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魔鬼數字“與中共崛起--啟示錄第13章解讀（上）

作者：約翰
2017-12-25 06: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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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啟示錄》被公認為是聖經中最難讀和最難懂的一本經書，稱之為“天書”一點不算夸張。

1.2 之所以難讀，不在於其超現實的啟示性語言，而是在於作者約翰只是如實記錄了其所見所聞卻沒有以人們能理解的語言進行解讀；正如約翰在書中多次表明的那樣，他也不能理解他在書中記錄的所見所聞。這是《啟示錄》與包括《但以理書》在內的聖經中其它啟示性先知書最大不同之處。

1.3 之所以難懂，不在於各種各樣的異像，而是這些指向末世的異像性質和含意同時是屬靈的和屬世的、既是特殊啟示也是普世啟示。除了聖經前五本經書（或“摩西五經”）的部分經文外，聖經其它經卷都是屬靈的特殊啟示。

1.4 因此，僅僅依靠聖經知識或神學理論，是無法讀懂《啟示錄》的。加上它是對末世的啟示，涵蓋人類過去的歷史、當下正在發生的和未來將要發生的事件，生活在有限時空、擁有有限知識的人，最多只能從某個或某些角度去理解《啟示錄》部分經文、而無法完全讀懂這本天書。本文作者也不例外。

2. 解讀方法

2.1 本文試圖從近百年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來解讀《啟示錄》第 13 章經文；或許，反過來說更為準確，即︰作者從《啟示錄》第 13 章經文解讀其所經歷和目睹的一段歷史。這與常見的對《啟示錄》第 13 章的解讀方法有三方面的不同。

2.2 常見的解讀方法是將《啟示錄》第 13 章的異像與《但以理書》第七章中的異像聯繫起來，並依據後者對異像的解讀來解讀前者。這種稱之為“以經解經”的方法十分常見，即見諸於同一本經卷前後經文、也用於不同經卷之間。採用這種方法，原因如上所述，作者約翰對《啟示錄》第 13 章記載的各種異像並未用常人語言進行解釋，使得《但以理書》第七章對類似異像的解讀成為唯一一本可幫助理解《啟示錄》第 13 章的聖經經卷。毋容置疑，兩章經文的異像有不少相似之處，但是，它們又有諸多不同；最明顯的不同是啟示異像的主體，約翰的異像直接來自於為救贖和審判世人而來的基督，而但以理的異像來自於立法者耶和華；其次是異像針對的受者不同，《啟示錄》的異像僅僅啟示給上帝子民，即猶太人和基督徒，《但以理書》中的異像則啟示給包括當時被擄到巴比倫的猶太人在內的所有世人。這兩個重要差別使得《啟示錄》第 13 章的異像，雖然與《但以理書》第七章中的異像有相似特徵，但並無必然的關聯性。細心閱讀後不難發現，《啟示錄》第 13 章的異像與該經卷其它各章中的異像之間，不僅有更多的相似性和共性，而且也存在高度的關聯性。因此，作者在解讀《啟示錄》第 13 章時考慮了該經卷其它章節的相關經文，但不考慮它與《但以理書》和聖經其它經卷之間的關聯性。這使得本作者能跳出常規的框架，從一些新的視角來解讀《啟示錄》。（參考文獻Ref.2-7，下同）

2.3 另一種常見的方法是逐字逐句地解讀《啟示錄》，尤其是包括第 13在內的各種異像。可稱之為“微觀解經”。這要求作者不僅對整本《啟示錄》有全面的知識和透徹的理解，而對整本《聖經》有純正和完備的認識。這種方法，也許適用於《聖經》大部分經卷和經文，但是，由於以上提到的原因，用此方法對《啟示錄》的解讀不僅過於繁瑣以至於失去經文的主題與要旨，而且往往顯得牽強附會以至於降低了可信度。一方面鑒於個人能力的有限性，一方為避免這些問題，

本作者注重對《啟示錄》第 13 章關鍵詞和關鍵經文的解讀，而忽略一些非關鍵的細節，比如︰對異像特征的逐字逐句解讀。這種方法可稱為“宏觀解經”，除了能夠突出經文主題和要旨外，它的另一個顯著好處是讓作者和讀者可暫時將非關鍵的疑點或難點放在一邊，留待以後解答。另外，《啟示錄》的諸多異像指向未發生的事件，包括本作者在內的當下的人們自然會難以理解和預見。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當這些事件漸漸展現出來的時候，我們在未來或後人會更準確地解讀《啟示錄》中的這些異像。(Ref.2-7)

2.4 聚焦於本文作者熟悉和經歷過的一段歷史，是本文另一個與常見的《啟示錄》第 13 章的解讀方法不同之處。這不是獨創，歷史上曾有不少基督徒和解經家、以他們所處時代的事件甚至親身經歷來解讀啟示錄第 13 章及其它經文。如上所述，這種方法更像是以經文解釋作者所處時代的歷史和正在發生的事件。眾所周知，同一歷史或事件可以不同經文解釋、同一經文也可以用來對不同歷史或事件的解釋。本文也不例外，本文只是對啟示錄第 13 章的一種解讀、或基於聖經對相關歷史或事件的一種解釋。至於這一解讀或解釋是否優於其他作者對同一經文的不同解讀、或者以其它經文對同一歷史或事件的解釋、或者用聖經以外其它方法對同一歷史或事件的解釋，留給讀者判斷更為妥當。(Ref. 2-7)

3. 經文概要

3.1. 中文和合本與英文 NKJV 聖經《啟示錄》第 13 章共有 18 節、分成 5段，講的是兩頭怪獸。

3.2. 1-10 節講的是從海里上來的怪獸，11-18 節則是從地里上來的怪獸。
3.3. 這兩個怪獸與十二章中的大紅龍有密切關系，它們彼此之間也結成聯盟，不僅褻瀆獨一真神，迫害聖徒，而且統治世界。

3.4. 經文末尾並呼吁有智慧的人們來破解有“魔鬼數字”之稱的 666。這也是解讀這章經文、以及《啟示錄》其它經文的最關鍵一節。

3.5. 本文概要︰兩個怪獸分別是前蘇聯和中共，666 則是中共政權締造者毛澤東。此章經文預示了以蘇聯和中共為首的敵基督勢力的崛起。

4. 第一頭怪獸︰敵基督的前蘇聯共產極權國家

4.1. 第一個獸來自海上、像熊、有七頭十角 (13:1)

4.1.1)前蘇聯（1922-1991）由 15 個加盟共和國組成，國土總面積為2,240 萬平方公里,絕大部分為現在的俄羅斯聯邦。後者國土總面積為 1,707 萬平方公里，三面臨海，西北東三面分別為大西洋、北冰洋和太平洋或其陸緣海及海灣，領海面積為 1,700萬平方公里，為世界之最；海岸線總長達 37,653 公里，排在加拿大和印尼之後，位於全球第三。歷史上，俄羅斯一直以海洋霸權著稱。（比較︰美國海岸線總長 19,900 公里，中國海岸線總長 14,500 公里）。（Ref.11）

4.1.2)俄羅斯境內有一種歐亞棕熊，被稱為“俄羅斯熊”(the Russian bear)。16 世紀以來，歐洲人一直以俄國熊或熊為俄羅斯的象徵，以代表其在歐洲人心目中龐大、殘忍和笨拙的形象。久而久之，熊作為俄羅斯的特有標志在全球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俄羅斯人也開始（尤其自 20 世紀以來）在許多場合，包括 1980 年在莫斯科主辦的奧運會，以熊為官方的民族標志。

4.1.3)俄羅斯歷史可追溯到 862 年創建的基普羅斯（又稱古羅斯國，862-1242 年），至今經歷了包括前蘇聯在內的十個朝代。

4.2. 大紅龍撒旦授予第一個獸權柄 (13:2)

4.2.1)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於 1919 年在莫斯科成立，紅色為其官方顏色。該機構由原“社會主義國際”（又稱“第二國際”,1889-1916）中列寧為首的各國激進共產黨構成，其宗旨是在全球範圍內、通過暴力革命建立蘇聯式的共產主義社會，從此確立了蘇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無神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正式成為共產集權暴力革命的主導意識形態。二戰期間，斯大林為獲得歐美各國支持其抵抗希特勒德國對蘇聯的侵略，於 1945 年解散了共產國際。

