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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馬克思的經濟學:有缺陷的可行理論

馬克思的經濟學:有缺陷的可行理論
哲學
撰文:周九泉
2017-10-25 18:50
最後更新日期:2019-07-05 19:35

十月革命即將靜悄悄地迎來一百周年,而明年2018年便是馬克思誕生二百年。較早前,01哲學介紹了解讀馬克思學說的五個維度,其中之一是政治經濟學批判(見葉雯德,《理解馬克思哲學的五個維度》)。尷尬之處在於今天不少認同馬克思的人都傾向迴避他的經濟學說。[注一]今天,經濟學的主流都傾向否定馬克思;加上社會主義於過去一百年的實踐中碰壁,致使於經濟學這一核心環節上,「挺馬」的人難免心虛,而「反馬」的人則覺得不必多說──研究馬克思不會換來諾貝爾經濟學獎。

談到碰壁,便引申出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到底是馬克思的經濟學不可行,還是後人於實踐中出錯?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說得妙:理論上可行並不代表沒有理論上的缺陷。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有其政治目的,他後來單一地以經濟學的方式去囊括自己所有思想,令原本作為一種手段的經濟學最終變成目的。所以說,馬克思的經濟學並非純粹的經濟學,即使他很努力地把自己的論述包裝成純粹的經濟學。

現在於大學修讀經濟學,入門第一課必定是馬歇爾(Alfred Marshall)的新古典主義理論:當供應趨向滿足需求,市場價格便會遞減;而一旦供求平衡,便會得出穩定的均衡價格。由於自由市場沒有人可以影響價格,當某一商品的邊際成本等於市場價格時,再生產多一件商品便會虧本,如此便決定了該商品的供應量。

但是,馬克思從李嘉圖(David Ricardo)的論說中學了另一套東西──勞動價值理論,即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力「轉化」而來。借用李嘉圖的例子:假設漁船和捕魚工具有十年壽命,十個人每人每年一百英鎊酬勞,每天可以捕捉二十條三文魚;另一方面,狩獵工具也有十年壽命,同樣是十個人每人每年一百英鎊酬勞,每天可以捕獵十隻鹿。李嘉圖認為,這樣一隻鹿的價值便等於兩條三文魚。(Ricardo,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Ch. I, s. III)

問題顯然易見:根據勞動價值理論,價格之外還有一個「價值」,而兩者不一定相等。李嘉圖開宗明義便說,商品的交換價值取決於供求和勞動兩個因素(同上,Ch. I, s. I);不過,後來他似乎難以把兩者放在一起,於是轉了口風,說供求的影響屬於短期性質(同上,Ch. XXX)。且用他的例子去反駁他:如果較多人喜歡吃三文魚,而短期內供應沒有增加,一隻鹿的市場價格便可能等於一條三文魚。再者,市場對三文魚的需求較大,對漁夫的需求便較大。若漁夫的數目於短期內沒有增加,薪金便會被推高。由此可見,表面看來好像是漁夫的勞動力「轉化」成三文魚的交換價值,其實不過是市場對於需求的一種反應,勞動價值理論未免流於循環論證。[注二]

馬克思是天才,他能夠把李嘉圖的「尷尬位」變成自己最強大的「思想武器」(借用中共的「術語」)──價格不能反映價值並非勞動價值理論出錯,而是資本主義的錯。簡單來說,馬克思的論述有兩方面:一、勞動力所生產的價值沒有合理地回饋工人階級,反而成為了資產階級的資本積累(本文不探討這一點);二、資本積累導致過度生產,最終會令價格不能反映價值而使工人階級的辛勞付諸東流。[注三]他認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離不開投機,因此不是那麼理性的行為。他舉了一個例子:十九世紀前,建築業的做法是先付款、後建屋,或一邊付款一邊建屋;但到了馬克思的時代(及至現在),變成發展商大量建造房屋然後推出市場。馬克思說:「建築業不再是為了顧客,而是為了市場而去建築;和任何其他產業家一樣,他必須在市場上有已完成的商品。」(《資本論》,第二卷第十二章)生產者的決定並非真的按照供求規律,因而永遠有賣不去的存貨,而資本家始終要冒上負債和破產的風險而割價求售(《資本論》,第二卷第二章)。科技的進步不斷擴大生產規模,過度生產的風險便會愈大。一旦情況不能持續,便會出現經濟周期。工人階級被資產階級剝削,但剝削者也身不由己。總之,資本主義驚濤駭浪,所有人都在怒海中掙扎求存,新古典派的平衡理論是粉飾太平。

為了知道馬克思在今天的意義,我們應該轉問要怎樣理解他。羅素說馬克思「...的眼界局限於我們的這個星球,在這個星球范圍之內,又局限於人類」,很明顯意旨馬克思作為哲學家並不入流。但當代的一切人文學科,包括哲學、文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性別研究、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等仍然熱烈討論馬克思,更不要說左翼的政治運動並未隨著冷戰結束而減弱。(鏈接)

一些革命家受到勞動價值理論的啟發(或誤導),以為工人階級應該如《國際歌》所說那樣「奪回勞動的果實」,於是便要消滅市場經濟、消滅市場經濟等於消滅金錢、消滅金錢等於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例如:斯大林取消了列寧時代的新經濟政策,全面推行計劃經濟,目的不外乎取締市場和金錢。他說:「在出現了有權支配全國一切消費品的一個無所不包的生產部門,來代替兩種基本生產部門即國營部門和集體農莊部門之後,商品流通及其『貨幣經濟』就會作為國民經濟的不必要的因素而消失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二章)斯大林以為,在計劃經濟之下,即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之下,政治決定便可以凌駕市場行為。[注四]

然而,工人的真正願望是向上流動躋身中產階級,而不是為了「奪回勞動的果實」而永遠停留在無產階級。中共建國後蹉跎了三十年,要到改革開放才明白這個道理。何況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Grundrisse)中已明確反對「勞動證」制度。「勞動證」是指當一個工人付出了若干勞動,便獲發一張證明書,憑證可以換領社會總生產的某一部分產品──猶如早期的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馬克思認為,這種做法架空了市場機制。他始終認為市場應該反映價值,不能因為市場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出現種種問題便把市場的功能全盤抹殺。「勞動證」制度的問題在於它無法辨別哪些是有價值的勞動、哪些是沒有價值的勞動。對於很多自稱「挺馬」的人來說,馬克思對市場的信任程度會令他們吃驚。(更詳細的討論,見Duncan K. Foley, “Marx’s Theory of Mone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003)可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中文版和俄文版於1960年代才面世,英文版更要等到1973年,使這部作品不能起指導作用。(《資本論》第三卷也有相近的說法,但表達得比較含蓄。)

不過,正如身兼經濟學家與政治學家的赫希曼所指出的,利益解釋在有些時候可能是循環論證、同義反復。更重要的是,即便利益在當代越發顯得重要,那也多少和人們消化了這種解釋有關。在更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利益並非今天這般「顯赫」。(鏈接)

雖然馬克思不主張違背供求規律,另一方面卻不指望市場靠自行調節去解決勞動力剝削和過度生產等問題。理論上,既然生產離不開資本和勞動力,兩者可以互相支配,不只是資本支配勞動力,勞動力也可以支配資本,這類公司稱為「勞動力管理公司」(Labor-managed firms)。該些公司或工廠實行會員制,每一位員工都是會員,公司的重大決策交由會員大會決定,包括聘請或更換管理層,做法如同業主立案法團聘請管理公司。事實上,你買一家公司的股票,不代表你想干涉該公司的運作。投資者不一定是管理者,甚至往往沒有興趣做管理者(詳見Gregory K. Dow, Governing the Fir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Dow指出,既然資本和勞動力可以互相支配,「資本管理公司」(Capital-managed firms)和「勞動力管理公司」的數目理應不相伯仲,而不應如今天那樣絕大多數公司都是「資本管理公司」。可見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使工人階級當家作主不會自然地、有序地發生。

Dow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只是從學術角度議事論事,但革命家就是要改變「遊戲規則」。革命家都知道,真正支配勞動力的是生產資料而不是資本,但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是擁有資本等於擁有生產資料。所以,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色就是生產資料不再受資本操控(即不被資產階級所擁有),但這樣便產生一個問題:生產資料不能在市場上自由買賣(因而沒有市場價格),生產便不能決定社會資源的分配。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本身便決定了社會資源的分配,社會主義卻把生產和分配一分為二。熊彼特認為,把生產和分配分開並非不可行,但必須另外建設一套分配機制(見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Ch. 16)。

雖然勞動價值理論站不住腳(由此衍生的剩餘價值理論更是問題多多),但當馬克思辯證地令勞動價值理論和供求關係變成「合題」──令價格反映價值,理論漏洞基本上被堵塞了,至少沒有邏輯上的謬誤(這是熊彼特的說法)。借用邏輯學的術語,即使其理論未必完全真確(sound),但起碼對確(valid)。「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可以理解為一種比市場更市場的「超市場」、效率百分之百的經濟模式,連市場經濟的最後一點結構性浪費也要被消除掉。值得注意的是,分配被生產以外的另一套機制所取代,並不表示該分配機制可以反過來主宰市場行為。如前所述,偏偏很多早期的社會主義國家都犯了這個錯誤。

勞動市場必需預設資本家和勞動者在資源上不平等,否則有效的僱傭關係根本不能出現。而不論這些資源不平等的起源是否自由選擇勞動多少的結果,經由勞動市場出現的僱傭關係,在老闆和打工仔之間,權力必然是不必等的。(鏈接)

本文只能「蜻蜓點水」,片言隻語難以把複雜的問題講透。但就社會主義的可行性,我不妨以一些狂想作結:金融科技運用人工智能,大幅提升金融服務的效率,其核心功能不外乎能夠更快速、更準確地調撥資金和做好風險管理,從而令投資回報最大化。如果這種科技繼續發展下去,理論上可以滲透到經濟的每一個層面──不再是斯大林或毛澤東告訴我們要做什麼(然後碰釘子),而是人工智能整合、分析所有數據後,告訴我們應該生產什麼、何時生產和生產多少,然後政府依靠人工智能作出最合理的社會資源分配。若然如此,資本主義也許會消亡。大資產階級之所以成為大資產階級,是因為他們比其他人更善於運用資本創富;而由於他們擁有過人的生意頭腦和眼光,社會才容許他們享受較多的財富。如果人工智能成為全世界最懂得做生意的腦袋,人人都可以享用,大資產階級的光環便會褪色。不過,一旦人工智能入侵我們每一個人的經濟活動,這是不是我們希望發生的呢?而當全球經濟邁向創新科技主導的時代,人才逐漸取代了資本的重要性,馬克思的經濟學又能否解釋未來的實際情況呢?[注五]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

注一:學術界對於左翼和右翼人士的稱謂多有斟酌。為了方便書寫,本文會以「認同馬克思」和「反對馬克思」來稱呼之。「政治經濟學」是「經濟學」的舊稱,今天還有另外兩種解讀:一種是泛指與社會主義相關的經濟學說,另一種是政治學之下的一個分支,屬於國際關係理論範疇。本文一概以「經濟學」稱之。

注二:馬歇爾認為價值(value)只是沒有或未有銀碼的價格(price),兩者的本質沒有分別。見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Book V, Ch. III。

注三:《共產黨宣言》說:「商品的價格,從而勞動的價格,是同它的生產費用相等的。」這種說法略嫌片面。《資本論》第二、三卷深化了資本積累和過度生產的論述,應從之。

注四:生產資料即生產活動所需要的物質條件。例如:要大量生產衣服便需要衣車和廠房,衣車和廠房便是生產資料。衣服要靠工人透過生產資料付出勞動力才可以實現的。資本主義是指生產資料是由資產階級私人擁有的。

注五:參見《香港01》2017年10月3日 – 10月8日,〈推創科 謀事在林鄭 成事卻欠人才〉。

https://www.hk01.com/哲學/128376/馬克思的經濟學-有缺陷的可行理論

每一篇文章基本上看完,只有個別有一點點走馬看花。因為是趕住抄的,一面抄,一面睇,相當辛苦。 ...
哈佛專家 發表於 2021/3/3 03:28
请问有米有❤氵金句谢谢你发发发
“圣经”煽动颠覆:例:启示录19:18為要吃_君王_的肉、軍官_的肉◇以西结39:18喝地上首领的血◇詩篇136:17称谢那击杀大_君王_的◇哥林多前15:24基督把所有的统治者、掌权者和有能者都毁灭◇申命记7:24又要将他们的_君王_交在你手中,你就使他们的名从天下消灭。……直到你将他们灭绝了◆煽动分裂:例:但以理2:44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
每一篇文章基本上看完,只有個別有一點點走馬看花。因為是趕住抄的,一面抄,一面睇,相當辛苦。
馬克思的經濟學:有缺陷的可行理論
哲學
撰文:周九泉
2017-10-25 18:50
最後更新日期:2019-07-05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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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發表於 2021/3/2 09:56
请问有米有全看遍

谢谢你发大财
我們可以對馬克思主義及共產主義有基本的研究及認識。這沒有什麼可怕。雖然傳說馬克思其實是撤旦教的大師,不是表面上的無神論,但馬克思主義及共產主義未必是洪水猛獸。馬克思主義及共產主義缺點多多,不代表一無可取或者價值不大。馬克思的著作至今仍然為不少西方左派奉為圭臬。

我們可以不相信馬克思主義及共產主義,但不代表不要去認識馬克思主義及共產主義。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及其來源(2007年修訂版)

有人說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只是社會主義理論中的其中一個支派。其實這是錯誤的。有學者指出社會民主主義雖然和社會主義有淵源,但它的思想來源可以溯源到十九世紀的英國的憲章主義,比社會主義的代表馬克思主義更早。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其實是兩個不同的政治理論派別。

在中國大陸,共產黨常常說研究社會主義,要研究馬(馬克思,Marx)、列(列寧,Lenin)、史(史大林,Stalin)、恩(恩格斯,Engels)及毛(毛澤東)五位大師的思想。其實列寧還算是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但史大林和毛澤東就對馬克思主義有所歪曲了。

至於鄧小平主義,則是表面上提高生產力,但實際上只是提高生產量,但並未大幅提高生產的效率和質量。而其維持一黨專政的壟斷地位和極權政治的統治,和市場化的經濟改革不相適應,二十年來,特別是1989年以後,造成了大量的問題,特別是政治體制不改革所造成的問題。

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最早可以溯源到十九世紀的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英國的憲章主義,經過一百六十年的發展才漸趨成熟。1989年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發表柏林綱領後,社會民主主義才告定型。其中伯恩斯坦可以說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奠基人,但他卻只是芸芸社會民主主義的傑出人物中的其中一個。

二十世紀的社會民主主義的發展是向自由主義靠攏,因此現在歐洲所謂的"第三條路"是向社會民主主義及自由主義吸收營養。

英國的首相布萊爾說得很坦白:"社會民主主義是徹底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它是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各地的情形的不同,以及社會的變化而不斷修正。正如資本主義在它的不斷發展中也不斷修正一樣,因此社會民主主義是很有生命力的政治思想。

在西方尚有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一詞,民主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究竟有何不同?有沒有不同之處?我則不知道了。

要注意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民主是不同的。社會主義民主是共產黨提倡的民主,它的英語名詞應該是Socialist Democracy。

以下是以簡表的形式,列出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發展:

A. 萌芽期
(I) 萌芽期
    (1) 十九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的英國的憲章主義(English Constitutionalism in 1830's-1840's)
    (2) 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法國的路易布朗主義,一稱布朗基主義 (Blanquism, founded by Louis Blanqui)
(II) 有了進一步發展
    (3) 十九世紀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法國的蒲魯東主義 (Proudhon, Pierre-Joseph) - not good
    (4) 十九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德國(普魯士,Prussia)的拉薩爾主義 (founded by Ferdinand Lasalle)
    (5)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英國的可能派及費邊社(費邊主義)(Fabianism)
B. 發展期
(1) 十九世紀九十年代的德國的伯恩斯坦主義(Bernsteinism, 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伯恩斯坦的思想影響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歐洲的社會黨的發展。這是社會民主主義出現第一次飛躍。
(2) 二十世紀初期的三項社會民主主義思潮
    (a) 德國的考茨基主義(Kautskyism, Karl Kautsky, 1854-1938)
    (b) 英國的麥克唐納主義 (MacDonald's Doctrine)
    (c) 瑞典的漢斯新政 (refer to the new policy of the Prime Minister Per Albin Hasson)
C. 成熟期
(1)二十世紀五十年代
    (a) 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立
    (b) 1951年的法蘭克福宣言(Frankfurt Declaration) -  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二次飛躍
    (c) 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的哥德斯堡綱領 (Godesburg Program)
    (2)198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基本綱領與柏林宣言(1989 Basic Programme and Berlin Declaration of SPD)
    (3)英國工黨的現代化改革先驅首相托尼.貝理雅(Tony Blair, 1997-2005)與他的顧問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 社會民主主義的第三次飛躍
    (4)法國社會學家高茲(Andre Gorz)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

參考文獻:

1.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Author: Anthony Giddens)
2. Beyond Left and Right (Author: John Blundell, Brian Gosschalk, Publisher: 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1997)
3. 根據秦暉等人的文章而寫成此文
4. 根據文獻顯示,英國的左派比較傾向社會民主(Social Democracy)的名詞,而歐洲的左派則傾向民主社會主義(Democratic Socialism)的名詞。

Louis Auguste Blanqui (February 8, 1805 - January 1, 1881) was a French political activist. The theory of Blanquism is attributed to him.

