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習仲勳與王明道（一）：三自的由來
撰文: 華人基督徒義顯社 | 發佈日期: 27.09.20 | 最後更新: | 2020-09-27 05:57:07
【撰文：鳴暉】

當今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與拒絕參加解放後中共發起的「三自革新運動」的王明道，有何關係？

甚麼是三自革新運動？「三自」一詞，早在1877年的全國傳教士會議時已開始提及，寧波長老教會的白達勒（John Butler）便建議本地教會應自主、自養，和栽培本地牧師，這樣才是信仰本地植根的保証。其後在1890年的傳教士會議內，中國教會的自養再成為主題之一。到1907年的百週年紀念大會上，更通過傳教士最終要建立一個完全有自主權力的自治及自養的中國教會決議案，亦即是後來很多本地教會所望要達至的「自立、自養、自傳」目標。

由此可見，三自早已是來華傳教士的共識，有些中國信徒在初期也已循這路線走。例如，在1862年在厦門以華人為主的自立閩南大會，1881年由席勝魔在山西鄧村開辦的福音堂，至於1906年由上海閘北長老會堂俞國楨牧師所發起組織的中國耶穌教自立會，呼召華人教會追求達致自理自養，更得到各地教徒的嚮應，高峯期開設了六百多間自立的教堂。

民國以後，成立的自立教會則更多，包括在1917年於北京建立的真耶穌教會，由倪柝聲於1928年首先在上海成立的聚會所，1921年在山東發起的耶穌家庭，及王明道在北京牧養的基督徒會堂等。

故此，三自這概念並不是由中共所倡導的新視野，只是在建國後的1950年代，中共略修改為「自治、自養、自傳」而已。不過，它的改革方式和定義，都與19世紀的三自有別。

在中共政權下，所謂的三自，不只是切斷與外國差會的關係那般簡單，而是所有教會不但不能獨立，還要受黨國牢牢監控。中共在建國之初，便要求國內已存在的宗教必須加入愛國宗教組織，而基督教則隸屬於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

中共所謂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是根據統一戰線而行，採既團結又鬥爭的手段，認為一個善良的教徒首先應要愛自己的祖國，反對帝國主義，打擊教會內的反動分子和頑固分子，「革新就是裂教」。同時，教徒要配合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遵守約束，不到街上傳教。

在愛國的前提下，建國後的信徒必須積極參加抗美抗朝（韓戰）、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並且要「搞好控訴」，指出「潛藏在教會裏面的帝國主義和他們的爪牙」。若有教會堅稱他們早已實行三自，與外國的差會已沒有任何關係，故此也不必要跟隨國家路線去肅清所謂帝國主義毒素時，便會被政權視為「舊三自」，成為被打擊的對象。

可見，所謂新中國的三自，目標並非讓本地教會獨立，自給自足，而是要成為完全支持黨及受控的民間組織。

此外，還有教會領袖不支持中共扶植的三自所代表的新神學，因它否定了基督教教義的基要真理：如神創造人類及萬物、耶穌為童女感孕所生、基督的再臨等。王明道便是這些基要派信徒的表表者，認為對方是「不信派」，拒絕有任何聯合，要順從神而不是順從人（著有 〈順從人呢？順從神呢？〉 ）

然而，習近平的爸爸習仲勳，又與王明道何干呢？（待續）

參考：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書樓有限公司，1988。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台北：中國福音會，1997。

邢福增，《中國乎？本土乎：身分認同的十字架》，香港：基道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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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勳與王明道（二）：習批王的指示
撰文: 華人基督徒義顯社 | 發佈日期: 27.09.20
【撰文：鳴暉】

中國基督徒領袖王明道，於1950年代受中共多番批鬥及拘捕後，終於在1961年被判入獄。可是，他與當今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又有何關係呢？

原來，在1953年11月27至12月16日，第二次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主持之一，便是習仲勳，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政務院文教委副主任、黨組書記。

該會議總結1950-1953年間全國基督教的工作，並制定方針，依「政治表現」，把教會分成三派：（一）已參加三自革新運動，並有一定表現者；（二）反對愛國革新運動或僞裝革新，並在全國進行反動者；（三）分佈零散於國內，又不起作用的各教派。

王明道和他的北京基督徒會堂被歸入第二類別。會議文件指出第二類是「我們鬥爭的對象」，並且「採取孤立打擊少數爭取大多數的策略」。然而，王在之後的兩年並没有退縮，指出「信徒的道路」，「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1955年2月2-22日，笫三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時任國務院秘書長兼國務院機關黨組書記的習仲勳，明確指出，要「抓住王明道，打擊和削弱王明道的反動囂張氣焰和縮小王明道對各地的影響」。不久，「批王」便展開了。

1955年7月4日，於王明道身處的北京，開始了肅反鬥爭的群眾運動，鬥爭首先由高校學生發動，要求凡在王明道牧養的基督徒會堂聚會的學生均要交代及檢舉王的問題。一位名吳德祥的北京人民大學研究生，因不肯交代而跳樓自殺。兩名屬北京醫學院的劉樾慶和石昇華，因拒絕交代而在大會上當場被捕。其他的教友也要受教育轉變成「起義教徒」，以「徹底的粉碎王明道反革命集團」。

終於，同年8月8日王明道夫婦在家中被捕，經過數十次的審訊，期間因抵受不住威嚇與壓力，王一度認罪，獲釋後深感後悔自己的軟弱，再被政府拘捕，王最後以反革命罪重判無期徒刑，其妻劉景文有期徒刑15年。1980年王提早獲釋，在家繼續主持宗教聚會。1991年去世，終年91歲。

根據中共早於1951年對「反革命」罪的定義，就是意圖「推翻人民民主政權，破壞人民民主事業」。依據法院判決書，王明道以反革命為目的，煽動、挑撥民眾，進行反革命宣傳。

