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基督徒必須對極權專制說不！
9/06/2016 上午9:27
Rev. Jonathan Liu

2016年8月3日上午，中共法院判處中國民主和宗教人士胡石根長老有期徒刑七年半，加上原來他已經服刑的16年，胡長老的一生有20多年的時間在牢獄中度過。胡石根是北京基督教家庭教會的長老，他是一位信仰虔誠，神學造詣高超的長者，而中共卻控告他“以非法宗教活動為平台，散布顛覆國家政權思想……策划顛覆國家政權的策略、方法和手段……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犯罪活動，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於此衕時，在“709大審判”中被審判與待審判的不少維權律師和民主人士都是基督徒，作為衕是基督徒的海外弟兄姊妹，自然非常關心他們目前的處境。

當然，在國內與國外也有不少基督徒認為，胡長老和其他一些基督徒是熱衷參與政治活動才遭受打擊的，言下之意就是，如果以胡長老為代表的這些基督徒，能在中共的極權統治下遠離政治、安分守己，自然也就平安無事了。其實這些所謂基督徒的說法，恰恰暴露他們對基督信仰的渾然無知和對中國現實的漠不關心。

按“百度百科”對“極權主義”特徵的描述中指出，極權主義“最重要的是兩點：存在某個意識形態，它規范生活的方方面面，勾勒出達到終極目標的手段，還要有一個唯一的群眾性政黨，以此動員人民的熱情和支持。這個政黨一般是由一位獨裁者領導，該黨的領導層全面控制政府體系，包括警察、軍隊、通訊、經濟及教育等部門。不衕聲音受到系統的壓制，而人民則生活在秘密警察的恐怖控制中。曆史上的獨裁者為實現對被統治者的控制，不惜運用一切手段，比如秘密警察和軍隊。然而只有借助於現代技朮，政府才得以有可能全面控制社會。”并且“百度百科”還指出，“一般來說，極權主義包括以下四點：國家永遠第一（但通常只是政府作為凝聚向心力的口號，其實是以“黨的意志”為第一考量）。寡頭專制統治（除了執政黨或軍政府之外，不允許其他政黨執政，但也有成立傀儡政黨作為合理化自身政權的）。施政方針與經濟方向以政府的意志為優先考量。安全考量重於自由，於是人民相對於民主國家為不自由。”

之所以引用“百度百科”的內容，其意義是非常明顯的，因為這是連中共所控制的媒體也無法改變“極權主義”這一詞條的定義。

對於這樣極權專制的政權，任何一個基督徒都必須極力反對。

一、對基督徒看來，任何人和政黨都不可能掌握終極真理，惟獨三一的上帝才是真理的源頭和歸依。控制國民的思想，強迫國民完全順服“黨的意志”，聲稱自己擁有“宇宙真理”，這本身是對上帝的背叛。故此基督徒只能順服上帝，而不可能順服執政黨的意志（徒4:19）。於是，極權專制政府對基督教會和基督徒領袖要么收買扶植，要么封殺打壓。政府也極力培植屬於他們自己的“合法”的“官方教會”，至於那些反對的，甚至不願意與之合作的教會都被判為是“非法”的，并且是應當取締的。

二、基督教的信仰宣稱，“世人都犯了罪”（羅3:23），故此任何罪人掌控絕對的權力都是非常可怕和危險的。在民主自由社會中，權力必須受到監督和壓制。而極權專制的政權，卻給罪人或政黨絕對的權威，這樣也必導致絕對的腐敗。一個毫無監督，沒有制衡的政黨，為了維護他們的權力和利益，只會給國民帶來深重的苦難，曆史和無數的現實早已證明了這一點。

三、按照聖經的教導，人是按照著上帝的形像被造的（創1:26）。人與人之間是完全平等的，人類雖然有男女老少、貧窮富貴、聰明愚笨、強壯軟弱之別，但卻毫無上下貴賤之分，任何以強凌弱、強暴待人的行為都為上帝的律法所禁止。上帝設立政府的目的恰恰就是在尊重人人被造而平等的原則下，維護國民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羅13:4）。而極權專制政權卻任意剝奪國民的生命，壓制國民的自由，給國民帶來苦難，這樣的政權完全是非法的，基督徒皆當反對之。正如美國獨立所言，“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并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任何形式的政府，只要破壞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權利改變或廢除它，并建立新政府；新政府賴以奠基的原則，得以組織權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進民眾的安全和幸福。”

四、謊言和暴力是極權統治的手段。毛澤東曾說，“槍稈子，筆稈子，奪取政權靠這兩稈子，鞏固政權也靠這兩稈子。”而聖經卻指出，公平和公義是上帝寶座的根基，慈愛和誠實行在上帝前面（詩89:14），上帝的治理與極權的統治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曆史上，任何極權國家都無所不用其極地迫害那些揭露他們謊言的公義維權人士，在納粹德國時期如此，在共產蘇聯時期如此，在現今的中國也是如此！教會是社會的良心，作為基督徒，必須站起來，勇於維護社會公義，抗議極權專制政權，為那些受欺壓的人辯冤屈。基督徒“他既然不愛那看得見的弟兄或姊妹，怎么能愛那看不見的上帝呢？”（約壹4:20，現代中文譯本）

殉道者之聲的創辦人，曾在羅馬尼亞共產政權下坐牢十四年之久的魏恩波牧師就指出，“我認為傳福音而不反對共產主義是說不通的。”對那些已經接受耶穌基督的人來說，任何為極權專制政權歌功頌德的行為都是卑鄙可恥的。因為他們忽視信仰的要求、無視社會的公義、漠視同胞的苦難，所求的無非是想在專制政權下苟延殘喘而已，其實他們本身也不過是待宰的“羔羊”，當極權專制政府需要的時候，可以扶植他們，但是，當政府開始疑慮的時候，他們也只能承受被打擊和取締的厄運，毫無反抗的能力。如五十年前“文革”時期被取締的中國官方的愛國教會，又如兩年前“三改一拆”運動中被拆1500余個教堂十字架的浙江省三自愛國教會。

最后，再次向胡石根長老，及那些為了中華民族子孫后代不再受奴役，而向強權專制說不的人權和民主人士致以崇高的敬意。主佑中華。

（本文是2016年9月4日在美國灣區Union city圖書館舉行的《709大審判與推牆理論研討會》上發言。）

哈佛專家

基督徒與爭取民主自由 20111204
黃之鋒 Joshua 寫於 2012年1月14日 22:22 ·

聽到今天的言論，難得考完試，借機會寫寫我對基督徒爭取民主自由的看法，其實早有不少文章談及類近話題，數量也算是多不勝數，無論如何也親身寫一寫個人看法，總好過每次也copy別人的文章。 （Tag人數有限，請見諒）

由嬰兒還在母親的肚內起，我就參加了教會聚會，全因爸媽也是熱心於基督教信仰，兩歲的生日禮物就是一本幼兒聖經，爸爸在客廳存放與釋經宗教屬靈異象使命宣教復興的書籍多達數千本以上，我絕對是在基督教家庭長大。

父親十分投入教會事奉，他十分著緊香港和中國的福音遍傳和宗教復興運動，故此經常向我提及香港和中國的社會概況，更教曉我一個基督徒應有的使命。

從六、七歲起，爸爸就帶我探訪基層家庭、板間房和社區的商鋪，他告訴我要關心社會上被遺棄的一群，他們一生也未聞福音，生活十分孤獨和困苦，作為基督徒的，不可以坐視不理，只是顧及自己生活圈子內的人。

還記得爸爸經常在家播放記錄片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他總看得眼泛淚光，片中講述中國家庭教會在文革至今數十年來的變遷。當中家庭教會信眾雖急劇性地以億計的增長，卻經常被共產黨打壓批鬥，他們越被打壓，意志就越發堅定，繼續對抗中共霸權。

—  踏上社運路 — 個人經歷與理念分享

當然人家常說在教會家庭長大的兒童很易將基督教變了「第二手信仰」，我也曾有類似經歷，幸好在初中找到自已信仰的意義和核心價值，也知道自已為何要返教會和為何而活之類，在教會參與不同事奉，教會是我另一個家。

後來中三起參加遊行集會，在教會知道有持著不同意見和立場的弟兄姊妹在議論我參與遊行的行為，當然有支持也有不滿意的，這也十分合理，一個圈子裡總有人的意見和觀點與你有不同之處，我也處之泰然。

只因我知道我自已將星期六由兩點至六點的崇拜小組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考試照返崇拜小組，有遊行集會不參加，甚至暑假搞學民思潮遊行抗議國民教育獨立成科，週六要與各政黨領袖議員共同相討遊行對策，我也全部推了，只因我覺得我每個週六也應毫無保留交給上帝。

誰叫我參與社會運動的觸發點是信仰，沒有信仰，我絕不會走上街頭，沒有信仰，我絕不會參與社會運動，沒有信仰，我根本不會意識到我們應該尋回那個人根本的價值，肯定每個人也是平等，也是上帝所愛，也應該受平等待遇。

曾有人問我在社會運動與信仰之間，你會選擇那一方？當然在時間管理上，週六我會全然交給教會聚會小組組長訓練活動會議之類，週日則留給社會運動。但在整體而 言，其實根本上談不上選擇那一方，作為基督徒，人家問及你認為傳福音關心身邊的人還是禱告重要，你會如何回答？在我而言，我可以說，我參加每一次的社會行 動，從不違反聖經真理。

今天在二百多人聚會聽到如此言論，我當然感覺不愉快，那不少目光轉向你的時候，感覺真的很難受，我十分討厭那種感覺。今次我相信講者絕對不是存心責備我，只是道出她一直以來對信仰政治宗教的看法吧，甚至那講者應該也不認識我。當不少人將目光投向我，也 不會怪責他們，誰叫他們想起「遊行示威」就想起我。

我真的難以想象爭取宗教自由、信仰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居然會被評為築起巴別塔者。我想我有也應該說我對該話的看法吧？曾想過只在面書打上「我不喜歡今天的聚會」以表明我的心聲則算了，但我想只是單方面道出個人感受， 卻不解釋不喜歡的原因，未免過於不負責任，至少我要解釋我不喜歡的原因吧，故次撰寫得較長段落，以向各人表明我的想法。

