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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資料] 略論嶺南文化與四大文化的關係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   2006-11-25 10:12:43   

  所謂四大文化,是指基督文化、伊斯蘭文化、印度文化和中華文化。四大文化,內涵豐沛,源遠根深,層面眾多,範圍博大。

  基督文化

  歐洲(阿爾巴尼亞、波士尼亞除外)和南北美洲各國,非洲赤道以南的國家,其多數國民是天主教徒、東正教徒或新教徒,這許多國家可稱為基督文化國。在這些國家內的各派崇拜天主的教徒有11億以上,無論從教徒人數、地理範圍、國家數目或影響程度看,基督文化都可以視為全球最大的文化之一。

  以耶穌基督為崇拜對象者,希望能夠解脫現世,超升天國,其人生觀與世界觀,都和古希臘人古羅馬人不同,個個以未來或永久的生活為主,認為現世不過是達到天國的準備階段而已。古希臘人古羅馬人只重視現世,不注重將來。未來的情況究竟是怎樣的?一般人不能知道,惟有神可以告慰信徒的心靈。

  基督教各派可以說有下列共同特點:(一)信徒除奉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的神以外,不許信其他神明;(二)都以耶穌基督為中心,東正教於一世紀分立後,不改其崇拜的主耶穌,新教徒于十六世紀出現後,各派也不改;(三)堅持原罪論,說人生之初即有罪,要得赦,便須懺悔,要得救,便須信主耶穌;(四)傳教和聽福音,應在教堂中進行,所以信徒應建立教堂,必須受洗,受洗為信徒後應加入教會;(五)強調道德性活動,各種活動以勸人向善為宗旨;(六)接納所有族群和各色人群為信徒,具有普及全球性;(七)保持神秘性,使信徒無法透視神的奧秘和聖潔;(八)有強烈的入世欲,經常積極傳播教義,其福音派的傳教活動尤其踴躍。

  基督教的精神既是積極的入世的,又注重傳播福音,所以教士遠赴亞洲美洲非洲各地,入城市,到僻壤,冒險犯難,一則為普及教義,再則激發思考,進而使西歐國家有科學技術上的進步,把時代推進到工業化階段,然後工業化的國家又以物質文明輸入他國,加強了福音傳播的功能,提升了基督文化的價值和吸引力。

  伊斯蘭文化

  總部設在沙烏地阿拉伯吉達的回教會議組織,擁有52個會員國,境外的回教人口約為38900百萬。全球回教徒已經增加到12億人,占全球人口的23.2%,預測到公元2000年時,會增加到16億左右,所以從東南亞、中亞、西亞、東南歐到北非的回教國家的主流文化是伊斯蘭文化。回教徒人數眾多,住地分散,遍及亞、非、歐三洲,由於地理環境不同,遭遇互異,建國時代有別,以致各國已有其獨特的小文化,派別也早已出現,儘管各派的根源依舊,表現於日常生活的方式卻已不盡相同。

  回教的許多派別(如桑尼派、什葉派等)也有下列共同特性:(一)信徒心中只有一個神(阿拉),不信任何其他神祗;(二)信徒認為透過穆罕默德所啟示的神意,已全部記入可蘭經;(三)所有信徒同用回教紀元,以公元621年7月16日為其紀元1月1日;(四)猶太教徒的阿伯拉罕•穆罕默德也是先知,神派他來教人侍奉神;(五)神盼望信徒潔身自守,善行足式;(六)人生的今世是為來生作準備的試練階段;(七)人人要實踐禁誡,不得放高利貸、巧詐、喝酒或吃豬肉,不得發誑言、偷竊、姦淫或屠殺。此外,信徒要每天在黎明、中午、下午、黃昏、夜晚時分各祈禱一次,要每年在回曆9月齋戒一個月,要作自由的和規定的施捨;有足夠財力者要在一生中最少到麥加朝聖一次。

  麥加既然是回教徒的聖地,朝聖又是各地回教徒的共同盛事,就自然對他們產生無形的凝聚力,這種凝聚力雖然不足以使各回教國團結一致,卻可以減少不必要的衝突、打鬥、猜忌和攻擊;另一方面,嚴格的教規已經變成通行的國法,大有助於國內秩序和安定的維持。

  印度文化

  印度文化的地域範圍,不如基督文化或伊斯蘭文化的那麼廣闊,那樣跨越多洲多國,至令仍限於印度共和國內。但是,若從幼童受薰陶的人數看,印度文化應屬世界四大文化之一,因為印度共和國境內人口75%是印度教(Hinduism)信徒,總數在5億以上。

  印度教是世上最古老的宗教,是印度共和國最主要最有勢力的宗教,是當代印度文化的根源。它不像回教佛教或基督教,不是由一位先知所創立,而是由千百年的文化群自然匯合而成,源自印度各宗教。它是多神教,沒有一套完整的聖經,它的教義強調婆羅門是神的化身,認為動物和人類相同,都有靈魂。

  印度教徒相信輪回,人生時的任何活動都會影響人的輪回。只有善行足多者來生可經輪回升到婆羅門階級,惡行昭彰者來生只能變成小昆蟲。

  印度教盛行時,下列四種種性嚴格區分:(一)婆羅門——僧侶階級;(二)刹帝利——貴族和武士階級;(三)吠舍——平民階級;(四)首陀羅——奴隸階級,包括農民、工人、僕役等。

