從而製造革命時機的。諜報人員通過各種方式宣傳「絕對平均主義」，讓人們對自己的政治經濟境遇不滿，不滿加劇後，影響生產力，進而影響勞資關係，造成罷工潮、經濟衰退等，於是社會不穩，越來越多的人激進化，展開權力鬥爭，全面危機爆發後，革命或者外國入侵的機會就成熟了。[12]

1978年出逃西方的前羅馬尼亞最高安全官員波切巴（Ion Mihai Pacepa）更加全面地揭露了前蘇聯東歐共產黨國家對西方發動大規模心理戰、「謠言」戰（disinformation）的策略。波切巴強調，謠言戰的目的是改變民眾看問題的參照系，心理被改造之後，一個人即使面對真相也無法理解、無法接受，成為「有用的傻瓜」。[13]

貝澤門諾夫說，意識形態顛覆的第一個階段一般要用15到20年，也就是一代人接受教育的時間。第二個階段2到5年，第三個階段只要3到6個月。1984年他發表演講的時候說，第一個階段已經完成，其效果之好遠遠超出了蘇聯當局的想像。

根據很多前蘇聯間諜、情報官員的自述和對冷戰後解密檔案的研究，前蘇聯的滲透是西方20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背後重要的推動力量。

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1950年開始揭露共產黨對美國政府和社會的滲透，但1954年被參議院投票譴責，美國政府內部清理共產主義的努力半途而廢，是美國加速走上下坡路的關鍵。[14]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麥卡錫主義等一系列問題並沒有隨著蘇聯解體和冷戰終結而失去現實意義。麥卡錫多年來被左派政客和媒體妖魔化，「麥卡錫主義」成為「政治迫害」的代名詞，顯示出左派已經牢牢地掌握了意識形態領導權。

一位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在回顧了麥卡錫等反共英雄在美國被壓制、被醜化的歷史後說：「左派的反美是其整個世界觀的有機組成部分。自由主義者為通姦者、色情業者、鼓吹墮胎權者、罪犯和共產主義者爭取權利。他們本能地支持無政府狀態，反對文明。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不可避免的就是背叛。」[15]

哈佛專家

3. 從羅斯福新政到進步主義

1929年10月24日黑色星期四，紐約股票市場發生崩盤。危機從金融財政擴散到整個經濟體，主要西方國家無一倖免，失業率達到25%以上。全世界的失業人口超過3千萬人，主要工業國除蘇聯外，工業生產平均下降27%。[16]

1933年初，羅斯福就職的一百天內，圍繞著「解困、復甦、改革」的主題，接連出台了很多項法案，增加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或間接干預。國會制定了《緊急銀行法》、《農業調節法》、《國家產業復興法》、《社會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新政基本結束，但羅斯福新政時期產生的一些制度或機構至今仍發揮著影響。

羅斯福頒發的總統令數量超過他之後20世紀所有總統頒發的總統令數量的總和。但一直到30年代末，美國的失業率都沒有降到兩位數以下。自羅斯福新政之後，美國政府走上了高稅收、大政府、干預主義的道路。保守派思想家丹尼什‧德蘇薩（Dinesh D’Souza）在新作《大謊》中指出：「《國家復甦法》（National Recovery Act, NRA）是羅斯福重要政策之一，也是新政的中心。這個法案基本上給美國的自由市場制度敲響了喪鐘。」[17]歷史學家吉姆‧鮑威爾曾以充分的史料證明羅斯福新政的效果是如何事與願違的：新政受到了共產主義的影響；社會保障法使失業率增高；高稅收破壞了健康的企業經營模式；勞工法造成失業等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彌爾頓‧弗里德曼稱讚這本著作說：「鮑威爾確鑿無疑地證明了新政影響了經濟從蕭條中復甦，延長並加重了失業，為更具侵略性也更昂貴的政府準備了條件。」[18]

1963年肯尼迪總統遇刺後上台的林登‧約翰遜總統發起了「向貧困宣戰」和「偉大社會」運動。在極短時間內，約翰遜就發布了一系列總統令，出台一系列法律，建立新的政府機構，擴大福利計劃，提高稅收，急劇擴大了政府的職權。有趣的是，約翰遜總統的施政措施和1966年出版的《美國共產黨新綱領》（A New Program of the Communist Party USA）幾乎如出一轍。美共書記霍爾（Gus Hall）如此解釋這個綱領：「共產黨對『偉大社會』的態度可以用一句老話概括──『睡在同一張床上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夢想』。我們共產黨人支持『偉大社會』的每一項舉措，因為我們的夢想是社會主義。」霍爾所謂「同一張床」指的是「偉大社會」政策。[19]雖然同樣支持「偉大社會」的舉措，約翰遜政府的初衷是在民主制度下改良，而美共是為了把美國一步步引入社會主義。

「偉大社會」和「向貧困宣戰」這兩項運動最嚴重的後果有三：加重了公民對福利的依賴、越來越多青壯年拒絕工作、福利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由於福利政策照顧單親家庭，實際後果是鼓勵了離婚和婚前、婚外生子。據統計，1940年非婚生子的比例在所有新生兒中為3.8%，這個數字到1965年時是7.7%。「偉大社會」改革之後的25年（1990年），這個數字驟升至28%，2012年升至40%。[20]家庭的解體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後果，比如政府財政的巨大負擔、犯罪率飆升、家庭教育的式微、一家幾代人無法擺脫貧困、不勞而獲的思想變得根深蒂固從而形成自願失業大軍等等。

蘇格蘭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弗雷澤‧泰特勒爵士（Sir Alexander Fraser Tytler）說過：「民主制無法成為一種行之久遠的政治制度。總有一天，公眾會發現他們可以通過投票選出讓自己從國庫中得到實惠的候選人，那時民主制就終結了。大多數選民會永遠投票給許諾從公共財政裡給予他們最多好處的候選人，這就造成了民主制因為鬆弛的財政政策而崩潰，最終被專制所取代。」[21]「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民眾形成對福利的依賴之後，政府要想減少福利數量和種類，可以說比登天還難。「福利國家」成為西方國家政治上的痼疾，使眾多政治家和學者一籌莫展。

上世紀70年代之後，極左派放棄了令美國民眾警惕的革命話語，代之以更具有中性色彩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在共產黨國家生活過的讀者對後者一定不陌生，「進步」一直被共產黨當作「共產主義」的隱語使用，比如「進步運動」指的是「共產主義運動」，「進步知識分子」指的是「親共分子」或者乾脆就是地下黨員。「自由主義」也好，「進步主義」也罷，其實質並無不同，其內涵都是高稅收、高福利、大政府、反宗教、反道德、反傳統、「社會公正」、政治正確、高揚女權、同性戀和性變態者的權利等等，都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代名詞而已。

我們無意指責哪一個政要或者個人，在紛繁複雜的歷史變局中，要想做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的確很難。在一頁頁歷史翻開之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20世紀初以來，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下手，東方發生暴力革命的同時，西方國家政府和全社會都受到共產主義影響，逐漸左轉。就美國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尤其是經濟危機之後，政府採納了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政策。「福利國家」培養了人民的惰性和對政府的依賴，與此同時，無神論、唯物論迅速侵蝕美國社會的道德肌體，遠離了神、遠離傳統道德的民眾，在花樣百出的共產主義騙術面前，漸漸失去了抵禦能力。
4. 西方的文化大革命

20世紀60年代是現代史的分水嶺。一場史無前例的反文化運動從東方到西方席捲全球。與中共主導發起的中國文化大革命不同，西方各國的反文化運動表面上是一個多中心或者說無中心的運動。從60年代到70年代的十多年間，參加這場大規模運動的人（多半是青年人）似乎出於不同的動機，有著不同的訴求。其中有人反對美國的越南戰爭，有人爭取有色人種的民權，有人反對父權、爭取女權，有人爭取同性戀者權利。其間混雜著反對傳統文化、反對權威，追求個性解放和享樂主義，推動使用毒品、搖滾樂等等，令人眼花繚亂。

「西方文化大革命」的目標是毀掉正統的基督教文明和西方的傳統文化。這個看似雜亂無章的全球文化現象，根本上來源於共產主義。馬克思、馬爾庫塞、毛澤東（所謂「3M」）是造反青年崇拜的偶像。馬爾庫塞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成員。

法蘭克福學派是一個以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為核心的馬克思主義流派。1923年，該研究所成立之初就曾經考慮過「馬克思主義研究所」的名字，為了遮人耳目，遂命名為中性的「社會研究所」。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之一、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格奧爾格‧盧卡奇有一句「名言」：「誰能把我們從西方文明中拯救出來？」（Who can save us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馬爾庫塞對這一句話做了如下發揮：「西方針對每一個它所接觸的文明和文化都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美國和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大的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排外主義、反猶主義、法西斯主義和自戀的集合地。美國社會是壓迫人的、邪惡的，不值得為其效忠。」顯而易見，法蘭克福學派以西方的傳統文化為其主要敵人，意欲通過毀滅文化最終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和政治領導權。

1935年法蘭克福學派遷到美國，掛靠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之下。法蘭克福學派和美國本土的左派知識分子一道，傳播馬克思主義及其變體，腐蝕了其後幾代美國青少年。

馬爾庫塞的理論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的泛性論思想，主張解放文明對性的壓抑，是性解放潮流的主要推手之一。馬爾庫塞認為，要想獲得自由和解放，必須廢除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本能的過度壓抑，為此，必須反對一切傳統的宗教和道德、秩序和權威，把社會變成一個可以無度享樂且不需工作的烏托邦。馬爾庫塞的代表作品《愛慾與文明》在法蘭克福學派的龐大著作群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原因有二。第一，在這本書裡，馬爾庫塞完成了對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的結合，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批判變成了新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心理批判；第二，這本書成為法蘭克福學派與青年讀者之間的橋梁，把反抗哲學直接轉化為上世紀60年代的反抗運動。[22]

馬爾庫塞說：「（反文化運動）可以稱之為一場文化革命，因為抗議針對的是整個文化體制，包括現存社會的道德……有一點確鑿無疑：傳統的革命觀念和革命策略已經終結。這些概念太過老套……我們必須用分散的方式使這個體系分崩離析。」[23]

能夠讀懂法蘭克福學派晦澀艱深理論的造反青年寥寥無幾，但馬爾庫塞的思想主旨卻簡單明了：反傳統、反權威、反道德，性、毒品、搖滾樂應有盡有，「要做愛，不要戰爭」。只要對一切權威和規範說「不」，就算參加了「高尚的革命事業」，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革命多麼廉價和簡便易行！難怪當時的年輕人對此趨之若鶩。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雖然很多造反青年出於自發，但最激進、處於運動最前列的很多學生領袖是受國際共產主義培訓操控的，其中包括在古巴受訓的「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學生領袖；學生抗議活動是共產主義團體直接組織推動的結果。從「爭取社會民主學生組織」分化出去的極左翼團體「氣象員」（Weathermen）1969年發表的聲明宣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與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的發展推動了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的鬥爭。」這是中國共產黨二號人物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中的話。[24]

正如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和社會造成了不可逆的破壞，反文化運動對西方社會文化的顛覆同樣令人觸目驚心。第一，它使很多邊緣文化、底層文化、變異文化成為主流文化。性解放、毒品、搖滾樂迅速侵蝕青少年的道德觀，把他們培養成反神、反傳統、反社會的潛在腐蝕力量。第二，創造了街頭革命的先例，培養了廣泛的反社會、反美國的思維方式，為後來的街頭革命開了先例。第三，60年代的年輕人街頭革命受挫之後，進入大學、研究所，完成博士碩士學業，然後進入美國社會的主流，教育界、媒體、政界、工商界，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帶到體制內，發動了一場席捲美國社會的非暴力革命。

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社會的主要的媒體、高校、好萊塢大多成為左派的大本營。里根總統在位時，在政界稍微扭轉了向左轉的勢頭，但90年代以後，政策再度左轉，到近年達於頂峰。

哈佛專家

5. 和平反戰運動與民權運動

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國有一個重要的部門──和平部，這個部門的職責是發動戰爭。看似諧謔的命名其實大有深意──在實力不如人時，最好的策略是宣稱愛好和平；在意欲發動戰爭時，最好的掩蓋也是高舉橄欖枝。不僅蘇聯和其它共產國家把這套策略運用得十分嫻熟，國際共產主義直到今天仍然不時祭出這面旗幟，作為滲透西方、麻痺和打擊自由世界人民的主要工具之一。

世界和平理事會（World Peace Council）成立於1948年，首任主席約里奧‧居里是法國物理學家、法共黨員。當時二戰剛剛結束，只有美國成功研製出了原子彈，蘇聯大力推廣「世界和平」作為緩解戰爭壓力的韜晦之計。世界和平理事會由蘇聯共產黨下屬的蘇維埃和平委員會直接管控，在世界範圍內，吹噓蘇聯是愛好和平的國家，稱美國是世界上的頭號戰爭販子、和平的大敵。蘇聯扶植了數量眾多的組織團體，如世界工會聯合會、世界青年聯合會、國際婦女聯合會、國際新聞記者協會、世界民主青年同盟、世界科學工作者協會等，與世界和平理事會相呼應，「世界和平」成了共產主義針對自由世界的輿論戰的前沿陣地之一。世界和平理事會其實是共產國際的外圍組織。

1961年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在報告中說：「每天都應該有更多人被捲入要求和平的鬥爭當中……和平的旗幟使我們把群眾團結在我們周圍。高舉這面旗幟，我們會取得更大的勝利。」美共書記霍爾立刻響應：「有必要擴大要求和平的鬥爭，使它升級，涉及更多人，使它成為每個社區、每個人民團體、每個工會、每個教會、每個家庭、每條街道、每個群眾集會地的熱點問題……」[25]

冷戰時期和平反戰運動出現過三次高潮。第一次出現在20世紀50年代初；第二次反戰運動高潮出現在60、70年代越戰期間。根據投奔自由的前蘇聯格魯烏（GRU，蘇聯總參謀部情報總局的簡稱）最高階官員斯坦尼斯拉夫‧路涅夫的證詞，越南戰爭中，蘇聯在西方國家的反戰宣傳上投入的金錢是對北越的軍事和經濟支援的兩倍。他說：「格魯烏和克格勃資助了幾乎所有美國和其它國家的反戰運動和反戰團體。」[26]

在反越戰運動中曾經很活躍的前馬克思主義者羅納德‧拉多什（Ronald Radosh）承認，反戰運動的「真實意圖從來就不是結束戰爭，而是利用反戰情緒在美國國內製造一個新的革命的社會主義運動」。[27]

第三次反戰運動高潮出現在80年代初美國在西歐部署中程核武器時。歐洲的和平、反核武運動雖然要求蘇聯和美國同時限制核武器，但蘇聯從來沒有信守過任何國際條約。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1955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成立後的38年當中，蘇聯與全世界各個國家簽訂了近千項雙邊或多邊條約，而它幾乎違背了所有條約中的承諾。研究報告的作者表示，人類文明史上的大國如此缺乏誠信，蘇聯恐怕屬於首例。[28]因此反核武運動針對的其實只是美國。

翠弗‧勞敦指出，20世紀80年代新西蘭的反核武器運動就是蘇聯通過培訓特工，裡應外合實現的，結果是新西蘭退出澳大利亞-新西蘭-美國軍事同盟（ANZUS），把人口只有不到四百萬的新西蘭直接暴露在共產主義的威脅之下。[29]

9.11事件之後美國又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戰遊行和抗議。積極推動這些抗議的同樣是與共產主義組織密切相關的組織。[30]

在很多歷史書上得到正面評價的美國民權運動背後也有共產主義的幢幢鬼影。美國思想家G. 愛德華‧格里芬在比較了中國、古巴、阿爾及利亞的共產主義革命以後，發現美國的民權運動具有與以上革命相同的模式。第一個階段，把民眾分成敵對的不同的人群；第二個階段，建立統一戰線，製造一種運動受到普遍支持的假象；第三個階段，打擊反對派；第四個階段，煽動暴力；第五個階段，「上演」一場革命，實際是發動政變，伺機奪權。[31]

從20世紀20年代末開始，共產主義的美國工人黨（The Workers’ Communist Party）就發現了黑人革命的巨大潛力。他們號召，在黑人聚居的南方成立蘇維埃黑人共和國。[32]1934年出版的一本共產主義宣傳手冊《蘇維埃美國的黑人》主張把南方黑人的種族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結合起來。[33]

美國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受到了蘇共和中共的支持。一度參加美共並到莫斯科接受培訓的黑人倫納德‧佩特森（Leonard Patterson）退出美共後，舉證黑人的暴動、騷亂受到了蘇共的大力支持，他本人就曾和美共總書記霍爾一起到莫斯科接受培訓。[34]

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高漲也是在中共「輸出革命」的大背景下發生的。1957年以後，中共的外交思想漸趨激進，1965年的時候公然打出「世界革命」的旗號，號召「廣大農村」（亞非拉）包圍「世界城市」（西歐、北美）的道路。黑人民權運動中最具暴力色彩的組織，如「革命行動運動」（Revolutionary Action Movement）、毛主義的黑豹黨（Black Panther Party），都受到中共支持或直接影響。「革命行動運動」主張暴力革命，被主流社會看成是危險的極端主義組織，1969年後解體。黑豹黨從形式到內容全是學習中共，提出的口號是「槍桿子裡出政權」、「所有權力歸人民」，《毛主席語錄》是必讀書。像中共一樣，黑豹黨主張暴力革命。其領導人克利弗在1968年預測說：「大屠殺即將到來。黑人解放的暴力階段來臨了，它將廣泛傳播。在射擊與鮮血中，美國將被染紅。死屍將散堆在大街上……」其他人也鼓吹暴力、游擊戰甚至恐怖主義。在很多黑人集會上，參加者揮舞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會議現場是一片紅的海洋，和同時期的中國「交相輝映」。[35]

民權運動的很多訴求被主流社會所接受，但激進的黑人革命組織並沒有消失，近年來在「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中重新浮現。[36]

全世界人都希望和平，和平主義的思想和實踐濫觴於幾千年以前的古代，20世紀以來也有一些富於遠見和愛心的人物為了消除國家間的誤解和敵意而奔走操勞。由於歷史原因，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存在種族歧視的現象，民眾為消除種族歧視所做的教育、宣傳甚至抗爭都是可以理解的。共產邪靈利用社會上存在的思想動向和矛盾摩擦，挑撥離間，煽動仇恨、製造暴力，欺騙和裹挾了很多最初並無惡意的民眾。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

[1] 「An Interview with Trevor Loudon,」 Capital Research Center, https://capitalresearch.org/arti ... ith-trevor-loudon/. 工人世界黨成立於1959年，致力於「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發起社會主義革命」，近年參與了很多搗毀各地歷史雕像的極端抗議活動。參見： 「Who are the Workers World Party, the group who helped organize the Durham Confederate statue toppling,」 http://abc11.com/politics/who-ar ... hy-durham/2314577/.

[2]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3] 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217。

[4] 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217。

[5] 關於費邊社會主義在美國的影響，參見Rose L. Martin, Fabian Freeway: High Road to Socialism in the U.S.A., 1884-1966 (Boston: Western Islands Publishers, 1966), Part II 「The United States」 ; Zygmund Dobbs, Keynes at Harvard: Economic Deception as a Political Credo. (Veritas Foundation, 1960), Chapter III, 「American Fabianism.」

[6] 列寧：《共產主義運動的「左派」幼稚病》（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7] George Bernard Shaw, The Intelligent Woman’s Guide to Socialism and Capitalism (Garden City, New York: Garden City Publishing, 1928), 470.

[8] 引自 「The Truth about 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Congressional Record: Proceedings and Debates of the 87the Congress, 1st session, https://sites.google.com/site/heavenlybanner/aclu.

[9] John Earl Haynes and Harvey Klehr, Venona: Decoding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38-145.

[10] M. Stanton Evans and Herbert Romerstein, Stalin’s Secret Agents: The Subversion of Roosevelt’s Government (New York: Threshold Editions, 2012), 「Introduction.」

[11] 同上。

[12]  Thomas Schuman, Love Letter to America (Los Angeles: W.I.N. Almanac Panorama, 1984), 21-46.

[13] Ion Mihai Pacepa and Ronald J. Rychlak, Disinformation: Former Spy Chief Reveals Secret Strategies for Undermining Freedom, Attacking Religion, and Promo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3), Chapter 6.

[14] 關於麥卡錫主義，參見 M. Stanton Evans, Blacklisted by History: The Untold Story of Senator Joe McCarthy and His Fight against America’s Enemies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7).

[15] Ann Coulter, Treason: Liberal Treacher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War on Terrorism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3), 292.

[16] 王曾才：《世界現代史》（台北：三民書局，1994），頁324-329。

[17] Dinesh D’Souza, The Big Lie: Exposing the Nazi Roots of the American Left (Chicago: Regnery Publishing 2017), Chapter 7.

[18] Jim Powell, FDR’s Follies: How Roosevelt and His New Deal Prolonged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3), back cover.

[19] G. Edward Griffin, More Deadly than Wa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Oa1foc5IXI.

[20] Nicholas Eberstadt, 「The Great Society at 50」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http://www.aei.org/publication/the-great-society-at-50/. 探討美國高福利政策的後果，還可以參考同一作者的A Nation of Takers: America’s Entitlement Epidemic (Templeton Press, 2012).

[21] 關於這一段話的作者有不同說法，一說作者是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我們引用這句話是因其意思可取。

[22] William L. Lind, Chapter VI 「Further Readings on the Frankfurt School,」 in William L. Lind, 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ology (Free Congress Foundation, 2004), 5-6.

[23] Raymond V. Raehn, Chapter II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in William L. Lind, ed., Political Correctness: A Short History of an Ideology (Free Congress Foundation, 2004), 10.

[24] 沈漢、黃鳳祝編著：《反叛的一代──20世紀60年代西方學生運動》（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頁136。

[25] Jeffrey G. Barlow, 「Moscow and the Peace Movement,」 The Backgrounder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982), 5.

[26] Stanislav Lunev,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Enem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anislav Lunev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1998), 74,170.

[27] 引自 Robert Chandler, Shadow World: Resurgent Russia, the Global New Left, and Radical Islam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8), 389.

[28] Anthony C. Sutton, The Best Enemy You Can Buy (Dauphin Publications, 2014),  「Conclusions.」

[29] Trevor Loudon, The Enemies Within: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in the U.S. Congress (Las Vegas: Pacific Freedom Foundation, 2013), 5-14.

[30] 「AIM Report: Communists Run Anti-War Movement,」 Accuracy in Media (February 19, 2003), https://www.aim.org/aim-report/a ... anti-war-movement/.

