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資料] 部分晚清士大夫對基督宗教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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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6/7 19:49 | 只看該作者 | 翻譯 | 書面 | 简繁

在道光咸豐年間，魏源（1794-1857）是一位比較通曉外洋事物的學者，對於基督教義，他認為「鄙屑不足道」，他說：「吾讀福音書，無一言及于明心之方，修道之事也，又非有治曆明時制器利用之功也，惟以療病為神奇，稱天父神子為劫制，尚不及天方教之條理。……耶穌自身受罪，可代眾生之罪，則佛言歷劫難行苦行，捨頭目腦髓若恆河沙，功德當更不可量，耶穌又曷斥之乎？謂孔子佛老皆周時人，僅閱二千餘歲，有名字朝代，但為人中一人，不能宰制萬有，則耶穌距非西漢末人？又安能代神以主造化？且聖人之生，孰非天之所子，耶穌自稱神天之子，正猶穆罕默德之號天使，何獨此之代天則是，彼之代天則非乎？」

馮桂芬（1809-1874）是道光二十年（1840）的榜眼。咸豐末年，馮桂芬以科名與博學負士大夫的重望。他對於西洋學術也很留意，對於基督教的各項義理，則極表蔑視。認為其「率皆猥鄙無足道」。這實在代表了咸豐年間一般有知識的士大夫對於基督教所持的態度。

曾國藩（1811-1872）在「討粵匪檄」中，說：「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偽君偽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賦，而謂田皆天主之田，商不能自賣以取稅，而謂貨皆天主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我大清之變，乃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泉，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這就是說，曾國藩覺得基督教義和太平天國，不但對於大清王朝是一個威脅，對於中國數千年的文化思想也是一個重大的衝突和奇變。

清朝同光中興的另一位名臣左宗棠（1812-1885），也看不基督教的教義，認為其所以能夠在各國流傳，是由於西歐各國勢強盛的緣故，而不是由於其教義本身的條件。

李鴻章（1823-1901）對於基督教的看法也很接近。他欣賞方的技術，不過，他欣賞的不出武器與經濟生產這兩項，對於中國的文物制度，他仍然認為「遠出西人之上」。對於天主教，他也絕無好感，認為天主教在中國傳教流弊甚大，而且覺得天主教的義理「較釋老尤鄙陋」。

郭嵩燾（1818-1891）曾任廣東巡撫，後來出使英國，是同光年間對於洋務最有認識的一位官員。不過，他對於基督教的教義，並沒有特別的瞭解。他只是評論說：其「精微處遠不如中國聖人，故足以惑庸愚而不足以惑上智。」

晚清的另一位名臣，林則徐的女婿，江西巡撫沈葆楨（1820-1879），在南昌教案發生後，因為同情當地神民的反基督教行動，稱讚其事為「國家二百年養士之報」。他對於天主教在中國的活動，表示深惡痛絕。他說：「通商罔利，情尚可容，邪說橫行，神人共憤，然其為教，亦各不同。耶穌教（按：指基督新教）以清靜為宗，雖是非謬於聖人，可以僧道之流待之；天主教則納污藏垢，無所不為，淵藪逋逃，動與地方官為難，名為傳教，實則包藏禍心，正士良民，不勝憤疾之情，到致有戕殺之舉。」

另一位通曉洋務的官員丁日昌（1823-1882），也持同樣的看法，他說：「教士之入中國也，引誘民，欺凌良善，制肘官吏，潛通消息，凡有百姓之處，即有傳教之人，目前受其荼毒，固屬甚而又甚，將來釀成大變，更為防不勝防。」因為天主教多持法國的保護，他在普法戰爭之後，建議利用這個時機，與法國和羅馬天主教廷以談判來解決教案。

滿清皇族的態度也是一樣。恭親王奕訢（1832-1898）早在咸豐八年（1858年），就反對天主教在中國傳教。他說：「近年沿海地方，業為（天主教）所惑，即粤逆亦藉耶穌以惑人心，京師首善之區，若遭蠱惑，則衣冠禮樂之族，夷于禽獸。」當時恭親王奕訢是滿清貴族中比較通習中外情勢的人。而一些守舊人士，排外的情緒更為激烈。像是另一位皇家親貴，醇親王奕譞（1840-1891）和「理學大臣」倭仁（1804-1871），對於外人的侵略都有一種情緒性的痛恨。醇親王奕譞一向支持反基督教的言論，甚至認為「焚其教堂，殺其洋商」亦在所不惜。倭仁也是如此，他認為治國之本「在人心不在技術」，對於基督教的流傳，尤其感到極大的憂慮，甚至反對設立學習外國學術的同文館。他說：「議和以來，耶穌之教盛行，無識愚民，半為煽惑，所恃讀書之士，講明禮義，或可維持人心，今復舉聰明俊秀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數年之後，不盡驅中國之眾，或歸于夷而不止。」

曾在曾國藩、李鴻章幕府、後任湖南按察使，並多次出使歐洲各國的薛福成（1838-1894），以為傳教是洋人蠶食中國的主要手段之一，各省紳民起而反教，實係中國民心士氣反抗外人侵略的表現。他說：「中國（民教）之釁，何時而弭？雖然多事，猶中國之幸也。何也？以民之未盡變於夷也。竊恐數十年之後，耳濡目染，漸之不怪，則附之者日多，比洋人斂中國之財，啖中之民，即率中國之民，啟中國之變，膠故盤結，據我堂奧，閒暇同會，猋迅云合以起，而洋人糾群國以制其弊，雖有聖人不能為之謀矣。英法諸國之遠闢疆圉，蠶食西土，大率用此術耳。」

夏燮（1803-1875）在咸豐同治年間，也是一位深通外情的人物，曾經入曾國藩的幕府，他在所著《中西紀事》中說：「利瑪竇之書，止載耶穌救世功畢復歸升天，而諱言死於王難。湯若望不若利瑪竇，乃并其釘死十字架上，圖解而直布之，其去黃巾五斗米張道陵幾何？」

清末的實業家和維新思想家鄭觀應（1842-1921）就對於一些教民非常藐視，說：「第華民各具天良，稍明事理者，從不為彼教所惑。凡進教者或為財產所誘不克自持，或以狂病為瘳失其本性，或奸民倚為聲勢，或犯罪求為系援。必先有藐官玩法之心，乃欺作逆理拂情之事。」，因此「作奸犯科無所不至，或鄉愚被其訛詐，或孤弱受其欺凌，或強佔人妻，或橫侵人產………種種妄為，幾難盡述」。

甚至為清廷緝捕而受到傳教士庇護，後來又與牛津大學第一位漢學教授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合譯儒教經典的王韜（1828-1897），在1882年也主張，「將來易約之時，可否將傳教一款刪除，實可消無端之萌櫱，而絕無限之葛藤，如向者日本與泰西立約，教士但可旅居而不可傳教，我中國何不援此以行。」

從以上的節錄言論可以看出來，無論是皇親貴族，中央大員，地方官吏，還是知識份子，無論他們對於西洋事物瞭解的程度如何，他們對於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惡感和抗拒幾乎是一致的，這真是當時朝野上下一致的結論了。

（本文節錄自李雅明：《我看基督教——一個知識份子的省思》，台北：桂冠圖書，2006，頁239-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