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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資料] 孙冶方基金会:基督教传入农村的社会背景和发生机制

第一节 农村基督教发展的社会背景

西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在农村的快速发展,大致有四大社会背景,分别是历史积淀、30年巨变、革命后果、基层政权部分撤出农村。除西方宗教的传播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能够影响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外,其他三大社会背景是最基础的。首先,改革近三十年农村的巨变在发展农村的同时,也在农村沉积了诸多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给农村社会带来阵痛,如社会的结构性紧张、心理的波动、家庭危机、伦理失序等,急需要安定人们的心理、固化社会结构以及提供相关的社会服务。然而,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体系在经历新中国前三十年农村改造和历次运动之后已经支离破碎、不成系统,无法应对转型期人们的精神与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基层组织在近三十年逐渐退出农村社会管理领域,不再关注农民私人领域,不回应社会需求。此时,基督教传入农村正好契合了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的需求,从而构成了基督教快速传播的社会基础。

  一、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积淀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等国的基督教传教士相继踏上中国领土,深入全国各地发展教会势力,以辐射基督福音。这些传教士在华活动的面很广,涉及到军事、政治,尤其是文化教育出版和慈善事业等各个领域。据不完全统计,到19世纪末,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基督教会达80个,其中较有影响的有信义会、长老会、圣公会、伦敦会、公理会、浸礼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卫理会、内地会、救世军等。与此同时大量修建教堂,并向农村渗透,据资料显示,解放前夕,黑龙江有教徒15.2万,教堂300座,河北7万余教徒,拥有365座正式的教堂,山东有10余万信众,教堂数在当时也属较多,达到1318座,其他省份亦有数万到十几万的信徒,教堂不等。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大变革中,基督教在各个方面对中国都有影响,其中较为深厚的是对基督教的认可与信仰的影响。尽管解放前信仰基督教的总体人数不多,但在许多地方基督教却深深地扎下了根,特别是建有教堂的农村地区,对基督教的认可一直延续到今天。

  解放后政府对基督教进行了规训,在华传教士被驱逐,中国基督教成立“三自”组织和基督教协会。文革期间,所有基督教会的领袖、精英被带上反革命的帽子受到打压,教产充公改作他用。上个世纪80年代,宗教政策恢复以后,为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了契机,且基督教、天主教等外来宗教,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考虑,它们的宗教教产得到了归还和补偿,神职人员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这一宗教开放政策承接解放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基础,使基督教在这些已扎下根的地方获得了更大的合法、合理性,为其传播获得了人们认可的心理基础。调查发现,历史上基督教较为活跃的省份如河南、河北、山东、陕西、黑龙江、吉林、辽宁、浙江和福建沿海近30年基督教的蔓延要比其他地区快得多,信众数量尤为庞大。并且,在这些省份内部,历史上有教堂的县和农村,基督教的发展也要较其他没有基督教历史痕迹的地方要迅猛,人们更容易接受。

  二、改革开放后农村30年巨变

不理解改革开放后农村30年的巨变,就无法理解基督教为什么在农村蔓延如此之快。农村近30年的巨变承接前30年的社会改造而来,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结构的颠覆性转变,二是价值观的迅速更迭。

  农村社会结构的真正转型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这一时期农村从大集体的“禁锢”中走出来,不仅直接朝着“各种各的地,各吃各的饭”的方向迈进,而且逐步进入到了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大潮中,社会结构从等级化向扁平化方向转变,表现为在两个方面,一是家庭关系的无等级化,另一个是村落社会结构的扁平化。

  家庭关系在传统上最主要的是父子关系,其次是兄弟关系,然后才是夫妻关系。由父系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拓展开去,有联合家庭、四服五服,再远可推至整个姓氏的宗族。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父子关系是最具有等级性和非平等性的,而且为国家主导的儒家伦理所规范,“父为子纲”,“子为父隐”是最基础行为准则。婆婆对媳妇有着绝对的权威,每个妇女都要经历“多年媳妇熬成婆”的过程。而在村落社会和宗族中,有威望的族长、尊长、老人等角色处在宗族等级结构中的上层,对其下的人有着支配的权力和教化的义务。一句话,在传统农村社会,“老的有老的样,小的有小的样”,各就其位,各得其所。

  当等级社会朝着扁平化方向变迁时,社会权力的天平就会向等级底层的人倾斜,老人的地位和角色就会越来越不如以前,年轻人变得桀骜不驯,老人则相对猥琐难堪;年轻媳妇在经历权力增长和思想解放的集体时代后,开始要求自己在家庭里的权利(力),婆媳关系逐步紧张,代际矛盾升级;女孩子越发不愿意受父母的控制,特别是在婚姻大事上,个体决断和行为的自我定义意识凸显,等等。但是原先处于等级之下的人的反抗,没有完全动摇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原有的社会结构在80年代至90年代这一时期不可能完全颠覆,反抗者只是取得了部分的胜利。例如在婆媳矛盾中,大多数丈夫依然是站在母亲一边,或者偏袒母亲,而孤立和质问妻子。一方面是不甘心屈从原来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另一方面又无力反抗旧的社会安排,于是在顽强的反抗者心中,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张力。这种张力表现在社会层面就是社会结构的高度不稳定,社会结构亟须固化。