[31] G. Edward Griffin, Anarchy U.S. A.: In the Name of Civil Rights (DVD). John Birch Society.

[32] John Pepper (Joseph Pogani), American Negro Problems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28), https://www.marxistsfr.org/histo ... -negroproblems.pdf.

[33] James W. Ford and James Allen, The Negroes in a Soviet America (New York: Workers Library Publishers, 1934), 24-30.

[34] Leonard Patterson, 「I Trained in Moscow For Black Revolu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XQjk4zhZs.

[35] 于展：〈美國民權運動中的中國因素〉，愛思想網，http://www.aisixiang.com/data/95027.html.

[36] Thurston Powers, 「How Black Lives Matter Is Bringing Back Traditional Marxism,」 The Federalist, http://thefederalist.com/2016/09 ... aditional-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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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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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8)：滲透西方(下)
更新 2022-08-21 5:28 AM 人氣 15154       
標籤: 共產主義, 滲透西方, 馬克思,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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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四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5月26日訊】第五章 滲透西方（下）

目 錄

6. 崇拜撒旦的新馬克思主義者
7. 左派發起體制內長征
8. 政治正確──魔鬼的思想警察
9. 社會主義遍及歐洲
10. 我們為什麼會上魔鬼的當

*****
6. 崇拜撒旦的新馬克思主義者

20世紀60年代西方青年的街頭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有一個人對他們的幼稚、真誠和理想主義不屑一顧。他說：「如果長頭髮對交流造成障礙，那就把長頭髮剪掉。」這個人就是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通過著書立說、培訓學生、親身實踐，成為最近幾十年來影響最大、最壞的變種共產主義者。

除了崇拜列寧、卡斯特羅等共產主義獨裁者之外，阿林斯基對魔鬼撒旦也讚美有加。在他流傳最廣的著作《激進分子的守則》（1971）一書的題詞裡，阿林斯基向路西弗（Lucifer，即撒旦）表示敬意。去世前不久接受《花花公子》雜誌採訪時，阿林斯基表示，如果死後有知，他會毫無保留地選擇去地獄，並且開始組織那裡的無產者，「因為它們是我的同類」。[1]

之所以稱他為「變種共產主義者」，是因為與上世紀30年代的「老左派」（政治左派）和60年代的「新左派」（文化左派）不同，阿林斯基拒絕正面說明其政治理想。他含糊其辭地表示，世界上存在著有產者（the have）、少產者（the have-a-little-want-mores）、無產者（the have-nots）。他號召無產者對有產者造反，用任何手段搶奪財富和權力，實現一個絕對「公平」的社會。他強調可以不擇手段地奪取權力，同時摧毀現存的社會制度。有學者稱他為「後共產主義左派（post-Communist left）的列寧」和「軍師」。[2]

在《激進分子的守則》這部書中，阿林斯基系統闡述了「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ing）的理論和方法。這些守則包括：「速戰速決；對敵人保持強大壓力；威脅比打擊更可怕；諷刺是最強大的武器；分化敵人、孤立目標，對其進行人身攻擊」等。[3]規則的實質，就是為了目標、為了攫取權力可以不擇手段。

這些看似乾巴巴的「社區組織規則」，在實際運用當中就會露出猙獰的面目。1972年越戰仍在進行，當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前總統布什（George H. W. Bush）去杜蘭大學（Tulane University）演講。反戰學生向阿林斯基尋求建議。阿林斯基回覆說，公開抗議缺乏新意、效果平平，而且可能造成抗議者被開除，不如穿上3K黨的裝束，每次布什為越戰辯護的時候，都起立喝采，揮舞寫有「3K黨支持布什」標語的牌子。學生依計行事，果然造出了很大的聲勢。[4]

被阿林斯基及其追隨者津津樂道的還有他策劃的另外兩次抗議活動。1964年，為了脅迫芝加哥市當局接受其條件，阿林斯基策劃了一個陰損的抗議計劃。芝加哥的奧黑爾國際機場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機場之一。阿林斯基設想，如果在機場外面抗議，即使組織幾千人也無法引起多少注意。但是如果派人長時間占據機場內的廁所，將會造成極大的混亂，芝加哥市當局將成為國際醜聞的主角。阿林斯基派人進行了實地考察，發現實施其計劃，大概需要2500人。在實施之前，他故意把消息透露給芝加哥市當局，當局只好乖乖地請他們前去談判。[5]

為了脅迫紐約州羅切斯特市當局增加僱用黑人的比例，阿林斯基又設想了一個同樣陰損的招數。羅切斯特愛樂樂團的演出是當地重要的文化盛事，市政府也非常珍視這一傳統。如果能夠打亂樂團的演出，讓羅切斯特市成為全國人的笑柄，那會逼迫市政府接受他們提出的條件。阿林斯基策劃的行動是這樣的：僱一百個黑人，給每個人買一張音樂會票，演出之前，為他們提供一頓免費晚餐，只有一種食物，就是烤豆子。吃了豆子，這些僱來的觀眾肯定會不斷放屁，這就把一個高雅的文化活動毀了。消息傳出，市政當局不得不被迫接受條件。[6]

閱讀阿林斯基的書，給人一種陰險冷酷的印象，讓人不寒而慄。他倡導的所謂「社區組織」是一種漸進式的、改頭換面的革命。其「革命理論和實踐」有這樣幾個特點。[7]

第一，新老左派至少在修辭上還有一層「理想主義」色彩，阿林斯基剝除了任何「理想主義」的外衣，把革命變成赤裸裸的權力爭奪。他在進行「社區組織」培訓的時候，會例行問學員：「你們為何進行『社區組織』？」有人會說是為了幫助他人。這時阿林斯基會朝他們吼道：「你們是為了權力而組織！」他的培訓手冊這樣寫道：「我們不因不要權力而富有美德，卻會因不要權力而變成懦夫。」「有權是好的，無權是惡的。」其追隨者的培訓手冊上竟然說：「把你們教會和團體裡想要做好事的人清除出去。」

第二，20世紀60年代的反叛青年高調地反政府、反社會，對此阿林斯基不以為然。他強調只要有可能，就應該進入體制之內，甚至表現出一種合作的姿態，伺機等待或製造顛覆的機會。

第三，阿林斯基的最終目標是毀滅和顛覆，而不是給任何人群帶來好處，因此在實施其計劃時，必須隱藏真實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階段性的、貌似合理或無害的目標動員大面積人群行動起來。當人們適應了這種變動的時候，再讓他們為了更激進的目標而行動就相對容易了。阿林斯基說：「在任何革命性變革發生之前，群眾對變革本身的態度都必須是被動的、肯定的、不對立的。」「記住：一旦讓群眾就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比如污染──組織起來，被組織起來的群眾就開始行動了。從『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樓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一個深受阿林斯基影響的「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頭目一語道破了激進抗議行動的實質：「問題的意義不在於問題本身，問題永遠是革命。」60年代後的激進左派深受阿林斯基影響，他們「創造性地」把一切社會問題引向對當局和體制的不滿，任何社會議題在他們手裡都變成了推進革命的墊腳石。

第四，阿林斯基把政治變成一場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的游擊戰爭和全面戰爭。在說明其「社區組織」策略的時候，阿林斯基告訴其追隨者，要讓抗議行動作用於敵人的眼、耳、鼻子。如果一個組織人數足夠多，就到光天化日下舉行聲勢浩大的遊行，讓敵人看見；如果人數不夠多，就躲在暗處大肆鼓譟，使敵人聽到，感到震懾和驚疑；如果人數太少，連吶喊鼓譟都做不到，就把那塊地方變得臭不可聞。

第五，在其政治行動中，阿林斯基強調利用人性最邪惡的部分，包括好逸惡勞、貪得無厭、妒嫉、仇恨等等。有時他領導的行動會為參加者爭取到一些蠅頭小利，但這只會使其更加見利忘義、鮮廉寡恥。為了顛覆自由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秩序，阿林斯基不惜淪喪人的道德；一旦掌權，他也絕不會顧惜從前「同志」的生命和福祉，這是一個簡單的推論。

幾十年後美國政界兩個知名人物深受阿林斯基的影響，把顛覆美國、文明和傳統價值觀的靜悄悄的革命帶進了體制內。與此同時，阿林斯基倡導的無底線的、游擊戰和超限戰式的抗議，在上世紀70年代之後的美國大行其道，1999年在西雅圖反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vomit-in（抗議者吃一種催吐藥，然後集體在廣場或會議中心嘔吐）、「占領華爾街」、「安提法」（Antifa）運動等等，都是顯例。
7. 左派發起體制內長征

首先提出「體制內長征」的是意大利共產黨黨魁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葛蘭西發現，有信仰的人不會輕易被煽動發動革命推翻合法政府，因此要想製造革命，就要製造一大批不信神、反傳統、不講道德的流氓痞子。因此，無產階級革命必須從顛覆宗教、道德和文明入手。20世紀60年代的街頭革命失敗以後，很多造反派進入學院，取得學位後成為學者、教授、官員、記者等，進入社會主流，發起了「體制內的長征」，用滲透的方式侵蝕到維繫社會道德的重要機構之內，包括教會、政府、教育機構、立法和司法機關、藝術團體、新聞媒體以及不同的民間團體。60年代以後的美國，就像一個重度感染的病人，已經無法具體指明，到底病灶在什麼地方。各種馬克思主義的變種深入美國社會機體，而且具有了自我生長繁殖的能力。

在眾多「革命理論」和「革命策略」裡面，哥倫比亞大學的兩個社會學家提出的「克勞德-畢汶」（Cloward-Piven）策略獨樹一幟，可操作性強，被「成功」試用。

克勞德-畢汶策略的核心是用福利拖垮政府。按照美國政府的政策，有資格領取福利救濟的人口數遠遠大於實際領取救濟金者的數量。只要把這些人找出來，鼓勵或者組織他們去領取救濟金，很快就可以花光政府資金，造成政府入不敷出。具體實施這個策略的是一個黑人活動家創立的「全國福利權組織」（National Welfare Rights Organization，NWRO）。據統計，從1965年到1974年，領取福利的單親家庭數量從430萬激增至1080萬，翻了一番還多。1970年，紐約市年度預算的28%用於各項福利支出，平均每兩個人工作，就有一個人領取福利。1960年到1970年，紐約市領取福利的人數從20萬增長到110萬。1975年，紐約市幾乎破產了。[8]

克勞德-畢汶策略是一種製造危機的策略，也可以看作是阿林斯基理論的一種應用。阿林斯基的規則之一就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讓敵人按照他們自己的規則行事）」（Make the enemy live up to its own book of rules）。[9]

從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政變開始，共產黨就擅長陰謀詭計，憑藉極少的人數，製造出聲勢很大的「革命」或者「危機」。以美國政治為例。現在美國有的左翼政黨綱領的激進程度，超出很多人的理解範圍。為什麼這些號稱「民意代表」、「民選官員」的人，似乎只代表極端小眾（比如跨性人）的呼聲，反而棄國計民生的重要議題而不顧？其實，答案很簡單。他們並不是在代表真正的民意。列寧曾經說過，工會是「共產黨和群眾之間的傳送帶」。共產主義分子發現，只要控制住工會，就控制了一大批選票；只要控制了選票，就可以讓「民選官員」、「民意代表」言聽計從。因此，共產主義分子取得工會的控制權，進而控制大批議員和「民選官員」，把其顛覆性的政治綱領變成了左翼政黨的政治綱領。斯考森在《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中揭示，共產黨的45個目標之一是「俘獲美國的一個或者兩個政黨」，[10]就是通過這樣非常複雜的運作實現的。普通工人為了維護基本權益，不得已加入工會，成為工會的棋子，這和向黑社會交保護費是一個道理。

對共產黨綁架民主國家的政策的機制，翠弗‧勞敦的分析非常中肯。勞敦把這個過程分成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政策的制訂。冷戰當中，蘇聯及其盟國制訂了針對各個民主國家的政策，目的是對這些國家進行滲透、瓦解、和平演變。第二個階段，灌輸和培訓（indoctrination）。冷戰時期，每年有數千來自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者在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接受培訓，培訓的重點是如何利用本國的勞工運動、和平運動、教會和民間團體，影響本國的左翼政黨。第三個階段，實施。[11]冷戰結束之後，西方國家本土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團體發揮了更大的主導作用。

上世紀70、80年代以後，大量受共產主義思想影響的美國人進入社會主流，他們或者從政，或者從事教育、學術研究，或者進入媒體，或者進入數以百計的民間團體，他們用幾代人積累的「經驗」改造美國，美國幾乎全面淪陷。

民主國家的制度本來就是給有一定道德尺度的人設計的，對於處心積慮想幹壞事的人來說，這個制度有很多「漏洞」，如果要顛覆自由社會制度，有很多條道路可供選擇。中國有句俗話：「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著。」共產主義分子和被他們欺騙的無知的代理人處心積慮地顛覆自由社會的制度，經過幾十年的籌劃和運作，美國和西方國家的政府和社會都已經被蠶食得千瘡百孔，共產主義思想、因素已經深度侵蝕進了美國的肌體。

哈佛專家

8. 政治正確──魔鬼的思想警察

共產黨國家對人民的思想言論實行最嚴厲的管制，這一點已經眾所周知。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西方國家出現了另外一種形態的言論思想管制，這個打著「政治正確」旗號的思想警察，堂而皇之地橫行於教育、媒體和社會各界，成為箝制人的思想和言論的工具。儘管很多人已經感到它的邪惡的控制力，但尚不了解其意識形態根源。

「政治正確」一詞和「進步」、「團結」（solidarity）等詞語一樣都是共產黨的黨話，其最表層的含義是指不要使用對少數族裔、婦女、殘疾人和一些特殊人群帶有歧視色彩的語言，比如要稱呼「黑人」為「非洲裔美國人」，稱呼印第安人為「美洲本土人」，稱呼非法移民為「沒有身分證件的工人」等等。「政治正確」更深一層的含義是，把人群按照「受壓迫」程度分成等級，「受壓迫」最深重的要受到最高程度的尊重和禮遇。這種不問個人品行和才能、只問人群歸屬的「唯成分論」被稱為「身分政治」 （identity politics），現在在美國和西方大行其道。按照這種邏輯，黑人女性同性戀者，同時占有了被壓迫種族、被壓迫性別和被壓迫性取向三重身分，因此在「政治正確」的排行榜上居於前列，而性取向正常的白人男子反而成為逆向歧視的對象。這和共產黨國家把人按照財產分成階級、「紅五類」、「黑五類」，消滅打壓地主資本家，把知識分子說成「臭老九」，歌頌「貧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如出一轍。

某些群體的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不高，有非常複雜的歷史原因，包括社會原因和其自身的原因，絕非一句「被壓迫」就可以簡單概括。「政治正確」人為地給思想劃定界限，「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武斷地給人扣上「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同性戀恐懼者」、「伊斯蘭恐懼者」的帽子，使本應該有自由研討之風的大學成為禁錮思想的場所，使全社會噤若寒蟬，無法嚴肅討論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課題。某些團體以「政治正確」為名，進一步擠壓傳統宗教的空間。更有甚者，很多國家就所謂「仇恨言論」立法，或者擴大原有的「仇恨言論」概念，用法律形式把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固定下來，逼迫學校、媒體、互聯網公司和個人就範。這是向共產黨國家對言論嚴厲管制邁出的一大步。

2016年總統大選後，美國社會進一步撕裂，除了在各大城市爆發的遊行以外，侵犯言論自由的現象頻頻出現。2017年9月，一位保守派作家應邀到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演講，安提法（Antifa）組織揚言要挑起暴力衝突。伯克利警方嚴陣以待，出動三架警用直升機，當晚的安全保衛支出就超過60萬美元。[12]記者問一位前來抗議的年輕學生，「你怎麼理解第一修正案？」（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護言論自由），這位學生脫口而出，「第一修正案早就過時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64年學生運動開始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加州大學伯克利校區的「爭取言論自由運動」。如今時過境遷，左派搶占了話語權，就開始剝奪其他人的正當的聲音。

2017年3月，美國政治學家查爾斯‧莫瑞（Charles Murray）應邀到弗蒙特州的明德學院（Middlebury College）演講時遭暴力襲擊，陪同他的一位本校教授被打傷。2018年3月，賓州大學法學院終身教授維克斯（Amy Wax）因發表了所謂不符合「政治正確」的言論而被停職。[13]還有某些打著法律幌子的團體以反對「仇恨言論」的名義，給很多正常的社會組織貼上「仇恨組織」的標籤。此外還發生了多起保守派學者、作家等出席的活動被威脅停辦的事例。[14]

左派對言論自由的干擾絕不是民眾之間的正常論爭，而是共產邪靈在利用具有壞思想的人並煽動不明真相的人扼殺正義的、至少是正常的聲音。政治正確的實質是用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的道德標準；它是魔鬼的思想警察。
9. 社會主義遍及歐洲

「社會黨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組織起源於1889年恩格斯創立的第二國際。當第二國際成立之時，全球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政黨超過100個，而作為執政黨角色堅持社會主義的國家也有66個。如今的「社會黨國際」名稱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1951年，由世界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包括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工黨、民主社會主義政黨組成。

歐洲遍地都是第二國際留下的社會主義政黨，很多還是所處國家的執政黨。最初的社會主義陣營中有主張暴力革命的列寧和主張漸進式改革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在「社會黨國際」中，社會民主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基本上同義，都主張或標榜社會主義是取代資本主義的新制度。目前「社會黨國際」有各類成員和組織約160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的國際性政黨組織。

活動於歐洲議會的歐洲社會黨也是「社會黨國際」的聯盟組織之一，其成員是歐盟及周邊國家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它也是歐洲議會內的一個政黨團體，於1992年成立，其成員分布在絕大多數歐洲機構內，包括歐洲議會、歐洲委員會、歐盟理事會、歐洲理事會和歐盟地區委員會。目前擁有來自28個歐盟國家和挪威的34個政黨成員、12個準會員和12個觀察員，共58個政黨，可見其活動範圍之廣。歐洲社會黨自己宣稱的主要任務是：加強歐盟內部和整個歐洲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運動，同時發展各國成員政黨、成員政黨議會黨團、歐洲社會黨黨團和歐洲社會黨本身的緊密合作關係。簡單來說就是大力推行社會主義。

瑞典執政黨「瑞典社會民主工黨」公開宣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其理論指導。在其執政的數十年中，主張平等與福利的「社會主義」理念。其黨史展覽室裡至今高懸著馬克思、恩格斯的畫像。

英國工黨的指導思想直接來源於「費邊社會主義」。如前文所述，費邊社會主義不過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變種，強調以漸進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至共產主義的轉折，同樣是鼓吹高稅收、高福利等社會主義理念。英國工黨最近幾十年來屢次成為英國執政黨，也一直在推行著費邊社會主義的那一套。

英國共產黨也一直積極參與、影響英國政局，並有自己的黨報《晨星》。英共建立於1920年，在英共鼎盛時期也曾經有共產黨議員通過競選進入英國下議院。最近的英國大選一開始，英共突然宣布，支持目前以某左翼政治家為首的英國工黨競選。

一位工黨重要人物四十餘年如一日地「主張國有化，主張社會主義」。2015年9月，他以得票近60%的壓倒性優勢當選工黨黨魁。他長期高調參與同性戀、雙性戀、跨性者等社團權益的活動。當被BBC記者問到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時，他說：「他（馬克思）是個很有意思的人物；他博覽廣讀，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他讚揚馬克思是「偉大的經濟思想家」。

法國的社會黨是社會民主主義政黨，也是法國最大的中左翼政黨，還是社會黨國際、歐洲社會黨成員。該黨自稱是社會主義政黨，該黨總統候選人在2012年被選為法國總統。法國2017年的新選總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坦承自己是毛主義者，張口閉口毛澤東、鄧小平語錄，革命、長征、文化革命等詞隨手拈來。

意大利的老牌共產主義者葛蘭西不光在1921年建立了意大利共產黨，還擔任該黨總書記。意共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一直十分活躍，很長時間保持著第二大黨的位置。1991年改名為意大利左翼民主黨。

歐洲的另一個大國德國也不例外。德國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鄉，20世紀影響很大的新馬克思主義流派「法蘭克福學派」亦發源於德國。

其它歐洲國家，如西班牙、葡萄牙等也都有十分活躍的共產主義政黨，影響力都不可忽視。整個歐洲，不只東歐國家是共產主義占主導地位，北歐、南歐、西歐各個非共產政權國家其實也都是在有意或無意中推行著共產主義的理念或制度。歐洲淪陷並非危言聳聽。
10. 我們為什麼會上魔鬼的當

美國社會學家保羅‧霍蘭德爾（Paul Hollander）在《政治朝聖者》（Political Pilgrims, 1981）這本書裡，講述了眾多到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和卡斯特羅時代的古巴的政治朝聖者。這些青年知識分子成批地湧進上述幾個國家。雖然在這些國家的某些不為人知的地方，正發生著駭人聽聞的暴行，這些朝聖者們歸來之後，仍然熱情地撰文著書讚美社會主義制度。[15]

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世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所到之處全都伴隨著暴力、謊言、戰爭、飢荒和暴政。問題是：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人心甘情願地幫助這個魔鬼散布謊言，甚至成為它的馴服工具呢？

就美國而言，不同時代的人被共產主義吸引有不同的動機。最早的美共黨員很多是移民，他們經濟地位低下，難以融入當地社會，受自己母國（大多是俄國、東歐國家）影響加入共產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後馬克思主義在西方的影響大幅度上升，西方思想界急劇左轉。很多知識分子到蘇聯參觀，回來著書立說，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其中包括某些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作家、藝術家、記者等等。「嬰兒潮」一代人在60年代進入大學，他們在戰後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社會關懷被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誤導到反戰、女權等運動上。比他們更年輕的一代人在學校裡接受的已經是高度左傾的教學內容，因為他們的老師就是「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共產主義的「體制內長征」開花結果，開始了在體制內的長盛不衰、自我繁殖。

任聯邦調查局局長長達37年的J. 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揭露共產主義的專著《欺詐大師》（Masters of Deceit）一書中，歸納了五類共產主義分子：公開的共產黨員、地下共產黨員、共產黨的同路人、機會主義者（為謀求私利而支持共產黨者）、上當受騙者。[16]其實，除了極少數極端邪惡頑固的共產主義分子，絕大部分的共產黨員又何嘗不是上當受騙者？