「讀書不應搞社運」、「小心安全不要參與遊行」、「遊行如此激進不好參加吧」、「要聽從神禱告就可以吧」、「要懂感恩不要有不滿嘛」、「這很激進很偏激不謙 卑」聽過不少次，甚至在背後說也聽聞過，每隔一兩個月就會聽到類似言論，我真的受夠了。要議論又不當面找我私下談，何必以偏概全想呢？激進？我至今也只是參加遊行集會而已，甚麼反高鐵包圍立法會公民抗命塞馬路我也從沒參與，我也承認我在社會議題上走得較前，「激」不是不好，至少我有「激情」相信社會可以有 改變，如果你以個人感受單方面認為參加七一遊行，參加六四燭光晚會也叫激進偏激的話，我也無話可說。

一直以來參與遊行的人 士，無論年紀和學歷高低，一向有不少例子在教會與牧者或教友因不了解而不歡而散，之後轉教會，轉教會又遇到同樣情況，慢慢則對基督教存著負面甚至厭惡的感 覺，更甚是反基督教。坦白說，如果一個初信數週的信徒聽到如此言論，早就立即離開了教會。幸好我在信仰上的根基絕不是建基於與誰人的關系，而是建基於上 帝，也感謝我爸媽也在旁一直鼓勵著著我參與社會運動，並以聖經向不同人解釋，否則我受到的打擊會更大。

有人問為何要爭取民主自由，對基督徒而言最切身的答案則是：「沒有民主自由，你根本沒機會信奉基督教」。中國一向不是民主自由的國家，相信沒人反對吧？中國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如何的？他們被迫於「地下家庭教會」偷偷聚會，法例禁止信徒在街上傳福音、會友參加聚會要被打壓，甚至有牧師講道後被抄家並關進監獄，一個不容許言論自 由、宗教自由、集會自由、信仰自由的國家對待信徒則是如此，在香港享受著宗教自由的基督徒，你渴望過著如此的教會生活嗎？

另 一角度，聖經說人不是完美，人是有罪的，那自然人構思的東西也絕不會是完美吧？我絕對可以肯定，民主絕不是完美的制度，也有一定的漏洞，但在眾多政治制度 之中，相比起獨裁等制度（請參考北韓），民主絕對是眾多政治制度中最好的制度，如有人想到更好的政治制度，我也絕對歡迎你向我提出。最有趣的是有基督徒問我，為何不爭取「神治」社會，以神權管治社會？其實…..這可行嗎？在現今社會你如何叫到耶穌下來做特首呢？聖經好端端叫人類管治大地，我們卻叫耶穌 下來管治大地，會否有點不合情理呢？聖經說上帝是完美的，假若叫到耶穌到世上管治人類，那即是天堂了，那沒民主我也覺得沒問題呢，天堂不需要民主，因上帝是完美；地上需要民主，因人類有罪。

計多朋友或會以「神治」來批判「民主」，認為「人權」不應蓋過「神權」，這我是認同 的，但我們必需回到現實。現實是我們行不出神治，而在地上不應出現神治。政治的現實是我們在管理基督徒，同時也在管治不信的人，而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這個現 況；而且神治的美好國度是我們要在天上得的賞賜，那怎能在地上得到呢？所以現實是我們必需從不完美的許多系統中選擇一個較完善的。那麼云云政制中，怎知道 神喜悅那一個呢？最誠實的答案是，不知道。這一個選擇只是基於人類智慧和經驗，但我們要記得，神根本不會特別喜悅那一個制度，因為重要的是人怎樣操作它， 怎樣在當中彰顯神的品格。

ok，必然有朋友會說耶穌的一生專注的不是政治而是心靈的拯救，而且我們都知道救世主一度被認為是政治解放者，所以我們對於耶穌無干政事的印象十分強烈。我們不妨看放下對政治的既有感覺，嘗試把它當做一個普通的工種看待，再想想「不是所有信徒都要做傳道人」的道理，我想你開始能夠明白。然後我們必需去想一個問題：在WWJD（what would Jesus dose）和WWNJD（what wouldn’t Jesus dose）之間，在「耶穌會做」和「神絕對不會做（指神絕對的教導和旨意中犯罪的事）」之間是否有很多事呢？這些事雖並不是犯罪，但耶穌不會去做，所以很 多人會去批判這些事，包括參與政治。但這些事難道就等於有問題？一個簡單的例子是，耶穌令人「生命得的更豐盛」的層次在於心靈，那麼做一個發明家，在物質層次幫助人，難道就是不應當的嗎？我想「基督徒應否參與政治」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因為神為每人那獨特的計劃，我們不需再問「應」或「不應」。

其實參加社運以來受到的閒言閒語絕不好受，我因信仰而參與社會運動，則被信仰批評我把自已看高於神，我明白到不是每一位信徒也可以接受我的看法，甚至有網友因本文而對基督教反感，但我盼望則是將我在信仰歷程中遇到的問題道出來。正如如果我提出教會在傳福音和關心社會不夠積極，只向內聚不向外展，可能有非信徒 因認同我的看法而對基督教不滿意，但難到因此我就不應道出我的看法嗎？我但願我真心說出我的感受不會被人評為「不順服」「不愛主」「不謙卑」「不忍耐」 「不聽從」，我不想再看到有人因參與遊行被教友誤解而離開教會，甚至從此憎恨基督教。

想對一眾參加社會運動而因被誤解而討厭/離開基督教的朋友們說，盼望你們諒解人也不是完美，基督徒也不是完美，我作為基督徒也明白我們自身的不足，請你們了解到除了林瑞麟、曾蔭權、唐英年是基督徒外，社會上一樣有基督徒會為公義發聲，站在前線，渴望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與你們一同堅守著社會的核心價值，我請求你們原諒，即使對曾傷害你的部份人反感，也不要對基督教反感，請明白信仰的本質不是如此。

最後用以前曾撰寫的三千字文章 — 踏上社運路的段落作總結：

既然基督教經常強調基督徒在社會中的職責，為何教會圈子中，無論崇拜、小組、講道、查經，我們總是甚少討論社會議題？尤其不少教牧同工執事一聽到「政治」， 就感到複雜難懂深奧敏感，心中暗自搬出「政教分離」一詞來推辭討論。實質「政改分離」指教會和政府的權力不應結合，以免教義因政治因素而偏離，其實這與教 徒能否討論政治毫無關係。

基督徒，不應再與以往一樣，以所謂「政治中立」、「政教分離」的借口漠視社會，轉化社會是上帝給每個基督徒的使命，基督教教義與社會運動實在釋釋息息雙關，基督徒除了「坐」在教會聽道、查經、禱告外，還可以「走」上街頭傳福音和參與社會事務。

在香港社會的公共空間，基督徒總沒甚麼代表性，例如政界商界有否沒有基督徒站出來發聲？教會在面對社會事務如政改方案、財政預算案、六四事件，有沒有一些指引，供教徒思考，甚至有一定的立場？香港基督徒總被非教徒評為「不食人間煙火」、「只懂躲在房內獨自禱告」等。當然，部份教會的情況已比十多年前有顯著的改善，至少在傳福音和扶貧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我想，教會的社會價值不單如此，應有更宏大的理想。

最後我想講，我依然十分愛BIG，十分愛FOCUS，十分愛救恩堂。

哈佛專家

2014年7月10日  ·
黃之鋒：基督精神，帶我走上街頭

小時候有讀寫障礙、記憶力差，跟不上同學，背一首〈再別康橋〉，人家花兩小時，我花八小時，也只得五十幾分。爸媽都是愛書人，媽媽從小陪我背默書，讓我明白「看書得到的東西是自己的，你能帶它一輩子。一本書有一點可改變你的思想，就很好了。」中二時燃起了政治熱情，一口氣讀了二十多本書，讀馬嶽、練乙錚、陳雲，不同立場都讀。從那之後，我的讀寫能力大有進步，成績也趕至中上。

教會是我另一個家。還在母親的肚裡，我就參加了教會聚會，兩歲的生日禮物就是一本幼兒聖經。爸爸在客廳存放釋經宗教相關的書籍多達數千本，我是在這樣的基督教家庭長大。

從六、七歲起，爸爸就帶我探訪基層家庭、板間房（不是套房的小隔間房間）和社區的商鋪。他告訴我要關心社會上被遺棄的一群，他們一生未聞福音，生活孤獨和困苦，做為基督徒，不可以坐視不理，而只顧及自己生活圈子內的人。父親十分投入教會事奉，非常關注香港和中國的福音遍傳和宗教復興運動，因此常講香港和中國的社會概況給我聽，更教導我一個基督徒應有的使命。

事情一定是如此嗎？

還記得爸爸經常在家播放記錄片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他總看得眼泛淚光。片中講述中國家庭教會從文革至今數十年來的變遷，信徒雖以億計急速增長，卻經常被共產黨打壓批鬥。他們愈被打壓，意志就愈堅定，繼續對抗中共霸權。

深刻的童年回憶不禁令我心存兩個疑問，為何我的生活如此充足，但不少港人的生活十分艱難？為何我在香港可以享有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但中國就不可以？我不禁在心中怒吼：「一定是如此嗎？」

人家常說在教會家庭長大的兒童很容易將基督教變成「第二手信仰」，我也曾有類似經歷。我從小上教會，也熟讀聖經故事，但小六到中一將近一年多的時間，我也曾困惑，不明白為何要上教會？除了認識上帝的愛，我還可以學到什麼？聽聖經故事對生活有什麼實際用處和影響？小學時，教會跟我們講完聖經故事，就不再多做解釋。

但中學時，教會的課程讓我終於可以和牧師、主講人談，分享疑問與難處，他們會耐心跟我解釋。我才慢慢明白，做為基督徒，不只是去感受耶穌如何愛我，也要去找到自己的使命，對世間做出貢獻。除了讀經、上教會、祈禱外，還要守好自己的本分。好比在學校，不僅要當好基督徒也要當好學生，就算成績沒有很好，也願意去努力。

我的策劃、組織、交際能力都是從教會生活中培養。社運時發傳單、搞活動、四處宣傳，跟我在教會做的分別不大，得心應手。父母把我當做二、三十歲，給我很多自由，讓我選擇我想選擇的事物。

後來中三起參加遊行集會，在教會裡知道有持不同意見和立場的弟兄姊妹在議論我參與遊行的行為。有支持的人就有不滿意的人，這十分合理。一個圈子裡總有人的意見和觀點與你不同，我也處之泰然。

只因我將週六由兩點至六點的崇拜小組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就算考試、有遊行集會也照樣參加崇拜小組，把每個週六毫無保留交給上帝。誰叫我參與社會運動的觸發點是信仰，沒有信仰，我絕不會參與社會運動；沒有信仰，我根本不會意識到我們應該尋回個人根本的價值，肯定每個人也是平等，也是上帝所愛，也應該受平等待遇。

