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n Russell, 1872-1970）

英國著名哲學家、邏輯學家、數學家、歷史學者及社會評論者，被視為分析哲學的創立者之一。1950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表揚他的各種重要寫作對人道主義理想及思想自由的貢獻。

羅素一篇重要的自傳式短文

我的世界觀就像其他人一樣，由外在環境和性格組成。關於宗教信仰，那些與我的教育有關的人，也許並沒有採取最佳方法，使我毫無質疑地接納正統信仰。我的父母是自由思想者，但在我兩歲和三歲時他們相繼去世，成長之前我並不知道他們的觀點。父親死後，我與祖母同住，她是一位蘇格蘭長老派的成員，但在70歲時就改信神體一位論。每個星期日，我便輪流被帶到堂區教會（聖公會）和長老教會，而在家時我就被教導神體一位信仰的信條。我最喜歡堂區教會，因為那裡有一個舒適的家庭包廂式座位，旁邊有一條敲鐘繩索，當鐘聲響起時，繩索便上下移動，也由於我喜歡掛在牆上的皇家徽章，而在講道開始時，堂區執事尾隨著神職人員步上講壇，之後把門關上。在禮拜儀式期間，我更可以細看圖表，推敲計算出復活節的黃金號碼和主日字母的意義，享受除以90和忽略分數的喜悅。

但我並沒有被教導相信聖經中所有的記載都是真實的，或者要相信奇跡或永恆地獄。達爾文學說被理所當然地接納。我記得在我11歲時，我的一位瑞士新教導師告訴我：「如果你是一位達爾文信徒，我對你感到遺憾，因為你無法同時成為達爾文信徒和基督徒。」在當時我並不相信兩者無法相容，但假如要選擇，我肯定會選擇成為達爾文信徒。可是，我繼續虔誠地相信神體一位信仰，直至14歲那年，我變得極其虔信，因此十分渴望想知道，是否有任何良好的理據去推斷宗教是真實。隨後4年，我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密禱這個主題，為免被打，我不能對任何人提起。對信仰的逐漸喪失和禁語的需要，都使我感到十分痛苦。

自由意志是我第一個不相信的教義。對我來說，所有物件的運動都取決於運動定律，因此不能受人類意志影響，即使是組成人體部分的物件。我從未聽過笛卡兒思想，其實其他重要哲學我也沒有聽過，但我的思想卻自然地與笛卡兒思想一致。下一個我開始懷疑的教義是永生，但我記不清楚當時我不相信它的理由。我繼續相信上帝，一直認為第一因論證是無可辯駁的，但是在18歲那年，在閱讀密爾（19世紀英國哲學家）的自傳後，就向我顯示出這個論證的謬誤。因此我決定放棄基督教所有教義，而令我驚訝的是，我發現自己比以前一直在保持某種神學信仰掙扎那時快樂得多。

剛踏入我入讀大學的階段，那裡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遇到一些人的言論使我感興趣。受到麥塔格（McTaggart）的影響，我修讀哲學，並一度成為黑格爾的追隨者。這個階段維持了三年，直至我與摩爾（G. E. Moore）討論後完結。在離開劍橋後，我花了幾年大概在一些隨意的學科，在柏林渡過的兩個冬天期間，我主要專注於經濟學。1896年，我分別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及布林茅爾學院教授非歐幾何。我在佛羅倫斯花了很多時間鑑賞藝術，當中我閱讀佩特（Pater）、福樓拜（Flaubert）和其他90年代孕育的大師作品，最後我在那個著眼於撰寫數學原理巨著的國家安定下來，那曾是我自11歲起的首要目標。

實際上，那是我早年生命中其中一個關鍵性的經歷，比我大7年的哥哥負責教我歐幾里德幾何，那時使我樂透了，因為有人告訴我歐幾里德可以證實一些東西，而我希望最終能獲得一些堅實知識。當我發現歐幾里德由公理開始，我將無法忘記我的失望。但當我哥哥向我讀出第一條公理時，我暫時地接受，但我認為在世上某處可以獲取堅實知識的信念，卻遭受了一下重擊。