  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向有利于社会结构的底层,使它们具备反抗的权利(力)意识和勇气,促进它们反抗能力的增长和各项功能组合。在家庭中,最主要的变化是核心化的发展趋势,夫妻间越来越平等,爱情逐渐进入家庭生活,夫妻的维系不再仅仅是基于传宗接代的价值理念,夫妻关系更多地迈向爱情化,夫妻日益取代父子而成为家庭关系的轴心,妇女开始参与家庭决策。社会结构的转型经历了漫长的30年,现在还没有彻底完成。

  与社会转型相伴随的是农民传统价值观的嬗变,一是家庭的核心化和夫妻关系的爱情化,年轻夫妇对传统以传宗接代为基准的价值理念不再有坚定的信念,二是传统价值寄托的失落。传统农民将其人生的价值和生命的一切都寄寓于子辈身上,只要子女好心里就平静,就实现了其活着的目的和生命的意义,面对死亡也安详和坦然。但是当这批农民步入老年的时候,社会价值观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年轻人越来越将人生的价值放在当下生活的竞争与享乐上,子辈不孝、媳妇当家、虐待老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老年人的晚景不容乐观。这些落差不仅对老人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对其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的冲击也是巨大的,因此造成老人价值崩溃或失落,很多地方出现了出现老人自杀现象。对不同区域农村的调查发现,农村价值观的转变也波及到了妇女身上。在传统农村妇女生活的意义和生命价值失落的同时,许多地区的农村妇女却寻找不到新的更具合理性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不仅自身无法自我的意义定义,而且整个社会似乎也无法为其提供这样一个可能性。表现在农村年轻妇女提出离婚的越来越多,荆门农村做小姐卖淫不但不为耻、反而会得到人们的羡慕[1] ;川西平原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不顾七个子女的反对,与病床上的老伴离婚为的是改嫁给城里退休工人;丧事上跳脱衣舞在北方农村越来越普遍[2] 等等。

  总结起来就是,改革30年给农村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社会结构的高度不稳定,价值观出现了严重混乱和失落现象,因此农村急需要一种精神性的力量来对社会结构进行固定,为人们提供一套新的价值理念。

  三、新中国在农村的改造运动对传统信仰的毁灭性打击

  解放前的“民国”,中国农村虽然遭遇了变迁之痛,社会急剧动荡,但人们对基督教的需求仍然不大,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民传统的信仰体系能够给予他们应对变迁、动荡的精神支持,能够对人们的遭遇提供合乎逻辑、自圆其说的一套解释,安定人们的心理,使人们能够安然度过的社会危机。

  新中国政权对农村的建设运动,目的是要将农民组织起来为工业化国家作贡献,形式就是在革命话语和科学话语的旗帜下对农村进行彻底的改造,而首当其冲的是支持农村原有权力结构的信仰体系,它后来被列为“四旧”之一。本次调查的村庄基本上都接受了共和国前30年的洗礼。

  如河南A乡情况 :

解放前当地农民主要的信仰活动是“庙宇”崇拜和家神“看家姑娘”。这些信仰活动在解放之后以“迷信”为名破除了。当地对于这些信仰活动的打击是比较彻底的,几乎是一夜之间所有的庙宇都被扒掉了,没有人会顶着政治压力去烧香拜佛,“看家姑娘”因为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破除的并没有那么快,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也很快离开了农民的家庭,甚至现在笔者所访谈到的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认为“看家姑娘”是封建迷信。总之,解放后的科学话语很快就占据了农民的精神世界。[1]

  河南B庄调查的情况 :

“四清”和文革期间,B庄许多传统的信仰形式被摧毁、信仰活动遭禁止。最厉害的是遍布村庄的上十个小庙被夷为平地,从此庄内无香火。“四清”时将大户人家的祖先牌位要么烧掉,有文物价值的被县文物馆收藏,之后人们就不再知道有祖先牌位一事。初一、十五的家庭烧香、拜佛也被严厉禁止,许多老年妇女都是凌晨几点钟起来祭拜祈求的,上外边的大庙就更不可能,旁边的张良坟也被挪用为小学,不再允许烧香等迷信活动。同时因为国家修通了村庄的几支大灌渠,完全解决了浇灌用水的问题,那么河神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掌管各种各样事情和问题的许多神灵鬼怪也都渐渐淡出了人们的信仰体系。[2]

  湖北C县农村信仰在建国前30年的遭遇 :

C县农村信仰体系的解体是从土改开始的,土改不仅首先要打破世俗权威,同时也要打破神的权威,宗祠就被开辟为学堂,不再举行宗族仪式,大庙开始遭到破坏。紧接着是四清运动,“破四旧,立四新”,大庙被彻底摧毁,各个湾子的土地庙也一个不留。人们的鬼神信仰体系遭遇釜底抽薪,整个解释体系已不复存在,即使有信仰也成了零碎性的,无法自圆其说,科学的话语和共产主义信仰取代传统信仰成为农村的主流。文革时更是彻底完成传统信仰的替代,到改革开放初期几乎已经没有鬼神和祖先的信仰观念。[1]