  印度的僧侶和貴族,生活條件優越,智慧過人者不少,其文學著述和哲學思想,對世界有大貢獻,對印度影響尤其至深且廣。各階級界線分明,人人接受因出生而有的命運,甘願忍辱受苦,所以各安其位各守其分,社會因而安定,人際關係大致和諧。又因為信徒相信輪回,都希望來生進入婆羅門階級,便多作好事,作奸犯科者跟著自然的減少。

  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不像前述三種文化,不是由一種宗教主導養成的,而是先有王道、次有學術、再有宗教,逐漸發展而成的,學術有多流,宗教有多種,以致文化內涵複雜、博大、精深。

  從燧人氏鑽木取火,有巢氏構木為巢,伏羲氏畫八卦制網罟,神農氏作耒耜以教耕稼,嘗百草以辨藥性,到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創造交通生活工具和統治制度,經孔子集先聖時賢的大成,著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和論語、孝經、大學、中庸,而成為儒家學說。這學說被孟子發揚,傳到漢代變為國家的道統。其後董仲舒、鄭康成、王通、韓愈、李德裕、程頤、朱熹、陸九淵、王陽明、朱舜水、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大儒,努力闡述孔孟學說,使它遠播長流。孫中山融會中西文化精義,強調從堯到孔的一貫道統。依照道統,便須行仁政,講仁愛、去私心,為他人設想,克己復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講究忠怒群德,修身治國至平天下;儒家又主張義(做事恰到好處)和執中(因時因地制宜),以求和中和(喜怒哀樂之未發為中,發而皆中節為和);又要以天心為心,盡力追求至高至善的天理。又強調知行合一,要把真知付諸力行;最後呼籲“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達到天下為公、世界大同。

  佛教於西漢末年自西域傳入中土,使中華文化兼蓄宗教內涵。佛教以佛法(達摩)為基礎,認為一切存在都因為相互關聯而形成,否定絕對的固定的自我,堅稱自我是空的,反對禁欲主義和唯樂主義的“中道”,務求達到毫無苦惱的涅磐境界。因為人類本身的存在有“苦諦”,知道苦惱起源的“集諦”,克服苦惱的“道諦”,才可以做到悟佛的“滅諦”。由於這種追求,僧侶要出家,寺廟要建立,佛經要念誦,僧徒要剃頭、吃素、穿袈裟。這宗教能入宮廷,也能到茅廬,對一般平民的影響最大,對於上層社會的作用則不如儒家的大。

  原來在佛教傳入以前,中國已有李耳為首的道家。道家主張清淨無為,不談鬼神,他們的道只是自然界萬物有生命的道理,而物極必反,禍福相倚,則是萬物變化的通則。所以人對事物應順自然,不可強求,以免增加痛苦仍一無所得;惟有簡樸、寡欲、知足、忍讓、無爭,才能快樂。此外,道教本身就是完整的個人,必須與萬物調和。這一以自然界為中心的天道,和儒家重視體制以人為中心的仁道大相徑庭,與佛家所倡的法有微妙的相合處。

  馬可波羅、利馬竇和其後的教士帶來基督教義後,在儒教佛教回教以外增加了迅速擴展的一教,更使中華文化蘊藏日多,等到西洋科技文教輸入時,本土文化便走上中西合璧的大道,寺廟林立,教堂日增,做佛事,祭鬼神,拜祖先,做彌撒,念聖經,穿長袍、馬褂、西裝、漢服、洋鞋,任隨人便,吃中餐、用西點,可由人選。總之,中華文化已是新瓶裝新酒,酒中有古今中外的酵素。

  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正如佛、回等教傳入中土,使中華文化內涵更豐富更多元化。

  嶺南文化

  嶺南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一大支流,和黃河流域文化大同小異。秦末的趙佗,唐代的韓愈,宋代的蘇東坡、包拯等學者來粵教化,粵人陳白沙、六祖慧能等精闡禪學,康有為、梁啟超等講學著述,把嶺南文化提升。孫中山先生把中外古今人文社會學術融會貫通,充實中華文化,使嶺南文化盛開燦爛的花朵。

  陳寬強博士說:“今日所看到的珠江文化,富於革命精神,本質是進取奮鬥,不屈不撓,反暴力反壓迫,充滿了民族主義的氣息。其表現於近代的事實,如太平天國運動,如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及以廣東為基地的國民革命。而八年抗戰中,海外華僑在精神上物質上支援祖國,兩廣健兒的沙場戰績,其貢獻之偉大,也是彰彰在人耳目。”(見陳著《珠江文化的歷史使命》,1950年6月25日香港時報星期專論),這確是十分中肯的。

  中華民族容易接受外國文化,嶺南人士更能吸納新知識新發明。所以近年來粵省工商各業發達,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物質與精神建設迅速,對外貿易猛晉。嶺南文化發揚了中華文化的優點,具有本地的特點,使中華文化內涵更現代化,對異邦人士發生了啟示的作用。

  嶺南文化具有中華文化的全部優點,還有本身的冒險、進取、拓荒和革命的精神,有善於經營企業的天性,又有樂於助人的熱情和大無畏的氣概。今天的3000萬海外僑胞,本身或祖先多具粵桂港原籍,他們散居全球各地,真是“走遍天下角落頭,處處都有廣東友。”他們把嶺南文化遠播異邦,所以嶺南文化在世界各大文化中,早已居於重要的地位。(原載《東方文化》1995年第3期)

  作者:陳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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