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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偽造歷史，偽造聖經，以為可以隻手遮天，欺騙世人，
西方偽造文獻舉例《孔子弟子與魯公子對話錄》，偽造舊約新約…

西史辨偽：《新舊約全書》解構（上篇）
《聖經》文本源流辨
董並生
原文：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01592906514924032/

【西史辨按】：以第一屆“西史辨偽與中華文化復興”學術研討會（2019年8月，北京）為標誌，近年來在中國興起的西史辨學術運動對西方偽史為基礎的西方中心論進行了全面揭露，其內容涉及西方古典學（偽古希臘、羅馬）、西方的東方學（偽古埃及、巴比倫及蘇美爾）、西方的近現代偽史（偽莎士比亞、英國大憲章、美國五月花公約）等，皆呈摧枯拉朽之勢。


2021年12月4日，在第二屆“西史辨偽與中華文化復興”學術論壇（太原）上，董並生先生進一步針對《新舊約全書》的版本源流成說提出全面質疑。新舊約全書及基督教史是西方中心論的核心內容之一，系統地對其進行全面察疑，標誌著西史辨學術運動已逐步進入深水區。會後，董並生先生將其報告整理成文，交由西史辨公號首發。該文分上下兩篇，這裡是上篇，由於篇幅較大，茲分兩次連載。


正文


歐洲文明源於“兩希”（古希臘與希伯來），是19世紀以來形成的西方歷史學“常識”，也是20世紀中國學界的“共識”。 “兩希”如車之兩輪或鳥之兩翼，共同構成了西方中心論的歷史源頭。


按照成說，《聖經》指《新舊約全書》，包括《舊約》與《新約》兩部分。 《舊約》主要講述猶太人的歷史故事，猶太教稱之為《希伯來聖經》，是“希伯來文明”的代表作，也是基督教的神聖經典；《新約》主要記述猶太人耶穌及其門徒傳教的故事，原創語言主要是希臘語，是基督教的核心經典。歐洲的宗教、歷史、文化就植根於這部《新舊約全書》之上，在歐洲歷史上沒有任何一部典籍可以與之相比肩。


本文以《希伯來聖經》（舊約）及基督教《新約》的文本源流辨析為中心，廓清籠罩在這部神學經典文本上的重重迷霧，探究其祖本的真源，同時對代表“兩希”之一的希伯來歷史的真相略作揭示。



引言：近代歐美學者對《新舊約全書》的解構


經過啟蒙運動及法國大革命的洗禮，歐洲學者開始對基督教的世界觀進行全面質疑。尤其在進入19世紀以後，從德國學者開始，涵蓋法國、英國及美國，以理性主義及進化論為思想武器，對舊約及新約所述內容進行了全面解構。


當代舊約研究立足於威爾豪森


威爾豪森（Julius Wcllhausen,1844-1918），德國現代聖經學家、東方學家、歷史學家。


康樂、簡惠美所作威爾豪森《古以色列史》中譯者序：“在過去一代人中，沒有誰的觀點能夠如此引人矚目地改變了舊約研究，此人便是威爾豪森”。 [1]這是1912年英語世界的宗教學刊物《聖經世界》（The Biblical World）在引介這位尚在世的德國聖經學和東方學巨擘時所做的評斷。此外，同代的社會學奠基人韋伯在《古猶太教》中對威爾豪森也幾乎做出了同樣的評價，“縱使再怎麼偏離的結論，現今所有的舊約研究無不立足於威爾豪森的偉大著作”，威爾豪森“絕妙地”“運用”和“繼承”了前人的方法，“並將這些方法帶到極為體系化的完美高點”。 [2]


實際上，韋伯的看法代表了19世紀末以來諸多相關領域學者對威爾豪森的總體評價：無論是《舊約》、古以色列史、《新約》、伊斯蘭教研究，還是在寬泛意義的東方學研究領域，威爾豪森都被視為一位“集大成者”。 [3]


威爾豪森的結論


摩西律法的歷史並不像通常認定的那樣古老，它甚至也不是古代以色列人歷史的起點，而後世所見的《摩西五經》是由數個世紀產生的四種不同的主要版本綜合而成，因此它真正成型的時間應該比此前認定的時間晚得多——大約出現在“巴比倫之囚”（Babylonian cxile）以後的時代，照此推斷，猶太教作為一種真正意義一神教應該是在以色列人從“巴比倫之囚”獲釋回歸迦南後建立的。因此，《摩西五經》及其呈現的律法在嚴格意義上只是猶太教的起點，與遠古以色列人的起源關係不大。


“底本假說”的來源


威爾豪森的這些結論來自於他的“底本假說”（Documentary Hypothesis，或意譯為“五經來源假說”），他本人毫不諱言，此種學說的某些觀念最早可追溯至“這一領域歷史考訂派的劃時代前驅”德維特（Martin Lebrecht de Wette,1780-1849），而在德維特之後，又有羅伊斯（Eduard Reuss,1804-1891）、喬治（Leopold George,1811-1873）和維泰克（Wilhelm Vatke,1806-1882）分別進一步推進了相關工作。


最終直接使威爾豪森獲得“底本假說”雛形的則是另一位聖經學權威格拉夫（Karl Heinrich Graf,1815-1869）。格拉夫早年提了“格拉夫假說”（Grafian Hypothesis）指出，以色列人的法典和《摩西五經》直到猶大國隕落之後才出現，而後世所見的《摩西五經》直到以斯拉改革之後其權威性才被公眾接受。


在“格拉夫假說”的基礎上，威爾豪森系統闡述了自己關於摩西五經成書及其來源的立場。 [4]威爾豪森的“底本假說”正是對歷史上這些五經來源學說的綜合和延伸。他認為，《摩西五經》主要是由四個（所謂“J”，“E”，“D”，“P”）不同的來源合成。


“底本假說”概要


在四個主要來源中，“J”據說起源最早，大約產生自公元前10至9世紀的南部猶大國。 “J”傳統（“Jahwist”的簡稱，“Jahwist”與“Yahwist”在英德語中寫法互通）往往以“雅衛”稱呼神，並且與其餘傳統不同的是，在“J”傳統的敘述中，是亞當首先將神稱為“雅衛”（《創世紀》），但在其餘傳統中“雅衛”的說法最早出現在《出埃及記》。 “J”來源中描繪的“雅衛”與凡人關係緊密，他形態多樣，人神同形，甚至與亞伯拉罕一起進餐。總的來說，“J”來源的敘述顯得最為生動、通俗甚至“世俗”，它構成了《摩西五經》的主要敘述框架。


第二個來源“E”，大約出現在公元前9世紀的北國，它是“Elohist”（神）派別的產物，與“雅衛”形像不同的是，這個傳統中的神充滿了神秘色彩，他高居天際，不對凡人直接發號施令。 “E”來源可以視為對“J”敘述框架的材料補充。


第三個來源“D”（Deuteronomist,申命典派），因為後世普遍認為這一派別創作了《申命記》而得名，申命派的這個傳統相對獨立，它記敘了大量的佈道和訓諭，其主體大概出現於公元前7世紀；


第四個來源“P”表示“祭司派”（Priest），此派的底本在四種來源中產生最晚，大約出現在公元前6世紀“巴比倫之囚”發生之後。據推測，這一傳統主要是由一批被流放到巴比倫的以色列祭司創生，這批祭司根據自己的意圖編訂和整合了此前的傳統底本。又由於在“巴比倫之囚”以後以色列人的傳統政治中心已經不復存在，祭司階層就成為了事實上領導以色列人的領袖，它們試圖通過改革宗教祭祀及其儀式來整合和統一以色列民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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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存在一個“聖經疑古派”


“激進派將《聖經》敘述的準確性確定在流放之後的正典化過程中，甚至更晚的時期（希臘化時代），早於這一時期的《聖經》敘述由於沒有可靠的實物或史料證據，被視為虛構而難以對其進行歷史的解釋。這種觀點被稱為極端抽象派（Biblical Minimalists），也可以稱為聖經研究的‘疑古派’……


“疑古派的主要學者有湯普森、內爾斯・勒姆策（Niels Peter Lemche）、菲利普・戴維斯（Philip R.Davies）、基斯・懷特拉姆(Keith W.Whitelam）等。由於湯普森與勒姆策均出自哥本哈根大學，因此該派學者被冠以‘哥本哈根學派’（the Copenhagen School）之稱。他們的共同特點是不再把《聖經》當作任何意義上的歷史，認為《聖經》的語言根本不是歷史的，而是極度文學化、故事化、佈道詞和詩歌體的，其根本目的是用於道德訓誡。”[6]


西方史學界解構猶太古史


約翰・凡・塞特斯（John Van Seters）在丹尼爾・沃爾夫總主編的五卷本《牛津歷史著作史》的第1卷中，通過對舊約文獻資料的分析，對猶太古史進行了全面解構。


他說：“從《創世記》至《列王紀下》的內容相當於一部以色列人的歷史，其敘述所依據的是巴勒斯坦高原上各個部族原有的系列傳統，同時也有一些來自外族的神話傳奇，它們已經被聖經作者們蒐集整合為一個民族的歷史傳說。”[7]


聖經中的猶太古史沒有資格成為歷史作品


塞特斯研究結論認為，聖經中的猶太古史是若干種不同的故事體系糅合雜燴、層累虛構出來的一個系統。他指出：“這樣的一部歷史傳說無視時代錯誤，而古代歷史學家又任意地對其敘述大加虛構，以至於在現代歷史學家看來，他們的記載沒有資格成為歷史作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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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衛王傳奇是虛構的作品


大衛王處於“申命記歷史”的中心位置，但是它卻只包含了一小部分有關大衛王的聖經故事。其中最大的篇幅是關於大衛及其家族的內容，可以稱為“傳奇”，包括他逐步成長為掃羅王繼承者的不同階段，還有他統治時期以及傳位給所羅門的歷史。


一個多世紀以來，大多數聖經學者認為它是出於一位幾乎與大衛和所羅門同時代的作家之手，以其本人對當時宮廷生活的觀察為基礎。學者們將它視為記載“近期”事件的歷史寫作的範例，可與希羅多德的《歷史》相媲美，而且比後者早數百年。


然而，事實上它卻是後人對“申命記歷史”的增補，其中所包含的許多時代錯誤說明它屬於波斯帝國時期（公元前4世紀），因此，它是虛構的作品。 [9]


“以色列古史”根本不存在


對於通常被視為以色列民族開端的出埃及事件，他們通過考古發掘得出結論：以色列人從來沒有在埃及，也沒有在沙漠中流浪過，更沒有發起一場軍事運動征服迦南。而且這種懷疑一直持續到巴比倫之囚，認為整個王國時代的歷史都不可信，只有巴比倫之囚以後的歷史才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菲利普・戴維斯干脆認定所謂的“以色列古史”根本就不存在，並強調應當區分以色列一詞的三種不同含義：一是“歷史以色列”（historical Israel），並非《聖經》聲稱的那個民族，而只是一個居住在鐵器時代迦南高地的聚落；二是“聖經以色列”（Biblical Israel），實際上從未存在過，它是波斯時期由《聖經》作者所構建的理想化以色列，通過創造一個共同的過去以凝聚後流放的耶路撒冷社群；三是“古代以色列”（ancient Israel），近一個世紀以來現代學者所創造的以色列，在此過程中對前兩者進行了綜合。 [10]在這些懷疑的基礎上，他們甚至提出以色列古史能否書寫的問題。 [11]