4.2.2)蘇維埃帝國︰ 蘇聯延襲歷史上俄羅斯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傳統，故被學者“蘇維埃帝國”。蘇聯直接控制了七個歐洲衛星國家，包括︰波蘭、東德、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和阿爾巴尼尼亞。這些國家雖然名義上獨立，但若它們嘗試擺脫蘇聯操控，則會遭到軍事入侵（如 1956 年匈牙利革命、1968 年布拉格之春）。此外，前蘇聯還有扶持了許多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盟國，包括︰中國、南斯拉夫、古巴、蒙古、朝鮮、越南和柬埔寨等。

4.2.3)第三世界領袖︰二戰結束後，作為發法西斯領袖的戰勝國，蘇聯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強國，並迅速成為全球眾多的落後國家代言人，開始與基督教文明主導的西方，包括傳統的歐洲殖民帝國以及新興的超級大國美國，由反法西斯盟友關系，轉而變成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上的全面對抗。

4.3. 受過致命傷，奇跡般存活, 世人為此驚嘆並追隨其後(13:3)

4.3.1)1941 年 6 月，有“第三帝國之稱”的希特勒德國對蘇聯發動了代號為“巴巴羅薩計劃”的戰爭，歷史稱“蘇德戰爭”(Russian-German War), 冀以重兵力閃電式地征服蘇聯，將其納入第三帝國附庸國的版圖。戰爭爆發後不久，德軍迅速重創了蘇聯軍隊和經濟，長驅直入蘇聯境內，9 月底抵達莫斯科城外，準備對莫斯科作代號為“台風”（Unternehmen Taifun）的最後進攻，歷史稱“莫斯科戰役”。斯大林領導的蘇聯面臨被希特勒德國徹底擊敗的危險處境；當時，除了英國外，歐洲各國已被德國征服。然而，莫斯科戰役開始不久，蘇聯進入了秋冬時節，因為對惡劣氣候的估計不足，德軍進攻計劃受阻。蘇軍利用時間，一方面迅速調整了戰略，一方面通過加快復軍事裝備的生產與供應提高了軍力，最終扭轉戰局，擊退了德軍對莫斯科的進攻。

4.3.2)莫斯科戰役是德軍自 1939 年發動戰爭以來的第一次失敗。由此為轉折點，斯大林領導的蘇軍逐步收復失地，將德軍驅逐出蘇聯境內，並在歐美盟軍協助下，反敗為勝，長驅直入德國境內，迫使德國於 1945 年投降，從而結束了長達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1939-1945 年)。

4.3.3)不僅原第三國際成員、歐美不少知識精英也為蘇聯戰勝希特勒德國而深感意外，並將斯大林視為拯救人類於戰爭的救星。例如，法國大文豪羅曼羅蘭高度贊揚列寧領導“十月革命”（1917 年）、並為蘇共濫殺無辜辯護，英國大文豪蕭伯納稱蘇聯是人類的未來，並前往蘇聯慶賀斯大林生日。(Ref.12)

4.4. 全世界拜撒旦的都拜倒在其之下,並與其一起挑戰世界 (13:4)

4.4.1)二戰勝利，不僅鞏固了蘇聯在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的領袖地位，更吸引了全球眾多落後國家追隨蘇聯的共產主義發展模式，歐美各國的許多知識精英也視蘇聯為新社會、新人類的希望所在。蘇聯也回到戰前與西方“資本主義”對抗的意識形態。

4.4.2)戰後，蘇聯通過華沙條約（1955 年成立）進一步與其直接控制的東歐共產主義盟國建立軍事聯盟，對抗由美國及其西歐盟國組成新的軍事聯盟 - 北約組織（1949 年成立）。世界從此分為以美國和蘇聯為首的兩大陣營，前者代表了基督教文明，後者代表了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勢力，雙方開始了長達近半世紀的冷戰（1947-91 年）。

4.4.3)冷戰期間，除了華沙條約組織與北約組織之間的對抗外，蘇聯還積極支持其它原共產國際成員在全球範圍進行暴力革命，與親歐美政府對抗，並直接參與或策劃了第二次中國內戰（1945-50 年）、韓戰（1950-53 年）、越戰（1955-75 年），更在 1962 年策劃了直接威脅美國的古巴導彈危機。

4.4.4)在此期間，蘇聯迅速在經濟、技術和軍事上全面崛起，成為僅次於美國的超級大國。

4.5. 褻瀆神和聖名，迫害聖徒 (13:4-7)

4.5.1)蘇共以無神論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為建國基礎，視基督教為奴役人民的精神鴉片，為此建立了由蘇共直接控制的俄羅斯東正教委員會，全面取締獨立於政府的傳統東正教以及其它基督教機構，除經官方批準，禁止蘇聯公民和外國游客發放《聖經》。

4.5.2)在政權的 70 年間（1919-1989 年），蘇共持續不斷地開展反基督教的政治運動，包括︰1921-29 年期間，蘇共全面打壓東正教和其它民間宗教、沒收教會財產、禁止教會自由集會等；1928-41 年期間，蘇共立法取締境內的東正教、關閉教會學校、查封教會出版物等；1970 年代中期，蘇共開始直接控制官方的東正教會、並打壓不願加入官方教會的神職人員和信徒。

4.5.3)蘇共大肆迫害基督教會、教會領袖、神職人員與信徒。美國學者 James M.Nelson 估計死於前蘇共宗教迫害下的前蘇聯境內的基督徒高達 1,200 萬人；僅在蘇共反基督教運動達到高峰的1936 年上半年，蘇聯境內就有多大 4 萬名基督教教會領袖（神父和牧師）被殺害，在整個 1930 年代被迫害致死的各類神職人員則高達 22 萬人。俄羅斯境內的東正教教堂從 1927 年的 29,598 間，驟減到 1940 年的 500 間。(Ref.13)

4.6. 凡住在地上、名字沒有記在被殺羔羊的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它（13:8）

4.6.1)蘇共向全民灌輸反基督教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唯物主義和無神論。出於鞏固其極權專制以及維護其國際領導地位的需要，蘇共還在國內外推行對列寧和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宣傳與教育，並以他們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學校、建築物等，如“列寧格勒“（原名為“聖彼得堡”）和“斯大林格勒”（原名為“察里津”），更在政府機關、學校和公共場所到處樹立列寧和斯大林像。列寧和斯大林死後，蘇共還為他們建立豪華陵園和墓碑，供人們繼續膜拜。

4.6.2)蘇共在教育和文化領域廣泛推行無神論，並組建了多個機構在全國範圍內宣揚無神論。“戰斗的無神論者聯盟”（League of Militant Atheists）是這類機構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個。它源自於 1920 年代莫斯科的一份無神論報紙，後來直接由蘇共掌控，並獲得蘇共授權在全國範圍內消滅基督教和其它宗教、並以無神論取而代之。該機構在高峰期的 1931 年，一度擁有來自蘇聯境內 100 多個民族五百七十萬會員，遠遠超過當時的蘇共黨員總數（約一百五十萬），並在全國設有近 10 萬個分部或聯絡點。它的主要活動是出版和發行反基督教的宣傳品、雜志、書籍和教科書，開辦面向平民、學生和知識分子的無神論和反基督教的培訓班。該機構宣稱，蘇聯境內 10%的在校兒童是其會員。該機構在二戰爆發前停止運作。 （未完）

http://www.youpai.org/big5/read.php?id=6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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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數字“與中共崛起--啟示錄第13章解讀（下）

作者：約翰
2017-12-27 07: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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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二頭怪獸︰敵基督的共產黨中國

5.1. 第二個獸來自陸地、兼有龍和羊的特征 (13:11)

5.1.1)中國為大陸國家，陸地面積 960 萬平方公里，為全球第三，僅次於俄羅斯和加拿大，邊境線總長為 2.2 萬公里，為全球第一。全球第 2-5 長邊境線的國家依次是︰俄羅斯 2.0 萬公里、印度1.4 萬公里、美國 1.2 公里、加拿大 0.9 萬公里。

5.1.2)《史記》記載︰傳說中的華人始祖黃帝是黃龍的化身，黃龍又稱龍帝，為眾龍之首，中國人也因此自稱為“龍的傳人”。歷代中國皇帝也以“龍”自居，帶有至尊至高之意，除有“龍顏”、“龍體”和“龍袍”之說外，龍也為中國傳統十二生肖之首。龍在中國文化中的這種極高地位和象徵意義，在世界其他民族傳說與文化中是絕無僅有的。(Ref. 14)

