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燕吉（1933 - 2014），著名學者許地山的女兒，一生經歷日軍進侵香港、逃難重慶、國共內戰、文革坐牢等，著有自傳《我是落花生的女兒》（原名《麻花人生》，香港：中和出版，2014）。

日本人打來，把我們「炸」進了天主教 ¹⁾

那是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早上，我提了書籃，哥哥背了書包，一起走出家門去學校。還沒出院子，就聽見天上有「嘭嘭」的聲意。抬頭一看，有幾架飛機在飛，飛機的兩側和後面不斷有像棉花球似的一朵朵白雲在綻放，挺好看的，於是我們停步看了起來。這時，媽媽打開窗戶大聲喊我們：「快回來！不上學了！」我們懷著滿肚子疑惑回到家裡，才知道天上是日本飛機，高射炮是英國人打的，不是演習，真的打起仗來了。

……

下午飛機還在炸，炸彈掉下來帶來尖銳的呼嘯之後，就是沉重的一響，看得見中彈房屋騰起的煙火。哥哥嚇得直哭，拽著媽媽要去教堂受洗禮，說是不受洗炸死就上不了天堂。媽媽就帶上我們兄妹，走到中區的主教大堂找到神父。因為早都認識了，他二話沒說，帶我們進了大殿，把聖水池的水撩一些在我們的額頭上，入教的儀式就算完了。回家的路上，炸彈還在呼嘯，可哥哥一蹦一跳地特別開心。他說一受洗禮，過去的罪孽一掃而光，現在是最純潔的人，若是現在就被炸死，一直就升上天堂了。我未置可否，我可不想現在就被炸死。再說，我也沒有感到有要死的危險。媽媽一路沉默。

幾十年後，回憶起這事，她說，戰爭一開始，她就沒寄希望於港英政府，知道淪陷只是遲早幾日的事。倘若日本人登陸後和在南京一樣見人就殺，我們就無處可躲，無處可藏。入了教，就可以逃到教堂裡，日本人總不敢到哪國人都有的大教堂裡去殺人吧！

就這樣，我們全家都成了天主教徒。

老朋友們的情況和教會的新相識 ²⁾

我們在炮火中受洗入教，一切從簡，現在各樣的規矩、禮節都得從頭補上。好在我和哥哥在聖司提反都上過《聖經》課，天主造世界，亞當和夏娃，童貞馬利亞耶穌，耶穌死後又復活，這些都知道。教會介紹的「教母」叫左士琨，是港大的學生，長得挺漂亮，人也和善活潑，我們都喜歡她。她再教我們一些天主教的規矩、天主教的經文之類，就算通過了。七姨給我取了個教名Agnes，哥哥叫George。之後還有堅振禮，是在額上抹點兒油膏。還有一位教母，叫吳秀蘭，大概有十六七歲，也是那種不認得多少漢字的華僑。她家就母女二人，離教堂不遠，我又得定期去聽「課」。課文全不記得，但她送我一串唸珠，綠玻璃六角形的珠子，特別好看，我視若珍寶。又起了個堅振名字，是左士琨的教名，叫Beatrice，哥哥叫Albert。

這回成了正兒八經的教友，一切也得正兒八經地按規矩辦事。入教堂望彌撒得跪著，膝蓋很痛。還得去「告解」，神父坐在小龕裡，我跪到他側邊，隔著一扇有網板的小窗向神父坦白自己的罪過。之後，神父讓我唸多少遍經贖罪就算完畢。可我不喜歡告解，向一個陌生人說「隱私」總是挺緊張的。再者，每次都是說「我沒聽話，我打人了，還罵人了」，想不出甚麼新鮮詞，怕神父斥我為屢犯不改，壓力不小。告了解就可以領聖體，跪到祭台前，張開嘴，由做彌撒的神父放一枚硬幣大小的乾麵片在我舌頭上，我就回到原來的跪板上。乾麵片一會兒就化了，一點兒味道也沒有，就像我入了教一樣，一點兒味道也沒嚐出來。

宗教課 ³⁾

明德女中是基督長老會於1885年創立的一匠老學校，沒有三青團，也不建立童子軍，但是有宗教課，有團契組織。住讀生早飯前有自願參加的早禱會，晚飯後則是必須參加的晚禱會。每週一的紀念週多半用來佈道，各年級每週都是有兩節宗教課，由兩位奉獻終身的女傳教士擔任教師。她們除管校內的宗教事務，還管住讀生的思想和紀律。她倆都是福建人，都四十來歲，大聲禱告時都帶著哭腔。身材高的那位姓黃，她每次主持禱告必定高唱一首名為《解脫落》的讚美詩：「解脫落，解脫落，一切重擔在我心解脫落。」唱得如癡如醉，學生們背地裡就稱她為「解脫落」。身材瘦小的姓張，她每次帶眾禱告必以「我親愛的爸爸神」為開始，於是她的綽號就叫「爸爸神」。我們這樓的宿舍就歸「爸爸神」管，每餐開飯她倆就一起來，彈琴，領大家閉眼唱一首謝飯歌，「感謝慈悲天上父，賞賜飲食救我們，更求天父教我們，自己有的分給人，阿門」，之後才能端碗動筷。