18-19世紀英國人開始對耶穌產生懷疑


“在18世紀初期，英國博林布魯克派（Bolingbroke）的政治學家們就曾私下討論過，耶穌根本就沒有出生過的可能性。這件事，甚至使法國的伏爾泰也感到震驚不已。


沃爾內在他1791年出版的《帝國的滅亡》（Ruins of Empire）一書中，也表示了同樣的懷疑。拿破崙在1808年會晤德國學者維蘭德（Wieland）時，不談論政治或戰爭方面的問題，卻問他是否相信基督歷史的真實性。 ”[12]


18世紀末-19世紀德國人對耶穌提出質疑


“德國哲學家及神學家赫爾德（Herder）在1796年指出，《馬太福音》、《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所記載的基督，與《約翰福音》所記載的基督迥然不同。


德國神學家和哲學家施特勞斯（David Strauss）在他1835-1836年出版的《耶穌的生平》（Life of Jesus）中，認為四福音書裡面記述的超自然事蹟，應該列為神話，同時避免使用這些事蹟來敘述耶穌的生平，而要重新寫出基督的真正行誼。施特勞斯的這本長篇巨著，使《聖經》批判成為德國思想界的擾動長達一個世代之久。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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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法國及英、德學者徹底否定基督的存在


1863年，法國歷史學家勒南（Emest Renan）所著的《耶穌的生平》一書，其推理式的論述，使當時廣大的群眾震驚惶恐。這本書收集了德國對基督教的各種批評，把四福音書的問題公之於整個知識界。


到了19世紀的末葉，盧瓦奇神父（Abbe Loisy）的法國學派對此評論達到了最高潮。因為他極力主張嚴格分析《新約聖經》的真實性，以至天主教當局覺得非把他和一些‘前進分子’逐出教會不可。同時，皮爾遜（Pierson）、納貝爾（Naber）、馬特斯（Matthas）的荷蘭學派，更進一步致力於此一運動，他們處心積慮地去否認耶穌存在的史實。


在德國，阿瑟•德魯斯（Arthur Drews）將這種否定的主張予以更明確的說明，英國的史密斯（W.B.Smith）和羅伯遜（J.M.Robertson）也發表了類似的否定言論。兩個世紀的討論，結果似乎是推翻了基督存在的可能性。 [14]


《新約》保羅書信亦偽作也


20世紀初，日本作家幸德秋水在綜述歐美學者對《新約》的質疑時寫道：“近時頭腦清醒的德、法考證學家，於其熱心研究的結果，斷定保羅書信十四篇中十篇全是偽作。只有其餘四篇在表面上找不出有偽作的證據。甚至關於保羅本人，他的出生年代，活動時期，我們都尚未能弄清楚。勒南的《保羅》、懷特教授的《宗教與科學的戰爭》（Warfare of Religion and Science）、賴克博士的《文明史》、《美國百科全書》等都這樣說。連《大英百科全書》的記者也認為，‘我們對於使徒的研究，除新約全書所能看到的以外，幾乎完全沒有什麼可以作為典據的知識。’”[15]


以上，我們通過引述的方式，對歐美學者從18世紀、特別是19世紀以來對《新舊約全書》的批判與解構歷程，進行了一個鳥瞰式的概覽。歐美學者對《新舊約全書》的質疑與解構，主要是基於對文本結構的研究，以及結合考古學以及宗教學的資料，對《新舊約全書》進行了全面解構的。這樣的研究，無疑動搖了《新舊約全書》的神聖性，值得肯定。但是，西方學者的研究結果，基本上沒有觸及《新舊約全書》在西方中心論上的歷史地位。


在以下的考論過程中，我們試圖使用史源學、辨偽學的方法，結合語言學、考古學的證據，通過對《新舊約全書》文本源流的考辨及與傳教士中文文獻的對照分析，揭示不同於西方學者研究結論的歷史真相，以期有助於使人們認清西方中心論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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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新舊約》文本源流獻疑


《新舊約全書》是什麼時候的作品？


《希伯來聖經》（舊約）各篇的出現時間，常見的一種說法認為是公元前1300年-前100年之間[16]，當代聖經學者馬克·R.諾頓（Mark R.Norton）認為舊約最古老的部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世紀甚至更早[17]，中國的聖經學者樑工主編的《聖經百科詞典》認為，希伯來聖經最早的文本為摩西五經，其成書時間在耶誕400年前[18]，還有人說是公元前的1000年間[19]，具體時間語焉不詳。各種說法實際上都沒有什麼確切的依據，據說其原創語言主要為希伯來語。 《新約》各篇的成書時間，一般認為是在公元1世紀到2世紀間陸續出現，其原創語言主要是希臘語。


關於《希伯來聖經》（正典）所確立的時間，一說認為是在公元70年之後。公元70年羅馬軍隊攻陷聖城耶路撒冷並焚毀了第二聖殿，“一大批以法利賽派為主的文士們，……聚集在亞佈內學院裡，將流傳於世的宗教經書彙編成冊，並最終完成了《希伯來聖經》全書的正典過程，即制定出了《希伯來聖經》彙編的標準與規範，並最終聖化這些經卷，規定任何人不得增刪、修改。”[20]另一說則主張，是在公元90年左右召開的雅尼亞（Jamnia）會議上確定的。 [21]《新約》27卷，一般認為在公元397年迦太基第三次宗教會議上被確定為正典。


然而，上述這些廣泛流行的說法，實際上是西方中心論刻意編造出來的故事，不僅沒有什麼確切的依據，與其在不同時期及場合所編造的歷史故事相互比勘，前後抵牾、相互矛盾之處比比皆是。


《新舊約全書》是如何流傳到今天的？


今天所見到最早完整流傳至今的《新舊約全書》，是一部拉丁文本印刷品——《谷登堡聖經》，據說這部《谷登堡聖經》是歐洲在公元15世紀引進印刷術之後，所印刷的第一部書籍，而且是金屬活字印刷品。 [22]


這部印刷品所依據的文本是什麼呢？據說是在歐洲中世紀千年黑暗時期唯一被教會認可的標准文本——武加大拉丁文譯本；這個武加大拉丁文譯本又是其後所有其它語言的《新舊約全書》譯本的祖本。 [23]


那麼，這部武加大拉丁文譯本又是怎樣的來歷呢？據說是一位名叫哲羅姆的教父，受教皇達馬蘇斯的委託，於382或383年開始翻譯的。武加大譯本包括新約與舊約全部內容，新約四部福音書來自希臘文原創文本，舊約全部內容來自七十士希臘文譯本。 [24]


七十士希臘文譯本則來自《希伯來聖經》正典，是應亞歷山大的統治者托勒密二世的要求，由70餘位教士從希伯來文翻譯為希臘文的，時間是公元前3世紀中葉。


《希伯來聖經》正典成書則是在公元70年之後！是的、沒有看錯，公元前3世紀中葉，依據公元70年之後的《希伯來聖經》正典，翻譯出七十士希臘文譯本舊約全書。


《希伯來聖經》正典（公元70年後）→


七十士希臘文譯本舊約全書（公元前3世紀中葉）→


武加大拉丁文譯本（公元4世紀下半葉，舊約譯自七十士希臘文譯本，新約譯自希臘文原本）→


《新舊約全書》印刷版本（15世紀）及新教其他語言文本


這就是聖經文本源流的主幹部分。問題是，這樣的文本源流可信嗎？


一、七十士希臘文《聖經》譯本只是一則故事


按照成說，最早的《聖經》文本，就是公元前3世紀的“七十士希臘文《聖經》譯本”，早期的拉丁文《聖經》譯本，其舊約部分就是譯自這個七十士希臘文文本。進而，七十士希臘文文本又是來自希伯來文《聖經正典》。


這裡存在著嚴重的時間錯位。如上所述，希伯來文《聖經正典》成書時間在公元70年之後，怎麼會先有譯本、後有原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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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文《七十士譯本》只是後世的一個傳說


這則傳說是這樣的：


根據最初記載於《阿立斯蒂亞書信》（Letter of Aristeas）（大約寫於公元前二世紀）的一個傳說，《七十士譯本》是希伯來聖經的希臘文譯本，是埃及法老王多利買二世非拉鐵非斯（Ptolemy Ⅱ Philadelphus，公元前287-247年）為他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委託他人翻譯的。猶太人的大祭司以利亞撒負責此事，他從以色列每一支派各挑選了六位學者，總共七十二位，他們到了亞歷山大城，用七十二天時間完成了翻譯。 [25]


這裡的多利買二世就是托勒密二世。將聖經從希伯來文翻譯為希臘文，原來是為了在亞歷山大圖書館進行陳列！ “將希伯來聖經翻譯成希臘語是應托勒密二世之命”的這種說法，出自一封被稱為《亞里斯提亞書信》（Letter of Aristeas）的古代信件，其實早有學者指出這封信件是出於偽造。實際上，連故事中所指稱的“亞歷山大圖書館”本身，也是出於西方中心論對歐洲古典歷史的虛構。 [26]


《七十士譯本》傳說的另一版本


另有人偽託2世紀末里昂基督徒主教愛任紐的記載，則是虛構中的虛構。


該故事稱：“翻譯者有七十人，而且要求每個人單獨完成整部希伯來聖經的翻譯。結果，不可思議的是，這些譯本居然都是一模一樣的[27]。這些超乎尋常的翻譯故事自然增加了《七十士譯本》（因翻譯者的數目而得此名）在說希臘語的猶太人、尤其是亞歷山大城的猶太人及後來的基督徒中的權威。”[28]


《七十士譯本》的篇目多於《希伯來聖經》？


更有趣的是，《七十士聖經》譯本的內容，遠遠多於《希伯來聖經》正典底本的內容，不僅包括超出新教版本的天主教聖經的內容，甚至包括所謂的《聖經後典》，即次經的內容。


下圖是七十士譯本中的書卷。前面帶有星號的未收入後來的希伯來聖經正典中，但是大部分收入了現在的羅馬天主教聖經、希臘東正教聖經和斯拉夫聖經中，而很多新教聖經單獨印行這些書卷，稱為“次經”。

七十士譯本篇目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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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在天主教聖經、希臘聖經和斯拉夫聖經中（也不在次經中）的書卷是：以斯拉續篇上卷（1 Esdras）、瑪拿西禱言（Prayer of Manasseh）、馬加比三書和馬加比四書（3 and 4 Maccabees）、頌歌（Odes）和所羅門詩篇（Psalms of Solomon）。但是希臘東正教聖經和斯拉夫聖經中包含以斯拉續篇上卷、瑪拿西禱言、馬加比三書。此外，馬加比四書也收在希臘聖經的附錄中。 [29]