美國記者約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和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對於在世界範圍內傳播共產主義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里德是被埋葬在克里姆林革命公墓的三個美國人之一，本身就是共產主義活動家。他對十月政變的記敘，並非對事件的客觀報導，而是精心策劃的政治宣傳。斯諾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他在1936年提交給中國共產黨人的採訪提綱起碼包含了十多個方面的問題，涉及外交、抵禦外敵入侵、對不平等條約和外國投資的看法，以及反法西斯等。後來毛澤東與斯諾在陝北窯洞的談話就始於對提綱的回答，「這是中共中央集體智慧的結晶，進而向世界呈現了一個與時俱進、公開透明、開誠布公的中共形象。」年輕、輕信的斯諾被老謀深算的中共當成一個工具使用，把精心編織的謊言傳播到全世界。

別澤門諾夫回憶了自己作為克格勃特工期間，是如何接待來訪的國外「友人」的。他們的行程都是蘇聯情報部門安排的，參觀訪問的教堂、學校、醫院、幼兒園、工廠等等，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有的人都是共產黨員或者是「政治上」靠得住的人，而且事先經過培訓，確保按照統一口徑說話。他舉過一個例子，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一家主要雜誌《看》，派記者到蘇聯採訪，拿回去的所有材料，包括圖片和文字，都是蘇聯的情報機構為其準備的。記者不加甄別地在美國發表，幫助蘇聯欺騙誤導美國民眾。別澤門諾夫說，很多記者、演員、體育明星到蘇聯參觀訪問，受到蒙蔽和欺騙，這是有情可原的。最不可饒恕的是很多西方的政客，為了個人的身名利益，罔顧事實，配合蘇共編織並傳播謊言，是徹頭徹尾的道德墮落。[17]

哈佛專家

弗萊德‧施瓦茨博士在《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一書中，分析了為什麼往往是一些家境優裕的年輕人傾心共產主義。他列舉了四個理由：第一，對資本主義制度感到失望；第二，唯物主義哲學；第三，知識的傲慢；第四，未得到滿足的宗教需要。「知識的傲慢」是指那些十八九歲、二十來歲的年輕人，對真實的歷史一知半解，在反權威心理的驅使下，反感一切關於傳統、權威、民族文化的「說教」，最容易成為共產主義宣傳的受害者。「未得到滿足的宗教需要」是指，每個人都有一種宗教衝動，想要為了一個超越於個人之上的更大的目標而努力。但是學校灌輸的無神論和進化論使其無法從傳統宗教中得到滿足，共產主義的那一套漂亮的「解放全人類」的說辭乘虛而入，恰好起到了替代性宗教的作用。[18]

知識分子容易受到激進意識形態的欺騙，這個現象引起了很多學者的注意。法國社會學家雷蒙‧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深刻地指出，20世紀的知識分子一方面嚴厲批評傳統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對共產黨國家的暴政和殺戮高度容忍、視而不見。他認為，這些左派知識分子虛偽、獨斷專行，並富有非理性的狂熱，他們把左派意識形態抬高到世俗宗教的高度。英國歷史學家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在其名著《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一書中，分析了從盧梭以降十幾位知識分子的生平和激進的政治觀點（包括共產主義）之間的關係。約翰遜發現的一個致命的弱點是傲慢的自我中心主義。[19]美國知名經濟學家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在《知識分子與社會》（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一書中也以大量事例，指出知識分子的理智的狂妄。

這幾位學者的分析各有見地，但我們想指出知識分子容易受騙還有更重要的原因。共產主義思想是魔鬼的意識形態，它不屬於任何人類社會的傳統文化，由於其有違人的本性，也不可能由人自發推演出來，只能從外部灌輸。在無神論、唯物論的影響下，現代社會的學術界和教育界普遍背離了對神的信仰，一味迷信科學和人的所謂「理性」，輕易地成為魔鬼意識形態的俘虜。

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開始大規模入侵美國教育，加上左派媒體的狂轟濫炸、教育的弱智化及很多年輕人沉迷於電視、電腦、網絡、社交媒體、電腦遊戲，在這些因素交相作用下，年輕一代很多人變成了知識貧乏、視野狹窄、缺乏責任感和承受能力的「雪花人」（snowflakes）。經過幾代人的灌輸，被徹底洗腦的人，即使見到、聽到真相，也會用扭曲變異的思想進行分析。換句話說，共產黨謊言形成了一層起隔離作用的薄膜，讓這些人與真相絕緣。

魔鬼為了欺騙世人，全方位地利用愚昧、無知、自私、貪婪、輕信這些人性的弱點，同時也利用了人的理想主義和對美好生活的浪漫幻想，這是最可悲的。其實，共產黨國家並不像那些對共產主義抱有幻想的人想得那樣羅曼蒂克，如果他們到共產黨國家真實地生活一段時間，而不是走馬觀花式地參觀旅遊，他們自己就會發現這一點。

*****

共產主義魔鬼對西方的滲透呈現出極為複雜多樣的面貌。只有從具體現象上超脫出來，站在一個更高的立足點，才能看清魔鬼的真實面目和真實目的。

魔鬼能夠得逞，其根本原因是人遠離了對神的信仰，放鬆了道德的約束。只有回歸對神的信仰，淨化心靈，昇華道德，才能擺脫魔鬼的控制。如果整個社會都能夠回歸傳統，魔鬼將再也沒有容身之地。#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

[1] 「Playboy Interview with Saul Alinsky,」 New English Review,  http://www.newenglishreview.org/ ... with_Saul_Alinsky/.

[2] 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6, 16.

[3]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4] 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42-43.

[5] 「Playboy Interview with Saul Alinsky,」 New English Review,

[6] 同上。

[7] 以下分析參考了David Horowitz, Barack Obama’s Rules for Revolution: The Alinsky Model (Sherman Oaks, CA: David Horowitz Freedom Center, 2009)。

[8] David Horowitz and Richard Poe, The Shadow Party  (Nashville, Tennessee: Nelson Current, 2006), Chapter 6 「Strategy for Regime Change.」

[9]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10]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11] Trevor Loudon, The Enemies Within: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in the U.S. Congress (Las Vegas: Pacific Freedom Foundation, 2013), 1-5.

[12] 「Antifa protests mean high security costs for Berkeley Free Speech Week, but who’s paying the bill?」 Fox News, September 15th, 2017,  http://www.foxnews.com/us/2017/0 ... s-paying-bill.html.

[13] 「Penn Law professor loses teaching duties for saying black students 『rarely』 earn top marks,」 New York Daily News, March 15, 2018,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 ... -article-1.3876057.

[14] 「Campus Chaos: Daily Shout-Downs for a Week,」 National Review, October 12, 2017,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 ... ch-charles-murray/.

[15] Paul Hollander, Political Pilgrim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 J. Edgar Hoover, Masters of Deceit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58), 81-96.

[17] Tomas Schuman (Yuri Bezmenov), No 「Novoste」 Is Good News (Los Angeles: Almanac, 1985), 65-75.

[18]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44-52.

[19] 例如，約翰遜指出，法國共產主義者、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是一個「登峰造極的利己主義者」。參見：Paul Johnso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9),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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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5/26/n10429603.htm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9)：信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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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20-09-22 6:30 AM 人氣 17727       
標籤: 信仰, 共產主義, 宗教,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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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5月28日訊】第六章 信仰篇：魔鬼讓人反神、排神

目錄

引言
1. 東方──暴力反神、排神
1）蘇俄暴力毀滅正教
2）中共破壞傳統文化，剿滅宗教，割斷神人聯繫
（1）中共破壞中華傳統文化
（2）毀掉傳統文化承傳基石
（3）迫害宗教
2. 西方──滲透、限制宗教
1）滲透宗教
2）限制宗教
3. 共產邪靈編造的變異神學
4. 宗教亂象

*****
引言

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都有其遠古的神話、傳說，告訴世人當初該民族的神是如何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就了該民族的人，並為人奠基道德和文化，也給信神的人留下一條回歸天國的路。在東方及西方，有女媧造人、耶和華造人等記載和傳說。神也清楚地告誡人們，人必須遵守神的誡命，否則神會懲罰人。當人類出現大面積的道德敗壞時，神也會出手毀掉人，以保持宇宙的純潔。全世界諸多民族都有關於大洪水毀滅文明的傳說，有的十分詳實。

為了維繫人的道德，有時會有覺者或先知下世，重新歸正人心，以避免人走入毀滅，同時帶領人的文明走向成熟。如西方的摩西、耶穌，東方的老子、印度的釋迦牟尼，古希臘的蘇格拉底都是如此。人類的歷史與文化讓人們了解什麼是佛、道、神；什麼是信仰、修煉及其不同法門；什麼是正、什麼是邪；怎樣辨真偽、識善惡，最終等待末劫時創世主重來世間時能得救，重返天國。

人一旦割斷了和造這個民族的神的聯繫，道德就會迅速敗壞。一些民族就這樣消失了，比如傳說中的亞特蘭蒂斯文明就在一夜之間葬身海底。

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信仰藉助傳統文化而根植在人們心中。因此純用謊言難以欺騙中國人接受其無神論，共產邪靈為了拔掉這五千年的信仰和文化之根，大規模地使用暴力殺戮承載傳統文化的社會精英，再用謊言欺騙一代代的年輕人。在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區，宗教信仰是維繫神人聯繫的主要方式，也是保持道德水準的重要基石。共產邪靈雖沒能在這些國度裡建立共產暴政，但靠欺騙、變異、滲透的伎倆仍然達到了它們毀滅正教、敗壞世人的目的。
1. 東方──暴力反神、排神
1）蘇俄暴力毀滅正教

《共產黨宣言》揚言要消滅家庭、教會和國家。可見，消滅、顛覆宗教是共產黨的重要目標之一。

從信神開始到與撒旦為伍，馬克思本人深知神、魔的存在，也很清楚赤裸裸的魔鬼教義很難被人，特別是有宗教信仰的人接受。所以，他從一開始就宣揚無神論，宣稱「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鴉片」、「共產主義是徑直從無神論開始的」等等。人並不需要相信和膜拜魔鬼，但只要人不再信神，魔鬼自然就能侵蝕並占據人的心靈，並最終將人拖入地獄。這就是共產邪黨高唱「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原因。

馬克思是在理論上詆毀宗教、正神，當列寧1917年攫取政權後，就有條件利用國家機器大打出手，用暴力、高壓打擊正教、正信，迫使世人離開神。

1919年，列寧以禁止宣傳舊思想之名，對宗教開始進行大規模的圍剿。1922年，列寧要求通過一項「關於堅決、毫不留情、無條件、不停頓和在最短時間內完成剝奪貴重物品，尤其是最富有的修道院和教堂、寺院中的貴重物品的決議」，聲言「要趁此機會殺掉一批反動僧侶界和反動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越多越好。現在正是應該教訓這群人的時候，使他們在幾十年內連任何反抗都不敢想」。[1]一時間大量教會財產被劫掠、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大批神職人員被逮捕，數千名東正教神職人員被處死。

列寧死後，斯大林繼承衣缽，於上個世紀30年代開始了極其殘酷的大清洗，除了共產黨員之外，知識分子和宗教界人士亦在被清洗之列。斯大林曾向全國宣布要實施「無神論五年計劃」，在完成這個計劃之時，最後一座教堂將被關閉、最後一位神父將被消滅，蘇聯大地將變成「共產主義無神論的沃土」，再也找不到一絲宗教痕跡。

據保守估計，在大清洗運動中，被迫害致死的神父多達42,000餘人。到1939年，整個蘇聯只有一百多座東正教教堂對外開放，而在蘇俄奪取政權前則有40,400多座。全蘇聯境內東正教教堂和修道院被關閉了98%。天主教同東正教一樣遭到滅頂之災。這一時期，更多的文化精英、知識分子被判刑，或被送往古拉格集中營，或被槍殺。

二戰期間，斯大林為了利用教會財力、人力抵抗德國的進攻，又假惺惺地停止了對東正教和天主教的迫害，並重新恢復了這些宗教。其背後有更卑鄙的目的，即嚴格控制被恢復的東正教及天主教，把它們作為破壞正教的工具。

前蘇聯的阿列克謝二世（Alexy II）1961年升任為東正教的主教，1964年成為大主教；1990年蘇聯解體前夕成為莫斯科大牧首。在蘇聯解體後公布的克格勃解密檔案中，他為克格勃工作的祕密經歷得以披露。其後，他也承認對蘇聯政府做出過妥協。他公開對這些妥協表示懺悔。「為了保護一個事物，就有必要放棄另一些。又有哪些不僅身負自己，還有其他千萬人的命運的人或者組織，在蘇聯統治的那些歲月中，沒有被迫做相似的事呢？然而，不僅對上帝，對於那些以往在教會的默許下，被迫妥協，被消聲，無力反抗，或者被迫表示忠誠，而造成痛苦的，我請求他們的原諒、理解與祈禱。」[2]宗教已經成為共產邪靈控制下的洗腦、騙人工具。

蘇共並沒有把魔變宗教限制在本國境內，它有計劃地將其魔爪伸向世界。
2）中共破壞傳統文化，剿滅宗教，割斷神人聯繫
（1）中共破壞中華傳統文化

中國雖然不像其它國家那樣有單一的全民宗教，但中國人一樣有對神佛的堅定信仰。中國有一個獨特的現象，與長期存在宗教衝突的其它地區不同，在中國，儒教、佛教、道教乃至西方宗教都能夠和平共處。這些信仰鋪墊了底蘊極其深厚的中華傳統文化。

在造成人類毀滅的那場大洪水中，中國保留了完整的文明。此後中華民族繼續發展，保留了連續不斷的五千年信史記載，創造出萬邦來朝的輝煌盛世，被尊為「天朝上國」，其文化深刻地影響了整個東亞，形成了大中華文化圈。而絲綢之路的開闢和四大發明的西傳則推進了世界文明，影響了歐洲乃至世界格局。

這輝煌的文化與信仰經過五千年溶入了中國人的血脈，也成了共產邪靈處心積慮破壞的目標。但靠簡單的欺騙、引誘想讓神州子民放棄幾千年傳統文化及信仰，接受西來共產主義的理念，根本不可能。因此中共在不間斷的政治運動中，邪招使盡，以暴力殘殺開始，破壞宗教之精髓，迫害知識分子，再從器物層面（如建築廟宇、文物古蹟、字畫古玩等）摧毀中華傳統文化，割斷神人聯繫，達到其毀滅傳統文化，進而毀滅人的目的。

在毀壞傳統文化的同時，共產邪黨還有計劃地、系統地建立了邪惡的「黨文化」，並用其培養、訓練沒殺掉的世人，把他們變成破壞傳統文化的工具，有的則跟從共產邪靈直接參與殺戮。

中共深諳怎樣利用世間一切經濟利益、政治洗腦等手段讓世人就範，聽從其擺布。一次一次的運動、鎮壓、殺戮，使它們對這些手段越用越嫺熟，也為其在人間最後的正邪大戰中做最後一搏做好充分準備。
（2）毀掉傳統文化承傳基石

中國鄉村中的地主、紳士階層及城市中的商賈、士大夫階層，他們是傳統文化的精英，負有承傳文化的使命。中共利用1949年篡政初期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運動在農村屠殺地主、鄉紳，在城市中殺資本家，在製造恐怖的同時洗劫社會財富，並毀掉承傳傳統文化的精英階層。

同時，中共對高等院校中的知識分子通過所謂「院系調整」進行「思想改造」運動，並通過唯物主義、無神論和進化論教育，對學生系統地洗腦，灌輸對傳統文化的仇視。又通過上世紀50年代的「反右」運動，將不聽話的知識分子全部發配勞改，打入社會最底層，讓這些過去掌握話語權、主導社會輿論的「士大夫」成為被鄙視和嘲弄的對象。

隨著文化精英的消亡，中共截斷了中華傳統文化一代又一代延綿不絕的傳承。此後的年輕一代也無從得到來自家庭、學校、社會、鄰里潛移默化的教育和薰陶，變成了沒有傳統文化的一代。

「反右」運動之後，無論在家庭、學校裡，還是在社會上，都已經聽不到獨立的聲音。但中共對此並不滿意，畢竟年歲稍大的人還保留著對傳統文化的記憶，文物古蹟等傳統文化的載體也隨處可見，傳統的價值仍通過各種藝術形式傳播。

1966年中共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破壞傳統文化的運動，即「文化大革命」。中共利用建政後洗過腦的學生，利用他們青春期騷動而叛逆的心理在文化大革命中以「破四舊」（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名，讓中華文化陷入從物質到精神的全面浩劫。

文革開始後，「破四舊」的邪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蹟、字畫、古玩被毀壞殆盡。這些中華文化之精華經過了數千年的承傳積澱，一旦毀掉即無法還原。

文革之前，北京尚有五百餘座古廟、寺院；中國幾千個城鎮，每個城鎮都有城牆、廟宇、寺院，文化古蹟處處皆是，挖地一尺，就能看到近代古蹟，兩尺、三尺、二十尺，歷代古蹟，數不勝數。但在文化大革命「破四舊」之後，所有這些幾乎全部被毀。

「破四舊」不止是毀壞了信徒們禱告、修煉的場所，或古代天人合一的建築，更把人們心中的正信、天人合一的傳統正念一起毀掉了。世人可能對此不以為然，覺得與我無關，但無論你認為是否有關，當人們因此而割斷了和神的聯繫，那就會失去神的呵護，走向危險的深淵，只是腳步快慢和時間遲早的問題。

除此之外，為了切斷人和神、祖先的聯繫，共產黨還帶頭咒罵中華民族的祖先，詆毀、摒棄中華傳統文化。世界各國普遍地對他們的偉大祖先和君主十分崇敬，珍視他們的傳統。同樣道理，中國的聖哲先賢留下了輝煌的文化，是中國與世界的寶貴財富，理應受到後世的景仰。但在中共及其無恥文人看來，中國古代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沒有一個好東西」。如此侮辱自己民族的祖先，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中國人被共產邪黨帶領著反神、滅祖，毀滅文化，走在一條極其危險的不歸路上。
（3）迫害宗教

宗教信仰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世人所熟知的道、佛、儒三教在幾千年中國歷史中交相輝映，經久不衰。很多其它西方教派也都有緣在中國演繹一番。

中共1949年暴力奪取政權後，同蘇俄一樣，一手在思想領域宣傳無神論，攻擊有神論；一手利用高壓暴力手段，在歷次運動中，拉攏打擊、迫害、取締宗教，殺害宗教人士，到最近血腥殘酷迫害法輪功，對正教及信徒的迫害愈演愈烈。

1949年篡政後，中共就著手展開了大規模的宗教迫害和對「會道門」的取締。中共焚毀了大量《聖經》和其它很多宗教派別的經書，還要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組織及幫派成員要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一定予以嚴懲」。1951年，中共還明文頒布：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佛教的大批和尚被趕出廟門返家還俗勞動生產；天主教徒、外國神父多數進了監獄，並受嚴刑拷打；中國神父坐監，大批教徒被判死刑或勞動改造；基督教牧師和信徒也遭受了和天主教徒們同樣的迫害。

1949年後留在大陸的五千多名中國天主教主教、神父或被關或被殺，最後只剩數百人，而那些在華的外國籍神父部分被殺，其餘全部被趕出了中國。有1萬1千多名天主教徒被殺，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罰款。據不完全統計，中共建政的最初幾年中，有近300萬各種教眾及宗教幫會成員被抓被殺。

和蘇俄共產黨一樣，中共為了加強所謂對宗教的領導，成立了相應的管理各教派的機構，如中國道教協會、中國佛教協會等。針對天主教，中共還成立了由其任命並管理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所有的宗教協會都要按黨的意志對教徒進行控制和思想改造，同時利用它們做中共邪靈直接做不了的事情，即從正教內部擾亂、敗壞正教。

中共對藏傳佛教也不放過。中共於1950年派兵占領了西藏，開始強力迫害藏傳佛教。十四世達賴喇嘛1959年逃出西藏流亡印度，被中共認作「叛亂」。1962年5月，十世班禪向中共國務院遞交了《關於西藏總的情況和具體情況以及西藏為主的藏族各地區的甘苦和今後希望要求的報告》。其中列舉大量事實，講述了中共對藏族文化，尤其是佛教信仰的破壞：「（中共）掀起了一個消滅佛像、佛經、佛塔等的滔天浪潮，把無數佛像、佛經、佛塔燒毀，拋入水中，扔到地上，拆毀和熔化，對寺廟、佛堂、瑪尼牆、佛塔恣意進行了瘋象闖入般的破壞……盜走了許多佛像飾品和佛塔體內的寶貴物品……公然無忌地侮辱宗教，把《大藏經》用於漚肥的原料，專門把許多佛畫和經書用於製鞋原料等，毫無任何道理。」

1966年文革爆發後，大批喇嘛被強制還俗，大批珍貴經書被焚毀。截至1976年，西藏境內原有的2700座寺院僅剩下8座，其中一千三百多年前大唐時期所建的、西藏最重要的大昭寺在文革中也被洗劫一空。

中華古國，道家修煉源遠流長。二千五百多年前老子留下的五千言《道德經》，是道家修煉的經典。《道德經》不光在東方國度裡廣為流傳，很多西方國家也將其翻譯成本國文字。但文革中老子被批為虛偽，《道德經》則被稱為「封建迷信」。

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義、禮、智、信」，孔子給後世留下了做人的道德規範。文革中，北京造反派率領紅衛兵到曲阜，大肆破壞、燒毀古書，砸毀包括孔子墓碑在內的歷代石碑近千座。1974年中共又再次開展「批林批孔」運動，儒家入世為人的傳統思想、道德準則，在人們心中變得一錢不值。

更慘絕人寰的是1999年7月，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發動了對法輪大法及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大法修煉者的迫害，甚至邪惡至極地活摘大法修煉者的器官，犯下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惡。

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道德觀念、修煉信仰在短短的幾十年中，被中共幾乎毀壞殆盡。隨之而來的是，世人不信神、背離神，精神空虛、道德敗壞，世風日下。

哈佛專家

2. 西方──滲透、限制宗教

共產邪靈對世界上其它非共產極權國家宗教信仰的破壞也有其系統的安排。共產邪靈通過蘇共、中共以宗教交流為名，用金錢和特務滲透這些國家的宗教機構，變異正教信仰，或直接打擊、顛覆傳統正教，甚至直接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念引入宗教，讓民眾信奉被共產主義變異後的邪教。
1）滲透宗教

紀錄片《蠶食美國》（Agenda—Grinding Down America）製片人柯提斯‧鮑爾斯揭露說，他發現了一份1953年國會的證詞，作證的曼寧‧詹森是一個頂級的共產黨人。詹森說：「共產黨發現要想毀滅宗教，一條捷徑是對教會進行滲透。如果人力有限，必須把共產黨特工集中在神學院裡。在這些學校有可能用很少的人影響未來的教士。策略是把人們的關注中心從精神引向物質。」