5.1.3)聖經中，羊與龍是兩個完全相反的象徵，前者象徵著耶穌、聖潔與順服，後者代表著撒旦、邪惡與悖逆。孔子被視為最能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精髓，他提出“人性本善”學說，並提倡溫良恭謙讓的處世哲學，華人也向來以逆來順受而聞名於世。這些都極其符合羊的特征。

5.1.4)一方面，中共向來以中國傳統文化合法繼承人的姿態出現在世界舞台，近年來更在歐美各國廣泛開設孔子學院，在國內進行祭孔活動，以愛好和平、溫和中庸的形象迷惑世人。另一方面，中共又追隨蘇共及共產國際，崇尚紅色，故被稱為“紅色中國”(Red China）,與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中黃龍的顏色相背離，表明其實為寄居在中國傳統文化上的大紅龍撒旦化身。

5.2. 第一個獸授予其權柄，其讓人們拜第一個獸 (13:12)

5.2.1)在蘇共為首的第三國際直接策劃下，中國共產黨（簡稱“中共”）於 1921 年在上海成立，效仿蘇共，中共黨旗為紅色，黨章上明確以列寧主義的暴力革命為其綱領，組織管理上完全仿照蘇共；建黨早期，經濟上完全依靠蘇共資助，蘇共也先後派人去中國指導中共。

5.2.2)在蘇共和共產國際直接授意下，趁日本侵略中國之際，中共於1931 年在中國境內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作為蘇聯的一個傀儡政府，旨在以暴力手段推翻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全中國建立蘇聯式的共產集權暴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自始至終受蘇共直接控制。在執政的國民黨多次圍剿之下、以及蘇聯授意的國共聯手抗日需要，中華蘇維埃於 1937 年宣布解散，其原所在核心地區延安改收編為中華民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仍由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管轄。中共以此為基地，一面抗日，一面死而復生似地迅速擴大勢力，最終利用國民黨抗日中消耗大量實力機會，於日本投降、二戰結束不久，在蘇聯支持下向國民黨發動了全面戰爭，史稱“第二次國共內戰”，並於 1949 年奪取政權，建立了蘇聯附庸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5.3. 它蒙騙眾人，授命讓眾人為第一個獸造像 （13:14）；它為第一個獸像注入生氣、使它開口說話，並殺害許多不拜第一個獸的人 (13:15)

5.3.1)中共從建黨開始，就通過為列寧和斯大林造像、以及其它形式，在黨內外推行他們的個人崇拜。包括︰1930 年初期，發行印有列寧頭像的貨幣；1950-89 年期間，每逢中共國慶節，在天安門廣場樹立起列寧和斯大林的巨幅畫像；1953 年 3 月斯大林逝世時，在天安門城樓掛上斯大林像；1950 年代，在全國範圍內播放中文版的蘇聯歌曲《斯大林頌》；在政府機關、學校和公共場所懸掛列寧和斯大林畫像、以及樹立他們的塑像；以斯大林名字命名街道和公共場所，如“斯大林大街”和“斯大林廣場”等。(Ref. 15-17)

5.3.2)中共同時也為毛澤東造像、並以各種方式迫使中國人崇拜毛澤東。包括︰在天安門城樓上懸掛巨幅毛澤東頭像；各政府機關、學校和公共場所懸掛毛的畫像；大量印發毛的著作、以及各類贊美毛的文學藝術作品；在毛崇拜達到高峰的文革時期，幾乎家家掛毛像、人人佩戴毛像胸章、人手一本毛的“紅寶書”、大人小孩每天都要在毛像前鞠躬；毛死後，在天安門廣場建造毛的陵墓，並組織民眾瞻仰膜拜等。(Ref.16)

5.3.3)與蘇聯一樣，中共 1949 年建政後，一直以敵視基督教的馬列主義、共產主義和無神論為其施政的意識形態基礎，並通過一波又一波的各種形式政治運動，持續不斷地殘酷迫害基督教會和基督徒。建政初期，中共視基督教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工具，關閉了境內所有獨立基督教教會、並沒收了教會財產，還將有教會背景的學校、醫院和福利機構收歸國有，迫使幾百萬基督徒轉入地下的“家庭教會”、幾萬名歐美傳教士離開中國。緊接著，中共一方面通過官方的 “三自教會”對基督教進行嚴密監控，另一方面，以各種手段迫害家庭教會的領袖和信徒。據估計，在毛澤東執政不到 30 年期間（1949-1976 年）里，約有 5 百萬中國基督徒被中共迫害致死，其中絕大部分來自於家庭教會。在最近一波以“整頓教堂違規建築”為名的迫害基督徒的運動中，中共當局僅在浙江一省就拆除了 2,000 多個十字架，並逮捕了大批抗議的教會領袖和信徒。時至今日，中共嚴禁黨員和政府官員加入基督教，並且禁止公開出售聖經，中共也因此一直被列為全球迫害基督徒最嚴重的政府之一。(Ref.18-21)

5.4. 它創造許多人間奇跡，包括從天上降下大火 (13:13)

5.4.1)如同蘇聯一樣，中共建政後，利用強大的國家機器，動員全社會人力和資源，並在蘇聯的幫助下，迅速在科技和經濟等領域實現了其“獨立自主、超越西方”目標，被眾多包括歐美在內的全球各國人士視為“人間奇跡”。中共也一直以此標榜自己，以“社會主義優越性”和“中國特色”為名為其敵基督的極權專制辯護。

5.4.2)在科技領域，中共先後創造了眾多“第一國產”，從第一台國產飛機（1954）、第一台國產電視機（1957）、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島素（1964）、第一顆國產人造衛星（1970），到第一台國產巨型計算機（1983）、第一座國產正負電子對撞機對撞（1988）、第一艘國產載人試驗飛船（1999）和第一顆國產月球探測衛星（2007）。目前，中共治下的中國不僅擁有眾多一流的科技人才，而且擁有華為、騰訊、阿里巴巴和聯想等在全球有影響力的高科技公司，其專利申請數量更排名世界第三位，僅次於美國和日本。(Ref.22-25)

5.4.3)經濟上，依據這些科技實力，中共在建政後三十年（1949-1980 初），迅速完成了從一個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的轉型。在接下來的三十中（1980 年代中期至今），中共通過大力引進歐美為主的技術和資金、以及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以每年兩位數的增長速度，迅速將中國打造成“世界工廠”，不僅大大提高了其國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而且將“中國制造”推向全球各國。目前，中共治下的中國，其國民生產總值（GDP）僅次於美國，其出口產值則位居世界第一。

5.4.4)出於“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極權暴政意識形態，中共歷來把國防建設放在施政的首位，滿足其對內鞏固政權、對外挑戰美國為代表的自由世界秩序。為此，中共不留余力地發展軍裝備，從地對地近程導彈（1960）、原子彈（1964）、氫彈（1967）到核潛艇（1988），迅速成為一個超級軍事強國。目前，中共擁有 230 萬名常備軍人，其規模為世界第一，並且是全球僅有的 5-8 個擁有核武器國家，其核威懾力量僅次於美國與俄羅斯，位於世界第三。這段“天上降下大火”的經文，形象地描述了中共試爆的各種核武器及其擁有的核威懾力量。(Ref.22)

5.5. 因這些奇事，它就迷惑住地上的人（13:14）

5.5.1)長期以來，眾多世人為中共創造的所謂“人間奇跡”所迷惑，中共也采取各種利誘手段，吸引海外人士支持其極權專制、並參與中共建政，包括︰建國初期，中共以“愛國”為名吸引大批各行各業海外華僑回中國參加“新中國建設”；1980 年代開始，中共采取“經濟開放”和“投資優惠”等政策，吸引大批包括港台華人在內的海外企業紛紛前往中國投資建廠；近年來，中共又以“自由貿易區”和正在迅速增長的中國消費品市場為誘餌，吸引新一批的海外企業和商人投資中國，支持中共的“新經濟”政策，幫助其避免經濟下滑。

5.5.2)1970 年代，毛澤東提出了“三個世界”理論，以此抗衡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中共從此取代蘇聯、以“第三世界”領袖自居，並通過大量經濟援助，吸引了遍布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批落後國家加入其“第三世界”聯盟，其中包括由中共一手扶植的不少共產極權國家，包括北韓、越南、柬埔寨、老撾、阿爾巴尼亞等。

5.5.3)中共過去三十年來在經濟上的巨大成功，也迷惑了不少歐美人士，他們對中共大加贊賞，並與中共一起鼓吹︰中國不僅會在經濟上超越美國，更會取代美國在全球經濟和政治多個領域的主導地位。