一般來說，古代作品包括篇目內容越多，後來疊加的可能性越大，其時代也越晚。徵諸猶太教的歷史，起初只有某種形式的經商智慧寶典“塔木德”，到了18世紀門德爾鬆的時代，有了“托拉”（摩西五經）的概念，猶太教聖經正典是19世紀以後的現象。關於這個問題，後文詳述，此處不贅。


次經故事，內容晚出，一望可知


七十士譯本所含超出希伯來聖經篇目的內容晚出。如次經第一篇的《馬加比一書》開篇所講述亞歷山大大帝的故事，其為後世偽託，一望可知。其開篇第一節如下：


“從亞歷山大大帝至安提阿古四世的希臘帝國”：1.馬其頓人腓力的兒子亞歷山大從基提地出來以後，戰勝了波斯人和瑪代人的王大流士，遂接續他為王。他先前已統治了希臘。 2.他打了很多仗，攻占堡壘，並殺了地上眾君王；3.他遠征直到地極，掠奪了多國的財物。當全地在他面前默默無言，他就被高舉，心高氣傲。 4.他招募了一支極其精銳的軍隊，管治各省、列族和諸王，他們便向他進貢。


5.這些事以後，他病倒在床，自覺死期將到，6.於是召集他的臣僕，就是那些當他年幼時與他同桌共食、士起長大的顯貴，趁他仍然活著的時候，將國分給他們。 7.亞歷山大在位十二年就死了。 8.於是他的臣僕就各據一方統治。 9.在他死後，他們各自加冕稱王，他們的子孫世襲多年，在遍地多行不義。


我們知道，亞歷山大大帝的故事，屬於典型的偽史。其最早的版本系中世紀阿拉伯的故事，後來四下流傳，被改編成了古希臘的故事。 [30]


七十士譯本的底本：是猶太聖經正典還是摩西五經？


“因為急於擁有猶太律法書的譯本，托勒密命人給耶路撒冷的猶太大祭司以利亞撒（Eleazar）寫了一封信，請求他派72名最優秀的學者到亞歷山大，精確地把猶太律法書（摩西五經）翻譯成希臘語。這72位學者到達亞歷山大後（以色列12個支派中，每個支派選出6名學者），受到盛宴款待及皇室規格的禮遇。然後當權者賜給他們一個位於地中海內的小島，這個島離岸一公里遠，十分安靜，讓他們在那里工作。這些學者彼此分工，互相商量，72天就完成了翻譯工作。當他們把譯本讀給當地的一個聚會堂聽時，得到了很高的讚譽。實際上，人們認為這一譯本太精確了，所以任何人敢對其進行改動都將受到詛咒。”[31]


如上圖所見，七十士譯本譯自希伯來聖經全本，其篇目遠遠多於希伯來聖經正典；這裡又說，托勒密請來72位學者翻譯的僅僅是猶太律法書——摩西五經？可見編造故事的人所編造故事時的隨意性，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缺乏可信性。


有七十士譯本的文本流傳至今嗎？


據說19世紀中葉德國人於西奈一所廢棄的修道院垃圾堆中發現了公元4世紀中葉的一件七十士希臘文聖經的抄本，稱之為“西奈抄本”。另外還有一本所謂的“梵蒂岡本”。


這裡僅舉“西奈抄本”略作說明。 “七十士希臘文譯本西奈抄本不為世人所知，直到1844年，一位來訪的德國學者替申多夫（Constantin von Tischendorf）在一堆等待燒毀的垃圾中發現了它。當替申多夫認識到自己發現的是什麼時，他設法搶救出了大部分手稿。因為這些手稿極為珍貴，而且幾乎是完整的，這兩本4世紀的抄本為今天的聖經學者提供了無法估量的幫助。”[32]
廢棄寺院的垃圾堆中，發現幾近完整的莎草片文本？這種作派正是西方中心論19世紀時虛構歷史採用的典型手法。


“七十士譯本”文獻不靠譜


據說公元1世紀有一位猶太人約瑟夫斯，他所寫的《猶太古史》及《猶太戰爭》，為聖經之外關於猶太歷史的唯一歷史文獻。


薩克雷《約瑟夫斯評傳》導言寫道：


“約瑟夫斯在希臘-猶太文獻的作者名單中。此類文獻的主要代表是被稱為‘七十士譯本’（Septuagint）的所謂文獻；現代學者發現越來越難單列出一種符合該詞詞義，且值得被稱為‘七十士譯本’的文獻；不過依據比較傳統的用法，‘七十士譯本’指的是最早的，或者至少是較早的《摩西五經》（Pantateuch）的希臘語譯本——大致於公元前250年左右譯畢，《聖經》其餘的內容也在之後得到翻譯。由於殘本、片段得到保存，所以我們知道《聖經》後來有三種古希臘語譯本，即阿奎拉版（Aqulia）、迪奧多信版（Theodotion）和西瑪庫版（Symmachus）。”[33]


這里大意是說，約瑟夫斯的作品與七十士譯本內容雷同，不過較早的內容只有摩西五經，從而暴露了所謂七十子譯本文獻來歷的可疑性。另據西方學者揭露，約瑟夫斯是17世紀初法國神父約瑟夫・斯卡利傑虛構的人物，其實就是斯卡利傑本人，約瑟夫斯就是約瑟夫・斯卡利傑的縮寫。而約瑟夫斯的作品《猶太古史》及《猶太戰爭》，實際上是斯卡利傑編造的偽史。 [34]《約瑟夫斯評傳》導言所指《聖經》的三種古希臘語譯本，即阿奎拉版（Aqulia）、迪奧多信版（Theodotion）和西瑪庫版實際上是虛中之虛。


如上所述，公元前3世紀七十士希臘文聖經譯本的說法矛盾重重，實際上並沒有確切的證據能夠證明歷史上這個文本的真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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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存在一成不變的拉丁文《聖經》譯本


歐洲第一部印刷的書籍——《谷登堡聖經》是什麼？


現在傳世的、我們能夠見到最早的《新舊約全書》是一部15世紀印製的、被稱為《谷登堡聖經》的印刷品。


“西方印刷業的開端以1456年谷登堡版《聖經》的出現為標誌。”換句話說，“谷登堡印製了世界上第一本由活字印術技術製作的書——《聖經》，也叫做《谷登堡聖經》（Gutenberg Bible）”[35]


據說，這部1456年所印行的谷登堡版《聖經》以“武加大譯本”為底本，目前還有48本流傳下來。這本聖經共兩冊，1282頁。每頁分兩列，一般為42行。有11本現存的聖經印在精緻的羊皮紙上，其餘37本則印於紙上。


圖為《谷登堡聖經》的一頁，內容為詩篇1到4篇。 [36]








谷登堡發明了印刷術，第一部印刷品就是這部大部頭聖經？而且有裝飾字母？彩色套印？梵蒂岡標準版本？

《谷登堡聖經》的底本——“武加大譯本”

據說，在耶誕4世紀時，歐洲有一位名叫哲羅姆的聖經學者，是一位不可企及的天才。

哲羅姆（Sophronius Eusebius Hieronymus），公元347年出生於達爾馬提亞（Dalmatia，今斯洛文尼亞），12歲時，前往羅馬學習希臘和羅馬的經典著作。大約公元366年受洗，很快就獻身於聖經研究。公元377年，在兩年的沙漠苦修之後，他在安提阿被按立為神父。 382年返回羅馬，成為教皇達馬甦的私人秘書，並被委派修訂當時的聖經拉丁文譯本。在羅馬期間，哲羅姆也在講道中批評羅馬的神職人員和懶散的修士們，並成為一群富有的羅馬婦女的屬靈導師。當達馬蘇於384年去世時，離開羅馬，在伯利恆定居，在那裡終其一生。也正是在伯利恆，哲羅姆完成了聖經的翻譯，於公元419或420年安然離世。

直到哲羅姆的時代，大多數基督徒仍在閱讀希臘語聖經。耶穌的時代，希臘語就是那些受過教育的人們所使用的語言。新約是用希臘語創作的，當然幾乎全部的舊約均通過希臘語譯本而為人所知，最早的基督徒們主要是通過最初的七十士譯本了解舊約的。到公元4世紀哲羅姆時代，拉丁文在廣闊的羅馬帝國中使用，所以極需一部優秀的拉丁文聖經譯本。雖然此時已經出現了一些拉丁文聖經譯本，但都相當粗略，一直到熱心的哲羅姆翻譯出一部優秀的拉丁文聖經。這部聖經被稱為武加大譯本（Vulgate），因為其譯本非常成功，一直作為天主教會的正式聖經，使用了1500多年。 [37]

“武加大譯本”成書過程

公元382或383年，哲羅姆接受教皇達馬甦的委派，開始在羅馬翻譯聖經。他對希臘語原文聖經進行研究之後，以一部古老的拉丁文譯本為基礎，並糾正了其中的錯誤，很快翻譯出了四部福音書。

還不確定哲羅姆是否也翻譯了新約的其他書卷，但一些學者相信他翻譯了。武加大譯本中其餘的新約書卷另有譯者，但哲羅姆的確翻譯了舊約的全部內容。起初，仍是以一部古老的拉丁文譯本為基礎，很快就將詩篇翻譯了出來。這一次，他修正了其中與希伯來原文聖經和希臘語七十士譯本相悖的內容，但他對這次翻譯工作並不滿意。此時，他離開羅馬，定居在伯利恆。

在伯利恆，哲羅姆又繼續翻譯詩篇第二稿。這次，他參考奧利金的六經合璧，即把各種不同的希伯來經文和希臘語譯本按六欄排版的研讀本聖經，使其譯文更加精確。隨後，在七十士譯本的基礎上，他開始翻譯約伯記，還有被認為出自所羅門的三卷書和歷代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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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羅姆翻譯《舊約》的底本從七十士譯本轉為希伯來文本？


“3世紀左右，拉丁文開始取代希臘文成為更廣闊的羅馬世界的學習語言，因此急需一個統一的、可靠的文本，以供神學和敬拜之用。為滿足這一需要，教皇達馬蘇一世（Pope Damasus，366-384年）委任精通拉丁語、希臘語和希伯來語的傑出學者哲羅姆承擔翻譯的工作。哲羅姆最初是以翻譯希臘七十士譯本開始他的工作，因為許多教會權威，包括奧古斯丁，認為這個譯本充滿了上帝默示的亮光。


但是後來，他冒著被嚴厲批評的危險，轉向當時在巴勒斯坦正被使用的希伯來文本作為翻譯的基礎文本。在390年至405年期間，哲羅姆完成了希伯來舊約的拉丁文譯本。然而，儘管他轉向希伯來原文，他還是深深地依賴於各種希臘版本作為翻譯的幫助。這樣做的結果是：武加大譯本在以希伯來文本為基礎的同時，也反映了希臘文譯本和拉丁文譯本的影響。武加大本對於文本的批判的價值在於它為馬索拉抄本之前的希伯來聖經提供了證據，儘管由於受到當時已經存在的希臘譯本的影響，其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已大打折扣。 ”[39]