在中共的極權體制下，凡是不歸納它的管轄下，便被視作「反革命」。王明道之所以不參加三自革新運動的原因：其一，是早已表明向來自己及其教會沒有受境外差會所協助，一直都是獨立自養的，其二，是新三自的神學觀違反王的基本信仰觀念。兩點都是出於宗教領域，毫無顛覆政權之意。

只是，在一黨為專的獨裁政權下，決不容許思想的獨立，不論宗教、倫理、道德，一定要牢牢受國家一言談的操控，由外在行為，以至內在思想，必以國（黨）為先，神次之。

故此，今天擁抱強權、指責不聽命獨裁政府者的信徒，宜先三思，因歷史早已揭開了中共對宗教的真面目：信徒只能屈放神在政權之下。現在習仲勛的兒子，比他父親更過之而無不及，手握無上的權力，清剿宗教的決心顯而易見，何必為藐視神的無神論者而謳歌？

現今受萬千信徒愛戴的，是堅守信仰毫不妥協的王明道，還是那些靠黨站，加入批鬥、告密、跟黨走的基督教領袖及信徒？你們當下仍可作出抉擇！

參考：

邢福增，《中國乎？本土乎：身分認同的十字架》，香港：基道出版社，2016。

同上，〈革命時代的反革命：基督教「王明道反革命集團」案始末考〉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民國99年3月），頁9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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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堂掛習近平、毛澤東像，逼簽「放棄基督教」承諾書
By 本土新聞
On 2018-08-25

圖／取自對華援助協會牧師傅希秋推特

國際中心／綜合報導

中國近來強力打壓境內未經官方允許的宗教活動，現今網路上更傳出一份「不再信仰基督教」的承諾書，同時也有照片顯示，中國教堂上的十字架旁，懸掛著五星旗與習近平、毛澤東的畫像，中國信徒的宗教自由堪虞。

美國華人牧師劉貽日前連續貼出兩張內容不同，但主旨一致的「承諾書」，其中一張的內容包括「學習了宗教事務條例後，經過認真反思，承諾不再信仰基督教，堅決聽黨話，跟黨走」，同時也寫著「經核實，我（簽名處）承諾不再信仰基督教，不參加宗教活動」。

另一張文件則寫著，「本人原本對基督教不太了解，信仰基督教也是盲目跟風。現經過學習了解，本人對宗教及宗教信仰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對自己的精神需求有了更清醒的認識，決定由今天起不再參與基督教宗教活動，不再信仰基督教。特此聲明」。

除了兩份文件，一張「河南南陽唐河縣三自教堂」的照片中，教堂前方十字架兩側掛著習近平與毛澤東的照片，一旁則懸掛五星旗，劉貽也在推特寫道，「這樣的假基督教堂不去也罷」。

對華援助協會牧師傅希秋在推特轉貼這三張照片，表示「河南安徽基督徒面臨被強迫簽字否認信仰。這是伊斯蘭國式宗教迫害。文革還魂了。看看教會被迫在耶穌像兩邊還掛著誰的像？」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4月初曾發布一份「中國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實踐」白皮書，中國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共和政府對待宗教的基本政策。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陳宗榮日前表示，白皮書內容中，「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符合宗教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也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同時不是要改變宗教的基本教義，是引導宗教界更好地從政治、社會、文化上適應，更好地實現中國化。

陳宗榮還說，「堅持宗教中國化」即在政治上引導宗教界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廣大信教和不信教群眾一起來建設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美國之音也報導，不久前，北京地區的48所家庭教會發表聯署聲明，批評各地許多教會受到當局的無端干擾，信徒的正常信仰受到侵犯，呼籲當局停止打壓家庭教會，尊重中國憲法明訂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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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改寫了福音故事，將耶穌基督描述為“殺手和罪人”
16/10/2020

中國共產黨官員通過褻瀆聲稱救世主將犯姦淫的女人用石頭打死而改寫了聖經中有關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神性的事蹟。

約翰福音8：3-11 中著名的新約聖經事蹟完全被改寫，在中文職業中學使用的“職業道德與法律”教科書中將耶穌基督描繪成一個狡猾的兇手，並自稱為“罪人”。

教科書的修訂版寫著：“人群想按照法律將婦女用石頭打死。 耶穌卻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 聽到這句話，他們就一個一個地溜走了。 當人群消失時，耶穌用石頭將罪人殺死，說：“我也是罪人。但是，如果法律只能由無瑕疵的人執行，法律將是死法。 ’”

聖經中的敘述描述了文士和法利賽人如何試圖在聖殿上為耶穌設下陷阱，詢問是否應按照摩西的律法向犯姦淫的婦女扔石頭。耶穌回答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

每個人都將他們手上的石頭放下，然後離開。彎著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的耶穌抬起頭，問女人：“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她說：“主啊，沒有。” 耶穌說： “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中國的基督徒抗議福音的公然歪曲，並扭曲了耶穌基督赦罪的神聖屬性。但是，根據“苦澀的冬天” (Bitter Winter) 網站的說法，無情地逼迫中國的基督徒和其他少數民族的中國共產黨並非只是在消極地描繪耶穌和福音。改寫後的敘述旨在傳達中共及其法律是“善良而純正的”，並超越了恰巧執行它們的“不純潔”的人。無論中共法律官員有多腐敗，黨的法律“都不應受到質疑”。

中共於2018年公佈了其新的五年計劃，以期``選擇性地重新詮釋基督教和聖經''，以使基督徒被中國化。當局在2019年8月的經典兒童故事中刪除了《聖經》，《上帝》和《基督》一詞，河南省的一些教堂被迫撤下《十誡》，並以習近平主席的名言取代，這是政府對基督教進行的嚴厲鎮壓舉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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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官方再整宗教 習語錄強代聖經與十誡
發表時間： 15/09/2019 - 15:47

中國官方再加大整肅打壓基督教。十條誡命是基督教道德規範的根基，在世界各地基督徒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在無神論國家中國，十誡卻成了當局的“眼中釘”，敬拜場所張貼的十誡頻遭清理。當局要求宗教場所廣貼習近平語錄。

