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資料] 天主教會奪回主教任命權，替世俗國家的興起打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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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6 16:11 | 顯示全部帖子 | 翻譯 | 書面 | 简繁

《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天主教會奪回主教任命權，替世俗國家的興起打下基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敘任權爭議在幾個方面影響了後來歐洲的發展。首先，它使天主教會得以演化為現代、等級森嚴、官僚制、受法律指導的建制，而這個建制，誠如法律史學家哈羅德・伯曼（Harold Berman）所主張的，成為日後世俗國家建造者效法的典範。

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教會成為國家

天主教會在歐洲境內法治的建立上扮演多關鍵的角色；主教敘任權衝突和其影響；教會本身如何取得類似國家的特色；世俗統治領域的出現；當今的法治受到這些發展多大的影響。

在歐洲大部分國家境內，教會的確擁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從而賦予教會豐厚的收入、自治權來源。但由於政治權威掌控教會聖職的任命，教會的實質獨立地位受到限制。教會土地常被視為只是國王之聖職任命權的另一個來源而已。

統治者常任命自己親人當主教，而由於主教、神父可結婚生子，他們常被捲入所居住轄區的家族政治、宮廷政治。教會土地成為可傳給主教下一代的可繼承財產。教會官員也出任多種政治職務，加深宗教權威與政治權威間的關聯。教會本身因此是個前現代的的家產制組織。

天主教會宣告獨立
天主教會宣告獨立於政治權威之外一事，發生於十一世紀晚期，領導者是後來成為教宗格列高里七世（西元一○七三至一○八五年在位）的修士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

教宗派內希爾德布蘭德的團體，包括彼得・達米亞尼（Peter Damiani）、樞機主教渾貝特（Cardinal Humbert）、教宗帕斯夏二世（Paschal II），主張凡是基督徒，包括所有政治權威，都應受教宗管轄，主張教宗有權罷黜皇帝。他主張只有教會有權敘任主教，世俗權威無此權力。

這發生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三世（Henry III）正密謀控制教權的時刻。他為接受教宗加冕而抵達羅馬之後，一舉廢掉三位互鬥的教宗，挑了他所中意者當新教宗。

但在希爾德布蘭德眼中，教會若不改革自己，不可能獨立於政治權威之外，與之分庭抗禮，而最重要的改革乃是限制神父、主教娶妻生子。他抨擊當時所盛行，使聖職可買賣且可轉為可繼承財產的買賣聖職制度和神父、主教納妾制度。

希爾德布蘭德一派發動宣傳小冊戰爭，呼籲基督徒勿從已婚神父或納妾神父手上領取聖餐，且抨擊教會收錢授與聖職的行為。當上教宗（格列高里七世）後，他使神父、主教終身不婚成為教會信條，逼已婚神父在為教會盡義務和為家庭盡義務之間做出選擇。這挑戰了根深蒂固的神父、主教習性，在教會內部引爆一場規模龐大且往往訴諸暴力的鬥爭。

教宗格列高里的目標，乃是藉由攻擊家產制的根源（主教、神父娶妻生子的資格），終結教會內的腐敗和尋租行為。他這麼做背後的考量，和促使中國人、拜占庭人倚賴宦官，或促使奧圖曼人抓人充軍，將他們拆離原生家庭的考量一模一樣：如果讓人在忠於國家和忠於自己家庭之間做選擇，大部分人基於生物性會選擇後者。因此，減少貪腐的最直接方法，就是根本禁止官員結婚成家。

這個改革自然遭到既有主教的反對，教宗格列高里知道，除非把主教敘任權拿在手上，而非交給皇帝，他打不贏這場仗。在一○七五年的某個教宗宣言中，他撤銷國王罷黜主教、任命聖職人員的權利。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Henry IV）的回應，乃是致函格列高里，要「你這個可惡的傢伙，滾下來，滾下來！」試圖將他拉下教宗寶座。

格列高里將亨利四世開除教籍，作為回應。有許多日耳曼諸侯和一些主教支持教宗，迫使亨利四世於一○七七年來到格列高里位於卡諾薩（Canossa）的寓所請罪。他在冰天雪地中赤腳等了三天，終於得到教宗赦罪。

某些歷史事件是個人所觸發，若不談到他們個人的道德特質，無法充分解釋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主教敘任權衝突就是這樣的事件。格列高里個性剛硬，自視甚高，曾被教宗派裡他的某個同志稱做「我神聖的撒旦」。他類似四百年後的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對教會改革和教會在社會裡的角色有恢宏的理想。他不屈服於威嚇，樂見其與皇帝的衝突升高為真刀真槍的戰爭。