按照成說，當時的巴勒斯坦是猶太教流行的地區。猶太教自己的經典是《妥拉》和《塔木德》，現行《聖經》（舊約）的篇目與版本等都是基督教會內部確定的，確定時也沒有與猶太教商量，哲羅姆翻譯《聖經》怎麼可能拿並不存在的巴勒斯坦猶太教當時所使用的希伯來文版本為底本呢？






哲羅姆譯本指謬舉隅


例如，哲羅姆《約伯書》前言：“當前的翻譯沒有沿用古代譯者的路子，但需要以現在準確的詞語，把希伯來原文和阿拉伯原文，甚至還有敘利亞文並置在一起，翻譯新的譯本。”[40]


我們知道，阿拉伯民族成立之後才有阿拉伯文，阿拉伯文出現在公元7世紀之後，哲羅姆是公元4世紀人，怎能有阿拉伯文供他參考呢？


再如，哲羅姆《多比傳》《猶滴傳》前言：“由於閃族語與希伯來語極為相近，我得到了我能找到的能夠熟練運用兩種語言的人的幫助，就某個主題展開一天緊張的工作。我的方法是，在秘書的幫助下，把翻譯者用希伯來語講的內容，用拉丁文解釋。”[41]


我們知道，“閃族語”是18世紀以後才有的概念，哲羅姆怎麼會使用比自己晚1400年的概念呢？


還有，“早期對武加大譯本的反應。起初，公眾並沒有接受哲羅姆的譯本，而還是喜歡他們在敬拜和研習時已經熟悉的譯本。有些人對哲羅姆放棄七十士譯本感到遺憾。哲羅姆還是謹慎地保留著那些七十士譯本中存在的已經成為神學討論主題的術語，但是批評家們仍感到不滿，因為他們認為希臘語聖經比古老的希伯來原文聖經更真實。在箴言、傳道書和雅歌的前言中（公元393年），哲羅姆對這些批評家做出了回應：


如果有人感到七十士譯本更為滿意，那是長期以來我對其所做的訂正。我們的目的不是創造一個新譯本，毀壞一個舊譯本。如果我們的朋友仔細閱讀，他會發現我們的譯本更為清晰，因為這一譯本並沒有經過幾次轉譯而變味，而是直接根據原文翻譯，並儲存在潔淨的容器中，因此保持了原味。 ”[42]


按：“如果有人感到七十士譯本更為滿意，那是長期以來我對其所做的訂正”，這種說法不成立，因為當時的條件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使評論者廣泛讀到哲羅姆所訂正的文稿。
哲羅姆拉丁文聖經武加大譯本9世紀版本的一頁[43]




上圖右上角的大寫字體不是抄者手寫體，而是印刷體。我們知道，9世紀的歐洲還沒有印刷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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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登堡印刷術”疑竇重重


一個被指稱為15世紀的德國小鎮的故事；一位文盲金匠突發奇想，歐洲第一部印刷品出籠；資金少許，個人借款（1600萊茵金幣）；改造啤酒設備，小作坊，請一位幫手，彩色套印；19世紀標準：最好的紙張、最好的字模、最好的印油；私印聖經；文本來源不明、事先沒有教廷認可、卻被指定為教會標準版本……


一件“高大上”的歐洲 “文化”頂級產品。教會上千年搞不定聖經定本問題，被一個文盲金匠借了1600萊茵金幣，在短時間內，初次嘗試活字印刷，便一字不錯地完整印製出來，並被整個基督教世界奉為標準版本！ ？


谷登堡，何許人也？


谷登堡又譯古登堡或古騰堡。一種說法，谷登堡的名字是約翰·根斯弗萊希（Johan Gensfleich，1398-1468）[44]，還有一種說法，其全名叫約翰內斯·古滕貝格·拉登·古登堡（Johann Gensfleisch zur Laden zum Gutenberg）[45]，被稱為金屬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家。他住的地方稱為谷登堡府（Gutenberghof，又稱“猶太山屋”），谷登堡一家的姓氏便是由此而來。 [46]


谷登堡的家鄉被譽為“金色的美因茨”（Golden Mainz）的奧雷亞莫格塔（Aurea Moguntia）是一個位於美因河岸的帶城牆小鎮，是中世紀晚期城鎮的縮影。街道是一條條泥濘的小路，好一點的會鋪上木板，沿小路有一條排污用的明渠。行人必須時時警惕，因為高層可能會直接從窗戶往外倒夜壺。美因茨的人口有六千左右，多年來由於接連暴發的黑死病而減少了很多……[47]


谷登堡生平信息的不確定性


長久以來，學術界推斷谷登堡的出生年份應為1398年。但是阿爾伯特·卡普（Albert Kapr）在其1996年出版的傳記中指出，谷登堡的出生日期為1400年6月24日。谷登堡出生時，父親年約五十多歲，系美因茨知名商人。古登堡的母親出身於貴族家庭，年齡比谷登堡的父親要年輕得多。谷登堡父母均受過良好的教育，也都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古登保到底是在美因茨讀的書還是在自己家裡接受的教育，這一點後人並不十分清楚，但他很有可能去過教會舉辦的走讀學校，為了出版《聖經》，他一定在什麼地方非常認真地學過拉丁文，他也有可能於1418年至1420年間在愛爾福特大學（Erfurt University）進行過深造。 [48]


“拉丁語是一門古老且鮮活的語言，去教堂或者上學便意味著要接觸這門語言。谷登堡本人應該是小時候學習過這門語言，並且成年以後偶爾會說幾句。”[49]


谷登堡是碎片化日耳曼窮鄉僻壤的一位半文盲金匠，拉丁文知識，只是推測他在小時候學過，偶爾會說幾句。他的生平經歷信息，人們所知甚少。


谷登堡的資金來源


1450年，約翰內斯·谷登堡與美因茨金匠、基爾特公會成員約翰·福斯特（Johann Fust）達成了一項協議，以6％的利息借了一筆高達800萊茵金幣的貸款。 [50]谷登堡把錢投入他的新車間，但很快就違約拖欠利息。 [51]兩年後，他答應再藉給谷登堡800萊茵金幣，條件是谷登堡要讓他的養子彼得·施沃夫（Peter Schoffer）擔任工頭。谷登堡同意了，他僱用了施沃夫，福斯特支付了第二筆貸款。 [52]


兩次借款，共計1600萊茵金幣。當時僱傭一位工匠，一年大約需要300多萊茵金幣[53]，兩次借款僅夠支付一位工匠5年的工資。印刷設備開發、金屬字模研發、印刷用油墨的研發等，需要幾位工匠啊？廠房及設備投資與日常開支又從哪裡來？


谷登堡金屬活字——“發明”鉛字？


谷登堡採用何種金屬的活字？ “谷登堡或他的員工倒入模具的是什麼金屬，這是目前另一個未知的問題。”學術界有人猜測：“他可能進行過無數次的嘗試，遭遇過無數次的失敗，外加進行一些明智的猜測，最終才確定了他的‘活字金屬’的構成。……對谷登堡《聖經》印本問世後大約一個世紀鑄造的活字的分析顯示：鉛的含量最高，佔82%；錫佔9%；質地較軟的金屬元素銻佔6%；其餘為微量的銅。由於今天的活字印刷廠仍然使用同樣的金屬比例鑄造活字，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谷登堡當時曾使用類似的配方。”[54]


鉛字金屬含量的最佳配比：鉛佔82%；錫佔9%；銻佔6%；微量的銅。不知要有經過幾百年的摸索，經過多少家企業的競爭，經過多少次失敗，才能摸索出以上鉛字的最佳配比，谷登堡如何可能做到呢？


谷登堡改造製酒設備“發明”印刷機？


凱瑟琳·哈伯（Katharine Haber）：“谷登堡的的確確發明了一套集傳統印刷設備之優勢和創新科技為一身的新式印刷設備。……谷登堡將原本用於製酒的木質螺旋壓榨機技術和用於造紙及書籍裝訂的技術融合到自己的印刷設備當中。此外，他還製造出一系列金屬活字——先在較軟的金屬上進行雕刻，再用合金進行鍛造——這樣就可以在眾多紙張和底稿上反複使用。”[55]


印刷機的發明是一項偉大的事業，不是看一看別人的製酒設備，就可以回家簡單模仿製造出來的。要將這種製酒設備運用到印刷術中來，“需要解決機械上的問題：首先是要創造一種操作性很強的工具，不僅運作起來速度盡可能地快，而且能夠得到好的印刷效果，使得墨色平整而均勻地印刷到紙張上，而不把紙張損壞。”[56]


谷登堡“發明”印刷用墨水？


凱瑟琳·哈伯（Katharine Haber）：“谷登堡還發明出一種能夠長時間顯像的新型墨水。實踐證明，谷登堡發明的墨水質量優於以前的所有墨水。”[57]


歐洲古代墨水：鍋底灰或油燈頭灰等加植物膠


“黑墨水用碳的沉積物製造，例如從油燈頭或鍋底上刮下來的煙灰，用木炭和燒過的骨頭研磨成精細的碳粉。無論用什麼東西製成碳，都要混合一種阿拉伯膠之類的黏合劑，即一種阿拉伯樹的水溶性樹液。把這種混合物曬乾，製成小塊。在準備寫字的時候，就用濕潤的筆在墨水塊上刷一刷。文士們也常使用紅墨水，那是鐵的氧化物、紅赭石或者其他土壤中的礦物質製作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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摻和“尿液和耳垢”調和粘稠度


據說在谷登堡之前，中世紀用於裝飾手抄本墨水的情況：首先用黑色墨水勾勒出圖案，就像畫漫畫書的單張一樣；接下來，將中性底漆塗在需要上色的區域，然後填充上各種墨水。 [59]“所使用的墨水與現代色漆相似，由懸浮在黏性介質（如蛋清）中的顏料構成，同時摻雜了尿液和耳垢等添加物，以達到所需的稠度、顏色和不透明度。”[60]


發明鉛活字，發明印刷機，發明適應於鉛活字的墨水，這些發明最少需要幾十年上百年行業裡幾十家企業間不斷摸索改進，不斷試錯才能做到的工藝，不知谷登堡個人如何可能在短時間一次性完成呢？


完成印刷需要的準備工作


所有的這一切都要求有非常重要的前期工作。首先是製作木模，以便放置金屬板，帶有凹進的需要製模的活字印痕的字模；還需要製造出字衝，其底部刻有凸出的字母，以便在字模中沖壓成型。因此印刷術需要各種材料，有些是生產所需，有的則是用於製造工具，其中有一些是像生產壓力機的木料等相對普通的材料，可是也有一些金屬是較難獲得的……