  地处帝王文化腹地的陕西农村的信仰体系更是没有逃脱被改造的命运:

解放前的D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关帝大庙,大殿供奉关公,左右有关兴和周仓,庙田20亩,并有一个戏台,每逢10月举办D村庙会,为期半个月。解放后,关公大庙被作为D村的小学校舍,庙会自此就不再举办,关帝大庙的戏楼在1966年破“四旧”时被拆毁。D村解放前还有一处南海观音菩萨庙,解放后被划作一处村民私宅。解放后,窑店镇还有毛村的药王洞、聂家沟广华寺,都和关帝大庙一样经历了相同的命运。因为这些寺庙都已不存在,所以个别老年人在家中立菩萨。[1]

  安徽农村经历改造及之后的情况:

文革期间,族权、神权都是被打倒的对象,儒家文化也在批林批孔中受到伤害。这对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信仰,无疑是一次冲击。方姓祠堂在文革之前即被匆匆拆除,族谱在烈火中毁于一旦,祭祖更是被禁止。祠堂也已在1968年拆毁,从此人们在冬至时烧香祭祖宗的事情,也就落下。祠堂无力重建,大年三十接祖的习俗也就简单化了,家长从祠堂将先祖恭恭敬敬地请回家的整套仪式被省掉。不仅祭祖、接祖和丧葬仪式简化、规矩变少,有些禁忌竟然被打破。女性渐渐介入各种仪式中。接祖时男女“混跪”。清明祭祖的饭菜和器具女人也敢碰,还跟着去围土。七月半的鬼节有人敢放鞭炮(多是基督徒)。这在过去是犯冲的,七月半的纸钱烧给阴兵小鬼,鞭炮则象征着喜悦。在1980代之后,接祖、祭祖仪式与各种传统的宗教信仰,也都有一个短暂的复兴。[2]

  除湖北C县外,上述列举情况皆属北方农村。北方农村的信仰体系在建国后前三十年的革命运动中遭受了灭顶之灾,整个体系被肢解得支离破碎,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已然接受了新政权对传统信仰体系和红白事中的礼仪、规则的定义——“封建迷信”,信仰它、按照它的规则来行事即是不具备政治正确性。并且,30年的农村改造还摧毁了支撑传统信仰体系的社会结构和物质基础,如宗族组织、宗祠、族田族产等。因此,在80年代初社会开放后,农民确实有“复兴”传统信仰形式的需求,但一方面其体系已被彻底肢解,另一方面已无支撑系统,因此所谓复兴往往是短暂且细枝末节的,无法重建之前的完整体系。如今七八十岁的老人对传统信仰体系的尴尬在于,想恢复,又迫于“都是封建迷信老传统,我们都不会弄”[3]。这说明北方传统信仰与文化体系已经丧失了其自主性和主体性,在应对外来更强劲的文化冲击时,往往缺乏自信,不能给予自身行为一套自圆其说的解释。

  南方农村虽然也遭遇这场史无前例的改造工程,信仰有所中断,但由于各种原因,信仰体系和社会结构整体上受到的冲击较小,宗族结构和组织保存仍较为完整,祖先崇拜和鬼神信仰体系没有被完全肢解,80年代后又迅速恢复、重建,占据着人们的信仰空间。 南方农村的信仰体系还具备主体性,能够给予个体和群体行为以合理性的解释系统和话语体系,并能从容应对巨变,对社会变化、个体角色和地位的变迁的解释控制在自身话语体系之内,因而不会因无法解答的巨变以及不适应性而感到烦躁和紧张。更重要的是南方农村具有主体性的信仰和文化体系,能够给人们一套安身立命的价值体系,例如传宗接代的理念能够将“出头之日”放在子孙后代,而非当下的恶性竞争。

  所以,当同时应对基督教的冲击时,北南方农村因其社会结构和信仰体系的差异,而表现出对基督教不同的回应能力和回应方式,进而表现出不同的宗教生态。

  四、国家(基层政权)退出社会管理和私人领域

一方面是改革开放后,国家一直在从集体时代全能主义体制中退缩,将大部分社会管理和建设的职能交给农村社会,其理论基础是国权退民权进,希图以社会的力量担负起自我管理、自我建设的任务。但事实上,国家逐渐退出的过程,就是农村社会问题不断被制造和逐渐浮出水面的过程。

  另一方面,国家也在这一时期完全退出了私人领域。私人领域包括家庭与个人的心理和精神。传统的儒家思想既关注现实政治,也关注私人领域,关注人心,扮演着世俗宗教的角色。集体时代的基层政权亦对私人领域进行着“监控”,为私人领域提供救济,关注个人的精神状态,典型的是介入家庭矛盾的调解和给人们提供精神需求,在精神上给人们一个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期盼。如湖北C县的情况:

  湖北C县农村变革较早,在60年代中期婆媳关系就十分恶劣。差不多四五年时间,婆婆和媳妇的力量对比相当,处在一个僵持的阶段,双方展开了拉锯战。这一时期的婆媳“讲口”、争吵特别多。为了应对如此剧烈的矛盾以及因此而导致的社会紧张,国家开始在该地区举办学习班。此次学习班就不再仅仅是媳妇学习班了,也不是怂恿媳妇举报和反抗婆婆,而是同时开设媳妇学习班和婆婆学习班。以50岁为分界线,小于此的列入媳妇学习班,大于此的归为婆婆学习班,村庄已婚妇女无一漏网。这两个学习班整整持续了四年时间,主要是教育妇女如何做媳妇和如何做婆婆,既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也学习好人好事,评选五“好社员”(爱公社、爱集体、爱家庭、爱劳动和助人为乐),让获奖者现场讲授,情真意切。婆婆学习班叫老人改掉当婆子的恶习,“树新风,改恶习”。媳妇学习班则教媳妇如何做好媳妇,如何孝敬老人,要学会忍耐,处理好婆媳关系。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婆媳之间的紧张关系。[1]

  这些学习班是国家介入私人领域的典型,起到的是固定社会结构、缓解家庭和社会紧张的作用,与八九十年代基督教在北方农村扮演的角色相当。

  私人领域的变革是中国农村近三十年最大的变革之一, 而且变革带来的个人心理和社会性紧张要远胜于前三十年的改造。但恰恰是在这时期,国家退出了私人领域,不再关注人心。张世勇认为,如果从现在政权组织的角度来理解基层政府从“全能主义”政府中剥离出治理人心的功能,是政府转型的必然要求的话,那么当基层政府无暇也无力顾及“人心”问题时,转型期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的巨变,往往又表现在私人领域和“人心”上出现问题。基督教的迅速发展正好填补了国家(基层政府)退出该领域后留下的空间。

  宋丽娜的调查发现,90年代中期到税费改革是乡村发生严重治理性危机的时期,同时也是调查乡镇基督教发展“突飞猛进”的阶段。这不是机缘上的巧合,这一时期基层政府为了应对乡村治理性危机在诸多方面几乎完全退出私人领域,而私人领域又因治理性危机的转嫁,家庭和人心问题更为严重。问题的出现总要找到解决的途径,基督教的传入就提供了可能的选择。
  第二节 农村基督教传播的其他关联因素分析

  一、农村治理性危机与基督教的快速传播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基督教的迅猛发展与税费改革、打工经济有着一定的相关性。

  宋丽娜调查的河南A乡基督教的发展情况是,90年代中期到税费改革几年的时间是其发展的高潮。1997年的时候集店教会先是修了楼房,随后的两三年时间先后修建了三个教会。几年的时间,A乡里共存在了四个正式的“三自教会”。它们都分布在人口比较集中的集市上。只有一个教会并不是在集上,不过后来在2005年的时候因为几个主要负责人之间的分歧又分出来了另外一个教会。基督教的发展在税费改革后减缓了。因此90年代中期到税费改革,基督教发展的高潮是与当时严重的治理性危机相互重合的。

  A乡经济条件落后,农民收入基本全靠种田,而基层政府的收入也全靠从农民手中收钱。据说当时的乡政府有200多口人吃饭,光一个计划生育部门就有大几十个工作人员。这些人员全靠从农民手中“收钱”来养活。于是,借助于国家的税收和计划生育政策,基层政府从农民手中确实拿走了不少东西,其中农民抱怨最重的就是计划生育。农民确实也有生儿子的冲动,因为村庄中的生存决定着没有儿子是很难抬起头的,于是一定要生个儿子。但是基层政府在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候把问题严重扩大化了,具体来说就是罚钱很严重。农村孩子一般结婚早,都没有登记,这些都成为计划生育罚款的对象。当时农村收入是非常低的,一般家庭在交过公粮之后拿出上千元的钱都是相当困难的。于是,在农民眼中,一群“狗腿子”[1] 牵猪牵牛、搬粮食搬家具,几乎像是土匪一样,这给农民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而且,当时还施行“十户联保加一望”[2] 的政策,一家有问题邻里都要受牵连。关键是,计划生育问题因此被扩展到了几乎各家各户,村子里未被牵涉的家庭几乎没有。于是,基层政府似乎就成了群众要面对的共同敌人,当时的社会矛盾非常突出,上访不断,甚至屠庄就是一个当地有名的上访村,他们上访的最主要理由就是因为计划生育。

  社会形势如此恶劣,矛盾如此突出,这必然要深刻地影响到村民的家庭生活。在农民的眼中,别人来拿自己的东西,要生气,经济条件不好又无奈,家庭经济问题是最容易引发家庭矛盾的,因为经济问题家庭关系可能无法维系,生气的就比较多。农民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的感受可能就是“这日子怎么过啊?”因为农民毕竟不是理论家,能看到社会形势所在,农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自身的生活问题。可以说,当时乡村治理上的危机被以农民的眼光解读成了社会和家庭危机。但是,社会和家庭危机却不仅仅只是由治理上的危机转化的,因为生活本身就可能遇到多种意外,意外加强了社会和家庭的危机感。

  当问题表现为家庭和个人问题的时候,它就能够与信教的理由联系在一起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要信教的理由。

  在湖北C县E村调查的情况也与上述调查类似。 地下基督徒发展最初锁定的是病弱的老年人群体,而这个群体的增减是一个自然替代的缓慢过程,所以E村的基督徒稳定在一定的规模内。不过,这里的信教人数确实曾有过高峰式的增长。人数最多时是1997年、1998年,那时有近百人参加聚会,即便农忙也有五六十人参加聚会。现在的三十多名教徒虽明显少于高潮时期的数量。为什么会有一个信教的高峰?