Georgi Valentinovich Plekhanov (December 11, 1856 – May 30, 1918; Old Style: November 29, 1856 – May 17, 1918) was a Russian revolutionary and a Marxist theoretician. He was a founder of the Social-Democratic movement in Russia.
托洛茨基:不斷革命論 建立全球共產主義社會的目標
哲學
撰文:方川明
2020-08-21 18:40
最後更新日期:2020-08-23 14:26

托洛茨基(俄語: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英語:Leon Trotsky, 1879 - 1940)是一位國際知名的馬克思主義者、革命家、軍事家及理論家。相信不少研讀政治理論及近代史的讀者,都聽見過他的名字。托氏畢生為了共產主義的理念而奮鬥:他加入布爾什維克的領導團隊,策動十月革命,建立紅軍,及後籌建國際主義組織——第四國際(Fourth International),不一而足。在晚年的流亡歲月裡,被蘇聯開除黨籍、沒收權力的托洛茨基,被政敵史太林(俄語:Иосиф Сталин;英語:Joseph Stalin)派來的殺手刺傷。蘇聯特務以銳利的破冰斧鐅進其後腦,傷勢慘重,翌日(8月21日)宣告不治。一代革命領袖命喪於墨西哥城,享壽60歲。

列夫・達維多維奇・托洛斯基(Leon Trotsky)

托洛茨基主義

於上世紀初,截至蘇聯建立初期,托洛茨基在布爾什維克黨內別具威望,是與列寧比肩的領袖人物。直到列寧死後,史太林臨危上場,成為蘇俄的最高領導人時,情勢便扭轉了。史太林將托氏排出管治團隊之外,除其黨籍,杜絕他的政治權力。此外,黨內的輿論機關把托洛茨基標籤為無事生非的異見份子,將其言論和政見稱為「托洛茨基主義」,並加諸打壓。相對當時官方認可的「馬恩列史」,「托洛茨基主義」被視為異端邪說,甚至被譏笑為「庸俗的無政府主義者」,專唱反調,是蘇聯及其盟友務必清除的「反革命份子」。

「托洛茨基主義」的內涵,又是否真的如此淺薄?對於托氏本人而言,若所謂「托洛茨基主義」是指其言論及主張,那麼它們不是什麼新奇的獨創事物,只是他遵照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寧等人的原則和指引,就現實情況所作的一系列政治判斷,故然是嚴謹遵循唯物辯證法的思想產物。

翻查史料可看,托洛茨基的失勢,是黨內權鬥的結果,源自他與史太林派系之間的爭執,當中涉及蘇維埃對外政策及對內治黨的問題。托、史之間的一個重大分歧,在於托氏主張國際主義,以在世界資本主義(或按今天的語境來說:全球化的資本主義政經結構)的陰霾下,建立相較自主的社會主義國家政經聯盟。概言之,托氏的願景是隨著「社聯體」逐步抗衡跨國的帝國主義,它的範圍逐漸擴大,最終形成世界的社會主義同盟,繼而消除各地的國家機器,一併羽化成全球範圍的共產主義社會。

二月革命︰一個巨大帝國是如何頃刻覆滅的

史太林(及其後繼者)則退守於「一國社會主義」,相信單憑一國之力足以建設社會主義過渡期,並以保存蘇俄國土安全為最大的行政和軍事考量。面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除了叫他們仿效「一國」主義,史太林也一律以封閉的外交策略等視之:國與國之間只有短暫的軍事合作,沒有長遠的經濟協同發展(補:當然,這個問題是雙向的。比方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成初期,深受「馬恩列史」影響的毛澤東管治團隊,也是採納了「一國社會主義」立場,甚至想演化出「一國共產主義」。他們封鎖了中國的對外經濟貿易,並在中國境內進行共產社區實驗,結果引發連串災難。同樣例子,當然少不了由波布領導的赤柬。據說當年和越共互相敵視的紅色高棉,是仿效毛澤東的做法;他們在不發達的經濟地區,強行舉起「一國社會主義」的旗幟,甚至直接廢除貨幣交易系統,以及加速生產,最終把人倫關係倒退為血腥的主奴關係,柬埔寨淪為人間煉獄),埋下他日蘇聯內部分裂(繼而瓦解)、資本主義復辟等的危險因子。毋寧說,基於上述種種,難怪史太林在二戰初期會主動跟納粹德國簽定互不侵犯協議書了。從托氏的角度來看,即便是負責「輸出革命」、處理國際事務的第三國際(共產國際),在史太林的領導之下,也(毫不意外地)淪為一班投機取巧的機會份子,從沒發揮好作為國際政治組織的功用,志在散播有害的「一國」主義。正因如此,托洛茨基才銳意建立新的國際革命組織:第四國際。

不斷革命論

惹起爭議的,固然還有托氏的「不斷革命論」。它牽涉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辯證關係。

「無產階級以民主革命領導者資格取得政權,必須而且很快地就要遇著一些與深深侵犯資產階級財產相關的任務。民主革命直接生長為社會主義革命,因之成為不斷的革命。」——《不斷革命論提綱》第8條

事實上,有違於馬克思本人的預測,其時發達的資本主義工業國家(如英國)沒有爆發工黨革命,繼而演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反倒是俄羅斯、中國及其他落後的社會——一些資本主義並未茁壯成長的封建國家——爆發了革命,進而變成社會主義國家,並試圖蛻變成共產主義社會。理論上,後者是急跳步,因為這批國家的經濟條件毫不理想,工業化生產仍屬少數,貧農佔整體人口的多數,不具備「轉型為共產主義社會」的充分條件。

就此,在十月革命前夕,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展開了連番激辯。其中,孟派思想家普列漢諾夫(Georgi Plekhanov, 1856-1918)揚言,既然俄國的二月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馬派份子理應循序漸進,退居其次作議會鬥爭,並先深化俄國的經濟改造,加速工業發展,留待「適當的時機」才鬧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

普列漢諾夫口中的瘋子列寧,當然是抱持相反的立場。這位布爾什維克的領袖認為時機已到,他寫下了著名的〈四月綱領〉,呼籲工人階級推翻組成不久的資產階級政府,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否則將錯失百年難遇的良機。普氏和列寧之爭,不宜視作賭運氣的投機主義,内裡掩藏了馬派原理的問題。追隨列寧步伐的托洛茨基,詳細地分析箇中原理:他總結俄國的革命經驗(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斷定生產條件不足的落後國家,必定依靠社會主義工人黨的扶助,才能完成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在落後的殖民地,它可能化作民族主義革命)。其後,變革後的落後國家,在加速工業化和生産量的進程中,恰如所有奉行資本主義的社會,它漸漸形成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二元對立。故此,工人階級政黨必須進行新階段的革命,取締富農、資產階級,乃至於官僚化的執政體系,否則有以下的不同情況:一,被帝國主義集團圍剿,孤立的工人國逐漸減弱,繼而消耗殆盡,土地和人口隨即被跨國的金融資本瓜分;二,執政黨病變,變成官僚化系統,他們壟斷工人階級的生產工具,腐化一切社會主義制度;三,帝國主義在國內尋覓代理人,促進國內的資本主義制度復辟。故此,為免革命事業付諸流水,托洛茨基主張「不斷革命論」,慎防上述種種危機。

托洛茨基與中國

主張國際主義路線的托氏,生前一直關注中國的情況。同時,托、史之間的爭端,亦蔓延至中共政策的議題上。托、史各執己見,在蘇聯內部引起紛爭,最終直接衍生了中國的托派組織。譬如說,在國共合作方面,根據托氏的分析,中國共產黨不宜加入國民黨;相反,史太林認為中共與國民黨理應結盟,強調「民族主義」為適當的統戰口號,甚至有「滲透國民黨成社會民主主義組織」的奇想。要知道,上述爭議不單是策略問題,還是判斷力的問題,它足以影響中國政治局勢的長遠發展。根據勢情分析報告〈中國革命與第三國際任務〉,史太林派斷定「封建殘餘乃中國種種壓迫的佔優因素」,所以認為由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組成的國民黨有著「積極的革命性」,更三番四次邀請國民黨加入第三國際。

總言之,史太林派建議中共舉起民族革命的旗幟,團結民族資本商人和小資產階級;相反,托氏要中共堅定地走(馬列式的)工人階級政黨的路,不要以民族主義為先決的行動策略。結果,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一面主張「新民主主義」,另一面倡議「階段革命論」,另闢新路(具體地說,是中共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把王明等蘇俄直屬派系份子清除,減輕蘇俄與共產國際的影響力,促進黨內的「本土化、中國化」和毛的領導權);假若當年中共完全遵循蘇聯的指示,今天中國可能有另一番境象。當然,根據中國托派(王凡西及樓國華等人)的分析,中共走的路是成問題的:雖然礙於中國經濟不發達的困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農民社會),中共無可奈何,唯有策略上以農民為組織的骨幹,並側重武裝鬥爭;但他們(主要是領導人毛澤東)沒有好好遵照馬派的原理,清楚地區分手段(農民為主、游擊隊)與本體(蘇維埃式的工人政黨)的問題,逐漸形成順從指令的農民群眾與一小撮領導人之間的分層與鴻溝,埋下了日後中共執政時,病變成官僚體系的腐敗種子。

補充一點,托派(包括托氏本人)沒有鄙視農民,否則他們就跟本港某位發明「小農 DNA」說法的半吊子「才子」一樣卑劣。托派針對的是「農民」的經濟結構形式,及受其侷限的思維方式。社會主義者務必從工具的集中營運(非人力的集中制),還有妥善的教育方法,才能幫助農民和土地切斷「自然的聯繫」,助他們投身工人(即把自己的勞動力作商品販賣的人)的行列。相反,依賴強行的集中制,還有強硬的沒收農地手段,只會演變成血腥的鐵腕管治,完全是損人害己。實情是,儘管中國沒有發生像蘇聯在史太林時期的大規模收地暴動事件,但中共仍是走托派不主張的路。換言之,由農民組成的群眾與一小撮的領導人之間的鴻溝依舊存在。由此,中國經驗再次引證「不斷革命論」的正確性。

「在一國境界之內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設想的。資產階級社會發生危機,其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這個社會造成的生產力同民族國家境界發生衝突。由此,一方面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他方面產生了資產階級的歐洲合眾國空想。社會主義革命開始於民族範圍內,繼續發展於國際間,最後進行於世界舞台上。這樣,社會主義革命在更新的更廣大的意義之下成為不斷革命了,只有當地球上新社會最後勝利時,這個革命才達到完成。」——《不斷革命論提綱》第10條

根據托派的判斷,今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終究是工人及農民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事實是,它仍然有國企及計劃經濟),問題是寄生之上的官僚化執政機關,它就像寄生蟲,從中吸取營養;可是,若是全盤否定中國,便是否定了國內工人、農民階級的血汗付出、幾代人一起建設出來的成果,還有承自「孫文——國民黨」系統的五族共和宏願。

筆者最後的個人補充:任何看似「激進」的政治主張,只要它是抽離歷史,沒有認識宏觀的政經結構,未曾把握理論與現實之間的辯證關係,終究是脫離現實的空話。哪怕它看上去佈滿馬派色彩,甚至引經據典,左一句列寧,右一句托洛茨基,並由專門字眼堆砌而成。然而,這種東西始終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從客觀上為敵陣(你叫它階級敵人又好,資本主義都好)服務,為他們叫囂。儘管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有(倒退至)訴諸純粹理性範疇的傾向,但阿圖塞有一句話,說起來是滿有道理的:意識形態是沒有歷史的(甚或偽裝成某種扭曲的歷史觀)。
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馬庫色、班雅明、哈伯馬斯
哲學
撰文:01哲學團隊
2016-11-13 19:23
最後更新日期:2017-02-14 17:15

無論是文化研究與哲學科,在研究近代概念時也不會遺下這星期【無睡意】的主角——「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作為第一代領軍人物的阿多諾,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合著出版的《啟蒙辯證法》質問和批判歐陸自啟蒙運動開始的思想史;馬庫色同樣批判啟蒙運動,認為如今的人都成了「單向度的人」;而班雅明則從藝術等角度入手,提出「靈光」與「漫遊者」。

一、阿多諾:文化批判 - EP68

批判理論的鼻祖「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指的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IfS)的學人。各種代表人物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他們的思想體系可謂之百花齊放,呈現大相逕庭又互為輝映的「星叢」(Constellation)思想體系。

每位思想家的思想體系都呼應著時代歷史及人生體驗。法蘭克福學派的學人也不免於此。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隨即美國與蘇聯兩大勢力的對抗在歐陸展開,形成冷戰時代的分庭抗體。戰後美國推動的歐洲復甦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亦稱為馬歇爾計劃 The Marshall Plan),歐洲大陸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在等待重建復甦。完整文章:文化批判 - EP68

二、阿多諾:暴政的根源 - EP69

人們普遍稱18世紀為啟蒙時代(Enlightenment),啟蒙時代的最大特點是高舉人的理性,認為理性高於非理性情感和宗教信仰,而且相信理性推動歷史,歷史本質上就是理性不斷進步,不斷克服非理性的過程。後來19和20世紀人類的科技取得長足發展,理性的發展達到了顛峰。然而,後來兩次世界大戰爆發,人們在戰爭中目睹血腥的大規模殺戮,其中還有惡貫滿營的奧斯威辛集中營(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知識份子不能不面對這個詰難︰如果歷史本質上是理性不斷發展,而這個發展趨勢又是必然的,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所伴隨的法西斯和野蠻是理性發展的必然產物嗎?