而問題最多的還是各種金屬：首先是用作鉛字的鉛，還有做字衝的鋼，做字模的銅，做壓力機的鐵。不同種類的金屬，同時又是以各種方式成型的：鉛是熔化鑄造出來的，銅、鋼和鐵則是鍛造、沖壓和銼削而成的。這一簡單的事實讓人想到，現代印刷術之所以能夠誕生，在它的周圍必須能夠獲得這些金屬，也必須有人可以將它們成型。換言之，必須存在一個有著各種不同的活動和技能的有利的冶金業環境……[61]


如上所述，美因茨（Golden Mainz）的奧雷亞莫格塔（Aurea Moguntia）是一個位於美因河岸帶城牆的小鎮，人口大約6000左右，不知是否具備這樣的冶金環境呢？


歐洲中心論招搖撞騙的傑作：谷登堡發明印刷術？


當代法國著名漢學家艾田蒲在其專著《中國之歐洲》一書的前言中，以“歐洲中心論招搖撞騙的傑作：谷登堡為印刷術發明家”為標題，對西方中心論偽造谷登堡為印刷術發明人的行為進行了揭露。


當初我人在美因茨，……自然沒有忘記去Weltmuseum der Druckkunst（世界印刷術博物館）。我細細觀賞了《谷登堡聖經》，甚至還研讀了《最後的審判》的殘本；……然而，令我感到驚詫莫名的，是我發現當人們離開這座谷登堡博物館時，卻不得不堅信，上述的這位谷登堡正是在美因茨發明了印刷術。離館前，他們給了我一本40頁的小冊子，在這本小冊子裡，谷登堡博物館館長阿洛伊斯·魯佩爾教授（博士）向參觀者介紹了正在形成的世界印刷術博物館和國際谷登堡協會。


魯佩爾教授那本介紹美因茨世界印刷術博物館的小冊子這樣寫道：


“除了美因茨，世界上沒有其他城市會有世界印刷博物館。快到1400年時，這位偉大的印刷術的發明者、古老的根斯弗賴施的貴族後代，誕生在谷登堡的府宅里。在這兒，他完成了不朽的發明；1446年，他印製了至今還保留在美因茨谷登堡博物館的《最後的審判》的殘本，這是歐洲最早出現的鉛字印刷物；從1452到1455年，他印製了《四十二行聖經》，這是圖書印刷術的不朽之作。1468年2月，他溘然長逝，安息在方濟各教派的教堂裡。在美因茨，讓人緬懷這位人類無可比擬的天才的紀念物是永存的：在這兒，聳立著他那宏偉的紀念像，這是偉大的托爾瓦德為更為偉大的谷登堡建造的；在這兒，谷登堡博物館已建立並運行了半個多世紀，它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願意成為全世界所有印刷工的家。


“儘管當谷登堡還是個孩子時東亞就出現了銅字印刷，儘管有人說勞倫斯·揚斯聰·科斯特爾在哈勒姆，或者還有其他人已在谷登堡之前澆鑄了金屬字母，但美因茨仍是印刷術的家鄉，在這一點上，所有的學者與文化人士都是一致的；贏得世界承認的印刷術是在美因茨被發明，並從美因茨出發，向全世界勝利挺進。”


於是，艾田蒲撰文糾正了谷登堡發明了印刷術這一錯誤說法，不料卻遭到了強力反駁。例如，皮埃爾·德·布瓦斯德弗爾先生在當時的《日內瓦日報》上說：“中國人（總是他們！）發明了紙和印刷術”；羅歇·儒德蘭先生在《新法蘭西雜誌》中也說我是“中國狂”，只會“咬（我）奶媽歐洲的乳頭”。 [62]


有人不願意承認歐洲印刷術的“木活字”階段


中國造紙術、印刷術研究專家潘吉星指出：“主張歐洲經歷過木活字階段和受中國技術影響的觀點，一度在歐洲受到非難。因為如果此說被大家接受，有些人堅持活字印刷術為歐洲獨立發明的觀點，就難以維持下去。……


“1420年以前，歐洲沒有活字印刷，木活字是從中國引進木版印刷之後出現的，歐洲自身並沒有活字印刷技術傳統，活字思想和活字技術是中國的產物，在中、歐人員往來頻繁的時代，歐洲木活字技術只能來自中國……


“有人不願意承認歐洲印刷經過木版→木活字→金屬活字三個階段，似乎從木版直接就跳躍到金屬活字。他們不承認卡斯塔爾迪和谷騰堡時代的歐洲進行過木活字印刷，說借近代精密設備和工具製造小號西方文木活字的模擬實驗均告失敗[63]。實驗情況或許是如此，但現代這些模擬實驗的作者恐怕無法否定這樣一個事實：製造大號西文木活字無需動用精密設備和工具，而且可以排版印書。事實上，他們的先輩們就這樣作了。”[64]


歐洲木版印刷實物舉例


現存有年代可查的最早的歐洲木版宗教畫，是1423年印的聖克里斯托夫（St．Christoph）與耶穌畫像（圖269）。此像發現於德國奧格斯堡一修道院圖書館中，當時貼在一手寫本封面上，現藏於英國曼徹斯特賴蘭茲圖書館（The Bylands Library,Manchester）[65]。


從畫面上可以看到聖克里斯托夫背著手持十字架的年幼耶穌渡水，畫面刻兩行韻語，其意思是：“無論何時見聖像，均可免遭死亡災。”這頗有些像佛教印刷品中的經咒那樣。值得注意的是，畫面左下角還有從中國引進的水車。 1400-1450年間，德國、意大利、荷蘭及今比利時境內的弗蘭德（Flanders）等地盛行木版印刷。這期間列日（Liege）城的德國神甫欣斯貝格（Jean de Hinsberg，1419-1455）及其姊妹在貝薩尼（Bethany）修道院的財產目錄中列有“印刷書畫用的工具一件”及“印刷圖像用的版木9塊及其他印刷用的石板14塊（Novem printe lignee adimprimendas ymagines cum quatuordecim aliis lapideis printis）”[66]，明確說用版木印刷聖像。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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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年德國木刻單頁宗教畫聖克里斯托夫與基督渡水圖[68]



歐洲最早的活字是“木活字”

木活字是歐洲最早的活字，但它絕對是中國印刷文化的產物，中國活字技術對歐洲的影響首先表現在木活字在歐洲的使用上。 16世紀瑞士蘇黎士大學神學教授兼東方學家特奧多爾·布赫曼（Theodor Buchmann，1500-1564）於1548年發表的作品中認為歐洲活字最初以木製成。他說：在歐洲“最初人們將文字刻在全頁大的版木上。但用這種方法相當費工，而且製作費用較高。於是人們便做出木活字，將其逐個拼連起來製版。”[69]

這是歐洲使用木活字印書的重要記載。歐洲早期木活字無疑要用中國的技術方法製作並排版，此外別無他途。布赫曼學術活動時間上距歐洲最初使用活字不過幾十年，他的記載應是可信的，反映歐洲早期活字印刷工試制活字時期仿製中國活字的實際情況。木活字是從木雕版過渡到金屬活字的橋樑，木活字的使用使歐洲人第一次掌握活字印刷思想。意大利、尼德蘭（Nederland）和德國這些木版印刷發達的國家，率先從事木活字印刷。 [70]

歐洲人模仿中國人作木活字用來印書的這段歷史，是不容忽視的，因為木活字印刷為此後歐洲出現的金屬活字印刷奠定了技術基礎。 [71]

谷登堡生平在中國學者筆下變得“清晰、無疑”

在西方學者那裡缺乏明晰生平信息的谷登堡，不知為何，到了中國學者筆下就忽然變得確定無比？

約翰·谷騰堡（Johannes Gensfleisch zum Gutenberg，1400-1468）生於萊茵河與美因河匯流處的工商業城市美因茨（Mainz），1418-1420年就讀於埃福特（Erfurt）大學，因父亡而輟學，回美因茨習金工……

1444-1448年他外出旅行，可能去荷蘭、瑞士巴塞爾或意大利威尼斯等地[72]，帶著問題作技術考察。 1448年回故鄉美因茨，……他向本城富商約翰·富斯特（Johann Fust,c.1400-1466）貸款，以所開發技術和設備為抵押，合同五年有效期內利益均分，期滿後將本息償還債主。 ……

谷騰堡技術生涯中最大成就，是1455年用小號字（20point）出版《四十行聖經》（Fourty-two Line Bible）精裝本，版面30.5cm×40.6cm，每版含兩頁，雙面印刷，共1286頁，分兩冊裝訂。每個印張四邊及兩頁間邊欄都有木版刻成的花草圖案，木版板框內植字，實際上是集木版與活字版於一身的珍本[73]。這一年合同期滿，谷騰堡無力還債，經官府裁決，富斯特擁有印刷廠……[74]

西方學者找不到證據，不得不依靠推測，如上文：“為了出版《聖經》，他一定在什麼地方非常認真地學過拉丁文，他也有可能於1418年至1420年間在愛爾福特大學（Erfurt University）進行過深造”，到了中國學者筆下就成了“1418-1420年就讀於埃福特（Erfurt）大學”；至於谷登堡的拉丁文知識，西方學者推測：“谷登堡本人應該是小時候學習過這門語言，並且成年以後偶爾會說幾句”，在中國學者的敘述中，則默認為在大學中學習拉丁文不證自明了。這一點非常重要，要印刷武加大拉丁文聖經，不懂得拉丁文怎麼行。這樣一來，谷登堡、一個半文盲金匠，就可以被解釋為拉丁文學者了。

現存谷登堡發明金屬活字的實物證據

何以見得谷登堡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有什麼依據嗎？據說當時留下來三件實物證據。一件是42行聖經，一件是拉丁文語法書，還有一件就是贖罪券。

現存的第一批印刷產品為我們提供了主要的實物證據：贖罪券（即教會出售給教徒以贖其罪的票券），小型拉丁文語法書（donats）以及著名的四十二行聖經，這部約有1300頁的著作印行了有100餘部。 ”[75]

說古騰堡發明了金屬活字印刷術，是19世紀的說法。然而，這些研究都是出於當時人們的推測，並無確實的證據。 “從19世紀開始，出版了數目可觀的著述，都試圖確定谷騰堡究竟發明了什麼，哪些部分真正屬於谷騰堡的個人發明，而不是來自他的合作者、他的競爭者乃至他的繼任者。對於這個問題，由於目前所有的檔案文獻和考古材料都相對有限，因此在很多方面需要依靠假設。”[76]

谷登堡聖經底本從哪裡來？

按照成說，來自武加大譯本。印刷術出現之前，按說只有抄本，然而，抄本的特點是每一本抄本之間都有差異，依照中國文獻版本學的原理，必須找到抄本中的善本，再校以不同時期不同抄寫者的異本進行校勘，擇善而從。排印時，更需精心校對、一審再審。不經過這樣的程序，怎麼可能印出好的書籍？古騰堡聖經，沒有這些程序，甚至連拉丁文都不懂的工匠們，是怎樣製作出被教會長期認可的聖經標準版本來的？