在38歲之前，我一直希望發現一些真確知識，這種渴望激發著我所有的工作。很清楚地，數學比其他學科更適合地被稱為仔細的知識，因此我設法解決數學原理。在38歲那年，我感到在這個領域我已盡了力，即使我離任何絕對確定還差很遠。事實上，我工作的淨結果是在算數上提出從未有過的質疑。由從前到現在，我一直被人勸說，我追尋的方法比其他現有的更使人接近知識，但帶來的知識只是可能的，而並非像最初第一眼看到時那樣精確。

因此從那刻起，我的生命就被撕開兩半，我不再傾向獻身於抽象概念，雖未到達理想的目標，但能做的我已做了。我當時的心情與浮士德第一次遇見魔鬼時差不多，但魔鬼對我來說不是以千依百順的人形式出現，而是以世界大戰的形式出現。在懷海德博士（Dr. Whitehead）和我合著的《數學原理》完成之後，大約三年我都不肯定自己要做些甚麼。當時我在劍橋授課，但我並不希望永遠都如此。基於隋性，我仍主要被數學邏輯佔據著，但是我隱約感到我渴求一些完全不同種類的工作。

然後戰爭爆發，我十分清楚知道我必須做些事情。相比起我其他任何工作，我從未試過如此一心一意和亳無疑慮地致力於反戰的工作。我發現這是第一次在做一些包含著我本性的事情。我過去的抽象工作不能滿足我對人類的關注，只能偶爾透過政治評論宣洩，特別是關於自由貿易和婦女投票權。童年時我吸收了18世紀至19世紀初期的貴族政治傳統，使我感到對公共事務有天賦責任。對於當時歐洲的年輕人為了滿足較年長者的邪惡激情而被蒙蔽和屠殺，一股來自雙親的強烈本能，當時無法以個人方式獲得滿足，那本能驅使我對這個壯觀場面感到十分憤慨。

基於知識上的正直，我無法接受任何參戰國的戰爭神話。事實上，當時那些接受戰爭神話的知識分子，為了令自己感到鶴立雞群的快樂、或是在某些情況下只是逃避，這些識分子正放棄著他們的作用，這些在我看來是不光彩的。假如知識分子在社會上有任何作用，那就是在所有激情的誘惑面前，保存著一個冷靜和公正的判斷，可是我發現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大部分時間都不相信智力的功用。

另一方面，在戰爭期間的人心，尤其在最初幾個月，帶給我一種十分痛苦但熱切的科學興趣。最初我觀察到大部分人都安坐家中享受戰爭，使我看到我們現今的教育方式中，在人類本性中存在的仇恨有多大，和慈愛是多麼的少。我也看見一些普通的德行，例如節儉、勤奮、公益精神，在互相消滅的工作上是如何被利用作產生更大力量去增加災難的嚴重性。我害怕歐洲文明會湮滅，事實上，假如戰爭持續多一年，文明可能很易就湮滅。到了以安全感為特徵的19世紀，戰爭完結，但我無法放棄相信我一直所珍愛對完美的渴求。在許多年輕一代之中，絕望產生犬儒主義，但就我而言，我從未感到完全絕望，也從未放棄，因此，我相信通往一個更好事態的道路，對人類來說仍是開通的。

過去15年間，我在政治上、社會學上、道德上思考過的所有問題，都源自於戰爭開始時給我的動力，很快地，我開始相信外交來源的研究，儘管是有用，但卻沒有進入問題的核心，因為大眾激情會熱情地支持政府引向戰爭的所有步驟。對於認為戰爭的源頭永遠都是為了經濟利益，我亦發現自己無法接受這個觀點，因為明顯地大部分熱情支持戰爭的人，都將會因戰爭而損失金錢，而他們並不認為是如此，這顯示他們的經濟思維已存在偏見，而激情所引致的偏見才是他們好戰感覺的真正來源。而所謂經濟導致戰爭，除了一些資本主義的企業外，都在一個合理化的本質上：人們希望戰鬥，因此他們說服自己是為了利益而做。然後，這個重要問題就是心理學上的問題：「為何人們希望戰鬥？」而這就由戰爭引向其他一大堆關於普遍殘忍和壓抑的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帶有惡意激情源頭的研究，然後是精神分析和教育理論的研究。

