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謠言製造的“聖戰”
2010年08月25日 15:49 《看歷史》雜誌
核心提示：所有在華的傳教士都明顯地感到，他們已經被無所不在的謠言所包圍，在這些謠言裏，他們幹盡了迷姦婦女、給井水投毒、拐賣兒童、刨挖墳塋、私藏軍火等壞事。西方各國在華公使也為這些謠言的四處流佈而憂心忡忡，美國駐華公使說，它們正在“系統地煽動仇恨”。終於，1891年成了西方在華教會夢魘般的一年，被謠言鼓動的民眾衝擊了揚州、蕪湖、丹陽、無錫、江陰、陽湖、如皋、九江、武穴、宜昌等多個地方的教堂，把它們砸爛、燒燬，最重要的是搶走了一切可以搬走的財產。
文章摘自《看歷史》雜誌2010年第8期 作者：何書彬
當外國教會在中國的影響越來越大時，一場針對傳教士的謠言宣傳戰也在醞釀之中。孔夫子信徒與耶穌之間展開的“聖戰”，深刻地影響到這個國家的走向。
1891年的夏天，英國倫敦會華中區主持人楊格非在漢口、長沙、宜昌等地的城墻和城門上看到了很多反教揭帖，其中一些甚至非常具體地針對他的傳教活動。比如有一段文字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他的“門生”如何利用妖術姦淫婦女：“（教民）口中有青煙出，燈光忽大，群女子衣服皆自褪……”
所有在華的傳教士都明顯地感到，他們已經被無所不在的謠言所包圍，在這些謠言裏，他們幹盡了迷姦婦女、給井水投毒、拐賣兒童、刨挖墳塋、私藏軍火等壞事。
其中最讓一般民眾感到恐慌的，莫過於傳教士“挖眼剖心”的說法，說是傳教士會施展妖術挖取中國人的眼睛，用以制藥或煉銀。
傳教士把他們蒐集到的反教宣傳品寄回本國，幾乎所有人看了都“切齒憤恨”，西方各國在華公使也為這些宣傳品的四處流佈而憂心忡忡，美國駐華公使田貝說，它們正在“系統地煽動仇恨”。
與此同時，田貝的擔心正在長江流域一步步地變成現實，1891年成了西方在華教會夢魘般的一年，被謠言鼓動的民眾衝擊了揚州、蕪湖、丹陽、無錫、江陰、陽湖、如皋、九江、武穴、宜昌等多個地方的教堂，把它們砸爛、燒燬，並搶走一切可以搬走的東西。這些教案總稱為長江教案，構成了“義和團事件”以前最為嚴重的反教事件。
“鬼叫該死”
在英國駐漢口領事嘉托瑪的協助下，楊格非開始尋找這些謠言的來源。不久後，他就發現長沙是個製造謠言的“大本營”。
楊格非先是獲得了兩本名為《鬼叫該死》的印刷品，在這個極富攻擊性的反教檄文中，基督教被直呼為“鬼叫”，“鬼叫都有妖術，切得婦人們崽腸子奶尖子、孕婦胞胎、小孩子腎子，他拿去賣與商人配製照相的藥水，熬煉銅鉛，每百斤銅鉛熬出八斤銀。凡從叫（教）的死了，鬼叫不準親人近前，要由他殯殮，他把眼睛刻了去，也是賣去配藥……”
在歷數“鬼叫”的種種罪惡行徑後，作者破口大罵，鼓動人們去衝擊教堂：“你們看鬼叫連王八婊子不如，該死一萬年不足。既這樣該死，為何中國人偏要從他入叫哩？”
《鬼叫該死》來自長沙，作者周漢是一名湖南寧鄉的士紳，曾擔任左宗棠的幕僚，積功升至陜西候補道。從1884年起，周漢寓居長沙，同時開始撰刻各種反教宣傳品，總數達到三四十種。
不僅如此，周漢也督促親友一起來鼓動反教，比如“自教其諸子皆習刻字，專刻詆洋教之書”。在周漢倡議下撰刻的反教宣傳品，總數更是達數百種之多。
除了語言通俗的《鬼叫該死》，為了更直接地鼓動起目不識丁的一般民眾對洋教的仇恨，周漢還撰刻了圖文並茂的《謹遵聖諭辟邪全圖》，活靈活現地展現了傳教士“挖眼剖心”的種種場面。
這些反教檄文從長沙散佈出來後，再經過各地的層層復刻，總的散發量便是一個驚人的數字，其中《鬼叫該死》一書，僅在湖南就散發了80萬冊，在整個長江流域的散佈數量更是難以計數，最遠的居然散播到了新疆。