《谷登堡聖經》藏本來歷可疑

據稱其存世版本最早發現於18世紀，“《谷登堡聖經》也被稱作《馬薩林聖經》（Mazarin Bible），因為17世紀一位名叫尤里斯•馬薩林（Jules Mazarin）的紅衣主教於1706年首次發現《谷登堡聖經》。此後，馬薩林把他發現的《谷登堡聖經》作為藏品小心放在巴黎保管。”[77]

聲稱於18世紀初神秘現身的這部《馬薩林聖經》，其目的在於通過谷登堡活字印刷術的“存在”，來證明聖經版本“淵遠流長”。卻忘記了，制定聖經標準版本是梵蒂岡的權責，一個沒有拉丁文修養的金匠憑藉對製酒設備的改造，可以印出具有19世紀工藝水準的大部頭聖經？ ！

現存於世的《谷登堡聖經》有48本。完整印刷的牛皮紙版現存於英國大英博物館（British Library）、法國國立圖書館（Bibliotheque Nationale）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等地。在美國，幾近完整的《谷登堡聖經》由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圖書館館藏。 [78]另外，艾田蒲在美因茨印刷術博物館也見過《谷登堡聖經》藏本。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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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登堡《四十二行聖經》存本地域一覽


存世谷登堡聖經48，其中羊皮本12，紙質本36。按收藏地域來看，主要是在西歐、北美地區，也有個別在東歐及東亞。其中德國15部，法國4部，英國8部，美國10部，意大利2部，西班牙2部，其餘葡萄牙、奧地利、比利時、瑞士、丹麥、波蘭及日本各1部。 12部羊皮紙印本，德國5部，美國3部，英國2部，法國、意大利各1部。


德國15部：柏林1部（羊皮紙）、哥廷根1部（羊皮紙）、富爾達1部（羊皮紙）、萊比錫3部（其中2部為羊皮紙）、美因茨2部，其餘法蘭克福、卡塞爾、慕尼黑、斯韋因富特、斯圖加特、特里爾、阿莎芬堡各1部。


法國4部：巴黎3部（其中羊皮紙1部）、聖奧梅爾1 部。英國8部：倫敦3部（其中兩部為羊皮紙）、劍橋1部、牛津1部、愛丁堡1部、伊頓1部、曼徹斯特1部。美國10部：紐約4部（其中羊皮紙1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1部（羊皮紙）、聖馬力諾1部（羊皮紙），其餘普林斯頓、奧斯汀、劍橋、紐黑文各1部。意大利2部：羅馬2部（其中羊皮紙1部）。西班牙2部:布爾戈斯1部、塞維利亞1部。其餘，葡萄牙里斯本、奧地利維也納、比利時蒙斯、瑞士科洛尼、丹麥哥本哈根、波蘭佩爾普林及日本東京各1部。 [80]


這些存世的印本為什麼不在修道院，卻都在西方中心論盛行地區的圖書館呢？應該是由歐洲最高宗教機構統一規劃、統一制定格式、手工製作，然後分發各地，分別保存，留此存照，證明基督教文獻古已有之。探尋這些現存於世界各地的《谷登堡聖經》藏本的來歷，是一件有趣的事；大概不會早於大英聖經公會的成立時間（1804年）吧？


《谷登堡聖經》存世48本，每本都不一樣？


“古登堡的《四十二行聖經》共有48本存世，散佈在世界各個角落。每個存本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獨一無二的裝幀，因此每本都可以被視為孤本。藝術史學家埃伯哈德·柯尼希（Eberhard König）所製名錄中按照保存地列出了《四十二行聖經》的各個存本，並以縮寫形式寫明了資料出處。此外，他也寫明了各個存本是否有摹真本。該目錄隨研究進展不斷更新。”[81]


按照常識，印刷品的特點為同一版式批量印刷，這樣才能顯示出印本的優勢。而據稱谷登堡聖經的印本存世48本，卻每本一個面貌,說是手寫部分及插圖繪畫為另外的製作工藝；那麼，谷登堡聖經據說共印了180冊，就應該有180種款式了？換句話說，谷登堡印刷品聖經180冊，全世界找不到任何兩冊是相同的！


古騰堡印的第一部書是“拉丁文語法書”？


學者們一致認為，谷登堡最終選定的是一本名為《文法藝術》（Ars grammatica）的拉丁文教科書。這本書是羅馬帝國末期的文法學家埃利烏斯·多納圖斯（Aelius Donatus）寫的，到了谷登堡時代，它已經成為標準的初學者讀本。 [80]……谷登堡本人應該是小時候學習過這門語言，並且成年以後偶爾會說幾句。 [81]


谷登堡印刷的第一本書已成為羊皮紙殘片，粘在其他作品裡，但倖存的50多部印刷殘本則揭示了什麼是當時的革命性事物，儘管它看起來再普通不過。 [82]谷登堡印刷的多納圖斯文法書是一本小書，只有28頁，用的是當時歐洲常見的密集的哥特字體（又稱“編織”字母）。 [83]……谷登堡的多納圖斯文法書裡的a不是無限多樣的，而是有十個具體的版本。研究古人書法和印刷文本的古文書學家們認為，谷登堡在1450年已經印刷了此書，他的第一本書。 [84]


42行聖經流傳下來40餘部，明顯出於19世紀的偽造；小型拉丁文語法書只剩下碎片、更加不可靠，出於證明古騰堡懂拉丁文，要不然如何印刷拉丁文聖經呢？


古騰堡的業績：印製贖罪券


三件實物，42行聖經及小型拉丁文語法書之外，就剩下贖罪券了。


教皇派遣著名的紅衣主教尼古拉斯（Nicholas of Kues，朋友稱他庫薩努斯[Cusanus]）訪問德國。 1451年，庫薩努斯來到了美因茨。為了籌集必要的資金，教皇尼古拉斯五世授權庫薩努斯銷售一種叫作“贖罪券”的宗教工具。贖罪券的授予僅需要一份簡單的書面合同，庫薩努斯要求美因茨聖雅各修道院的院長迅速準備2000份這樣的合同，以備集中銷售。 [85]但是修道院院長沒有如人們預想的那樣讓內部抄寫員來完成這項工作，相反，他委託了谷登堡來印製這2000贖罪券。谷登堡在1454年和1455年印刷了這些贖罪券……[86]


贖罪券是印出來了，並且保存了下來，但並不意味著那就一定是金屬活字印刷品。


伏爾泰筆下的谷登堡：雕版印刷，非金屬活字也


伏爾泰在其《風俗論》中寫道：“印刷術在同一時期被他們（中國人）所發明，大家知道，這一印刷技術是木板上的一種雕刻版，就像谷登堡在15世紀首次在美因茨使用的那種。”《利特雷辭典》在其“印刷術”條目的開頭引用了這段文字。 [87]


正如上述伏爾泰明確指出的那樣，15世紀谷登堡所採用的為雕版印刷術，則所謂的“發明金屬活字”說，顯為後世附會無疑。


“谷登堡發明印刷術”的說法出於虛構


作為西方偽史（現代版的西方普世歷史）的奠基者，斯卡利傑（Joseph Justus Scaliger, 1540-1609 年）是那樣的得益於印刷術，他對應用這個新技術來“創造歷史”，而興奮不已；以致他忘乎所以地說，是自己所在的荷蘭“發明了印刷術”的。 （printing was invented in Holland.）


從斯卡利傑這句話，我們可以了解“谷登堡發明印刷術”（約1445年）這件事，是很遲才虛構出來的。參見赫塞爾斯著《谷登堡虛構》，副標題是“嚴格審核有關谷登堡的文件，顯示他不是印刷術的發明者”（The Gutenberg Fiction: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ocuments Relating to Gutenberg, Showing that He was Not the Inventor of Printing）。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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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之前歐洲印刷中心在荷蘭不在德國


1699年有評論指出：“‘放眼世界，能大批量印書的城市無非只有10個左右。英國有倫敦和牛津；法國有巴黎和里昂；荷蘭有阿姆斯特丹、萊頓、鹿特丹、海牙和烏得勒支，此外還有德國的萊比錫，大致就是這些了。’[89]荷蘭能擁有五座書城，英國和法國卻只是各有兩座：這個比例真是很不簡單。據說，當時在阿姆斯特丹有400位印刷商或書商。他們不單是荷蘭本地人，還有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和猶太人。他們當中不乏傑出之士，這些人並不是純粹為了牟利才做書的；不過，在這一行里也同樣有不法之徒。‘阿姆斯特丹有些書商品行不端，乾著可怕的造假勾當。’”[90]


由此可見，甚至到了17世紀下半葉，歐洲的印刷中心依然是在荷蘭，當時在德國以印刷聞名的城鎮只有萊比錫，不在美因茨也。


不存在從哲羅姆到谷登堡一成不變的聖經文本


《舊約》有七十士希臘文譯本、武加大拉丁文譯本、希伯來文本（馬索拉抄本）等，有趣的是舊約正典成書距今已經2000餘年，各種語言文本數不勝數，然而各種文本之間，其內容並無多大差別，毋寧說是兩千餘年一成不變。


反觀新約，情況大不相同。不僅各種版本互不相同，就連福音書的數量18世紀稱有50-100種之多，根本不是四福音書。有人統計，《新約》改竄達幾十萬處！


美國聖經學者巴特•埃爾曼指出：“我越是研究《新約》的抄本傳統，就越理解到這些經文在傳抄者手上那幾年，是如何被徹底更動過。抄寫者不但保存了經文，也更動了經文。當然，現存抄本中所發現的數十萬種經文修改……如果說這些經文更動對於經文意義或可導致的神學結論完全沒有實質關聯，那就錯了。”[91]


按照成說，新舊約版本從哲羅姆時代就已經成形，一直到印刷本谷登堡聖經，陳陳相因。然而，從不同抄本的情況來分析，實際上根本沒有定型的聖經。單從《新約》來看，其改竄之處就達幾十萬處！ （新約一共多少文字啊？）“儘管說哲羅姆翻譯了《聖經》，那也只是一個故事，不是事實。各種隨意篡改經文的現象實在太普遍了。”[92]


舊約一成不變，新約改竄萬千，兩約之間其性格何其不同如是之甚也！


綜上所述，從其現存物金屬字模成熟、紙張上乘、油墨高級均勻、印刷壓力均等、彩色套印、精印精校的42行谷登堡聖經，到聲稱最早發現於1706年的法國，以及該印本據稱被梵蒂岡指定為聖經標準版本的情況來看，這部所謂15世紀歐洲印刷術剛出世就印製出如此高大上的大部頭《新舊約全書》的可能性為零。從活字金屬印刷工藝的發展規律及15-18世紀歐洲印刷中心地區的分佈情況來看，19世紀之前不可能印製出現存《谷登堡聖經》那樣準確無誤、美輪美奐的套色彩印版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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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Julius Wellhauscn”，in The Biblical World,Vol.39,No.1，1912,p.67。