我們這幫不信教的調皮學生認為飲食是家長交了不菲的伙食費而有的，也沒看見她們把飲食送給乞丐吃，純屬虛偽。特別是她們的那種哭腔禱告令人渾身不舒服，於是集體「罷禱」，在教室裡哄玩。「爸爸神」來找，我們便一窩蜂地從另一扇門逃出，奔到廁所，一人鑽進一間，插上門屏位氣。「爸爸神」在外面訓斥了一通，等她走了，我們笑得眼淚直流。期中考結束那晚，大家放鬆，熄了燈還在說說笑笑，有人在學「解脫落」唱歌。沒料想「解脫落」就在門外面，她猛地推門進來，頓時鴉雀無聲了。她打著手電筒挨床地照我們臉，我一位同學大喊：「你把我照醒了！」另一位接著說：「親愛的爸爸神保佑我們安眠吧，阿門！」我忍住笑閉眼裝睡。第二天，我們全室人被傳到「爸爸神」房間，聽她兇兇地訓斥了一頓，最後宣判：全體禁假，就是星期六不許回家，星期日不許出門，結果星期天我們玩得更熱鬧。

上宗教課時，大家先起立閉眼禱告，我總愛在這時去彈別人鼻子，嚇人一跳。這一回，「爸爸神」等同學們坐定後把我叫起來說：「剛才禱告，你為甚麼不閉眼？」我靈機一動回她說：「你不是閉著眼嗎，你怎麼知道我閉眼沒有？」惹得哄堂大笑。「爸爸神」吃了癟，過了幾天叫我去她的房裡來次「單個兒教練」。先說：「你不是也信教的嗎，為甚麼老和不信教的人一塊兒不守規矩？」接著讓我和她一起跪下，唸天主經，她唸的是主禱文，「阿門」完畢，她說：「不是一樣的嗎？」我說：「你信的是馬丁．路德創造的基督教，我信的是耶穌親立的天主教，才是真教。」她氣得說：「不論你信甚麼，你進的是我們基督教的學校，就得遵守我們基督教學校的校規，否則你就不要進我們的學校。」這下倒把我給將死了，學期末了，我的宗教課不及格，我們這幫不晚禱還氣她的都得了這個待遇。補考日那天，我的好友張增連考完了，我把她留住說：「咱們倆要求補考宗教，怎樣？」她一聽覺得有戲，便一口答應了，我倆找到教務主任，編了她些理由一定要考，害得主任去找「爸爸神」，現給出了幾道題。我倆借題又大發了一通謬論。交卷出來，二人又享受了一次惡作劇的快樂，一致認為「爸爸神」晚上禱告時，一定祈禱她爸爸神把我們這倆魔鬼學生轉到別的學校去。

媽媽失業卻安了家 ⁴⁾

過了一兩天，我放學回福利站，在媽媽的辦公室兼臥室的桌上做作業。媽媽基本上是不坐辦公室的，房裡就我一人，門敞著，徑自進來了一位穿黃軍裝紮大皮帶的三十來歲的男同志。我想，他準是那位叫蘇朋的接管福利站的軍代表了，便站起來和他打招呼。他大概也知道我是誰，只點點頭便轉著頸子打量整個房間，之後注意力轉到了房裡的五屜櫃，櫃上擺的幾隻茶杯和一個盛零食的小盆子，一目了然。接著他就拉開了抽屜，逐層地翻檢我們的換洗衣服。我媽媽是寡婦，我是大姑娘，這內衣褲怎好讓個陌生男人翻看的？我大感詫異，頓生反感，沒敢責問，只是站著盯住他看。翻過櫃子，他就走到書架前，發現了一本《聖經》，抽出來一翻，轉頭問我這是甚麼書。我平靜地說我們是信教的，這是說教理的書。他顯得很驚奇，說你們怎麼還迷信？我沒回答，他把書插回去，不屑似的搖搖頭走了。這位同志給了我極壞的印象，幾乎抵消了巷口那位同志給我的好印象。