在某些實證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看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極權主義的出現可能只是在歷史長河中的偶然事件而已,不能歸咎於啟蒙理性,至少不能完全把罪責歸到啟蒙理性的頭上。總之在他們看來,啟蒙理性跟二戰沾不上邊,他們甚至認為二戰的出現根本上是人們背離了啟蒙理性的指導原則。在他們眼中,二戰的野蠻彷彿是從天而降的隕石,純粹是一場偶然的災難。但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完全不接受他們的觀點,他們在《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表示︰二戰及其所伴隨的野蠻,本質上屬於啟蒙理性發展的必然結果。完整文章:暴政的根源 - EP69

三、馬庫色:學生造反之父 - EP70

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是另一位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重要成員,他曾在佛萊堡大學(Universität Freiburg)學習,曾師從胡塞爾(Edmund Husserl)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並在海德格的指導下,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黑格爾本體論與歷史性理論的基礎〉(Hegel's Ontology and Theory of Historicity)。但後來和海德格發生政治分歧而離開,以後遇到了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因而加入法蘭克福社會學研究所。納粹上台後,他先後逃亡至日內瓦和美國,戰後仍留在美國執教。

馬庫色的思想有濃厚的黑格爾主義色彩,同時他又是馬克思主義者,所以有人認為他是黑格爾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1964年所著的《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和一系列的著作,對1960年代的西方學生運動產生深遠影響。他因而被認為是學生運動的精神指導,後人普遍稱他為「學生造反之父」。完整文章:學生造反之父 - EP70

四、馬庫色:愛慾的解放 - EP71

馬庫色於1955年寫成《愛慾與文明》(Eros and Civilization)一書,這本書算是首批揉合精神分析和社會學的批判理論作品。

有別於坊間對本書的草率介紹,馬庫色並不是單純地將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理論,用以補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不足之處。這種「補充說」的意義是何其含混,並誤當馬庫色是東湊西併的「理論化學家」。至於馬庫色的方法論到底是怎樣,他在書裡寫得已相當清晰:他是激進地推演精神分析理論,試圖把這門學科暗藏的社會學面向給發掘出來。

簡言之,馬庫色試圖運用佛洛伊德的理論來解答馬克思主義者關心的社會學問題。比方說:「為什麼革命總是伴隨反革命?」、「為何會有極權國家出現? 」等一系列問題,馬庫色的思路都也符合當時的思潮。上年紀五十年代,人類經過二戰的浩劫,世界格局正處於冷戰的嚴峻時期,有很多左傾的知識分子都感到唏噓,尤其看到標榜自己為正統馬列主義者的蘇聯,在史太林(Joseph Stalin)治下變成極權主義國家。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來說,革命的理想突然從現實中墮落,世界猶如地獄。故此,包括馬庫色在內的法蘭克福學派才另僻路徑,希望從傳統的馬派理論之外找到新出路。完整文章:愛慾的解放 - EP71

五、班雅明:靈光與漫遊者 - EP72

班雅明較為人熟悉的概念,來自於兩個文本:一是《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德︰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 / 英︰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中的「靈光」(Aura),另一是《拱廊街計畫》(德︰Das Passagen-werk / 英︰The Arcade Project)的「漫遊者」(Flaneur)。這兩個概念至今天仍影響著文化研究、城市地理學。

現在我們每天都面對來自科技一波又一波的衝擊,通訊與複製技術更無遠弗屆地為我們帶來洪水氾濫般的聲畫資訊,對我們的美學觀、藝術哲學及植根於人類視覺上的各種意識形態,帶來不可逆轉的典範轉移(或譯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班雅明的藝術批判理論至今天不僅仍然適用,更可說是愈來愈應驗,在這裡我們即將進入他的藝術世界。完整文章:靈光與漫遊者 - EP72

六、班雅明:歷史的天使 - EP73

二十世紀初葉,在二次大戰爆發前,歐陸以西有法西斯之崛起,東有史太林蘇維埃政府的鎮壓,那是極權主義的年代。1939年,德蘇簽署《互不侵犯條約》(Hitler-Stalin-Pact / Nazi-Soviet Pact),實為國際利益與東歐戰略空間的分贓,日後被時任歐盟議會議長布澤克(Jerzy Buzek)評為「人類歷史上兩個最惡劣的極權主義互相勾結」(the collusion of the two worst forms of totalitarianism in the history of humanity)。

1940年,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被蓋世太保(GESTAPO,即秘密國家警察)追捕時,在法國、西班牙邊境波爾特沃(Portbou)服毒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於《流難者W.B.自逝》(Zum Freitod des Flüchtlings W. B.)悼念這位摯友:「將來就此埋入昏暗,良善之力/微息。你全看在眼裡/如你殘敗之身毀去」。完整文章:歷史的天使 - EP73

七、哈伯馬斯:大辯論者 - EP96

2015年8月,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Kluge Prize)頒發給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與泰勒(Charles Taylor),肯定他們在人文思想及公共知識界的貢獻。不僅表示他們的哲思能力受到學界認可,也包括肯定他們在跨領域人文學科整合之貢獻;尤其在面對當代迫切且深遠的社會問題時,如何以哲思學術能力,提供一套以政治及道德為基礎的論證。這使得哈伯馬斯與泰勒不只是擁有哲思能力的鴻儒,也是擔負社會責任的公共知識份子。

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德︰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英︰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認識與旨趣》(德︰Erkenntnis und Interesse/英︰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溝通行動理論》(德︰Die Theorie des kommunikativen Handelns/英︰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等著作之出版,奠定了他在現代學界的重要地位。

哈伯瑪斯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學人,他於波恩大學以一篇研究德國哲學家謝林(F.W.J. Schelling)的論文獲博士學位,之後當了兩年自由撰稿的記者。於1956年前往法蘭克福大學擔任阿多諾的助手,但之後與霍克海默的矛盾日益加劇,並於1971年辭職。他於1971年前往普朗克科學技術世界生存條件研究所任所長,但之後又在1983年重返法蘭克福大學任教,直到退休。完整文章:大辯論者 - EP96

https://www.hk01.com/哲學/54097/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馬庫色-班雅明-哈伯馬斯


阿多諾:法蘭克福學派 質問與批判自啟蒙運動的西方思想史
哲學
撰文:01哲學團隊
2020-09-11 18:57
最後更新日期:2020-09-11 18:57

讀批判理論的人不能不讀法蘭克福學派,而讀法蘭克福學派的人不能不讀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他於1903年9月11日出生,在一生的努力下,他開創了批判流行文化的先河。

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

在諸多理論中,其中一個最中心的論點就是認為流行文化荼毒大眾,令大家屈服於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下。例如流行文化為求大量生產而導致產品標準化(standardization),就好像廣東歌中的情歌可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但人不會滿足於與他人一樣。所以流行曲中都會有很多「選擇」,就如四大天王那時候,跳舞、唱歌、演戲、美男,任君選擇。但阿多諾就認為這不是真正的選擇,這些都是「虛假的個人化」(pseudo-individualism),抑或說,流行文化創造了許多「虛假需要」(false needs)。這些「選擇」使得大眾不是做真正的選擇,而是在 A、B、C 餐中挑一個而已。

論虛假需要——馬庫色:在發達工業社會之下,我們都成了單向度的人

所以阿多諾曾經講過:「今時今日,藝術的任務就是帶混亂到秩序當中。」只有擾亂既有的秩序,人才有可能解放自我。當然,後來也有不少論者對「流行文化荼毒眾生」這論調提出反對,認為不可低估受眾的反抗能力,也不能把大眾完全看成只懂接受,不懂反思的群體。但無論如何,阿多諾也造就了法蘭克福學派的一個高峰,而當代哲人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就延續了此學派,成為現今的領頭人。

哈伯馬斯:主張溝通理性的「大辯論者」,公共領域的消亡與重生

法蘭克福學派話事人

批判理論的鼻祖「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指的是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IfS)的學人。代表人物除了阿多諾,還有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馬庫色(Herbert Marcuse)、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等,他們的思想體系可謂之百花齊放,呈現大相逕庭又互為輝映的「星叢」(constellation)思想體系。

有別於蘇維埃官定的「列寧—史太林」版的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被歸類為「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它批判(且繼承)新康德主義者韋伯(Max Weber)的社會學方式,亦對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社會科學觀作了如此的批判。法蘭克福學派是一套由實證經驗導向,或以純粹的理論科學,進而提出要檢視科學範式(paradigm)背後不斷地、辯證地穿透發展的途徑。

韋伯:理解社會行動 - EP50

每位思想家的思想體系都呼應著時代歷史及人生體驗。法蘭克福學派的學人也不免於此。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隨即美國與蘇聯兩大勢力的對抗在歐陸展開,形成冷戰時代的分庭抗體。戰後美國推動的歐洲復甦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亦稱為馬歇爾計劃 The Marshall Plan),歐洲大陸無論是經濟還是文化,都在等待重建復甦。

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年,阿多諾與霍克海默合著出版的《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問世,質問和批判歐陸自啟蒙運動開始的思想史,奠定了批判理論在當代歐陸思想體系的重要性。所謂批判,並非只是負面表述的批評,全面重新分析判斷當前的社會現象。雖「批判」(Kritik; critique)一詞早在康德的「批判哲學」就已經為哲學的專有名詞,但法蘭克福學派承襲德國觀念論與法國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傳統,將「批判」理論與歐陸傳統思想體系斷裂開來。

https://www.hk01.com/哲學/522434/阿多諾-法蘭克福學派-質問與批判自啟蒙運動的西方思想史

霍克海默:法蘭克福學派的精神領袖
哲學
撰文:釋仁
2020-02-14 18:30
最後更新日期:2020-06-04 15:46

法蘭克福學派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影響力非常大的思想流派之一,該學派的成員利用馬克思主義,致力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猛烈批判。他們提出的批判理論為人們批判性地理解資本主義的內部結構及運作模式提供了一個極佳的範式。據說在1978年的一次訪談中,傅柯高度評價了法蘭克福的貢獻,他說如果自己能早些讀到那些著作,就能節省很多寶貴的時間。有些東西他就不會再寫,有些錯誤就不會再犯。另一位法蘭克福學派的重要人物哈伯馬斯表示,法蘭克福學派之所以有不少理論的創新,主要因為他們擁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精神領袖」,而這個領袖正正就是麥克斯.霍克海默(M. Max Horkheimer)。

生於情人節的霍克海默,於德國斯圖加特的一個猶太工廠主家庭長大。他早年曾先後在慕尼黑大學、弗萊堡大學和法蘭克福大學學習哲學。1922年在法蘭克福大學取得博士學位。霍克海默於1923年與他人組建了法蘭克福社會研究所,並於1931年擔任第二任所長。他正式將研究所的研究方向確立為社會哲學研究,以馬克思主義為研究方法。由此,在霍克海默的領導下,該學派樹立了以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思想精神。

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馬庫色、班雅明、哈伯馬斯

納粹黨上台後,由於霍克海默本人為猶太人,而且納粹黨不容許馬克思主義在德國傳播,所以霍克海默和大部分成員流亡至美國。1950年霍克海默回到德國,再度擔任社會研究所的所長,隔年又任職法蘭克福大學的校長,直至1953年才退休。

對文化產業的批判

霍克海默在1936發表的《利己主義和自由主義》中對資本主義資產階級的「大眾文化」給予了激烈的批判。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文化創造原本具有積極的意義,但發展至後期,文化創造變成了一種服務統治階級,具欺騙性和馴服民心的意識形態工具。霍克海默強調「大眾文化」不同於由群眾自發參與的「通俗文化」,為此,他在後來用「文化產業」來代替「大眾文化」的說法。

1947年,霍克海默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合寫了《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一書,探討西方近代的啟蒙運動如何不斷發展,甚至走向了自我摧毀。此書質問和批判歐陸自啟蒙運動開始的思想史,奠定了批判理論在當代歐陸思想體系的重要性。所謂批判,並非只是負面表述的批評,全面重新分析判斷當前的社會現象。

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在這本重要著作當中,他們提出了「文化產業」(cultural industry)的概念。他們認為在工業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下,文化已經不能再如以往那樣,被理解為藝術工匠和天才的創造。相反,文化已經變成了工廠流水作業的產物。這當然不是說藝術工匠和創作者完全失去了自主權,而是說現在的藝術品已被用於賺取暴利。換言之,藝術品從藝術鑑賞的珍品成為了買賣的商品。

阿多諾: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話事人

藝術品被商品化,所以資產階級早已不再以藝術審美的眼光去打量藝術品。他們一心只想把藝術品不斷進行複製,進行標準化的製作。所以人們不難發現在當今社會,好像滿街都可以買到大量的所謂「藝術品」。而且,這些買來的「藝術品」像是「倒模」似的,電影、電視劇等的套路也都千篇一律。甚至,人們聽到一些似曾相識的曲調時,都會不自主地作出相同的機械反應,而這些反應,其實早在製作這首曲調時已經被預設好。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縱然資產階段一再宣稱藝術創作是創造性和多樣性的,但是,在資本主義的大背景下,「創意」和「多樣性」的標籤只是用來掩蓋藝術品不斷被重複生產的商品本質而已。

【兩人的批判對於安迪・華荷是否有效呢?──安迪・華荷:吸血鬼與灰姑娘,商業即藝術】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指出,假若人們想對藝術品、藝術創作,甚至對文化產業有所認識,一定要從宏觀的社會視角出發,這樣才能明白文化產業只是資本主義用以剝削工人和馴服意識形態的工具。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兩人在書中表示,文化工業的每一個產品,都是巨大經濟機器裡的其中一個標本,所有的人從出生開始,無論在工作還是在休息時——只要他還在呼吸——他就離不開這些產品。沒有一個人能不看有聲電影,沒有一個人能不收聽無線電廣播,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受到文化工業產品的影響。文化工業的每一個運動,都不可避免地把人們變為統治階級所希望塑造的那個樣子。難道文化產業自身沒有任何革命的面向嗎﹖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工業化的文化可以像民族文化一樣,對資本主義制度發泄憤怒,但不能從根本上威脅資本主義制度。這就是工業化文化的全部實質。

【對於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批判──詹明信:永遠要歷史化!】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兩人最後語重心長地指出,其實大眾文化從來不是真正的大眾文化,或者說它不具有真正意義的普遍性,它的普遍性是虛假的。大眾性從來不被大眾直接決定,而是往往被其他階層的代表所決定。文化產業無限制地把社會上的所有人調教成娛樂工具,或者說是統治階級期望他們成為的那類人。

https://www.hk01.com/哲學/434894/霍克海默-法蘭克福學派的精神領袖

4.哈伯馬斯

哈伯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成員的首要代表。在美國過去的四十五年間,他都被視為德國主要的哲學家與社會理論家。Stefan Müller-Doohm的傳記是對他的思想事業的一部詳盡、仔細的編年史。

哈伯馬斯在1956年來到法蘭克福,擔任阿多諾的研究助理。他在社會研究所待了五年,之後就在德國的不同院校出任教職。他在1983年回到法蘭克福大學任教,在1993年退休。在他的職業生涯裡,他對哲學、社會學、政治理論以及文化評論這幾個領域都有重要的貢獻。而自五十年代開始,他也同時是一個相當投入德國公共討論的公共知識份子。這始於1953年:當年他發表文章公開要求海德格解釋,他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指國家社會主義——也就是納粹主義——有「內在的真理與偉大」,是甚麼意思。這本書出版於1935年,於1953年再版,但海德格並沒有從書中刪掉這一句,也沒有更動或提供任何解說。

哈伯馬斯對法蘭克福學派的核心理念並沒有完全認同。儘管如此,他在六十年代的早年著作中也承認受到該學派的影響:「我是由老一代的批判理論——幾乎是逐字逐句的跟從——開始的,它歷經法西斯主義和史大林主義而來…… 但1945年之後情況就不同了」。就像法蘭克福學派的其他成員一樣,哈伯馬斯開始時也認為,資本主義文化製造出來的有關社會和經濟關係的幻象,是對個人與政治自主的障礙。但他反對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有關啟蒙理性的批評:

我不認同批判理論的基本前設,即認為工具理性已變成那樣的無孔不入和控制一切,人被困在一個完全的蒙蔽系統之中無路可逃,只有孤立的一些個體偶然的靈光一閃可以洞察到(真理或人性)。

為了取代法蘭克福學派這個悲觀的、將資本主義比作法西斯主義的「否定的辯證」,哈伯馬斯提出了一些我們還可以抱有希望的理由。他預視資本主義社會有機會有積極的轉型,也就是轉型為一個能夠有「免於宰制的溝通」的民主社會。社會的公民能夠意識到並公開地認同他們之間的社會關係的基礎,並能夠民主地決定他們的命運。他認為,這些都是使我們能擺脫意識形態幻覺掌控的最重要條件。

哈伯馬斯認為,我們人之為人的特點,並不是如馬克思所指的透過勞動的社會合作,而是由「論述」或「溝通」構成的社會互動。他認為,人類通過交談發表論述的真正目標是達致互相理解,這也是社會團結的根本。批判理論的工作就是發現理想的言說溝通有什麼形式條件。理想的言說溝通就是令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可以免於宰制,沒有任何一個參與者會被另一參與者或其他人所操縱。由此,參與到溝通之中的個體就可以自由地達致理解自己和他人。哈伯馬斯認為,只有到達這樣的情境,解放與自主才能真正實現。

哈伯馬斯的溝通理性理論與他對理想言談的描述,就如Jeffries 在書中指出一樣,與其說是社會主義的,倒不如說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想像。哈伯馬斯仍然對資本主義持批判的態度,但這不是因為市場本身──他認為市場並不是問題所在(註十二)──而是因為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上,財富的不平等也扭曲了政治民主的健康運作。和其他法蘭克福學派的新馬克思主義者不同,哈伯馬斯明確反對共產主義,倡議保障人權自由和代議民主的憲法、市場經濟、工人權利有充份保障、工人可以集體參與企業決策和資本家平起平坐,也就是一個實踐社會民主主義的福利國家。

一個自由主義的憲政體制,其實已經隱含在哈伯馬斯對理想言談處境的條件的描述裡。換句話說,其實自由主義憲政,對哈伯馬斯來講,就是公民理性溝通和達致互相理解的必要條件。公民要有效運用他們的自由和參與到民主討論之中的話,他們的基本人權與自由就要受到一視同仁的充分保障,而且也要足夠的社會資源來發展他們的理性能力。

Jeffries認為,哈伯馬斯的理論是自康德和黑格爾以降最系統而且詳盡的哲學-社會理論。亦正如羅爾斯(John Rawls)對我說過,哈伯馬斯也是自康德以來第一個願意接受並為自由主義與憲政民主辯護的主要德國哲學家。我認為,正是這裡可以見到哈伯馬斯在歷史上的重要性,尤其是當我們想到,在德國的哲學傳統中,黑格爾、叔本華、馬克思、尼采、海德格,以至大部分的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都是抗拒民主自由主義的。

5.

在阿多諾於1949年由加州回到德國之前,他與同僚完成了一個在1950年出版的研究,這就是《權威性人格》一書。這份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指明「一個新的人類學種類」,即那種會傾向認同和支持威權領袖的人格結構。他們設計了一份問卷調查,用來量度受訪者的「法西斯潛質」──他們稱之為「F-尺度」(F-scale)。他們最後訪問了2,099人。全部受訪者都是中產非猶太裔的美國白人。阿多諾認為有權威性人格的人,有下列的九種人格特徵:

.對傳統中產階級價值觀有僵化的支持

.對群體內理想化了的道德權威有毫無反思的服從態度

.對主觀感受、想像力、敏感思維的反感

.對違反傳統價值觀的人,傾向覺得需要譴責、拒絕、甚至懲罰

.對人際關係中的「宰制-屈從」「強-弱」「領袖-跟從者」向度特別關注;傾向認同強者…

.總的來說對人類懷有敵意和輕蔑

.傾向相信有一些野蠻、不受控制、危險的事物正在世界發生;將無意識的情感衝動向外投射。

.對社會規範以外的性行為有誇大的關注

「F-尺度」的不足,在當時即引來不少的批評。有些批評指出,它事先假設了保守主義與威權主義是緊密相關的。批評者也不明白為甚麼威權主義的人格並沒有扣連到共產主義上去──一個比較清楚的對比應該是自由民主制和或左傾或右傾的極權主義的對揚。法蘭克福學派當然也嚴厲批評蘇聯的極權主義,但卻和他們批評納粹的力度不可同日而語。這似乎部分是因為他們作為德國的猶太人的個人經歷──對他們來講,納粹可是摧毀了他們整個世界。

Jeffries在書中也補充,法蘭克福學派之所以反對將蘇聯的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混為一談,是因為他們認為某程度上,人對人的宰制在所有形式的社會都會存在,即使自由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不例外。阿多諾、霍克海默和馬庫色都傾向將很多我們視作平常的東西都批評為「法西斯」──購物與消費主義社會、流行音樂與文化、電台與電視、廣告,全都無一倖免。這令到法蘭克福學派看來和現代的自由主義的感知相當遙遠。我們有時的確會反感資本主義的過度發展與消費主義空洞,但我們不會因此就認為資本主義就是在道德上腐化人的自我、令我們不能實踐我們真正的人性價值,或者理解人與社會關係的真實。

可是,近來的發展似乎顯示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對我們的時代又有了新的時效性。剛過去的總統大選(譯按:即美國總統大選)用上了威權主義式的誤導宣傳和資訊操縱,而這些手段正是用在那些最會受這些操作影響的人身上;大選的結果是一個政黨的近乎完全的勝利──而這個政黨的綱領是混合了放任市場主義式的公共服務私有化(如果不是完全消滅公共服務的話)和強化集中在資本家手上的財富對經濟與社會的宰制;而這場大選也把一個有意挑起衝突、有明顯威權主義傾向、對真相和民主體制毫不尊重、對公益毫無概念的人送上了總統的寶座。無論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與威權主義結盟的批判曾經是多麼的「離地」,他們的分析現在似乎又再次變得十分對題了──我們正在面對的,正是愈來愈強烈的本土主義、對煽動家和經濟力量不經思考的信任、還有對科學和理性討論的厭惡,以及人們對一個有意散佈假消息和操縱資訊的政權的熱情擁護。

註釋:

註一:其他重要的成員包括Friedrich Pollock、Franz Neumann、Otto Kirchheimer,還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Henryk Grossman,以及Leo Löwenthal──他在加洲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至八十年代末,在1993年去世,也是最後一個去世的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成員。

註二:這些文章在1968年被結集成文集《啟迪》(Illuminations),由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編輯,鄂蘭也為文集寫了一個有名的導言。也可參考Mark Lilla 在1995年5月25日在這裡(譯者按:即《紐約書評》,下同)發表的〈班雅明的謎〉,他評論了那時剛出版的班雅明書信集。Lilla在文中認為,班雅明對後現代主義者的影響是令人遺憾的,也認為後現代主義者們扭曲了班雅明思想的真正關注點所在。也可參考Charles Rosen在1977年11月10日在這裡發表的,對班雅明的《德國悲劇的起源》的書評。

註三:曾經有人懷疑──雖然Jeffries 認為並不可信──班雅明是被史大林的特務謀殺的。可參考Edward Rothstein〈線索:一個認為班雅明是被史大林暗殺的大膽理論〉,紐約時報,2001年6月30日。

註四:這句話刻了在班雅明在波爾特沃的衣冠塚的墓碑上。

註五:阿多諾後來甚至說「沒有資本主義的主觀性的基本原則,就沒有奧斯威辛集中營」。

註六:阿多諾同時也是一個古典鋼琴家,跟隨Alban Berg 學過作曲、寫過無調性音樂,也寫過很多文章討論藝術和音樂中的現代主義。其中的不少議論(如他討論馬勒、勛伯格、澤姆林斯基的文章)都對理解現代音樂有過重要貢獻。可參考Roger Scruton〈為什麼讀阿多諾?〉,收於《理解音樂:哲學與詮釋》(Continuum, 2009)。但阿多諾同時也說過他認為爵士樂是「適合法西斯主義」和「不過在歌頌壓迫」。

註七:Gordon也解釋了阿多諾如何批評沙特和法國存在主義者仍在依賴「主體的自由行動這個老舊的觀念論範疇」。阿多諾指他們忽視了「不自由」的文化條件,是如何強加於我們表面上自由的選擇之上,也忽視了我們已絕望地被淹沒於虛假的信念與價值之中這個事實。存在主義者所謂的自發行動的「無條件的自由」不過是幻覺。見《否定的辯證》,頁50。

註八:他不認為有所謂伊底帕斯情結存在,也反對佛洛伊德有關個人與社會之間不可能和諧的判斷。

註九:可參考George Lichtheim 在1964年2月20日發表在這裡的書評,以及Georg H. Fromm, William Leiss, John David Ober, Arno Waserman, Edward J. Wilkins 等人向編輯的投書回應,以及George Lichtheim在1964年3月19日,也是在這裡的回應。

註十:Jeffries寫道:「對人類能夠從勞動中解放自己、為自己找到意義這個講法的懷疑,是三十年代以降的批判理論的標誌」。他說,阿多諾曾經說過,馬克思想將全世界變成一個「巨形的工廠」。班雅明也說過「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對勞動的理解「已經有後來法西斯主專家治國論的特徵」。

註十一:阿多諾說「資產階級的懷疑主義,也就是相對主義教條的具體展現,是愚蠢的」。而且,「相對主義……從來都是和反動的勢力糾纏不清,由雅典的詭辯家(sophists)樂意為當權者的利益服務開始已經是這樣」。見《否定的辯證》,頁37

註十二:哈伯馬斯在他1990年的一篇論文〈社會主義在今天意味著甚麼?〉中寫道:「在我們眼前正在發生的革命性轉型讓我們上了清楚不過的一課:在複雜的現代社會,如果不把經濟運作留給經濟的邏輯的去調節——也就是讓經濟經由市場來自我調節——那麼,社會再生產是不可能的。」見《新左評論》,卷183,第一期(9月至10月,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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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馬克思主義的大本營
哲學
撰文:李敏剛
2017-05-15 18:46
最後更新日期:2017-05-15 18:47

在這篇長篇書評裡,作者以三本近來出版的有關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的專書為引子,勾勒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發展史與思想面貌,扼要易懂,是一篇相當不錯的引介文章

譯者按:本文譯自Samuel Freeman, “The Headquarters of Neo-Marx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March 23rd Issue。在這篇長篇書評裡,作者以三本近來出版的有關法蘭克福學派思想家的專書為引子,勾勒了法蘭克福學派的發展史與思想面貌,扼要易懂,是一篇相當不錯的引介文章。此外,書評作者Samuel Freeman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自由主義哲學家羅爾斯(John Rawls)的學生,既是羅爾斯的學說最為知名的詮釋者和辯護者,本人也是英美政治哲學、道德哲學和法理學的重要學者。由他執筆的這篇書評,算是側面反映了當今英美學界的自由主義者對法蘭克福學派和批判理論的理解。

評論書籍:

《深淵大飯店:法蘭克福學派的生平》(Grand Hotel Abyss: The Liv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作者:Stuart Jeffries

出版社:Verso,440頁

《哈伯馬斯:傳記》(Habermas: A Biography)

作者:Stefan Müller-Doohm

出版社:Polity,598頁

《阿多諾與存在》(Adorno and Existence)

作者:Peter E. Gordon

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56頁

1.

馬克思認為,所有經濟體系都有剝削關係存在:特權階級透過佔有與控制「生產資料」剝削工人而獲利。因此,根據馬克思的說法,工人自他們的勞動中「異化」了,亦從他們的生產成果中、從其他人之中異化了——最終,工人從自己的人性中異化了,因為他們的人生和勞動都不再由他們自己所控制,反而是由特權階級以及非人性的市場力量所左右和宰制。

馬克思解釋道,工人之所以會忍耐這樣明顯的不公義,是因為他們受到剝削的這個事實,被一個複雜的幻覺網絡所蒙蔽了。他稱這組幻覺為「意識形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最為重要的迷惑手段包括聲稱會給予工人公平的勞動報酬的僱傭勞動合約,也包括馬克思稱為「關於法權的意識形態廢話」:如市場是「自由而公平的交易」、「公平的分配」,又或者那些認為資本家和工人勞動對生產一樣有貢獻的說法。正是這些以及其他種種大行其道的幻覺,再加上宗教以及國家,維持了資本主義這個剝削與異化的體系的有效運作。

馬克思這個對意識形態或所謂「虛假意識」的分析,是他在西方思想中留下的最為持久而且重要的思想遺產。它成為了後來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組成「法蘭克福學派」的一班馬克思主義者們的研究工作的思想基礎。這個學派直到七十年代還一直有延續和發展。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成為了被稱為「批判理論」的基礎:透過引用和發展馬克思和佛洛伊德的理論中的種種概念,批判理論旨在揭露那些決定我們文化的形態、卻又隱藏於我們日常視野和意識之外的力量。這篇書評所介紹的三本書,就是有關法蘭克福學派幾位最有名的成員的生平和思想。

這班新馬克思主義者都任職或附屬於在1924 年創辦的法蘭克福大學的社會研究所。研究所旨在以新馬克思主義的框架去分析以及批評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它的所在地也是這班新馬克思主義者們被稱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原因。研究所的資金來自商人 Hermann Weil,他是當時全球最大的穀物貿易商。這是因為他的兒子Felix 請求他出錢籌辦一個跨學科的學術研究中心,去找出共產革命在德國失敗的原因,以及探討未來成功的可能性。由1930年到1958年,哲學家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擔任社會研究所的所長,他的任期包含了法蘭克福學派由1934年起因為納粹在德國掌權,一直持續到五十年代初的流亡美國的時期。

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領袖除了霍克海默外,還有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馬庫色(Herbert Marcuse),以及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註一)。此外,文學批評家和哲學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雖然不是社會研究所的正式成員,但和研究所成員過從甚密,而且對他們的思想有重大影響。除了弗洛姆之外,這幾位社會研究所的成員都是成功的猶太商人的兒子。就像Felix Weil一樣,他們拒絕承認他們的資本家父親的物質成功,但卻同時享受著父親成功的好處。

由英國著名的記者與文化評論人Stuart Jeffries執筆的《深淵大飯店》,就是記述這班法蘭克福學派思想領袖由1900年起到六十年代的生平與主要思想,讀來清晰易懂而且引人入勝。書的最後一章則詳述了學派在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影響之下,由馬克思主義向左翼民主自由主義的轉向。

由社會研究所一成立開始,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就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解為何共產主義不能吸引工人階級的支持。在三十年代,他們借用了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來解釋為何工人階級會被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主義迷住,以及他們為什麼會熱情地站到納粹主義的一邊。一開始的時候,法蘭克福學派成員視法西斯主義為資本主義最後的其中一個發展階段,並且以德國的工業資本家都和希特勒結盟為佐證。但後來,除了六十年代的馬庫色之外,他們都開始疑惑,也許西方資本主義離終結並讓路給共產主義的一天還很遙遠。

《深淵大飯店》的書名來自匈牙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盧卡奇(György Lukács)一句不無輕蔑的諷刺:盧卡奇認為阿多諾與法蘭克福學派就像是住進了「深淵大飯店」,「舒適無比地撤退到虛無與荒謬的深淵邊緣」。盧卡奇認為,法蘭克福學派拋棄了馬克思中理論與革命行動(Praxis)的連結。他們舒服地把自己作繭自縛於理論之中,遙遠地觀看壟斷資本主義奇觀一般的興衰,同時不帶感情地評論資本主義對人的靈魂的摧殘。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對他們也有類似的批評。他說,法蘭克福學派根本就是背叛了他們彷彿熱心地擁護的革命。在批評法蘭克福學派拋棄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保持距離時,盧卡奇和布萊希特都不約而同地指摘他們的精英主義。

