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

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畢業，17歲起開始投稿生涯，首篇劇評見於 《信報》 文化版，至今其文章仍可見於 《信報》 及 《明報》的專欄版；1998年起，開始參與各類文化藝術活動，如實驗劇場的編、導、演、行為藝術創作及視藝展覽策劃等；曾為多個文化藝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擔任董事、主席或顧問之職；曾於理工大學及香港大學當客席講師現職商業一台總監、牛棚書院院長、綠色和平董事、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顧問、鳳凰衛視中文台 《鏗鏘三人行》 及電台節目 《打書釘》 主持。

有人說過這麼一句話──「人格是最高的學位」。意思是說，無論我們的專業成就有多高，最重要的，還是人格的修養；一個人，應該要先成為一個好人，然後才能成為一個出色的醫生或學者或音樂家。

梁文道，一個縱橫華人社會的作家、主持人、文化團體領袖、跨媒體工作者。雖然他不喜歡「明星」的稱號，但他真的是知名度高、影響力大。梁文道出名學識廣博，思維活躍，學問「百足咁多爪」，然而，跟他做訪問，談到一半，內容卻從歷史文化談到人格修養，從知識份子談到自我反省，然後，甚至談到宗教，談到出家。因為，他既在乎他在社會發揮什麼力量，也在意自己的內在修為。

訪問梁文道，令人想起「人格是最高的學位」這句話。梁文道真的不是一個明星，而是一個有人格魅力的文人。他在訪問中談五四作家時說過「讀書人本應如此」；其實，他自己就示範了什麼叫有才有德的讀書人。

記者（下稱「記」）：前年你來澳門書展為《新生代》主持講座時，曾經提及你年少時有一段「左手劈友，右手睇書」的日子，你可否談談這段歲月？

梁文道（下稱「梁」）：當時，我在台灣的男校讀中學，在青少年群體中有種很暴戾的氣氛，特別是我身處的三重，更是黑社會橫行的地方。在這環境下，我們很喜歡打架，甚至是無目的的打，那是一種青春的躁動。當時，大家都很渴望加入黑社會，那好像是一種人生理想，甚至覺得「唔入黑社會唔係辦法」。當時在台灣，好的學生就入國民黨，不好的就想入黑社會。但是，後來我家人把我帶回香港，才沒有加入黑社會。

記：據說，當時好像有一個「黑幫老大」介紹你看書？

梁：其實，當時我已經喜歡閱讀，只是，這個老大介紹我看川端康成。最初，我一看是日本人所寫，還以為是「咸濕古仔」呢。當時，大家不覺得一個古惑仔靜下來看書是很奇怪的事，就像現在，睇電視是人人都會做的事情。在當年的台灣，大家都看書，並沒有把看書跟某種階層或身份扯上關係。現在，我們太把閱讀當成一回事了，幾乎是有Moral Value（道德價值）在內，為何閱讀不能輕鬆一點？

記：在你的青春期，有哪些啟蒙書是影響你一輩子的？

梁：初中開始喜歡看哲學書，例如存在主義的入門書、羅素、佛洛依德、笛卡兒等，回香港後，又瘋狂的看了很多魯迅，後來喜歡沈從文，再大一點則喜歡周作人。至於胡適，最初不大喜歡，但年紀越大就越喜歡。

記：這裡看來是兩個脈絡，一個是哲學，另一個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為什麼這兩類書特別吸引你？

梁：哲學是我一直喜歡的，小學六年級就開始思考哲學問題，思考人死了之後會怎樣，找了很多書看。

對於五四文學，我不是孤立地去看的，而是結合整個中國現代史一起看的。小時候在台灣，中國現代史的教育有一半是假的。中二時，台灣的書本上說中國第一大湖是洞庭湖，但我明明知道六十年代後中國第一大湖應是鄱陽湖。老師說，根據「萬惡的共匪」提供的資料，中國第一大湖是鄱陽湖，但由於「共匪」時常撒謊，因此這資料不可信。我就問老師，那為什麼「萬惡的共匪」要講這些大話，他就說「萬惡的共匪」就是匪夷所思的。後來，回到香港，我就從新認識中國歷史，「共匪」變成偉大的毛主席，偉大的蔣公則變成「蔣匪」。那時，好像把我一切價值打破了。我也開始覺得，香港真好，可以讓我看到以前看不到的東西。當時，我開始思考：什麼是可以相信的？什麼是政治？什麼是意識型態？為什麼一個政府要撒謊？