  在1995年至2003年税费改革期间,E村和其他村庄一样,遭遇了高额的税费负担,最高时达到每亩300元。“睡觉都不得安心,老想着平账”,巨大的生活压力,使得家庭和村庄内部的人际关系,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疾病是导致老年人彻底弱势的一个原因,年轻家庭对疾病的抵抗力相对较强,但是,当疾病和其他压力一起冲击村庄时,情况就会很不一样。

  当社会发展平稳时,村庄里就不存在结构性的紧张因素。代际关系的变迁、婆媳关系的转型,通常会带给家庭紧张的气氛和压力,但在E村,这一变迁和转型在解放后即已开始,并于1980年代完成。较少有老人因为子女不孝,不甘于家中的地位落差而去信教,当地的老人早就明白“媳妇才是婆婆”的道理,儿子们不养自己就要抓紧时间挣。当地的媳妇也过得轻松,她们是家中管事的,也是茶馆里的主角。

  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也比较扁平,人均4亩、户均10亩耕地,中农的生产标准是多数人的生活状况,加之人人都可以外出忙短工挣副业,村中的生活水平就比较均质,生活压力也不会太大。此外,当地人不认死理,有着“不和钱过不去”的生活态度,村庄中的面子竞争可以选择退出,不至于构成致命的压力。因此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不会悬殊太大,村庄中的地位也相差无几(只有老人是唯一的弱者)。

  在当地,中农生活的普及和温和的社会竞争,使得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竞争,并且成为生活中的成功者。社会竞争中无弱者,以及普遍的“无神论”倾向,人们对宗教的需求就非常之弱。

  但当村庄整体性地面临外来的巨大压力时,中农状态的普遍,也就意味着多数人同时陷入生活危机的可能。这种压力不同于可以进退的面子竞争,它由外界硬性嵌入且无法回避。

  这种硬性的经济压力,和无法抗拒的疾病一起冲击村庄中的个体时,村庄中的弱势群体在倏忽之间迅猛扩大,迅速超出了病弱的老人这一范围,信徒也因此猛增。当村庄中的大多数一起面临着刚性的外来生活压力时,信教治病就成为较多人迫不得已的选择。当时税费重,干群关系紧张,人们生活压力大,有病看不起,农村合作医疗尚未推广,一个家庭拿出5万元治病的话,整个家庭生活马上会走下坡路,“5万元是C县都治不好的大病”。但现在大病也可以去武汉治疗,回来后可以报销。人们在生活压力减轻的同时,获得了治病的保障。E村第一次推行合作医疗即有90%的参合率,现在则有95%的参合率[1],这一是表明当地人对自上而下的政策的信赖;二是表明当地对医疗的需求确实迫切,患病、治病确实曾是问题。一旦刚性的压力退出村庄生活,大多数村民的生活,又会恢复到一个游刃有余的状态。

  二、打工潮、取消农业税与基督教传播速度的相对回落

  税费改革后就出现了基督教信徒减少的趋势。首先是因为打工经济的兴发引起的。现在农村中的中青年劳动力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以前在家的时候信教者不少。而且如果是老人信教不方便的话,年轻人在家可以接送老人周日去做礼拜。现在年轻人不在家不仅影响到年轻人的信教数量,而且也影响到了老年人的信教热情。还有一种情况是,原本未婚姑娘信教的也比较多,现在这些姑娘一般都出嫁了,虽然有可能还在农村,但是她们一般是要照看孩子,或者干脆也出去打工,所以这些年轻妇女信徒流失严重。其次,目前的信徒一般是信教很多年的老信徒,新增加的信徒很少。用曹召山的话来说就是,金钱社会的浪潮冲击教会。现在的农民都一心想着怎么挣钱来养家糊口,都忙着盖楼房给儿子娶媳妇等,他们很少有人会把眼光转向基督教。于是,就集店教会来说,现在每年受洗的教徒人数也就20来人,而在以前的高潮时期,一年都会增加300左右的教徒接受洗礼。

  笔者的调查对象就有相当一部分有过信教的历史,后来就不信了。屠庄一个以前信过教的79岁老太太说,自己原本信教后来不信了,她有两个主要的理由,第一是教会的财物不清,据说有个教会的负责人原本很穷,当了负责人没三年家里的楼房就盖起来了。老太太认为,以前信徒的捐献不清不白,几个负责人“倒包”。第二个理由是,以前信主是因为听说信主能够上天堂,但是现在实行火化政策,人都得烧了,就是都得下地狱了,上不了天堂信主干什么?还有一些老太太说,以前看人家都信主,自己也信,现在别人不去了自己也不愿意去了。

