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中共滅佛「荒唐創作」遍全國　阿彌陀佛被整成康熙大帝
出版時間 2019/11/14

為執行習近平「宗教姓黨」的命令，中國在各地打壓宗教，對大型宗教雕像的整治力道有增無減，「不信共產黨，共產黨就把佛給你拆了！」更是中央下達的命令。由義大利都靈新興宗教研究中心（CENSNUR）主辦的中文網路雜誌《寒冬》（Bitter Winter）近日指出，在中共大規模的滅佛運動下，宗教雕像紛紛遭改造，以去除宗教色彩，導致中國各地出現許多荒唐可笑的「創作」。

在河北省承德市圍場滿族蒙古族自治縣的永慶寺，一尊阿彌陀佛像8月被改成古代帝王康熙像。知情人物稱，這尊12公尺高的阿彌陀佛像是由當地百姓於2005年集資修建，香火鼎盛。當地宗教局勒令廟公將露天佛像拆除，並稱這是執行中央命令。

當地政府曾提出將佛像改為毛澤東像、孔子像或者康熙像，並稱「只要不是佛像就行」。由於該處交通不便，無法安排車輛上山拆除佛像，廟公被迫雇人改造雕像，在阿彌陀佛像的頭上戴上帽子，加上辮子和鬍鬚，將它改成「康熙像」。但政府官員對改造結果不滿意，稱雕像的手部和蓮花底座還能看出是佛像，要求繼續修改。

看著不倫不類的巨型雕像，一名信徒無奈地說：「我拜的是佛？還是康熙呢？」另一佛教徒直言：「共產黨不讓有露天佛像，就是害怕人們都拜佛拋棄共產黨了。老百姓求神拜佛都讓它（中共）感到不安，看來中共的統治是撐不了多久了。」

不僅阿彌陀佛被迫改造成康熙像，各地的（道教始祖）老子像也頻遭改造。今年7月，遼寧省東港市孤山鎮居民發現，大孤山景區玄都宮內的老子騎牛造像「變樣」，不僅頭上多了一頂大大的斗笠，左手所持竹簡還變成了一本半開半捲的書卷。

據知情人士透露，去年9月，市宗教局官員查封了玄都宮，並以「沒有合法手續」為由，欲拆除老子騎牛的露天雕像。後經投資者與市政府協商，這座露天雕像得以被保留，但當地政府要求把老子像改成《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像，於是老子像就改了造型。

《寒冬》也列出中國今年拆佛、毀佛的事件簿：

7月17日：河南拆10公尺高釋迦牟尼佛像

河南省洛陽孟津縣龍興寺內一座約10公尺高的露天釋迦牟尼佛像，被當地官員勒令拆除。知情人透露，當地官員遭上級警告：3天拆不掉，自動離職！在當地官員的命令下，工人連續作業拆除佛像。一名村幹部說：「中央下達命令，所有的露天佛像都得拆！中國誰有習近平的權力大！誰敢不聽！」

據當地村民則說，為保佛像免遭拆除，該寺信徒曾用遮陽網將大佛像遮蓋，但還是難逃一劫。一名信徒無奈表示：「共產黨怕人以後都信這個（佛），不信共產黨。將來（百姓）都有信仰，共產黨不完了麼？所以就趕緊下令全拆。」

6月中旬：吉林炸毀29公尺高釋迦牟尼山體雕像

吉林省吉林市豐滿區一座29公尺高的釋迦牟尼山體雕像，被政府以「超高」為由炸毀，政府人員在現場監督。知情人士指，這座佛祖山體雕像由私人出資約300萬元人民幣（約1300.99萬元台幣）建造，歷經11年雕刻出佛像輪廓，還未打磨、鍍金，就被政府強行炸毀。

炸毀佛像前，出資者就遭到政府官員警告，指拆除佛像是全國大趨勢，誰也抵抗不了，如果他反對拆佛像，就會被捕關押。政府內部人士坦承，如果不拆石佛，當地官員都得被撤職。

5月3日：山東聖泉觀音像「被整容」變孔子

山東平度市開發區城東埠村一尊由大理石建造而成、高21公尺的聖泉觀音像，擺放於聖水池民俗文化園。2011年耗資200多萬元人民幣建成以來，被稱為「山東第一觀音」，成為當地景點之一，吸引不少遊客及村民燒香祈福。去年秋，村民被告知中央下令破除迷信，禁傳播封建迷信，包括信佛、拜觀音都不行，聖泉觀音像必須拆除。

