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文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之比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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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文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之比較(二)

由於積極入世的思想主流,華夏民族日常生活之中宗教並不佔中心地位;而在道德
標準源自“神示”誡律的基督教和回教世界,宗教卻在一般人生活中佔有支配的地
位。由於人類史上罕見的、能多少顧及其他族類生存的興滅繼絕倫理觀念的影響,
傳統中國文化對外來宗教具有較大的容忍性,缺乏強烈的排他性。相形之下,同一
本源的西方三大宗教──猶太教、基督教和回教──至今仍保留不少原來部落的、
窄狹的、自我中心的、強烈排他性。

最足代表中西宗教觀念、態度、胸襟、氣量方面的差異的是撰於唐太宗貞觀十二年
(638)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文中的四句:

         道無常名,
         聖無常理,
         隨方設教,
         密濟群生。

意思是所有宗教的目的都在改善人類的精神生活,雖然各方各地信仰不同,沒有任
何宗教的創始人可以獨佔聖人的稱號,沒有任何宗教能夠壟斷真理。

反觀目前西方基督教興回教集團之間,近東以色列和阿拉伯語國家之間、原本同一
國家不同種族之間、甚至同一宗教不同宗源之間,宗教及政治意識衝突依然不斷激
化。我國人本主義文化精神之恢廓開展,興滅繼絕倫理之弘己容人,對未來世界必
能具有不少“清醒”和教育作用。

中國人文文化與西方基督教文化之比較(三)

(丙)處境倫理與忠恕之道

西方的道德誡律是源於古代宗教的、自始即必須相信是直接和間接“神示”的。自
摩西經一系列“先知”的闡發,三千餘年來,“神示”的誡律在西方倫理體系中仍
居絕對權威的地位。中國的道德規範出於孔子的理論和教導。孔子的道德標準是很
嚴格的,但不是絕對一成不變的。是非的標準,除根據個人理智、感情和良心之
外,往往還必須考慮特殊情況之後才能做出相機適應性的決定。《論語.子路篇》
中有一最著名的例子: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其子證之。”
        孔子曰:“吾黨有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如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出現的西方哲學術語,孔子所主張的可稱為“處境倫
理”。這種富於彈性而不違背個人良心的倫理,西方比較開明的倫理學家認為遠比
西方宗教誡律適合複雜的近代社會的需要。

我個人認為中國倫理對未來世界可能最大的貢獻是孔子的忠恕之道。茲先將耶穌和
孔子的重要倫理訓誡作一簡要比較。

         《新約.馬太福音7:12》(香港聖經公會版):

        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
理。

案:這就是兩千年來西方社會作人基本原則的“金律”(Golden Rule)。據英文
《新約》多種版本,“金律”是用紅色油墨印的,應該是耶穌本人所講的話。譯成
中文,就是“己之所欲,應施於人。”

如果耶穌之言化代表金律的積極面,孔子的名言正好代表金律的消極面。《論語.
顏淵》: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金律在西方歷史實踐中影響之大是不容否認的。但金律在西方歷史曾經產生過惡
果,其對今後西方社會更會引起騷擾糾紛。正是因為“己之所欲,應施於人。”,
於是西方社會種種宗教及非宗教社團無不以自己的信仰為唯一正確的信仰,不但對
其他信仰不能容忍,而且極力以自己的信仰或主觀倫理標準強加於其他社團之上。
近年最顯著騷擾事件之一是美國反對墮胎社團完全不顧極大多數婦女的基本人權,
從法律和暴力雙管齊下力圖推動嚴禁墮胎的法令。耶穌金律廣泛地被濫用,勢將對
民主社會的基本原則造成越來越嚴重的威脅。反觀孔子的“恕”道,“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這種所謂消極面的金律,無疑是最適合成熟的民主社會的需要,勢將大
有助於舉世不同國家、不同種族、不同信仰的萬萬千千社團的互相容忍、共存共
榮。

本諸歷史必須求真的原則,講話結束之前理應指出孔子並非人類史上最早唯一創闡
金律消極面所涵至理之人。實際上,編纂於西元二世紀的Didache(一部道德箴言
和宗教儀式講授選集)裡就有類似孔子的箴言。甚至希臘、羅馬哲人(包括柏拉圖
和亞里斯多德)著述之中也偶而出現類似孔子的意見。隨著基督教興起,此類零散
的箴言都湮沒不彰了。另一方面,我們應該強調指出,孔子雖非唯一闡發金律消極
面至理之人,但他是古代中西哲人之中唯一系統地講授共身體力行“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這種道德箴言之人。孔子的“恕”道之具有世界性意義正是由於它在中國
的長期歷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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