[2] [德]马克斯·韦伯《古犹太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第4页。

[3] 古代史思想大家莫米利亚诺就曾这样总结威尔豪森，“就我们所知，威尔豪森对《旧约》所做的分析性贡献谈不上开天辟地：他把前人谈过的东西，讲得更清晰、准确和有威信。但他是一位拥有非凡力量的史学家”。见Arnaldo Momigliano,“Religious History Without Frontier：J.Wellhausen,U.Wil-amowitz and E.Schwartz”，in History and Theory，Vol.21（1982）,No.4,p.52。

[4] 关于威尔豪森的学术传承和思想地位，见 William A.Irwin,“The Sig-nificance of Julius Wellhausenin”，in Journal of Bible and Religion,Vol.12（1944），No.3，pp.160-173。

[5] 关于威尔豪森“底本假说”的外文文献汗牛充栋，汉语文献可参阅陈贻绎，“威尔豪森对早期以色列历史的研究”，载于《东方论坛》2013年5期；另见其专著《希伯来语《圣经〉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4页；以及田海华，“威尔豪森的来源批判及其圣经诠释”，载于《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2期。

[6] 张倩红、艾仁贵《犹太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184-185页。

[7] [美]丹尼尔・沃尔夫总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1卷主编[美]安德鲁・菲尔德、格兰特・哈代，陈恒、李尚君、屈伯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11月，上册，第95页。

[8] [美]丹尼尔・沃尔夫总主编《牛津历史著作史》，第1卷主编[美]安德鲁・菲尔德、格兰特・哈代，陈恒、李尚君、屈伯文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11月，上册第95页。

[9] 详细讨论见 John Van Seters，In Search of History：Historiography in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e Origins of Biblical History（New Haven/London,1983），277-291；and John Van Seters, The Biblical Saga of King David （Winona Lake,Ind.,2009）。

[10] 参见Philip R.Davies,In Search of‘Ancient Israel’,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1992,p.119。

[11] Daniel Block,ed. ,Israel：Ancient Kingdom or Late Inuention? Nashville：B&H Academ-ic,2008；Lester L.Grabbe,ed., Can a‘History of Israel’Be Writen,Sheffield：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1997。

[12] [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台湾幼师文化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7月，第569页。

[13] [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台湾幼师文化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7月，第570页。

[14] [美]威尔•杜兰特《世界文明史——恺撒与基督》，台湾幼师文化译，华夏出版社2010年7月，第570-571页。

[15] [日]幸德秋水《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杀论》，马采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11月，第16页。

[16] 任继愈主编《宗教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12月，第351页。

[17] 马克·R.诺顿《旧约的文本与抄本》，载[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1页。

[18] 梁工主编《圣经百科词典》，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671页。

[19] 任东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第36页。

[20] 张倩红、张少华《犹太人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第70-71页。

[21] 游斌《希伯来圣经导论》，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3月，第3、9页。

[22]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263-264页。

[23] 任东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21-124页。

[24]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3页。

[25] 英文版主编[美]安德鲁・劳斯、中文版主编黄锡木、卓新平《古代经注》第1卷，创世纪1-11章导言，石敏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4页。

[26] 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223-224页。

[27] Irenaeus Adversus Haereses 3.21.2.奥古斯丁也敘述过类似的故事，City of God 18.42。

[28] 英文版主编[美]安德鲁・劳斯、中文版主编黄锡木、卓新平《古代经注》第1卷，创世纪1-11章导言，石敏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4页。

[29]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76页。

[30] 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第214-223页。

[31]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74-75页。

[32]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41页。

[33] [英]H.St.约翰・萨克雷《约瑟夫斯评传》导言，陆路译，大象出版社，2019年3月，第5页。

[34] 参看诸玄识、董并生《世界伪史纪年体系来历揭秘》，载黄河清主编《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8月，第259页。

[35]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中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15、209页。

[36]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263页。

[37]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0-173页。

[38]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3-175页。

[39] [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中译本第144-1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40]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4页。

[41]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5页。

[42]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4页。

[43]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175页。

[44] [法]伯罗斯特《印刷术和冶金业：两种相关联的历史（15-16世纪）》，吴旻译，载韩琦、[意]米盖拉《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43页。

[45]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3页。

[46] John 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How Printing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tory （London：Transworld Publishers, 2010）,26,143；Albert Kapr,Johann Gutenberg：The Man and His Invention,trans.Douglas Martin（Brookfield,VT：Scolar Press,1996）, 25-29。

[47] J.C.Russell,“Late Ancient and Medieval Population,”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48,no.3,New Series (1958)：62;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21-25,32-35。参看[英]基思・休斯敦《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伊玉岩、邵慧敏译，三联书店，2020年8月，第95-102页。

[48]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09-210页。

[49] H.R.Mead,“Fifteenth-Century Schoolbooks,”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3,no.1（1939）:37-42。见[英]基思・休斯敦《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伊玉岩、邵慧敏译，三联书店，2020年8月，第99页。

[50] E.Burke,“Fust（or Faust）, John,”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An International Work of Reference on the Constitution,Doctrine, Discipline, and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New York：Appleton,1909）,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6326b.htm；“Helmasperger's Notarial Instrument,”Gutenberg Digital（SUB Göttingen），accessed March 05, 2014,http://www.gutenbergdigital.de/g ... /frmnot/frmnota.htm。

[51] “Helmasperger's Notarial Instrument”；Man,The Gulenberg Revolution,147-149；Kapr,Johann Gutenberg,153-159。

[52] “Helmasperger's Notarial Instrument”；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 147-149。

[53] [英]基思・休斯敦《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伊玉岩、邵慧敏译，三联书店，2020年8月，第97页。

[54] [英]基思・休斯敦《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伊玉岩、邵慧敏译，三联书店，2020年8月，第109-110页。

[55]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4页。

[56] [法]伯罗斯特《印刷术和冶金业：两种相关联的历史（15-16世纪）》，吴旻译，载韩琦、[意]米盖拉《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51页。

[57]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5页。

[58]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29页。

[59] Calkins,“Stages of Execution：Procedures of Illumination as Revealed in an Unfinished Book of Hours.”

[60] “Pigment,”Glossary for the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e of Illuminated Manuscripts,accessed October 20,2014,http://prodigi.bl.uk/illcat/GlossP. asp#pigment；Michael Clarke and Deborah Clarke,“Tempera,”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Art Terms,accessed October 31,2014,http://www.oxfordreference. com/view/10.1093/acref/9780199569922.001.0001/acref-9780199569922-e-1658。转引自[英]基思・休斯敦《书的大历史：六千年的演化与变迁》，伊玉岩、邵慧敏译，三联书店，2020年8月，第158-159页。

[61] [法]伯罗斯特《印刷术和冶金业：两种相关联的历史（15-16世纪）》，吴旻译，载韩琦、[意]米盖拉《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45页。

[62] [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许钧、钱林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上册，前言，第17-20页。

[63] Reed,Talbot Baines.A history of the old English letter foundries.London, 1887。

[64] 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4月，第234-235页。

[65] Oswald J.C.A History of Printing：Its Development through 500 Year,chap. 24. New York，1928；Oswald J C．《西洋印刷文化史》．玉城肇译，东京：鮎書房，1943年，第365页。

[66] Oswald J C．《西洋印刷文化史》，玉城肇译，东京：鮎書房，1943年，第365页。

[67]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33-434页。

[68] 取自de Vinne（1875），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33页。

[69] Oswald J.C.A History of Printing：Its Development through 500 Years, chap.22.New York，1928；オスワルト，Oswald JC．《西洋印刷文化史》，玉城肇译，东京：鮎書房，1943年，第333-334页。

[70] 潘吉星《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源流、外传及世界影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435-436页。

[71] 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4月，第235页。

[72] Ibid.,219。

[73] Oswald J.C.A History of Printing.Its Development through 500 Years,chap.2.New York，1928；《西洋印刷文化史》，玉城肇译，东京：鮎書房，1943年，第14-24页。

[74] 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4月，第238-239页。

[75] [法]伯罗斯特《印刷术和冶金业：两种相关联的历史（15-16世纪）》，吴旻译，载韩琦、[意]米盖拉《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43页。

[76] [法]伯罗斯特《印刷术和冶金业：两种相关联的历史（15-16世纪）》，吴旻译，载韩琦、[意]米盖拉《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商务印书馆，2008年12月，第143页。

[77]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中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6-237页。

[78] [美]弗兰克•萨克雷、约翰•芬德林主编《世界大历史——文艺复兴至16世纪》，王林中译，新世界出版社2014年9月，第236页。

[79] [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许钧、钱林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上册，前言，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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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德]克劳斯-吕迪格·马伊《古登堡——500年前塑造今日世界的人》，洪堃绿译，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11月，第221页。

[82] 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145-147；H.R.Mead,“Fifteenth-Century Schoolbooks,”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3,no.1（1939）:37-42。

[83] Mead,“Fifteenth-Century Schoolbooks.”

[84] “Ars Minor [fragment],”Princeton University Digital Library（The Trustees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2010），http://arks. princeton. edu/ark:/88435/8c97kq49z.

[85] Frederick Kilgour,The Evolution ofthe Boo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90；Bernhard Bischoff and University of Cambridge,“Latin Handwriting in the Middle Ages,”in Latin Palaeography：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127-136。

[86] 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146。

[87] Man,The Gutenberg Revolution,154-156；Kapr,Johann Gutenberg,61-64。

[88] Janet Ing,“The Mainz-Indulgences of 1454/5-a Review of Recent Scholarship,”British LibraryJournal 9,no.1（1983）：17。

[89] [法]艾田蒲《中国之欧洲》，许钧、钱林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8月，上册，前言，第17-20页。

[90] 参看诸玄识《虚构的西方文明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10月。

[91] 记录于1699年的评论，载H.J.瑞辛克：《荷兰三本最古老法文期刊中的英国和英国文学》（H.J.Reesink,L'Angleterre et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dans les trois plus anciens périodiques français de Hollande），1931年，第93页。——原注

[92] [法]保罗・ 阿扎尔《欧洲思想的危机（1680-1715）》，方颂华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7月，第91页。

[93] [美]巴特•埃尔曼《错引耶稣——〈圣经〉传抄、更改的内幕》，黄恩林译，三联书店，2013年6月，第217页。

[94] 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历史篇：帝国的实相》第7章。

[95] 张倩红、艾仁贵《犹太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22页。

[96] [以色列]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王崬兴、张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第172页。

[97] [以色列]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王崬兴、张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第316-317页。

[98] [以色列]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王崬兴、张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第274页。

[99] 张倩红、艾仁贵《犹太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185页。

[100] [法]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版2008年5刷，中册第4-5页。

[101] [英]阿伦·布雷格曼《以色列史》，杨军译，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9月，第7-8页。

[102] [美]阿兰・米拉德《〈圣经〉考古大发现》，朱玉华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7-18页。

[103] [英]西蒙·蒙蒂菲奥里《耶路撒冷三千年》，张倩红、马丹静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5年1月，第26页。

