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基層社區的影響
教會的基督教基層社區和牧師積極份子——工人牧師積極份子、農村牧師積極份子和城鎮牧師積極份子——向軍政權(1979-1980年)所謂開場之後出現的新的社會和政治運動提供了基層的支持者。由於這種廣泛的群眾基礎,在80年代國家部份民主化期間,聯合工人中心,即新的階級鬥爭工會聯合會,掌握了勞工運動的領導權——這與親政府的(和共產黨支持的)工人總聯合會形成了鮮明對照——組織了大約1,000萬城鄉工人,同時致力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新的工人黨也爭取了幾十萬成員和數百萬張選票——該黨的女候選人路易莎.埃倫迪納稱自己是基督教馬克思主義者,她剛剛被選為拉丁美洲最大城市聖保羅市市長(1988年11月)。
我們已經提到過,在基督教基層社區的許多信徒和牧師中,確實存在著一種非常強烈的「基層」或者「民眾」傾向,這種傾向導致了地方主義、組織工作進展緩慢、不相信「局外人」和知識份子以及低水平的政冶化。(像克洛多維斯和弗雷.貝托這樣的)解放神學家和馬克思主義積極份子已經對這種傾向進行了批評。但基層社區的政冶文化也有其健康的方面:基層民主作風、對資產階級的或民粹主義的煽動——以及某些左派組織的命令主義或官僚主義作風的正當懷疑。總之,在激進的神學家和主教的支持下,基督教基層社區積極份子們幫助建設了巴西歷史上最大、最激進的群眾性(城鄉)勞工運動。
「標準化」
雖然教皇在1986年致巴西教會主教們的信中似乎對該教會表示支持,但梵蒂岡在過去三年中對該教會的政策一直是有計劃有組織地試圖使這個教會「標準化」(在捷克斯洛伐克人用這個詞的意義上講……)。正如法國耶穌會神父夏爾.安托尼(Chanles Antoine)在最近寫的一篇文章《摧毀天主教會》(載《現實宗教世界》雜誌,1988年11月15日出版)中所說的那樣,這種政策是試圖通過任命保守的主教來「搞垮」巴西教會,因為這些被任命的主教常常破壞或削弱他們的前任建立的牧師組織機構。最著名的例子是任命何塞.卡多索(Jose’ Cardoso)閣下擔任麥姆.赫爾德.加馬垃(Dom Helder Gamara)空下的職務。卡多索是一個專門研究教會法的保守主義者,1957-1979年期間住在羅馬。他一上任就免去了他的主教管區的多數鄉村和有名望的牧師領導人的職務……現在,這種策略(以及類似的辦法,例如像佩德羅.卡薩爾達利加(Pedro Casaldaliga)閣下這樣最獻身於教會事業的主教施加壓力)還未使主教聯合會同羅馬一致起來,但不能排除這種策略將來不會產生要達到的結果。
巴西教會的特殊性
巴西教會已經成為拉丁美洲最進步的教會,成為(自1960年以來)該洲第一個左派思想的教會和該洲唯一的其解放神學有如此廣泛影響的教會,原因何在呢?
對這個問題作出明確的回答是困難的。必須考慮的也許有幾個因素,而這幾個因素的結合則產生了巴西天主教唯有的特點:
1、 教士的日益不足,數量太少的教士不能控制這個國家巨大的、迅速增長的人口。這種情況結果使一般信徒,特別是天主教行動具有愈來愈大的影響和重要性,天主教行動恰恰是60年代推動巴西天主教變得激進的因素。
2、法國天主教會和文化對巴丁的深刻影響——這同該洲其他國家是不同的,在該洲其他國家,西班牙(以及意大利)的傳統佔主導地位——而法國又恰恰是整個20世紀在基督教(特別是天主教)文化方面最激進事物發生的地方:夏爾.佩吉的宗教社會主義,伊曼紐爾.穆及埃和精神組織,人民陣線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反法西斯基督徒,戰後新神學(卡爾韋斯、什尼、迪凱奧克、呂巴克等),勒布雷特的人道主義經濟學,工人教士,以及50年代、60年代的天主教青年會、天主教聯合會的左轉。法國和巴西的修會(特別是多明我會修士)是直接聯繫的;法國有大批傳教士在巴西傳教;法國天主教知識份子對巴西天主教知識份子有著傳統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同南美其他國家的教會相比,巴西教會存在著一種更易於接受新的激進思想的文化環境。
3,因為建立於1964年的軍事獨裁一步步地關閉了所有表達群眾抗議的渠道(特別是1968年以後),這樣,軍事當局最後就把教會變成了反對派的庇護所。群眾運動大規模地進入教會,促使教會「轉向」窮人的解放事業。與此同時,軍事當局對教會激進人士的野蠻鎮壓,迫使整個教會給予反抗,並產生了一種國家與教會持久衝突的動力。
然而應該強調的是,獨裁本身並不足以說明問題,因為在其他國家(譬如阿根廷),獨裁就受到了教會全心全意的支持。雖然巴西的主教們支持1964年的軍事政變,但是一種有影響的激進思潮的出現為1970年的變化創造了條件。
4、50年代以來,巴西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和廣度遠遠超過拉美其他國家。今人頭暈目眩的城市化和工業化的激烈程度以及資本主義在農村地區擴展的迅速和野蠻殘酷,使社會矛盾如此惡化——例如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農村人口被從土地上趕走,窮人大批集中在城鎮中心的邊緣地區——這顯然促進了解放基督教的興起,作為對有害的、災難性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基本回答。
5、70年代和80年代的激進教士和神學家吸取弓60年代——以及某些拉美國家發生事件──的教訓,作出了在教會內部耐心工作的選擇,盡力不與主教斷絕聯繫(因而把他們中的一些人爭取到解放神學方面來),避免提出導致使他們陷於孤立和不能發揮正常作用的倡議。在基本選擇方面避免讓步的同時,他們拒絕在內部與僧侶統治集團對抗,集中全力發展基層組織、基層社區和民眾牧師。
講述巴西教會激進思潮歷史的最好方法,也許是敘述在啟發基層社區政治意識方面起了關鍵作用的一個人物——弗雷.貝托(Frei Betto)——的故事。貝托是多明我會的修士,自從出版了他同費德爾.卡斯特羅關於宗教的系列談話以來聞名全世界。他同卡斯特羅的這些談話被譯成了14種文字,在拉丁美洲多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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