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行, 12月22日, 空姐

淚兒

英國British Airways（英國航空）公司的空服員工會投票通過，宣佈在去年12月22日至今年1月2日展開十二天的罷工！共有13000名空服員參與投票，有92.5%支持罷工行動。消息傳開，震驚各界。雖然罷工行動被法院裁定暫停進行，但如果罷工確定舉行，這是自1997年的三天罷工以來，英航空服員的第一次罷工行動。

地鐵、郵政、航空員工一一罷工

為了反對不合理減薪、裁員而投票罷工的英國空服員們，似乎和港澳台大衆印象中傳統的空姐甜美形象有所不同。然而，各種大型服務業的罷工，近些日子來在英國已日益頻繁。不論是倫敦地鐵、英國郵政（Royal Mail），或是數日前的歐洲之星列車（Euro Star），都發生了罷工行動。雖然英國一向在歐洲被視為勞工運動較不激進的國家，但罷工行動仍是各種有工會組織的勞工，在談判上不得以時施展的一個可能選項。

面對勞工的團結行動，公司也並非只默默採取守勢。此次英航公司即不斷在媒體、特別是主流右派媒體上又軟又硬地抹黑工會。

儘管英航公司對員工的片面減薪、減少人力的舉動毋庸置疑，英航公司的執行長Willie Walsh仍發表公開聲明，譴責罷工行動：“這次罷工是完全不正當行動。削減支出成為英航當前最關鍵的要務，甚至比起重新獲利或長期生存更為重要。但我們的機艙乘務員拒絕嚴肅的參與這樣的過程。……當這項跨及全公司的削減支出計劃將會影響到他們的時候，他們被工會可恥地誤導。”

英航公司對外將各種侵犯勞工權益的舉動，都推為“經濟不景氣的結果”。同一時間，則有右派媒體大肆報道英航的某一工會領袖，在美國洛杉磯擁有一棟有游泳池的別墅，値40萬英鎊。除此之外，公司也釋出消息給媒體，指出英航空服員在同業中待遇偏高，暗指其不値得同情。也向法院控吿工會罷工違法，成功讓法院判定暫停罷工行動。種種舉動，都意圖瓦解勞工罷工的正當性。因為，一直以來，罷工和勞資談判結果都不只是一個“做與不做”的問題，同時也是一個“社會支持與否”的問題。

有意思的是，在英國，儘管不論是郵政、地鐵、英航等罷工舉動造成了諸多人的不便，一般民衆仍是對罷工行動頗有同情，認為“這是爭取權利的一種正當方式”。一種“見怪不怪”、“支持勞方向資方爭取權益”的社會傳統，讓英國勞工組織更可能採取激進的團結行動，維護自身權益。更經常有勞工罷工的法國，其傾向右派的總理薩科齊，竟也只得尷尬地對外表示：“法國如果遭遇到罷工，不妨就當作是種法國的特色體驗。”

港澳台：難以說出的“罷工”二字

反觀港澳台三地的社會狀況，對此有着極大的差異。以台灣為例，許多台灣勞工組織倘若要採取罷工行動，馬上被媒體和輿論批評為“不負責”、“不敬業”。2002年台灣鐵路工會有意集體罷工、讓鐵路停駛時，也只能傾向對媒體宣稱是“集體請假”，而不主動提“罷工”二字，可見台灣社會對“罷工”的封殺壓力有多大。2005年中華電信工會通過罷工投票，但在實際執行罷工時，也因眞正願意站出來支持工會行動而罷工的勞工人數太薄弱，最終無法阻擋資方民營化的推動。

鑽硏台、港勞工運動的英國艾薩克斯社會學博士候選人邱毓斌，在多年前觀察了英國消防員罷工事件，寫道：“英國消防隊工會為了爭取加薪，在2002年10月18日進行罷工投票，高達87.6%的會員同意罷工。結果，在英國始終有超過一半的民意支持他們的行動。這或許跟英國社會收入的逐漸兩極化有關，特別是公共服務業的勞工，像公務員、警察、老師、護士等等，在經過保守黨十七年執政後，收入被壓低，許多人在成家之後都被迫要兼差才能付得起房貸。”