據蘋果日報引述寒冬媒體報道，習近平語錄貼進教堂取代聖經十誡，中共計畫性消滅基督教教義。該報道指為了實現在中國獨尊為神的最終目的，中共繼續摧殘基督教信仰，以黨的路線方針取代十條誡命。

十條誡命是基督教道德規範的根基，在世界各地基督徒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在無神論國家中國，十誡卻成了獨裁者的“眼中釘”，敬拜場所張貼的十誡頻遭清理。

該報道說，河南洛陽市某縣一官辦三自教堂的信徒雖然迫於政府屢次要求將十誡換成了習近平語錄，但仍遭到政府的訓斥。6月末，信徒被統戰部人員訓話：“一切都得聽黨的話，黨你讓幹啥就幹啥，不聽黨的話，教堂就要立即關門。”

報道引據一位要求不具名的信徒透露，截至目前，該縣幾乎所有三自教堂內的十誡都已被習近平語錄替代，正如習近平於2015年5月18日在中央統戰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要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用中華文化浸潤我國各種宗教，支持宗教界對宗教思想、教規教義進行符合時代進步要求的闡釋，堅決防範西方意識形態滲透，自覺抵制極端主義思潮影響。”但這是違背廣大信徒意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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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稱中國各地教堂的十誡被清除，換成習近平語錄。報道引據這位信徒還透露，一些三自教堂此前因不落實政府拆十誡換習近平語錄的要求被關門整頓。有些信徒還受到威脅，稱如果不按現行國家政策整改教堂，就把他們列入政府的黑名單，那就意味着他們以後出行要受限，子孫後代上學、找工作也都會受到阻礙。政府人員聲稱，拒絕服從這些命令就是反共產黨。

據一位官辦基督教教堂的傳道人表示，共產黨不僅要消滅家庭教會，也在蠶食基督教教義，有計畫地摧毀三自教會。

據這位講道人分析三自教堂的處境說“政府第一步不讓貼宗教對聯，然後拆除十字架，令國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四進’內容進教堂，接着在教堂安裝監控，監視信徒以及宗教活動，最後把十條誡命換掉改成習近平講話”，這位講道人分析三自教堂的處境說，“共產黨的最終目的就是想當神。這也是魔鬼歷來做的事。”

報道引據另一位信徒無奈地說。“中國是一黨專政，只能聽共產黨的話，受它管控，我們根本沒有自由。”

該報道說，中共強行清除教堂內的十誡，在河南頻頻發生，《寒冬》曾多次對此進行報道。去年11月，在一場近乎鬧劇的中國化行動中，河南省洛寧縣一處教堂被當局強迫刪除十誡中的第一條誡命“不可拜耶和華以外的神”，原因是“這一條習近平反對”。中國其他地區也陸續出現十誡標幅被換成毛澤東和習近平畫像的事件。

哈佛專家

“三愛”高於信仰？宗教生存空間進一步縮緊
2021年4月22日
楊明

中國即將施行的一項管理辦法，要求宗教教職人員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觀察人士稱，中國民眾不僅被剝奪了依照憲法應享有的宗教信仰自由，還必須要效忠與宗教教義相悖的中共“教義”，此舉預示著宗教自由將面臨著中國當局的進一步打壓。

新規定違背基督教教義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今年初制定並公佈的《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簡稱“管理辦法”）將於5月1日起施行。這個主要針對宗教教職人員的管理辦法第三條規定，宗教教職人員應“熱愛祖國，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

“管理辦法”還要求宗教教職人員抵制非法宗教活動和宗教極端思想，“抵禦境外勢力利用宗教進行的滲透”等，並言明對違反該管理辦法的宗教教職人員，將按照《宗教事務條例》第七十三條等規定予以治安管理處罰，或追究刑事責任。

在很多西方民主國家，政教是分離的，宗教信仰與政黨理念涇渭分明。以基督教為例，基督徒信奉“聖父、聖子、聖神”三位一體的耶穌基督。因此，中共要求教徒必須擁護共產黨的做法，對基督徒來說違背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因為基督教反對任何凌駕於神之上的偶像崇拜。

與此同時，為配合今年中共建黨100週年，中國佛教協會、中國道教協會、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中國天主教主教團、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以及中國基督教協會日前發出開展“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三愛）主題教育的共同倡議，要求宗教信徒系統開展以黨史為主的“四史”學習活動，重點學習中共黨史，同時學習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

分析人士指出，中共通過意識形態和思想教育控制人民思想的做法由來已久，在10年內亂的“文革”期間，更是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在中國逐漸完善所謂“法治”的今天，這種意識形態控制更是深入到本應獨立於政黨、政體之外的宗教領域。分析人士認為，把中共黨史作為唯一歷史版本，強制宗教人士接受的做法，本身就不尊重歷史事實，無法為廣大信徒所接受。

傳道人：你規定你的 我傳講我的

美國普渡大學“普世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社會學教授楊鳳崗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施行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與過去幾十年來的政策一脈相承，中國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之一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因此現在中國推出這個管理辦法並不足為奇。

他說：“中國的宗教政策最近兩三年有了重大的調整，以前雖然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宗教教職人員有很大的自由空間，但現在這個自由空間被壓縮了。因為從原則上講，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列主義，其中就包括無神論。中國當局要求有神論的宗教教職人員要擁護共產黨，擁護無神論對他們的領導或者統治，這裡邊確實有邏輯上的問題。”

北京基督教家庭教會聖愛團契長老徐永海對美國之音說，中國要求宗教教職人員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與“政教分離”的基督教教義背道而馳。他說：“堅持家庭教會，堅持政教分離，堅持教會是屬靈的，是屬天的，堅持教會就是改變心靈的，把我們耶穌的心放在自己的心裡，讓耶穌進入我們自己的心裡，讓我們具有耶穌那顆愛人的心。教會就起這個作用，教會不應該成為社會團體，更不應該成為政治團體。”