漸漸地，透過對這些問題的學術研究，我到達某個生命的哲學，它總是被一種渴望指引著，一種希望發現某種方法，使擁有天賦特徵的人類，可以在社會上一起生活的渴望，而無須致力於令彼此難受。以科學觀點來看，我的社會哲學重點是重視心理學，與及以社會機構對人類性格的影響來判斷它們的做法，在戰爭期間，所有被公認的美德，都被利用作我認為是壞的事情。人們戒除酒癮以製造炮彈，他們長時間工作以破壞那種令工作有價值的社會，性病比平時被視為更加可惜，因為它妨礙了殺敵，以上種種都使我強烈意識到一個事實，就是除非所追求的目標是良好的，否則無論行為準則如何，都不足以產生良好結果。在戰爭中冷靜、節儉、勤奮和自制的存在，只會增加破壞，另一方面，買醉所花的錢卻拯救了人們的生命，因為沒有被用作製造炸藥。

作為一名和平主義者，會被迫與社會的整體作用對立，亦難免對所有認可道德規則作出一個反對遵從的敵視態度，但是我對道德規則的態度卻不太敵視，這本來在聖保羅關於慈善的著名段落中已表達了。我並非總是同意這位使徒所說的，但此刻時我的感覺與他完全一致，也就是沒有任何道德規則的服從能替代愛的位置。愛是真實的，如果愛與智慧結合，它將足以產生任何道德規則所需要的。但是，「愛」這一個字已變得有點陳腔濫調，不再準確傳達它的意思。有些人會從另一面著手，由行為主義分析開始，把活動分成趨向和避走。在動物王國中一些最低下的部分，生物可被劃分成諸如向光和避光，即趨向光線和飛離光線。

整個動物王國都可以應用這類區分。一個新的刺激出現，可以是趨向的動力，或是退縮的動力，以心理學術語來表達，可以說成吸引的情感或恐懼的情感。當然，兩者都是生存所必需的，但比較人類在文明生活和早期發展階段或前人類的祖先時，恐懼的情感對於生存的必要性就大大降低了。在人類未有充足武器時，兇猛野獸必然是十分危險，因此人類有理由如現今兔子般膽怯，而人類至今仍有餓死的危險，但在發明現代運輸方式後，那危險已大大降低。

現時對於人類來說，要對付最兇猛和最危險的動物就是人，而由純粹身體緣故而產生出來的危險經已急劇減少。因此，除了與其他人類相關的恐懼外，現今恐懼出現的機會很少，而恐懼本身正是人類為何互相感到對方可怕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一個公認的格言「最佳的防衛就是攻擊」，所以人們因預計自己會被攻擊而持續互相攻擊。我們天賦的情感繼承於一個危險得多的世界，因此亦包含比應有更大比例的恐懼，這些恐懼並無別處可以宣洩，因此把矛頭直指社會環境，產生懷疑和仇恨、嫉妒、怨恨和所有冷酷無情。假如我們以自己新的策略來駕馭本性，以達致全面獲益，我們必須獲取一個更有尊嚴的心理。為了不再受困於奴隸般的卑躬屈膝和憤慨恐懼，我們必須學懂感受主宰的冷靜自尊。再說回趨向和避走的動力，意思即是我們需要鼓勵趨向的動力，和阻止避走的動力。就像其他任何事情一樣，這都是程度的問題，我並非建議人們應該以友善態度趨向老虎和蟒蛇，我只是說由於我們是在更危險世界的傳統下成長，現今偶爾的恐懼和避走比傳統使我們覺得的少得多。