5.6. 它在眾人的右手或前額打上獸的記號；人們唯擁有獸的記號、或獸的名字、或獸的數字才能做買賣（13:16-17）。

5.6.1)“買賣”（buy or sell）自然引申出貨幣，沒有貨幣，人們之間無法作買賣。因此，這段經文與中共官方貨幣“人民幣”有關。這為解讀該段經文提供了關鍵線索。

5.6.2)按此線索，“獸的記號”和“獸的名字”就是指印在人民幣上的中共國徽、以及代表中共政權的官方名稱，即“中國人民銀行”（紙幣） 或“中華人民共和國”（硬幣）。

5.6.3)“獸的記號”還可以包括印在人民幣上的圖案。中共在 1949年 1 月首次發行人民幣，至今已先後發行了 5 套不同圖案的人民幣。前三套人民幣紙幣均是風景和普羅大眾頭像或群像圖案，這也是“人民幣”一名的由來。1987 年開始發行的第四套人民幣中，首次出現了印有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和朱德頭像圖案的 100 元紙幣，其它面值在 1 角-50 元之間的 8 種紙幣的圖案，仍然保留著人民頭像。現在海內流行的第五套人民幣 8種 1 元-100 元紙幣，是 1999 年 10 月 1 日起發行的，以往各色各樣的紙幣正面圖案全被同一款的毛澤東單人頭像所替代，故民間有“毛幣”之稱。

5.6.4)這段經文預示了中共對經濟的全面控制。在毛澤東時代，中共實行嚴密的計劃經濟，禁止一切形式的私營企業，控制了從生產、定價到銷售、消費等經濟活動的各個環節。毛澤東之後，中共從 1980 年代初起，為維護其極權專制，轉而大力發展經濟，開始允許私營企業，並引進市場機制，但仍然直接、或通過眾多國有企業間接地控制了土地、礦產、貨幣、金融、通訊、能源和交通運輸等各大經濟資源、經濟活動和重要產業，並繼續通過戶口控制勞力資源。在教育、出版、新聞和娛樂等產業，中共則繼續嚴密管制，以保障其對國民思想和言論的全面控制。

5.7. 這是一個人的數字，數字為 666 (13:18)。

5.7.1)最常見的解讀方法是︰找出歷史上一位敵基督的重要人物，將其名字拼成希伯來文，再按古希伯來人的字母編碼方法，將其名字轉換成數字，看看是否出現三個或三個以上的“666”。按這種被稱為“希伯來字母代碼（gematria）”的方法，人們通常將迫害基督徒的古羅馬暴君尼祿與“666”聯系在一起。這種解讀的方法有兩個明顯的問題。其一，尼祿的所處的公元一世紀遠遠早於啟示錄所指向的“末世時代”；其二，無法與前後經文連貫一起。

5.7.2)毛澤東頭像在人民幣的出現為解讀“666”提供了一個新的線索。首先，一手創建中共政權的毛澤東是一個舉世公認的重要歷史人物。事實上，按死於其手下的無辜平民人數計，他是人類史上排名第一的暴君，排在其後的是斯大林和希特勒，被毛澤東和中共迫害的基督徒人數也遠非古羅馬暴君尼祿可比。（Ref.26）

5.7.3)其次，“一個人的數字”對應的 NKJV 版英文是“the number of a man”, 指的是某一人的特定數字。任何人都有兩個數字，即出身日期和死亡日期；前者死人活人都有，後者活人才有。毛澤東的出生與死亡日期分別是 1893 年 12 月 26 日和 1976 年9 月 9 日。

5.7.4)毛澤東的生日可寫成“12/26”, 而 “12/26”可拆為“12/2”和 “6”兩部分。“12/2”解讀成“12 等分”, 即為兩個“6”或“66”。“12/2”與“6”組合便可轉換成 “66”與“6”兩組數字的組合，結果便是”666”。其死亡日“9 月 9 日”，兩個“9”相加為“18”，“18”可平分成三個“6”，結果也可以得出“666”。

5.7.5)因此，經文“一個人”指的是中共政權締造者毛澤東，他也是第二個怪獸的化身和象徵，“666”則是其生日與冥日。這樣的解讀與啟示錄第 13 章的其它經文毫無沖突，也高度連貫。

6. 最新印證︰中共崛起

6.1. 啟示錄 13:17 經文清楚地預示了中共在經濟上的崛起、及其通過各種手段控制全球經濟的意圖。中共近年來在全球經濟領域的眾多舉措，進一步印證了這一重要聖經預示。

6.2. 中共於 2001 年加入世貿組織(WTO)，利用 WTO 各成員國對廉價產品的巨大需求、以及成員國之間免關稅或低關稅的便利條件，在短短十幾年時間里快速發展經濟，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實體。與此同時，中共堅持其與國際自由經濟秩序對抗的一貫做法，拒絕履行其作為 WTO 成員國的眾多義務和承諾，繼續對歐美企業進入中國市場設置種種障礙，使得中國企業不僅獲取了歐美技術、資金和國內市場，而且大規模的將產品順利打入歐美市場。無論是國有的、還是私有的（包括上市的），這些中國企業的經營決策都受到中共的嚴密控制。(Ref.27)

6.3. 近年來，中共推出了 一個“一帶一路”國策，旨在輸出國內過剩產能的同時，在全球範圍內擴大其經濟與政治影響力。這項橫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 68 個國家 44 億人口，涵蓋全球經濟總量 40%人口的宏大經濟拓展計劃，在中共內部被稱為 “中國馬歇爾計劃”，意思是模仿二戰結束後美國援助歐洲重建的方法，通過經濟輸出，與“一帶一路”參與國建立一個由中共主導的新經濟秩序，以挑戰和抗衡美國主導的、WTO 框架下的“舊經濟秩序”。(Ref.28)

6.4. 2016 年 10 月 1 日，國際貨幣基金(IFM)正式將印有毛澤東頭像的人民幣納入其特別提款權（SDR），使人民幣成為繼美元、英鎊、日元和歐元之後，第五種國際貨幣。這一決定標志著中共多年來推動其人民幣國際化努力的成功，使中共通過人民幣加強和擴大其在全球經濟和政治領域的影響力和話語權，並如其所願地逐漸擺脫其經濟對美元的依賴、甚至在國際經濟活動中以人民幣替代美元。在國際貨幣基金作出這項決定後至今不到一年時間里，中共不僅在歐美各國設立了眾多離岸人民幣結算中心，而且迅速通過國內外金融機構在全球發行的人民幣債券、以及各種以人民幣結算的金融產品。與此同時，中共不理會歐美施壓，繼續操控人民幣匯率和發行量。(Ref.29)

6.5. 近年來，中共鼓勵包括國有企業在內的中國企業往海外發展、尤其是海外資本運作，包括在歐美市場融資和並購海外企業，以擴大中共對全球經濟的直接與間接控制。以 2016 年為例，中國企業完成 384 項海外並購案，總額達到 2,059 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一躍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海外並購國家。位於北京的聯想集團收購美國IMB 公司全球的電腦業務（2005 和 2014）和摩托羅拉公司的手機業務（2014）、以及位於青島的海爾收購美國 GE 公司的家電業務（2016），是這類海外並購的幾個著名案例。這兩家中國企業表面上都是上市公司，但是，無論是其海外並購、還是全球化經營，都受到中共大力扶持和嚴密監控，兩家企業的 CEO（柳傳志和張瑞敏）也均是中共權力精英。(Ref.30-32)

6.6. 有人將啟示錄 13:16 的經文(“叫眾人在右手或額上受一個印記”)解讀為與互聯網相連的植入人體的芯片、或手機（“右手”）、或穿戴設備（“額頭”）。當下盛行的各類移動互聯聯網技術及應用情況和趨勢，都支持這類解讀。近年來，中共在推廣這類技術方面不留余力，扶持了包括騰訊和阿里巴巴在內的全球領先的移動互聯網和電子商務企業，使得中國人在手機用戶、手機購物和手機支付方面，都名列全球第一；在中國各大城市，手機支付十分流行，越來越少的人使用現金或信用卡。這是對啟示錄 13:16 經文的最好印證，也與本文對啟示錄第 13 章其它經文的解讀高度一致。(Ref.33)