深圳基督徒傳道人郭永豐對美國之音說，基督徒的使命是信上帝、信耶穌，傳福音。對於當局要求宗教教職人員要“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他表示，作為基督徒，他不反對，也不支持。

他說：“因為支持也好，反對也好，都無關緊要。我們就是傳福音。作為當官的，你信主，我們就高興，你不信主，我們就對你很憐憫，很同情。不存在擁護不擁護的問題。共產黨要求你口頭上要擁護，我們不反對，也不支持，你願意怎麼搞，那是你的事情。”

專家：提防宗教淪為中共操縱的工具

《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還規定，宗教教職人員不僅要遵守憲法、法律、法規和規章，還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宗教獨立自主自辦原則”，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

普渡大學教授楊鳳崗認為，任何一種宗教傳入都要適應本地的社會政治制度和文化，因此堅持“宗教中國化方向”字面本身沒有什麼問題，但必須要提防宗教被淪為中共操縱的一個工具。他說：“當提中國化，連道教也需要中國化的，那顯然現在所說的中國化，並不僅僅是中國化，而實際上是黨國化。有很多宗教人士對此難以接受。”

徐永海長老表示，與外國的教堂和十字架等教會場所相比，中國的家庭教會最“中國化”。他說：“中國的家庭教會什麼都沒有，就是一些弟兄姊妹，在自己的家裡，大家聚在一些學聖經。如果說中國化，我們最中國化。我們只在精神上強調是耶穌的聖徒，其他方面我們都不強調，都可以改變。因為耶穌不變，其他的變不變都不重要了。”

傳道人郭永豐強調，耶穌基督的真理是絕對的、永遠的，不可能中國化。他說：“如果每個人都要把信耶穌個人化，我要把基督教轉化為適合我的宗教，那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這樣的話，那就是異端邪說。”

根據2018年中國發布的第二部宗教白皮書“中國保障宗教信仰 自由的政策和實踐” ，中國擁有3800 多萬名基督徒。但據非官方統計，實際人數可能高達9千多萬，甚至超過中共黨員的人數。其中一部分基督徒歸順於官方的三自教會，大多數屬於被官方禁止的“地下教會”（又稱“家庭教會”）。

基督教越打壓發展越快

徐永海長老說，“管理辦法”施行後，宗教自由空間會受到進一步的擠壓，家庭教會的教職人員和信徒也肯定會受到進一步的打壓。但是他說，當局越是打壓，中國的家庭教會發展就會越快，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基督徒人數就從幾百萬發展到幾千萬。

他說：“所以我們也不怕打壓，即使我們被迫要回到家庭聚會的形式，回到地下聚會的形式，我們仍然能夠'為主作工'，對於這一點我們非常有信心。我們不怕打壓，不怕空間縮小。”

徐永海說，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即使當局進一步收緊對家庭教會的控制，乃至打壓，也很難回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八十年代非官方的基督教會教職人員和教徒遭受的境遇。

1950年代，主張無神論的中共建政後對基督教開展了“三自愛國運動”（自治、自養、自傳），要求民間的教會加入官方的“三自教會”。但是北京地區11個獨立教區負責人拒絕參加官方的三自教會。其中包括中國基督教家庭教會領袖之一袁相忱，以及自立教會的代表人物王明道，他們都被以“反革命罪”判處無期徒刑。

徐永海說，中國的獨立教會並沒有因此而消亡，反而從50年代所謂的“非法”，逐漸發展到80年代的“地下”，進而在90年代“走到地上”，現在的家庭教會雖不隸屬於官方，但已從過去的“偷偷摸摸”，完全公開化。

郭永豐說，當局打壓基督教徒，在中共主宰的中國是很正常的。但是他說，當局迫害基督教，未必能戰勝基督教。他提到，古羅馬時代，很多基督徒慘遭迫害，但是基督教反而越來越發展和壯大。

哈佛專家

基督教網絡空間被擠壓 習思想登堂入室滲透教會講道
2021年5月11日
申華

中國當局近日加強了對基督教網絡空間的打壓力度。一些聖經微信賬號被封，聖經移動應用程序下載受阻。與此同時，習近平思想堂而皇之地進入三自教會，並試圖與聖經教導混為一談。分析人士認為，這給官方和家庭教會都帶來更大的挑戰，甚至逼迫。

打壓擴大到網絡空間

國際宗教迫害監督組織“普世基督徒關懷差會”（International Christian Concern）近日披露，中國政府為在全國範圍內打壓基督徒，正在將矛頭轉向基督徒活動的網絡空間。

該組織說，最近有的基督徒微信賬號突然消失，一些基督教福音團體和刊物的網頁，其中包括“福音聯盟”、“古舊福音”和“生命季刊”等目前也只有網頁，而沒有內容顯示，代之以網警告示：接到相關投訴，該網頁“違反“互聯網用戶公共賬號信息服務管理規定”已被屏蔽所有內容，賬號已被停職使用。

該組織還說，聖經移動應用軟件（Bible Apps）已從中國境內的網上應用軟件商店（Apps Store）中被刪除，希望下載者必須翻牆才能獲得這款聖經應用軟件。另外，購買精裝版聖經現在變得越來越困難，官辦三自教會的書店則公開出售習近平著作等中共文宣品。

美國的基督郵報（Christian Post）近日在報道中共關閉聖經Apps和微信公眾號的消息時稱，5月1日起，中國天主教主教任命必須獲得“中國天主教主教會議”的批准。此舉違反了中梵2018年就主教任命達成的秘密協議。

冷水煮青蛙：以點帶面？

北京家庭教會的孫牧師對美國之音說：“把聖經學習控製到這種地步，一是不應該，二是不可能。現在都什麼時代了？不過，即使控制，不讓讀聖經，翻牆也很容易，很多人手機內都有翻牆軟件。”

他表示，一方面，中共建立了強大的防火牆，另一方面，人們又能在網上找到，甚至買到翻牆軟件，因此這種做法既達不到禁止或限制基督教網絡活動的目的，而且也影響經濟發展和中外文化交流。

