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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討論] 香港:保存和傳揚中華國學的要地

提起香港及其文化,人們大多只認為是中西融匯之處,很少將其直接與「國學」或「國粹」聯掛,更或者會貶之為所謂「文化沙漠」。然而,如深究其實,上述看法則大謬不然。在回歸前的一百五十多年內,香港是英國治下的自由貿易港,後更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富有高度發達的商業文化和物質、精神文明;加以華人佔全體居民的百分九十八以上,漢語、粵語及華文流行,在內地多番劫難時又有大量文化人分批南來,遂使中國文化在港土根深蒂固地留存和發展。本文要特別強調的是,在回歸前的將近半個世紀,當「國學」或傳統文化經歷一次次被大革其命而花果飄零之際,正是香港這個南溟涯岸的海島,頑強地保全了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成為「國學」精華得以傳揚、繼續發展的要地,同時也變成無數落魄文化人的避難所,使他們可在此寶地喘一口氣、稍事休息而再度勇往直前。

一、中國文化新宣言由香港發至全世界

1、〈中國文化的世界宣言〉由新儒家自香港發出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伴隨着馬克思列寧主義主導神州大地,儒道等眾多中華傳統文化經歷了長期受挫的命運,不是一再被批判為封建糟粕,就是跟隨文化人的劫難而乏人問津。

繼1950-1952年的思想改造、文藝批判,1954-1955年批判胡適及唯心主義,1955-1956年批判胡風及肅清暗藏反革命之後,1957年知識分子又遭逢了特大災禍 ― 反對資產階級右派鬥爭。是役,55萬多知識精英被一網成擒,從此長期失卻研究國學的起碼資格,淪為被迫獻出體力接受勞動改造的階級敵人。

值此北國士子受辱、斯文掃地之際,遙望南天,在昏黑陰霾中卻突顯一縷曙光。1958年元旦,移居港台的新儒家學者唐君毅(1909-1978)、牟宗三(1909-1995)、徐復觀(1903-1982)及張君勱(1887-1969)四人,在香港的《民主評論》九卷一期刊載了共同署名的一篇宣言:〈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 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常簡稱為〈中國文化的世界宣言〉)。

〈中國文化的世界宣言〉檢討過往對中國文化的錯誤詮釋甚或認為「中國文化已死」,表明要了解和重建中國文化並對之具備「溫情與敬意」;又肯定儒家的心性之學不僅注重倫理,而且對人類未來存在着「終極關懷」;但儒家的仁政須融合西方民主與科學的思想,方能達致「天下為公」。〈宣言〉的作者們感歎中國文化的厄運,深信儒學等之「花果飄零」終歸會有「靈根自植」之重生。

香港新儒家學者的此一舉措,對於處在「淪亡」邊際的「國學」,無疑起了固本培元的作用,它們雖僅是死水中的微瀾、黑暗中的弱光,但卻是向全球昭告中國傳統文化不滅的世界性宣言。

2、港台新儒家發揚國學及其貢獻

新儒家不但發表宣言,而且在香港堅持繼續研究儒學及中國傳統文化,並作出各自的貢獻。原來在1919年五四運動及同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中,新派士子雖適應時勢提出民主和科學等進步主張,但有些人卻偏激地要「打倒孔家店」和「全盤西化」,於是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張君勱、賀麟等乃堅持要捍衞及復興儒家文化,被稱為第一代「新儒家」。1949年後,他們大都留在內地,而移居海外的唐君毅、牟宗三和徐復觀則成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播遷港台的新儒家學者為了傳揚和肯定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堅持重建儒學、再構體系,並分別進行各自的深入研究。他們的哲學思想和主張並不完全相同,但在弘揚國學的精神方面,卻是異曲同工。

唐君毅著有《人生之體驗》、《人文精神之重建》、《中國人文精神的發展》、《中國哲學原論》、《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等,主張「承繼中國固有之和融貫通而充實圓滿之人文精神,再開出分途發展之社會文化領域」(《人文精神之重建》)。

牟宗三著有《周易的自然哲學與道德涵義》、《邏輯典範》、《道德的理想主義》、《中國哲學的特質》、《佛性與般若》、《心體與性體》、《生命的學問》等,認為中國文化是以儒學為主的一個生命方向及形態,假如這個文化動源的主位性保持不了,則民主、科學等都是假的,即使現代化了亦只是「殖民地」身分。

徐復觀的著作有《學術與政治之間》、《中國思想史論集》、《中國藝術精神》、《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兩漢思想史》,他強調「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主張「要把中國文化中原有的民主精神重新顯豁疏導出來……使這部分精神來支持民主政治(〈我的若干斷想〉)。