哈佛專家

7. 結語

7.1. 本文作者深信啟示錄涵蓋了 “末世時代”重大事件的眾多預示，多年來也一直試圖從歷史和現實中尋找印證這些預示的重大事件，尤其是第 13 章預示的敵基督勢力興起。作者在中共治下的中國出身和長大，對中共的邪惡本質和行徑有刻骨銘心的經歷。與其同時代的眾多中國人一樣，作者從小對中共灌輸的共產主義深信無疑，並視毛澤東為神，每年在中共列為官方紀念日的毛澤東生日那天，以各種方式對毛澤東和中共表達愚忠。在大學生時期，受西方理性思辨哲學的影響，作者開始反省和質疑，其中一個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是︰“為何毛澤東生日（12 月 26 日）幾乎與紀念耶穌降生的聖誕節（12 月 25 日）同日？”多年來，一直認為純屬巧合，但每逢 12 月 26 日，這個問題又年復一年地在腦海重復涌現、揮之不去。多年前，在中國旅行時首次見到印有毛像的人民幣時，這個問題開始更頻繁地出現在作者的腦海，但仍如謎團、得不到解答。那時，作者已遷居美國多年，並受洗成為基督徒。直到 2013 年，作者因工作原因遷居到香港，並開始研讀《啟示錄》，才最終解開這個疑問。在本文完稿之前的幾年里，本作者曾私下與一些友人介紹過本文部分內容,包括電郵和文字概述。

7.2. 因此，本作者對啟示錄第 13 章的解讀是從對該章末尾“666”這個數字的解讀開始的。揭開了“666”之謎，便得出了第二個怪獸為中共的結論；通過其與第一個怪獸的關系，得出了第一個怪獸為蘇聯的結論。這些結論以及兩個怪獸的史實也與第 13 章各節經文完全吻合。讀者也不妨用這一“倒讀法”，從後往前研讀啟示錄第 13 章。

7.3. 有不少作者將啟示錄第 13 章中的兩個怪獸解讀為蘇共、中共、斯大林和毛澤東，也有將“獸的記號”解讀為貨幣，但他們采用的解讀方法和視角與本文有許多明顯不同。本作者在此不作評論。(Ref.8-10)

7.4. 最後，本文對啟示錄第 13 章的上述解讀，與啟示錄其它章節的相關經文並無矛盾或不一致之處。對此，本作者計劃另文闡述。


參考文獻 (Ref.)
本文中未注明參考文獻出處的資料，均來自於中英文維基百科
1) 維基百科 www.wikipedia.org
2) 啟示錄解經，Gene Spear，鍾越娜譯，美國基督教改革宗翻譯社出版
3) 啟示錄，Craig S. Keener, 鍾越娜譯，漢語聖經協會
4) 認知解讀啟示錄，鄧紹光，基道出版社
5) 啟示錄導論，吳憲章著，基道出版社
6) The Revelation Code, Damiaan Kletter, First Edition Design Publishing
7) 從《聖經》解開動蕩時代的奧秘，梁斐生，加拿大福恩協會
8) STALIN, MAO, HITLER: THE SOCIALIST WHOLECAUST - occult MARKS OF THE BEAST in Revelations 666, http://rexcurry.net
9) 揭開聖經《啟示錄》的奧秘， www.zhengjian.org， 與中共相連
10) 666 - The Number of the Beast，www.raptureready.com，與貨幣相連
11) Countries With The Most Coastline，www.worldatlas.com
12) Martyred in USSR,www.martyredintheussr.com/about.html#jamesnelson
13) 雷頤︰威格、羅曼羅蘭和紀德的莫斯科行，《炎黃春秋》2016 年第 6 期
14) 中國關於龍的傳說，http://big5.huaxia.com
15) 中共最早印有列寧圖像的紙幣，www.360doc.com
16) 天安門廣場上的眾肖像，www.yuqingribao.com
17) 清除中國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殘余，www.360doc.com
18) Timeline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www.christianhistoryinstitute.org
19) 2016Christian’s horror as China tears down THOUSANDS of crucifixes,
www.express.co.uk
20) 1200 座十字架被拆，洲最大教堂陷危, http://www.chinaaid.net
21) 浙江兩年拆上千十字架，中國或進一步限制基督教, http://cn.nytimes.com
22) 新中國 60 年科技成果，http://tech.sina.com.cn
23) 科技部部長萬鋼談 60 年︰科技投入持續大幅增長，http://tech.sina.com.cn
24) China Power Shown With Third Place Ranking On Global Innovation Scale，
www.forbes.com
25) Ranking of the 10 countries who filed the most international patent
applications 2016, https://www.statista.com
26) Top Ten Most Evil Dictators of All Time，www.popten.net
27) False Promises_ The Yawning Gap Between China's WTO Commitments and
Practices，https://itif.org
28) China's Huge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s Sweeping Central Asia，
www.heritage.org
29) 基金組織啟用包括中國人民幣在內的新的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並確定新的貨幣量,
www.ifm.org
30) Are the lights finally out for China’s biggest overseas acquirers，
www.scmp.com
31) GE Completes Sale of Appliances Business to Haier，
http://pressroom.geappliances.com
32) Lenovo Plans to Acquire IBM’s x86 Server Business，
http://news.lenovo.com
33) In Urban China,Cash Is Rapidly Becoming Obsolete，www.nytimes.com

http://www.youpai.org/big5/read.php?id=6665

哈佛專家

可憐啊！ leefeng 沒有認真閱讀反共抗俄基本論。

而且， leefeng 同共產黨一樣歧視具有少數性傾向的同志，肯定不會有同志捧共產黨及共產主義的場。

哈佛專家

己、大陸人民與海外僑胞仰望的情緒
大陸上的同胞，因為受共匪殘酷的迫害和屠殺、及蘇俄嚴酷的統制下所激起的民族意識，已經普遍發生了對俄共奸匪與日偕亡的情緒。最近大陸上在暗地裏普遍所唱 「身穿列寧裝，心向國民黨」的歌曲，不就是大陸同胞人心思漢的表現麼？這股力量已經是天天在增長。何況我們更得到普遍〔第31頁〕海外僑胞的熱烈擁護，本 黨自 總理倡導革命以來，就與海外僑胞不可分解的聯為一體，所以總理常說：「華僑是革命之母。」共匪在近幾年來，雖然不斷以虛偽的宣傳，對於僑胞與本黨間的聯 繫，竭盡其挑撥之能事，可是現在真相已經大白，只看共匪對僑眷的迫害，和對僑胞血汗換得的金錢所做的詐取與勒索，就足以使人人髮指。而海外僑胞的踴躍加入 本黨，則更足以證明本黨在僑胞社會中基礎的強固了。

(證明中共不得人心)

哈佛專家

（四）情報戰　朱毛奸匪的情報戰術，是由他共產祖國蘇俄所一手傳授的，他們情報技術，可以說是由以上恐怖的組織戰，虛偽的宣傳戰，以及陷溺的心理戰三種成 分，融會貫通，連帶運用而來的。尤其他所謂情報網的佈置，真令人視為天羅地網，決不會有一點疏洩遺漏的罅隙，可以說他對於情報戰的運用，乃是以原始野蠻時 代的精神，而配合了現在科學時代的嚴密組織，及其所謂鐵的紀律三者結合而成的最殘忍、最毒辣的一種特技，凡是只要他細胞所能潛伏的地方，即使每一滴水，亦 都有其毒菌潛滋蔓延與分佈發展?。我們可以說，共匪的一切基礎，無論其是軍事戰、政治戰、經濟戰、社會戰、文化戰各種基本條件，〔第22頁〕都是建築在情 報戰之上的，亦可以說共產國際全靠情報而生存的。這種毒辣無比、殘忍不堪的情報戰，更不能不承認是共匪的特殊優點了，這是他特殊優點之四。

(證明中共擅長情報及間諜)