共產邪靈確實是如此實施的。如一些改頭換面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了滲透美國的基督教會，從八九十年前就開始進入美國的神學院，教育出一代又一代變異了的神甫、牧師，讓他們潛移默化地影響美國宗教界。

保加利亞歷史學家門契兒‧麥托蒂弗（Momchil Metodiev）在大量研究了冷戰時期保加利亞共產黨的歷史資料後，揭示了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情報系統和共產黨宗教委員會密切合作，影響和滲透國際宗教組織的事實。[3]

在世界範圍內被蘇聯東歐共產陣營大規模滲透的宗教組織當屬世界基督教會聯合會，又稱普世教會協會、世界基督教協會或世界基督教協進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縮寫為WCC），簡稱普世教協。這是一個創立於1948年的基督教跨教派合一組織，其會員包括了基督教各種主流派系的教會。該組織的宗旨為促進普世教會合一運動。普世教會協會將其自身描述為一個具有348個全球性、地區、地區分支、民族性和地方性教會的團體，尋求統一、共同見證以及為基督教服務。作為普世教協成員的基督教派系總共擁有大約5億9千萬信徒，覆蓋了大約150個國家，是一個世界宗教界舉足輕重的國際組織。

但它卻是世界上第一個在冷戰時期接受社會主義國家──包括蘇聯及其附屬國──為會員的國際教會組織，並接受它們的經費支持。

共產主義對普世教協滲透的重要「成果」包括1975年把前蘇聯東正教列寧格勒大都會主教尼克定姆（Nikodim）推上普世教協主席的位置 ，另一位來自保加利亞的東歐共產主義代理人撒貝夫（Sabev）則自1979年至1993年長期擔任普世教協的副總書記。歷史學家麥托蒂弗指出，在20世紀70年代前蘇聯東正教列寧格勒大都會主教尼克定姆（Nikodim）在克格勃的指示下領導了滲透行動，而保加利亞的斯塔拉‧乍格拉（Stara Zagora）大都會主教盤克拉提（Pankratii）則在保加利亞配合這一行動。[4]

劍橋大學歷史學家克里斯托夫‧安德魯（Christopher Andrew）根據克格勃解密的1969年的檔案指出，在冷戰時期，普世教協中來自蘇聯東正教會的一些重要代表暗中為克格勃工作，他們對普世教協的政策及運作施加影響。根據克格勃1989年解密的檔案，經過克格勃在東正教安排進入普世教協的高級代表成功地讓普世教協採納蘇共社會主義的滲透計劃，其中有8條放在了普世教協公共聲明中，3條被用在普世教協的通訊中。[5] 蘇共通過東正教對普世教協的滲透可見一斑。前面所說的為蘇聯政府工作的阿列克謝二世也曾代表蘇聯東正教直接參與普世教協的運作。

如果我們了解這些東歐共產主義滲透、操縱教會的事實，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普世教協1980年1月不顧成員抗議，堅持向津巴布韋愛國陣線（Patriotic Front of Zimbabwe）撥款，而後者是以殺害傳教士、擊落民航客機而臭名昭著的共產主義游擊隊。

此外，普世教協也被中共滲透並影響。中國基督教協會是被中共控制利用的宗教工具。它作為共產中國唯一的代表正式加入普世教協。在金錢、利益的誘惑下，普世教協對中共百依百順，一再阿諛奉承中共。普世教協的總幹事還在2018年初正式訪問了中國並會晤數個中共官方基督教組織，包括中國基督教協會、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國家宗教事務管理局。在中國，非官方基督教團體（地下教會）人數遠遠多於官方團體的人數，但普世教協代表團為避免令中共不快而沒有安排與非官方基督教團體的會晤。
2）限制宗教

共產邪靈對西方的滲透是全方位的。各種變種共產主義詆毀神的思想行為也都在衝擊著宗教，如「政教分離」、「政治正確」等，都被用來限制和破壞正教。

美國的立國之本在於信神。美國歷屆總統宣誓就職時，都會手按《聖經》宣誓就職，並請「上帝保佑美國」。而如今，當人們批評國家、政府及世人背離神的行為、思想、舉止、政策，對墮胎和同性戀等不被神所允許的行為進行抵制時，那些共產主義者、美國共產黨人或左派激進人士等就用「政教分離」來限制並反擊他們，即用「宗教不能過問政治」來限制神的旨意、訓誡及其對人的約束。

幾千年來，神一直和信神的世人們保持著聯繫。為數眾多的正教信仰者們對維繫社會道德起到了相當大的正面作用。但是現在人們只能在宗教教堂內談論神的旨意，在教堂之外就不能批評、抵制那些敗壞神所制定的為人準則的一切行動，使宗教幾乎完全失去了維繫道德的功能，使美國社會道德迅速下滑。

近年來特別流行的「政治正確」被用到極致，致使美國人在這個信奉基督教為主要宗教的國家裡不敢說「Merry Christmas（聖誕快樂）」，因為有人會說其政治上不正確，會傷害信仰其它宗教的人們。當人們在公開場合談論自己對正神的信仰或對上帝禱告等，就會被制止，因為這會「歧視信其它宗教的人們」。事實上，所有宗教信仰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對神的敬仰，並不存在誰歧視誰的問題。

在學校裡，事關正教信仰和傳統價值的課程不能教，神創論不能說，理由是科學不能證實。而同樣不能被科學證實的無神論、進化論卻能堂而皇之地在學校裡被傳授。反神、排神、罵神、詆毀神都沒有問題，還要受到保護，美其名曰「要保護言論自由」。

邪靈在文化、教育、藝術、法律等很多領域裡的限制、滲透和變異宗教，是一個相當複雜也相當系統化的問題，我們將在後續章節中詳細討論。
3. 共產邪靈編造的變異神學

上個世紀，隨著整個世界宗教界受共產主義思潮的衝擊與影響，加之那些打入正教的變異神職人員潛移默化地魔變正教，肆意解釋、歪曲正教覺者所傳的正法及正教經典，各種變異的神學理論風行一時。特別是60年代活躍的、浸透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革命神學」、「希望神學」、「政治神學」等很多變異神學理論把宗教界攪得非常混亂。

很多拉丁美洲的神甫們在上世紀中接受了歐洲神學院的教育，受這些被共產主義思潮變異的新神學理論影響很深。「解放神學」在20世紀60~80年代的拉丁美洲十分活躍，其主要代表人物為祕魯神甫古鐵雷斯（Custavo Gutierrez）。該神學理論就直接將階級鬥爭及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引進宗教修煉中來，把神對人類的慈悲解釋為窮人應該得到解放，所以要求宗教信徒們應該參加階級鬥爭，讓窮人得到平等地位，借耶和華讓摩西引領猶太人走出埃及作為他們認為的基督教應該解放窮人的理論根據。

這個強調階級鬥爭、建立社會主義的新興神學得到了古巴共產黨黨魁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的大肆吹捧。傳統天主教會雖然抵制這些所謂新興神學的氾濫，但2013年上任的羅馬教宗卻特意邀請解放神學代表人物古鐵雷斯，於2015年5月12日以主賓的身分出席了梵蒂岡的一場新聞發布會，表示了新教宗對解放神學的默許和支持。

「解放神學」傳遍了南美，其後也傳遍了全世界。世界各地出現了很多近似解放神學的新興神學，諸如黑人神學、婦女神學、上帝之死神學、自由主義神學，甚至是倡導同性戀的同志神學等。這些變異的神學極大地擾亂了世界各地天主教、基督教等正教信仰。

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臭名昭著的人民聖殿教（The Peoples Temple of the Disciples of Christ，簡稱 Peoples Temple），其教主自稱列寧轉世，是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並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原教旨奉為人民聖殿教教義。他聲言在美國傳教，目的就是實現他的共產主義理想。他殺害調查對該教派指控的美國眾議員里奧‧瑞恩後，自知罪責難逃，遂殘忍地強迫跟隨他的信徒集體自殺。他還殺害那些不願隨他自殺的教眾，最後共有九百多人自殺或被殺。抹黑正教、干擾世人對宗教的正信，該教給世人帶來了極壞的影響。
4. 宗教亂象

1958年出版的《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中列舉了45個共產主義摧毀美國的目標。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其中絕大部分都已經成為事實。其中第27條是這樣寫的：「滲透教會。用『社會的』宗教替代『天啟宗教』，詆毀《聖經》」。[6]環顧當今宗教界，特別是三大原始宗教：基督教、天主教、猶太教（合稱天啟宗教）被共產邪靈魔變、限制，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原宗教的功能。由各種變種的共產主義理念所建立或魔變的新教派更是直接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宗教是維持西方社會正常運作的重要基石，卻已經被共產邪靈破壞得不成樣子了。

當今世界各種宗教的教會裡，很多披著宗教外衣的主教、神父們一邊傳播著變異的神學思想，一邊腐化墮落、姦淫信徒，醜聞不斷。很多信徒們把去教堂僅僅當作一種文明舉動，或者把其當作娛樂場所，到那裡進行娛樂及社交活動，並不實修。宗教從內部被敗壞了。其結果是使得世人對宗教，對佛、道、神失去正信，轉而放棄信仰。如果人不信神，神也就無法再管人，最後將導致人類被毀滅的結局。

2017年6月29日，澳洲維多利亞警察局召開了簡短的記者會，表示「因為被多名原告控訴」，澳洲樞機主教佩爾（George Pell）將面臨多項與性犯罪有關的指控。佩爾在1996年成為墨爾本大主教，並在2003年成為樞機主教。2014年7月，佩爾受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指派，負責監督梵蒂岡內所有的金融交易，在梵蒂岡具有極大權力，是梵蒂岡的第三號人物。

2002年，美國《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一個名為「聚焦」的欄目組於該年1月6日到12月14日，對神父褻童事件進行了一系列報導，揭露了天主教神父在美國犯下的性侵兒童的罪行。經過調查，他們發現，在過去幾十年中，波士頓竟然有將近250名神父曾做過猥褻兒童的事情。教會為了防止事情曝光，將神職人員進行大洗牌，從這個教區換到那個教區，這些神職人員又在新教區繼續猥褻兒童的惡行，使更多人成為受害者。

類似事件很快蔓延到全美國。隨後，更蔓延到了其它天主教國家，如愛爾蘭、澳大利亞等地。其它教派也開始公開指責天主教會的墮落。

最終在全球輿論壓力下，天主教宗保羅二世（Saint John Paul II）被迫在梵蒂岡召開美國紅衣大主教大會，承認性侵兒童是犯罪，並決定改革教會管理體制，而且將把性侵兒童的神父從教會中驅逐出去。最後，相關犯人均被判刑入獄，教會在虐童事件上繳納的罰款高達20多億美元。

宗教中借宗教名義斂財更是司空見慣。如中國的各種教會通過信眾對佛、道、神的信仰，大肆斂財、貪污、將宗教商業化；開光收錢，上香收錢，「頭炷香」竟高達10萬元。教堂、寺院蓋得越來越多、越來越輝煌，可是對神的正信卻越來越少，真正實修以達到神的要求的信徒也越來越少。很多寺院、教堂變成了邪靈爛鬼聚集的地方。中國很多寺廟變成商業旅遊點，和尚拿工資上班，方丈當上了首席執行官（CEO）。

在最近所謂學習中共十九大會議報告的風潮中，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在參加一次「十九大精神培訓班」時聲言，「十九大報告就是當代的佛經，我已經手抄了三遍」，並認為「中國共產黨就是現世佛菩薩，十九大報告就是中國當代的佛經，閃耀著共產黨信仰的光芒」。還有人號召佛教徒可以「像他一樣，效法抄經的方式，以恭敬心手抄十九大報告，抄一遍有一遍的體悟和收穫」等等。海南南海佛學院發表該報導後，引來很大爭議，最後只好刪除該報導，但網路上此篇報導廣為流傳。這件事折射出當今政治和尚如此之多，佛教協會根本不是修煉團體，只是中共的統戰工具而已。

上千年來，天主教各地區主教都是梵蒂岡教廷直接任命或認可的。先前梵蒂岡認可的三十多名中國地區主教均不被中共所承認。同樣梵蒂岡和中國廣大教眾（特別是「地下教眾」）也不承認中共任命的「共產黨」主教。但在中共不斷的威逼利誘下，最近梵蒂岡新教宗竟不可思議地和中共做起交易，以承認中共任命的主教為交換條件，並讓先前教廷任命的主教讓位給中共任命的主教，以換來中共承認梵蒂岡任命主教的發言權。

教會是信仰團體，目的是讓信眾修煉回升，重返天國。當和反神的邪靈在人間做起交易，允許主教按照共產邪靈安排、任命，掌管中國上千萬天主教信眾信仰之事，上帝將如何看待？上千萬的中國天主教信眾的未來將會怎樣？

共產邪靈處心積慮地系統安排了在有著深厚的東方傳統文化的國度裡，依靠暴力手段強行毀滅傳統文化，剿滅正教，殺戮世人肉身的同時更敗壞世人的道德，割斷人與神的聯繫而徹底毀掉世人；在西方及世界其它地區則實施欺騙、滲透伎倆魔變正教，迷亂世人及教眾，讓世人放棄正信遠離神，而最後毀掉世人。無論其手法、形式有何不同，都是為了同一個終極目的──毀滅整個人類。#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

[1] 〈致維‧米‧莫洛托夫〉，《列寧全集》第五十二卷，第372條（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頁346。

[2] 「Patriarch Alexy II: – I Take upon Myself Responsibility for All that Happened,」 an interview of Patriarch Alexy II，Izvestia, No. 137，June 10, 1991,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Nathaniel Davis, A Long Walk to Church: A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Russian Orthodoxy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5), 89.

[3] Momchil Metodiev, Between Faith and Compromise: The Bulgarian Orthodox Church and the Communist State (1944-1989) (Sofia: Institute for Studies of the Recent Past/Ciela, 2010).

[4] 同上。

[5] Christopher Andrew, 「KGB Foreign Intelligence from Brezhnev to the Coup,」 In Wesley K. Wark (ed), Espionage: Past, Present, Fu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4), 52.

[6]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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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0)：家庭篇(上)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8-21 12:00 AM 人氣 18041       
標籤: 共產主義, 家庭,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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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四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5月29日訊】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家庭（上）

目錄

引言
1. 神給人留下的傳統家庭
2. 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目標
3.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
4. 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2）延安的性開放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1）鼓吹性解放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
引言

自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現代女權、性解放、同性戀權利等各類反傳統運動在西方甚囂塵上，首先受到衝擊的是傳統家庭。美國1969年加州離婚法開啟單方離婚綠燈，各州競相效仿，離婚—結婚比率自60年代至80年代增長超過一倍；50年代大約11%的誕生於婚姻家庭的孩子目睹自己的父母離婚，到了70年代這個比率躥升至50%。[1]根據美國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數據，2016年美國新生嬰兒中超過40%屬於非婚生孩子。而六十年前的1956年，這個數字不到5%。在東西方傳統社會裡，貞潔的兩性關係被視為美德，如今變成被嘲弄的可笑觀念。伴隨女權運動而來的「同性婚姻權利」運動更尋求法律上重新定義家庭和婚姻。更有甚者，現任美國聯邦公平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委員的一名法學教授曾在2006年發起簽署一項宣言，名為「超越同性婚姻：看待我們家庭關係的戰略新視角」，鼓吹人們按自己的任何慾望組成任何形式的新家庭（包括多夫/妻「婚姻」家庭，兩對同性戀組成一個家庭等等），並宣稱傳統婚姻家庭不應該比其它任何形式的「家庭」享有更多法權。[2]在公立學校裡，幾千年來被傳統社會視為可恥的婚前性行為、同性戀不但被灌輸為正常的，甚至有的學校乾脆把任何形式的以傳統理念教育孩子視為大逆不道，以便孩子性傾向能夠「自由」發展（即毫無阻礙地發展成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者跨性人等）。如2012年羅德島學區宣布禁止公立學校舉行父-女、母-子舞會，宣稱「公立學校無權給孩子灌輸諸如女孩喜歡跳舞、男孩喜歡棒球之類的觀念」。[3]

傳統家庭被逐步摧毀的趨勢是顯而易見的，共產主義所宣揚的「消滅家庭」將先於「消滅階級」成為現實。

在西方社會裡，摧毀家庭的因素有許多方面，不但有女權、性解放、同性戀運動的變異觀念衝擊，還伴有左派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等打著「自由」、「公平」、「權利」、「解放」的旗幟變異法律制度、經濟政策，以各種顯性、隱性的形式推波助瀾，誘導人們拋棄和變異傳統的婚姻家庭觀念。而所有這一切所謂現代思潮、運動，從19世紀初發端，就帶著共產主義因素的深深烙印。共產邪靈善於不斷變化和欺騙，這使人們一次又一次被其表面動聽的口號迷惑，最終卻在其挖好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傳統家庭被摧毀、人心被變異的局面，實際上是共產邪靈近兩百年來精心策劃、逐步實施的結果。

這個局面造成的直接後果是，家庭作為社會穩定的基本單元被破壞，由神的教誨而確立的傳統道德被摧毀，通過家庭承傳、培養薰陶下一代傳統信仰、價值理念的功能喪失，使年輕一代人沒有傳統理念約束，由共產邪靈直接來掌控其靈魂。
1. 神給人留下的傳統家庭

在東西方的傳統文化中，婚姻乃是由神設立，為「天作之合」，不可毀棄；男人和女人都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眾生，但同時神也讓男女生理上有所差別，並為男女雙方規定了各自的角色。在西方傳統中，女人是男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男人要像愛護自己的身體一樣愛護妻子，甚至不惜「捨己」維護妻子；而女人則應當配合與幫助丈夫，使「二人成為一體」。男人負責在外「汗流滿面才得餬口」，以支持家庭，女人「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都源於人的不同原罪。類似的，在東方傳統文化中，男人為陽像天，當自強不息，有承載風雨、呵護家庭的責任；女人為陰像地，以厚德載物，當柔順體貼，有相夫教子的義務。男女各居其位，才能陰陽和合，子女才會健康成長。

傳統的家庭發揮著承傳信仰、道德、維護社會穩定的功能。家庭是信仰的搖籃、價值承傳的紐帶。孩子的人生第一個老師就是父母。孩子如果從父母的言傳身教中學到無私、謙卑、感恩、堅韌等等傳統美德，必將會使其受益終生。

傳統的婚姻生活也促進男人和女人自身品行健康成長，它要求丈夫和妻子以一個全新的態度對待自己的情感和慾望，體貼包容對方。這一點和變異的同居生活有本質上的區別。人的情感總有陰晴變化，兩人高興了在一起，不高興了就分手，這種關係和一般的朋友關係沒有區別，並不需要婚姻來約束。馬克思則鼓吹情感上「無任何約束的性愛」[4]，當然就是要解體傳統婚姻，消滅家庭。
2. 共產主義以消滅家庭為目標

共產主義認為家庭是私有制存在的形式。消滅私有制，必然要消滅家庭。原教旨共產主義把經濟因素作為主導家庭關係的關鍵，當代的馬克思-弗洛伊德主義再把人的性慾視為理解家庭問題的鑰匙，二者相同之處都是把人的基本倫理道德拋在了一邊，崇尚物質、慾望，實際是把人變為獸，從而通過變異人的理念來摧毀家庭。

共產主義有一個很迷惑人的學說，就是要「解放全人類」，這不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解放，也包括「解放」人類自身。解放的對立面是壓迫。那麼在人類自身的「解放」中壓迫來自哪裡呢？共產主義給出的回答是，壓迫來自自己的觀念，這個觀念是由社會傳統道德強加的：傳統的「父權」家庭觀念壓迫女性；傳統的性道德壓迫人性。共產主義「解放自己」的理論被後世的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運動繼承發展，導致反對傳統婚姻家庭、性解放和同性戀等等反傳統的觀念大行其道，成為魔鬼消滅家庭的重要工具。共產主義要推翻一切傳統的道德觀念，這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有明確的表述。
3.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

共產邪靈處心積慮破壞傳統家庭。早在19世紀初，魔鬼選擇了空想社會主義代表人物播撒其思想種子。共產主義思想開拓者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於1824年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建立了「新和諧」（New Harmony）烏托邦公社（兩年後以失敗告終）。公社成立之日，他宣稱公社把人類從「三位一體的巨大惡魔」中解救出來，對「巨大的惡魔」一詞他解釋說，「我是指私有財產，以及以私產為基礎、荒謬的宗教和婚姻。」[5]

歐文死後，另一位有影響力的烏托邦共產主義者是法國人查爾斯‧傅立葉（Charles Fourier）。他的思想深深影響了後來的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他死後，其門徒將其思想帶入1848年革命和巴黎公社，隨後又擴散到美國。傅立葉首次編造了「女權」（法文「féminisme」）一詞。在他的理想共產社會（稱作「法朗吉」 Phalanx）中，傳統家庭被嗤之以鼻，群交狂歡派對被高度讚頌為充分解放了人類的內在激情（passion），並宣稱公平社會應該對「性弱勢者」（如年老、長相醜陋者）給予照顧，以保障人人享有性滿足的「權利」。他認為，任何形式的性滿足，包括性虐狂，甚至家庭成員亂倫乃至獸交，只要不是強迫的，都應該允許。因此他堪稱當代同性戀運動（LGBTQ）新興分支「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的先驅。受歐文，特別是傅立葉影響，19世紀在美國先後出現數十個共產主義烏托邦公社，但大都曇花一現，以失敗告終。其中最持久的是以傅立葉理論為基礎建立的昂內達（Oneida）公社，維持了32年。該公社鄙視傳統一夫一妻婚姻，鼓吹群婚濫交。社員通過每週重新分配而「公平」得到和其任何心儀之人「性愛」的機會。最終創辦者約翰‧漢普瑞‧諾伊斯（John Humphrey Noyes）因懼怕教會的法律訴訟而祕密逃亡，公社被迫放棄公妻制。諾伊斯後來著書立說成為「聖經共產主義」（Bible Communism）的鼻祖。

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是其理論發展的必然。從一開始共產主義魔鬼就誘惑人背棄神的教誨，否認神，否認原罪。依照這種邏輯，本來是人類道德墮落造成的社會問題，其罪惡根源被歸結為私有制。共產主義讓人相信，消滅了私有財產，人就不會為此紛爭，但即使財產公有之後，人還可能為配偶而產生紛爭，因此空想社會主義者公然以「公妻制」為解決方案。

這些共產主義播種者創辦的共產「樂園」，或者直接挑戰傳統家庭，或者鼓吹「公妻制」，以至於各社區、教會、政府都認為這對社會道德倫理構成了挑戰，從而一致採取行動壓制。共產主義「共產共妻」的狼藉聲名不脛而走。