與此同時,另一南來學者錢穆(1895-1990)也堅持提倡儒家思想,認為既要汲取西方文化的優點,唯「文化更新,亦需自本自根,從內身活力發榮滋長」。錢穆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其代表作有《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文化史》、《朱子新學案》等等。他堅持儒學-理學的教育方向,一到香港就辦起亞洲文商專科夜校,1950年更名為新亞書院,後來成為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的成員書院之一。

錢穆和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在海外堅持研究和講學並重,培養了許許多多的學生,其中不乏傑出的新國學人才。他們通過不朽努力,在海外保存了一支傳統文化隊伍,為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後文化重生和海內外學術界交融,奠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礎。正是港台的新儒家第二代,成為中國內地新儒家第一代和後來海外新儒家第三代的中堅環節,起了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關鍵作用,亦使香港扮演了存揚國學要地的光輝角色。

二、中華文化優良傳統在香港不斷弘揚

1、儒道佛諸學得以在香港繼往開來

中國自唐代以降,就出現儒、道、佛「三教」合流之趨勢。此三者正是國學之精粹,並在香港長期、無間斷地茁壯成長,而免遭內地十年(1966-1976)文革般被打砸搶的厄運。在港九各地,相關的研究組織或機構甚多,如孔教學院(1930)、佛教聯合會(1945)、圓玄學院(1950)、壽山佛學院(1964)、能仁書院(1969),以及後來的法住文化學院(1987)、道教學院(1991)、佛教學院(1999)等。三教寺廟之繁多自不待言,就是它們所開設的中小學校或幼稚、幼兒園也各在數十之眾。正是第二、三代「新儒家」,及許多道學、佛學專家屹立於港台諸地及海外,持之以恆地鑽研本門的學術,方使相關的中華國粹不致完全折墮。

「國學」在香港的發展,還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即許多國家級的大師或文人學者曾南下本港,或播遷,或經停,對香港地區的學術文化產生了難以估量的影響。洎自近代,可羅列出一大串不同時期的南來者大名,諸如王韜(1862來港)、容閎(與陳蘭彬等經辦首批留美生,於1871-1872由港出發)、黃遵憲(1870經港)、康有為(1887經停)、梁啟超(1900南下)、丘逢甲(1896及1900經港)、賴際熙(1923建學海書樓)、魯迅(1927三過)、許地山(1935來港)、鄒韜奮及胡愈之(1936等創《生活日報》)、蔡元培(1937來港)、茅盾(1939來港)、胡繩(1939來港)、張友漁(1939來港)、戈寶權(1939來港)、胡風(1939來港)、蕭紅(1939來港)、陳寅恪(1940經停)、梁漱溟(1941創《光明報》)、茅盾(1941創《筆談》)、鄭德坤(1948、1979經停)、錢穆(1949遷港)、羅香林(1949遷港)。其中,碩果猶存的還有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

上述學者在香港或經或停,時間長短不一,於此從事研究、撰述的程度有別,但每個人的香港經歷都值得分別作專門之探索,如集中整理起來不啻是「國學與香港」系列,可成一部國學史的燦爛篇章。

2、漢文學優雅文風和書法正體賴港台以存

如以廣義而言,國學即等於中國傳統文化,而不限於儒學等諸子百家。中國傳統文化之首應道及的,當推經歷數千載而從不間斷的中國語言文學,更準確地說即中國境內通行的「漢語文」。那數以五六萬計的方塊漢字,脫胎於象形的藝術書法字體,自是中華民族祖先智慧的結晶。至若漢文本身,更具簡煉、明確、優美的特點,一提及古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及明清小說,舉世莫不稱道。

然而曾幾何時,中華母語中的「陽春白雪」竟至蕩然無存的邊緣。猶記1949年後的神州大陸,廣泛流行起傳自老解放區的「搞」﹑「同志」﹑「愛人」等等。「搞」原在湖南盛行﹐後來轉至延安﹐有人開玩笑說﹕1949年後﹐一個「搞」字攪動了全中國。甚麼都可「搞一搞」﹕「搞革命」﹐「搞工作」﹐「搞飯吃」,「搞錢用」﹐「搞戀愛」﹐乃至「亂搞男女關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于是乎,「先生」、「女士」、「夫人」、「小姐」、「內子」、「伉儷」一類的雅稱,許許多多優美精緻的詞語,都從工具書中消失了。在那史無前例的「十年」,八億人口共用一部《新華小字典》亦已足矣。當其時,反觀羅湖及台海對岸,港台等地卻擔負起保存、弘揚中華文化的大任,漢語的雅文繁體賴之以存,優雅的散文、小說和免致殘缺的書法藝術,依然承前啟後地發展着。