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否有效促成革命行動感到悲觀,其實不無道理。1919年德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的失敗之後,大部分的德國工人階級轉而支持另一種十分不同的革命。在極權法西斯主義在三十年代崛起之後,法蘭克福學派已經對工人階級會促成終結壟斷資本主義和國家機器的革命失去信心。工人們並沒有如馬克思預期般那樣行動起來。法蘭克福學派認為,工人階級被服從秩序的傾向所麻痺,因此不能看出他們那些不滿的根源是在資本主義。在三十年代以後,其中一個法蘭克福學派的研究重心,就是解釋是怎樣的幻覺與迷惑,令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不僅變得對壓迫自己的秩序溫馴服從,還一步步走向野蠻,終於去到把歐洲文明一手摧毀。在接下來的四十年裡,法蘭克福學派幾乎把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東西都批判過。

2.班雅明

班雅明被很多人(包括Jeffries)視為法蘭克福學派最有原創性的思想家。他對卡夫卡、普魯斯特、波德萊爾和其他作家的文學評論,以及他有關現代藝術和歷史哲學的文章,曾經有巨大的影響力(註二)。可是,即使有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的幫忙,他還是不能在學院找到教職,最終也不能在三十年代末逃離歐洲。Jeffries在書中詳細地描寫了班雅明相當悲劇的一生,包括他為了逃避蓋世太保準備取道葡萄牙去美國,卻最終在西班牙接近法國邊境的波爾特沃(Port Bou)自殺(註三)。

班雅明在他的〈歷史哲學論綱〉中曾經有名地寫道:「沒有一座文明的豐碑不同時是一部野蠻的紀錄」(註四)。他另一個在同一篇文章中有名的譬喻,是歷史的天使總是向後望,見證著歷史的廢墟殘垣不斷推積,尤如一場單一的災難。「文明與野蠻密不可分」這個概念是班雅明著作中不斷出現的論題,也對法蘭克福學派有深刻的影響。Jeffries認為,班雅明的這篇歷史哲學論綱,正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啟蒙的辯證》的基礎,而《啟蒙的辯證》正是法蘭克福學派最有名著作。在這本書的前言,兩位作者指他們在書中準備做的「不過是解釋到底是甚麼原因,令人類沒有進入一個真正體現人性的境況,反而沉淪至一種新的野蠻中去」。他們認為,納粹的極權主義並不是歷史進程的一次「失常」。反之,它的根源正是在資本主義、在啟蒙運動、在整個西方文明的思想傳統之中(註五)。

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啟蒙的理性思考已經變得主觀而且工具性,不再是用來發見客觀的普遍真理、真正的人性價值以及人類行動和制度中的正義與不公。他們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中,公司會追逐利益最大化,而不管這樣逐利有甚麼後果。這正是資本主義核心的控制教條。同時,當理性的市場參與者追求最大化他們的滿足感的時候,他們會用上最為突顯資本主義去道德化本質的工具理性和策略計算,去促成任何任意的甚至邪惡的目的,包括法西斯主義。

對霍克海默和阿多諾來說,現代的科學方法也是用上了這種工具理性,因為它的目標正正是用來剝削和控制自然和人類。社會和自然科學都變了資本家的壓迫工具。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界定了那些科學會關注和回應什麼問題,以及科學研究的方向。除此之外,在「實證主義」所描繪的那個科學的世界圖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視之為西方哲學中的支配思想——其實扭曲了現實,因為它堅持只有一種認識世界的方式,即通過觀察外部世界並用數學或邏輯作業處理這些觀察,但卻把道德與美學價值從「現實」世界中剝離出來,放到一旁不作關注。

在六十年代的所謂「實證主義爭論」中,波普爾(Karl Popper)針對著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的批評來為科學方法辯護。他認為,科學方法是超越階級利益的。即使科學方法用到社會科學時會有諸多不足,但那始終是唯一一種批判且不偏不倚地找尋真理的方法。批判理論在這方面就遠遠不及:它在研究之中嵌入了太多的社會和政治上的激進主張。

在〈文化工業——啟蒙作為集體欺騙〉一文中,阿多諾指出資本主義意識形態是如何滲透到美國大眾文化之中,並猛烈地批評所謂的「文化工業」。他將流行音樂、電台、電視、荷李活電影、以及廣告都描繪成毫無靈魂而且是壓迫性的(這個對大眾文化和音樂的抨擊為阿多諾引來了擁抱精英主義,甚至是種族主義的批評——這見諸他對爵士樂的態度)。阿多諾認為,大眾文化並不是大眾的自我表達,而是由上而下、人工捏造出來的虛假敘事,強行塞給大眾用來轉移他們視線,令他們不能關注和參與到真正有價值而且帶來滿足的活動。阿多諾指,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由大眾文化和消費主義所鼓吹的所謂選擇自由只不過是一種幻覺、一種意識形態,反映著管治階級對大眾的經濟壓迫。

3.阿多諾

阿多諾普遍被視為法蘭克福學派中在哲學上最為複雜的成員(註六)。他對齊克果、胡塞爾和海德格的批評,是《阿多諾與存在》這本書的焦點。《阿多諾與存在》是哈佛大學思想史學者Peter Gordon 的一部敏銳的哲學研究。阿多諾批評海德格和沙特的存在主義和胡塞爾的現象學的自我中心和主觀性。Gordon解釋,對阿多諾來講,二十世紀存在主義的「本真(authenticity)這類行話」正正是資自戀和自我沉溺、拒絕面對社會現實的終極表現。他認為「本真」這一概念在海德格「和其他法西斯哲學家」的理論中,不過是反猶主義的門面裝飾。

阿多諾在他的主要哲學著作《否定的辯證》(Negative Dialectics)批判了海德格和存在主義的本體論,Gordon對此的討論充滿洞見。阿多諾這本書的中心論旨是,由笛卡兒開始的現代哲學錯誤地把反思的焦點放了在自我意識之上;這個錯誤的焦點在康德和黑格爾的觀念論中更是明顯。他們「主觀的必要性的謬誤」忽視了阿多諾稱為「客體的優先性」,也就是物質與社會現實以及歷史處境在塑造我們的意識與自我意識時的關鍵作用。

根據阿多諾的說法,觀念論對自我的主觀性和它與世界的關係的理解是錯誤的:觀念論最終把現實當作全然的自我建構——「絕對的 “我”作為世界的根本」。這個「至高無上的心靈」拒絕容忍大自然的客觀存在是先於而且是獨立於自我的主觀性。他認為,這是觀念論「對大自然的憤怒」,驅使著他們理論中的主體去把所有的「非我」或和「我」不同的東西征服和宰制,還要把它們視為比人或我低等的存在。阿多諾視存在主義為突破觀念論的主觀性的一次失敗嘗試。他認為自已的哲學工作則成功令我們由觀念論錯誤的框架中解放出來(註七)。

阿多諾和霍克海默都是極度的悲觀主義者。弗洛姆則比較樂觀,馬庫色亦然,雖然程度比不上弗洛姆。他們都在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1949年返回法蘭克福之後繼續留在美國。弗洛姆是在三十年代帶領法蘭克福學派注意佛洛伊德理論的人,但他在1939年之後卻被社會研究所開除,原因則是他對佛洛伊德的詮釋並非正統(註八)。弗洛姆主張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否定了馬克思與佛洛伊德的看法,認為自主的個體能從動物本能和社會的限制中解放出來,即使在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中,也能做到有限的自我轉化、得到自由、能真正的愛與被愛。

馬庫色則是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新左翼(New Left)運動的理論領袖。在他的《單向度的人》(註九)中,他認為逐步提升的生活水平令到工人階級太過舒服,而消費主義和大眾文化則和宗教一道成為「人民的鴉片」,於是工人便失去了造資本主義反的意志。但他認為工人階級是應該感到造反的必要的,因為資本主義的社會條件為他們帶來了自我的異化和不自由。馬庫色認為,資本主義社會裡的人成為了自己的陌生人,也對自己的工作沒有歸屬感,亦和其他人關係疏離。我們都被吸進了物質消費的桎梏與流行文化的空洞之中走不出來。而且,消費主義在我們身上做成的虛假需求,令我們工作得遠比必要的多。我們的品味都被操縱了,我們都沒有自由去發現我們的「真正的需要」。

馬庫色早年的《愛欲與文明》則比較樂觀。在這本書裡,他主張我們應該放縱我們對快樂和性的追求,來挑戰資本主義的道德觀,也透過將理性與愛欲混合起來,以建構革命意識:「對持續的快樂的追求不只令我們的力比多關係(即“社群”)的秩序擴大,也令…… 愛欲用理性的語言來界定了理性。理性的行為就是維持快樂的關係的行為。」這裡馬庫色明顯偏離了佛洛伊德的理論。回看今日的資本主義社會,馬庫色明顯是說對了一半:欲望的關係是擴張了,但革命意識卻沒有。在享樂與欲望橫流之中,資本主義與它的意識形態支配的強大比以前有過之而無不及。

法蘭克福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社會裡所謂自由的理念,用伯林(Isaiah Berlin)的講法,不過是一種「消極自由」,或者是免於他人的干預的「自由」。他們認為這會引致社會的原子化。「積極自由」則是指人們可以實踐他們的人性的真正價值。只有當社會經濟結構轉變,令個人不再異化於他們自已和他人,才有可能實現這種積極自由。

自由主義認為個體應該有自由去為自己決定甚麼是好的,並且有自由去跟從自己的選擇與偏好去行動。資本主義原則上有助於這種自由主義人性觀的實踐:因為商品與服務的供應是回應需求而生產,而整個制度(聲稱)會逐漸把每個個體的偏好滿足最大化——當然,這僅僅包括那些人們願意花錢滿足的偏好。在這個角度看來,在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及其文化的無情批判背後,其實是一種對自由主義與主觀價值的抗拒,而背後的動力,就是一種倫理上的致善主義(ethical perfectionism)。

這些思想家們並不關心慾望滿足與消費者偏好這些問題本身。他們的著作裡其實有著一個總是存在著但又從來沒有清楚地表述出來的觀點:「解放」就是意味著人們自我實踐「真正的人性的需要與價值」。只有在社會的所有人都可以行使和發展人之為人特有的能力,即參與到那些有益的合作活動——如在生產、政治和文化中的民主參與——的時候,人們才能這樣自我實踐。對法蘭克福學派來講,資本主義的消費文化令解放變得不可能,因為它在人們身上觸發了他們一些虛假的需要,並將之變成了強烈的欲望。這些虛假但強烈的欲望並非自然的,也不是自我實踐人性的能力所要求,更不是在社會實踐真正的人性的價值所需要的。

雖然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認為馬克思在他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誇大了勞動的重要(註十),但他們也認同,資本主義一個根本的問題,正在於它鼓吹虛假的追求和目標。這阻礙人們自主地實踐真正的人性的價值。他們指責資本主義強調對財富的追逐,也就是強調不斷的追求滿足經濟欲望。他們也批評資本主義把理性矮化,變成為了支配自然和人類的純粹的工具性思考。他們亦認為資本主義透過廣告和其他手段對人們的偏好進行操縱,令他們偏向追求消費品和不斷消費,卻壓抑了人的創造性、自發性以及自我的自由。

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領袖們不是價值懷疑論者,也不是價值相對主義者(註十一)。「虛假意識」這個概念就是指人們對真實有錯誤理解,對價值有虛假的信念。但法蘭克福學派從來沒有提出過一個對真正的人性的價值的明確描述,也沒有提出一個理論去說明,一個怎樣組織起來的社會,才可以令這些價值實現。但這不是因為他們是相對主義者,而是因為他們對資本主義之下是否有可能找到真確的哲學與倫理知識相當悲觀。

理解馬克思哲學的五個維度|葉雯德
哲學
撰文:葉雯德
2017-07-03 15:08
最後更新日期:2020-09-14 18:22

想要審視馬克思在今天的意義,當然不應迴避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對他的解讀與辯護。但我們必須注意,即使是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學者也不一定有最原本的理解,他們的解讀更多時候是某種政治和思潮底下形成的變形版。

作者|葉雯德

2008年金融海嘯爆發後,馬克思的《資本論》與《共產黨宣言》又成為一時的暢銷書。事隔九年後的今天,資本主義的金融危機已漸漸淡出媒體報導;我們今天遭遇的是社會不公、國族糾紛、恐怖主義與難民問題,好像都不涉及「資本」與「階級」,與馬克思的理論毫無關連,因此大眾再次把他忘掉。不過,除了反資本主義之外,馬克思的思想難道就沒有其他內涵了嗎?資本主義的穩固是不是證明了他的說法已經過時?今天為什麼還要閱讀馬克思呢?

為了知道馬克思在今天的意義,我們應該轉問要怎樣理解他。羅素說馬克思「...的眼界局限於我們的這個星球,在這個星球范圍之內,又局限於人類」,很明顯意旨馬克思作為哲學家並不入流。但當代的一切人文學科,包括哲學、文學、社會學、文化研究、性別研究、經濟學以及政治學等仍然熱烈討論馬克思,更不要說左翼的政治運動並未隨著冷戰結束而減弱。究竟馬克思思想的魅力在哪呢?我們當然無法用一篇文章的篇幅概括馬克思本人數十年的研究工作,但最少我們能從五個問題維度出發去掌握他的思想大概,以及理解當代思潮繼承了他什麼遺產。

與較為抽象的「社會」(society)概念相比,馬克思更喜歡使用帶有較多歷史感的「社會形態」(social formation)概念。所謂「社會形態」,指的是在特定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以及在其上建立的各種上層建築的有機統一體。(鏈接)

1. 前馬克思的辯證法與德國哲學

「不鑽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特別是它的第一章。」

——列寧《哲學筆記》

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思想家,但他的影響力並不單來自其言論的煽動性,更加來自其思想體系的嚴密和龐雜。促使馬克思支持工人運動、無產階級專政等激進政治理念的原因不是所謂的烏托邦空想,而是一套邏輯學。這套邏輯學並不是亞里士多德式的三段論,而是黑格爾的辯證法。馬克思少年時曾經與青年黑格爾派友好,但很快又與恩格斯一起著力批判黑格爾哲學的唯心主義,而到晚期他又再次承認他是黑格爾的忠實學生——馬克思對黑格爾好像有著愛恨纏綿的關係,仍然困擾著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論爭。

正像列寧所呼籲那樣,我們必須理解黑格爾才能更好地理解馬克思,這不單因為馬克思借用了「異化」、「否定之否定」、「抽象—具體」等黑格爾常用的術語,而是因為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爾的邏輯學、社會學、歷史哲學甚至是精神哲學的內核——沒錯,即使是被指責為神秘主義、主張「精神絕對地從限制、從它的他物裡解放出來」的精神哲學也已經預示了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對資本運作的分析,以及階級鬥爭的歷史觀。對黑格爾哲學的梳理將有助我們理解馬克思自己的思想。

2. 政治經濟學批判

「貨幣主義本質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義本質上是基督教的。作為紙幣,商品的貨幣存在只是一種社會存在。信仰使人得救。這是對作為商品內在精神的貨幣價值的信仰。」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

眾所周知,馬克思是辯證唯物主義者,但這並不代表他完全捨棄理念與抽象性的研究方法,而只採用經驗歸納的原則來研究歷史。將馬克思簡單地視為經驗主義者,便是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雙重誤解的來源。一方面,反對馬克思的人認為他的分析根本和歷史不符;另一方面,一些自稱支持馬克思的人則硬將「異化」、「物化」等邏輯概念當作個人的感受來理解,並力圖處理這些負面情緒。借用黑格爾的概念,我們可以哲學地去理解馬克思對「錢」以及經濟問題的分析框架。

我們常覺得「脫俗」的哲學並不關注現實——經濟和錢。這完全是誤解,錢、借貸、社會分工事實上從來都是哲學家以致神學家著手處理的問題,亞里士多德大量討論貨殖學,馬丁路德抨擊的是當時稅制與土地分配。即使是柏拉圖對語言的思考也隱含著他對錢的看法,因為錢與語言同樣作為交換媒介,事實上完全可以放在同樣的視角去探索:究竟它們有內在的價值,仰或只是人們約定俗成的習慣,本身毫無系統?而假若錢與語言只是代表另一個實物的載具,那我們怎樣解釋那些不代表任何東西的剩餘符號——金融泡沫與廢話?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目的,正是在於用整全、既歷史性又邏輯性的方法去重新思考「錢」與交換過程的悖論。這個維度的馬克思不單單是經濟哲學家,他對質與量的討論更加反映他是本體論的大師。

3. 階級鬥爭與政治

「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

舉著革命旗幟、支持工人福利、反對資本主義、追求平等與民主制,這些綱領並不足以構成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運動。假若階級鬥爭的意義只在於爭得工人比較安好的生活,那麼推動了德意志帝國統一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應該被馬克思稱為偉人了,因為他率先建立社會保險以及各項保障工人的制度——事實上是為了消滅一切激進工人運動。即使俾斯麥的行動表面上似乎能推動社會平等,但他絕不是革命者,也更不可能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我們要怎樣分辨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呢?馬克思又如何看待民主問題呢?