四川家庭教會的林牧師說，當局箝制教會在網絡空間的活動在他們那裡還沒有出現，一旦出現，微信和朋友圈內一般很快就會知道。

他說：“根據以往經驗，當局不會一下子全面鋪開，而是先在一些地區個別進行，然後慢慢地發展，如同'冷水煮青蛙'，等大家都習慣了，沒有感覺時，然後再鋪開，這是當局的一貫做法。”

孫牧師還說，網絡聚會是他們目前唯一的聚會方式，大家正在學會跟網警周旋：“因為疫情我們只能網絡聚會，原來使用騰訊軟件，因此聚會往往會被中斷，一次聚會有時會斷兩三次，如今我們用另外一款軟件（為安全起見軟件名稱從略），就沒有這個現象了。”

他說，當局更加關注的是較大規模的網上群體聚集，因此教會努力化整為零，“跟當局捉迷藏”。目前，他們的聚會規模只有不到10個人，尚能正常進行，一旦聚會人多了，恐怕就會受到影響，

教會佈道宣揚習思想

中國當局將聖經學習和教友聚會活動從網絡空間驅逐的同時，習近平思想正在一些教會，重點當然是官辦三自教會。

網上有網友從廣州發來的照片顯示，基督教沙面堂所屬的“教會書店”中赫然著陳列習近平的著作。這位網友說：“習近平的書對三自教會牧師來說，可以代替每天必讀的聖經，很多三自牧師可能並非每天讀聖經，但是習近平的書不可少。”

還有網友爆料稱，浙江省蒼南地區一個農村教堂的主日崇拜為了宣揚習思想，把講道題目定為“不忘初心”，內容包括共產黨員幹部的初心、基督徒的初心，以及不可忘記那起初的愛。牧師講道時說，黨員幹部的初心是“愛人民，解放全中國，推翻三座大山”，這種提法是試圖與聖經中所說的對神的“起初的愛“混為一談。

網友稱，為了褒獎這種做法，有人甚至設計了一款以五星紅旗元素為基調的牧師袍聖帶，並稱這是特意為三自愛國會的牧師設計的。

三自教會呈現迥異

李女士是北京市一家三自教會的教友。她對美國之音說：“可能是教會工作人員們被要求學習習思想，反正牧師講道時沒有特意強調學習習思想，按照基督的精神走，沒有受社會上的政治影響。”

她說，他們的百餘人的網絡讀經群目前照樣進行，沒有發現受干擾的異常情況。以前的例行查經班、禱告會、聖餐等都在陸續恢復。

但是，她不排除有個別教會做法“偏激”的可能性。她在參加另一個三自教會的聚會時就感到了濃厚的政治氛圍氛圍，由於受官方思想的影響，牧師在講道中常常夾雜著一些“政治上的話語”。

另外，在被中國官方打壓的家庭教會，無論是基督教會，還是天主教會，牧者講道更強調堅持聖經真理，反對政府干預宗教。很多教徒不惜冒著生命危險竭力捍衛在他們看來“純正的信仰”。

哈佛專家

中國打壓基督教行動下，牧師王怡的信仰和抗爭
張彥
2019年3月26日

北京——2006年，三名中國基督徒曾前往華盛頓，請求喬治·W·布希總統支持他們爭取宗教自由的鬥爭。其中一名是當時33歲的成都律師王怡，他幾個月前才皈依基督教。

但那時，王怡已是一名如此重要的基督徒，以至於活動的組織者們確保他去了白宮。這位全國知名的政論文章作者和民權律師不久後成立了一家有500名成員、獨立於政府控制的教會，以及一個神學院和幼稚園，他甚至還成立了一個幫助政治犯家屬的小組。所有這一切都是非法的，但他憑著意志力都做到了。

如今，現年45歲的王怡又回到聚光燈下，這次，他是嚴厲打擊基督教運動的焦點。他的秋雨聖約教會和其他類似的教會在中國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中廣受歡迎，這些教會反抗政府的控制，考驗著執政的共產黨使中國教會就範的決心。

「他看到了一場與政府不可避免的鬥爭，因為政府試圖控制教會，」與王怡多次見過面的美國牧師王以諾說。「他知道他們遲早要抓他，所以沒有必要躲起來。」

這也是王怡近年來敢於大聲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走向威權主義的原因之一。

去年12月，他和100名教會成員遭到拘留。雖然大多數人已經獲釋，但王怡夫婦以及其他11人仍被關押，當局不許他們與外界接觸，不能聯繫律師。

對王怡夫婦的指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通常會帶來長期監禁的判決。2009年，當局就曾以同樣的罪名判處異見人士劉曉波11年監禁。他後來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於2017年在監禁中去世。

據拘留後獲釋的教會成員說，警方還在調查王怡及兩名資歷較淺的牧師的經濟犯罪問題，比如他們是否未經政府批准出版了書籍和DVD，這在中國是違法行為。

許多已獲釋的會眾因為加入教會失去了他們的工作和住房。還有一些人被送回老家，或銀行帳戶遭凍結。王怡11歲的兒子現在和74歲的祖母住在一起。

打壓基督教的行動是控制中國快速增長的宗教團體更廣泛努力的一部分。這種努力包括把100萬名少數民族穆斯林關押在中國偏遠西部地區的拘禁營中，這種做法招致了國際社會的譴責。

信奉伊斯蘭教的主要是居住在中國遙遠省份的約2000萬少數民族，而約6000萬信奉新教的漢族則居住在中國的經濟中心地帶。他們中大約有一半在靠自己籌資、自己管理事務的教會做禮拜。

以前，這些教會中有許多被稱為地下教會，但在過去的十年中，它們中的一些已經成為公開的大型教會。這些中國大城市的教會由受過良好教育的白領專業人士負責，教會擁有財產，並有全國範圍的聯盟——這是中共無法容忍的，該黨對非政府組織嚴加控制。