失敗的烏托邦公社給了馬克思、恩格斯一個教訓：公開鼓吹淫亂的公妻制的時機還不成熟。雖然《共產黨宣言》中「消滅家庭」的目標並沒有改變，他們採用了隱晦的方式陳述其毀滅家庭的理論。

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完成了馬克思關於家庭的論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進一步闡述馬克思主義的婚姻觀。書中指出，「歷史上一夫一妻制的出現，並不是個人性愛的結果，而是為了保存和繼承私有財產產生的。這是一夫一妻制產生的最主要目的。」恩格斯稱這種「一夫一妻制」是基於財產的「古典」模式。他認為財產公有化之後一種「嶄新」的純粹基於愛情的「婚姻」模式將會出現。沒有財產的束縛，基於純愛慕之心的婚姻，聽起來多麼的高尚！

但是，馬克思、恩格斯的辯解在共產主義的實踐者那裡顯得蒼白無力。感情是靠不住的。今天愛這個，明天愛那個，這不就等於是在鼓勵性亂嗎？前蘇聯和中共政權建立之後的亂性（見下一節），正是馬克思主義實踐的結果。

夫妻之間的情感不會永遠一帆風順，而傳統婚姻的誓言「至死不再分離」既是對神的誓約，其本身也表明了雙方在婚姻之始就準備著未來的情感可能會遇到困境，以及雙方共同應對這種困境的決心。維繫婚姻的不僅僅是情感，更是責任，對另一方、對孩子、家庭的體貼照顧，把夫妻雙方變成了有道德責任感的成熟男人和女人。

馬恩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鼓吹，在共產社會中，財產公有，家務勞動職業化，生了孩子也不用擔心，因為照看和教育孩子由國家負責，「這樣，完全不必擔憂任何『後果』──而這一切正是今天最主要的經濟和道德壓力，妨礙了姑娘把自己徹底獻給所愛的男子。這難道不足以帶來無任何約束的性交，以及隨之而來社會更寬容對待女人貞潔的榮耀和失貞的恥辱嗎？」

馬恩所鼓吹的，儘管常常用「自由」、「解放」、「愛」等詞彙掩蓋其真實含義，實際是放棄人的道德責任，使人的行為完全受慾望主宰。但無論是傅立葉還是馬克思時代，多數民眾還沒有徹底背離神的教誨，對於共產主義的淫亂思想尚有相當的戒備，即便馬克思本人也想像不到20世紀以後的人類是如何以各種藉口接受其淫亂思想和實施其消滅家庭的目標的。

紅魔安排人撒下了淫亂變異的種子，也系統安排了引誘人類屈從慾望而背離神的教誨，逐步墮落，最終讓其實現「消滅家庭」、變異人心之目標，使人落入紅魔掌控。

哈佛專家

4. 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如前所述，淫亂是共產主義的內在基因。共產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姦污女僕，並產下孩子讓恩格斯撫養；恩格斯與兩姐妹同居；蘇聯共產黨黨魁列寧與伊內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還與一名法國女人有染，他還嫖妓並染上梅毒。另一個黨魁斯大林同樣是淫亂無比，霸占他人妻子。

蘇共奪權成功之後，馬上開始了大規模的共產共妻實踐，當時的蘇聯堪稱西方「性解放」的先導。1990年第10期俄國《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進行全面揭露，稱在性革命中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柯倫泰等人，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早在1904年，列寧寫道：「淫蕩，能使精神的能量獲得釋放，不是為了虛偽的家庭價值，而是為了社會主義取得勝利，要扔出這個血塊。」[6]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三次黨代會議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爾什維克一旦奪權勝利後，就要制定新的兩性關係原則。共產主義理論要求摧毀家庭，過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時期，並提出教育孩子的責任要全部交給國家。

1911年，托洛茨基給列寧寫信稱：「毫無疑問，性壓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壓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資產階級結構的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寧回覆說：「不僅僅是家庭。所有關於兩性關係的禁忌都必須廢除……我們可以向女權學習，甚至有關同性戀的禁令都必須廢除。」[7]

布爾什維克奪權後，於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寧條令》中，包括「廢除婚姻」、「取消懲罰同性戀」等內容。[8]

當時蘇聯有一個非常狂熱的口號：「打倒廉恥！」布爾什維克為了儘快地打造出社會主義的「新人類」，就通過街頭裸體漫遊來變異人的思想。他們四處遊蕩，狂熱地、歇斯底里地大喊：「打倒廉恥！」「廉恥，是蘇維埃人民過去的資產階級。」[9]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為慶祝「廢除婚姻」法令紀念日，女同性戀團體舉行慶祝活動。托洛茨基在他的回憶錄中證實了此事。他說，女同性戀遊行慶祝的消息令列寧非常高興。列寧還鼓勵更多人裸體走出來：「繼續努力吧，同志們！」[10]

1923年，蘇聯小說《三代人的愛》使「杯水主義」一詞不脛而走。小說作者是社會福利人民委員（即部長）阿歷克山德拉‧柯倫泰（A.коллонтай）。柯倫泰是一個從傳統家庭中殺到布爾什維克陣營裡尋找「婦女解放」的鬥士。小說宣揚的「杯水主義」，實質上就是性放縱的代名詞：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滿足性慾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樣簡單和平常。「杯水主義」在工人，特別是青年學生中間得到傳播。

當時的蘇聯非婚性愛大量出現，青年的性放縱已然公開。「目前我們年輕人的道德觀念應該是這樣的」，知名共產主義者斯米多維奇在1925年3月21日的《共青團真理報》上撰文寫道：「每一個共青團員，包括未成年的，以及工農速成學校的每一個學生都有權滿足性慾。這一觀念應該成為我們的信條。節制慾望是資產階級的觀念。如果某位男人看中了一個年輕女共青團員、女工人或者工農速成學校的女生，她應當儘量滿足選中她的男人，否則，她就是資產階級的『市儈』，配不上共產主義者的稱號。」[11]

不僅如此，社會上還出現了大規模的離婚運動。保羅‧坎格爾在《破壞家庭：從共產黨到進步主義，左派怎樣破壞我們的家庭和婚姻》一書中寫道：「離婚率如火箭一般躥升，在人類歷史上罕見。短時間內，似乎莫斯科的每個人都在離婚。」1926年，美國有影響力的《大西洋月刊》發表題為「蘇聯人為消滅婚姻奮鬥」的文章，報導當時蘇聯令人震驚的情況。[12]

前蘇聯性解放期間還出現「瑞典家庭」現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願者組成「家庭」。雖叫「瑞典家庭」，但是和瑞典人沒有任何關係，純粹的俄式。這一現象大開亂交和性亂之門，造成倫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戀、性病、強姦等事件激增。[13]

隨著社會主義公社的發展，「瑞典家庭」也在全蘇遍地開花。這一現象稱為婦女「國有化」或「社會主義化」。以1918年3月葉卡捷琳堡的「社會主義女性」為例。布爾什維克奪取這座城市後，就在《蘇維埃消息報》上頒布一項法令。該法令規定，16歲至25歲的年輕女子都必須「社會化」，由內務部委員布朗斯坦（Бронштейн）倡議推行，並下達命令。於是指揮官卡拉謝夫執行任務，當即就「社會化」了10名年輕女子。[14]

不過，布爾什維克很快在上世紀20年代末收緊了性政策，列寧在與婦女活動家蔡特金的談話中痛斥「杯水主義」，給它扣上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的帽子。原因是性解放帶來大批副產品──新生兒，他們無人看管撫養，家庭解體最終會導致社會瓦解。
2）延安的性開放

中共誕生之初，情況與蘇聯類似。當然，這都是同一棵毒樹上結出的不同毒果而已。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就以私生活放蕩著稱，鄭超麟、陳碧蘭的回憶錄中，瞿秋白、蔡和森、張太雷、向警予、彭述之等人情史迷亂，性態度堪比前蘇聯杯水主義盛行時期。

不只是上層知識分子型領袖，早期開闢的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建政之初，普通人生活也充分體現「性自由」。由於提倡婦女平等、結婚離婚絕對自由，出現了大量「因滿足性慾而妨害革命工作」的情況。蘇區青年還往往以「拜乾娘」接近群眾為名談戀愛，年輕女性擁有六七名性伴侶的不在少數。據《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紅安、黃麻、黃陂、光山等地方黨內負責人「約有四分之三的多數，總與數十、數百女人發生性的關係」。[15]

1931年春末，張國燾主政鄂豫皖蘇區後，即發現梅毒流行甚廣，不得不報告中央索求「診梅毒疥瘡的醫生」。多年後，其回憶錄中對當時蘇區「調戲婦女的事」、「對婦女亂來」和某些高級將領的「姘頭」仍記憶猶新。

1937年李克農擔任中共八路軍駐京辦主任，負責領取軍餉、醫藥、物資等。一次，國民政府主管部門審核八路軍的醫藥清單時，發現其中治療花柳病的藥品數量相當大。經辦人員就問李克農：「難道貴軍中得這種病的人很多嗎？」李克農一時語塞，只好編謊搪塞說是給當地百姓治病。[16]

中共20世紀30年代的性自由同樣危及了政權，不但有和蘇俄相同的社會瓦解問題，還使已婚的紅軍戰士軍心動搖，擔心參軍後妻子出軌、改嫁，影響部隊戰鬥力。而且，這種高度的性自由也坐實了其「共產共妻」的惡名。為此，蘇區才不得不頒布了保護軍婚、限制離婚次數等政策。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邪靈的各種變異思潮自19世紀開始，在西方經過上百年蛻變、演進之後，終於在20世紀60年代首先在美國大規模登場。

20世紀60年代，在新馬克思主義和各種激進意識形態的影響和鼓勵下，邪靈操縱的各種社會文化運動在美國先後登場，如嬉皮士反正統文化運動、新左派激進運動、女權運動以及性革命思潮等。這些思潮、運動如洶湧的潮水，激烈地衝擊、腐蝕美國的政治體制、傳統價值體系和社會肌體，並隨即波及歐洲。西方的社會觀念、家庭觀念、性觀念與文化價值理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異。與此同時，同性戀「權利」運動也不斷高漲。這些都導致西方傳統家庭價值觀念不斷削弱和傳統家庭模式日漸式微。同時，社會的動蕩也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色情文化氾濫、吸毒現象蔓延、性道德崩潰、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社會福利群體擴大等。
1）鼓吹性解放

20世紀60年代發端於美國的性解放（性革命）及其隨後在全世界的迅速擴散，對人類傳統道德觀念，尤其是傳統家庭觀念、性道德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為了讓性解放在西方社會肆虐，邪靈經過了充分準備，尤其通過「性愛自由」運動（Free love，也稱性激進主義）為其鋪墊，逐步侵蝕瓦解傳統理念。從19世紀興起的「性愛自由」鄙視傳統家庭道德觀念，主張任何形式的性活動都應當不受干預，個人的性活動，包括婚姻、墮胎、淫亂行為不應受政府、法律制約。

傅立葉的追隨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諾伊斯首次提出「性愛自由」概念。

「性愛自由」在近代的主要推手幾乎都是社會主義者或深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者，如：英國「性愛自由」先鋒是社會主義哲學家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他也是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早期倡導人；該運動最知名的倡導者、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公開的社會主義者，也曾是費邊社成員，他聲稱道德不應限制人類本能的快樂，鼓吹婚前和婚外性行為；法國「性愛自由」最主要的先行者阿爾曼（Émile Armand）早期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後來發展了傅立葉的烏托邦共產主義，開創了法國個人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鼓吹濫交、同性戀、雙性戀；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者弗來明（Chummy Fleming）是澳大利亞的「性愛自由」開拓者等等。

「性愛自由」運動在美國結出的一個重要果實，是1953年起家的色情雜誌《花花公子》。雜誌採用銅版紙，給人一種「藝術」的錯覺，再加上造價不菲的彩色印刷，傳統觀念中被視為下三濫的粗俗色情題材一下子躍入主流社會，成了「高檔」休閒雜誌。半個多世紀以來它把「性自由」的毒素擴散給全球普通民眾，肆意侵襲著傳統性道德觀念。

到20世紀中葉，隨著嬉皮士文化的流行和「性愛自由」觀念被普遍接受，性革命（也稱性解放）正式登場。「性革命」是共產主義精神分析鼻祖、德國共產黨員賴希（Wilhelm Reich）首次提出的。他將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結合起來，認為前者將人從「經濟壓迫」下解放，而後者將人從「性壓抑」下解放。另一位「性解放」理論的奠基人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他的口號「要做愛，不要戰爭」，在6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運動中使性解放觀念深入人心。此後，隨著動物學家金賽（Alfred Kinsey）發表《人類男性性行為報告》和《人類女性性行為報告》以及口服避孕藥的普遍使用，性解放觀念在60年代紅遍西方。值得一提的是，現代學者發現金賽在所謂的人類性行為報告中，採用了誇大、過分簡化等等手法扭曲統計數據，使很多人誤以為婚外性行為、同性性行為等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對性解放、同性戀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7]

一時間「性解放」成為現代社會的時髦道德價值觀。在青少年圈子裡，放縱的性生活被視為正常，十幾歲的女孩若敢於承認自己是處女，會受到同伴的恥笑。資料表明，1954年至1963年之間達到15歲的美國人（也即60年代的青年）中，82%的人在30歲之前有過婚前性經驗。[18]到2010年代，結婚前仍為處女的新娘僅為5%；18%的新娘婚前有過10個以上的性伴侶。[19]「性」成為大眾文化的流行主題，以性描寫招徠讀者的「文學作品」充斥市場，「兒童不宜」的X級影片受寵於各大影院。

哈佛專家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１）女權運動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

女權運動是共產邪靈利用來破壞家庭的另一駕輕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權運動（也稱第一波女權運動）18世紀發端於歐洲，主張婦女應當在教育、就業和政治方面享有與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紀中葉，女權運動的中心從歐洲轉向美國。

第一波女權運動發生時，傳統家庭觀念的社會基礎依舊強盛，這時的女權運動並不主張直接挑戰傳統家庭。當時影響力顯著的女權主義者，如18世紀英國的瑪莉‧烏絲東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紀美國的瑪格麗特‧芙樂（Margaret Fuller）、19世紀英國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都主張一般女性婚後應以家庭為主，女性的潛能主要是在家庭領域裡發展，女人充實自己是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別優秀的特殊女性，應該不受任何阻礙，自由發揮她們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較長短。

20世紀20年代後，隨著婦女選舉權獲得各國法律承認，第一波女權運動漸趨平靜。此後隨著大蕭條的衝擊和二戰的影響，女權運動基本偃旗息鼓。

與此同時，共產邪靈也早早埋下了摧毀傳統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觀念的種子。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在19世紀就為現代激進女權運動奠定了方向。被稱作女權主義之父的傅立葉宣稱婚姻把婦女變成了私有財產，歐文把婚姻詛咒為「邪惡」，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權主義者繼承並發展，如19世紀女權主義者萊特（Frances Wright）繼承了傅立葉的思想，主張實現女性的性觀念自由。英國女權活動家惠勒（Anna Wheeler）繼承了歐文的思想，激烈譴責婚姻把女人變成了奴隸等等。同時，社會主義女權活動者也是19世紀女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法國最有影響的女權刊物，如法國第一份女權主義日報《婦女之聲》（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婦女》（La Femme libre ，後更名為《婦女論壇》）、《婦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婦女評論》（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創辦者或是聖西門烏托邦主義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葉的追隨者。由於當時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緊密聯繫，遭到當局嚴厲審查。

我們看到，當第一波女權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的同時，紅魔也同時安排了各種激進思潮衝擊傳統家庭、婚姻觀念，為隨後到來的更加激進的女權運動作了鋪墊。

第二波女權運動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隨後波及到西歐及北歐，並迅速擴展到整個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動蕩不定的時期，伴隨著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各種激進的社會思潮紛紛抬頭。女權主義趁機以更激進變異的面目出現並風行世界。

奠定這一波女權運動第一塊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奧祕》，以及該書作者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發起成立的全國婦女組織（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該書作者從一個郊區中產階級家庭婦女的角度，激烈批評女性的傳統家庭角色，認為傳統的快樂、滿足、幸福的家庭主婦形象是所謂「父權社會」塑造的迷思。她認為中產階級的郊區家庭是「美國婦女舒適的集中營」，受過教育的現代婦女應該跳出滿足於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實現真正的自我價值。[20]

數年後更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主宰了全國婦女組織，繼承並發展了弗里丹的女權思想。她們認為女性自古以來都是被父權文化所壓迫的。她們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並主張徹底變革社會制度，徹底變革傳統文化，在經濟、教育、文化、家庭諸方面進行全方位的「鬥爭」，實現女性的「平等」。

把社會按照某種方式劃分為受壓迫者和壓迫者，從而鼓吹「鬥爭」和「解放」、「平等」，這正是共產主義的核心要旨。傳統馬克思主義以經濟地位劃分人群，新女權主義則以性別劃分人群。

事實上《女性的奧祕》的作者貝蒂‧弗里丹並非如書中所暗示，是一個厭倦家庭瑣事的中產階級郊區家庭婦女。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熱維茨（Daniel Horowitz）於1999年寫了傳記《貝蒂‧弗里丹及其〈女性的奧祕〉的出籠》。他的調查揭示弗里丹從大學時期到上世紀50年代，一直是激進的社會主義活動家，曾先後擔任幾家由共產黨主導的工會組織喉舌報刊的專業記者，霍熱維茨並找到她當年寫的這些文章。她在伯克利加州大學期間加入共青團，並兩次申請加入美國共產黨，但美國共產黨沒有接受（因其黨外身分更能發揮作用）。她自己授權的傳記作者朱蒂‧函妮斯也不諱言她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21]

美國學者凱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紅色女權主義》一書中指出，實際上女權主義在20世紀初到60年代的美國並沒有沉寂。包括安東妮（Susan Anthony）、弗來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產主義背景的紅色女權主義作者，在這一時期為隨後到來的第二波女權運動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鋪墊。安東妮早在1946年就運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壓迫黑人作類比，指出男性同樣壓迫著女性。只是由於受麥卡錫反共影響，共產主義臭名昭著，她們從此閉口不談自己的紅色背景。[22]

在歐洲，法國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領第二波女權風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1941年她與共產主義者、哲學家保羅‧薩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創建了法國地下社會主義組織「社會主義與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隨著60年代其女權主義聲名鵲起，她宣稱不再相信社會主義，只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

她主張「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雖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徵決定的，而性別（gender）則是在人的社會性的影響下後天所形成的一個自我認知的心理概念；認為女孩順從、乖巧、愛撒嬌、富於母性的「女性氣質」全都來自後天的「父權社會」精心設計的「神話」，為的是維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她主張女性衝破傳統理念，實現不受約束的自我。這種思想實際為同性戀、雙性戀、變性等等各類變異觀念提供了溫床。此後各類形形色色的女權思想層出不窮，基本都繼承了女性不平等來自於傳統「父權社會」的壓迫。因此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傳統家庭婚姻觀念是實現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礙。[23]

波伏娃認為婚姻讓女人受制於丈夫，「同妓女一樣令人噁心」。她同薩特保持終身情人關係而拒絕結婚，與此同時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愛情」，同樣的，薩特也擁有幾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愛情」。她的婚姻觀是當代激進女權主義者的主流態度。事實上，這種複雜混亂的性關係正是烏托邦共產主義先行者傅立葉19世紀所設想的公妻制。（未完待續）#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

[1] W. Bradford Wilcox, 「The Evolution of Divorce,」 National Affairs, Number 35, Spring 2018. https://www.nationalaffairs.com/ ... olution-of-divorce.

[2] 「Beyond Same-Sex Marriage: A New Strategic Vision for All Our Families and Relationships,」 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9:2 (July 1, 2006): 161-171. DOI:10.1080/15240650801935198.

[3] Victoria Cavaliere, 「Rhode Island school district bans father-daughter, mother-son events,」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 ... .1162289#nt=byline.

[4] [德]恩格斯著，谷風出版社編輯部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台北：谷風出版社，1989年）。

[5] Robert Owen, 「Oration Containing a Declaration of Mental Independence,」 Public Hall, New Harmony, Indiana (July, 4, 1826), http://www.indiana.edu/~kdhist/H ... ek11/Owen1826.html.

[6]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ьниченко,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 ... lnaya_revolyuciya/.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Наталья Короткая，“Эрос революции: “Комсомолка, не будь мещанкой – помоги мужчине снять напряжение!” https://lady.tut.by/news/sex/319720.html?crnd=68249.

[12] Paul Kengor, Takedown: From Communists to Progressives, How the Left Has Sabotaged Family and Marriage (WND Books, 2015), 54.

[13]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ьниченко,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 ... lnaya_revolyuciya/.

[14] 夏侯：〈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性解放〉，大紀元新聞網，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4/9/n9018949.htm。

[15] 黃文治：〈「娜拉走後怎樣」：婦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階級革命──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歷史考察（1922～1932）〉《開放時代》，2013年第4期。

[16] 楊寧：〈八路軍為何大量購買治花柳病的藥品？〉，大紀元新聞網，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1/18/n10069025.htm。

[17] 揭露金賽報告學術造假的眾多學者中，比較突出的是萊斯曼博士的研究（Judith A. Reisman, Ph.D., Edward W. Eichel, Kinsey, Sex and Fraud: The Indoctrination of a People (Lafayette, Louisiana: Lochinvar-Huntington House, 1990)。知名醫學期刊《柳葉刀》評價其工作說：「朱蒂‧萊斯曼博士和她的同事摧毀了兩個金賽報告的基礎。」（ 「Dr. Judith A. Reisman and her colleagues demolish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wo (Kinsey) reports.」）（「Really, Dr Kinsey?」, The Lancet, Vol. 337 (March 2, 1991): 547）

[18] Finer LB, 「Trends in Premarital Sex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2003,」 Public Health Reports 122(1) (2007): 73-78.

[19] Nicholas H. Wolfinger, 「Counterintuitive Trends in the Link Between Premarital Sex and Marital Stability,」 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 https://ifstudies.org/blog/count ... -marital-stability.

[20]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63).

[21] 比如，從1946 到1952年，弗里丹擔任激進的聯合電器廣播和機械工會專業記者。歷史學家羅納德‧莎茨（Ronald Schatz）指該工會是美國共產黨領導的最大組織（ “the largest Communist-lead institution of any kind in the United States”）。見Daniel Horowitz, 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 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 (Amherst,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0), 133. 1942-43年，弗里丹是共青團員 （同上，93）。弗里丹第一次申請加入共產黨是她在伯克利加大期間，見她的自傳：Betty Friedan, Life So Far: A Memoir (Simon & Schuster, 2000), 57-58。弗里丹第二次申請加入共產黨是1944年，見Daniel Horowitz, 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 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 93。函妮斯稱弗里丹大學時代就成為馬克思主義信徒，見Judith Hennesee, Betty Friedan: Her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9), 26. 更多關於弗里丹的共產主義背景介紹，請參考：David Horowitz, “Betty Friedan’s Secret Communist Past,” Salon Magazine January 1999, http://www.writing.upenn.edu/~af ... n-per-horowitz.html ；以及Joanne Boucher, “Betty Friedan and the Radical Past of Liberal Feminism,” New Politics, vol. 9, no. 3, http://nova.wpunj.edu/newpolitics/issue35/boucher35.htm#n32.