但光是從個人意志的角度切入此重大衝突，無法盡詮。天主教會能崛起成為獨立自主的政治行動者，受惠於一個重要的客觀條件，即當時歐洲各地的世俗統治者普遍力量薄弱。拜占庭的東正教會和其後繼者俄羅斯東正教會，除了繼續接受它們棲身所在的帝國監護，別無選擇。

相對的，西方的教會坐落於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義大利半島上。最鄰近該半島的國家，乃是北方同樣四分五裂的日耳曼諸國，神聖羅馬帝國雖統一日耳曼諸國，卻是有名無實的統一。法國十一世紀時的統一程度也只稍好一點，且在這時刻，無力對教會內政治進行決定性的干涉。因此，這時期天主教教會雖沒有自己的武裝力量，卻可輕易挑動周遭政治實體互鬥，從中得利。

亨利四世在卡諾薩接受教宗的權威，卻不承認教宗有權任命主教，繼續駁回格列高里的要求。接著，亨利四世宣布廢黜格列高里，立他中意的人選克雷芒三世（Clement III）為教宗，與他互別苗頭，接著占領羅馬。格列高里求助於南義大利的諾曼人國王，諾曼人的確趕走亨利四世，卻也洗劫了羅馬，使羅馬人民對他們心懷怨恨。格列高里不得不和他的諾曼盟友一起退到南方，一○八五年在南義的薩萊諾（Salerno）抑鬱而終。

敘任權衝突又持續超過一個世代，格列高里之後的幾位教宗再度開除亨利四世教籍，也開除他兒子亨利五世（Henry V）的教籍，皇帝則廢黜幾位教宗，立他所中意的人選為教宗，與羅馬打對臺。直到一一二二年沃爾姆斯宗教協定（Concordat ofWorms）出爐，敘任權之爭才落幕。在這協定中，皇帝大體上放棄主教敘任權，教會則承認皇帝在多種世俗事務上的權威。

敘任權爭議在幾個方面影響了後來歐洲的發展。首先，它使天主教會得以演化為現代、等級森嚴、官僚制、受法律指導的建制，而這個建制，誠如法律史學家哈羅德・伯曼（Harold Berman）所主張的，成為日後世俗國家建造者效法的典範。

獨立自主是撒繆爾・杭亭頓評估建制發展的標準之一，組織若不能掌控自己官員的任命權，就不可能獨立自主。這就是為什麼敘任權爭議如此重要的原因。沃爾姆斯宗教協定之後，統領教會等級體系的教宗，一時之間成為該體系無可爭議的最高行政官員，能在樞機主教團提供意見下任意任免主教。

教會洗心革面，革除舊弊。神父、主教終身不婚，斷絕了以家產制心態將聖職肥缺授與親人、後代的誘惑，在聖職的出售方面建立了新的道德風氣。教會也能以什一稅的方式自行收稅，而由於神父、主教不再捲入在地的氏族政治，教會能更自主處置自己的財政資源。教會具備了真正國家的許多特色，有時調集軍隊出征，宣告對一塊面積雖小但疆界明確的土地具直接管轄權。

教會捲入世俗事務的現象，當然未隨著敘任權衝突的結束而落幕。世俗統治者仍想操縱羅馬教廷，想扶植自己中意的人當教宗，例如十四世紀的亞維儂（Avignon）教宗。隨著時日推移，新的濫權枉法情事出現，也從而為宗教改革的興起鋪好道路。但從其變通、複雜、自主、整合的角度來看，天主教會的建制化程度，已遠遠超過其他任何世界性宗教的領導集團。

敘任權衝突的第二個重大影響，乃是使精神領域、世俗領域判然兩分，從而為現代世俗國家的興起鋪好道路。如前面指出的，此分離隱伏在基督教裡，一時還未外顯。沃爾姆斯宗教協定，以一種從未見於東正教會和穆斯林地區的方式，決定性地結束西方基督教會史裡的政教合一時期。

格列高里的改革，宣稱教會權力高於一切，所有精神事務、世俗事務，包括廢黜國王、皇帝的權利，都歸教會管轄。這位教宗實質上在宣稱，他擁有和印度婆羅門一開始所擁有的那種權威。

但事實上，經過一場漫長的政治、軍事鬥爭，教會不得不妥協。教會劃出一塊範圍明確、可讓它確切無疑掌控的精神領域，藉此承認世俗統治者有權利在他們自己的領域裡行使權力。此分工為接下來世俗國家的興起打下了基礎。

最後，敘任權衝突影響了法律和法治在歐洲的發展。法律體系因教會欲藉由擬出一部有系統的教會法規，來賦予自己正當性而誕生，法治則因教會創造出一個自成一體、充分建制化的精神權威領域而誕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政治秩序的起源（上卷）：從史前到法國大革命（全新修訂校對版）》，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譯者：黃中憲、林錦慧
審定者：陳思賢、陳榮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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