做事要考慮的只有該不該做

我父母總教我們，做人要有使命感，不需畏首畏尾，自己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是無愧。危險無所不在，既然找到自己的路，覺得是好的、對的事，就做吧。將來，你不會猜得到的。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做一件事，不是先去考慮後果或最終結果，而是那件事應不應該做。

即使我很渺小，我依然可以用自己的一分力，為香港爭取更美好的前景。雖不敢保證一次遊行之後，事情馬上就改變——那是不可能的。但任何改變，都是從一小撮人發起，將來的結果沒人知道，最重要的是更多人有這抱負，更多人勇於走出來，自然會有改變。

哈佛專家

沒有基督教保守主義，中國無法完成民主轉型（上）
作者：余杰 -
2018年10月8日

世界上還是有一些值得我們毫無保留全力支持的事情。對我來說，和平與社會公義就屬於這類事情，對基督祂自己來說也一樣。最近我突然想到《國王的新衣》這個童話故事，它確實反映著這個時代。我們現在所欠缺的就是在故事結尾說出真相的那個孩子。我們應該好好的演出這場戲。（潘霍華）

基督教信仰是近代民主制度的思想基礎，具有基督教背景的國家構成了今天民主世界的主體。尤其是五百年前的宗教改革，開啓了現代世界的大門，基督新教的倫理，不僅帶來馬克斯·韋伯所説的資本主義精神，也帶來現代意義上的民主憲政制度和人權觀念。

美國及若干在英語文化影響下的國家持久而強勁的宗教復興，讓美國社會學家彼得·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修正了他此前的看法：「我想我和大多數其他宗教學家在20世紀60年代就世俗化所寫的東西是個錯誤。我們的潛在論述是說世俗化和現代性攜手並行。越現代化就越世俗化。……但是我想它基本上是錯誤的。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確實是富有宗教色彩而不是世俗化的。」

彼得·伯格和其他兩位合作者在新著《宗教美國，世俗歐洲？》中指出，西方民主國家大致可以分為這兩大陣營：世俗的歐洲，近年來挫敗連連，既無力處理發生在家門口的科索沃戰爭（歐盟無法形成有作戰能力的聯軍，最後要由北約出面解決），更不能應付來自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及穆斯林數百萬移民的衝擊，福利國家體制無以為繼，英國退出歐盟讓歐盟組建「超級世俗國家聯盟」的理想受到重挫。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近代以來，中國亦步亦趨地效仿的正是各種歐洲模式：無論是啟蒙主義、理性主義的法國，還是民族主義、民粹主義的納粹德國（日本學德國，中國再學日本），以及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的蘇俄，中國像溫順的小學生那樣，以這些國家爲師，看不到前車之鑑，欣然重蹈覆轍。

與之相反，由於清教徒傳統根深蔕固，使得美國充滿活力的宗教與它強勢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相映生輝，正如學者貝拉（Robert N. Bellah）所說，美國有「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in America），它並不公開表現為基督教，但它的靈魂是基督教的。基督新教是美國的「隱性國教」，也是美國政體建立的基石。美國重大的公共儀式和典禮總是從禱告開始，最後以「上帝祝福美國」結束。儘管沒有挑明，這個上帝實際就是猶太教和基督宗教的上帝。美國法學家小約翰·維特（John Witee Jr.）指出，基督教爲個體發展和社會團結提供了所必需的重要價值源泉，「良心自由、自由實踐、多元主義、平等、政府與教會分離、禁止確立國教等原則鑄成了這種作為美國屏障的最基本的混合體」。

基督教一神論的世界觀跟中國理性與巫術混雜的儒家文化差異最大。中國在近代化過程中沒有以美國爲師，也少有中國知識分子思考宗教改革以來的新教傳統與民主、人權、自由、憲政這些普世價值的關係。

那麽，社會主流價值爲非基督教價值的國家，能實現民主化嗎？目前全球穩定而成熟的民主國家中，只有一個是非基督教國家──日本。不過，日本的民主化有其特殊背景，是二戰之後美國強加給作為戰敗國的日本的，從新憲法的制訂到天皇的去神格化，都是由佔領軍統帥麥克亞瑟強勢主導。而日本人對麥克阿瑟敬若天神，當麥帥被杜魯門總統解職歸國之時，數十萬日本民眾沿街相送，麥帥儼然就是日本的「新國父」。而麥帥是虔誠的基督徒，他治理日本無非就是將美國式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照搬過來而已。

在東南亞國家中，以佛教爲國教的泰國，君主立憲制實施了一個世紀，仍然政局不穩、政變不斷。2016年8月，泰國國會通過了軍方主導的新憲法，民眾勉強認同由「隱形的軍政權」取代民選的文官政府。參議員的產生從原來由選民選舉和獨立機構指派相結合的方式轉變為完全由軍方指派，其中六個主要席位由武裝部隊最高司令、海陸空三軍司令、國家警察總監及國防部次長自動擔任，軍方事實上成為政府的「太上皇」。另一個以佛教爲國教的緬甸，則正在艱難地從軍政權轉型爲民主政權，能否成功尚待觀察。政府實際掌權者翁山素姬企圖從佛教中發掘民主傳統，卻無力阻止佛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殺戮。

信奉藏傳佛教的流亡藏人在印度達蘭薩拉建立的流亡社區，近年來實現了民主選舉，達賴喇嘛亦宣佈廢止政教合一的傳統，退出政治生活，專注宗教事務。未來若西藏獲得獨立或半獨立地位，這一套民主機制或許可推廣到整個西藏。但必須承認，民主制度不是來自於佛教，達賴喇嘛本人長期在西方和印度生活，深知西方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也懂得像西方的政治領袖和娛樂明星那樣利用媒體傳播其形象及理念。

2016年新當選的「行政中央」總理洛桑桑蓋（Lobsang Sangay），在血統上是藏人，但在精神氣質和思維方式上，更像美國人：1995年，洛桑桑蓋獲得福布萊特獎學金赴美國留學，先後獲哈佛大學法學碩士、博士學位。他也是哈佛大學首位藏人法學博士，他在波士頓學習和生活了15年。他跟西藏的佛教喇嘛的相似之處，遠遠少於跟美國的法學教授、法官和律師們的相似之處。

伊斯蘭世界的民主化不容樂觀。原本最接近西方民主世界的土耳其，2016年以來，埃爾多安利用一場失敗的軍事政變，清除異己、集權、修憲，蛻變成類似普京和習近平的獨裁者，並讓整個國家轉頭回到東方、回到伊斯蘭。土耳其原本是伊斯蘭世界惟一的一個「半民主國家」，自其國父凱末爾在上個世紀20年代推動現代化以來，迄今已有將近100年時間，但這一次的倒退一下子將土耳其打回原形。近年來，埃及、印尼、馬來西亞等伊斯蘭國家的民主自由指數亦不斷退步。未經歷「宗教改革」的伊斯蘭世界，能否實現政治民主，能否邁入現代文明，猶是未知之數。

中國現代化歷程中，基督教在政治領域的缺席

自從馬禮遜於1807年進入中國傳教，新教進入中國已有200多年。從1840年鴉片戰爭打破中國閉關鎖國的狀態，中國跌跌撞撞地走向現代化已有170多年。然而，儘管西方傳教士給中國帶來福音，帶來現代教育、新聞出版、醫療、婦女解放、慈善事業等，包括促成廢除女子纏足這一在中國盛行1000年的殘酷而變態的「文化」；但是，基督教文明在政治、經濟等關鍵領域始終缺席。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帝國，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但是，那個時代最具遠見卓識的知識份子，並未深入思考民主、共和、憲政等政治模式跟基督教文明之間的關係。

中國儒家思想對人性持樂觀評價，將良好統治的希望寄託於賢明君王身上，如果君王的品格足夠優秀，就能帶領整個國家進入太平盛世。美國學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指出，儒家具備道德完美的可能性，所以儒家甘願成為皇帝的依附者：「當一個王朝還能正常運作時，他們便爲王朝的君主們披上一件道德外衣，但這將掩蓋統治的真實基礎。當儒家虛偽地、甚至是奴才似的將道德獻給皇帝時，他們似乎真正成了他的工具。」

與之相反，基督教的「人論」對人性持悲觀看法，人在伊甸園中早已犯罪墮落，虧缺了上帝的榮耀。陷在墮落中的人，不能掌握絕對的權力，若國王成為絕對君主，必定淪為暴君，正如英國思想家阿克頓所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正是基督教尤其是誕生於宗教改革中的加爾文神學對人的罪性的深刻認識，使得近代以來新教國家政治制度的設計嚴格遵循三權分立之原則。

中國可以表面上複製西方的議會制度，制訂紙面上的憲法，卻不明白議會制度和憲法背後價值和宗教信仰的支撐，只移植樹苗，卻不知道樹苗賴以成長的土壤更加重要。

辛亥革命之後建立的中華民國，民主、人權保障、憲政制度長期無法得以確立。從1912年到1927年，北洋政府統治時期，政府受軍閥派系轄制，運作不良，儘管有國會，卻出現公開賄選的醜聞。從1927年到1949年，國民黨建立的南京政府，其制度架構完全學習蘇俄黨國一體化、黨政一體化、黨軍一體化模式，內有共產黨的暴動，外有日本的侵略，始終硝煙瀰漫、疲於奔命。直到被更加集權的共產黨打敗、退守台灣，蔣介石政權未能將中國建成真正的共和國。

被國民黨塑造成「國父」的孫文，自稱基督徒，本質上是一個洪秀全式的造反者。歷代中國農民起義者從本土民間宗教中汲取靈感，洪秀全則將一知半解的基督教教義篡改成「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國」。孫文以洪秀全爲師，試圖以基督徒身分贏得西方的支持。當這個策略沒有成效時，孫文立即轉而投靠中國最危險的敵人、以無神論立國的蘇俄，將國民黨這個原本參與民國議會政治的選舉型政黨改造成只對他個人效忠、並從事武裝暴動的列寧式政黨。孫文的政治理念與政治策略，完全背離他的基督教信仰。或者說，他的基督徒身分根本就是一種偽裝和面具。