[22] Kate Weigand, Red Feminism: American Communism and the Making of Women’s Liberation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Constance Borde, 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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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共產黨百年真相：黨魁面目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5/29/n10435448.htm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1)：家庭篇(下)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8-21 2:17 AM 人氣 16981       
標籤: 共產主義, 女權, 家庭,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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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四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5月30日訊】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家庭（下）

目錄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3）鼓吹同性戀，變異家庭定義
4）鼓吹離婚權、墮胎權
5）以福利制度獎勵單親家庭
6）鼓吹變異文化

6. 中共如何摧毀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義破壞家庭結構和穩定
2）以政治鬥爭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義強制墮胎

7. 共產主義破壞家庭的後果
*****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2）女權運動後果：破壞家庭、敗壞人倫、混淆性別角色

今天，女權主義觀念已經深深植入社會的方方面面。根據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觀點項目的調查，現在大約有59%的女性支持女權主義觀點。當代女權主義的一個突出觀點是，男人和女人之間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別之外，沒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別。因此，男女在行為和性格上的差別完全是因為社會、文化原因造成的，從而男女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裡應該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間「不平等」的現象，都來自於社會和文化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

比如，大企業高管、頂尖大學的高級別學術職位、高級政治官員等職位中男性人數遠遠高於女性。女權主義就認為這主要是性別歧視造成的。事實上，公平的比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時間、工作態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況下比較性別差別。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這樣的高階職位往往要求長期高強度超時工作，犧牲週末甚至晚間的休息，正吃著飯接到一個電話就得馬上召開緊急會議，經常出差離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斷職業生涯，而且更傾向於多花時間照顧家庭和孩子，不願意在這方面犧牲；另外升到這些職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較剛毅強勢的性格，這也和多數女性溫柔的性格特點相左等等，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只有少數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權主義就認為都是社會強加給女人的觀念造成的這種「不平等」：反對女人應當性格溫婉，應當花時間照顧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觀念；認為政府應當提供嬰幼兒撫養教育的公共服務等等。

同時，當代女權主義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別來解釋男女「不平等」現象，即只有把過錯都歸結到社會原因、傳統道德觀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確」。2005年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發言，探討關於在頂尖大學的科學和數學領域裡為什麼女性教授比例低於男性。他認為除了這些職位所要求的工作時間更有彈性（擠占家庭團聚時間），且往往需要每週工作80小時等這些原因造成的差別，應當進一步研究還有一種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學和數學能力上的差別。他指出，研究早已證實男女中學生在數學能力上存在顯著差別。結果女權團體NOW發起對薩摩斯教授「性別歧視」的抗議，要求哈佛趕走校長。這位校長被媒體聲討，不得不公開道歉並保證會提供5千萬美元來鼓勵教職員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學》雜誌（Science）就發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學生的數學推理能力存在顯著差別，男生更強。[2]隨後一項研究發現，男生「數學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數學部分衡量數學推理能力，達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數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組追蹤發現，少年時期SAT表現為「數學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後在數學和相關的科學領域裡獲得了高學歷，並對自己的職業成就感到滿意。[4]也就是說薩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學生在數學能力上存在顯著差別，可能導致更多天才男生長大後在數學相關領域裡獲得職業成就）確實是有相關研究結果支持的。

早有媒體指出，薩摩斯事件中強制不同觀念「公開認錯」，和共產國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沒有真正弄清所謂「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勵「多元化」實際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數，達到結果平等。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會主義和民主沒有任何相同之處，除了一個詞『平等』：社會主義追求的是結果均等，民主尋求的是機會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權主義背後隱藏的共產主義基因。[5]

需要強調的是，這裡並不是試圖證明，男人在智力或能力上比女人優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現在不同方面，人為地抹平兩性之間的差異既不符合常識，也不利於男人和女人各盡所長。

如果說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別不那麼直觀的話，女權主義否認男女生理和體力上的差別就更匪夷所思了。在東西方的傳統理念中，男性承擔保護者的角色，消防員清一色為男性一直被視為正常。女權主義宣稱男女的絕對「平等」，要求女性同樣承擔傳統上男性的角色。這又帶來人們料想不到的後果。2005年紐約市消防局首度允許一名沒有通過體力測試達標的女性成為消防隊員。消防員必須背著氧氣罐和50磅重的裝備，經過一系列挑戰體力的測試。這位女性總是無法達標。儘管其他消防隊員指出未達標的隊員在團隊行動中免不了需要隊友為之犧牲和付出，並且對公眾安全造成威脅，但是消防局最終還是決定同意錄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為了避免一場女權團體的訴訟。[6]女權團體長期指責紐約消防局制定的體力標準要求過高造成女性消防隊員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類似的情況，被迫降低標準錄取更多女性。實際上，澳大利亞許多城市的消防部門早就實行了性別配額錄取，也即如果錄取50%的男申請者，那麼也要同比例錄取50%的女申請者為消防隊員──儘管男消防隊員體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這種無理性追求結果均等還帶來另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問題：女權團體馬上又抱怨女消防隊員面臨男隊友的霸凌──後者指責她們不夠格、不配當消防員，造成「精神壓力」。[7]這給女權團體帶來了進一步鬥爭、爭取「平等」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麼女權主義的一個口號是「我們要做的還很多」。

在共產邪靈安排下，女權主義種種看似毫無理性的行為，其背後的主導思想實際是挑戰所謂父權社會（即傳統社會），從而顛覆傳統家庭，這一點和通過階級鬥爭推翻資本主義一脈相承。傳統社會認定男性陽剛、女性陰柔。男性作為保護者，承擔支撐家庭、支撐社會、保護女性和孩童的責任。而女權主義要挑戰的正是這種父權社會結構，認為男女一樣，這種父權社會造成了男性的優勢和對女性的「壓迫」。所以傳統騎士精神、紳士風度都被鄙視。按照女權主義理想，未來的社會將不允許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沒之前，男性主動把一切求生機會讓給女性的美德。

女權主義挑戰父權社會還表現在對孩童教育方面。女權主義推動的平權法修正案（ERA）在賓州通過後，針對賓州校際體育聯合會的一場訴訟的法庭裁決說，學校必須把學生包括在所有體育活動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論性別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別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課。[8]

美國學者薩莫絲在《針對男孩子的戰爭》一書中舉了許多壓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個是紐約皇后區的紐約飛行學校。該校招收的都是當地少數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學校把孩子們培養成優秀學生，《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把該校列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學校為孩子們提供各種動手製作電動、機械飛行器的機會，不難理解，入學的男孩占絕大多數。女孩在學校中比例較小，但也表現不俗，並得到充分尊重。該學校過去十多年來一直面臨女權團體的指責和法律訴訟威脅，要求必須提高入學女生的比例。[9]女權團體全國婦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創辦人2010年在白宮發言中專門把紐約飛行學校列為「性別隔離」的例子，聲稱「在我們獲得絕對的平等之前，我們絕不能在花環上躺著休息，我們的路還很長」。

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從小培養男孩具有男子漢精神，鼓勵他們有獨立、冒險進取的精神，以及鼓勵女孩溫柔體貼、照顧家庭，都是造成將來社會性別不平等以及壓迫和歧視女性的根源。

實際上女權主義的極端做法帶來的另一個惡果是，社會朝著無性別的方向發展，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別心理特徵，這將影響年輕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理發展。可以預見，更多的人群將成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者跨性人。事實上，在一些歐洲國家，這種趨勢已經出現。越來越多的孩子從學校回來告訴家長：「媽媽，我生在一個（性別）錯誤的身體中。」到2017年，倫敦塔維斯托克診所（Tavistock Clinic）每年接受約2000例有類似問題的孩子，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10]

當然這也是女權主義背後的共產基因所想要達到的目的：盡一切辦法摧毀傳統的家庭道德觀念，造成家庭崩潰和解體。

在傳統文化中，神（天）賦予女人生養、教育孩子的責任，東西方傳統文化中偉大的英雄背後都有偉大的母親；而女權主義主張，父權社會對女性壓迫的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人們期望女人養育自己的孩子，認為家庭婦女和母親的責任是「沒完沒了、枯燥無聊、毫無回報」的。有人做了小統計，發現知名女權主義者幾乎都是婚姻破碎、終身未嫁或者即使結婚也沒有子女的女人，感嘆她們當然無法理解正常女人把婚姻家庭視為生命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養育孩子、在孩子的成長中獲得母性的自然滿足感。

今天，女權主義派生了形形色色的變異思潮，比如有的主張「個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義」，實質是將個人的私生活與個人的事情等同於「政治」，在家庭中掀起「性別戰爭」，有的將男人視作奴役女人的身體與思想的吸血鬼，有的說孩子是女性實現其最大潛能的障礙，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

事實上當代女權主義毫不隱瞞其破壞傳統家庭的目的。在當代女權運動領袖中這樣的主張並不鮮見：「結束婚姻體制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條件」[11]；「不應當允許服務於家庭並計劃成為家庭主婦成為（婦女的）選項」[12]；「不消滅婚姻就無法消滅男女不平等」。[13]

女權運動以「解放」的名義「解決」人類道德敗壞後造成的社會問題，從而變異人的觀念，加劇社會道德敗壞。美國學者修麗特指出，當代女權主義是造成大量單親媽媽家庭的主要因素；女權運動曾極力推動的「無過失離婚法案」實際卻為男人逃避責任提供了方便；女權主義試圖去破壞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結構，而家庭恰恰是廣大婦女應對社會危機的避風港，大多數婦女希望鞏固而不是摧毀家庭。[14]

和女權主義主張相反的是，離婚並沒有為女性帶來她們所期望的自由。有研究指出，女性離婚後陷入貧困的比率高達27%（是男性的3倍）。[15]這也不奇怪，邪靈並不在乎女性「權利」，破壞家庭、敗壞人倫才是其目的。

哈佛專家

3）鼓吹同性戀，變異家庭定義

同性戀權利運動從其發端就和共產主義的大力推動分不開。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同性戀為人的「自由」選擇。共產主義聲稱要把人類從傳統道德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因此在共產主義理論中，性解放包括同性戀「權利」，都屬於人類應該獲得的自由。在「性愛自由」運動中，一大批共產主義者或其同路人也同時鼓吹同性戀「權利」。

19世紀90年代幾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軍人物發起了世界上首次有聲勢的同性戀權利運動。以性學研究者賀西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成員們從理論上論述同性戀行為是「自然的」、「道德的」。1897年賀西菲爾德創立了科學人權委員會（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 WhK），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同性戀（LGBT）權利組織。他們1897年發起了一場為同性戀行為辯護的運動。1895年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因和別的男人發生性關係而被指控。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當時唯一支持王爾德同性戀「權利」、為其辯護的團體。社會民主黨領袖愛多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張廢除禁止男人之間發生同性性行為的法律。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本章第四節所述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性解放」。這場運動中，禁止男人之間發生同性性關係的法律被廢除，蘇俄當時被鼓吹同性戀運動者認為是世界上同性性關係方面「最開明」的國家。

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憲法，是在南非國大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當權之後通過的。國大黨為社會黨國際（原第二國際分支）成員，屬於社會主義政黨。支持「同性戀」權利是其一貫政策。

當代美國同性戀運動中第一個同性戀權利組織，是德國移民葛伯（Henry Gerber）受賀西菲爾德創立的科學人權委員會啟發，而於1924年在芝加哥創建的人權學會（Society for Human Rights）。但該組織成立幾個月後就因警察逮捕其成員而解散。1950年，美國第一個有影響力的同性戀權利組織麥塔辛協會（Mattachine Society）成立。該組織由美國共產黨員哈利‧海依（Harry Hay）發起，成立於海依在洛杉磯的家中。該組織隨後擴展到其它地區，並出版刊物。

1957年，動物學家胡克（Everlyn Hooker）發表研究報告，通過心理測試，提出同性戀者心理狀態和普通人無差別。這項研究結果後來成為證明同性戀行為「正常」的最主要的「科學依據」。一位麥塔辛協會成員與胡克密切交往，並說服她通過研究支持同性戀，促成了這項研究。研究對象並非隨機選取，而是都來自麥塔辛協會成員。這一點成為其研究遭批評的原因之一。[16]

20世紀60年代，隨著性解放和嬉皮士運動對人們傳統觀念的衝擊，同性戀權利運動逐漸公開化。1971年，女權組織「全國婦女組織」（NOW）成為第一個支持同性戀（LGBT）權利的大組織。

1974年，美國精神病學會以胡克的研究報告為最主要的支持論據，決定不再把同性戀視作心理疾病。學會為此表決時，有39%的人反對此舉。換言之，這項決議本身遠非如一般人認為的出自科學界的一致認同。

胡克及其後續研究者選用了所謂的「適應性」（adjustment）測試結果，作為衡量同性戀者心理狀態的標準──通俗地說，如果一個人能夠適應社會，能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正常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就判定其心理正常。羅伯特‧金尼（Robert L. Kinney, III）博士2015年在醫學期刊Lincore上刊文指出，胡克選定的這個「適應性」標準的問題在於，有很多種心理疾病患者，如果用「適應性」（adjustment）測試作為衡量標準，會誤判他們屬於心理「正常」。比如，有一種心理異常的疾病（xenomelia），患者有強烈的願望希望截除自己的某個健康肢體（比如一條腿）。如同某些同性戀者認為自己長了錯誤的性器官，這種xenomelia患者也強烈相信某個肢體不屬於自己。這種病人完全能夠適應社會，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正常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心理障礙。他們甚至一旦實施肢體截除手術後，就能從中獲得快感，並認為「生活質量得到改善」。[17]

金尼還列舉了其它心理疾病，比如有種心理異常患者喜歡吃塑料，並從中得到滿足感；另一些患者有傷害自己身體的強烈慾望（但不是自殺）等等。這些患者都具有良好的社會「適應性」，多數人甚至有大學以上學歷，然而這卻屬於心理學界公認的心理異常。金尼更指出，事實上選定「適應性」標準來判斷心理異常，是邏輯上的循環論證。[18]

許多研究證實同性戀人群中罹患艾滋病、自殺、吸毒的比率都顯著的比一般人群高，[19]即使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化的國家（如丹麥）也是如此。[20]男同性戀人群艾滋病和梅毒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8~109倍。[21]在上世紀90年代艾滋病治療出現突破進展之前，同性戀人群平均壽命甚至比總人口平均壽命低8~20年。[22]這些事實也說明同性戀並不像人們鼓吹的那麼「正常」。

隨著同性戀權利運動聲勢浩大，「歧視同性戀」（homophobia）成為一個殺傷力極強的「政治正確」帽子，堅持同性戀屬於精神疾病這一觀點的專家被邊緣化。而另一方面，相當數量的同性戀者取得心理學、精神病學專業學位，成為同性戀心理學「研究專家」。如今被廣泛引用的支持同性戀行為「正常」的「科學報告」，是2009年美國精神病學會指定一個工作小組撰寫的研究綜述（「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金尼指出，該工作小組七人中，包括主席在內的六人本身就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者，因此從科學角度說，工作小組的立場並非中立。已故的全國同性戀研究和治療學會主席約瑟夫‧尼古拉希（Joseph Nicolosi）披露，當時申請加入小組工作的還有非常有資格的專家，但他們屬於學術上支持用治療方法矯正同性戀行為的一派，因此全部被拒絕參與。[23]前任美國精神病學會主席尼古拉斯‧卡明斯（Nicholas Cummings）公開譴責學會內政治壓倒科學，鼓吹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極端自由派操縱了學會。[24]

如今，被同性戀心理「專家」以及同性戀運動推崇的「適應性」標準，也被美國精神病學會廣泛用來衡量其它性心理異常疾病。比如按照美國精神病學會的治療手冊，衡量戀童癖精神異常的標準是：如果一個成年人見到兒童就會產生無法控制的強烈性慾望或性幻想，但是沒有實施這樣的行為，如果本人對這種心理狀態沒有心理障礙，內心不感到愧疚、可恥以及有精神壓力，這就屬於「正常」的戀童癖性傾向，不算作戀童癖心理異常。相反，如果患者對自己的心理狀態有內心糾結、有羞恥感和心理壓力，則被視作戀童癖心理異常患者。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所謂人類心理診斷標準，完全和人類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人對敗壞行為有正常的羞恥感和道德內疚感被視作有心理疾病，卻把變異和敗壞當作正常。既然這個「適應性」標準，已經使同性戀行為和「婚姻」合法，那麼魔鬼的下一步，推動戀童癖行為合法化，並不遙遠。

美國共產黨員、托洛茨基主義者大衛‧托斯塔（David Thorstad）創辦了北美戀童癖組織NAMBLA；NAMBLA的另一重要公開戀童癖倡導者，同時也是美國同性戀權利運動的先鋒愛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一位共產主義同路人、卡斯特羅的崇拜者；另一個主要戀童癖組織CSC（Childhood Sensuality Circle）則由德國共產主義者、「性解放」鼻祖賴希的弟子於1971年在美國加州創辦。

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打開。進一步，按照當今心理學的「適應性」標準，家庭成員之間亂倫、空想社會主義鼻祖傅立葉所鼓吹的各種變態「性自由」，包括群婚、獸交，也都可視作「正常性心理狀態」。神給人定下「男人和女人」組成的家庭，已經被扭曲到包括同性「夫婦」，那麼下一步亂倫者，或者人和獸組成的「家庭」都可以順理成章「合法化」了。把人等同於沒有道德標準的獸，正是魔鬼毀滅人類的手段！

同性戀運動和性解放、女權主義交織在一起，徹底顛覆了傳統性道德和家庭觀念，背叛了神給人設立的傳統婚姻和家庭。

需要強調的是，主張不歧視同性戀原本出自於一種無知的但善良的願望，但是魔鬼卻利用人的善良而欺騙人達成毀人的目的，這是因為人忘記了神的教誨。神仿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規定了人的道德規範，人如果背叛神，聽從魔鬼放縱慾望、變異自己，使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拋棄神定下的做人的道德規範，那麼最終的可怕結局就是被神拋棄，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對於誤入歧途奔向懸崖的人，對其鼓勵說「我們尊重你的選擇」，這也許出自善心，但結果卻是將對方推向更危險的境地。真正的善良，應該是告訴那走在歧途上的人分辨正道和歧路，免於覆滅──即使會被不理解和責難。
4）鼓吹離婚權、墮胎權

1969年之前，美國各州離婚法都基於宗教傳統，要求必須以當事人或另一方的過錯為提出離婚的理由。按照西方宗教傳統，婚姻是神所設定的，穩定的家庭有益於夫妻雙方、孩子以及整個社會。因此，教會和各州法律都注重確保婚姻不會在無充足理由的情況下解體。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法蘭克福學派領導的反傳統潮流強烈腐蝕了傳統婚姻觀念，其中以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為禍最甚。

自由主義者否認婚姻的神聖性，把婚姻簡單化為雙方自願的世俗合同。女權主義則主張傳統家庭是父權社會「壓迫」女性的工具，對於在「壓迫」之下感到沮喪、失望的或愛冒險探奇的婦女來說，離婚提供了合法逃脫婚姻的藉口。這些「合同自由」和「反壓迫」的觀點給無過錯離婚法案鋪平了道路，從此只要夫妻一方單方面宣稱婚姻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就可以解散一個婚姻。

進入上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離婚率不斷攀升，由於離婚造成的家庭解體首次超過配偶一方死亡而造成的家庭破裂。在70年代初建立的美國家庭中，幾乎一半以離婚告終。

離婚對孩子的負面影響長久而深遠。邁克爾‧里根（Michael Reagan，前總統羅納德‧里根的養子）這樣描述父母的離婚：「離婚是兩個成年人剝奪一個孩子有意義的一切：孩子從此沒有了家、沒有了原來的溫馨家人、沒有了原來的安全感，被剝奪了那種被愛和被保護的幸福。大人們把孩子的一切摧毀、砸碎在地上然後走出門，留下孩子獨自去收拾這一團糟……」[25]

推動「墮胎權」是邪靈毀人的另一個手段。最初考慮墮胎合法化只是基於不得已的特殊情況，如強暴、亂倫；或因母體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如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性解放運動」的鼓吹者認為性不必限定在夫婦間，但夫婦以外的性關係最大障礙是懷孕，因為避孕難免會失敗，所以推動墮胎合法化作為避孕失敗的補救辦法。1994年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中，乾脆公然將人類擁有「生育權」作延伸解釋，其中之一是人擁有「滿足和安全的性生活」的權利，因而有墮胎權。[26]

此外，女權主義提出女性「身體自主權」，主張女性有權自己決定是否要生下或殺死胎兒。這樣，墮胎從最初的「不得已」，發展到可以「隨心所欲」結束胎兒的生命。魔鬼放縱人的慾望的同時，利用女權和性解放鼓勵殺死胎兒，不但讓人犯下大罪，而且讓人更踐踏傳統的生命神聖性觀念。
5）以福利制度獎勵單親家庭

在1965年的美國5%的孩子由未婚媽媽生育。[27]對當時的孩子來說，和自己的親生父親生活在同一個家裡是理所當然的常識。

而2010年代未婚媽媽占生育率的40%。[28]從1965年到2012年，美國單親家庭猛增1000萬，從330萬躥升至1千3百萬。[29]雖然有些爸爸留下來同居或甚至結婚，但這些單身媽媽所生的子女大多數在沒有父親的家庭長大。父親給孩子帶來與母親互補而不同的角色。父親給了男孩一個示範，讓男孩懂得怎樣成為男子漢，讓女孩感受到女性應得到的尊重。

父親不在身邊對於孩子成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現有的研究表明，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少父親角色造成的負面後果包括：使孩子缺乏自信、逃學、輟學（比率高達71%）、過早性生活、淫亂、少女懷孕、參與幫派、犯罪入獄（85%的入獄少年家庭中沒有父親）、吸毒、流浪（90%離家流浪的孩子沒有父親）、有性虐待傾向（比正常人群高40倍）。[30]

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曾總結青少年脫貧的三大要訣：一是要念完高中，二是找到一份全職工作，三是在21歲之前不要結婚和生孩子。他們的研究表明，只要按照這三條去做的，只有2%的還處於貧困狀態，75%的都變成了中產階級。[31]換句話說，教育、就業、避免過早婚姻和婚外生育，是成為負責任的成年人、進入健康、富有成效生活的最可靠途徑。