記：五四運動作家要救國要改變社會的熱情，跟你後來對公共知識份子的信念有沒有關係？

梁：那是潛移默化的。小時候看這批作家的書，我會想：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嗎？不是每個讀書人都會做這樣的事，寫這樣的文章嗎？因此，對我來說，我已經沒有選擇餘地，我會認為：世界本應如此，讀書人本應如此。

記：近年來，你的工作滲透在不同的傳媒，你是否滿意現在的工作？

梁：我有時是很累的。而且做多了，也容易迷失自己。當手頭上的工作越來越多，我會想，這些事情都值得做嗎？我有沒有離開過我最初的方向？我也擔心，作為一個讀書人，我的內在修養夠不夠？我怕自己會變得沽名釣譽，變得名過於實，尤其是電子傳媒會把一個人「明星化」，那令我不舒服。例如，一個讀書人為什麼要去剪綵？近年來，我常被這種問題困擾，因此有時會想「縮」回去。

記：你曾經說過，你要用盡每一寸空間去發聲，引起人們思考，現在仍有這種信念嗎？

梁：對，我現在也這樣認為，不過，這些事情會有反作用的。首先是「名」的問題，也就是別人如何看你、如何對待你，因為，這些別人的看法會反過來影響你自己。我常提醒自己：我有沒有自我膨脹？我會否覺得一切是理所當然？我會否開始很計較別人喜不喜歡我？如果有這些跡象，就會很危險。我做傳媒工作，很容易把精力都「外放」出去，而不是對內的自我雕琢與修養。

記：你其實實踐了文人用普及的傳媒去參與社會，這看來也是公共知識份子應該做的，但現在你卻有點想逃離？

梁：也許我現在很關心自己的內在問題，也就是有沒有撐得起這一切的人格素養。這情形好像是開槍，一支槍火力越猛，後座力越強勁。做大眾傳媒，火力當然很遠，但後座力也很大，包括虛浮、虛幻，例如我不喜歡開車，就有人問我為什麼不請個司機？又例如有人請我拍廣告，要不要去？這會容易令人失去自己。我想做到的是：穿一件便宜的T-恤去一個很豪華的晚會，而仍然感覺自在，不介意別人怎麼看。又例如，現在有人見到我會叫我簽名，如果有一天不再有這些人，我會不會感覺像個過氣明星一般失落？因此我想，一個人要有很好的人格修養，才配得起走入普羅大眾，用名聲去為社會做事。

我現在歸依了佛教，保持每天禪修的習慣。小時候，我除了想當黑社會，還有另一個想當神父的願望。我讀的是天主教學校，小時就領洗。我是一個矛盾的人，性格一方面很外內，一方面又對於什麼都不管的生活存有幻想。後來，因為教義的問題，我離開了天主教，如今，我信佛教，並對出家充滿了幻想。早陣子我參加了七天的短期出家，那是我人生中最快樂的七天。當時，要禁語、禪坐，不能看書寫作，甚至不能思考，這對我影響很大。

暫時來說，我會保持現在的工作，但長遠來說，就要看我修佛的結果。

記：你最初修佛的機緣是什麼？

梁：因為我在工作中，遇到剛剛談到的做人的危機。修佛令我有了力量去洞見發生在我身邊的事情，並把持住自己，令自己不要做一些自己不希望做的事，令自己不要變成一個自己不希望變成的人。

記：今天你為不同的傳媒工作，面對普羅大眾，你有沒有你的底線？就像另一位走入大眾傳媒的作家陶傑，他也會賣燕窩廣告。

梁：有什麼是陶傑會做而我不會的？反而不是拍燕窩廣告，或者是馬百良海狗丸廣告，而是我不會像他那樣寫作。他很聰明，文筆非常好，但問題是，我非常不認同他的寫作方法，把所有問題都歸咎於一種玄談式的民族性。我很不喜歡談民族性，這是一個本質論的概念。作為一個知識份子竟一天到晚鼓吹民族性，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如果把現在的所有問題講成是由於中國人的「小農DNA」，那我們還可以做什麼？這種寫作方式有什麼意義？想達到什麼目標？這就是我永遠不會做的。

七步成思，2008-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