走向極端 ⁵⁾

有一天，哥哥說我：「你不要整天跟著共產黨瞎跑，要知道共產黨是反對天主教的！」「嗯？」我還從來沒聽說一個政黨和一個宗教有甚麼利害關係。他看出我的詫異，說：「共產黨講的是唯物論，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煙，要消滅宗教的。」我將信將疑，目瞪口呆。哥哥說我知道的太少，當即到他學校拿回來好些圖書和講義叫我認真看。上海天主教會的這些出版物是有針對性，從自然科學的角度證明無上力量的存在，說天主教不是唯心論，而是唯真理是從的唯真論；還講了歷史上的教難，和蘇聯迫害宗教信徒的許多故事。對「唯真論」我是全盤接受的，而對迫害教徒則心存疑惑，共產黨不是說信教自由嗎？不犯法何用軍警搜捕？十幾年後的「文化大革命」才讓我明白了當時是何等的天真幼稚。

那年，曾被納粹關進集中營的匈牙利大主教曾蒂又被共產黨投入了監獄，牧育才神父在做彌撒時讓大家為他祈禱，我認為這就是教難，並且把這個觀點寫到作文裡。我的國文老師沒見過這種異論，就拿給軍代表看，自此全校的老師都「奇文共賞」過了，因為我每過教導處都看見有人拿著我的作文本。我覺得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挺自得的。

不久，來了一位教政治課的男老師。第一堂課他就先自我介紹，他叫羅宏信，26歲，東北人，在日本留學時受朝鮮同學的引導，接受了馬列主義，打入了國民黨的國防部做地下工作，還講了他如何獲取情報的故事。解放前夕，組織讓他留在南京，他志願到學校教書，於是就站到我們講台上了。這位長期從事對敵鬥爭的人碰上了我這思想異己的學生，可算是又找到了鬥爭的對象。政治課本應講解新民主主義、毛澤東思想，而他則每課必批判宗教，而我一定接受挑戰而奮起反駁。舉例如下：

羅：宗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
許：帝國主義還沒有侵略中國時，天主教就傳入中國了。
羅：不平等條約中就有准許傳教的一條。
許：帝國主義是以傳教士被殺為由挑起侵略戰爭的，所以才有這一條。
羅：天主教是歐美人的宗教，傳來迷惑中國人的。
許：馬列主義也是從歐洲傳來的。
羅：你說有神有鬼，你見過嗎？
許：你沒去過莫斯科，你就不相信它存在嗎？
羅：物質是第一位的，譬如你看見了一張椅子，你腦中才會有椅子的概念，這就是唯物主義。
許：在椅子出現之前，它必已在木匠的腦中出現，這就是唯真主義。
羅：你認為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
許：我認為是時勢造英雄。
羅：你怎麼和唯物主義觀點一致了？
許：是唯物的觀點和唯真主義一致了。

有時候我也主動出擊：
許：老師，你為甚麼總拿米店老闆說事兒？人總要吃米買米的。
羅：正是人人得吃米買米，米店老闆的投機、剝削最典型，最有代表意義。怎麼，你們天主教還開米店嗎？

就這樣，一位不懂得教育的老師和一個頭腦簡單不懂政治的學生，不斷地進行著這種低水平的辯論，或稱為鬥嘴，並不能起到積極作用，只讓旁觀的同學們覺得挺有趣、挺好笑，而我被激得越來越走極端了。

北京農業大學：下馬威 ⁶⁾

下午，拿上帶來的各種證件去報到註冊。教務處把報到的地方集中在一間大教室裡，每系一張桌子，排成一大溜，各系的人坐在桌後等著本系的新生。我找到了畜牧系，接待我的是位年輕婦女，我按她的指示一樣樣地辦。她看過我填好交回的表格時竟驚呼了一句：「啊！你怎麼還信教？」我也奇怪她為甚麼大驚小怪，便說：「表格上不是有『宗教信仰』這一欄嗎？不是應該填寫的嗎？」她說：「不是不讓你填，是說你一個學科學的怎麼還迷信！」我嚴正地回答：「我這是宗教信仰，不是迷信！」也許是雙方的聲音都越來越高，大教室內各桌的工作人員都放棄了自己的職責，跑過來把我圍了一圈，七嘴八舌地向我發表他們的唯物論和反宗教觀點。我也不甘示弱地「舌戰群儒」一番，幸而我在三女中已有歷練，否則就被這突如其來的陣勢嚇傻了。後來我才知道，這些年輕的教務人員都是從華北大學農學院來的，大概從那第一天起，我就被貼上「思想反動」的標籤了。