傳揚中華文化,自離不開傳媒載體。在這一方面,香港也因出版自由而享有優勢。以近代漢文報刊來說,在回歸祖國之前,其縈縈大者竟不下五六十種,諸如《中國叢報》(1844遷港)、《遐邇貫珍》(1853)、《華字日報》(1872由《德臣西報》中文版改稱)、《華僑日報》(1925)、《星島日報》(1938)、《大公報》(1938)、《文匯報》(1948)、《新晚報》(1950)、《明報》(1959)、《新報》(1959)、《天天日報》(1960)、《明報月刊》(1966)、《東方日報》(1969)、《香港文學》(1985),等等。在一彈丸之大的港區,竟有如此眾多的漢文報刊相繼面世,允稱中國文化傳播史乃至世界新聞出版史上的奇葩。

3、華夏子嗣民生精華和通俗文化在這裏存根

俗語說,民以食為天,「衣食住行」可謂中華民生的根本。然在1979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傳統極為豐富的衣食文化,也呈現無處不蕭條的慘況。在那「中華兒女……不愛紅裝愛武裝」的歲月,全國山河一片藍(布褂)、綠(軍衣)。其實就連中山裝、列寧服等樣式也是舶來品,漢裝、唐服、旗袍則早成封資修黑貨而遭剪除。至若中華美食,本有四大名菜(粵、川、揚、魯)或十大名菜(京、魯、揚、滬、浙、閩、粵、湘、川、滇)之分,但彼時全國民眾僅能糊口,熬白菜、番薯飯是為常態,野菜樹根成了憶苦的好材料,老百姓哪敢也莫能提倡甚麼新菜式。慶幸有港台等處,方能令華夏子嗣的民生精華得以完好地保存,並能和西方的衣食競一短長。在香港這一衣食天堂,西裝旗袍堪稱絕配,粵川京滬名菜與西餐印菜並存,中華數千年的餐飲傳統進一步傳揚到全世界。

在十年文革時期的內地,中國各類傳統歌舞劇也均被視作傳揚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毒草,或當成靡靡之音而遭摒棄。那年月,八億人口只能看八個樣板戲;真正實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寶地,是在香港,故各類地方戲尤其是粵劇才能於此獲得推陳出新。人們常謔稱,1979年開放時,有兩股「鄧旋風」席捲了神州大地;「鄧旋風」者,鄧小平(政治經濟)、鄧麗君(文化藝術)之謂也,可見無論歌、劇、影,香港這一「文化沙漠」均曾一度領先。

更有進者,中華的一些俗文化,於港、台也是此處風光獨佳。例如,以李小龍為龍頭的「中國功夫」,以梁羽生、金庸、古龍為代表的新潮武俠小說,都在海外發揮到淋漓盡致,為中華文化武庫增添了新兵器。

三、港澳諸地是海外漢學起源地和避難所

1、西學東傳及海外漢學肇始於粵、港、澳

若以英文而論,「國學」或「漢學」均同為Sinology﹐或亦稱China Studies(中國學)﹐蓋本國人研究中國稱「國學」,外國人研究中國稱「漢學」。就此關聯而言,談及「國學與香港」自離不開「漢學與香港」這一命題。漢學起自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由來華的外國傳教士領頭。而當時的廣東尤其是其管轄的澳門、香港(1841年前香港天主教曾屬澳門教區),正正是西方教士進出之口。明清之際,許多天主教中人都通過屯門、澳門或上川島入華;一旦被貶,都驅逐至澳門等處。他們常在廣東一帶,學習漢語官話或粵語,並從事儒道等經典的翻繹。

後來基督新教教士,如英人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蒞華也都循此途徑。馬禮遜紀念學校是在1842年於香港建立的,他在馬六甲所創的英華書院也於1843年遷來本港。美國公理會教士波乃耶(Dyer Ball,1796-1866),一度於1843年舉家遷住香港,並在此出版《華英和合通書》。

另一漢學家波乃耶(James Dyer Ball,1847-1919)則出生廣州,但歷任香港政務廳的通譯、保安官員等職務,先後在遠東為英國政府服務達三十五年之久。他著有多部漢學著作,包括《中國風土人情事物記》、《簡易廣東語》、《潮州語》、《如何書寫中文》、《唐朝的中國人》、《聖城澳門 ― 東方的明珠》等書。

1847年,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香港分會成立,也大大便利漢學的研究。1871-1872年,中國首批留美學生(容閎、陳蘭彬等經辦),即由香港出發。

2、香港是世界宗教展覽館和漢學重要基地

如果說,東方的泉州曾被稱為「世界宗教博物館」;那麼,南方的香港則可稱為「世界宗教展覽館」。在港九各地,儒、道、佛、回、猶太、錫克、天主、新教和平共存,生生不息。諸教的寺觀廟堂四處林立,其所建的學會、書院、中小學校及醫院比比皆是,這既利於國學、漢學的蓬勃發展,也方便從事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