  基督教最近几年在农村社会发展的萎缩,显然是与新的社会形势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税费改革对此来说是一个重要转折。取消农业税,施行粮食直补,这项政策对于几年前恶化的社会矛盾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对于农民来说,虽然现在依然对于基层政府有着万般痛恨,但是大多数的农民却重新建立起了对于国家的信心。所有的调查对象都会说现在的国家政策好,对农民好,胡主席领导的好等等。政策环境好了,农民才会安居乐业,才会更加尽心地经营自身的生活,于是现在的农民更多想要的是挣钱。打工经济在这种社会形势之下几年之间就全面展开,席卷到了农村几乎各家各户。所以说,农民口中的“金钱社会”从社会层面来说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只有社会稳定、政治英明的时候农民才会有更多心思来想方设法挣钱,而金钱社会也意味着现在的农民又重新建立起了自身的生活目标,那就是努力挣钱经营自己的生活,勤奋劳动给儿子盖房子娶媳妇。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打工潮和税费改革带来的基督教传播速度的减弱,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就此进入稳定期。打工潮将农村人口带到沿海城市,使他们无法参加农村的教会组织和活动,但是一方面,他们中大部分人并没有彻底放弃基督教信仰,有不少人尚且还在城市寻找基督教的活动。另一方面,由于这一波信教高潮,基督教在大部分农村获得了普遍的接受和同情,合法性越来越大,人们从最开始的排斥到最终的接受或认可。

  同时,税费最高时的农村治理性危机致使许多家庭承受不了重压而倒向基督教,而又随着税费改革和农业税的彻底取消使压力得到缓解,带动许多以前信教的人逐渐退出教会,这并不意味着危机之后就没有人加入教会了。危机是一个异数,最近三十年基督教的快速传播并不是突发的危机导致的,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现象,是近三十年巨大变动导致的结果。事实上,农村治理性危机的化解并没有阻止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

  三、家庭关系变迁与农村妇女信教

家庭关系的变动是农村整个社会结构变动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从调查来看,基督教会多以妇女和老年人为主,这就与她们在家庭关系变动过程中,地位和位置的变换有关系。主要是两个关系的变动导致妇女加入教会,一个是婆媳关系,一个是夫妻关系。以河南农村为例:

  上世纪80年代多是年轻的妇女信教,这些妇女在当时是20-40岁的年轻媳妇。在经历集体时代之后,婆媳关系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但是又没有完全转换过来,因此就出现了媳妇敢于跟婆婆搞对立,但是又无法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在家庭关系中就会处于受气的地位,许多年轻媳妇因受气而生病,并因此加入教会。在经历教会的熏陶之后,这部分妇女重归传统角色,不再跟婆婆斗嘴,并力图劝说婆婆加入教会。

  90年代中期以后又出现一批年轻妇女信教,但是这一波妇女不再是因为斗不过而寻求在教会的精神寄托,而是因为夫妻关系的恶化,使妇女最终投向了教会。90年代的农村开始逐渐变得势利起来,人们在物质方面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在竞争中落后的家庭则往往将原因归结到丈夫的无能上。于是就出现了普遍的妻子与丈夫斗嘴的现象,斗嘴的结果往往是好强的妻子气不过,丈夫依然我行我素,根本无法改变家庭在社会竞争中的弱势地位。这样,许多年轻的妻子在生气、生病的情况下,进入了教会。

  真正的大规模老年妇女和老年人信教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2000年以后。这与老年人地位的彻底颠覆有直接关联。在这一时期的婆媳关系中,媳妇完全占据了主动权,婆婆在家庭结构中处于弱势。不少老年妇女因受不了儿子的冷落和媳妇的气而加入基督教。

  农村社会性竞争和家庭结构转变还将继续,基督教传播的这个社会基础只会更加深厚,不会削弱,因此,基督教传播将更加迅速。调查表明,由于激烈的社会性竞争,不少在竞争中失败或处于劣势的家庭,不仅是妇女信教,而且由于妇女信教,整个家庭都信教,男子信教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老年妇女信教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而且年龄趋向低龄化,即不再是那些无劳动能力的老年人信教,四五十岁的公婆也开始信教,说明在家庭结构中老年人地位的丧失是极其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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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农村基督教信仰的发生机制

  探讨农村基督教信仰的发生机制,就是要回答农民是如何接受、认可并最终皈依基督教的问题。我们进一步将该问题分解为信徒“为什么选择基督教”、“为什么留在基督教”和“为什么死心塌地跟着基督教”,这些问题一个个解答,农村基督教信仰的发生机制就呈现出来了。

  一、为什么选择基督教——功能性信仰是信仰基础

除南方的祖先崇拜对于宗族和家庭而言具有唯一性、不可选择性外,南北方大部分民间信仰的神祇都不是唯一的,而且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不同的神祇。下面以河南的B庄为例展开论述。

 B庄没有祖先崇拜,它的宗教信仰是多样化的,人们对神和信仰形式的选择性很强,并且多是为了满足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功能而采取的某种持续性或间隔性行为。归结起来,B庄的信仰有如下功能:治病、驱邪、好玩、发财、平安、生意、打发时间、寻找丢失的东西、寻求幸福、考学、农活收成、村庄平安、生育、成长,等等。这种功能性信仰的最大特点是,神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而不存在主导的神。人们完全可以选择不同的神和神的组合来满足自己不同的功能需求,而选择的标准是神能力的强弱,哪方神圣更“厉害”,我就可以放弃原来的信仰,而投向这个神的怀抱,不用担心冷落其他神而遭受惩罚。对选择能够通神的人也一样,哪个人的神性更大、更能通灵,就选择他。