將人類歷史視為階級鬥爭是最基礎的馬克思主義政治視野,但正如列寧所言,「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誰不知道或感受到階級鬥爭和壓迫呢?馬克思主義的政治還要提出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但這不正是今天不同政治光譜的學者和政客都視之為暴力而不再認同的口號嗎?馬克思不像一些道德哲學家那樣天真,以為單靠思辨就可得到社會共識,他直面暴力殘酷的人類歷史,以分析階級鬥爭和歷史發展的問題與原因。而要理解馬克思的政治哲學就必須討論到巴黎公社與俄羅斯十月革命,當然還有香港的位置。

無論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與威權主義結盟的批判曾經是多麼的「離地」,他們的分析現在似乎又再次變得十分對題了──我們正在面對的,正是愈來愈強烈的本土主義、對煽動家和經濟力量不經思考的信任、還有對科學和理性討論的厭惡,以及人們對一個有意散佈假消息和操縱資訊的政權的熱情擁護。(鏈接)

4. 意識形態批判

「只有在現實的世界中並使用現實的手段才能實現真正的解放;沒有蒸汽機和珍妮走錠精紡機就不能消滅奴隸制;沒有改良的農業就不能消滅農奴制;當人們還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質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證的時候,人們就根本不能獲得解放。『解放』是一種歷史活動,不是思想活動。」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

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意識形態批判有雙重意義。第一重意義常常被提到: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社會控制手段,當代歐陸哲學與文化研究正是沿著這種意義吸收馬克思主義理論,力圖從意識形態、文化與藝術批判中推動被壓迫者的充權和解放;第二重意義卻偏偏打消了這些學者的美好計劃:解放的場域不是思想性的,而是經濟性的,解放的條件不是新思想,而是新的生產技術和階級情況。但即使意識形態的壓抑並不能用「思想啟蒙」的方法去消解,馬克思主義仍然需要分析意識形態,正如消除了病徵不等於根治疾病,但是理解病徵仍然是醫治的起點。

意識形態是現實階級問題的反映,而不是問題的起因,因此批判的作用並不單單在於分析文化現象的欺騙性、資產階級怎樣向平民洗腦,而是要理解經濟交換的精神結構:社會分工的細緻化、生產技術的機器化以及就業人員的可替換性在精神上反映為越來越流行的情緒病、碎片化的個人生活、孤獨感。除了分析當下社會,這種意識形態分析角度也能夠用來分析人類思想史的變化為什麼會在某個特定時空出現:蒙田的散文反映了什麼階級變化?康德的批判哲學與近代資本發展又有什麼關係?這些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可以重新思考的問題。

伊格頓是何許人也?也許在他登上暢銷書榜前,普羅大眾早就聽過他的經典發言:「一切文學批評都是政治的批評」,把文學與政治完全掛勾了起來。假如要理解這句話,我們首先要處理的,就是伊格頓本人的背景,以及他所接受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脈絡。(鏈接)

5. 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

想要審視馬克思在今天的意義,當然不應迴避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對他的解讀與辯護。但我們必須注意,即使是自稱馬克思主義者的學者也不一定有最原本的理解,他們的解讀更多時候是某種政治和思潮底下形成的變形版。其中英國的文學批評家伊格頓(Terry Eagleton)與斯洛文尼亞的哲學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不單在各自的學術範疇中最具影響力,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解讀也是當代思潮的發展路線:伊格頓將馬克思自由主義化、齊澤克堅持列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都是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反思與審視。


https://www.hk01.com/哲學/102126/理解馬克思哲學的五個維度-葉雯德
我也抄得很辛苦,不可能做得這麼細緻。請原諒。
《資本論》百年變遷與當代反思(下):去意識形態的批判理論
哲學
撰文:轉載
2018-08-21 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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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發表於 2021/3/2 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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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論》百年變遷與當代反思(下):去意識形態的批判理論
哲學
撰文:轉載
2018-08-21 19:26
最後更新日期:2019-07-05 19:25

作者 | 孫樂強,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系副教授

內容摘要:在西方學術界,《資本論》的形象出現了四重「分裂」: 首先,在政治形象上,由原來的「工人階級的聖經」轉化為一種「失效的舊約」,政治影響力日益衰退;其次,在學術形象上,由原來集哲學、經濟學於一體的《資本論》,被拆解為相互分割的哲學或經濟學著作,並在各自領域中建構出了不同的學術形象;再次,由原來作為有機整體的「完整著作」被解構為各自獨立的「手稿片斷」,實現了由「科學著作」到「虛構偽書」的全面退化;最後,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眼中,《資本論》的形象也由原初的「資產階級的判決書」轉變為資本主義均衡發展的「科學指南」,抹殺了《資本論》的黨性原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立足于當下中國現實來重新理解《資本論》的歷史貢獻及其當代價值,重構《資本論》的內在形象,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資本論》形象的歷史演變是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個重要風向標,它在西方的命運沉浮,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現實演變以及馬克思主義邏輯發展的內在變遷。因此,在此背景下,系統梳理《資本論》形象的百年變遷,無疑會有助於我們完整把握和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總體邏輯,全面反思西方學界對馬克思《資本論》理解的歷史得失。

《資本論》百年變遷與當代反思(上):從政治聖經到學術偽書

三、從「資產階級的判決書」到「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資產階級對《資本論》形象認知的變遷

《資本論》作為無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宣判了資本主義的死刑。然而,在《資本論》發表伊始,資產階級的官方科學和報刊並沒有給予普遍的反擊,而是紛紛選擇沉默的方式來應對科學共產主義的理論成果,企圖「用沉默置《資本論》於死地」【註8】。隨著《資本論》在工人階級中的廣泛傳播以及政治效應的不斷擴大,資產階級再也不能無視《資本論》的存在了。於是,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紛紛放棄沉默的策略,拉開了資產階級反擊《資本論》的序幕。而這種反擊戰最先是從反對勞動價值論開始的,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只要徹底駁倒了勞動價值論,也就全面瓦解了《資本論》的合法性。

總體來看,這種「反攻」可以概括為四種模式:第一種是「道德論模式」,他們認為,價值在本質上只是「一種評價,是一種精神行為」,它與所謂的勞動根本沒有任何內在的聯繫,而馬克思卻試圖從勞動出發來引出價值的規定,這種做法只能是一種緣木求魚,南轅北轍,而以這種學說為基礎的《資本論》只能是一種任意的理論虛構,毫無任何科學所言。第二是「邊際效用論」,這種觀點認為,所謂的政治經濟學並不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是探討人對物質財富的需要關係,因此,單純地把價值歸咎于勞動是完全錯誤的,真實的價值並不取決於勞動,而是取決於買者的主觀需求,取決於消費者在消費商品時所感受到的主觀滿足程度。由此出發,他們認為,《資本論》純粹是馬克思運用唯心主義思辨方法捏造的產物,根本不具有任何說服力。第三是「剽竊論」,這種模式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學說絕不是馬克思的原創,而是從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洛貝爾圖斯、巴師夏和凱里等人的理論中剽竊過來的,進而將《資本論》誣衊為庸俗經濟學的延伸,企圖徹底瓦解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根基。最後是「概念演繹論」,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的《資本論》雖然名為經濟學著作,但實際上卻是德國玄學的變種,是以黑格爾思辨邏輯為基礎,隨意炮製出來的概念王國,他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實際上只是一種邏輯推演的結果,仍像空想社會主義一樣滯留在虛妄的烏托邦之中,根本不具有任何現實性可言。可以說,這四種模式基本上構成了《資本論》第1卷發表後不久資產階級對勞動價值論批判的主導路徑。

隨著《資本論》第3卷發表,這種批判又得到進一步延伸。除了繼續用各種資產階級觀點扭曲勞動價值論外,一種「新」的批判又應運而生。1896年奧地利經濟學家龐巴維克在《卡爾·馬克思及其體系的終結》一書中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和第3卷中分別設定了兩個彼此獨立的領域:一個是價值上的,它是肉眼看不到的;另一個是價格(或貨幣)上的,它是肉眼看得到的,並斷定二者之間是自相矛盾的。這一問題也就是後來公開爭論的「轉型問題」。可以說,從博特凱維茲到薩繆爾森再到後來的斯拉法等人的討論,全都是圍繞這一問題展開的。他們一致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實際上是一個「不必要的彎路」,是可以抹去的。這種批判思路實際上直接將勞動價值論當作一個不必要的問題予以懸置起來,從根基上徹底抹殺了《資本論》的合法性。總而言之,這一時期,資產階級對《資本論》完全持一種批判態度:幾乎沒有一個資產階級願意接受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更不消說公開承認《資本論》的科學價值了。

然而,1929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發,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資產階級對《資本論》徹底敵視的態度。在資產階級辯護士看來,資本主義制度是自然的永恆制度,根本不可能產生危機。而1929年的經濟大危機,給資產階級的正統學說以致命打擊,迫使資產階級承認資本主義制度存在內在缺陷。為了進一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被迫改變原有策略,尋求拯救資本主義制度的良方。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的《資本論》開始以一定的正面形象出現在資產階級的著作之中,成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得以借鑒的理論資源。可以說,這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對《資本論》態度上的一個重大轉變。然而,通過分析,不難發現,這種轉變背後隱藏的卻是一種更深的「陰謀」,即徹底去除《資本論》的「毒瘤」,使其「資產階級化」,成為服務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無害之物。

這一目的是通過以下幾種策略實現的。首先是進一步歪曲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理論,否定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根基,對《資本論》進行去意識形態化處理,消除《資本論》的政治意蘊。其次,直接用凱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論來詮釋《資本論》的危機理論,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在危機還原為可以克服的外在危機,完全閹割了二者的本質差異,實現了危機理論的無害化「轉型」。再次,根據馬克思的再生產圖式將其與凱恩斯的總投資—總需求理論嫁接起來,將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詮釋為一種均衡增長的再生產模型,以此讓馬克思來「分享」凱恩斯的榮譽。可以說,這種單純的嫁接,在賦予馬克思過多榮譽的同時,也是對馬克思的一種侮辱。最後,用純粹的供需理論來解釋馬克思的資本積累、失業常備軍和利潤率下降理論,掩蓋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實現了《資本論》的經驗主義轉向。經過這些變形,《資本論》已經不再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判決書,不再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集中體現,而是轉變為資本主義和諧發展的科學指南。結果,馬克思一躍由資產階級的公開敵人轉變為資產階級的同路人。

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資本論》的吸收和借鑒,從側面反映出《資本論》強大的生命力。然而,在這種借鑒的背後引發的卻是對《資本論》政治立場的消解和顛覆,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和反思,如果任憑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必將會對馬克思主義以及國際工人運動產生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

四、《資本論》形象的重構及其當下中國意義

由上可見,在西方學術界中,《資本論》的形象出現了四重「分裂」:首先,由原來的「工人階級的聖經」轉化為一種「失效的舊約」,政治影響力日益衰退;其次,由原來集哲學、經濟學於一體的《資本論》,被解讀為各自獨立的哲學或經濟學著作,在整體形象上出現了重大分裂;再次,由原來作為有機整體的「完整著作」被解構為各自獨立的「手稿片斷」,實現了由「科學著作」到「虛構偽書」的全面退化;最後,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眼中,《資本論》的形象也由原初的「資產階級的判決書」轉變為資本主義均衡發展的「科學指南」,抹殺了《資本論》的黨性原則。《資本論》的形象出現了節節敗退的跡象。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立足于當下中國現實來重新理解《資本論》的歷史貢獻及其當代價值,重構《資本論》的內在形象,無疑具有著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首先,從政治效應來看,這一任務對於我們清晰界劃各種哲學社會思潮之間的本質差異,捍衛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具有非常重大的實踐意義。今天我們正處在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外部環境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部環境中,市場經濟自發產生的意識形態、各種西方外來思潮,紛至遝來,縱橫交織,意識形態領域鬥爭十分複雜。準確把握《資本論》的政治遺產,對於我們反對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抵禦舊的形而上學和極左的激進思潮,堅持科學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立場,鞏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都具有極其重要的實踐意義。

最後,從應用價值來看,開展這項研究,能夠為我們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最新變化提供重要的理論參照系和方法論武器,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深化對當代資本主義運行機制和內在本質的理解,從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健康發展提供重要的理論支撐。

注釋:

【註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8頁。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2期

轉載自:新大眾哲學

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隨著大批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特別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出版,對《資本論》的形象建構產生了重大影響。西方馬克思學學者由此發掘了一個全新的馬克思,即「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並將其看作馬克思哲學發展的最高峰,由此製造了「兩個馬克思」的對立。結果,《資本論》等成熟時期的著作被指認是青年馬克思的一種理論倒退,淪為一種「吃人不吐骨頭」的「經濟主義」。這種做法既沒有看到二者之間的內在聯繫,也沒有看到後者對前者的內在揚棄和發展,更沒有科學把握後者所特有的人道主義意蘊,完全閹割了《資本論》的光輝形象,是對《資本論》的故意詆毀和謀殺。針對這種「對立論」,第二代西方馬克思主義主要代表弗洛姆作出了重要反駁。他認為,《資本論》決不是對早期人本主義邏輯的遺棄,相反,是它的進一步展開和延伸,二者在本質上是內在一致的。【註4】結果,《資本論》的人本主義化形象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這種建構雖然強調了馬克思前後期著作之間的學術聯繫,但卻完全忽視了二者之間的本質差異,淹沒了《資本論》特有的科學價值。同樣,科西克雖然從哲學與經濟學相結合的方法出發,深入挖掘了《資本論》的社會批判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資本論》的「光輝形象」;然而,這種建構本身卻是從海德格爾存在主義出發的,它在最終歸宿上又陷入到抽象人本主義的窠臼之中,削弱了對《資本論》精髓的科學把握。

以此來看,在《資本論》的形象建構上,從盧卡奇到弗洛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基本上都是從抽象的人本主義立場出發來解讀《資本論》的,他們在恢復《資本論》批判性的同時,又完全閹割了《資本論》的科學性,建構出了一種完全不同於第二國際和蘇聯馬克思主義的人本化形象,在《資本論》的理解史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然而也帶來了不少缺陷。