他觀察到：“罷工期間，朋友寫信給我說他們鎭上的消防隊前面掛着一張布條：‘如果你不贊成我們罷工，請靠邊停車，吿訴我們為什麼。’結果朋友在旁站了半天，不僅沒人停車，計算的結果，平均每五輛經過的車子中就有兩三輛鳴喇叭表示支持的，場面壯觀。這在台灣還眞是難想像啊！”

還記得，香港2007年發生了大規模的“扎鐵工潮”，舉行了36天的罷工行動。同一時間，澳門當地的扎鐵工人也有響應的舉動，其他產業工人也受此鼓舞，紛紛醞釀各種爭議行動，可謂一時工潮力量在港澳星火燎原。但這樣的行徑，竟然被諸多社會人士批評為“貪得無厭”、“基層工人根本沒有條件和資方爭取薪資”。而參與協助扎鐵工人的工運組織則被媒體指責是將“工潮政治化”，說他們“騎劫工人”、“煽動工人”。種種的社會輿論中，除了少數的社會進步人士之外，很難聽到“勞工本有權利、也必須如此行動，才能爭取合理勞動條件”的呼聲，也因此制約了勞工運動的發展。很明顯地，面對日益高漲的資方勢力，不論是港澳台三地，勞工和社會還有很多値得學習的地方。

罷工行動的必要突破

當然，英法國家的這些勞工行動，也並非是絕對站在促成“社會進步”的一方。一方面的問題是，罷工的行動和爭取的訴求往往仍是以“單一公司的員工”為範疇，難以處理“如何關照其他勞工”的問題。實際上，在僱傭型態日益彈性化、碎裂化，如各種“外判勞工”、“派遣勞工”、“部分工時勞工”也時常和“正常勞工”的工會組織發生衝突。只因為後者認為和其他“非典型勞工”有着不同的利益使然，不願意吸納他們加入抗爭的同一戰線。也因此，隨着社會貧富差距拉大，近來各個資方不斷對外批評這些罷工員工“薪水偏高”、是“貴族勞工”的言論，似乎有越來越獲得民衆認同的趨勢，値得注意。以單一工會為範疇的爭議行動，有必要更擴闊其捍衛對象，達到普遍人民的範疇才是。否則，資本的邏輯恐怕只會無情地讓這“爭取勞工權益的單一公司”利潤下降，最後在市場遭淘汰，而繼續剝削其他工人罷了。

另一方面，罷工行動如果不能將爭議的目標上升到對資本主義社會體制的質疑，往往難以跳脫出“公司賺錢、勞工才能有錢”的勞資共生邏輯，各種抗爭行動也將因此大大受限。特別是如同今日，當資本主義本身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發生時，“勞工再抗爭、公司就要倒了”的風聲四處飄散，沒有看清楚資本主義的根本問題，勞工也將喪失積極爭取權益的勇氣和知識。這樣的問題，其實是全世界勞工運動都必須面對的課題。

眼界拉回我們的生活周遭，不論是台灣、香港或澳門，我們社會中的勞工運動，該如何發展，因應越來越大的資本勢力挑戰？一位台灣電子佈吿欄上的靑年網友，在看完了英航罷工的報導後，默默地留下了一段話：“還蠻羨慕的，台灣要是有這種工會，應該不會22k政策（按：指台灣馬政府今年推動的“大專企業實習計劃”，使絕大多數大學畢業生起薪每月僅有22000元，平均薪資減少2成）……。”相信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勞工處境日益窘迫的今日，我們需要這樣的羨慕。同時，我們也更需要化羨慕為實踐的勇氣，讓勞工自發組織的力量，在我們的社會中擴散開來。

（寄自倫敦，作者為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社會學博士生）

  林柏儀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0-01/04/content_41219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