以孫文學生自居的蔣介石更是如此。蔣介石頂禮膜拜的「聖經」，除了基督教的聖經之外，還其他兩本：一本是孫文的《三民主義》等著作，統稱「國父遺教」，蔣介石強迫學校將其當著絕對真理對學生實行洗腦教育；另一本是明朝儒學大師王陽明的文集，蔣介石無限仰慕王陽明，將臺北郊外的風景勝地草山改名爲「陽明山」，將王陽明的思想改造成「力行哲學」——基督教是他的招牌，儒家是他的骨肉。蔣介石擁有私人教堂和御用牧師，也跟妻子——似乎很虔誠的基督徒宋美齡——一起讀經、禱告，但他從來沒有思考過聖經與民主、人權觀念之關係，照樣違背聖經中「不可殺人」的教導，在中國大肆屠殺民眾，敗退台灣之後製造「二二八」慘案以及白色恐怖；他也違背聖經中「不可製造偶像」的教導，在中國和台灣掀起個人崇拜——當然，其個人崇拜的烈度比起毛澤東要遜色許多。

1949年，共產黨擊敗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在共產極權體制下，有少部分知識分子不願放棄對民主的追求。但他們中很少有人從基督教信仰中汲取思想支援。毛澤東時代在思想探索上走得最遠的知識分子顧凖，是最早闡釋海耶克自由市場理論的中國經濟學者，但他在政治上找到的源頭則是古代希臘的城邦制度——他似乎不願或不敢研究英美古典自由主義的脈絡。

上個世紀80年代，在開明派領導人胡耀邦和趙紫陽執政期間，中國知識界有一段學習西方的熱潮，家喻戶曉的電視紀錄片《河殤》提出拋棄黃色文明（以黃土、黃河爲象徵的中國傳統文化）而擁抱蔚藍色文明（以海洋爲象徵的西方文明）這個振奮人心的觀念，卻未能繼續探究「蔚藍色文明」內部的歧義，也未能梳理基督教文明在塑造近代西方社會中所起的作用。

新教進入中國200年來，中國教會形成自我封閉與被迫封閉的傳統，以疏離於主流社會和反智主義為榮。學者陶飛亞有一本研究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的著作，便以「邊緣的歷史」為名。不僅中國教會的歷史是一段「邊緣的歷史」；中國教會在中國社會的存在也是一種「邊緣的存在」，甚至是「隱蔽的存在」。其原因在大致有三：

第一，中國民間信仰、秘密會社的傳統的侵蝕。學者劉志軍在研究山西平陸縣張店鎮居民的信仰狀況時發現，當地許多基督教徒的信仰受到傳統民間信仰的影響與制約，基督信仰在被人們高度實用化和功利化。許多人到教會爲尋求醫病趕鬼、發財致富的機會，通常是因為在佛教、道教和其他民間宗教那裡沒有得到滿足；而一旦他們在基督教這裡仍未得到這些東西，便立刻回轉去拜各種偶像。於是，神秘主義在教會盛行。同時，教會也從不介入政治事務（比如村委會選舉、鄉人大代表選舉等），不少信徒表現出比一般人更消極的參與態度。信徒對政治事務的淡漠有導致這部分人集聚于教會，形成政治上無為的團體。此一情形在廣大中國鄉村教會中頗具普遍性。

第二，神學觀念的偏差。新教進入中國以來，英美教會的主流神學，即對於政教關係有著最清晰判斷、對於教會和基督徒在這個世界上作鹽作光的使命有著最自覺承擔的改革宗神學、或曰清教徒神學，始終不是中國教會的主流，而帶有靈恩主義和基要主義的神學在中國頗受歡迎，併發展出具有中國特點的靈恩運動。無論是著名的西方傳教士（如馬禮遜、戴德生），還是中國本土產生的教會領袖（如宋尚節、倪柝聲）；無論是政治人物中的基督徒（如蔣介石、馮玉祥），還是知識份子和專業人士中的基督徒（如老舍、林巧稚），都不是改革宗信徒，缺乏加爾文神學之薰陶。他們很少在公共空間彰顯信仰，對信仰加以自我設限。他們的見證和著作一般不涉及信仰與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領域的關係，他們的「國度」觀念相對薄弱。

第三，1949年，中共政權建立，中國的政局和社會制度發生劇變，民國時代宗教信仰自由的狀況終結。中共以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主流意識形態，對包括基督教在內的各種宗教採取打壓乃至消滅政策。官方組建「三自會」的目標是最終消滅教會，這在最高層的講話和宗教局的內部文件中都有明確表達。少部分教會被納入「三自會」體系之中，從而失去了信仰的本質；大部分持守信仰的教會以家庭教會的形式存在，長期處於地下狀態。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官方宗教政策的調整，部分家庭教會浮出水面，以「半地下」狀態存在。很多教會遂滿足於此種夾縫中存在的處境，很少教導信眾如何在「客旅」中活出耶穌基督的樣式，以及如何在世俗世界中為主作美好的見證。直至今日，家庭教會中完全公開信仰並建構「上帝之城」的「地上教會」寥寥無幾。

另一方面，海外華人教會因著特殊的歷史淵源與現實處境，也陷入某種自我封閉狀態。以港臺牧者和信眾為主體的華人教會，由於港臺所經歷的較長期的殖民歷史，港臺教會無可避免地帶有被殖民心態，自動地遠離公共事務，使教會即便在相對自由的環境中也帶有某種私密和隱藏的特點——台灣長老教會是一個罕見的例外，其反抗精神背後正是加爾文神學的影響。

是故，許多港臺人士從上個世紀中葉開始在北美和歐洲等地拓展的以華裔移民為主的教會，也帶有此種將信仰私人化的特徵。而中國本土自上世紀80年代才大規模移民海外，以中國牧者和信眾為主體的華人教會近20年才在海外建立和成長，普遍還處於幼稚期，其工作之重點尚在教會內部屬靈生命的建造而不在教會對外部的輻射。除了表達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立場之外，他們還少參與所在國的社會議題的討論，儘管這些議題跟信仰息息相關。

正因為自身「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非公共化」成為許多華人教會自我保護的生存策略。這必然導致教會在真理教導上不全備。其實，許多公共性的議題都與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水乳交融，不可用「政教分離」來躲避對此類議題的關心和參與。這種低調、躲避的「鴕鳥政策」，讓教會無法得以復興；而教會越是弱小，越不敢涉足公共領域、害怕出現任何的爭議。這便形成了一個難以改變的惡性循環。（待續）

哈佛專家

沒有基督教保守主義，中國無法完成民主轉型（下）
作者：余杰 -
2018年10月9日

中國海內外民主運動的「冰凍」狀態

2016年6月4日晚上，在華府的中國駐美大使館外面的廣場（未來有可能被命名爲劉曉波廣場），中國的政治流亡者們舉行一年一度的紀念六四晚會。

按照慣例，第一個演講的嘉賓是自詡為「中國民主之父」的魏京生。魏宣告，中共的統治即將崩潰，民主運動形勢一片大好。他舉出一個事例來證明：有一次，他在馬里蘭一家中餐館吃飯，正好來了一個中國旅行團。其中，有一對中年夫婦走過來對他說：「您是魏先生嗎？我們都很敬重你。國內民不聊生，我們希望你回去拯救大家於水火之中。」那一瞬間，魏京生似乎成了新時代的孫文——100多年前，在美國的孫文也日夜盼望著中國發生起義的消息。孫文盼來了並不是他策劃的武昌新軍的起義，魏京生能否能盼來他的武昌起義呢？

我相信魏先生的誠實，他講述的故事大概不是他刻意編造的。但僅僅靠這個故事能說明中國的人心所向嗎？我無法苟同。據近期統計數據表明，中國第一流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學生中，共產黨員的比例越來越高，全國黨員人數也在攀升，而不是像蘇聯解體前幾年那樣，共產黨每年流失數百萬黨員。不得不承認，中共仍然強大，仍然有相當的民意基礎，不是在海外喊幾聲打倒就能打倒的。

習近平執政以來，江胡時代容忍一定程度公民社會的「韌性威權」已經消失，提出這個概念的美國學者黎安友表示，習近平時代不適用於「韌性威權」的概念。台灣學者徐斯儉和王占璽在論文《消失中的威權韌性：習近平時期的國家社會關係》中指出：在鞏固黨國領導權威上，習近平強調黨的絕對領導，並在意識形態上反撲、否定西方價值；在官僚體系的改造上，以反腐為名清洗敵對派系，將中紀委塑造成現代錦衣衛；在社會控制上，強勢而持續地打壓被他認為具有威脅性的社會力量，以此在社會部門創造寒蟬效應——江胡時代對「不穩定力量」是「定點清除」，只選擇代表性人物進行打擊，如民主黨的組黨活動、法輪功的抗議、《零八憲章》運動（即便是《零八憲章》運動，被抓捕並判刑的只有劉曉波一個人）；但在習近平時代，打擊則從「點」轉向「面」，如對維權律師群體的全國性大抓捕，是一次性地將最危險人物、危險人物和次危險人物全部抓捕。江胡時代出現雛形的公民社會以及維權力量，遭受重創、土崩瓦解，用一名身在其中的人士的說法就是：人權活動者被抓捕，爲他們辯護的維權律師被抓捕，爲維權律師辯護的同行被抓捕，然後是他們的家人遭到連坐懲罰，於是全國一片鴉雀無聲。

在此嚴峻形勢之下，中國中產階級審時度勢，安於現狀，推動社會變革的意識非常薄弱。美國《政治研究季刊》（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發表了學者陳捷題為《中國的民主化和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民主態度》的論文，這篇文章以大量的抽樣問卷調查數據爲支持，回答了人們非常感興趣的問題「中國城市的中產階級在何種程度上支持基本的民主價值和制度？」文章認為，一方面，和大部分下層階級的民眾一樣，大多數中產階級對與自己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個人權利很警醒。然而，另一方面，當這些權利「有可能會」破壞社會秩序時，大部分中產階級都不願意行使其政治權利；他們沒有意願對政府事務發表意見以及在政治變革中發揮作用；他們似乎只支持當前一黨主導和控制的選舉制度下的差額選舉。從比較視角來看，城市的中產階級在整體上對民主原則和制度的支持度不如下層階級。陳捷的研究結果表明：儘管中產階級或許「希望有一個相互制衡的制度來有效地約束黨的權力」，以免自身的經濟和社會利益受損，但他們並不樂意支援和參與促進民主的政治變革。

就海外民主運動來說，我的看法不是形勢大好，而是處於某種可悲的「冰凍」狀態。海外華人主流社會基本不認同海外民主運動。清末時，流亡海外的改良派代表人物康有為和梁啓超，革命派代表人物孫文和黃興，在日本、東南亞、美國和歐洲獲得海外華人的熱情支持，包括資金捐助——那時海外華人大多是處於社會底層、沒有受過良好教育的苦力。而今天的海外華人，相當一部分是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到西方留學、獲得較高學位並定居的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甚至有數十萬人是「六四綠卡」的受益者。然而，他們對海外民運普遍持負面看法，支持民運者寥寥無幾。