哈佛專家

共產主義不如三民主義

哈佛專家

第一節　帝俄與赤俄對華相繼侵略的傳統
俄國自伊凡三世建國以來，就是一個侵略國家。歐洲各國以俄國與中國訂約最早。滿清初年，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兩國疆界，俄國即曾侵佔中國疆土。自其一 八五○年佔領廟街以後，俄國更在東北割取我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的領土，在新疆亦割取我們霍爾果斯以西的領土。甲午中日戰爭結束，俄國乘機奪取我東北 鐵路建築權，隨即佔領旅順大連灣。八國聯軍之役，俄國出兵東北，辛丑和約訂立以後，各國撤兵，俄國單獨留駐不撤，以釀成日俄戰爭。此後美國與列強對我國採 取領土完整、門戶開放的政策，而俄國繼續侵略新疆，更與日本劃分「滿蒙」勢力範圍。
俄國革命之後，蘇俄政府於民國九年，宣佈撤廢其在中國的特權，但民國十年，俄軍即侵入外蒙，〔第9頁〕成立了他東方第一個傀儡「蒙古人民共和國」。九一八 以後，俄國表面上同情中國抗日，而實際上於民國二十四年，不顧中俄條約的責任，就出賣中東路於偽「滿洲國」。民國三十年，又與日本訂立「中立協定」，鼓勵 日本的南進。三十三年更悍然以我唐努烏梁海併入他俄帝的版圖。到了第二次大戰接近最後勝利的階段，俄帝竟依據他帝俄傳統的要求，提出對日參戰的條件，要挾 美英成立雅爾達密約。後來他對日宣戰不過六天，而日本投降，他乃侵佔我國東北，拒不撤兵，掠奪我東北工業設備，阻礙我政府接收主權，且嗾使朱毛共匪進入東 北。截至民國三十四年為止，帝俄與俄帝先後侵奪我中國領土共計有五百八十八萬三千八百方公里以上，幾乎佔了我固有領土三分之一的面積，在歷史上，實為我中 國惟一的世仇和大敵。

(帝俄亡我中華之心不死)

哈佛專家

第四節　俄帝侵華的目的
列寧侵略世界的戰略，是先向其敵人的弱點進攻，列寧認定亞洲——特別是亞洲的中國，為其敵人的重要弱點。史達林三十餘年來，即無日不照?此一陰謀指 標，企圖滅亡我中華民國，以為其侵略世界的起點。此一陰毒的謀略，在他一九一八年發表的「不要忘記東方」一文中，尤為具體，他的要點是：
子、亞洲是「帝國主義」「最可靠而確實的後方」。
丑、亞洲的無限資源和人力，是「帝國主義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
寅、蘇俄如不能攫得亞洲，蘇俄共產黨就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帝國主義」如不失掉亞洲，就不會完全崩潰。
卯、蘇俄共產黨，必須將亞洲從「帝國主義」「最確實而可靠的後方」和「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

(蔣公洞悉俄羅斯的野心)

哈佛專家

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及其來源（2007年修訂版）

有人說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只是社會主義理論中的其中一個支派。其實這是錯誤的。有學者指出社會民主主義雖然和社會主義有淵源，但它的思想來源可以溯源到十九世紀的英國的憲章主義，比社會主義的代表馬克思主義更早。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政治理論派別。

在中國大陸，共產黨常常說研究社會主義，要研究馬（馬克思，Marx）、列（列寧，Lenin）、史（史大林，Stalin）、恩（恩格斯，Engels）及毛（毛澤東）五位大師的思想。其實列寧還算是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但史大林和毛澤東就對馬克思主義有所歪曲了。

至於鄧小平主義，則是表面上提高生產力，但實際上只是提高生產量，但並未大幅提高生產的效率和質量。而其維持一黨專政的壟斷地位和極權政治的統治，和市場化的經濟改革不相適應，二十年來，特別是1989年以後，造成了大量的問題，特別是政治體制不改革所造成的問題。

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最早可以溯源到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英國的憲章主義，經過一百六十年的發展才漸趨成熟。1989年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發表柏林綱領後，社會民主主義才告定型。其中伯恩斯坦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奠基人，但他卻只是芸芸社會民主主義的傑出人物中的其中一個。

二十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是向自由主義靠攏，因此現在歐洲所謂的"第三條路"是向社會民主主義及自由主義吸收營養。

英國的首相布萊爾說得很坦白："社會民主主義是徹底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它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各地的情形的不同，以及社會的變化而不斷修正。正如資本主義在它的不斷發展中也不斷修正一樣，因此社會民主主義是很有生命力的政治思想。

在西方尚有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一詞，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究竟有何不同？有沒有不同之處？我則不知道了。

要注意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是不同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共產黨提倡的民主，它的英語名詞應該是Socialist Democracy。

以下是以簡表的形式，列出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

A. 萌芽期
(I) 萌芽期
(1) 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的英國的憲章主義(English Constitutionalism in 1830's-1840's)
(2)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法國的路易布朗主義，一稱布朗基主義 (Blanquism, founded by Louis Blanqui)
(II) 有了進一步發展
(3) 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法國的蒲魯東主義 (Proudhon, Pierre-Joseph) - not good
(4) 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德國(普魯士，Prussia)的拉薩爾主義 (founded by Ferdinand Lasalle)
(5)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英國的可能派及費邊社(費邊主義)(Fabianism)
B. 發展期
(1)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德國的伯恩斯坦主義(Bernsteinism, 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伯恩斯坦的思想影響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歐洲的社會黨的發展。這是社會民主主義出現第一次飛躍。
(2) 二十世紀初期的三項社會民主主義思潮
(a) 德國的考茨基主義(Kautskyism, Karl Kautsky, 1854-1938)
(b) 英國的麥克唐納主義 (MacDonald's Doctrine)
(c) 瑞典的漢斯新政 (refer to the new policy of the Prime Minister Per Albin Hasson)
C. 成熟期
(1)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a) 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立
(b) 1951年的法蘭克福宣言(Frankfurt Declaration) -  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二次飛躍
(c) 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哥德斯堡綱領 (Godesburg Program)
(2)198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綱領與柏林宣言(1989 Basic Programme and Berlin Declaration of SPD)
(3)英國工黨的現代化改革先驅首相托尼．貝理雅(Tony Blair, 1997-2005)與他的顧問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 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三次飛躍
(4)法國社會學家高茲(Andre Gorz)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

參考文獻：

1.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Author: Anthony Giddens)
2. Beyond Left and Right (Author: John Blundell, Brian Gosschalk, Publisher: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7)
3. 根據秦暉等人的文章而寫成此文
4. 根據文獻顯示，英國的左派比較傾向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名詞，而歐洲的左派則傾向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的名詞。

Louis Auguste Blanqui (February 8, 1805 - January 1, 1881) was a French political activist. The theory of Blanquism is attributed to him.

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 (December 11, 1856 – May 30, 1918; Old Style: November 29, 1856 – May 17, 1918) was a Russian revolutionary and a Marxist theoretician. He was a founder of the Social-Democratic movement in Russia.

哈佛專家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有甚麼分別？
政經趨勢, 文化生活, 共產主義, 工人階級, 工業革命, 無產階級, 社會主義, 經濟, 階級, 馬克思主義
2019年10月25日 by Hugo Sze

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之下，社會的生產、資源分配及商品交易，在社會及共產主義眼中，造成剝削工人、擴大貧富差距等問題。因此，在經濟哲學上，無論社會主義（Socialism）或共產主義（Communism），均提倡公有制，反對私有制。儘管「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基本立場上有相近之處，但兩者之間仍有重要分別。

社會主義思想淵源，可追溯至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在「理想國（Republic）」中描繪的集體社會。至 18 世紀工業革命，工廠老闆積累大量財富，許多工人卻日益貧困。當時出現的社會主義，便是向工業革命以來，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極端經濟、社會變化，以及苦苦掙扎的工人作回應。

19 世紀上半葉，像法國哲學、經濟學家 Henri de Saint-Simon、Charles Fourier，與英國企業家 Robert Owen 等早期社會主義思想家，紛紛提出其社會主義模式，提倡改以合作及社區為基礎重組社會，改變由市場控制商品的供求關係，放棄資本主義下的競爭模式。

隨後，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社會主義思想家，德國猶太裔人馬克思（Karl Marx），跟其夥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於 1848 年出版「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書中其中一章，批評早期的社會主義模式是不切現實的「烏托邦式」空想。馬克思與前者的分別在於，他認為所有歷史皆是階級鬥爭史，而工人或無產階級，將戰勝資產階級，由此贏得生產的控制權，永遠抹去所有階級。

共產主義，有時會轉述為馬克思主義所定調的革命社會主義（Revolutionary Socialism），其出現同樣源於對工業革命的回應。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一個必經階段。然而，由於馬克思與恩格斯二人，未有明確區分共產主義及社會主義，使兩個術語長期為他人所混淆。