必須指出,諸教的辦學傳統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也使香港的文教事業具有較佳的前景。自1841年開埠以來,一些馳名的中上院校紛紛成立,如馬禮遜紀念學校(1842)、英華書院(1843遷港)、中央書院(1862)、中央女子書院(1890)、香港大學(1911創辦)、華仁書院(1919)、學海書樓(1923)、漢文中學(1926)、達德學院(1946)、珠海書院(1947遷來)、南方學院(1948)、新亞書院(1949)、崇基學院(1951)、浸會學院(1956)、中文大學(1963)、嶺南書院(1967)、香港能仁書院(1969)、樹仁書院(1971)、香港理工學院(1972)、香港城市理工學院(1984)、香港科技大學(1988)、香港公開進修學院(1989)、香港教育學院(1994),等。其中許多大學均設有中文系,便利中國文化的傳承,像香港大學中文系設於1927年,其他還有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嶺南大學中文系等。

此外,香港社會人士不唯身體力行地弘揚中華國學,而且在港英當局的殖民統治下,長期致力於爭取漢語文的法律地位。早在1930年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已經成立,1963年香港中文大學正式創建。此後,學界於1968年開始向政府爭取中文合法化,1969成立中文教育促進會,1970公事並用中文研究委員會成立。及至1972年,立法局會議上首次有議員使用中文發言,法庭也擴大使用中文,同年林語堂主編《當代漢英詞典》出版。1974年,政府終於立法通過中文與英文享有同等法律地位,但社會各界仍於1978年成立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孜孜以求母語教學之完全實現。此情此景,此志此節,令人讚歎不已、感佩良深。

歷史走至今天,香港因國際大環境變化和自身結構調整問題,其對中華文化所發揮的前哨作用或已不如昔日,但這顆璀燦的東方之珠仍未失色,她依然和神州大地各省區齊頭而進、並駕齊驅。而吾人對香港及香港人為中華、為「國學」,所扮演過的輝煌、壯麗角色,尤其不可有時或忘。

[撰於2014年12月22日,于時春秋七十有七]

http://www.world10k.com/blog/?p=2843
傳自老解放區的「攪」﹑「同志」﹑「愛人」等等
抽刀斷水 發表於 2015/3/9 00:06


您攪錯啦,「攪」「同志」「愛人」全部都係中國文化黎咖:

同志
《後漢書·卓茂傳》:初,茂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勛、安眾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六人同志,不仕王莽 時並名重當時。
《紅樓夢》第120回:樂得與二三同志,酒餘飯飽,雨夕燈窗,同消寂寞。


詩·小雅·何人斯》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愛人
三國 魏 嵇康 《聲無哀樂論》:可以我愛而謂之愛人,我憎則謂之憎人,所喜則謂之喜味,所怒則謂之怒味哉?
1. 你引「同志」例子應與共產黨的同志意思不同吧 ?

2. 「攪」跟「搞」是不一樣。

3. 你引「愛人」例子,是「我所愛的人」(the people I loved)還是「我去愛那人」(I love people)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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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國共產黨都有權用中國文化卦?
《國語·晉語四》: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

2. 搞字都係中國文化http://www.cuhk.edu.hk/ics/clrc/ncl_5/zhu.pdf

3. 唔知神愛世人係君子定細人
《禮記·檀弓上》: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de omnibus dubitandum
1、西學東傳及海外漢學肇始於粵、港、澳
抽刀斷水 發表於 2015/3/9 00:06


漢学的誕生年代比香港開埠早,唔可以乜都領功。
http://en.wikipedia.org/wiki/Jean-Pierre_Abel-R%C3%A9musat

日本漢学早在唐朝已開始了
http://www.ic.daito.ac.jp/~oukodou/kuzukago/nihonkangaku.html
唔用「肇始」,用「流行」得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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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6# 抽刀斷水

都係唔同意。香港在漢学發展中有involvement,但要講到漢学要靠香港流行就太誇大。

您篇嘢甚多偏頗,supporting 資料不太準確。根本傳教佬同漢学家係兩回事,佢就炒埋一碟。60-70年代鬼頭幫辦都一樣学中文,唔通又同漢学有關?

點解作家/文人冇張愛玲份?鄧麗君係香港歌星咩?大陸嘅大学向來都有中文系咖啦,若果中文要靠香港大学的中文系才可傳承就痾拔甩矣。
(上述香港大学係香港的大学咁解。個名都改得畸零過人)
唔好話我篇野啦,我轉載架咋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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