早在4年前，田貝就注意到了一本名為《辟邪紀實》的反教作品，當時這本書已經散播到了北京一帶，它的作者崔胨也是一名湖南人，與周漢是寧鄉同鄉。
出現于1861年的《辟邪紀實》看上去是一本專為讀書階層而寫的反教作品，但是作為早期的反教檄文，此書的“重要性”卻不言而喻，它匯集了關於傳教士的種種流言，並且還用“供詞”的形式把這些謠言寫得生動可信，比如：“小的是山東歷城人，父母早故，並無兄弟，二十一歲在廣州跟官，從黃老坤學得天主教。他教小的畫符在手上，到街市隨意向小娃兒頭上一拍，小娃兒便迷著了，只見前面一線有光，三面都是黑暗，即隨了我走。引到僻靜地方，剜了眼睛、心肝、腎子，賣與洋人做藥……”
幾乎和《辟邪紀實》同時，在長沙還出現了一份《湖南合省公檄》，該檄文一一列舉了天主教的虛妄和危害，鼓動士農工商各色人等“拔劍同仇”，“反教拒夷”。
以上兩本書後來成為眾多反教檄文和匿名揭帖的題材庫和藍本，伴隨著它們的廣為流傳，中國民眾的恐慌和在華外國人的不安情緒都在一天天地增加。
傲慢與偏見
1891年的反教謠言並不是突然出現的，它們之前在中國已長期存在。傳教士和中國士紳在接觸時，雙方都表現出來的傲慢與偏見更是助長了這些謠言的滋生。
1858年《天津條約》簽訂後，基督教獲取了在中國內地傳教的權利，傳教士開始大量涌入中國的窮鄉僻壤，以天主教來說，到1870年，歐洲各國派來250名傳教士，1885年上升到488名，1900年則達到886名。
與傳教士人數增多相應的是教會影響力的迅速擴大，數以萬計的中國人加入了教會，或者開始接受教會提供的教育。僅在耶穌會管理的江南代牧區，據當時的報道，在1878-1879年時就有了345所男學校和6222名男學生，213所女學校和2791名女學生，到19世紀的最後幾年，也就是《鬼叫該死》等反教檄文廣為流佈的時候，天主教在江南的學生數量已經超過了1.6萬名。
在此之前，中國的大門曾對基督緊閉了一個多世紀。1724年，雍正皇帝下令把基督教列為禁止傳播的教派，從此之後，中國的人口成倍地增加，基督教徒的數量卻越來越少。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前夕，羅馬教皇曾哀嘆說：“教會（在中國）可能在幾代人的時期內不復存在。”
蓬勃發展的傳教形勢鼓舞了西方人的熱情。1868年，擔任中國第一個外交使節團團長的前美國公使蒲安臣出使美、英、法、普、俄諸國，他極力地鼓動西方人“到中國去”：“中國歡迎你們的商人，歡迎你們的傳教士，要求你們的傳教士把光輝的十字架插到中國的每個山頭和每個山谷中。”
然而現實卻和蒲安臣的熱烈宣揚正好相反，在華傳教士的形象在中國卻一點都不“光輝”。
當一名普通中國人想起這個神秘的宗教時，往往把它和同樣被禁止的白蓮教相提並論，以為基督教裏也充斥著幻想和妖術。
傳教士和中國的士紳互相敵視。在傳教士看來，中國人祭拜孔子屬於偶像崇拜，相信“求雨”和風水更是不著邊際的迷信；在中國士紳看來，基督教則在本質上就是就是邪惡的，如果任憑這些“異端邪說”傳播，將導致“聖賢之道”的敗壞和社會秩序的顛覆。
一些傳教士的傲慢言行更加深了中國士紳們的這些印象。倫敦會的傳教士艾約瑟這樣描寫1851春天他的一次遊歷：“我們到江灣去參加另一次盛大節日……這裡立即聚集了大群聽眾，我們告訴他們搞迷信是錯誤的，他們的儒家學說有很大的缺陷，然後我向他們約略說明瞭基督教的偉大之處。”
中國士紳用更為傲慢的姿態來應對傳教士的言說，他們把基督教直斥為“邪教”，把傳教士等同於“禽獸”，同時製造謠言讓民眾去攻擊教會。
如果追溯源流的話，會發現這些流言的出現毫不奇怪。在明末，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剛剛進入中國時，基於這個宗教的神秘感和本土秘密教門帶來的印象，許多人懷疑利瑪竇會煉金術；著名思想家顧炎武在他的《天下郡國利病書》一書中，也載有天主教“烹食小兒之說”。