現在的情況是，單身媽媽不得不依賴政府福利。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以翔實的統計數據顯示，正是女權主義所大力推動的福利政策鼓勵更多單親媽媽，甚至「懲罰」她們結婚組織家庭（結婚後獲取的福利比兩人同居要少，而交稅更多），讓政府替代孩子的「爸爸」。打著幫助貧困家庭旗號的福利制度反而造成單親家庭不斷增多，而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又更易陷入貧困，會更加依賴福利。[32]這個怪圈正迎合了邪靈想要的另一個目標：通過高稅收、高福利控制人生活的一切方面。
6）鼓吹變異文化

美國《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指出，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資料顯示，2000年，在25至34歲的人群中，已婚與從未結婚人口的比例分別為55%和34%。而到了2015年，兩者的比例幾乎掉了個個兒，變為40%和53%。美國年輕人很快就對婚姻敬而遠之了。原因很簡單：今天的文化中，性和婚姻完全分家，年輕人為何要結婚？[33]

在變異觀念的驅使下，如今隨意勾搭（hook-up）成為時髦的生活方式──性行為甚至和感情無關，當然更沒有承諾和責任。最可怕的是，變異的文化鼓勵年輕人去嘗試在多種性別身分中做選擇：臉書網現在提供了近60種不同的性別身分供用戶選擇。如果年輕人都不能確定自己的性別，他們如何看待婚姻？邪靈從法律到社會觀念重新定義了神設立的婚姻。

同性戀以及各種敗壞的性行為在英文中本來是用「sodomy」描述，這個來自於《聖經》中的詞原本是指因神憤怒而被毀滅的性亂城市所多瑪。這個詞語的本身就是對人類的警戒，那就是人類背離神的教誨將面臨可怕的結局。同性戀權利運動極力廢除使用這個詞語，改用原本表示快樂的詞「Gay」替代，使人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通姦」原為對墮落性行為表鄙視的用詞，但如今變成無關痛癢的「婚外性行為」、「同居」，霍桑的《紅字》中紅杏出牆的海斯特‧白蘭（Hester Prynne），如今不但不必悔悟，而且可以高昂著頭領取福利；「貞操」本來是東西方傳統文化中的美德，如今成為「束縛自由」的可笑觀念。

在「政治正確」的話語暴政之下，同性戀、性道德的是非對錯是不能觸及的話題，人們唯一的選項就是尊重每個人的所謂「自由選擇」。這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當中，而且在學校教育中也是如此，這逐漸使人類的文化生活完全和傳統道德脫離，致使人們對墮落行為毫無察覺。讓人把變異和敗壞當成正常，使放縱慾望的人完全沒有道德壓力，是魔鬼毀人的隱性手法。

如今50歲以下的西方人，幾乎已經不記得自己的社會中曾經有過這樣的文化：那時候每個孩子和自己的親生父親一起生活成長是那麼自然，那時候Gay這個詞表示快樂，那時候潔白的婚紗代表著新娘的貞潔，那時候電視廣播和大眾出版物中禁止色情鏡頭和語言……

短短六十年，魔鬼徹底顛覆了人們熟悉的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

哈佛專家

6. 中共如何摧毀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義破壞家庭結構和穩定

毛時代的口號「婦女能頂半邊天」，如今已經輾轉進入西方，成為女權主義的一個時髦口號：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中共極權之下所鼓吹的「男女都一樣」和西方女權主義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的實質都是結果均等。在手段上二者有相似之處，在西方，「政治正確」的攻擊性武器是「性別歧視」；在中國最有殺傷力的帽子叫「大男子主義」（來自「男性沙文主義」）。另一方面東西方的手段也有其各自特點：

西方女權主義的「男女平等」，要求通過配額補償、經濟補償、降低標準等等措施達到結果平等；中共鼓吹的「婦女能頂半邊天」，所要求的是男人能幹的，女人也要能幹，不能降低標準，甚至女人去幹自己難以勝任的工作被吹捧為「女英雄」、「三八紅旗手」。上世紀60、70年代的宣傳畫中，女性多為渾圓健壯有力的形象，毛澤東鼓吹「不愛紅妝愛武裝」。女人開礦採石、伐木煉鋼、衝鋒陷陣，無所不能。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姑娘也能學會殺豬》，宣揚一位18歲的屠宰場女徒工，通過學習毛思想而大膽殺豬，因此名噪一時：「不敢殺豬，哪敢殺敵人……」

儘管中國的女人「能頂半邊天」，但也有被西方女權主義詬病之處： 例如中共政治局常委從來沒有女性成員。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害怕女性政治權利要求最終會發展為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權利訴求，尤其是選舉權的訴求，從而威脅其極權統治。出於類似的擔心，中共政府也不公開鼓吹同性戀權利等等；但另一方面同性戀確實是魔鬼毀人的趁手工具，因而中共對同性戀採取「不支持、不反對」的態度。同時利用管控媒體和大眾文化等方式，默認慫恿同性戀人群發展擴大：2001年中共官方的中華精神科學會診斷手冊不再把同性戀列為精神疾病；「同性戀」一詞在媒體中悄悄被替換為共產社會中更正面的詞語：「同志」；2009年，中共默認中國大陸地區舉辦第一個同性戀「自豪活動」：上海驕傲週。

魔鬼雖然在東西方採用了不同手段，但目的都是摧毀傳統家庭中女性賢妻良母的角色，強制女性丟掉溫婉柔順的特點，使家庭失去傳統剛柔相濟的和諧，廢除傳統家庭教育子女的功能。
2）以政治鬥爭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是建立在家庭倫理之上的。魔鬼深知，破壞傳統價值最有效的方式是從破壞人倫開始。在中共發起的歷次政治鬥爭中，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間的互相揭發批鬥都成為常態。人人爭搶積極的政治表現，否則就有立場不清的嫌疑。越是對最親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說明「立場堅定」。

1966年12月，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被拉到北京鋼鐵學院批鬥。當天，胡喬木的女兒上台發言批鬥父親，喊出了「砸爛胡喬木的狗頭！」。雖然胡女並沒有真的砸爛父親的「狗頭」，但有一個中學生卻真的砸爛了自己父親的頭。當時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據《我家：我的哥哥遇羅克》）。

另一方面，一旦被黨定為階級敵人的人，為了不牽連家人，往往還主動和家人「斷絕關係」。甚至連不堪迫害、甘冒「自絕於人民」罪名而自殺的人，也要想盡辦法撇清家人和自己的關係，以免他們受到牽連。比如文革中文藝理論家葉以群自殺時，給家人的遺書裡寫道：「以後，唯一要求你們的，就是堅決聽黨的話，堅決站在黨的立場上，逐步認清我的罪惡，激起對我的仇恨，堅定不移地與我劃清界限！」[34]

中共當代發動的最大政治迫害──對法輪功信仰群體近二十年的迫害中，脅迫家人對法輪功信仰者進行迫害是其重要手段。為了讓堅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信仰，中共的一個手段是對其家庭成員採取行政、經濟處罰或政治恫嚇，脅迫或誘騙他們對自己的親人哭勸、跪求甚至暴打，把中共的迫害轉嫁為親情矛盾：「都是因為你不妥協造成家人被牽連」；甚至直接要求他們「勸說」親人：「你不放棄信仰，我只能離婚或者斷絕父子（母子）關係（以避免被中共處罰）」，如此等等，在這場迫害中直接、間接造成成千上萬的家庭破碎。

哈佛專家

3）以控制人口的名義強制墮胎

在西方女權主義成功贏得墮胎合法化不久，共產中國的婦女開始承受「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強制墮胎「義務」。這一方面是強迫直接殺人，另一方面衍生出大量社會問題。

中共遵循馬克思的唯物論，認為生孩子和煉鋼、產糧一樣都屬於物質生產，那麼計劃經濟自然也可以擴展到計劃生育。毛澤東認為：「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停頓一下。」[35]

中共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一胎化」政策以極端強制的措施來保障執行。「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一胎生，二胎紮，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環，二胎紮，三胎四胎殺殺殺！」「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這樣殘忍的口號在中國到處可見。高額罰款、抄家、扒房、暴力毆打、非法拘禁等等是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常用手段。一些地方甚至出現計生官員將嬰兒丟進水田活活淹死，即將臨產的婦女被強迫墮胎也屢見不鮮。

據《中國衛生年鑒》的不完全統計，從1971年至2012年，中國人工流產總數至少有2.7億人次，即2.7億胎兒被中共殺死。

「一胎化」政策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嬰被遺棄或殺害，導致中國30歲以下的人口之性別比例嚴重失調。據估計，到2020年中國將出現近4千萬男性單身，他們將在婚育年齡時無女可娶。這將引發如性犯罪、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各類嚴重的潛在問題。
7. 共產主義破壞家庭的後果

馬克思等共產主義者振振有辭地鼓吹摧毀家庭的邏輯，是建立在片面放大當時社會上存在的通姦、賣淫、私生子等等醜惡行為（儘管這也是他自己樂在其中的行為）的基礎上。在維多利亞時代，伴隨著道德滑坡逐漸出現的背叛婚姻的行為，實際上已經背離了神的教誨，踐踏了婚姻的神聖性。共產主義者因此導出女人應該違背婚姻的神聖誓約，追求自己的所謂「個人幸福」，這又是在歧途上走得更遠，如飲鴆止渴。共產主義邪靈給出的「藥方」不過是把人類道德普遍拉下地獄，使本來是人人譴責、見不得人的行為變成司空見慣的常態，達到人人「平等」，一同墜向覆滅的深淵。

共產邪靈引誘人類相信罪惡不在人的墮落，而在社會；讓人從反叛傳統中尋找出路，離神更遠。邪靈鼓吹的女權、同性戀、性解放等等，用的是「自由」、「解放」等美麗辭藻，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女性的尊嚴被貶損，男性的責任被丟棄，家庭的神聖被踐踏，兩性的道德被變異，孩子的未來被摧毀，最後獰笑的卻是魔鬼。#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

[1] 「Jordan Peterson Debate on the Gender Pay Gap, Campus Protests and Postmodernism,」 Channel 4 News, January 16,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cjxSThD54&t=781s.

[2] C. P. Benbow and J. C. Stanley,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Ability: Fact or Artifact?” Science, 210 (1980):1262–1264.

[3] Benbow, C., 「Sex Differences in Ability in Intellectually Talented Preadolescents: Their Nature, Effects, and Possible Caus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1(2) (1988): 169-183.

[4] Camilla Persson Benbow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Reasoning Ability at Age 13: Their Status 20 Years Later,”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6) (2000): 474-480.

[5]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 Susan Edelman, 「Woman to become NY firefighter despite failing crucial fitness test,」 New York Post, May 3, 2015, https://nypost.com/2015/05/03/wo ... cial-fitness-test/.

[7] Una Butorac, 「These Female Firefighters Don』t Want a Gender Quota System,” 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May 24, 2017, https://www.sbs.com.au/news/the- ... ender-quota-system.

[8] Commonwealth v. PA Interscholastic Athletic Association (1975).

[9] Christina Hoff Sommers, The War Against Boys: How Misguided Feminism Is Harming Our Young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0] Simon Osbone, 「Angry Parents Blame New NHS Guidelines for Rise in Children Seeking Sex Changes,」 The Daily and Sunday Express, October 30, 2017, https://www.express.co.uk/news/u ... stock-clinic-camhs.

[11] 「The Declaration of Feminism,」 November 1971.

[12] Vivian Gornick, as quoted in The Daily Illini (April 25, 1981).

[13] Robin Morga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Vintage, 1970), 537.

[14] Sylvia Ann Hewlett, A Lesser Life: The Myth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America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1986).

[15] Darlena Cunha, 「The Divorce Gap,」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 ... ivorce-gap/480333/.

[16] Hilary White, 「The Mother of the Homosexual Movement – Evelyn Hooker PhD,」 The Life Site News, July 16, 2007,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 ... -evelyn-hooker-phd.

[17] Robert L. Kinney, III, 「Homosexuality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On Suspect Anecdotes, Antiquated Data, and Broad Generalizations,」 Linacre Quarterly 82(4) (2015): 364–390.

[18] 同上。

[19] Cameron, P., Playfair, W. L., & Wellum, S., 「The Longevity of Homosexu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AIDS Epidemic,」 Omega 29 (1994): 249-272.

[20] Cameron, P., Cameron, K., Playfair, W.L., 「Does Homosexual Activity Shorten Life?」 Psychological Reports 83(3 Pt 1) (1998): 847-66.

[21] David W Purcell, Christopher H Johnson, Amy Lansky, Joseph Prejean,Renee Stein, Paul Denning, Zaneta Gau, Hillard Weinstock, John Su, and Nicole Crepaz, 「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 Size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btain HIV and Syphilis Rates,」 The Open AIDS Journal 6 (2012): 98–107.

[22] Hogg RS, Strathdee SA, Craib KJP, O』Shaughnessy MV, Montaner JSG, Schechter MT., 「Modelling the Impact of HIV Disease on Mortality in Gay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6(3) (1997): 657–61.

[23] Joseph Nicolosi,「Who Were the APA 『Task Force』 Members?」  https://www.josephnicolosi.com/c ... -task-force-members

[24] Matthew Hoffman, 「Former President of APA Says Organization Controlled by 『Gay Rights』 Movement,」 The Life Site News, June 4, 2012,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 ... ay-rights-movement.

[25]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26]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CPD) in Cairo, Egypt (5–13 September 1994).

[27] The Vice Chairman’s Staff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at the Request of Senator Mike Lee, 「Love, Marriage, and the Baby Carriage: The Rise in Unwed Childbearing,」 https://www.lee.senate.gov/publi ... -baby-carriage.pdf.

[28] 同上。

[29]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 ... d-what-do-about-it.

[30]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31] Ron Haskins, 「Three Simple Rules Poor Teens Should Follow to Join the Middle Class,」 Brookings, March 13, 2013,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 ... -the-middle-class/.

[32]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 ... d-what-do-about-it.

[33] Mark Regnerus, 〈上床如此容易 婚姻怎不衰落〉，華爾街日報中文版（October 31, 2017）。

[34] 葉舟：〈葉以群的最後十年〉，《文匯月刊》，1989年第12期。

[35] 逄先知、金冲及：《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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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2)：政治篇(上)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28 3:21 AM 人氣 1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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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5月31日訊】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禍亂我們的國家（上）

目  錄

引言
1. 共產主義政治是毀滅人類的快捷方式
1）共產主義國家通過政權進行大規模殺戮與清洗
2）社會主義理念在歐美盛行
3）控制政黨、議會、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4）左派政黨掌權後推行社會主義及變異政策
2. 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特點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2）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宗教特徵
3）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變種
（1）當代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反叛
（2）進步主義的核心是變異道德
（3）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社會主義導向
3. 煽動仇恨、挑起鬥爭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選擇

*****
引言

今天的世界，政治的概念已經幾乎無所不包。一個政策、一條法令、一個政治事件、一宗政治醜聞，都可以攪動社會輿論；一場最高領導人的大選，就可能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大多數人只知道共產黨國家實行的是共產政治，甚至認為共產黨國家已經在拋棄共產主義。殊不知，共產主義背後的幽靈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現於世間。無論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乃至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都是共產幽靈在人間的不同表現形式。仔細考察，這已經是一個共產邪靈統治的世界。

表面上看，自由世界對共產主義之害認識得很清楚，然而，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多年後的今天，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各國政府卻普遍採用了馬克思的主張，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觸目驚心。

作為自由世界抵抗共產主義的燈塔、把共產主義視為邪惡的美國，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第一次出現了公開表態為社會主義者的總統候選人，並距問鼎總統寶座僅半步之遙；而在被調查的年輕人中，竟然將近半數人對社會主義有好感。[1]在歐洲，社會主義早已大行其道。歐洲的一位政治人物說：「現在，社會主義結合了民主、法治以及福利國家制度，而且我覺得，歐洲的絕大部分民眾都支持這些東西──如果英國的托利黨人膽敢觸動英國的全民醫療保健制度，肯定會落得斬首的下場。」[2]

在共產國家，邪靈直接掌控國家政權，利用政府機器，暴力殺戮人民、強力摧毀傳統文化、敗壞世人道德、迫害正教修煉者，以最後達到其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

東歐共產主義政權雖然解體，但共產主義思想並未肅清。在幾十年冷戰對抗、間諜破壞、共產主義思想意識滲透之後，共產邪靈實質上猖獗於整個歐洲。

在西方，共產邪靈想直接掌控國家政權的企圖雖然沒能得逞，但是它想方設法用各種手段掌控國家政權，積極推動改頭換面的社會主義政策，變異法律，鼓動暴力，變異道德，搞亂社會，以最終魔變西方世界，達成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基於美國在自由社會的重要性，本章在展開論述中將以美國為重點。
1. 共產主義政治是毀滅人類的快捷方式

「共產主義政治」並不限於共產黨國家的政治。本書一再強調，共產主義是一個魔鬼，它擁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利用具有壞思想的壞人和無知而輕信的人，做它在人間的代理人，推進它的目標。因此，在西方自由國家，共產邪靈操縱控制下的政治，也可以視為「共產主義政治」的另類形式。
1）共產主義國家通過政權進行大規模殺戮與清洗

如前所述，共產主義在東方多國直接篡奪了政權。有了政權，它就可以更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在那裡，邪靈的一切政治都是為了維護其政權，同時擴大其影響力，無論是對民眾的殺害、共黨內部的爭鬥和清洗，對外部世界的欺騙、滲透，都是如此。因為政權在手，它可以動用一切國家機器，包括軍隊、警察、司法、監獄，乃至教育機構、媒體等，舉傾國之力殺戮迫害本國人民，敗壞人的道德。

蘇聯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營、蘇共黨內鬥爭的政治大清洗、中共內部的所謂「十次政治路線內鬥」、歷次政治運動中對中國人的屠殺，特別是中共黨魁江澤民動用舉國至少四分之一的財力迫害法輪功修煉者等等，這一切都是在共產極權控制下所為，也都圍繞著維持其暴力政權的統治而達到其毀人的目的。

共產黨人深知，政權問題實是共產主義政治的核心問題。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恩格斯總結巴黎公社教訓時就強調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亦深諳此道，第一個用暴力建立了蘇維埃共產極權。斯大林、毛澤東等也都利用一切政治手段、伎倆、陰謀、陽謀、槍桿子、筆桿子、殺戮、欺騙等，無所不用其極地篡奪、維護暴力政權。有了對政權的掌控，或殺戮或變異都可以得心應手地進行。
2）社會主義理念在歐美盛行

在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和政策大行其道已是不爭的事實。美國是個特殊的國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共產主義運動於歐洲非常狂熱的時候，其在美國的發展仍然很有限。德國學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曾特別寫下《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文探討其原因。[3]這一切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2016年，美國某主要左翼政黨總統參選人在其競選中就公開大談社會主義理念。在共產黨語彙中，「社會主義」不過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本來在自由國家，共產主義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多數美國人對其避之唯恐不及。這位競選人自己也坦承：「我知道有許多人，一聽到『社會主義』這個詞，就非常、非常緊張」，但他卻不避諱引入社會主義理念。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在競選中成為一主要政黨的兩名領先候選人之一。

2016年競選後期的民調中顯示，在其中一個主要的左派政黨中，56%的人稱自己對社會主義持正面評價。[4]這種傾向社會主義的趨勢早在2011年皮尤（Pew）的調查中就有顯示，30歲以下的美國民眾中有49%積極看待社會主義，而對資本主義評價積極的人只有47%。[5]這跟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左移、左派對社會主義的鼓吹以及年輕一代對共產主義不了解有密切關係。

其實，目前西方人對社會主義的幻想與100年前很多天真的年輕人（包括中國、蘇聯和西方）對共產黨的幻想極其相似。年輕一代對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缺乏深入了解，對表面上看似溫和的社會主義沒有抵抗能力，歷史上人們對共產主義在輕信中受騙的一幕又在重演。

馬克思提出的「按需分配」的核心思想對年輕人具有相當的欺騙性，他們幻想可以過北歐國家那樣的高福利社會主義生活。其實，這些國家的「高福利」制度已經造成了種種社會問題。然而一旦有人要對福利制度本身做根本性改動，習慣享有高福利的民眾一定會群起抵制，使其落選。這時候能夠勝出的是那些主張繼續擴大稅收、擴大政府干預、用寅支卯糧的辦法解決眼前困境的政治人物。正如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指出的：「一個社會把平等──即所謂結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這樣，往往目標是崇高的，結果卻是令人失望的。」[6]

通過高福利社會主義，使得政府不斷擴張，讓人用選票「主動地」從自由走向奴役，正是共產邪靈的一步棋。一旦全世界國家都變成社會主義國家，現在的「北歐模式」從民主走向極權也不過一步之遙。因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一旦社會主義階段完成，政治頭領們馬上就會推動向共產主義過渡，私有財產、民主競選機制馬上就會被廢除，國家就會迅速走向極權，高福利制度將被箝制人民思想與喉嚨的枷鎖取代。
3）控制政黨、議會、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在西方國家，有通行既久的民主制度，如美國的三權分立的制度，要想像在東方國家那樣直接掌控政權，並非易事，所以它們勢必要採用各種政治手段，迂迴地、間接地讓西方國家政府變成邪靈掌控的機器，以售其奸。

美國是以兩黨為主的多黨制，共產主義要想進入美國政治主流，必然試圖控制兩大黨中的一黨甚至兩黨。控制政黨之後，下一步就是控制越來越多的議會席位，讓自己的候選人占據政府或者法院裡的關鍵職位。從美國被共產邪靈滲透的情況，人們可以看到事情的嚴重性。

在美國，左派黨一直挑動低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的對立以爭取選票，也同時著手爭取越來越多的移民，及所謂「弱勢群體」如同性戀（LGBT）、婦女、少數族裔等讓他們成為左派黨穩固的票倉。為了贏得這些選票，他們鼓吹共產主義理念，拋棄做人的底線，放棄神為人定下的道德規範，極盡討好之能事，甚至包庇犯罪的非法移民，好讓他們為左派黨站台、投票。

一位一向支持左派主要政黨的億萬富翁斥巨資贊助左派候選人競選美國總統及重要公職，想辦法把更多左派黨人士送入華盛頓掌控國家機構及權力。由於各州州務卿負責選舉相關事務，在選舉發生爭議時，州務卿的決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往往可以「四兩撥千斤」，造成「一錘定音」的效果，因此該人大力支持各州州務卿的競選。[7]