村民不捨得摧毀觀音像，又不敢違抗禁令，於是想出「奇招」將觀音改成孔子，因「孔子屬中國傳統文化聖人，紀念孔聖人不是迷信」，試圖讓當局放過雕像。後來村民請人把觀音的頭變成孔子的頭，觀音身子不變，這項「創意工程」歷時3個多月，耗資40多萬元人民幣。

2月2日：河北炸毀山崖滴水觀音

河北石家莊平山縣皇安寺後山崖上的「滴水觀音」被當局炸毀。該雕像耗資1,700萬元人民幣（約7372.25萬元台幣）於2017年建成，像高57.9公尺，為全球最高的摩崖石刻立式觀音像。

滴水觀音像原本吸引許多遊客觀光朝拜，大型節日和旅遊旺季每天可迎來上萬名遊客。今年1月底當局展開拆除工程，省、市、縣領導親臨現場指揮，更一度封鎖皇安寺景區，禁止出入拍照，並警告「誰若（敢）干涉拆除行動就抓誰」。有知情人士指，炸毀觀音像的命令由北京直接下達，原因是「朝拜者太多」。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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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三省滅佛強拆大型露天佛像　政府人員：佛教不能比共產黨大
2020-08-08蔡從心       

中共對宗教零容忍，強拆宗教造像行動在湖北、廣西等地持續進行。

今年6月，位於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區青峰山頂一座四面觀音像被當地政府強行拆除。

據該地區一位村民稱，2012年，當地百姓捐款186萬元（人民幣，約26萬美元）修建了這座高9.3米的觀音像，代替了文化大革命時期被炸毀的那座觀音像。

這位村民說，今年4月11日，當地政府沒有提前通知就派人開始拆除觀音像，村民聞訊後紛紛趕往山上攔阻拆除，但政府人員威脅村民稱誰鬧事就把誰抓到牢裡關起來，並說這是上面的政策，「佛教不能比共產黨大」。拆除觀音像的工程耗時兩個月。

「我們沒有辦法，因政府動不動就抓人，我們也不敢出頭啊。」另一位村民很無奈地說。

4月下旬，廣西省岑溪市某花木場內一座高9米、寬16.8米的露天佛像被強拆。該花木場免入場費，吸引了周邊民眾前來拜佛。

4月中旬，當地政府官員通知花木場所在村的村幹部稱，大佛像「未經審批，又超高、超大，屬於違建」，必須拆除。

一位村民告訴《寒冬》，村幹部原計劃用泥土蓋住大佛像，不讓人再去祭拜，以保住大佛像，但因佛像太大計劃告吹，4月下旬，市統戰部部長僱人將大佛像強拆。當時，現場有20多個武警把守，阻止100多名圍觀民眾攔阻拆佛像。

只要是被政府認定為「超高」的宗教造像都難逃被強拆的厄運。去年11月，四川省興文縣白象寺一尊高9.8米的露天觀音像也被強行拆毀。

據知情人透露，觀音像被拆前一個月，當地民宗局就勒令該寺負責人自行拆除觀音像。官員稱，不拆觀音像省委書記的烏紗帽不保。拆毀露天觀音像當天，寺內30多尊菩薩像也被砸毀。

「沒有人敢攔阻，現在政府黑得很，我們再氣也沒有辦法。」住在白象寺附近的一村民說。

寒冬記者  蔡從心

https://zh.bitterwinter.org/outd ... olished-nation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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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滅佛不手軟！ 冷血剷平58尊佛像、800尊羅漢
2019/09/30 17:07

〔即時新聞／綜合報導〕中國近來大力打壓宗教勢力，許多地方的佛像不是「被消失」就是「被改建」，讓許多信徒感到氣憤又無奈。近日又傳出58尊摩崖佛像被剷平、寺院中的800尊羅漢像也被拆光光。