兩者主要分別是，在共產主義下，沒有所謂的私有財產，資源由每個人各取所需。同時，國家由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控制各方面的經濟生產，並向公民提供其生活基本的必需品，包括食物、住屋、醫療服務及教育。相反，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個人仍然可以私產，但工業生產及其他主要創造財富的渠道，則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擁有及管理。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一書中，總結其共產主義哲學為「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即按需分配。由於經濟產出是按需分配，將能消除白領、藍領，以及城鄉之間的社會摩擦，每個人均可以釋放最大潛力。相較之下，社會主義乃根據人們對經濟的個人貢獻，獲得相應補償。同時，社會主義經濟體系鼓勵個人努力及創新。現代社會主義最常見的形式，是透過民主程序實現社會改革及財富再分配，且體制可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經濟並存。

在如何實現方面，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亦有明顯分別。前者視工人的暴力革命，為反對中產及上層階級、建立純粹共產主義國家的必然之路。後者則不視暴力革命為必然，採取更靈活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者同樣尋求變革與改革，但堅持在現有的社會、政治結構框架內，以民主進程推動變革，而非推翻整個結構。

那麼，共產主義有否付諸實踐？1917 年，列寧（Vladimir Lenin）領導的俄國革命，便嘗試實踐馬克思主義理論，創立世上第一個共產主義政府，直至 1991 年蘇聯崩潰。今天，高舉共產主義旗幟的國家還有中國、古巴、朝鮮、老撾及越南。但實際上，一個純粹、完全的共產主義國家從未出現。上述國家之所以能歸類共產主義國家，是因為其中央政府全面控制經濟及政治體系。然而，沒有一個國家能按照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真正消滅私有財產及階級。

同樣，歷史上亦沒有國家真正完全實現社會主義狀態。即使是挪威、瑞典及丹麥等被視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地方，亦同時擁有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領域。這些國家大致遵守在 20 世紀下半葉興起，更為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 （Social democracy）政策：結合社會主義及資本主義，控制經濟生產方式。換言之，即「主要創造財富的渠道」，並不完全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擁有及管理。

儘管不少歐洲及拉丁美洲國家，均採用社會主義的規劃，例如大學免費、全民醫保、兒童補貼等，甚或選出提倡社會主義的領導人，但彼此的成功程度皆有不同。如委內瑞拉的社會主義制度，便令國家陷入困境。

哈佛專家

正好，我也有同志朋友！他們跟我一樣熱愛民主自由，也熱愛中國，認為中共不等於中國！

無論基督教或天主教都要中國化，都不能搞排斥佛教及道教這一套，否則沒有市場。因此，基督教及天主教傳入中國，不像共產黨一樣一教獨大或一黨獨大，反而要提倡宗教信仰自由。但共產黨並不怎樣提倡宗教信仰自由，而且要所有宗教臣服於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基督教和共產黨比較，誰更邪惡，不是一目了然嗎？

哈佛專家

蔣介石有先見之明，共產黨真的是敵基督！

哈佛專家

中共成立以來殺人記錄
2019-07-01 11:12

曹長青
美籍華裔獨立評論員。曾任中國《深圳青年報》副總編輯。現為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主持新聞及文化評論網站《長青論壇》（cq99.us）。

[完整介紹]
僅以共產黨建黨以來，尤其是在中國建政之後，以政權的力量使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一事實，中共就絕對沒有資格繼續執政，而應接受歷史的審判。示意圖／取自Pixabay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周年日。在共產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今天，中共仍壟斷著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權力。不少人期待這個黨能夠進行政治改革，把中國引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且不說在國際共產運動中，沒有任何一個共產政權是主動放棄權力、放棄專制而走向民主的（東歐的全部共產政權，包括蘇聯，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後建立的民主政府）；且不說共產運動中是否會產生異數，中共是否有這種願望和能力，僅以它建黨以來，尤其是在中國建政之後，以政權的力量使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一事實，中共就絕對沒有資格繼續執政，而應接受歷史的審判。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資料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據（在中共建黨周年之際），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中共當局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據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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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據：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據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據比上述中共官方數據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餘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據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十、歷史將審判中共

史達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據。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哈佛專家

曹長青的確是基督徒，而且立場是屬於美國右派(共和黨)。

哈佛專家

中共殺了很多人是事實，特別是文革和六四。難道要我們學中共一樣說謊，話六四只死了二十三人？這是什麼世界？

哈佛專家

(曹長青是在移民美國後受洗成為基督徒的，他選擇基督教。曹長青較少談信仰，但自稱是信仰基督教。)

曹長青不要再褻瀆劉曉波的精神遺產了
2017-07-23 07:18
余杰
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表達自己觀點。代表作品：《火與冰》《鐵屋中的吶喊》《劉曉波傳》…等。


劉曉波剛剛去世，此前不遺餘力地撰寫數萬字長文辱罵劉曉波及《零八憲章》運動的曹長青，立刻搖身一變，在台灣媒體上大曬與劉曉波有過一段「友誼」，甚至秀出一張早年與劉曉波的「親密合影」。對此，劉曉波的友人莫之許憤怒地譴責説：「像曹某人這樣的大字報文章，本來不值一駁；指出其無恥和扭曲，只是為了告訴他及其同類，做了惡，就不要指望沒人會記得。當他再曬出與曉波合影的時候，我只想得起兩個字: 人渣！」

曹長青是不是人渣或文痞，當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曹長青長期以來對劉曉波的惡意攻擊，確實成為共產黨虐殺劉曉波的計劃的一部分，或者説他間接地配合了共產黨消滅劉曉波的肉體和精神的大陰謀。在這個意義上，曹長青與他口口聲聲要推翻的共產黨成了親密無間的同路人。

劉曉波是愛和自由的使者，曹長青是仇恨的奴隸

劉曉波不是聖人，不是不可以批評。我是劉曉波的好友，也跟劉曉波在某些議題上存有分歧，甚至與劉曉波發生過多次激烈的辯論。君子和而不同，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然而，曹長青所做的，並非嚴肅認真的批評，也不是希望通過辯論達到「求真」的目標，而是刻意歪曲事實和誹謗對方，就像此前他對劉賓雁、高行健、王丹、胡平以及每一個比他擁有更高知名度的人士「蜀犬吠日」式的辱罵——他居然可以將批判王丹的文字結集成一本專書，真讓人佩服他有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他的「仇恨學」像野草那樣四處蔓延、無邊無際。

然而，曹長青的有關劉曉波的論述幾乎都是強詞奪理、邏輯混亂、經不起推敲的。比如，曹長青說劉曉波不是真愛自由，理由是劉曉波不願選擇流亡西方，到西方享受此生的自由，而是要回國「享受被擁戴的感覺」，是為了「沽名釣譽」。而他自己留在美國，才是真正熱愛自由。如此顛倒黑白，將劉曉波的勇於承擔抹黑為虛榮之心，這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又是什麽呢？若是以曹長青的邏輯，劉曉波爲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付出「被癌症」而死的代價，那不是太不划算了嗎？若劉曉波是曹長青所定義的工於心計、精心計算之徒，為什麼劉曉波會選擇這件虧本的買賣呢？

因為劉曉波不願像曹長青那樣成為仇恨的奴隸，所以曹長青也將劉曉波當作仇恨的對象。曹長青清楚地知道，無論是將自己拔高成劉曉波的「敵人」（劉曉波早就宣稱「我沒有敵人」，恐怕曹長青無論寫多少大字報都無法享有此種「殊榮」），還是將自己偽裝成劉曉波的朋友，都不足以成功地「消費」劉曉波。唯有堂而皇之地踏在劉曉波的屍骨上——雖然劉曉波的骨灰被共產黨撒入大海，但劉曉波留下了豐富的思想遺產——「曹長青」這個名字才能被更多人知道。因而，醜化、貶低、解構劉曉波的精神遺產，成了曹長青的當務之急，甚至比他紙上的「反共大業」還要重要。

就這樣，曹長青成了名副其實的「食屍人」，連沒有屍體的劉曉波都不放過，其寄生本領之高強，堪稱舉世無雙。

劉曉波求仁得仁，曹長青與共產黨「精神同構」

劉曉波去世之後沒幾天，曹長青急急忙忙地拼湊出一篇曠世奇文〈別再胡扯「暴力、非暴力」的假議題了〉。他毫無同情和悲憫之心，亦喪失了基本的、正常的人性。在這篇文章中，曹長青模擬了與劉曉波的一場對話：「曉波，你不是痛斥中國人『生活在荒誕中卻沒有荒誕意識』嗎？從你給皇上遞諫言狀子《零八憲章》，到被重判11年；從你高喊『我沒有敵人』、要『非暴力、消除仇恨』，到你走向死亡、被葬身大海的整個過程，難道不是太荒誕了嗎？在你最後清醒的時光裡，是否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這種荒誕呢？」所以，曹長青的結論是：「劉曉波用生命的代價，徹底否定了他那一堆錯誤的言論。」

