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井樹

董仲舒的三網五常根本偏離了儒家的仁義之道


为儒学正名——关于孔子、儒家和儒家说学的新论（6之3）

董仲舒绝对堪称继孟子之后的第二个儒门天才，不但是第一个悟出了儒家学说的教化作用及其无穷潜力的儒家传人，而且首创了尊奉孔子为“素王”即有王者的内涵和成就而无正式实职的教化之王的先例，同时也是儒家学说和儒门弟子的地位乃至空前绝后的历史地位的奠基人，由他从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推理演绎成的“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体系，不但被汉武帝钦定为新的国策指导方针，而且具备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崇高地位，甚至可以说是专制制度或者说专制精神即专制统治秩序的灵魂，从而极其成功地完成了对秦始皇奠定的专制制度的公式——“皇帝＝国家”这一初级公式的改造，然后演绎出“皇帝＋‘三纲五常’＝君叫臣死而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而子不得不亡”的中级公式，再推导出“皇帝意志＝国家意志”的高级公式，直至“皇帝＝统驭百官与驱使百姓的主宰”的终极公式，然后希望一脉相传至永远，从现在开始，源于秦始皇首创或者说皇帝专用的大印即传国玉玺的“受命于天，既寿恒昌”的玺文，才算是顺理成章地正式定型为“天命即神意——神子即天子——天子即皇帝”这一“皇帝受命于天”或曰“君权神授”的神权公式，简言之，就是神权确立起来了，并且与君权、父权和夫权构成了完美无缺的四位一体化的专制型“家天下”的精神基础，而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统治秩序和统治结构，其整体的能量之强之大与坚固的程度在华夏本土堪称无可匹敌，反过来说，就是利用中国文化的熔炉与中华文明的结晶锻造出来的任何精神和物质的武器或法宝，也一概无效，充其量只能伤其筋骨而无法毙其性命，即使是改朝换代，也不过是不同姓氏或不同血缘的皇帝家族轮流坐天下的表面文章而已，反倒由此为“天下合久必分而又分久必合”的历史轮回理论做了最好的诠释，同时也为交替出现的真实乱世和所谓盛世的虚伪规律提供了颇有几分天意一般正确的证据。然而，不幸的是，作为道德伦理体系的三纲五常或曰专制精神的幽灵，却似乎至今仍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时隐时现。所谓“三纲五常”，其中，“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即纲领，相当于精神和秩序的枢纽或者说总控制开关，要求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亲、妻子必须绝对服从丈夫，似乎也有要求被服从者为服从者作出表率的意思，而这种表率却不属于义务的范围，因为最重要的一点恰恰是，服从者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被服从者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常”的本意就是恒久不变的规律或普适性标准，依次用来调整与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人伦关系即伦理关系的行为准则，不仅如此，“五常”的来历绝对根红苗正，分别出自孔子和孟子，孔子的解释是，“仁”就是博爱而表现在尊重长者和尊敬贤者方面而起始于亲人之间的爱，“义”就是行得通的仁，“礼”就是仁和义的实际反映及其效果而表现在秩序方面而起始于长幼小有序；孟子的解释是，“智”是仁、义、礼的一体化体现；董仲舒加入的“信”就是道德信用或者说维护道德秩序所必不可少的信用，所以才能被用来作为调节与规范朋友之间的行为之准则。董仲舒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因为他是一个最高明的政治医生，首先准确地诊断出了汉武帝和专制制度的病因或者说找到了病根，然后开出了一剂药到病除的药方，而这个药方只用了四味灵丹妙药——首先是“立名份”，就是把符合最高统治者和专制统治的利益的概念即政治观念、等级观念和道德规范，转化成一种除了既自称“孤家”又自诩“寡人”的皇帝本人之外，而针对所有人的合法而又集权利与义务于一体的等级化的统治结构或曰秩序结构；其次是“定名目”，就是把名份即当事人或者说具有使用价值的儒生的身份确定为等级制度或者说统治秩序的正式组成部分；其三是“号为名节”，就是把名份与相应的道德及其操守的要求融为一体而美其名曰名节；最后是“制为功名”，就是正式把儒家学说确定为通往仕途而又效率最高的捷径，而且意义最为重大，因为功名之路堪称儒家弟子获取功名利禄的康庄大道，是实现由儒家祖师爷孔子首先指明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最高理想的唯一正宗途径。汉武帝死于公元前87年，而75岁时死于公元前104年的董仲舒虽然生前官运不旺，只是在最初的十四年时间里连续当过两个诸侯王的国相即首席大臣，此后便辞官回家，专门从事著述，不过仍具有“不在朝”的国策顾问的荣耀，但是亲眼目睹了前者施展抱负，进而实现王图霸业而成为一代雄主的主要过程，或者说看到了实施“破匈奴策”的最重要而又最精彩的部分，因为匈奴终于被打败了，败得伤了永远不能复原的元气，代之而起的是风华绝代的“大汉天威”，从此，“大汉天威”不但成为世代炎黄子孙的精神楷模，而且汉族、汉人、汉语和汉字也成为泱泱中华或者说“天朝上国”不可或缺的精神品质、文明象征和文化特征。与此同时，大器早成的专制制度，却由于得到了以三纲五常为精神支柱的道德伦理秩序的滋养与强化，已然成就了金刚不坏之身，得以傲视天下，中国的天下，历时两千余年才被从中国本土之外找到了法力更为强大的精神武器的炎黄子孙破去了护体神功，然后在最后的阵痛中轰然倒下，随即化为时代的烟尘而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之中。务必请人们永远记住，因为任何一种由职责或职务派生的权力都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所以不管是追求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权力的人，还是怂恿甚至放纵这种人及其所作所为的社会制度，就是专制者和专制制度，并且直接与权力的来源发生因果关系，且不管这种来源是任何形式或名称的社会或国家，更不管这种情况下的社会或国家是由信仰何种主义或没有任何信仰的人组成，而唯一的结论就是，“只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的权力及其来源正是专制制度和专制精神的神髓之所在。历史的真面目是，“罢黜百家”或“罢退百家杂学”倒还小可，而“独尊儒术”的铁证即三纲五常业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就足以让当世和后世的所有儒学传人无比自豪且又引以为荣，从此，不但儒家学说得以雄纠纠，气昂昂地登堂入室，摇身一变为与治国术等价的儒术，而且身负儒术的儒生有了一条求取功名即踏入仕途的光宗耀祖乃至飞黄腾达之路，从而为日后功利性超强的“名教”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魏晋时期的公元三世纪中叶，以郭象、“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和玄学家王弼为代表的儒家传人，就“名教”的正确内涵和作用展开了一场辩论或者说正名活动，就是“名教”一词第一次正式出现，而所谓名教就是“以名为教”，最初的概念来自孔子。孔子强调教化必须以“正名”为基础才能起作用，也就是说，只有执政者即统治者首先确定所有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的等级或身份及其必须遵守的规范或准则，才能体现秩序及其重要性，否则就是名正不而又言不顺，而孔子的“正名”之中原本“包括君主在内”的潜台词却从秦始皇开始，尤其是在三纲五常成为国家的道德伦理体系之后，就被公开或隐秘地彻底禁止或者说抹杀了。在辩论中，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王弼则认为名教出于自然，而郭象却认为名教即自然。事实上，历史的发展表明，如果从教化的角度来“正名”的话，依次从孔子的学说——儒家学说——三纲五常即道德伦理体系——名教——理学——朱氏理学即朱熹的理学，全都是本质相同而名称各异的同一事物。再者，通过不断演变而定型为道德伦理色彩极其浓厚的“名教”，要等到明清之际，尤其是有清一代才大放异彩，届时，儒生即读书人将以“名教中人”自诩并引以为荣，而其对立面则是“名教败类”，换言之，名教是一种以求取功名利禄为唯一目的而又有实无形的信仰，比所谓儒教的宗教色彩还要强烈得多，同时也是早已与孔子的学说即儒学同床异梦式的众多代名词之一。