北京擁有1500名成員的錫安教會和廣州的榮桂裡教會也是這次打擊的目標。錫安教堂已於去年9月關門，榮桂裡教會每週曾吸引了數千名禮拜者。

與以前的地下教會不同，這些獨立教會希望公開活動。

「他們想成為山巔之城，」瑞典哥德堡大學研究當代中國基督教的教授楊富雷(Fredrik Fallman)說。「但人們以有組織的方式獨立於黨是中共的根本恐懼。」

自從習近平2012年上台以來，中共一直在大力提倡傳統中國的輝煌和尊重權威等概念。

王怡這樣的基督徒已在挑戰這種自上而下的意識型態。許多人對基督教的社會參與模式感興趣，尤其是加爾文教義的新教教派。

「傳統上，中國的基督徒主要關心的是拯救人的靈魂，」余傑說，他是一名流亡作家，曾在2005年幫助王怡皈依基督教。「但王怡及其他像我們這樣的人並不認為這個世界是無可救藥的腐敗。我們想改善它，所以我們把重點放在公共服務和正義等問題上。」

王怡生於1973年，在位於中國農村地區的四川省三台縣長大。他在上小學時遇到了現在的妻子，並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馬上被她迷住了。

政府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鎮壓了支持民主的抗議者那年，他才16歲。但那件事決定了他的人生，促使他從事法律職業，讓他對正義有了興趣。

所有這一切意味著他的教會在敏感領域異常活躍。

教會成立了一個幫助政治犯家屬的小組，定期探訪他們，為他們的孩子支付大學學費。教會還資助過一個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抗議過中國計劃生育中普遍使用墮胎的做法。

牧師王怡還為1989年6月4日天安門大屠殺的遇難者做祈禱。在一張廣為流傳的照片中，他戴著牧師的白領片，手裡拿著一張紙，上面寫著「六月四日為國家禱告」。

他還成了習近平的尖銳批評者，尤其是在去年取消了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後，這讓習近平得以連任第三個任期，並有可能終身統治中國。

王怡在為回應這件事發的信息中稱習近平是「僭主」，他「不是修憲，而是毀憲法」。

他的教會中有些人反對他如此公開的政治表態。兩年前，一名牧師離開了秋雨聖約，創辦了自己的教會，他批評王怡的一些言論是想引人注意。但教會裡的其他人認為這些言論有必要。

王怡的直率使他成為中國基督教中最具兩極化的人物之一。政府為了減少基督教的公開象徵，在一個省裡開始把包括政府管理的教堂尖頂上的十字架拆下來時，王怡並沒有對受影響的教堂表示同情。相反，他說這些教堂的牧師為政府控制的教會服務是錯誤的。

作家余傑說，他不知道他的老朋友如此公開地跟政府做對是否明智。

「作為一名牧師，你當然有責任保護你的會眾，」余傑說。「考慮到中國的情況，這是要思考的事情。」

但王怡早就預料到他會因為國家控制的問題被拘留。

在2017年的一次佈道中，他問教會會眾，如果政府要求對他們的教會進行哪怕是有限的控制，他該怎麼做：是順服從而避免迫害，還是反抗呢？

他說，有些人可能會問他，能不能出一點點兒妥協。

「我們家還有80歲老母，我們的孩子剛剛出生呢，」他用想像中爭論進行的方式說。

但然後，王怡給出了反對這種妥協的理由。

「在一個世界上，在一個彎曲、悖謬、乖謬的世界上，怎樣來呈現我們是一群信靠耶穌的人呢？」他說。「那就是通過肉體的順服、肉體的受苦，來彰顯我們靈魂的自由。」

哈佛專家

蔡詠梅：我爲什麽信仰基督教？——青年學者王怡的自述

問：聽說你是個基督徒。我們看到現在一大批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包括一些維權律師也加入教會，爲什麽會有這個現象？

王怡：這有幾種情況。四九年後的幾代人，包括我們這一代都是在無神論的教育下長大，我們的覺醒有幾種情況，人文知識份子可能是從審美的角度覺醒，發覺共産黨統治下的語言文學及其形式簡陋不可接受。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學，地下詩歌就是從審美的覺醒開始的。另一種情況是價值上的覺醒，即追求自由民主價值，回到五四時的傳統，從政治上反思反抗共産黨一黨專制的統治。在整個八十年代所謂的新啓蒙時代，就是價值的啓蒙，當然也包括審美的啓蒙在內。

問：還有呢？

王怡：第三種是信仰的覺醒反思。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八九年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八九年之前知識份子追求自由民主價值，這種追求跟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儒家式自覺擔當社會重任的士大夫使命感有關。但這種把民主夢當作生命的價值觀很危險，第一很容易破滅，一旦發現這個夢無法實現，如八九年後大多數知識份子幻滅後就向共産黨和社會現實妥協，或是變得虛無，走向相對主義，沒有精神力量去支撐自己的理想，這是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選擇犬儒、投降的原因。第二，少數堅持一生都將民主自由作爲自己的信念的人，不管怎樣艱難都堅持，但對苦難的崇拜不意味著他的生命是一個有價值的生命，也不能保證在民主化後他不會腐敗變質。

問：聽說焦國標也信仰基督教？

王怡：最近這幾年大陸的知識份子特別是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出現走向基督信仰的趨勢，有很多的知識份子開始成爲基督徒，如小說家北村、余傑，維權律師的群體裏面李柏光、高智晟等人，而更多的人接近親近或開始了解基督教，包括焦國標最近也決志成爲基督徒。決志是在我心裏確定要有這樣一個信仰，要讓耶稣基督是我生命中的主，然後有一個開口禱告，即我們說嘴裏承認心裏相信。然後才做正式的受洗儀式。