天主教會“挖眼”一說，最早可見於雍正二年湖北黃岡人吳德芝所著的《天主教書事》一文，其中寫到天主教會挖掉瀕死或已死的中國教徒的眼睛；被稱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也煞有介事地寫道，“聞夷市中國鉛百斤可煎文銀八兩，其餘九十二斤仍可賣還原價。惟其銀必以華人睛點之乃可用。而西洋人之睛不濟事也。”
這些傳聞經過湖南士紳添油加醋的潤色，變得更加可信了，加之一些天主教儀式帶給普通中國人的神秘感和想像，比如懺悔、臨終涂油以及為臨死的嬰兒施洗的儀式，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相信天主教就是不折不扣的邪教了。
教案潮
崔胨、周漢都參加過湘軍，他們唸唸不忘湘軍領袖曾國藩那一篇氣勢磅薄的《討粵匪檄》，在那篇檄文中，曾國藩號召所有讀書人都應該起來討伐天主教，“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為之所也……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
在這樣的情況下，崔胨、周漢都認為自己是在為捍衛名教而進行一場“聖戰”。
一股隱藏在地下的力量此時也悄然出頭，開始和士紳們一起散播“挖眼”謠言，不過他們的目的顯然是和士紳們不同的。
太平天國運動之後，長江下游省份的人口大量衰減，江蘇、安徽兩省的人口甚至減少了一半，隨後，眾多的兩湖居民遷居到長江下游成為“客民”，催生了一個龐大的流民社會，哥老會等會黨勢力快速滋長，其中夾雜著湘軍裁撤後留下的大量兵勇。
這些兩湖籍的哥老會成員通過口耳相傳、張貼匿名揭帖的方式，一邊散播傳教士“挖眼”的謠言製造恐慌，一邊尋找借機漁利的機會。
1891年三月二十日，有人站在揚州鴻文巷聖母堂前“大肆咆哮”，說他妻子被天主堂“迷害”了。圍觀的人群中，有曾經看到反教揭帖者，有相信咆哮者所言為實者，“同聲附和，嘈嚷喧鬧”，人群越聚越多，五六千人開始衝擊教堂，打毀了教堂的圍墻和後門。幸虧地方官員率兵趕來，騷亂才沒有擴大。
三天后，教堂方面搬運行李，又被疑為是見了揭帖後“心虛”了，要轉移從中國人身上挖取的心臟和眼睛。群情於是譁然，人群衝進了教堂，打、砸、搶。接下來在蕪湖、丹陽、無錫、江陰、陽湖、如皋等多個地方，又連連發生了多起衝擊並焚燒教堂的事件。
在蕪湖，教堂的大門被砸開後，法國傳教士夏鳴雷、滕伯祿以及美以美會的傳教士華約翰從後門逃走，上了一條太古公司的輪船，上船之前，他們親眼看見教堂正燃起熊熊大火，人們在瘋狂的搶劫。他們還觀察到：“在亂眾之中，有兩三個穿著體面的漢人指揮破壞教堂。他們每人手執小旗。在中國，他們揮舞旗幟如此熟練，表明他們可能是屬於某個秘密結社的。”
不久後，兩江總督劉坤一拿獲了一個名叫曹義祥的湖南人，他的供詞把揚州、蕪湖、丹陽等多起教案的發生經過展現了出來。曹義祥供稱：光緒十七年三月十四日，曾是營勇的哥老會頭目蔣桂倣等人來到他家，商議如何發洋財，幾人一起擬定了一個方案：(一)預備匿名揭貼，揭露傳教士“害死小孩，挖取眼睛”的罪行；(二)“遍處張貼”，製造聲勢，(三)“哄動眾人”，衝擊教堂；(四)儘快脫身，逃離現場。
仔細考慮之後，他們把“鬧教”的首站定在揚州。一來在揚州有洋財可發，當時揚州及附近區域共有教堂十余座，教產極多；二是在揚州易於製造教案，從1867年12月到1889年7月，揚州天主教的育嬰堂共收嬰兒2414名，其中1603名受洗後不久即死去，死亡率超過66％（據傳教士康治泰統計），眾多揚州民眾早已是對此“積疑生憤”。