長期關注中國人權議題的《寒冬》雜誌報導，中國近期「見佛就拆」的政策令許多信徒苦惱，不管在觀光區、佛寺或墓園，中國常以「非宗教場所或違建」為由進行拆除，當局稱佛像的數量太多且太高，但民眾都知道，拆除所有宗教雕像是政府的最終目的。

「世界佛教之光」摩崖雕刻在河北省僧冠峰景區內，長達300米，共計58尊雕像，不同風格的雕像表現出佛教創立及流傳路程和歷史，具有非常高的藝術價值，但這座大型宗教藝術品在5月被當局以「違建」為由拆除。

報導提到，拆除行動由省督導監督，當地政府稱若不執行拆除命令就得被開除，為防止拆除消息外漏引來民眾阻撓，拆除前夕，景區工作人員還被通知放假。拆除行動開始後，所有工作人員被下令禁止帶手機，不准拍照錄影，甚至送便當的人都被禁止帶手機。

短短三天，當局就將摩崖石雕全部摧毀，只留下拆除痕跡和光禿禿的石壁。自從雕像被拆除後，遊客人數明顯下滑，有信徒無奈表示「政府就是不讓你有信仰，雖然沒明說，實際上就是讓你信共產黨，別的啥也不能信」。

福建的靈鷲寺雖被政府列為「漳州市對臺交流重點寺廟」，仍逃不過當局的清算。該廟的300尊羅漢雕像被當局勒令拆除，還威脅若不拆除，就要把整間廟封起來。同時，遼寧善緣寺的500尊羅漢像也被下令移除，用黑色網子蓋住。

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的圓通殿就算有政府批文，公園內的一尊三面觀音像也被政府勒令拆除。當地政府內部人士透露「憲法規定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只要政治需要，什麼憲法、政府批文都可扔到一邊」。

這名內部人士更強調，在中國宗教信仰自由只在憲法和相關文件中存在，現實中又是另一回事，宗教信仰在中國一直都是受到限制、打壓和迫害的。

https://news.ltn.com.tw/news/world/breakingnews/2931623

哈佛專家

中國共產黨就是要毀滅佛教，毀滅天主教及基督教，毀滅一切宗教。leefeng幫共產黨說謊。

哈佛專家

哈。正反兩邊都被你講完了。

我就是擔心共產黨的迫害，才會精神失常的。

哈佛專家

我唔係俾基督教恐嚇。我係俾共產黨的統治經驗嚇死！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太石村事件、法輪功事件等等數之不盡的暴政！

猶記得六四事件，共產黨殺人呀！

哈佛專家

中共成立以來殺人記錄
2019-07-01 11:12

曹長青
美籍華裔獨立評論員。曾任中國《深圳青年報》副總編輯。現為美國之音、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主持新聞及文化評論網站《長青論壇》（cq99.us）。

[完整介紹]
僅以共產黨建黨以來，尤其是在中國建政之後，以政權的力量使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一事實，中共就絕對沒有資格繼續執政，而應接受歷史的審判。示意圖／取自Pixabay


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周年日。在共產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的今天，中共仍壟斷著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的權力。不少人期待這個黨能夠進行政治改革，把中國引向民主自由的道路。且不說在國際共產運動中，沒有任何一個共產政權是主動放棄權力、放棄專制而走向民主的（東歐的全部共產政權，包括蘇聯，都是被人民推翻，而後建立的民主政府）；且不說共產運動中是否會產生異數，中共是否有這種願望和能力，僅以它建黨以來，尤其是在中國建政之後，以政權的力量使八千萬人非正常死亡這一事實，中共就絕對沒有資格繼續執政，而應接受歷史的審判。

我不是研究中共黨史的專家，也不是研究共產運動造成大眾死亡的學者。只是作為中共專制下的一個倖存者，今天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得以閱讀多種書刊，把其中提及的中共造成大眾死亡的資料等資料隨手記了下來。

把這些資料綜述在這裡，一是通過這些數據（在中共建黨周年之際），促使那些對中共仍存幻想的人有所思考和醒悟；二是抛磚引玉，期待有心的中國人把各自瞭解到的中共殺人數字也寫出來，零星資料聚到一起，逐步拼出一份中共殺人數字的總體圖，有一天也像法國人寫出那部揭示共產運動殺人記錄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樣，寫出一部《中共黑皮書》。