海外民主運動的邊緣化、泡沫化，當然有中共特務搗亂、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以及海外華人再國內有參與、且對國內親友的安全有顧慮等原因，但民主人士自身的弱點和缺陷也不容迴避。由於沒有更高的信仰及道德標凖，民主運動日漸淪為對有限資源的爭奪，以及由此造成的彼此之間的謾罵和攻擊。

長期的流亡生活，讓魏京生等曾被西方追捧的標誌性人物，逐漸被人遺忘，最後他們只好靠不切實際的幻想麻醉自己。有一個笑話說，在紐約法拉盛，街頭行走的人當中有超過一百位未來中國的總統和總理。其實，這不是笑話，那些人確實認真地認為自己是未來中國的總統和總理，甚至擬定「影子內閣」名單。有一名自封爲總統的人，嚴肅地對某位追隨者說：「以你的才能，不能當部長，只能當副部長。」有一個自稱「中國過渡政府」的組織，定期發佈所謂的「政府文告」，宣佈「通緝」中共政權現任領導人。權力是春藥，虛幻的權力也是春藥。

在紐約法拉盛這個美國最大的華人聚居地，存在著幾十個形形色色的反對黨組織，人們很難從名字上分辨其政治綱領的差異。號稱「民主黨」的組織就有好幾個，需要在後面的括號之內標註出彼此的不同（就好像台灣台中的特產「太陽餅」，一條街上有數十家太陽餠店鋪，每一家都聲稱自己是正宗創始店）。很多反對黨辦公室的樓上都有律師辦公室，黨組織和律師聯手辦理一條龍的「政治庇護移民」服務：那些來自福建等地的偷渡客，支付數千乃至數萬美金，註冊成其黨員，然後由該政黨安排一群偷渡客去中國使領館抗議，黨證和錄影就成為其辦理政治庇護申請的關鍵文件。或許，得不到華人社群捐款支持的政黨只能通過這種方式掙錢才能生存下去。但是，正如劉曉波所說，民間力量跟共產黨抗爭，既沒有錢，也沒有武器，惟有道義。如果連道義都沒有了，還能剩下什麽呢？一個靠爲偷渡客辦假政治庇護而生存的海外反對黨，到了未來中國民主化的那一天，還有可能回中國去參選甚至執政嗎，它拿什麽來取信於民呢？

對於很多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來說，民主或自由主義並不能成為生命的支柱，曠日持久的壓迫、疏離、孤獨和邊緣化，會讓他們選擇放棄乃至背叛自己的初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80年代的改革派知識分子甘陽。六四屠殺之後，甘陽流亡西方，曾在芝加哥大學求學，因攻讀博士學位受挫而對西方充滿仇恨。後來，甘陽赴香港大學任教，成為反西方的、民族主義的吹鼓手。他炮製出「打通三個中國偉大傳統」的理論，希望被最高當局採納。所謂「三個傳統」，即孔子的儒家傳統、毛澤東的社會平等的傳統、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的傳統。然而，這三傳統自相矛盾、彼此對立：毛澤東時代曾批判孔子，派紅衛兵砸爛孔廟、發掘孔墓；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對毛澤東來說則是修正主義、是叛徒。甘陽爲了被中國政府寬恕並重用，匆匆獻上「通三統」理論作為投名狀，完全顧不上修補這些學理上一目了然的漏洞。近年來曾經紅極一時的反對派名人如焦國標、艾未未等人也走上了「殺人放火被招安」的老路。

喬治·歐威爾在《動物莊園》中的最後一句話是：「窗外的動物們先看看豬，再看看人，又反過來先看人，後看豬，但他們再也分辨不出人和豬有什麼分別了。」當反抗者變得跟反抗的對象一模一樣，反抗還有什麽價值呢？

讓基督教保守主義像光一樣照亮反對運動

那麽，中國反對運動的出路何在？中國如何開啓未來的民族轉型之路？中國家庭教會以及在家庭教會中成長起來的基督徒保守主義者、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可以在其中扮演什麽樣的角色？

近年來，加爾文神學及保守主義政治哲學，進入中國城市新興教會。加爾文認為，神學是一種「實踐科學」，他自始至終都致力於從神學的視野思考法律和政治觀，他比馬丁·路德更積極地強調上帝的律法對基督徒生活和公共政治的指導和約束——一切拓展人類自由的事業方面，教會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基督教的重要價值是「讓被虜的得自由」。德國神學家莫特曼指出，「上帝」這名字應許從罪惡和死亡中得自由是我們無盡的自由。從政治性的奴隸制度「出埃及」，進入應許之地，在舊約傳統中佔據核心地位；被釘十字架的基督復活，進入永遠自由的國度，在新約傳統中佔據核心地位。基督徒相信基本的價值觀，如人性尊嚴、人身自由、人權等，都是源自創造萬物的上帝。自由是上帝賜予人類的禮物，不能讓這個寶貴禮物被獨裁者無緣無故奪走。放棄自由，就意味著人忘記了人是上帝按照其形象造的；放棄自由，就意味著人玷辱了上帝賦予的「治理全地」的權柄。使徒保羅說：「你們是重價買來的，不要作人的奴僕。」基督徒不能安於被奴役的狀態，教會也不能成為政權的奴僕。

以改革宗信仰出發，教會必然是一種公共性的存在，個人的信仰必然是一種整全性的生活方式。歸正信仰不主張採取「屬靈」與「屬世」完全對立的、一刀兩斷式的二分法，而主張基督徒既是天國的子民、又是地上的公民。信徒對教會有委身，教會對社會有責任。教會要成為抵擋和糾正錯誤的時代潮流的中流砥柱。教會具有獨立和超然的地位，如果教會像牆頭草一樣隨風而動，便背離了上帝的真道；如果教會成為政權手中的籌碼，信仰那超越性的價值便無法持守下去。

在教會的歷史上，曾經有過若干血的教訓。比如在納粹剛剛開始興起時，德國教會假裝沒有看見納粹迫害猶太人等罪惡行徑，爲「反正納粹殘害的不是我們」而暗自慶幸；當納粹向教會伸出黑手時，教會已經沒有招架之力，只好乖乖地臣服於希特勒的淫威之下。以生命殉道的潘霍華牧師嚴厲批評說：「我們的教會在這些年只為自己的存留而奮鬥，好像這才是主要的目的，這樣的教會沒有能力成為世界的代言人，為人們講出和解及拯救的話語。」他強調，基督徒不能單單安享上帝的恩典而對外面的世界閉目塞聽：「由於基督承擔起我們的重擔，所以我們應當擔負起同伴的重擔。基督的律法就是背十字架，這也是我們要完成的任務。」

中國海內外民主運動陷入低潮，原因之一是：「民主」無法形成一種永恆性的信仰，它只是權力和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只是諸多社會運行模式中「最不壞」的一種，它甚至比不上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更有號召力。反對運動需要更高的信仰提供意義和價值，基於基督信仰的保守主義價值觀可以像光一樣照亮反對運動。

從基督教中尋找力量和精神源泉的抗爭者越來越多。劉曉波將基督教信仰當作精神支柱。早在80年代中期，劉曉波就從研讀康德進入基督教文化，他認為：「中國的悲劇，是沒有上帝的悲劇。」他在天安門運動之前計劃出版的一本書，就名為《赤身裸體，走向上帝》。此書還未上市就被銷毀。劉曉波在獄中最喜歡讀的是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都傳承傲慢自大的儒家人格，號稱「內聖外王」；劉曉波是其中少有的、具有基督教「懺悔精神」的人。他從不認為自己是英雄或聖徒，而認為自己是「可恥的倖存者」。當他因《零八憲章》被中共判處11年重刑時，他在法庭上的最後答辯詞名為「我沒有敵人」；當他獲知自己榮穫諾貝爾和平獎時，他對前來探監的妻子劉霞說，這個獎是給「六四」受難者的。這種反抗者的謙卑，在中國反對派領袖中十分罕見。

劉曉波與90年代後期興起的家庭教會保持著密切聯繫。當我所在的北京方舟教會受到警察騷擾時，他撰文加以聲援，讚揚信徒們的非暴力抗爭手段：「基督徒甘願承受苦難的良知反抗的偉大之處就在於，當人類必須面對被強加的暴政及其苦難之時，居然是受害者心懷謙恭而尊嚴的愛意，主動邀請加害者回到仁愛、寬容、理性、和平的規則中來。而神意的回歸，必將通過殉難的持續累積（接力式反抗）和極端受難形式（被釘十字架）對施害者的靈魂構成的巨大壓力。作惡者施暴的強度與受難者抗暴的韌性成正比，所謂基督教的『堅忍主義』，就是用基督徒承受苦難的毅力來對抗迫害者製造苦難的意志，用信仰給予靈魂的力量來抵抗恐怖暴力的肆虐。」

在中國歷史上一以貫之的暴力衝突、改朝換代的模式之外，家庭教會的抗爭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中國不能再發生一次毛氏革命，悲劇的重複就是鬧劇；中國只能學習英國光榮革命和美國獨立革命那樣的「革命」，並以此走出歷代王朝更迭中人相殺、人相食的慘劇。劉曉波概括說：「無論遭遇怎樣的不公正，基督徒的良知既不會訴諸於仇恨和暴力，也決不會屈從於惡法和權勢，而是堅持用愛來融化恨，用善意來喚醒敵對者的良知，用徒手不服從來征服全副武裝，直到良知者忍受苦難的能力消耗盡施暴者的仇恨，最終超越‘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參照南非成功社會轉型（政治領域）的經驗，可以想象，若沒有浸潤在基督教文明中的曼德拉和圖圖主教的不懈努力，若沒有代表人間正義和人類良知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高速運轉，橫亙於不同民族、不同階級之間的暴戾之氣，如何消解？若冤冤相報，這個國家永遠沒有未來。

另一位基督精神的實踐者是2016年8月3日被判處七年半重刑的北京家庭教會長老胡石根。胡石根在「六四」後因參與民主黨組黨活動，被判處20年重刑，坐了16年牢。這一次再度被判重刑，刑期加起來可以「將牢底坐穿」。這一次判刑，檢方將胡石根受洗的照片作為罪證之一，而罪名是「利用宗教力量反對黨和顛覆政府」。