  功能性信仰的这些特点,为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提供了最初的基础。B庄的信徒最初加入基督教的原因如表9。

  上面50位教徒中,在信教之前烧过香的有31位,占总数的62%,他们都是在烧香不灵验,听说(或者亲自体验)信主更灵后毅然决然地摔掉香盆(神龛)的。

  据表9显示,在B庄,有60%的信徒有疾病的历史,而且他们都宣称信主之后病就痊愈了,原因是信了主或者信主的姊妹在她得病期间为她祷告求主了。有病信主的家庭一般是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很难花得起大笔医疗费用,或者是老年人得重病,根本不能得到正常的治疗。有32%的受访信徒是因为他们家中曾经出现过重大变故,给信徒本人和家庭带来了重大的伤害和沉重的阴影,所以希望以后不再发生而倒向主。B庄的老支书说,“信主的都背了一桩心事”。另有18%的信徒是为了“打发时间、摆脱空虚、好玩”而加入教会的,这些人多半是老年妇女或者家中没什么事的人。

  无论是为治病信主,还是希望防止变故再发生,抑或是打发时间等其他方面的原因信主,无疑都是为了生活中的某种功能补遗。因此人们加入基督教秉持的还是一种功能性的信仰,其他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

  然而,按照功能性信仰的特点,选择了基督教理应还可以退出来选择其他的信仰形式,可事实上有90%以上的人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选择继续留在教会里。这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留在基督教”。

  二、为什么留在基督教——结构性紧张是社会基础

访谈的每个基督教徒都宣称自己信教之前光生气,有时是生别人的气,一个人的时候生自己的气,一生气就容易害病。生活中要受很多的“气”,媳妇生婆婆的气,妻子生丈夫气的,婆婆生媳妇的气,还有生家族、邻里、亲戚和其他人气的。生活中有很多的不顺畅、很多的疙瘩,总有些人遭遇得多,有的人很少遇到,前者生气的机会就多,后者就很少生气。

  如果把“生气”放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考察,那么容易或经常生气的必定是不适应这个社会结构的人,“生气”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举动皆源自他/她对这个社会结构的不满或反抗,是企图改变而又无法改变自己在社会结构中角色和地位的结构性紧张,这种紧张造成的结果是社会结构的高度不稳定。要使不稳定的社会结构重新固化,让每个人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对自己的定位,扮演好社会给自己安排的角色,那么就需要镇静剂。基督教就是一服镇静剂。

  下面以婆媳关系为例来阐述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性紧张。B庄早期信徒中,基本上在信教之前都与婆婆关系不好,经常性地争吵。

  80年代B庄信教的只有8人,其中有4人是直接因与婆婆的关系处理不好而信教,另有3人也与此有一定联系,但不是主要原因,而只有1人(耿家母)信教与婆婆没有关系,而是受媳妇的气。在9例因与婆婆相处不好而信教的信徒中,仅有2例(李宝莲、曹记)是发生在1995年之后。从个性方面讲,这批信教牵涉到与婆婆关系不好的信徒中,只有裴素莲与赵田妻的脾气是很温和和软弱的,其余皆是个性强的妇女,其中有6位被自己和村里人认为是“很强”的人。

  这些信教的媳妇在60年代后期开始敢于跟婆婆斗嘴,说明当时家庭和社会结构开始转变,但直到80年代中后期以前,媳妇与婆婆的斗争中还是处在下风,媳妇要强迫自己服从婆婆的安排。

  随着妇女自我权力意识的增长,妇女在家庭中越来越希望摆脱婆婆的纠缠和束缚,越来越企图控制和定义自己的行为,而无须他人的说三道四,因此对婆婆的“架子”特别反感,而且逐渐生长夺取家庭权力的欲望,自己当家。婆婆在这时期则明显感觉到自己手中的权力在丧失,媳妇明显没有自己那一辈那么听话、好管,越来越不像话,很多时候竟然胆敢在太岁头上拉屎,婆婆隐隐地感到了危机到来,因而极力想维护和维持自己的权力。在婆媳之间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无时无刻不在引发争执和吵闹。在二者势均力敌的较量中,与婆媳都有密切关系的一个人的站位就显得格外重要,妻子梦想丈夫与自己“穿一条裤子”,母亲则认为儿子肯定站在自己一边。事实很显然,这一时期的儿子还是屈从于母亲,站在母亲的立场说话而冷落了媳妇。这样,婆媳关系中的力量对比就落在了婆婆这一边,婆婆明显占据着优势,这与媳妇的期待(对丈夫、对自我权力)相距甚远,因此“受气”的往往是企图颠覆传统社会结构的新一代妇女,而且许多年轻妇女长时期受气而使身体虚弱有病。