不信教了 ⁷⁾

二年級的課排得很緊，要把本該是一年級上的課補回來。這時教務處給我一個人下了張通知，讓我重修辯證唯物論。原來，在盧溝橋唯物論的考試卷上，我一題未答，還寫上「辯證唯物論不是真理」九個大字，劉煉當然給我判了大零鴨蛋。這下後患來了，幸而51級的新生頭一學期不去盧溝橋，在校本部上基礎課，我可以隨他們聽課。我打聽到教課的不再是劉煉（她升教研組長了），而是吳培。我找到吳培老師家，想讓她通融，別讓我重修了，理由是和解剖課時間衝突。吳培的丈夫是我們系的安民老師，那時他倆也都年輕，才結緍不久。安民老師偏袒我，對吳培老師說，解剖是一切專業課的基礎，不能不修。吳培說辯證唯物論是所有學科的基礎，更不能不修。我看他們夫婦快要為我吵嘴了，便趕快說，你們別說了，我都修就是。他們二人一齊轉向我問：「你怎麼個修法？」我只好囁嚅道，缺的解剖課我自己補上。安民又問我：「行嗎？」我肯定地說了個「行」就出來了。心想，我在教會學校宗教課不及格只是補考，這回補考都不准，勒令重修，怪不得李金聲要當兩面派，不過我寧可自己去補解剖，也不當那言不由衷的兩面派。

李金聲是和我同組的男同學，我入學報到「舌戰群左」之後，他悄悄地對我說，他也是天主教徒，但他不暴露，不去惹那些人，讓我也學他。我聽了怪惱火，就頂他說，信教又不是幹壞事，幹嗎要瞞人？自此我認為他是個兩面派，但他也沒有記恨我。在一個小組，接觸的機會多，沒有旁人時，他就跟我講天主教裡的壞事。原來，他家貧，自幼入天主教學校當修生，就是將來要當修士為教會工作的。他在修道院生活多年，了解教會的黑暗面，這些我自然是聞所未聞的，降低了教會在我心中的地位。在反對崇美、親美、恐美的運動中，學校組織大家去協和醫院看揭露醫院罪行的展覽。一具被美國牧師醫生拿中國窮人做實驗害死的人骨骼，給我很大震撼，悟到在教會中，仁慈的外表下可以實施殘忍。

既然付出了缺課的代價來修唯物論，我也別浪費時間，認真聽聽，知己知彼總沒壞處，聽了幾堂課下來，覺得也有道理。星期天我望過彌撒就去找張神父解惑。張神父是東交民巷的本堂神父，那個教堂小，神父少，好找。問過幾次之後，張神父就解答不清了，他說他只是個本堂，神學造詣不深，寫了個介紹信讓我去阜成門外的神學院求教。神學院的神父水平就是高，我只去了一次，就把我的問題和疑惑都解決了。他說：「有神還是無神，是哲學界一直沒能解答的問題，達爾文也沒放棄宗教信仰，愛因斯坦也不是無神論者。你才是個大二的學生就想探討這個問題，是不自量力，歸根結底是自己的信德不夠。天主教要求教徒具備信德、望德、愛德，你應虔心求告天主，鞏固自己的信德，各種疑惑和邪念自然就消除了。」

在這以前，我還真的仔細想過，一個人學點兒甚麼，從高處講是為人民服務，從低處講是取得在社會中生存的手段，而靈魂是永恆的、超生命的，我是否應該轉去學哲學，專門探討有無超自然的力量。聽了神學院神父的話，我想了又想，想明白了，就是你信就有。之前，我也去找過劉煉，她說的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相比之下，教會有這麼多黑暗面，傳教者可以做出極殘忍的事，而唯物論的共產黨還是能說到做到，改善了人民生活，促進了社會發展（那時黨的政策雖有點兒「左」，但形象還是清正廉明的）。考慮的結果，我宣佈：不信教了。

不信教對我來說是件頭等大事，自然就得向組織報告。我們班的團支書用不信任的眼光看著我說：「你說了不算。」我說：「宗教信仰自由，不信就不信了，還要怎樣才算？」他說：「你得去跟你們那個神父聲明，才算退教。」他倒給天主教多立了個退教規距。我馬上就去東交民巷見到張神父，說明我今後不再信教了。他並不詫異，說了句：「那你就大踏步地前進吧！」我再沒說甚麼就回學校了，把我的經本、唸珠、聖牌聖像包了一包交給我的好朋友盛衍俊，她那時的社會工作在校團委會，讓她交上去。第二天，她又原封不動地給我拿回來，交代說組織上不干涉信仰的自由，信與不信自己決定，宗教物品自己處理。我們二人便到鍋爐房拿了把鐵鍁，把那個包埋在鍋爐房外的野地裡了。這些事當時並沒有刻意去做，後來證明幸虧有了這麼個過程。

許燕吉：《我是落花生的女兒》。香港：中和出版，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