盧卡奇,匈牙利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和文藝批評家,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他將物化和階級意識引入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理論。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為了反對這種人本主義的氾濫,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西方馬克思主義內部興起了一種與此相對的解讀模式,即科學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他們率先扛起了反抗人本主義的大旗,由此,實現了西方馬克思主義邏輯發展的科學轉向,建構出一種與人本主義相對的《資本論》形象。而這主要以法國哲學家阿圖塞和義大利新實證主義哲學家德拉-沃爾佩、盧西奧·科萊蒂為代表。在阿圖塞看來,馬克思主義理論包含兩部分:一是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二是科學,即歷史唯物主義。而《資本論》恰恰是二者的完美結合。他認為,只有在《資本論》中,才可以讀到馬克思真正的哲學【註5】;同樣,也只有在《資本論》中,才能真正發掘馬克思的歷史科學。【註6】相對於人本主義的解讀模式來看,這無疑具有著重大理論意義。但這種解讀本身仍具有內在不可克服的缺陷。首先,這一解讀模式是建立在「認識論斷裂」之上的,它雖然「恢復」了《資本論》的哲學和科學意義,但卻完全忽視了前後期著作的連續性;其次,在建構路徑上,阿圖塞完全停留在認識論的層面上,直接將階級鬥爭的歷史轉化為知識的歷史,實現了《資本論》研究的知識論轉向;再次,他從結構主義立場出發,走上了徹底反人道主義的道路,完全泯滅了《資本論》的人文意蘊,陷入到結構崇拜的漩渦之中。同樣,德拉-沃爾佩和科萊蒂雖然也力圖把《資本論》當作「科學」的典範,但在「科學」的理解上卻又陷入到「自然科學」的崇拜之中,將其等同於伽利略的「實驗物理學」,完全抹殺了《資本論》的階級性和黨性原則。

總體說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資本論》的形象建構基本上都停留在文化批判或知識論的層面上,這種解讀線索無疑彌補了第二國際經濟決定論所留下的理論空白,在《資本論》的理解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然而,這種形象建構的背後卻隱含著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傳統固有的經濟線索已無法成為《資本論》形象建構的主導線索,只有從文化批判或知識論層面才能真正建構《資本論》的內在形象。可以說,這一判斷是值得討論的。這一點在西方左翼經濟學那裡得到了明顯的印證。他們並沒有沿著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批判的線索來重構《資本論》的形象,而是堅持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線索來挖掘《資本論》的科學內涵及其當代價值,由此建構了一種不同於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資本論》形象。

眾多西方左翼經濟學家都基本上認為,《資本論》構成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科學結晶,從經濟線索或生產過程的內在矛盾出發來建構資本主義批判理論,這一點構成了《資本論》的內在精髓。但是,他們在《資本論》的有效性上又作出了明確限定,認為《資本論》僅僅適應於自由資本主義,隨著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論》的核心理論已經全面過時。如,保羅·斯威齊和保羅·巴蘭認為,隨著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時代向壟斷資本主義的過渡,《資本論》中的剩餘價值理論已經全面失效,主張用「經濟剩餘」理論來全面取代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比利時經濟學家曼德爾也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時期,馬克思的《資本論》已無法涵蓋資本主義的最新變化,主張用「自主變數」理論來彌補馬克思的《資本論》。再譬如,法國調節學派也直接拋棄了《資本論》的本質線索,主張從經驗層面來重構《資本論》;而加拿大經濟學家萊博維奇更是喊出了「超越《資本論》」的口號,力圖在新時期建構一種全新的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可以看出,在他們這裡,《資本論》的學術形象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它已經不再是一種順應時代發展的歷史科學,而是轉變為一種只適應於自由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隨著當代資本主義的演變和發展,《資本論》必將被超越和揚棄。

  如果說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左翼經濟學那裡,《資本論》還具有一定的正面形象的話,那麼,到了後馬克思主義這裡,一切都被解構了。在他們看來,《資本論》的歷史觀和方法論仍然滯留在西方近代形而上學的思辨之中,進而將《資本論》判定為一部充滿神話預言的虛構小說,結果,《資本論》的學術形象完全被顛覆了。特別是隨著MEGA2第2部分的公開出版,這種形象解構變得更加徹底。在新MEGA編委會(1990年之後)看來,目前所通行的《資本論》都是經過恩格斯編輯定稿的:《資本論》第1卷的「通行版」是按照恩格斯最後編定的德文第4版刊印的,第2、3卷更是恩格斯在馬克思遺稿基礎上整理編輯的。這些編輯已經改變了馬克思的原意,使《資本論》成為恩格斯仲介過的「馬克思思想」。也正以此為由,眾多西方學者普遍斷言「馬克思撰寫的三卷本《資本論》從來都沒有真實存在過」【註7】。於是,他們主張,為了恢復馬克思《資本論》的原初面貌,必須要去除恩格斯的一切編輯和修訂,按照馬克思的原初手稿的順序,重新編輯《資本論》,還原《資本論》特別是第2、3卷的真實面目。結果,原本作為有機整體的《資本論》被還原為各不相關的獨立手稿片斷,實現了由「完整著作」向「虛構偽書」的全面退化,完全消解了《資本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歷史地位。

可以說,《資本論》學術形象的歷史變遷,並不僅僅是西方學術界理論嬗變的邏輯產物,而且也是西方資本主義現實發展和演變的客觀產物。因此,系統梳理《資本論》學術形象的演變,不僅有助於我們清晰把握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左翼經濟學發展的內在邏輯,而且也能夠為我們全面剖析當代資本主義的演變機制及其內在規律提供一定的理論借鑒。

《資本論》百年變遷與當代反思(下):去意識形態的批判理論

注釋:
【註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6卷第263頁。
【註2】蘇共中央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編:《圍繞馬克思〈資本論〉所進行的思想鬥爭史概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頁。
【註3】【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8頁。
【註4】【德】弗洛姆:《馬克思關於人的概念》,載《西方學者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復旦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頁。
【註5】【法】阿圖塞:《讀〈資本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24頁。
【註6】【法】阿圖塞:《列寧與哲學》,遠流出版公司(臺灣)1990年版第75頁。
【註7】【意】理查·貝洛菲爾等主編:《重讀馬克思》,東方出版社2010年版第121頁。
【註8】《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44卷第18頁。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2期
轉載自:新大眾哲學

《資本論》百年變遷與當代反思(上):從政治聖經到學術偽書
哲學
撰文:轉載
2018-08-21 19:22
最後更新日期:2019-07-05 19:26

作者 | 孫樂強,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系副教授

內容摘要:在西方學術界,《資本論》的形象出現了四重「分裂」: 首先,在政治形象上,由原來的「工人階級的聖經」轉化為一種「失效的舊約」,政治影響力日益衰退;其次,在學術形象上,由原來集哲學、經濟學於一體的《資本論》,被拆解為相互分割的哲學或經濟學著作,並在各自領域中建構出了不同的學術形象;再次,由原來作為有機整體的「完整著作」被解構為各自獨立的「手稿片斷」,實現了由「科學著作」到「虛構偽書」的全面退化;最後,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眼中,《資本論》的形象也由原初的「資產階級的判決書」轉變為資本主義均衡發展的「科學指南」,抹殺了《資本論》的黨性原則。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立足於當下中國現實來重新理解《資本論》的歷史貢獻及其當代價值,重構《資本論》的內在形象,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字:《資本論》;政治形象;學術形象;中國意義

《資本論》形象的歷史演變是我們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一個重要風向標,它在西方的命運沉浮,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現實演變以及馬克思主義邏輯發展的內在變遷。因此,在此背景下,系統梳理《資本論》形象的百年變遷,無疑會有助於我們完整把握和理解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總體邏輯,全面反思西方學界對馬克思《資本論》理解的歷史得失,從而為我們進一步挖掘《資本論》的意義。

一、從「工人階級的聖經」到「失效的舊約」:《資本論》政治形象的演變

《資本論》是馬克思一生智慧的科學結晶,它在工人運動史上具有無比輝煌的歷史價值。它的出現,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繼續發展以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意識的形成,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然而,《資本論》並不是一出版就立即成為無產階級解放的強大武器,相反,這種政治形象的建構是與當時無產階級革命實踐需要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在第一國際(1864)成立之初,工人雖然已經具備了一定的鬥爭經驗,成立了一些工會組織,但他們在指導思想和政治策略上顯然還不成熟,陷入到各種宗派主義和改良主義之中,根本無法適應當時工人階級鬥爭的需要。首先,在理論上,他們缺乏統一的科學指導:在英國工人中居於統治地位的是自由派工聯主義,他們認為單純地通過合作發展運動,就能徹底改變工人階級狀況;在法國、比利時居於支配地位的是蒲魯東主義,他們反對武裝鬥爭,主張通過和平的方式過渡到沒有剝削的小生產社會,這種思想是一種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道路;而在德國,占主導地位的是拉薩爾主義,大肆宣揚命定論,鼓吹和平長入「自由國家」的改良路徑。這些理論完全缺乏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科學分析,無法為無產階級革命提供內在的科學依據。其次,在政治綱領上,第一國際也缺乏統一的理論指導,對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以及鬥爭策略,都缺乏科學的認知,紛紛陷入到改良主義和折中主義的窠臼之中,對工人的政治運動產生了極為消極的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資本論》第1卷(1867)的出版,恰恰迎合了當時政治鬥爭的需要,猶如恩格斯評價的那樣:「自地球上有資本家和工人以來,沒有一本書像我們面前這本書那樣,對於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註1】總體來看,《資本論》的作用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首先,《資本論》為工人階級的日常鬥爭提供了科學依據。當時,工人最為關心的是「工作日、工資以及資本主義制度下機器的應用」【註2】等問題,而《資本論》恰恰為這些問題作出了科學解答,徹底駁倒了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為工人階級的日常鬥爭提供了科學依據。其次,《資本論》有力地清除了第一國際中的蒲魯東主義和巴枯寧主義,為工人階級的內部團結和思想統一奠定了理論基礎。再者,隨著《資本論》各種版本的出版和進一步傳播,馬克思主義逐漸在工人階級中佔據主導,為後面各國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以及社會主義綱領的制定奠定堅實的理論根基。也正是以此為由,第一國際著名活動家約翰·菲力浦·貝克爾將《資本論》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而梅林也將其稱為「共產主義的聖經」。

這一形象在後續的發展過程(1895年恩格斯逝世之前)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與鞏固。馬克思逝世後,恩格斯作為戰友繼承了馬克思遺願,承擔起《資本論》剩餘卷的編輯出版工作,先後於1885年和1894年編輯出版了《資本論》第2卷和第3卷,完整再現了「工人階級的政治經濟學」的全貌,進一步鞏固了《資本論》的政治形象。其次,隨著《資本論》的廣泛翻譯與傳播,馬克思主義已經在工人階級中佔據主導,截止到八十年代中後期,各國都相繼成立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工人階級政黨和組織,並以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為依據制定了社會主義革命綱領,進一步擴大了馬克思學說的政治影響力,系統強化了《資本論》的這一形象。猶如恩格斯在《資本論》的英譯版序言(1886)中描述的那樣:「《資本論》在大陸上常常被稱為『工人階級的聖經』。任何一個熟悉工人運動的人都不會否認:本書所作的結論日益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

然而,在恩格斯逝世之後,特別是隨著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氾濫,《資本論》的政治形象出現了重大「分裂」,從而在社會主義工人運動內部撕開了一道裂縫,對《資本論》形象的建構產生極為惡劣的影響。自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結構方面都出現了重大變化,這與馬克思《資本論》所揭示的情形出現了巨大反差,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鼻祖」伯恩施坦正是以此為由,全面否定了馬克思《資本論》的政治價值。首先,他徹底否定了唯物史觀和歷史辯證法的科學意義,徹底閹割了《資本論》的合法性。其次,用資產階級的「邊際效用論」代替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徹底顛覆了《資本論》的科學基石。最後,以資本主義的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由自由竟爭資本主義轉變為「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為由,全面否定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宣揚「和平長入資本主義」的改良主義道路,徹底解構了《資本論》的政治立場和黨性原則。結果,原本作為工人階級「聖經」的《資本論》,在伯恩施坦這裡轉變為一種錯誤的、失效的「假說」,《資本論》的經典形象被解構了。與此相對,第二國際的正統理論家雖然對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作出了尖銳的批判和反擊,但由於他們對《資本論》的理解存在著巨大的缺陷,這在一定程度上又削弱了《資本論》的政治形象。總之,第二國際內部正統主義與修正主義的對立,致使《資本論》在工人階級中的政治形象開始分裂,由此挖開了一條反對《資本論》的理論塹壕,對後來的歐美左翼經濟學家產生了重大影響。

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德國哲學家,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卡爾·馬克思的摯友,被譽為「第二提琴手」,他為馬克思創立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大量經濟上的支持,在馬克思逝世後,幫助馬克思完成了其未完成的《資本論》等著作,並且領導國際工人運動。

隨著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資本論》在歐美工人階級中的政治形象進一步萎縮。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黃金發展時期,歐美工人運動全面陷入低潮,致使《資本論》的政治影響力趨於衰退。其次,隨著冷戰的開始,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學說在歐美國家遭到了禁錮,全面斬斷了《資本論》在工人階級中的傳播途徑及其政治效應。再次,隨著福特制資本主義的到來,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原初的工人階級逐漸轉變為「白領」階層,而資產階級的統治策略也由原初的暴力統治轉變為意識形態的全面滲透,從而實現了對工人日常生活和心理結構的全面殖民,使工人階層逐漸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的認同者,這也使得《資本論》的政治形象喪失了合法的階級基礎。

結果,在戰後的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資本論》的政治形象和歷史地位也發生了巨大轉變,由原初工人階級的「聖經」轉變為一種政治上失效的「舊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歐洲眾多工人階級政黨公開宣佈放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一形象轉變的有力證明。

二、從「科學的新大陸」到「虛構的偽書」:《資本論》學術形象的嬗變

馬克思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其最根本的目的是要「為我們的黨取得科學上的勝利」,而《資本論》恰恰是這一目的的完美實現。在這一著作中,馬克思從勞動力商品理論出發,創立了科學的剩餘價值理論,揭示了資本主義滅亡的必然性,實現了由空想社會主義到科學社會主義的重大轉變。從這種意義上來講,《資本論》實現了階級性與科學性、人道主義與客觀歷史分析的完美統一。然而,這一形象在其後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左翼經濟學那裡,發生了內在分裂,建構出了不同的學術形象。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實現了由自由競爭到壟斷帝國主義的轉變,從根基上進一步壓縮了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生存空間。在帝國主義的強力鎮壓下,西歐無產階級革命最終全面失敗,也是在此背景下,西方馬克思主義開始作為一種理論思潮登上了歷史舞臺。如安德森所言:「西方馬克思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資本主義先進地區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產物,它是在社會主義理論和工人階級實踐之間愈益分離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因此,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隱蔽標誌只是一個失敗的產物而已。」【註3】這一特徵決定了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資本論》形象的建構,必然會出現一個重大的撤退:由原初的政治實踐演變為一種學術解讀。而這種解讀的邏輯起點恰恰是從反叛第二國際的經濟決定論開始的。

佩里·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

第二國際時期,正統馬克思主義雖然也強調《資本論》的科學形象,但由於他們方法論上的缺陷,致使他們根本無法準確把握《資本論》的科學內涵,最終陷入到經濟決定論和實證主義的窠臼之中,淹沒了《資本論》的批判性,淪為一種「人學的空場」。而列寧對階級意識的強調以及十月革命的成功,恰恰為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重構《資本論》的學術形象提供了事實依據。青年盧卡奇正是以階級意識為主線,上演了一部將《資本論》人本化的滑稽劇,建構了一條人本主義的解讀路徑。而葛蘭西更是認為,十月革命顛覆了《資本論》的邏輯,將其標示為「反對《資本論》的勝利」,並由此出發,建構了一種以人本主義為後盾的文化霸權理論。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種形象的翻轉在學術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價值,恢復了《資本論》的內在批判性;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又走向了另一種極端,即把整個人類歷史徹底意識形態化,抹殺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閹割了《資本論》的科學形象。

What's Wrong with Communism?
December 1, 2020
By Art Carden
Also published in America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Research Mon. November 30, 2020

“What's wrong with communism?” It’s a question I heard recently, and while “pretty much everything” is accurate, it deserves a bit of additional elaboration. Here are a few thoughts on what's wrong with communism.