  70年代到80年中后期,妇女处于权力增长过程中,预期与实际能得到的程度之间的矛盾,即敢于与婆婆(包括丈夫)顶嘴与不能实现顶嘴的效果之间的张力,出现了四种情况,一是自然而然地回复到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去,依然做个不答话、不顶嘴的逆来顺受的农村妇女,相夫教子,这是大部分这一代妇女的宿命;二是婆媳之间的紧张一直这样相持下去,谁也不让谁,谁也占不到便宜,许多婆媳至今还在“战斗”(八十多岁的婆婆与五六十岁的媳妇);三是自杀,当无法缓解张力时,许多农村妇女就会选择自杀;四是通过信仰基督教,学会了忍让和不吭声,心安理得地接受当前的状态,而不是反抗。

  80年代国家宗教政策放宽之后,基督教就再次进入村庄,这批年轻且生病的妇女首先是治病(功能性)而选择了教会,像裴素莲、郭花等第一批入教的妇女都是三四十岁的媳妇,她们的入教并非偶然,而是由当时的婆媳关系的结构性因素决定的。基督教传播的策略和教义契合了那一批妇女的心理和精神需求。基督教向教徒宣扬忍让、谦卑、悔改、认罪等精神,要求教徒首先从自己身上找事情的原因,而不是一味地归咎于他人;《圣经》上说,要爱人如己,要爱你的仇敌;耶稣教导人们说,饶恕人的罪,我就饶恕你的罪,等等。这些都是人们首先放弃自己之前那种争强好胜的个性,规训自己的脾气,通过自己的改变而改变他人。

  结构性紧张的表现是婆媳矛盾、夫妻矛盾、邻里矛盾以及村庄中各种争吵、纠纷,等等,它表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性。

  在整个农村社会各个方面的大转型、大变革中,社会结构的转换和重新调整是基础性的变量,而社会结构中家庭结构和村庄阶层结构的转变和重组又是最为基础的。在转变过程中,某些人群或阶层会从较高的位置上摔下来,掉入低层失去了原来的权力、荣耀和面子,无疑他们会不甘心失势,会进行反扑,企图维持其原来的权力结构和社会关系。而新的阶层和人群则要巩固自己的位置,从而造成新旧阶层和人群的对立,构成结构性的紧张。要达到社会结构的重新稳固,就必须对社会结构进行重组,消除失势的低层人群、阶层的反抗心理,固化社会结构。

  基督教趁势进来,扮演着固化社会结构镇静剂的角色。基督教在两个方面起到了固化社会结构的作用,一是为低层人群和阶层提供一整套对当前状态安之若素的说法,使他们放弃反抗的念头,心安理得地接受社会对他们地位和角色的安排,承认当前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合理性;二是提供一套新的关系网络、评价机制和行为模式,给人们一种全新的实践和盼头,从而使人们退出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性竞争,在生活中的表现就是不争与不吭,在当前社会结构中无所作为就是对它的承认与合作。

  但在经过基督教这一阶段的教化之后,这批人已经成了“顺民”,不可能再对社会构成威胁(结构上的),但她/他仍可能和可以离开教会。事实上确实有些妇女离开了教会,如儿子、媳妇做生意要祭拜财神爷而迫于压力退出基督教,将教会给予的“忍”、“不吭”、“谦卑”的教导带到了非教徒的日常生活中,改变世人对她的看法。问题是,尽管这一阶段教徒仍可以离开教会,但离开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教徒是对基督教死心塌地。这就要回答第三个问题“为什么会死心塌地跟着基督教”。

  三、为什么虔诚信奉基督教——双重价值失落是价值基础

这里涉及到农村的价值观变迁。首先是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核心、将人生意义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的价值观念在经过集体时代的改造和近三十年市场经济、消费主义的冲击,已经逐步被人们认为是落后的思想意识。人们更多地希望在当下的生活中获得荣耀、面子、地位、权力和成就,即追求社会性的价值,主要表现为激烈的、以物质为依托的竞争。在社会性价值的竞争中,只有那些基础条件厚实、夫妻双方有本事的家庭才能够取得胜利,获得在村庄中的面子和荣耀,实现其生活的价值。但是社会性竞争中总有些人会被甩出来,成为竞争的失败者,这样的家庭往往被村庄边缘化,进入不了村庄的主流生活。

  被社会性竞争甩出去的(家庭)在村庄中要占10%的比例,竞争越激烈,竞争的参照系就越高,被甩出来的家庭就越多,比例越大。这些家庭一方面散失了传统的以传宗接代为核心的价值理念,难以回复过去以获取面向未来为核心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又在社会性价值竞争中成为失败者,无法在竞争中获得意义,因此这批人就出现了双重价值的失落,人生昏暗而无前途。在这个时候,基督教给予这些人一个彼岸世界的盼望,他们在进入天堂、得永生的承诺中最终在精神层面皈依基督教。基督教教义中给予了人们一套“为什么活着”的理论体系,为教徒在躁动的心灵安顿下来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憧憬,使人们对未来有了盼头,安顿了灵魂,这便是为什么教徒虔诚地信奉基督教的原因。

(来源:孙冶方基金会编《宗教与当代中国》第三章,引自文化纵横网,文章推荐:黄奎)

轉自中国宗教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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