前一次入獄的16年當中，胡石根一直在苦苦思索中國的出路。在世俗政治的黑暗和人性的敗壞中，他看不到任何希望。「我在監獄裡，真的是對中國人陷入絕望。我曾經提出過這樣一個命題，叫『中國孬種』。很多人聽了會不太舒服。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經過將近100多年的奴役，中國人把過去所僅有的一點剛強、勇敢、骨氣，都給消磨了。尤其是經過這60多年的奴化教育，上上下下，幾乎所有人，都變成服服帖帖的奴隸，而且甘心於做這樣的孬種，覺得好死不如賴活著。那時，我覺得不僅個人沒有希望，整個國家都沒有希望。」

一位報導中國真相的記者說過，光明不是由黑暗來定義的，而是由尋找光明的人來定義的。在暗無天日的監獄裡，胡石根驚訝地發現，有一批基督徒獄友和別人就是不一樣，他們謙卑、忍耐、平安、喜樂。於是，胡石根就跟這些基督徒攀談、交往，從他們那裡听到福音，進而被上帝挑選成為基督徒。胡石根在《聖經》中發現了自己的名字：「上帝的家，就是永生上帝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奇妙的是，並不是基督徒的父母親，給他取名時讓他的名字中包含了「柱石」和「根基」的雙重含義。

第一次出獄後，胡石根成為北京一間家庭教會的長老，他在新興城市教會中找到了中國的希望所在：「看到家庭教會的發展，看到很多弟兄姊妹積極傳福音，看到那一張張洋溢著神的榮光的臉，我又慢慢從絕望中振奮起來。我感到中國還是很有希望的，上帝正在中國施行奇妙的事情。這60年，對中國損害最大的，還不是這個物質財富上的損害，更多的是，是對人心的毒害、對文化的毒害。我們有必要通過福音化，來解決人心的缺失、文化的缺失問題。從而使得我們在爭取民主化的過程中，能夠贏取人心；在鞏固民主化的過程中，能夠凝聚人心。這就是福音化在中國的重要意義。」那幾年裡，胡石根將生命的重點轉向傳福音和建教會，但也沒有放棄參與政治活動，他身體力行地將內在的生命敬虔和影響公共社會兩者融為一體。清教徒時代的信徒就是如此，信仰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發生關係，上帝從來沒有讓基督徒在政治領域缺席。信仰不是政治之工具，信仰卻不能外在於政治而存在。

胡石根如此描述對自己所在教會以及中國家庭教會的熱切期待：「我希望我們這個小小的團契，能夠在查經學習當中，通過禱告，通過分享，通過查經，不僅是在知識上瞭解神學，瞭解基督教，瞭解聖經，更多的是要把我們個人的生命、個人的生活，同主耶穌連結在一起。我們要活出主耶穌基督的生命來，這樣我們的教會就能成為一個主所悅納的教會。我希望更多的家庭教會，現在也許會被稱之為老底嘉那樣的教會，通過跟主建立生命上的聯繫，來變成偉大的教會，在中國基督教興起的時代中，來見證神的榮耀。」

中國並非沒有未來，中國的未來不掌握在共產黨手中，也不掌握在被共產黨意識形態所毒化的、做著皇帝夢和總統夢的「當代洪秀全」、「當代孫大砲」手中，而掌握在劉曉波、胡石根等熱愛自由、堅持公義的知識人和數千萬「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主同行」的家庭教會信徒手中。

（Photo credit: Andrew121215 / CC BY-NC）

哈佛專家

基督徒與民主訴求
神主踐行實質公義

第 2570 期（2013 年 11 月 24 日） ◎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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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於公民社會年代的香港，人人揚聲要追求更民主、更公義的社會，信義宗神學院延伸部舉辦之「神主？民主？基督徒與民主訴求」講座於十一月十五日舉行，公教教研中心總幹事徐錦堯神父、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會長莊陳有先生、信義宗神學院新約助理教授何善斌博士三位講者，在會上共探討信徒在上帝心意下追求民主的態度和意義。

　　徐錦堯神父引述耶穌要信徒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叫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這段經文直到今天還沒有應驗，教會沒有繼承這句說話。」他直言，又指天主教有看法認為人類成材是上帝的光榮，就如父母看到子女成材一樣，但個人和團體的責任亦相對擴大，需要履行義務。肯定自己，欣賞別人；學習別人，豐富自己是建造世界和平唯一之道。

　　「我們需要神人共主，因為目前的民主制度解決不了人類集體自私的問題。」徐神父指出，在現時民主制度下，貧富懸殊愈趨嚴重，從世界性的饑餓人口得知，由一九七五年三億人增至今年已超過十億，一個富人的資產已等於八十二萬窮人的總和。「今日國家講民主、自由，全都是建立在別人的血上。」他不諱言大多數的富國是篤信基督，基督徒卻沒有盡上責任，沒有學像撒該分一半財產給窮人。

　　他提出要以基督精神為基礎發展民主，透過民主教育、全面性追求道德、愛神愛人彌補制度：「道德可以補充制度的不足，但制度不能填補道德的空白。」信徒追求民主時應培育自己有獨立思考能力、自律精神；對別人要平等互惠，容忍包涵；對社會要承擔，爭取個人改變同時爭取環境和制度的改善等等。他又指實質公義可由踐行環保，生活細節做起，如調節用水量、循環用水、自備環保購物袋等。

　　莊陳有先生認為信徒應有責任以包容謙虛的態度努力認識、面對世界的挑戰，並用心聆聽和演繹上帝意思，「中國人很怕激烈的辯論，香港人也不習慣，直至忍無可忍時才失去理性、用情緒去辯論，最後靠惡建立權威解決問題，形成負面循環。」他認為香港應該接受更多辯論，遇上問題不能置身事外。他又言討論香港民主政制時，常會聽到「根據基本法」等言詞，他勸勉香港人要多想，若現行的法律不合理，該怎樣去修正。

　　他表示嚮往使徒行傳記載的社區羣體生活，因能看見平等、民主精神體現在內。但在今日高舉市場資本主義的年代，國民生產總值成為量度指標，民主發展太快、太亂會影響到經濟發展，他又提醒現時的經濟發展只是造成「一比九十九」，少數人擁有大量財產的局面，說：「民主制度相對比其他制度更能達至平等、公義，包括公平選舉、獨立新聞媒體、獨立司法制度等。」他又批評功能組別的選舉方式是不公平制度，並認為毋須再保障少數人的權利，故他支持佔領中環，爭取落實已答應的普選制度，說：「我們對不合理、不公義的制度發聲，而公義的領受是由上帝而來的話，表現上已是『神主』，不是民主。」

　　何善斌博士則認為：「由頭到尾，聖經沒有記述一個人民投票結果是合上帝心意。」他又指聖經關注的是實質公義，而非程序公義，今日許多民主國家的政策也沒有減低貧富懸殊，他認為今日的民主制度本身已出了問題，變成集體自私的彰顯。他表示支持爭取一人一票但不支持參與佔領中環，因為信徒應該多走一步，踐行實質公義。

　　他又以羅馬書十三章指出，聖經要求在公義之先要以善勝惡，並且不加害鄰舍。他認為佔中思想空泛，處於想違法又不想違法之間，信徒行動時要思考動機、手段、行動是否均合神心意，他說：「我們要問，今日教會的政治行動有沒有加害鄰舍？因為這是聖經談公義的要求。」

哈佛專家

認識美國 —思想與價值觀
By GM30 -
2020-04-26 02:53

作者：sun

如何建設新中國？這是無數華人思考的問題，很大部分人都希望學習美國，實現美國式的民主、自由、法制，因爲美國是現今世界的燈塔和領航者。但美國的自由、民主、法制究竟是什麽呢？在這個口號後面國人對美國有多少了解呢？仔細看看美國社會，你會發現美國自己也在不斷地改革改變，內部爭吵不斷，甚至發生內戰。現在民主黨與共和黨很多思想和價值觀甚至截然相反，社會分裂日益嚴重，我們該學習哪一方主張的自由、民主和法制呢？多大程度上學習呢？全盤美化還是部分拿來主義呢？通過這個系列我們就一起來深入地了解美國。

美國的三權分立政治框架和法律體系是建立在美國的思想與價值觀上的，全盤照搬到中國或把美國人都換成善于潛規則的中國人都不會是現在的美國。思想與價值觀會指導人們的行爲，從而形成對應的社會制度。要真正認識美國也首先要了解她的思想和價值觀。對美國的認識大部分人似乎仍然停留在一百年前1919年五四運動的年代。說起學習美國只想起自由、民主、法制和科技的口號，而說起學習思想想到的卻是古希臘的思想家、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思想家，深入一些了解美國也是看看法國托克維爾寫的《論美國的民主》，其實這些都只是表面上的美國， 真正要了解美國必須從美國人的角度來看問題。大家都知道美國的立國基礎是聖經、基督教，2020年美國基督徒加上天主教徒人口約爲65%，雖然近幾十年下降很多，但聖經和基督教廣泛而深刻地影響著美國的社會與人們的行爲，也波及整個世界。我們很多華人會忽略這個維度，認爲這只是一個宗教而已，可以剝離出來，與民主、自由、法制沒什麽關系。其實如果缺少這個視角，就如同從二維空間來看三維空間，難以理解美國和美國人做的很多事情，又如同霧裏看花，朦朦胧胧覺得好，但又看不清楚，甚至會導致雞同鴨講，各說各話。

那回到一個根本的問題，爲什麽美國那麽多人會相信聖經、相信基督教呢？他們真的相信還是只是一種精神寄托或陶冶情操呢？當然是真的相信，不是爲了精神寄托或陶冶情操，雖然他可以精神寄托和陶冶情操。衆所周知，美國人善于探索、刨根問底、精益求精，對于聖經的研究也是非常深刻，對聖經上記載的以前發生的事考古證據很多，對將來要發生的事分析也很多，遠超過我們平常去去教會、讀讀聖經所了解的廣度和深度。他們有憑著信心相信的，有憑著證據，也有憑著神迹相信的。聖經是一本包羅萬象的書，包括了神對人的內心和行爲以及言語的要求，最著名的就是十誡。如果相信，就會敬畏神，盡量遵守神的要求，以免在末日審判時被扔到硫磺的火湖受第二次的死而不能得永生，並且也因著神給的美好永生的應許而盡力遵循神的話，從而反映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與政府框架和法律一起構建了一個美國社會。