這是對本性的征服，可使人類之間的態度更友善和更同心協力，而假如理性的人互相合作，並充分運用他們的科學知識，他們就能保障經濟利益，這在之前的任何時期都不能實現的。對肥沃土地的生死爭奪在過去是可以理解的，但現在就變為愚蠢的行為。國際性的政府、商業機構、以及生育控制應已令世上所有人變得舒適，我並不是在說所有人都能像大富豪克里薩斯王般有錢，但所有人都能獲取世上所需的物品，就使理智的人們快樂。當減少貧窮和缺乏的問題後，人類便能把自己專注於建立文明的藝術，包括科學進步、減少疾病、延遲衰老、以及解放快樂的動力。

為何這些概念能令烏托邦出現？原因全在於人類的心理，那不是在人類本性中不可更改的部分，而是我們從傳統、教育、環境中所獲得的心理。我們先談國際性政府，它的必要性是使每個人都有能力作出政治思想的專利，但那卻被國家主義的激情妨礙著。每個國家都為自己的獨立自主感到驕傲，每個國家都願意為捍衛自由而戰鬥至最後一口氣，當然這只不過會混亂，並會導致相當於莽撞邪惡的貴族們最後被迫順從國王權力之前的封建時代情況。我們對待外國的態度就是避走之一：外國人在他的地方可能很安好，但當我們覺得他可能對我們的事務有任何意見時，就會響起警號，因此每個國家都堅持對外戰爭的權利，仲裁條約、凱格公約以及其餘的都儘管可顯示姿勢，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些條約都受不起任何嚴重壓力。至今每個國家都擁有自己的海陸空三軍，當國家激蕩時就會使用，不管其政府已簽訂甚麼條約。

當出現任何爭議，涉及的各方都不能使用武力，只能由一個中立機構，經過適當的調查後，根據認可的法律原則來解決。這個大原則使不同國家產生內部安全，除非人們已應用這個大原則，否則世界將永無寧日。當世上所有軍隊被一個世界性的機構控制著，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就將進入一個階段，就如在多個世紀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一樣，這就完全足夠。

國際混亂來自於人們對恐懼和憎恨的傾向，而這亦是經濟爭執的原因。人類內心潛藏對權力的喜愛一般都是恐懼的化身，人們渴望控制一切，因為他們害怕別人的控制會對他們不公平和不利。同樣道理亦可應用於性道德範圍，法律賦與夫妻之間的權力高與低，是來自於對失去財產的恐懼，而動機就是妒忌這個負面情感，而不是愛這個正面情感。同樣事情亦出現在教育，教育應提供的正面情感是好奇，但年輕人的好奇卻在多方面受到嚴重壓抑，包括性、神學上和政治上，鼓勵兒童自由發問的做法，被取代為教導某種正統觀念，導致陌生的概念是以恐懼而非興趣的形式來啟發他們。以上所有壞結果都源於對安全的追求，一種源自非理性恐懼的追求。假如現代世界的無懼和智慧體現在社會組織，他們本身已能足夠產生安全，恐懼就因而變得非理性。

邁向烏托邦的道路是清晰的，需要透過政治以及個人的改變。政治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一個國際性政府，我預計這項措施將由美國的全球政府引進。而個人方面，問題在於令人較少傾向於憎恨和恐懼，這是生理和心理的事情。世上大部分的憎恨源自於腺體消化不良和功能失調，那是在年青時期被壓抑和阻撓所致。假使這個世界能充分照顧年輕人的健康，他們生氣勃勃的動力能夠在最大程度上與他自己和伴侶的健康共存時，男人和女人都將能比現時成長得更有勇氣和更少惡意。

有了這些人類和一個國際性的政府，這個世界可以變得穩定和更文明，然而以我們現今的心理學和政治組織來說，每次科學知識的增長，都更接近文明的破壞。

The Bertrand Russell Society，抽刀斷水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