As Bryan Caplan points out in his article on communism for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were basically synonyms until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fter that, “communism” came to be mo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revolutionary philosophy of Vladimir Lenin. The two terms can be used interchangeably, and they basically mean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controls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In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write “the theory of the Communists may be summed up in the single sentence: Aboli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Later, Ludwig von Mises would write that “socialism is the abolition of rational economy.” Means of production that are not privately owned cannot be exchanged. Therefore, no market prices can emerge. Without market prices, we don't get profits and losses. Without profits and losses, we don't learn whether or not we are using resources wisely (producing things consumers want more urgently and thereby earning profits) or wastefully (producing things consumers want less urgently and thereby earning losses).

Profits and losses are informative, not decisive: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that might be financially profitable that you might find morally unacceptable. Maybe you could earn a handsome side income writing college term papers on behalf of cheaters for an online essay mill (and note that, as Jason Brennan and Peter Jaworski argue in their 2016 book Markets Without Limits, this would be wrong not because profits are involved but because cheating is involved).

Furthermore, there might be a lot of things that aren't profitable that you might find obligatory. There are very few people who would say that a market test is an appropriate way for me to determine whether or not I should feed, clothe, and shelter my family.

This, I think, is where a lot of people get tripped up. Families are little socialist enterprises governed by the principle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The rules and norms that make families or tribes work well don't map very well onto an extended order populated by strangers. In a family, tribe, or club, people know one another intimately and see one another regularly. The farther people get from one another geographically and genetically, the less well they are likely to know one another that well or see one another that often. Add several millennia, widely varying conditions, and a lot of historical accidents and you have almost eight billion people with different tastes and talents. As I explained last summer, markets and market prices make rational economic calculation possible in such a setting.

A lot of self-described communists and socialists are motivated by enthusiasm for communists' and socialists' stated goals like equality, plenty, and dignity. They ask us to imagine a brotherhood of man in which everyone has abundant food, clothing, shelter, education, medical care, and other opportunities for flourishing. To oppose communism and socialism is not to question the desirability of equality, plenty, and dignity. However, just as opposing subsidies isn't opposing what's subsidized, opposing communism isn't opposing equality, plenty, and dignity. To paraphrase Thomas Sowell, we regularly find ourselves talking past one another, with one group speaking in terms of hoped-for results and the other group speaking in term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processes. In the view of Sowell and a lot of his intellectual allies, the social question is not “what specific policies could we enact that might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Rather, it is “which institutions best facilitate cooperation among strangers?”

It's a question of utmost importance in light of our species' distressing habit of slaughtering one another. That's one of the places where communism's failures are most conspicuous. Experiments with communism have a distressing tendency to descend into mass murder. As Kristian Niemietz explains in his excellent book Socialism: The failed idea that never dies, intellectuals have a three-stage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ism. A socialist regime emerges and maybe has some successes. During this honeymoon phase, socialism's defenders point out that the naysayers are wrong and this time is different. The honeymoon transitions into an “excuses-and-whataboutery” period where a regime's defenders try to explain away the trouble in the workers' paradise. During this phase, we might learn that bad weather or something like deliberate CIA sabotage, not central planning, is to blame for economic failure. Finally, once the experiment's failures become too obvious to ignore or explain away, we enter the third stage, the “not-real-socialism” stage. The Soviet Union? Not real socialism. China under Mao? Not realsocialism. Venezuela? Not real socialism. And so on.

Weren't these idealistic—if naive—crusades to better the lives of the downtrodden? In his foreword to Eugene Richter's excellent Pictures of the Socialistic Future, Bryan Caplan explains three theses: there is Lord Acton's thesis, which is that “power corrupts, 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People meant well when they got started, but having so much power derailed them. A second thesis is Friedrich Hayek's explanation for “why the worst get on top.” Power will attract people who crave it, and hence ambitious, bad people will end up in positions of power. Hence, you might hear that the USSR would have avoided the horrors of the Stalinist regime had only Leon Trotsky and not Stalin ascended to power.

Caplan tells a darker story, however, for why communist regimes move so quickly into oppression and mass murder: communism is “born bad” in that “the early socialists were indeed ‘idealists’” but “their ideal was totalitarianism.” At a fundamental level, communist revolutions have not been about merely producing things more efficiently or ensuring that output is shared equitably. Communist experiments have been efforts to fundamentally re-engineer humanity. They have been project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ir brutality has sometimes been excused as an unfortunate historical necessity. The historian Eric Hobsbawm, for example, agreed without hesitation that millions of deaths would be an acceptable price to pay for a communist society. After all, Lenin famously said “you can't make an omelet without breaking eggs.”

Alas, communist experiments have come and gone. They have left us with no omelets, only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broken eggs.

Art Carden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dependent Institute and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conomics at Samford University.

Why you're wrong about communism: 7 huge misconceptions about it (and capitalism)
Most of what Americans think they know about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is total nonsense. Here's a clearer picture
By Jesse Myerson
February 2, 2014 5:00PM (UTC)

As the commentary around the recent deaths of Nelson Mandela, Amiri Baraka and Pete Seeger made abundantly clear, most of what Americans think they know about capitalism and communism is arrant nonsense. This is not surprising, given our country’s history of Red Scares designed to impress that anti-capitalism is tantamount to treason. In 2014, though, we are too far removed from the Cold War-era threat of thermonuclear annihilation to continue without taking stock of the hype we've been made, despite Harry Allen's famous injunction, to believe. So, here are seven bogus claims people make about communism and capitalism.

1. Only communist economies rely on state violence.

Obviously, no private equity baron worth his weight in leveraged buyouts will ever part willingly with his fortune, and any attempt to achieve economic justice (like taxation) will encounter stiff opposition from the ownership class. But state violence (like taxation) is inherent in every set of property rights a government can conceivably adopt – including those that allowed the aforementioned hypothetical baron to amass said fortune.

In capitalism, competing ownership claims are settled by the state's willingness to use violence to exclude all but one claimant. If I lay claim to one of David Koch's mansions, libertarian that he is, he's going to rely on big government and its guns to set me right. He owns that mansion because the state says he does and threatens to imprison anyone who disagrees. Where there isn't a state, whoever has the most violent power determines who gets the stuff, be that a warlord, a knight, the mafia or a gang of cowboys in the Wild West. Either by vigilantes or the state, property rights rely on violence.

This is true both of personal possessions and private property, but it is important not to confuse the two. Property implies not a good, but a title – deeds, contracts, stocks, bonds, mortgages, &c. When Marxists talk of collectivizing ownership claims on land or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we are in the realm of property; when Fox Business Channel hosts move to confiscate my tie, we are in the realm of personal possessions. Communism necessarily distributes property universally, but, at least as far as this communist is concerned, can still allow you to keep your smartphone. Deal?

2. Capitalist economies are based on free exchange.

The mirror-image of the “oppressive communism” myth is the “liberatory capitalism” one. The idea that we're all going around making free choices all the time in an abundant market where everyone's needs get met is patently belied by the lived experience of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people. Most find ourselves constantly stuck between competing pressures and therefore stressed out, exhausted, lonely, and in search of meaning. -- as though we're not in control of our lives.

We aren’t; the market is. If you don't think so, try and exit “the market.” The origin of capitalism was depriving British peasants of their access to land (seizure of property, you might call it), and therefore their means of subsistence, making them dependent on the market for their survival. Once propertyless, they were forced to flock to the dreck, drink and disease of slum-ridden cities to sell the only thing they had – their capacity to use their brains and muscles to work – or die. Just like them,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today are deprived of access to the resources we need to flourish, though they exist in abundant quantities, so as to force us to work for a boss who is trying to get rich by paying us less and working us harder.

Even that boss (the apparent victor in the “free exchange”) isn’t free: the market places imperatives on the ownership class to relentlessly accumulate wealth and develop the forces of production or else fail. Capitalists are compelled to support oppressive regimes and wreck the planet, as a matter of business, even as they protest good personal intentions.

And that’s just the principle of the system. The US’s particular brand of capitalism required exterminating a continent's worth of indigenous people and enslaving millions of kidnapped Africans. And all the capitalist industry was only possible because white women, considered the property of their fathers and husbands, were performing the invisible tasks of child-rearing and housework, without remuneration. Three cheers for free exchange.

3. Communism killed 110 million* people for resisting dispossession.

*The number cited is as consistent as it is rooted in sound research; i.e., not.

Greg Gutfeld, one of the hosts of Fox News' “The Five” and a historical scholar of zero renown, recently advanced the position that “only the threat of death can prop up a left-wing dream, because no one in their right mind would volunteer for this crap. Hence, 110 million dead.” In declaring this, Gutfeld and his ilk insult the suffering of the millions of people who died under Stalin, Mao, and other 20th Century Communist dictators. Making up a big-sounding number of people and chalking their deaths up to some abstract “communism” is no way to enact a humanistic commitment to victims of human rights atrocities.

For one thing, a large number of the people killed under Soviet communism weren't the kulaks everyone pretends to care about but themselves communists. Stalin, in his paranoid cruelty, not only had Russian revolutionary leaders assassinated and executed, but indeed exterminated entire communist parties. These people weren't resisting having their property collectivized; they were committed to collectivizing property. It is also worth remembering that the Soviets had to fight a revolutionary war – against, among others, the US – which, a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is enough to show, doesn't mainly consist of group hugs. They also faced (and heroically defeated) the Nazis, who were not an ocean away, but right on their doorstep.

So much for the USSR. The most horrifying episode in 20th Century official Communism was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its death toll difficult to identify, but surely in the tens of millions. Several factors evidently contributed to this atrocity, but central to it was Mao's "Great Leap Forward," a disastrous combination of applied pseudoscience, stat-juking, and political persecution designed to transform China into an industrial superpower in the blink of an eye. The experiment's results were extremely grim, but to claim that the victims died because they, in their right minds, would not volunteer for "a left-wing dream" is ludicrous. Famine is not a uniquely “left-wing” problem.

4. Capitalist governments don’t commit human rights atrocities.

Whatever one's assessment of the crimes committed by Communist leaders, it is unwise for capitalism’s cheerleaders to play the body-count game, because if people like me have to account for the gulag and the Great Sparrow campaign, they'll have to account for the slave trade, indigenous extermination,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and every war, genocide and massacre carried out by the US and its proxies in the effort to defeat communism. Since the pro-capitalist set cares so deeply for the suffering of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masses, perhaps they'll even want to account for the millions of deaths resulting from those countries' transitions to capitalism.

It should be intuitive that capitalism, which glorifies rapid growth amidst ruthless competition, would produce great acts of violence and deprivation, but somehow its defenders are convinced that it is always and everywhere a force for righteousness and liberation. Let them try to convince the tens of millions of people who die of malnutrition every year because the free market is incapable of engineering a situation in which less than half of the world's food is thrown away.

The 100 million deaths that are perhaps most important to focus on right now are the ones that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DARA projected will die climate-borne deaths between 2012 and 2030. 100 million more will follow those, and they will not take 18 years to die. Famine like the human species has never known is in the offing because the free market does not price carbon and oil-extracting capitalist firms  have,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USSR, become sovereigns of their own. The most virulent anti-communists have a very handy, if morally disgraceful, way of treating this mass extinction event: they deny that it's happening.

5. 21st Century American communism would resemble 20th century Soviet and Chinese horrors.

Before their revolutions, Russia and China were pre-industrial, agricultural, largely illiterate societies whose masses were peasants spread out over truly vast expanses of land. In the United States today, robots make robots, and less than 2% of population works in agriculture. These two states of affairs are incalculably dissimilar. The simple invocation of the former therefore has no value as an argument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For me, communism is an aspiration, not an immediately achievable state. It, like democracy and libertarianism, is utopian in that it constantly strives toward an ideal, in its case the non-ownership of everything and the treatment of everything – including culture, people's time, the very act of caring, and so forth – as dignified and inherently valuable rather than as commodities that can be priced for exchange. Steps towards that state of affairs needn't include anything as scary as the wholesale and immediate abolition of markets (after all, markets predate capitalism by several millennia and communists love a good farmer's market). Rather, I contend they can even include reforms with support among broadly ideologically divergent parties.

Given the technological, material, and social advances of the last century, we could expect an approach to communism beginning here and now to be far more open, humane, democratic, participatory and egalitarian than the Russian and Chinese attempts managed. I’d even argue it would be easier now than it was then to construct a set of social relations based on fellowship and mutual aid (as distinct from capitalism'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competition and exclusion) such as would be necessary to allow for the eventual “withering away of the state” that libertarians fetishize, without replaying the Middle Ages (only this time with drones and metadata).

6. Communism fosters uniformity.

Apparently, lots of people are unable to distinguish equality from homogeneity. Perhaps this derives from the tendency of people in capitalist societies to view themselves primarily as consumers: the dystopic fantasy is a supermarket wherein one state-owned brand of food is available for all items, and it's all in red packaging with yellow letters.

But people do a lot more than consume. One thing we do a huge amount of is work (or, for millions of unemployed Americans, try to and are not allowed). Communism envisions a time beyond work, when people are free, as Marx wrote, "to do one thing today and another tomorrow, to hunt in the morning, fish in the afternoon, rear cattle in the evening, criticize after dinner... without ever becoming hunter, fisherman, herdsman or critic." In that way, communism is based on the total opposite of uniformity: tremendous diversity, not just among people, but even with in a single person's "occupation."

That so many great artists and writers have been Marxists suggest that the production of culture in such a society would breed tremendous individuality and offer superior avenues for expression. Those artists and writers might have thought of communism as "an association in which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ach is the condition for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all," but you might want to consider it an actual instantiation of universal access to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You won't even notice the red packaging with yellow letters!

7. Capitalism fosters individuality.

Instead of allowing all people to follow their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nto the endeavors that fulfill them, capitalism applauds the small number of entrepreneurs who capture large portions of mass markets. This requires producing things on a mass scale, which imposes a double-uniformity on society: tons and tons of people all purchase the same products, and tons and tons of people all perform the same labor. Such individuality as flourishes amid this system is often extremely superficial.

Have you seen the suburban residential developments that the housing boom shat out all over this country? Have you seen the grey-paneled cubicles, bathed in fluorescent light, clustered in "office parks" so indistinct as to be disorienting? Have you seen the strip malls and service areas and sitcoms? Our ability to purchase products from competing capitalist firms has not produced an optimally various and interesting society.

As a matter of fact, most of the greatest art under capitalism has always come from people who are oppressed and alienated (see: the blues, jazz, rock & roll, and hip-hop). Then, thanks to capitalism, it is homogenized, marketed, and milked for all its value by the "entrepreneurs" sitting at the top of the heap, stroking their satiated flanks in admiration of themselves for getting everyone beneath them to believe that we are free.

Jesse Myerson

https://www.salon.com/2014/02/02 ... _it_and_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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