揚州教案後，蔣桂倣等又雇船前往蕪湖、南京、鎮江、丹陽等地，每到一地，他們就如法炮製，散佈傳教士“挖眼剖心”的謠言，鼓動民眾“放火燒燬教堂，就可除害！”但是輿論並不認為哥老會是製造教案的罪魁禍首，當人們為教案的發生尋找原因時，矛頭再一次指向了那些撰刻反教檄文的湖南士紳。原因很明顯，在湖北武穴等沒有跡象顯示有哥老會的“蓄謀”的地方，也接連發生了教案，就在於謠言使得當地居民對教會憤恨已久。
1891年4月29日，武穴居民發現一個教民肩挑4個女孩送往教會，遂對他起了懷疑，突然有人叫道：“幼孩是送入教堂剜眼蒸食的”，頃刻之間，人群糜集，瘋狂地衝砸、焚燒教堂，兩名英國人被人用石頭砸碎頭顱，當場斃命。
事後湖北地方官員抓獲了兩名“正兇”，倆人在供詞中都承認，是聽信了傳教士挖人眼睛的“傳說”後，非常憤恨，以至於焚燒教堂，追打洋人。
對此，英國《泰晤士報》在一則評論中說：“1891年，長江一帶連鬧教案，湖南人不得辭其咎”；各國公使指名要求懲處周漢以儆效尤，德國公使巴蘭德甚至以發動戰爭來威脅，讓清政府禁止反教宣傳品的傳播。
湖廣總督張之洞感受到了事情的棘手，一方面他認為：“各省鬧教之由，實由匿名揭帖最為禍首，挖眼殘害諸事，有圖有歌，謠傳一播，愚民竟謂目前真有是事，有觸即發。”另一方面，他不知該如何處置周漢，因為他得知，長沙的讀書人普遍對周漢“多所推重”，而且有人揚言，若周漢獲罪，士民就要把長沙城內七十余家教民殺害。
斟酌之後，張之洞採取了折中的辦法：將長沙城內曾刊刻過反教宣傳品的幾家書鋪查封，將從各地民間收集到的各種反教宣傳品全部銷毀，同時將周漢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
守舊與維新
在“謠言製造工廠”被關閉後，轟動一時的長江教案遂逐漸平息。1895年後，在“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下，再加上一批開明官紳的倡導，長沙的形象大變，從“守舊”變為宣揚維新變法的中心，曾以“衛道”為己任的湖南官紳喊出了新口號：“其守(舊)愈篤者，其變亦愈誠；吾湘立，則中國變；吾湘變，則中國存。”
而周漢還是“矢志不渝”，並且給自己起了一個新名號：“大清臣子周孔徒”，繼續努力傳播反教檄文。張之洞對他終於忍無可忍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張之洞致電湘撫，要求將周漢“速行懲辦，以遏亂萌”，建議將其發配。次日，再電湘撫稱“周漢狂悍可恨”，主張監禁。
周漢不服，他指責的矛頭已經從傳教士倒向了維新派的湖南官紳：“究是何國之臣子，何人之徒乎？”他表示：“忠臣孝子服從本國君父之教，至死不變……服從他國之教，萬國萬世所共惡。”
這些指責讓地方官員十分惱怒，但又無法駁斥，畢竟天下還是大清的天下，於是他們尋找周漢的“別項劣跡”，給他定了一個“瘋癲成性，煽惑人心”的罪名，長期監禁了事。
儘管對周漢的處理宣告結束，但周漢所散佈的謠言卻並未平息，它們穿越中原，向華北廣大的平原地區散播，最終在數年之後，促成了1900年那場針對外國傳教者更加激烈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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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6/12 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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