政治上美國分爲兩黨 – 共和黨和民主黨，現今兩黨的分歧日益加大。共和黨秉承保守主義，主張小政府、低稅收、市場經濟和自由競爭，民主黨則高舉左派自由主義，主張大政府、高稅收、政府加強幹預市場經濟。哪一個好呢？我們學哪一種呢？還是兩個都學回去，也來個鍾擺效應呢？首先我們要明白保守主義保守的是什麽？保守自由、民主、法制嗎？不是的，保守主義保守的是基督教的價值觀！就是愛主你的神、愛人如己，公義、憐憫、信實，和末日審判等等。而自由主義是扶持非基督教信仰、提倡多元文化。那孰是孰非呢？還是都好全包容呢？有判斷標准嗎？如果信神，聖經是神的話，就是絕對的標准，如果不信神，就會在無數的人的思想哲學書籍中苦苦搜尋、似是而非，沒有絕對的標准。我們可以從下面一些常見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爭執的事情，來看看聖經和基督教對于美國人思想和價值觀的影響。

小政府還是大政府？神讓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四十年後由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南應許之地，十二支派各自居住在撚阄分來的地上，由各派的長老們治理，也有一位神立的士師，就是審判官，審判案件。基本上相當于美國各州自治，聯邦只有一個法官審理重要的案件。法律就是聖經裏的律法，耶和華神就是他們的王。遇到外敵入侵，士師會率領以色列人征戰。四百五十年後，以色列人向神求像外邦一樣立一個王，神雖然不喜悅，但還是給了以色列人一個王，由士師時代進入了君王時期。由此可見，信神的就會奉主爲王，所以很多美國人反對大政府。

制約與平衡原則（check and balances）是美國憲法建立聯邦三權分立的原則，是國會立法、白宮行政和法院司法系統之間的制約與平衡，不能一家獨大。鍾擺效應則不同，是指的保守黨與左派兩黨各自上台執政時對美國路線和思潮的影響。保守黨上台就重視基督教價值觀，而左派上台執政時則破壞基督教價值觀，以人權、自由、平等爲名推行准社會主義的政策和建立腐敗的大政府。所以說，三權分立是好的制度，但鍾擺效應絕不是一個讓美國繁榮的事情，而是基督徒與敵基督徒之間的拉鋸戰。隨著川普總統上台來，這種對抗與分裂日益嚴重。

關于墮胎，聖經說“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産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十誡也有“不可殺人“，所以基督徒基本上反對墮胎，尤其是後期，認爲是流人血，也會玷汙土地，會受神的懲罰。更有基督徒認爲鼓勵和有組織的墮胎是對假神巴力的獻祭，更爲嚴重。

同性戀問題比較敏感，華人多認爲是個人事情，但聖經明確說了神的態度。“不可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這本是可憎惡的。”“人若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總要把他們治死，罪要歸到他們身上。”“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欲。他們的女人把順性的用處變爲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欲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爲當得的報應。”這不僅僅是個人問題，而是會影響神對國家的懲罰和審判。古代有名的索多瑪和蛾摩拉城因其罪惡甚重，聲聞于神，其中一項就是同性戀，以至于城裏各處的人，連老帶少，都要想去強奸神派去查看罪惡的兩位天使，因此神從天上降下火來，燒滅了它們，聖經說他們“隨從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罰，作爲鑒戒”。同性戀的程度是一個國家在神眼裏犯罪的重要指標，不信神喜歡同性戀，可以不聲張地自己過日子，但大規模宣傳普及就是對神極大的亵渎，所以這絕不是簡單的個人事情，而是關系到整個國家或地區的興衰。奧巴馬做的最反基督教的一件事就是在美國推動和承認同性戀合法，從此同性戀就日益橫行，台灣在基督徒蔡英文的帶領下竟然成爲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戀合法的地方，真不知道她以後見到主怎麽交代。

邊境和移民問題也是一個複雜敏感的問題。 以色列人要進入迦南應許之地前，神對他們說“你要謹慎，不可與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約，恐怕成爲你們中間的網羅；”“只怕你與那地的居民立約，百姓隨從他們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們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爲你的兒子娶他們的女兒爲妻，他們的女兒隨從她們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兒子也隨從她們的神行邪淫。”因此以色列複國後一直堅持猶太人占大多數的移民政策。曾經是天主教盛行的歐洲在文藝複興後天主教衰落，近些年穆斯林人口的大量遷入和繁衍，歐洲已經半伊斯蘭化了，當年十字軍征戰的理想已經蕩然無存。美國放松邊境必然會導致移民湧入，大幅改變基督教的信仰，因此謹慎的移民政策才能保留傳統的價值觀。

持槍權是美國爭議很大的問題。除了美國的持槍文化外，基督教“不可殺人”的誡命也是約束槍支暴力的重要因素。近些年增加的大規模槍擊案件與基督教徒的比例下降有直接的關系。槍可以用于攻擊，也可用于防衛，大部分美國人仍認爲持槍是自衛權和反抗暴政的權利。聖經記著耶稣說：“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著，有口袋的也可以帶著，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 他們說：“主啊，請看！這裏有兩把刀。”耶稣說：“夠了。”十二個門徒有兩把刀就夠了，顯然不是用來主動攻擊，而是用來嚇退敵人，或對敵人的進攻進行自衛用的。因此有槍的人的思想價值觀就極其重要了，很多華人那種“臨死也要拉個墊背的”想法持槍是極其危險的，因爲他們壓根兒就不知道有神審判的那一天，有第二次的死。

美國一般百姓從不服從精英的權威，不是因爲什麽“平民主義”，世界一直由精英在掌管、引導，但基督徒知道背後是神主宰一切，“他從一個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並且預先定准他們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們尋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每個人都是只是罪人，所以如果精英的命令違背聖經教導，很多基督徒都不會服從。而美國人喜歡個人英雄主義，可能也是根源于對救世主基督的憧憬吧。

如果只看到美國身體的強大，而沒有看到支撐身體的靈魂，學習美國的自由、民主和法制也只能是畫虎成貓，國人如果不認識神、歸向神，思想積累的毒是不能排除的，學到的也只會是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在那片土地上依舊會是無盡的黑暗。上面只是粗淺地通過一些現實問題介紹了美國的思想和價值觀，後面會更深入地討論。

（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

哈佛專家

美國憲政背後的神學基礎
曼德 / 基督日報專欄作家
2012年05月28日01時46分 上午 Posted.

美國是宗教改革運動的產物。宗教改革高揚神權與人權、貶低教權和皇權、奠定了個人主義的信仰基石，從而樹立了以加爾文主義為核心的新教信仰體系和憲政民主體制。

1517年，馬丁路德貼出了著名的《95條論綱》，掀起宗教改革的狂飆；1536年，加爾文初版了《基督教要義》，改革運動初成體系。這個如火如荼的運動革故鼎新了人類價值觀、世界觀，乃至蘊釀了民主自由政體。1581年7月，新教徒即締造了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國——荷蘭共和國；英國清教徒緊跟其後，在1649年將查理一世推上斷頭臺，成立了共和國，1688年經過光榮革命，迎來了新教國王，實行了「君主立憲」的憲政體系。

更為重要的是，為反抗宗教壓迫而逃往北美的清教徒，在十七世紀於大洋彼岸建立了自己的家園，1776年締造了美利堅合眾國。而其憲法的背後完全是以基督教神學──尤其是加爾文主義──為根基。


神學是當代憲政民主理論的重要構成

基督教神學對西方憲政民主理論的影響是決定性的。這種決定性是中國自由知識份子無法想像的。長期以來，中國民主憲政理論界認為，民主憲政思想主要起源於古希臘城邦民主，後經中世紀的政教爭戰和相互制衡，再經過文藝復興、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之後，慢慢成形。其實這思路僅僅是西方很少數理性主義者認可的線索，馬克思為其中之一。他們完全排斥了基督教及信仰因素對民主憲政理論的巨大貢獻。這些理性主義者在二十世紀初一度紅火，對中國知識界、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影響甚鉅，如顧肅先生的名著《自由主義基本理念》，通篇盡是理性的驕傲，對宗教信仰著墨不多。中國人局限於自己的歷史與處境，很難想像基督教對西方的決定性影響。

中國自由主義的旗幟顧准先生，在《顧准文集》中看到了中世紀教士與騎士的對立、政權與教權的對立，使社會沒有陷於絕對專制主義，但他仍堅信，自由民主思想主要起源於古希臘城邦。他對基督教評價不高，甚至認為共產主義、建構理性主義都源於基督教地上千年國度的思想。在《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一文中，他雖然提出「娜拉出走」之後要用經驗主義，但這個經驗主義也內含在理性之中。他說：我認為沒有人的理性解決不了的問題。他的觀點代表了當下大部分自由主義者的觀點。

但隨著中國人對西方文化逐步進深的瞭解──從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到信仰，對荷蘭、英國、美國憲政歷史的深入研究，以及基督教──尤其家庭教會──在中國的迅速發展，基督教神學對自由主義理論的影響開始進入我們的視野。除了「人是按照神的形像與樣式所造」導致神賦人權論（美國憲法性文本《獨立宣言》：「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每個人都從造物主那裡取得不可剝奪的權利：生命、財產、追求幸福的權利」）、「人本性全然敗壞」導致權力制衡論（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之外，還有更多基督教神學的思想，對西方憲政民主理論的構成起到深遠的奠基作用，如：盟約神學、預定論、千禧年論、文化使命等等。

盟約神學對美國憲政的影響

聖經又被稱為新舊約全書，是一本講「立約」之書。上帝與人的關係是立約的關係。盟約（或聖約）神學，在宗教改革運動（尤其是清教徒）中被發揚光大。美國的憲政契約精神、代議制民主及法治理念等，無不出於盟約神學。

譯為「盟約」的英文“covenant”，源於拉丁語“con venire”，意指來到一起。盟約神學認為，三位一體的上帝與人之間的諸盟約，是聖經教導的軸心，包括行為之約（covenant of works）、恩典之約（covenant of grace）、救贖之約（the Covenant of Redemption）這三個盟約構成了整個神學體系的綱領性架構，而神人間的交往，也以這三個盟約來規範和並展開。

社會盟約

根據盟約神學，上帝與人的交往是採用約的形式。既然連上帝都降尊紆貴和人立約，人間的君王、國家政府也有必要與所治理的民眾簽約，並受到約的限制。此一思想從古代以色列就開始實踐，後經瑞士、荷蘭、英、美國等國的具體應用，開創了人類的憲政觀念：國家與人民必須立約，政府的權威來自人民的授權和約定，而此約定就是憲法。所謂的“社會契約論”只不過是這觀念的世俗化表現。