公元574年，正值南北朝时代末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在位期间，此时，佛教不但传入中国已经五百多年，而且也相当中国化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虽然已具相当规模，影响力仍不如佛教，即使到了五百四十三年后的巅峰期即1117年由宋徽宗赵佶亲自担任教主之际也未能真正成大器，而导致北宋于十年后亡国的罪魁祸首正是这位自诩“上帝元子太霄神君”并自封“教主道君皇帝”的赵佶，不但只当了两年的道君太上皇帝就和儿子皇帝一起成了金国的俘虏，而且随即被掳至北中国“北狩”去了，最后化为一对异乡的怨魂，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无论怎么说也受了“成也‘教主道君皇帝’而败也宋徽宗”一事的牵连，道教的影响力飞速滑落，再也难复旧观——就在这一年，皇帝宇文邕在经过一次现场辩论后，亲自裁定了“三教九流”的排名秩序，而至少已经并称共存三百余年的“三教”的顺序是儒教、道教、佛教，“九流”即九大学术流派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儒教和儒家人士均名列第一，终于正式获得了首席之尊的身份和地位。





公元801年即进入九世纪或稍后数年，唐代文学家和哲学家，同时既是新古文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又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文坛巨匠韩愈写了一篇《原道》，在此文中作者以儒门弟子和传人的身份，以与孔子的心意遥感神交而后完全相通的心情全面回顾了儒学的源流、发展与传承的历史——道统的历史，认为儒学的道统始于尧而经过舜、禹、汤、文、武和周公而七传至孔子才正式开山立宗，再传至孟子，实际上在孟子死后就不得其人而传，至少是没有人得到真传了，至《原道》问世为止，甚至连后世被列入儒门“二十一贤”的荀子和西汉的扬雄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传人，而《原道》所指称的“道”就是作者心目中的既是孔子所追求，又是儒家学说和儒家思想的唯一和最高的真理——仁道或者说仁者之道。韩愈的阐述是，博爱就是仁，把仁付诸实践而又行得通就是义即孟子的“义”，最后达到了仁的目的就是道——道统或曰仁道的传统——儒家或儒学的道统。至此，“孔孟之道”的内涵已经定型，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个“东风”就是只待什么时候真正有份量的人正式用口头和文字方式表达出“孔孟之道”这一字眼就大功告成了。事实也的确如此，“孔孟之道”不但是儒家学说的最高学术成就，而且也是真正得以大行其道而又唯一的正宗儒学即“仁义之道”，大约再过二百八十年，孟子正式成为“儒门四圣”之一的“亚圣”而位于“至圣”孔子和“复圣”颜回之后仅为老三，却有欠公允，虽然颜回是孔子最喜欢而又最聪明的首席亲传弟子，但是他对师门的贡献，非但绝对无法与孟子相比，而且在儒家的历代知名的传人中至少在顺序三百之外，中国人的这种往小里说是疏不间亲，往大里说就是任人为亲的恶习当真是要不得！恐怕这也是堪称“秩序之祖”的孔子无意之中留下而又为数不多的负面精神遗产的表现形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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