從個人主義走向更高的源泉

問：你是怎樣走上基督徒的路？

王怡：我讀大學就接觸過聖經，但只是一般地去研究了解，我很早就對共産黨的無神論有反思，不再是無神論者，但也不是一個有信仰的人，我以前很羨慕，也很尊敬那些有信仰的人，但覺得自己終其一生不可能進入到這種境界中。這幾年作爲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作出了一些個人的努力，得到許多人的尊敬和贊揚，但我自己非常警惕那種士大夫自以爲義的自我聖化的情結。當我開始堅持比較大膽的政治批評和言論，開始受到很多壓力的時候，比如停我的課，幹預我的聘任調動，中宣部不讓主流媒體發我的文章，甚至我的家庭受到騷擾，收到恐嚇的匿名信時，我就出現了一種疲憊感，不是恐懼害怕。我以前是一種個人主義的立場，我經常強調說我爲什麽要寫文章批評共産黨，是因爲我心裏不舒服，我是一個不能接受不自由的人。不是爲對他人的擔當，而是我個人主義的選擇，當因此而疲憊，産生無力感時，我有時會擔心，這種個人主義的選擇是不穩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變了，難道我就放棄嗎？這就是信仰的開始，即對自我的懷疑，他使我謙卑，認識到自己也是罪人，不義的人，雖然別人認爲我作了一些有義的事。我開始意識到我的力量來自一個更高的在我之外的源泉。我相信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值得一生去追求，是善和公義，但這個公義和善不是從我內心流露出來的，我不可能是個源頭，我只能去接受他，用一種卑謙的心去領受他。這樣我就慢慢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接受在基督裏面的愛和公義。

兩個迫害教會案産生心靈震撼

問：在你走進基督信仰這個過程中是否有人給你傳教，給你啓示？

王怡：在之前我已開始讀聖經，也有一些朋友像余傑向我傳福音，我也開始參加一些基督教會的聚會活動，若我到北京就會參加余傑的方舟教會聚會，但我成爲基督徒的信仰與兩個基督教會受到政治迫害的案子有很大關系。一個是華南教會案，是近幾年中共打壓基督家庭教會最悲慘的一個案子，零一年這個教會的龔聖亮牧師和其他兩人一審被中共以邪教罪強奸罪和故意傷害罪的罪名判死刑，整個華南教會有六十個人被判刑或勞改。去年四月華南教會兩位姊妹到成都來，其中一個是龔聖亮牧師的妹妹，我請她們和成都一些知識份子朋友到我家來聚會，請她們向我們講華南教會的案子和她們的信仰。她們講了受迫害的情況，怎麽被嚴刑逼供，一位姊妹在看守所被打死，強迫她們承認她們的老師龔聖亮牧師強奸了她們。那次聚會給我很大沖擊，我在她們臉上看到了一種神聖的光，她們只讀過小學的普通農村婦女，對我們這些知識份子造成很大震撼，我感到從未接觸到的光亮和人性的美好。在此之前我也看過“十字架在中國”這套紀錄片，這個片子對包括我在內的大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都有很大的沖擊，這兩個華南教會的姊妹走後，就在我家裏開始了聚會，一個讀經的小組。去年十月份我們和幾個維權律師一起前往華南教會調查他們的案子，我們與很多中共指控被龔聖亮牧師強奸的姊妹作了完整的筆錄和錄像，我們看到了整個華南教會被迫害的情況，也看到了她們信仰的虔誠和純正，他們不是中共所宣傳的邪教和異端。

問：第二個案子呢？

王怡：是去年的蔡卓華牧師印聖經的案子，我是辯護團的成員之一。我在去年參加了這兩個基督徒受迫害的案子的調查或辯護，去年也參與聚會和讀經，最後確定了我的信仰。

信主之後追求民主自由更堅定

問：在這個過程中有無很戲劇性的細節？

王怡：我有一個使我接納信仰的很重要很戲劇性的事。去年六月份一天我在家裏爬梯子，在書架最高一層翻書，不小心從上面摔了下來，那次我縫了九針，在床上躺了一個月。當我摔下來躺在地上不能動那刻我開始唱贊美詩，並開始禱告，這是我第一次開口禱告。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我非常有象征意義的經驗。我那個龐大的書架代表著知識份子的知識理性和自負，我們靠知識和理性去尋求真理，你感覺自己好像掌握了真理，與一個專制政權作鬥爭，你是站在公義的一邊，站在道義的高峰，結果我從最高處跌下來——那一刻我好像感覺到走到了理性的盡頭，感受到知識份子憑自己的力量是無法達到真理的，我兩手空空，開始可以接受我之上的啓示。懷著是平安和一種喜樂的心理，這件事對我的信仰有很重要的意義。

問：有了信仰後，追求自由民主事業是否會更加堅定？

王怡：知識份子接受基督信仰後，對自由民主的理解比八九十年代的理解更深了一層。對于基督徒知識份子來說，一個政治共同體必須是民主自由的，因爲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人生而平等，如果沒有這一點，我們就沒有資格要求其他人待我們如兄弟，強者就可以淩駕于弱者。我們常說共産黨統治沒有合法性，一沒有人民的同意憑什麽統治我？人家強權者也可以說，憑什麽要你同意，我有槍有炮爲什麽要你同意？人與人之間組成一個政治共同體，只能是民主自由的，就是因人的平等和獨立是來自于神，對于一個基督徒，這是一個起點。對我來講，要在中國追求自由民主，是一種使命感！是我作爲一個基督徒的使命感！我不能夠容忍看到一個不公義的不自由的社會在我眼前，信主後我比以前更加堅定了。我也觀察到很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接納基督教後，有這樣的勇氣和使命，而且在這種勇氣中也開始卑謙，不會自我驕傲。

教友禮拜聚會通常五六小時

問：目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非常強勢，是這樣的嗎？

王怡：不錯，很明顯。在八九十年代基督教的發展主要是鄉村教會，城市和知識份子中的教會非常少。城市中分成兩種，一是海外教會回來傳教，基本集中在城市，韓國和海外華人的傳道人很多，包括台灣教會也在做大陸福音傳道工作。第二種是中國鄉村教會比較發達的，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向城市傳福音，最重要的就是溫州的教會，也有河南的教會，最近這幾年城市知識份子團契，包括大學生學生團契出現明顯上升趨勢。去年我到成都另一個學生團契中去，意外發現我有三個學生在那個團契中，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到福音傳播在知識份子和大學生中間面還是很廣的。