荒誕的不是劉曉波，而是曹長青自己。劉曉波的生命和思想世界，對曹長青這樣「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來說，真是「夏蟲不足以語冰」。以曹長青的怯懦卑賤、狹隘偏執，豈能理解劉曉波飛蛾撲火、求仁得仁的殉道選擇？劉曉波用生命實踐了「我沒有敵人」和非暴力抗爭的理念，不僅不「荒誕」，而且崇高而偉岸。劉曉波的殉道，使得以暴易暴、以惡勝惡、成王敗寇的中國二千年專制史有了轉向的可能性。

從「八九」學運到《零八憲章》這將近二十年時間，劉曉波的個性從狂放變得謙卑，從銳利變得溫潤，但其始終不變的是非暴力的理念。非暴力對劉曉波來說，不是策略，而是價值和信仰。用劉曉波自己的話來說，「那是一種直面暴虐的超常勇氣，一種忍受痛苦和屈辱的超常能力，用仁愛面對仇恨，以尊嚴面對羞辱，以寬容面對偏見，以謙卑面對傲慢，以理性面對狂暴，最終逼迫加害者回到理性和平的規則中來，從而超越『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在此意義上，劉曉波與甘地、馬丁·路德·金、屠圖主教、達賴喇嘛等非暴力的倡導者併肩而立。曹長青若要否定劉曉波，必然也要同時否定這群偉大的哲人和行動者。

歷史選擇了劉曉波，而沒有選擇曹長青。劉曉波的思想是中國民主化道路上的一塊「閃光石」，曹長青的謬論卻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躲開的「爛泥塘」。若生活在文革期間，曹長青必然是姚文元、余秋雨式的「毛主席的棍子」。幸虧曹長青「生不逢時」，在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群體中早已聲名狼藉；唯有在台灣偽裝出「比綠更綠」、「比獨更獨」的模樣騙吃騙喝。不過，這種騙術是無法持久的。台灣公共知識分子楊憲宏、胡忠信、林保華等人近期不約而同地評論説，曹長青身上充滿了共產黨特有的氣味。

未受洗禮的劉曉波，比自稱基督徒的曹長青離上帝更近

劉曉波從基督精神中取來火種，致力於在中國宣揚愛與公義；而愛與公義唯有在基督信仰中才能得到完美的平衡。正如台灣學者葉浩在爲我的新書《不自由國度的自由人：劉曉波的生命與思想世界》所寫的序言中所論：「九○年代之後的國際上討論轉型正義的文獻，也經常處理『原諒』或『饒恕』與『正義』之間的兩難。學界主流向來認定愛與正義乃不可兼得，甚至必然衝突。但基督教倫理學立埸卻傾向指出，『愛』是超越以牙還牙這類的應報性思維，也不該淪為平等互惠之類的交易邏輯；雖然拒斥敵我對立的惡性循環，但也絕不等於認同為惡者，或取消了為惡者的惡之所以為『惡』。」這樣的精神境界，是未來中國民主轉型過程中重要的思想資源，卻是被仇恨所主宰、從來沒有一個朋友、滿目皆是敵人的曹長青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

在探索基督精神的旅途中，劉曉波是其同代人中走得最遠的一位。劉曉波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耶穌成為殉難的榜樣：面對權力、財產和美色的誘惑，耶穌說『不』；面對被釘十字架的威脅，耶穌仍然說『不』。更重要的是，耶穌說『不』時，沒有以牙還牙的仇恨和報復，反而滿懷無邊的愛意和寬容；沒有煽動以暴易暴，反而堅守非暴力的消極反抗，一邊馴順地背起十字架，一邊平靜地說『不』！」

未曾受過洗禮的劉曉波，比自稱基督徒的曹長青離上帝更近。曹長青號稱基督徒，卻並不熟悉聖經，也不研讀神學，不懂得什麽是愛和犧牲，不懂得什麽是謙卑與奉獻；他尊奉的是共產黨教給他的那套比狠、比毒、比惡的生存方式。他在自由的美國生活了數十年，卻永遠是共產專制思想的囚徒，從不曾真實地體驗過劉曉波所酣暢的那種大自由和大喜悅。

曹長青是典型的法利賽人和「口砲黨」。他對戳穿「口砲黨」真相的劉曉波充滿刻骨仇恨，甚至超過了對共產黨的仇恨，正如青年一代人權活動者古懿諷刺的那樣：「他們在大洋彼岸做夢都想著殺死自己的敵人，但劉曉波在他們敵人的籠子裡說：『我沒有敵人』，於是劉曉波就成了他們的第二個敵人。在劉曉波殉難的時候，他們才把劉曉波稱做朋友，因為他們需要用劉曉波的生命點燃怒火，燒死第一個敵人。」幸運的是，劉曉波雖然離開了，卻不會輕易被他們利用，劉曉波的思想遺產像鏡子一樣照出曹長青之流的「小」來。

曹長青孤家寡人，劉曉波後繼有人

卑賤是卑賤者的通行證，這似乎成了卑賤者成功的秘訣。曹長青的卑賤就在於，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始於深不見底的「幽暗意識」，並終於捷克作家克里瑪所説的「陰溝中的氣味」。在這篇惡意橫流的文章中，他貌似幽默地寫到：「沒人逼民運領袖劉曉波胡平們去搜刮步槍、手榴彈。別先嚇尿褲子了，打出白旗，把老百姓們全擋回去了！」這句話涉及劉曉波當年在天安門廣場上勸說撿到戒嚴部隊槍支的學生和市民交出槍支、並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親自砸毀的往事。槍支來歷不明，或許是軍方有意丟棄，讓市民和學生撿到後使用，軍隊就有了開槍殺人的理由。那幾桿槍無法對抗擁有重武器的野戰軍，卻能使留守廣場的數千名和平示威的學生和民眾陷入巨大的危險之中。劉曉波的決斷之舉，是明智的，挽救了最後撤離廣場的大批民眾的生命。這一點早已被歷史學者所肯定。

然而，當時並不在廣場上的曹長青，卻躲藏在遙遠的黑暗角落大肆鼓吹暴力反抗，反正死亡的都是那些跟他沒有關係的無辜者。這種讓人齒冷的冷血與殘酷，跟當年宣稱要用獻血喚醒民眾，但絕對不能流自己的血的學生領袖柴玲真是不分高下。

曹長青不僅故意扭曲歷史，而且猛烈攻擊殉道者劉曉波及其同道是「懦夫」：「劉曉波為了自己的活命，也為了做自己的『高級秀』，整出這一堆什麼『非暴力、沒有敵人、沒有仇恨』的景兒，於是一幫對諾獎叩頭的人們就真跟著唱和起來了。鬧不鬧呵！不讓端著刺刀的共產黨笑話嗎！」曹長青驕傲地在其文章的末尾署上寫於「美國夏威夷」的備註。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鼓吹暴力革命的，偏偏是像曹長青這樣在美國安居樂業者，因為他們永遠不會光臨前線，爲他們當砲灰的都是沒有面目的「老百姓」。

其實，稍稍具備一點常識的人都知道，在今天的中國，暴力革命既不具備現實可行性，也不能達成民主憲政的願景。共產黨害怕的，從來不是居住在安全的美國、口頭上鼓吹暴力革命的曹長青，而恰恰是主張非暴力抗爭的劉曉波。共產黨清楚地知道曹長青是一個色厲內荏、人格破產的孬種，曹長青在外面喊叫一萬聲，也不會威脅到共產黨一絲一毫。

近年來，曹長青日漸成為顧影自憐的孤家寡人，而劉曉波的精神遺產正被越來越多中國知識分子和民眾所接受、所承襲、所高舉。劉曉波的友人、學者金雁在北京舉行的劉曉波追思會上指出：「曉波走了，我們還活著。我們要硬氣的活著，我們要替死者活著，因為他們有沒有做完的事情需要我們去做。東歐的民主運動中，有很多人先後離去，或者被送到了精神病院。他們中間有一句話：在生者和死者之間，有一個道德契約。活著的人有義務把死者的事情完成。」金雁的告白，在天堂的劉曉波一定能聽到，一定深感慰藉。

哈佛專家

我以前看過曹長青的文章。他亦是說選擇加入基督教。

哈佛專家

曹長青並不是隱形的基督徒。他的基督徒身份是公開的。但我不太知道他屬於那間教會。至於桑普，我不知道他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