有非法移民在美國犯罪後，還有某些左派官員為他們開脫，庇護城市也讓他們難以被制裁。前任左派總統當政時，曾試圖讓500萬非法移民身分合法化，最後其提案被最高法院擱置而未得逞。[8]

左派政黨力爭讓非法移民也可以投票，其動機未必是為了非法移民或社會大眾的利益，而是為該黨爭取更多的票源。美國東部一城市於2017年9月12日就非公民參與地區選舉投票的議案進行投票，投票結果為4比3，雖然沒有達到通過需要的6票，但是，這個議案對美國未來走向帶來的潛在效應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議案指出，不僅公民能參加地區投票，綠卡持有者、學生簽證者、工作簽證者甚至無證居民都可以參加投票。[9]

為了拉選票、控制政權，左派黨在共產邪靈的控制下，不擇手段，令人對美國的未來充滿憂心。
4）左派政黨掌權後推行社會主義及變異政策

學者研究發現，前任左派政府被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嚴重滲透，支持前任總統的團體中有很多都和社會主義組織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前任左派總統是新馬克思主義者索爾‧阿林斯基的弟子。他上台後，任用毛派智囊，大搞全民健保，甚至不加入還要罰款，同時頒布法令讓大麻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變性人可以參軍等等。在左派掌控的加州州議會，有的左派議員試圖取消共產主義者不能參政的禁令，後來在越南裔的強烈反對下撤回。

該屆政府制訂的某些政策甚至敗壞人倫。2016年時任總統簽署的「跨性別廁所令」，就是允許「跨性別者」按照自我認同，隨意進入相應性別的廁所。即使一個人的性徵是男的，但只要他自稱認為自己是女人，就可以進入女廁所。而且，這個「跨性別廁所令」推行到全國所有的公立學校，拒絕的州將被停止許多聯邦撥款。

哈佛專家

2. 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特點

人類社會幾千年來，國家的政治體制主要是君主制。在君主制的漫長歲月裡，神給了君主在人間治理的權柄，「君權神授」，皇帝或國王成為溝通人與神之間的神聖角色。

現在世界許多國家都在實行民主制。民主實際上並不完全就是民眾做主，而是民眾選出一個人來替自己做主。比如大家選出了總統，這個過程是個民主的過程，但一旦選出來，總統就有權來替民眾做很多決定，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等。民主並不能保證好人當選，當社會道德普遍下滑的時候，被大多數人推選上去的人很可能是善於吹噓、煽動、鑽營的人，是壞人，而不是好人，這對社會只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如果民主制不以神規定的道德為約束，民主的弊端就會出現，走向被煽動和操縱的暴民政治，使社會走向分裂和動盪。

我們在這裡並不想具體分析哪種政體更好或更壞，而是想指出道德問題才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民主和法治不過是一種社會運作的方式。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受共產主義指導的中共政權實行的是一種邪教的「政教合一」政體。它以邪教意識形態統一人的思想、敗壞人的道德，以黑幫的方式來控制社會，最終的目的是毀滅人。

常有人將中共極權比作君主專制，這種觀點似是而非。二者根本性的區別是，中國傳統的君主並不定義道德，反而要受到神（或曰上天）規定的道德的約束；而中共壟斷了對道德的解釋權，因此無論做了多少壞事，中共仍然可以宣稱自己「偉大、光榮、正確」。

道德是神定的，而不是人定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來自於神的誡命，而不來自於某個政黨的政策。因此當一個政黨壟斷道德的解釋權，其必然的結果就是──「政教合一」。而共產黨具有典型的邪教特徵：

• 共產黨把馬克思奉為精神「上帝」，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宇宙真理」，以所謂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來誘惑黨徒為之奮鬥終身。其宗教特徵包括：編造教義，消滅異己；崇拜教主，唯我獨尊；暴力洗腦，精神控制，組織嚴密，能進不能出；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勵為教犧牲等。

• 共產國家的領導人有著個人崇拜的傳統，從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等都是如此。他們是各國共產邪教的「教主」，擁有不容置疑的道德解釋權。無論他們是殺人，還是撒謊，都仍然是對的，因為他們可以解釋說其出發點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目的，抑或高深莫測地說「是在下很大一盤棋」。在這樣的國度裡生活的國民，被迫放棄自己的道德判斷，被迫跟著黨說謊、作惡，心靈、精神上飽受摧殘。

• 傳統正教教人向善；共產邪教則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礎上的。雖然共產黨也談到「愛」，但這個「愛」也是建立在「恨」的基礎上的。譬如無產者之所以有階級友愛，那是因為他們面對著共同的敵人──資本家；在中國，表現愛國的方式是「恨美國」、「恨法國」、「恨日本」、「恨韓國」、「恨台灣」、恨海外那些一心為國但卻批評共產邪黨的人。
2）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宗教特徵

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目前成為了西方「政治正確」的標準，其實已經被推上了「宗教」的位置。

在不同歷史時期，西方左派使用不同的標籤，有時稱自己為自由主義，有時稱自己為進步主義。兩者理念的核心並無明顯差別。

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有終極的理想，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類似，即鼓吹所謂人類的「自由」與「進步」，並把它當成一種意識形態神聖化，任何與之不同的理念都會被其批判或打擊。

它的道德基礎也與共產主義類似，是無神論、進化論、科學主義。它用人的自我與理性取代對神的信仰，把人自己當成了神。

它打擊的目標也與共產主義類似，把社會問題歸咎於現行制度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正或缺陷，要顛覆或改造現有的制度。

它的手段與共產主義相類似；他們認為自己的目的如此「崇高」，以至於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因此暴力和謊言成為他們常用的手段，在不同情況下「靈活」運用。

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準宗教特點，與其發端的歷史背景不可分割。

18世紀以來科學的進步，極大地加強了人的自信，形成了一種「進步觀」。進步思想的先驅法國哲學家孔多塞在其代表作《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稱，理性將人類引向幸福和道德（善）之路。進步思想越到後來越狂妄，開始把人的理性推上了神壇。

進步主義思想讓人把理性、良心和造物主分割，進而認為人並不需要通過造物主的拯救，可憑藉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掃除一切貪婪、恐懼、嫉妒等等惡念，認為人終究可在人間建立天國，對神可以不屑一顧。19世紀法國政治家、藝術評論家卡斯特格拉理（Jules Castagnary）說的一段話典型地表現了進步主義的狂妄心態： 「在我被逐出的那個神的園子旁邊，我要建立一個新的伊甸園。……我要讓『進步』站立在它的入口，讓他手執燃燒的長劍，對上帝說：『不准你進來。』於是人開始建立人類的社會。」[10]

人一旦有了這樣的念頭，就會激發出要掌控人類命運、操縱人類未來的幻想──也就是說，人要扮演上帝──要締造一個沒有上帝的烏托邦、一個「人間天堂」，實質上與共產主義思路一脈相承。正是這份企圖「替天行道」的愚迷狂熱，註定要在人間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血雨腥風。
3）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變種
（1）當代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反叛

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從個人的自然權利出發，要求立憲限制王權和政府權力，目的在於保障個人自由。因為個人權利是天賦的，政府則是公民立約所建，其職責僅限於保護公民。政教分離的目的在於讓政府無權干涉公民的思想和信仰。

當代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共產主義藉「自由」的名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滲透和反叛，一方面強調極端的個人主義──極度放縱人的慾望，不守任何道德和規矩；另一方面強調結果的平等而不是機會的平等。舉例來說，就財富的再分配而言，他們的重點是接受者的需要而不是納稅人的權利；涉及糾正歧視政策時，他們站在歷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的立場，而無視這些政策造成的目前受害者；在法律方面，他們以避免懲罰無辜者為由，而無視對罪犯懲罰的必要；在教育中他們以支持低學術能力、弱勢家庭為由，而不顧資質出眾的學生的發展；在管制淫穢出版物方面他們以自由表達為藉口取消對道德墮落出版物的限制；在政教分離上他們強調的是不信仰的自由而不是信仰的自由；在福利立法方面他們關注的焦點是人們需要什麼而不是應該得到什麼，如此等等。

當代自由主義的重點實際上已經悄悄從「自由」演化為「平等」，但卻不願改稱「平等主義」，因為這樣馬上就會被人識別出其共產主義實質。

古典自由主義的寬容本是一種美德，但共產邪靈利用當代自由主義，把寬容作為實現其變異道德的手段。從古典自由主義先驅洛克在《論宗教寬容》中對宗教寬容和政教分離概念的論述可以看出，寬容的主體主要是指掌握強制政權的政府寬容對待個人信仰。對於每個人所信仰的通往天國的真理之路，其正確與謬誤的裁決權在於神。人的靈魂屬於自己掌管，政府不能用強制手段去逼迫人信仰或不信仰什麽。

當代自由主義忘卻了寬容的真正目的，把寬容等同於不做價值評判，由此發展出所謂「價值中立」的政治概念，也就是對所有價值不做評判，一視同仁。價值中立其實就是沒有價值，把壞與好、罪惡與美德混為一談。這實際上就是對普世價值的否定和顛覆。它用美麗的詞語給魔鬼開了一扇門，打著「自由」的旗號把反道德和反傳統的行為合理化。同性戀的標誌彩虹旗就是這種所謂「價值中立」的寫照。如果正義的力量和聲音介入，當代自由主義就用危害個人自由、平等、歧視弱勢群體等等藉口進行反擊。

當代自由主義荒謬到連性別都混淆不清。2003年，加州通過了AB196法案：任何一個商業雇主或非盈利機構拒絕僱用變性人或者異性裝扮者可以被罰款，最高為15萬美元。[11]州參議院不但通過，而且將性別定義為「自我性別認定、表現或者行為」，「不管其表現和行為是不是和該人在出生時的性別相一致。」[12]
（2）進步主義的核心是變異道德

當代進步主義思想是達爾文進化論在社會領域的直接運用，其後果是以「進步」的名義造成傳統道德不斷偏移並發生變異。

人類在傳統價值觀的指導下，運用自己的理智，通過努力改善自身的境遇，同時使社會越來越富裕文明，這本來無可厚非。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曾經出現過「進步時代」，政府的某些改革舉措糾正了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弊端，具有正面的意義。

共產主義入侵美國之後，綁架了「進步」一詞，也綁架了「進步主義」這個概念，強行向裡面注入了共產主義的邪惡內涵。它催生了「大蕭條」之後的「新政」，經過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反文化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等等，直到今天，讓美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當代進步主義的本質是不認同神留下的傳統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傳統的道德觀中，善惡、是非的衡量標準來自於神。在進步革命中，不信神的人視傳統道德為進步的障礙，而要重新評價所有的價值觀。他們否認絕對的道德，而是以社會、文化、歷史的現狀來建立其道德體系，也就是一切道德都變成了相對概念。道德相對主義在西方社會中隨著進步革命而影響到政治、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

馬克思主義是道德相對主義的典型，認為符合了無產階級利益（實質是統治階級）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道德不是用來約束「無產階級」的，而是成為了「無產階級專政」打擊敵人的武器。

由於兩者存在某些相似性，共產主義綁架進步主義似乎「順理成章」，沒有引起人們的警覺。時至今日，共產主義在西方仍然打著進步主義的旗號，大搖大擺地繼續行騙。
（3）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社會主義導向

綜上所述，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是對美國憲法和立國之本及美國傳統價值觀的背離。其本質是要改變（實質是摧毀）一切傳統的信仰、道德價值以及現存的西方社會制度。進步革命在西方的目標與後果，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從內部來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列出了消滅資本主義的十大舉措。我們看到，在「進步主義」的旗幟下，這些舉措在美國都已經一定程度地實現了。不妨列舉如下：

• 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

• 徵收高額累進稅

• 廢除繼承權（作者按：美國1916年開徵遺產稅）

• 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裡（按：1913年成立了美國聯邦儲備體系，也就是中央銀行）

• 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裡（按：美國有各種監管機構，有國有郵局和國營的鐵路）

•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按：1935年美國成立了社會保障局，還有勞工部；平權法案要求婦女可以從事與男人一樣的工作，包括當兵）

• 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

人追求美好和進步並不為過，但當那些主義變成一種政治思潮，取代、排斥傳統道德與信仰的時候，就成了共產邪靈在背後操縱人、引領人走向墮落和滅亡之深淵的工具。

哈佛專家

3. 煽動仇恨、挑起鬥爭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選擇

本書開宗明義指出，共產主義的本質是邪靈，它主要是由「恨」構成的。這就決定了共產主義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播撒仇恨，挑起鬥爭。在煽動仇恨過程中，敗壞人類道德；與此同時造成人群撕裂，共產主義政治力量則趁機奪權，建立極權統治。煽動人們互相鬥爭是共產主義奪權的主要手段。

共產主義政治的核心是劃分人群，然後挑起仇恨，製造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開篇即寫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13]把本來不存在階級對立的地方硬是分出對立的階級，然後挑動他們之間的互相鬥爭，這是共產黨奪權的「法寶」之一。

共產主義挑起鬥爭的主要方式是：片面放大各種各樣的因人心敗壞而造成的社會問題，並表明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的道德問題，而是這個社會體制生病了，生病的原因是存在著某種壓迫，人們必須找到這個壓迫者，並與之鬥爭從而解決「社會問題」。

共產主義政治挑動的仇恨鬥爭不限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古巴共產主義頭目卡斯特羅為古巴人指出了「人民公敵」：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及其支持者的「腐敗」以及大種植園主的「壓迫」是一切「不公」之源，共產主義許諾推翻他們的「壓迫」就可以建立「公平社會」，從而挑起了古巴人和古巴人之間的仇恨、鬥爭，為共產極權鋪路；在中國毛澤東的「發明」是向農民許諾「分田地」，向工人許諾做工廠「主人」，向知識分子許諾「自由、和平、民主」，讓農民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知識分子和國民政府鬥得你死我活，共產黨趁亂奪權；在阿爾及利亞，共產主義頭目本貝拉（Ben Bella）發現挑起宗教爭端、民族仇恨是獲取共產政權的捷徑，因而掀起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阿拉伯人和法國人之間的仇殺，貝拉則由此建立了共產政權。[14]

對於美國這樣的國家，國父們以憲法立國，每個公民都效忠於憲法，社會通過家庭、教會、社區結成強韌的紐帶，因此整個社會的階級觀念相當薄弱，傳統階級鬥爭方法難以奏效。於是共產主義邪靈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從社會生活各方面來分化人群。比如分化員工和雇主，通過工會擴大員工和雇主之間的矛盾；分化不同族裔，如黑人、穆斯林、亞裔、墨西哥裔等，藉民權而鼓動少數族裔和白人之間的鬥爭；分化不同性別：如鼓動女權運動挑戰傳統父權；分化不同性取向人群，如同性戀權利運動即以共產邪靈為其主要背後推手，甚至為強化鬥爭造出新的性別人群，如酷兒（Queer，同性戀等的泛稱）等；分化不同宗教信仰者：如藉「多元文化主義」挑戰傳統西方文化和歷史；分化不同國籍人群，如通過鼓動支持外來非法移民「權利」造成「外來者」和「本國人」衝突；分化平民和政府執法人員，以「自由」的名義挑動人群和警察對抗、非法移民和聯邦移民執法人員對抗、州警察和聯邦執法人員對抗等等。人群被劃分得越來越細碎，造成任何人講一句話、做一件事都可能不小心惹怒了另一群體，甚至引發一場衝突鬥爭。把鬥爭變成社會常態，把仇恨播撒入每個人的心中──這正是共產主義的險惡用心。

分化人群、挑起仇恨是同步進行的。列寧早就寫道：「對那些反對我們的人，我們應當而且必須通過語言在大眾心目中播撒仇恨、反叛和蔑視。」[15]

共產邪靈在現代西方的政治手段，就是抓住一切機會，通過各種各樣形式的「社會正義」渲染和煽動仇恨，並使衝突不斷放大升級。

1935年美國紐約哈萊姆黑人區發生騷亂，起因是社區誤傳一個黑人小孩偷盜商店的東西被打死。美國共產黨馬上利用這件事情組織黑人民眾進行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當時在華盛頓DC組織大規模抗議的美國共產黨員倫納德‧派特森（Leonard Patterson）在退出美國共產黨之後披露了自己當年受命組織抗議的經歷。[16]

1931年的「斯考特博羅男孩案」（Scottsboro Boys）中，九名黑人男孩被控強奸兩位白人女子，此案引發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嚴重對立。美國共產黨馬上大肆鼓譟黑人抗議，利用此案扮演為黑人主持公道的角色，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包括後來成為一左派總統導師的弗蘭克‧馬歇爾‧戴維斯（Frank Marshall Davis）便是因此而加入共產黨的。美國學者保羅‧坎戈（Paul Kengor）博士指出，在這場案件中美國共產黨的目的不僅僅是吸引大批美國黑人，以及各種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的「社會正義」鬥士加入共產黨，更重要的是藉此把美國醜化成一個不公正的、種族歧視的國家，宣稱類似這樣的案件遍地都是──只有共產主義和極左派的理想主義才能夠把美國從「邪惡」和人民被「壓迫」的「病態」系統中拯救出來。[17]

當代美國的每次大規模社會衝突、騷亂中，都少不了共產主義團體在其中煽風點火。1992年洛杉磯黑人羅德尼‧金（Rodney King）因酒駕被白人警察抓捕中遭到毆打的錄像在電視新聞中公布。案件判決後原本和平的抗議人群正要散去時，突然有人用金屬廣告牌砸向一輛過路的汽車，於是抗議迅速升級為一場大規模的燒砸搶騷亂。洛杉磯縣警長（Sherman Block）在被問到共產黨黨徒在騷亂中的參與時說：「毫無疑問，這幫人在其中燒、砸、搶。」騷亂數天中，校園和街上到處是美國革命共產黨（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進步勞動黨（Progressive Labor Party）、美國共產黨（CPUSA）等各種共產主義團體派發的傳單。其中一張寫道：「為金的判決復仇！……戰士們把槍口調轉過來！士兵和工人聯合起來！……」一位洛杉磯警察透露，「在判決宣布之前這些混蛋們就在發傳單了。」[18]

列寧早就指示共產黨徒：「騷亂—抗議—街頭戰鬥—獨立的革命隊伍，這是大眾起義的發展階段。」[19]

前文提到的前美共黨員派特森也披露共產黨徒如何專門受訓，按照列寧指示的方法在衝突中煽風點火，把抗議變成暴力騷亂，最後發展到街頭戰鬥；甚至在沒有衝突的情況下不惜故意製造衝突。[20]

今天西方社會煽動騷亂、暴力的形形色色的組織，可能自稱「團結一致」、「安提法」、「終結父權制」、「黑人的命也是命」、「拒絕法西斯主義」（「Indivisible」 「Anti-Fascist」 「Stop Patriarchy」 「Black Lives Matter」 「Refuse Fascism」）等等，儘管名稱不同，其實都是共產黨徒或者共產主義同路人。激進、暴力的組織「安提法」（Antifa）由各類共產主義變種組織或共產黨同路人組成，如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等；「拒絕法西斯主義」（Refuse Fascism）是美國革命共產黨主席創立，它實際上是個左派激進組織，組織了多次大規模抗議活動，目的是推翻2016年總統選舉結果。[21]

他們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在西方社會不斷挑動各種衝突鬥爭。要想理解他們的真實宗旨，只要看一看1956年國會報告披露的美國共產黨給其成員發出的指示就一目了然：「前線的組織必須持續羞辱、抹黑、貶低批評我們的人。如果反對者太麻煩，給他們貼上法西斯或者納粹或者反猶太標籤……不斷把反對者和臭名昭著的標籤聯繫起來。經過不斷的足夠重複，這種聯繫就成為大眾心目中的『事實』。」[22]#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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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mily Ekins and Joy Pullmann,  “Why So Many Millennials Are Socialists,”  The Federalist, February 15, 2016,  http://thefederalist.com/2016/02 ... ls-are-socialists/.

[2] Steven Erlanger,  “What’s a Socialist?”  New York Times, June 30,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07/ ... s-a-socialist.html.

[3] [德]維爾納‧桑巴特著，王明璐譯： 《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 Harold Meyerson, “Why Are There Suddenly Millions of Socialists in America? ” The Guardian, February 19,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 ... ialists-in-america.

[5] Emily Ekins and Joy Pullmann, “Why So Many Millennials Are Socialists,”  The Federalist, February 15, 2016,  http://thefederalist.com/2016/02 ... ls-are-socialists/.

[6] [美]米爾頓‧弗里德曼/羅絲‧弗里德曼，張琦譯 ：《自由選擇》（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

[7] Matthew Vadum, “Soros Election-Rigging Scheme Collapse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roject’s death is a victory for conservatives,”  FrontPage Magazine, July 30, 2012, https://www.frontpagemag.com/fpm ... pses-matthew-vadum.

[8] Ariane de Vogue and Tal Kopan, “Deadlocked Supreme Court deals big blow to Obama immigration plan,”  CNN, June 23, 2016, https://www.cnn.com/2016/06/23/p ... -court/index.html/.

[9] Spencer S. Hsu, “Measure to let noncitizens vote actually failed,”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6,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 ... term=.cc8078ea7a5c.

[10] 羅秉祥：〈西方人本主義倫理與基督教思想〉，《輔仁宗教研究》，第十五期（2007 年夏），頁75-126。

[11] Brad Stetson, Joseph G. Conti, The Truth About Tolerance: Pluralism, Diversity and the Culture Wars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116.

[12] “ ‘Gender’  means sex, and includes a person’s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related appearance and behavior whether or not stereo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person’s assigned sex at birth.”  California Penal Code 422.56(c).

[13]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4] G. Edward Griffin, Communism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Hk_iJ8hWk&t=3s.

[15] Bilveer Singh, Quest for Political Power: Communist Subversion and Militancy in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Pte Ltd, 2015).

[16] G. Edward Griffin, Communism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Hk_iJ8hWk&t=3s.

[17] 同上。

[18] William F. Jasper, “Anarchy in Los Angeles: Who Fanned the Flames, and Why?”  The New American, June 15, 1992, https://www.thenewamerican.com/u ... the-flames-and-why. Chuck Diaz, “Stirring Up Trouble: Communist Involvement in America’s Riots,”  Speak up America, http://www.suanews.com/uncategor ... mmunist-party.html.

[19] V. I. Lenin,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nd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5/jul/10.htm.

[20] Leonard Patterson，“I Trained In Moscow For Black Revolu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XQjk4zhZs&t=1668s.

[21] “Refuse Fascism,”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fuse_Fascism.

[22] 1956 Report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Volume 1, 347), quoted in John F. McManus , “The Story Behind the Unwarranted Attack on The John Birch Society,” The John Birch Society Bulletin (March 1992), https://www.jbs.org/jbs-news/com ... john-birch-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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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5/31/n104445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