問：基督教的複興是否也與中國當前價值虛空有關？

王怡：那當然，八九以後中國社會一直在討論價值虛無，信仰真空的問題，信仰處于饑渴狀態。所以海外很多回來的人到大陸鄉村教會都非常驚訝，發現大陸信徒的虔誠，饑渴正義的狀態與海外教會完全不一樣。我在海外參加星期天的聚會，通常一個半小時，在大陸，包括我自己家裏的聚會，經常是五六個小時。我在華南教會看到他們每天五點鍾起床，讀半個小時聖經，然後一直禱告到八點鍾，每天如此。很多人在討論法輪功信仰時也提到中國大陸的信仰真空問題，最近佛教在城市鄉村的發展，包括共産黨幹部中也很鼎盛，四川遂甯天主教傳統很深，我到遂甯步雲鄉發現十個村有十三個寺廟和一個天主教堂。宗教信仰複興力量在今天的中國非常強大。

支持異端教派的維權活動

問：中國基督徒有多少，有沒有數字？

王怡：說法不一，通常說法是基督徒有六千萬到七千萬八千萬（包括天主教徒），去年我看見一個韓國福音傳播機構作的最新統計說有一億人。不過由于中國教會大量呈地下狀態，很難統計，我個人認爲這個數據有誇大。

問：中共對基督教會的發展打壓也很厲害。

王怡：中國現在維權運動相當一個重要部份是爭取信仰自由的維權，目前是以法輪功和基督教的維權爲主要部份，這也是中國的民主轉型與其他地方，如台灣，韓國不一樣的地方。在台灣國民黨政權不是建立在無神論基督徒上的，它是有信仰自由的，民主轉型過程中不包括一個信仰上的“聖戰”。中國共産黨是在主動挑起價值領域上的“聖戰”，它要捍衛共産黨的意識形態，所以它要打壓法輪功，去年底中共成立馬列學院，重新高揚馬列主義，在高校繼續加強馬列主義教育和入黨的宣傳，加強在教材領域裏的意識形態控制。最近教育部編印新的文藝學理論教材，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只負責五章以後的內容，一至五章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由黨校來負責。胡錦濤在前年提出要打擊新自由主義、搶奪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中國民主轉型有一個重要特征是，雖然共産黨已不相信共産主義，但仍然依靠它的哲學基礎，一切的宗教信仰，甚至自由主義等觀念體系也會構成對共産黨的意識形態價值領域打引號的“聖戰”。華南教會案是對鄉村教會案最嚴厲的打壓。去年的蔡卓華案是開始打壓城市家庭教會的一個訊號。

問：除了介入這兩個案子，你們在宗教信仰維權方面還做了什麽工作。

王怡：我們在去年年底成立了一個中國基督徒維權律師團，希望更多基督徒律師和法律人關心和參與信仰維權。這個律師團有高智晟、我、李柏光、滕彪、範亞峰、張星水等等。我們還介入另外一個案子——三班仆人案，有幾個律師在爲他們辯護。三班仆人在海內外教會中公認是異端教派，但是從教義上來判斷是正統或異端是一回事，在國家政府的利益上來判斷邪教是另一回事。從律師立場來看，世界上沒有法律意義上的邪教組織，對一個異端教派動用法律手段進行政治迫害，我們仍然要幫他們維權，任何人包括持異端教義的人都有權受到公正審判，而政府也沒有權力去幹涉和評判一種教義、信仰或一種思想是正確還是異端。我們追求的信仰自由最終是政教分離、維權第一是捍衛信仰自由，政府沒有權力去評判，所以我們認爲在法律上對三班仆人的迫害是不公義的，我們要爲他們呼籲，就像高智晟律師爲法輪功呼籲一樣。

希望實現愛與和平的民主轉型

問：在中國民主化轉型中，基督教真的是起到積極作用嗎？

王怡：已有兩個陣營國家的民主化轉型可以證明。第一個是共産主義國家的民主化轉型，比如波蘭、捷克，天主教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亞洲國家的轉型基督教的作用以韓國最典型，韓國的基督徒已達到全國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近二分之一，韓國基督教會在韓國民主化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他們在國家困難的時候舉行過幾十萬人的禁食禱告。金大中曾說過，如果沒有基督教，韓國是不會完成民主化轉型的。台灣的基督教會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也發揮過很重要作用。台灣民主化運動分兩個部份，一個是知識份子主導的黨外運動，它的高峰是在七十年代的後期，但台灣的基督教長老會在七十年代中期已提出自由民主的台灣國這個目標（在台獨運動中長老會所起的作用很大）。到七十年代末的美麗島事件是黨外知識份子和基督徒長老會力量彙合的一個標志，比如美麗島事件中十幾個被告有四人是長老會的牧師，辯護律師中有四位是長老會的基督徒。我們再看國內的維權運動，現經常與甘地的非暴力運動及馬丁．路德金民權運動作對比，在談到中國末來民主的轉型，如六四平反社會和解，會提到南非的轉型和南非的圖圖大主教所主導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台灣長老教會在介入台灣民主運動中堅持的原則是愛與非暴力。如果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轉型是漸進式的，不會導致整個社會崩潰、仇恨和清算，我們也希望中國未來轉型是愛與非暴力的轉型，在這個過程中，包括基督徒在內的信仰團體在今天爭取他們的信仰自由，在未來將爲整個社會愛與非暴力的和平轉型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撐。

《開放》2006.04

哈佛專家

支持全世界的基督徒爭取民主自由

哈佛專家

共產黨係十惡不赦的魔鬼！耶穌基督必定打敗共產黨！法輪功必定打敗共產黨！

哈佛專家

信道教會比信天主教或基督教好一些。因為信觀音和信道教沒有矛盾。但信耶穌不允許同時信觀音。

我現在沒有信仰，感到很迷茫。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