聖經撒母耳記下5:3：「於是以色列的長老都來到希伯倫見大衛王，大衛在希伯倫耶和華面前與他們立約，他們就膏大衛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長老是以色列人民的代表，大衛必須在神面前先跟他們立約，經他們的膏立和授權，才能作王。政治盟約由上帝、全體人民和政治領袖三方組成。領袖通過向上帝和人民立約，領受治理政府這一神聖使命；人民則通過向上帝和領袖立約，承諾順服領袖並遵守治理的法律。這是盟約精神對以色列政治的影響。

1646年12月，體現盟約神學精神的《威斯敏斯德信條》完成。不久，1688年英國發生光榮革命，1689年12月16日通過了《權利法案》，確立了政府與人們的契約關係，解決了國王與議會的關係問題，實現了君主立憲。根據《權利法案》，「1. 凡未經國會同意，以國王權威停止法律或停止法律實施，乃僭越權力。 2. 近來以國王權威擅自廢除法律或法律實施之僭越權力，為非法權力。……5. 向國王請願乃臣民之權利，一切對此項請願之判罪或控告，皆為非法。」這些條文都體現了君主、政府必須與人們立約、並受契約限制的憲政精神。

盟約神學對政治最有影響的當屬美國。早在1620年，初登美洲大陸的清教徒就簽署《五月花號公約》：「……我們在上帝面前共同立誓簽約，自願結為一民眾自治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地實施、維護和發展，將來不時依此而制定頒佈、被認為是對這個殖民地全體人民都最適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規、條令、憲章和公職，我們都保證遵守和服從。」《五月花號公約》將約的神聖性奠定在上帝的超越性上。此公約開創了先例，要求公共機構的產生必須立於盟約精神，亦即，社會裡的公民有自由結合的權利，並可以通過制定對大家都有利的法律來管理自己，而政府是基於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

三權分立

1776年7月2日，《獨立宣言》被美國人民通過，宣告了人的天賦人權，並指出政府的合法性來自被統治者，而被統治者擁有改變政府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

1787年9月，39名代表簽署了美國憲法，確認了五項基本原則：

1. 人民主權：政府由人民控制。(註1)
2. 共和政府：決定政策的代表由人民選舉，
而非世襲國王和貴族。
3. 受限政府：政府的行為受法律的限制。
4. 聯邦體系：保證州級政府的權力。
5. 三權分立：防止任何一個權力部門獨大。

權力如何加以分割呢？早在孟德斯鳩以前，神就藉著先知以賽亞說：「因為耶和華是審判我們的，耶和華是給我們是律法的，耶和華是我們的王。」（以賽亞書33:22）此處指出三個區隔：審判、立法和治理。美國的建國之父沒有把這些角色之權威集中在一起，而將其分置於三個機制：司法、立法和行政三個部門。

儘管按字面來看，《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已經脫去了神聖的色彩，但就淵源和本質來看，它們都來自上帝的盟約之中。從美國總統手按聖經宣誓就職一事上，就顯示出美國的政治及其契約性，無不具有來自上帝的神聖超越性。這就是所謂憲政的「超驗之維」。

法國政治哲學家盧梭受盟約神學的啟發，提出了著名的社會契約論：政府是人們按照約定建立起來的機構，如果這個機構背叛了約定，人們有權利推翻。社會契約論的宣告，為法國大革命提供了理論依據，但社會契約論由於缺乏上帝面前立約的神聖性，所以不具有終極超越性。它儘管也談立約，但只是人與人之間的約定，並沒有終極原因為根基和目標。這成了社會契約論者的致命缺陷。於是，當舊有的契約被革命後，新的社會契約難以建立起來。由於這種神聖超越性的缺乏，革命建立的共同體難免陷入混亂之中。以盧梭思想為旗幟的法國大革命，後來陷入了混亂和暴政，有力地說明了人的契約若沒有以神的盟約為背景和基石，何等不可靠。

代議制

美國採代議制民主（各州參議員和眾議員由民眾選舉出來，代表相應民眾行使民主權利；總統由選民直接經過大選選出），也直接源於盟約神學：亞當是人類的代表，耶穌是新人類和選民的代表。亞當作為人類代表所做的一切，我們被代表的人類都要承擔。耶穌是新人類的代表，是第二亞當，耶穌的受死與復活，帶來選民的贖罪和重生。我們的罪歸在他的身上，他的義歸算在我們身上，我們因此「因信稱義」。

代理制或代議制是上帝在聖經中所啟示的治理模式。無論是家庭、教會、還是政治，代理的概念是不可避免的。教會是上帝國度的代表，傳道人是上帝話語的出口，亦即上帝的代言人。父母是子女的代表，丈夫是妻子的代表。在代議制國家，由民眾選舉出的代表掌握國家權力，代替民眾行使民主權利，而他們所作出的政治決策和行為，給他們授權的民眾都要承擔。

代議制民主方案的出現，使近代思想家解決了一個困擾民主制度擁護者的一個難題，即在理論上必須承認人人平等，但在實踐上，很難實現每個人直接管理國家，事實上只能由人民選舉出來的少數精英掌握國家權力。

與代議制相反的，是全民民主制或直接民主制，這極有可能帶來新的專制。直接民主是國家所有的公民親自掌握國家權力，作出決策，而不通過代表的仲介。在古希臘和羅馬城邦中實行的都是直接民主。公民通過親自參加公民大會和陪審法庭等機構，掌握國家（城邦）最高權力。在雅典民主最盛時，不僅立法和司法權由公民直接行使，即使行政權也不是掌握在職業官吏手中，而是由公民按亞里斯多德所說的「輪番為治」原則執掌。直接民主極易導致平民暴政，也容易被特定集團所霸佔。

社會主義思想的先驅盧梭則堅持直接民主。他認為，人民的主權是不能代表的。在抨擊英國的代議制時，他指出：「英國人自以為是自由的，他們是大錯特錯了。他們只有在選舉國會議員期間，才是自由的。議員一旦選出之後，他們就是奴隸，他們就等於零了。」（註2） 然而實踐盧梭思想的法國大革命，推崇直接民主的社會主義革命者們，雖以反專制起家，結果卻帶來了更殘酷無情的平民暴政。美國憲法選擇代議制政體，就是要與暴民政治劃清界限。代議機構被視為遏制「暴民」無理性行為的「馬勒」，印證了盟約神學對聖經代理、歸算概念的正確領會。

預定論對美國憲政的影響：政教分離

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制定關於下列事項的法律：確立國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剝奪言論自由或出版自由；剝奪人民和平集會和向政府請願伸冤的權利。

該規定為美國政教分離原則的重要出處。此一原則實際上也是基督教神學預定論的產物──尤其是加爾文神學的精華。著名宗教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曠世經典《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寫道：「在十六、十七世紀最發達的國家中，如荷蘭、英國和法國，正是加爾文主義這一信念引起了這兩個世紀中重大的政治鬥爭和文化鬥爭」。他所指的，就是預定論。

對基督教懷有惡意的恩格斯，對加爾文主義卻給予了高度評價：「加爾文教會的組織是完全民主的共和的；而在上帝的王國已經共和化了的地方，人間的王國還能夠仍然從屬於君主、主教和領主嗎？」

加爾文主義的核心是其預定論，而預定論具徹底性和極致性。人是否得救完全是上帝預定的，人的行為完全排除在外。就民主政治而言，預定論將「驅除巫術」（韋伯語）的工作在政治領域也進行到底。由於人的得救只僅僅在於神權，所以預定論把教權的神聖光環徹底消除，也把歷代政權的神聖光環徹底消除。就預定論看來，政治只是屬世的事務，只擁有屬世的權柄。凡把政權賦予神聖意義，甚至政權假冒上帝的代言人、政權干預屬靈的權柄和事務，都是巫術政治的表現。預定論將政治領域冒充神的一切巫術行為徹底驅除了。簡單而言，這就是所謂的「政教分離」。

政治領域的「去巫」，就是現代化，這是預定論的政治產物。政教分離是政治現代化的基本標誌；實行政教合一的國家，實際上還處在前現代化或中世紀的光景中。政權只擁有屬世的權柄，它不能干涉宗教內部、教會內部事務。政教分離原則把人類政治從蒙昧中帶到了光明之處。可惜預定論對人類政治的這一決定性影響，至今不是很多人看見。

其他神學觀念對美國憲政的影響

除上述盟約神學、預定論之外，宗教改革時期和清教徒時期的千禧年觀、文化使命觀，對美國政治的「選民」意識、「聖戰」情結和“山上之城」異象，也具有非同尋常的影響。

另外，加爾文主義中人民有權改變暴政、甚至有權進行武力自衛的觀念，在美國憲政文本中也大量出現。如，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二條：管理良好的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因此人民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侵犯。《獨立宣言》中稱：我們認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壞這些目標，人民就有權利去改變它或廢除它，並建立一個新的政府。這類例證真是不一而足。

可惜的是，現實的美國政治卻有越來越多悖逆聖經根基的跡象。我們只能祈求上帝，使這個所有錢幣上都有“IN GOD WE TRUST”、所有總統就職都要手按聖經的國家，能夠歸回到起初的信仰根基上，並將國家的運行和美國的精神堅固立定在聖經和基督教神學的根基上。正如聖經所說：「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曉諭我說，那以公義治理人民的，敬畏神，執掌權柄。」（ 撒母耳記下23:3）


註：1. 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一款：本憲法授予的全部立法權，屬於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的合眾國國會。
2. 盧梭：《社會契約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25頁。


原载《恩福》2012年4月總43期

作者介紹

曼德，基督徒作家、羊文化首倡者，基督教道學碩士，曾在大陸數百家教會、工商團契和企業演講，經常於眾多主內刊物發表文章。曾在大陸出版《天職》、《新職業觀》，在香港出版演講光盤《信仰與經濟》，在美國出版《榮耀職場》。現為中國福音會副宣教士。聯絡作者及奉獻曼德文字及文化事工，請電郵至：[email protected]。】

dior13dior13

宗教改革高揚神權與人權、貶低教權和皇權、奠定了個人主義的信仰基石，從而樹立了以加爾文主義為核心的新教信仰體系和憲政民主體制。

哈佛專家

現在我的腦部功能很不正常。

哈佛專家

今天我的心理狀態仍然不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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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的心理狀態仍然不穩定。
哈佛專家 發表於 2026/5/24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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