[104] [英]保罗・约翰逊《犹太人四千年》，管燕红、邹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上册，第199页。

[105] [美]伯纳德·J.巴姆伯格《犹太文明史话》，肖宪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7月，第170页。

[106] [英]伊恩・布莱克《邻居与敌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17-2017》前言，王利萃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9月，第3页。

[107] [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85页。

[108] Glaude Hagège：《共通语之世界史——关于欧洲诸语言的地政学》，糟谷启介、佐野直子日译本，株式会社白水社，2018年12月发行，第102页。中译文为引者所译。

[109] Glaude Hagège：《共通语之世界史——关于欧洲诸语言的地政学》，糟谷启介、佐野直子日文翻译，株式会社白水社，2018年12月，第102页。中译文为引者所译。

[110] [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10月第1版，2019年11月第9刷，第112-113页。

[111] [美]斯蒂芬・米勒、罗伯特・休伯《圣经的历史——〈圣经〉成书过程及历史影响》，黄剑波、艾菊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3月，第23-24页。

[112] 方豪《中西交通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下册，第905-906页。

[113] 方豪《中西交通史》，商务印书馆，2021年8月，下册，第908页。

[114] The Hebraic, or Egyptian hieroglyphic script replaced by the Greek alphabet in the epoch of the XIIIXV century。

[115] Anatoly Fomenko, Gleb Nosovskiy: Crusades and Exoduses, Delamere LLC, 2016, 10.3。

[116] Anatoly Fomenko, Gleb Nosovskiy: Crusades and Exoduses, Delamere LLC, 2016, 10.3。

[117] We believe the ‘ancient’ Greek to be a relatively recent language - one that must have come to exist in the VIXVII century.

[118] Anatoly Fomenko, Gleb Nosovskiy: Crusades and Exoduses, Delamere LLC, 2016, 10.3。

[119]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中译本第178页，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

[120]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中译本上册第126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6月第1版。

[121] 详见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理论篇：概念的界说》第2章。

[122] [美]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43-144页。

[123] [美]孟德卫《奇艺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15页。

[124] 诸玄识《西方现代性理论中的“汉字密码”》，载黄河清主编《欧洲文明史察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1年8月，第39页。

[125] 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修订版），商务印书馆，2014年10月，第229-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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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张国刚《从中西初识到礼仪之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32页。参看杨平《耶稣会传教士〈易经〉的索隐法诠释》，载《周易研究》(济南)2013年4期。

[127] [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第224-245页。

[128] 阿利克斯：《对〈摩西五经〉的考证》，第117页。

[129] [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第224-245页。

[130] [法]维吉尔・毕诺《中国对法国哲学思想形成的影响》，耿昇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5月，第224-245页。

[131] 傅圣泽在《智慧之巅》中将此论点细化，耶稣会罗马档案馆，日本中国卷卷4,4,（2），5，页1-220。他实际上是将此作为第四个命题的第二部分提出。

[132] [丹麦]龙柏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骆洁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47页。

[133] [丹麦]龙柏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骆洁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52-153页。

[134] 罗马耶稣会档案馆JS176.f.340，转引自张西平：《中国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85页。

[135] [丹麦]龙柏格《清代来华传教士马若瑟研究》，李真、骆洁译，大象出版社，2009年1月，第147页。

[136] [美]孟德卫《奇艺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第359页。

[137] 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中国》，五洲传媒出版社，2001年9月，第16页。

[138] [英]马丁・吉尔伯特《五千年犹太文明史》，蔡永良、袁冰洁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第135-138页。

[139] [英]马丁・吉尔伯特《五千年犹太文明史》，蔡永良、袁冰洁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第135-138页。

[140] 潘光主编《犹太人在中国》，五洲传媒出版社，2001年9月，第17页。

[141] 犹太十族在崩溃中进入中国；他们在那里被称为Sinous 西奴。——伏尔泰

[142] 耶稣会士伪造文献《孔子弟子与鲁公子对话录》（由前耶稣会修士福开神父译成拉丁文，原文稿存梵蒂冈图书馆，登记号42759）。参看董并生《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附录》及[法]伏尔泰《哲学辞典》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10月，第266-283页。

[143] [英]马丁・吉尔伯特《五千年犹太文明史》，蔡永良、袁冰洁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第135-138页。

[144] 陈垣《开封一赐乐业教考》，载陈智超主编《陈垣全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2册第76页。

[145] 张倩红、艾仁贵《犹太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51-52页。

[146] 张倩红《试论摩西・门德尔松的启蒙思想》，载《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第75页。

[147] 阿巴・埃班：《犹太史》，阎瑞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39页。张倩红《试论摩西・门德尔松的启蒙思想》转引，载《世界宗教研究》，第3期。

[148] 塞西尔・罗斯《简明犹太民族史》，黄福武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405页。

[149] [以色列]施罗默•桑德《虚构的犹太民族》王崬兴、张蓉中译本第168-169页，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第1版。

[150] 张倩红、张少华《犹太人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第97-98页。

[151] 世界文字研究会编《世界文字图典》日文版，吉川弘文馆平成5年8月，第94页。

[152] 参看诸玄识、董并生《“字母文字优越论”是西方中心论的典型表现》，见董并生公众号，2019年9月6日。

[153] [丹麦]裴特生《十九世纪语言学史》，钱晋华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4月，第223页。

[154] [美]菲利普•希提《阿拉伯通史》（第10版）下卷，马坚译，新世界出版社，2015年5月，第507页。

[155] Glaude Hagège：《共通语之世界史——关于欧洲诸语言的地政学》，糟谷启介、佐野直子日文翻译，株式会社白水社，2018年12月发行，第86页。中译文为引者所译。

[156] [英]保罗・约翰逊《犹太人四千年》，管燕红、邹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下册，第522-523页。

[157] [英]保罗・约翰逊《犹太人四千年》，管燕红、邹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下册，第522-523页。

[158] [英]保罗・约翰逊《犹太人四千年》，管燕红、邹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下册，第518-519页。

[159] Sachar,A History of Israel,p.82。

[160] [以色列]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王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67-70页。

[161] [美]库尔特·舒伯特《犹太史》，颜展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7月，第219-220页。

[162] [以色列]丹尼尔·戈迪斯《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王戎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第80-83页。

[163] [以色列]施罗默・桑德《我为何放弃做犹太人》，喇卫国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6月，第51-54页。

[164] [英]保罗・约翰逊《犹太人四千年》，管燕红、邹云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1年6月，下册，第519页。

[165] [以色列]埃利・巴尔纳维《世界犹太人历史——从〈创世纪〉到21世纪》，刘精忠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第84页。

[166] 参看[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156页。

[167] 马克·R.诺顿《旧约的文本与抄本》，载[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2页。

[168] [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3页。

[169] [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31页。

[170] 参见林鹏、诸玄识、董并生《西方中心论批判》（三卷本）《历史篇：帝国的实相》第7章。

[171] Timothy H.Lim《死海古卷概说》傅有德、唐茂琴中译本第160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72] [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6页。

[173] [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2-4页。

[174] 王神荫《死海古卷简介》，载[美]西奥多•H.加斯特英译《死海古卷》曹兴治、莫如喜中译本第4页，商务印书馆199510月第1版。

[175] [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4-5页。

[176] [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8-9页。

[177] [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9页。

[178]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Schools of Oriental Research 110 ［April 1948］3。

[179] [美]范德凯《今日死海古卷》，柳博赟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第10页。

[180] 陈泽民《死海古卷中译本序》，载[美]西奥多•H.加斯特英译《死海古卷》曹兴治、莫如喜中译本第2页，商务印书馆199510月第1版。

[181] Timothy H.Lim《死海古卷概说》傅有德、唐茂琴中译本第157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82] Timothy H.Lim《死海古卷概说》傅有德、唐茂琴中译本第157页，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

[183] MICHAEL GRESHKO《举世震惊！圣经博物馆的死海古卷全部为赝品》，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22年3月。

[184] MICHAEL GRESHKO《举世震惊！圣经博物馆的死海古卷全部为赝品》，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22年3月。

[185] MICHAEL GRESHKO《举世震惊！圣经博物馆的死海古卷全部为赝品》，载《美国国家地理》杂志，2022年3月。

[186] [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中译本第137-1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187] [美]菲利普.W.康福特编《圣经的来源》李洪昌中译本第1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0月第1版。

[188] [意]莫米利亚诺《现代史学的古典基础》，冯洁音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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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構的古希臘文明：歐洲“古典歷史”辨偽
2015年董并生所著的图书《虚构的古希腊文明——欧洲“古典历史”辨伪》是由中国民间学者董并生所写的第一部全面质疑“欧洲古典历史”的著作。


歐洲“古典歷史”辨偽

目录

1内容简介            2作者简介                  3图书目录

图书目录


序言　文明的唯一性
前言
引言：西方“古典时代”来去匆匆
第一章“古希腊”概念向壁虚造
第一节“希腊古文献”为后世伪造
第二节 为什么说传世“古希腊”文献不可信呢？
第三节“古希腊”的真实的情况
第二章“古希腊”三大名著质疑
第一节 荷马史诗《伊里亚特》、《奥德赛》后世炮制
第二节 西方“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历史》纯属虚构
第三节 史学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显系杜撰
第三章 西方古典学“雅典”概念层累造成
第一节“发现雅典”的东方之旅
第二节“古雅典”及“古希腊”概念出笼：“百年游历，八重虚构”
第三节“托古建制”及其它造伪活动
第四章 西方“古典历史”核心概念重重虚构
第一节 雅典的“学园神话”
第二节 杜撰“希腊化时代”概念是构建西欧中心论的重要一环
第三节 虚构“亚历山大里亚学术中心”
第四节 拜占庭“古希腊手稿”
第五节“阿拉伯哲学”与“经院哲学”
第六节 关于“古希腊奥运会”
第五章 只有“罗马城邦”，没有“罗马帝国”
--- “古罗马”只有“故事”没有“历史”
第一节 古罗马早期
第二节 古罗马中期
第三节“永恒之都”---后世对“古罗马城”的神化
第四节 古罗马晚期历史
第五节“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的故事
第六节“罗马帝国”的历史是怎样构造出来的
第七节 所谓的“罗马法”实际上并不存在
第六章“古印欧语系”---西方学统中的弥天大谎
第一节“古印欧语系”的来历
第二节 国外学者对“古印欧语系”假说的质疑
第三节“古印欧语系”难圆其说
第七章 西方“古典历史”对“西欧中心论”形成的影响
---以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为例
第一节 黑格尔的“东方观”
第二节 黑格尔的“欧洲观”
第三节 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
第八章 西方学者构建“古典学”之编年
第一节“前古典学”时期
第二节“古典学”时期
第九章 余论：是“文艺复兴”还是“中学西被”？
第一节“文艺复兴”概念及“中古欧洲”的状况
第二节“文艺复兴”及其后欧洲绘画风格及技法与中国的关系
第三节“西学”源于中国
结语 严格说来，西方并无“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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