一、中共建政初期（1950到1955年）

中共自1921年成立，就伴隨著內部清洗、外部殘殺。30年代初鎮壓內部江西AB團（殺了很多人），40年代延安整風時槍殺作家王實味等，都是著名的例子。

中共大規模地殺害平民則是在它獲得執政權力之後。在50年代初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中，就有大批中國人被處決或迫害致死。

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國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一書中的數字：50年代初期，中國有二千萬人被打成「地富反壞」份子。

前《紐約時報》駐北京採訪主任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和伍潔芳（Sheryl WuDunn）合著的《中國覺醒了》（China Wakes）中說：「據中共前公安部長羅瑞卿提交的報告估算，從1948年到1955年，有400萬人被處決。」

據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記者邵德廉（Daniel Southerland）在該報發表的調查性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Mass Death in Mao’s China，1994年7月17和18日連載）中的數字：被殺「地主」為100萬至400萬之間；被殺「反革命」及對國民政府同情者為100萬以上；迫害基督教徒和1953年的「肅反」，至少使幾十萬人喪生。

據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Stephane Courtois & Mark Kramer: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從1950到1957年，中共的城市清算鬥爭造成100多萬人異常死亡。」

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香港《爭鳴》雜誌1996年10月號刊發了摘要）：從1949年初到1952年2月分兩個階段進行的「鎮反」中，鎮壓了反革命份子157萬6千1百多人，其中87萬3千6百餘人被判死刑。

該報告還說：在1953年的「三反五反」中，有32萬3千1百餘人被逮捕，280餘人自殺或失蹤；在1955年「反胡風運動」中，有5千餘人被牽連，5百餘人被逮捕，60餘人自殺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隨後的「肅反」運動中，有2萬1千3百餘人被判死刑，4千3百餘人自殺或失蹤。

從上述數字推算，這個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字，起碼在中共黨史研究室報告提到的（合計）90萬零2千人，到羅瑞卿估算的400萬之間，或更多。

哈佛專家

二、中共建政第二期（50年代中期的反右運動）

據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中國「左」禍》一書中的數字：在「反右」中，共有55萬2973人被打成「右派」。至該書出版時，上述全部右派僅有96人沒有「平反」。中共當局堅持「反右」是對的，僅承認「擴大化」了。如以96人沒有平反來計算，那等於「擴大化」了5700倍！

據上述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合編的報告：「在整個反右運動中，有201萬3300餘人被定為右派、右傾份子和右派邊際份子（即不戴帽右派），有72700多人被逮捕，有22100餘人自殺，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蹤。」

從這份中共報告可以看出，在反右運動中被迫害的人多達200萬，而且幾乎全部是知識人。以五十年代中期中國僅有500多萬知識份子的比例來算，當時有40%的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人數達0.5%。

三、中共建政第三期（1959到1963年）

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國人口普查數字顯示，人口急劇下降。中共當局把人口下降歸於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糧食減產導致的饑荒造成。但近來越來越多的內部資料和海外研究證實，這是一場「人禍」，是政策錯誤導致，而且死亡數據相當驚人。

西方較早提出具體數字的是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80年代初的報告《中國變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該報告根據中國歷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共大躍進政策失敗後三年災害期間，因饑餓死亡了3千萬人。」

據原《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1985年所著的《新長征》（The Long March: The Untold Story）一書中的數字：「60年代初中國因饑餓死亡了2千7百萬人。」

據專門研究共產國家異常死亡人數的美國夏威夷大學政治系教授拉梅爾（Rudolph. J. Rummel）在《華爾街日報》（1986年7月7日）發表的「戰爭並非本世紀的最大殺手」（War Isn’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數字：「毛澤東時代，有2千7百萬人死於饑餓。」

1996年，前英國《衛報》記者，香港英文《南華早報》駐北京採訪主任貝克爾（Jasper Becker）的專著《餓鬼：中國的秘密饑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倫敦出版。該書首次對中國60年代初死於饑餓人數進行了大量採訪和研究。貝克爾曾前往中國幾個省份查看了「地方誌」，並通過私人關係看到了一些中共有關檔，進行了第一手察訪，因而該書資料翔實，有很多首次公佈的資料。

根據貝克爾的採訪調查，當時所以出現饑荒，主要原因為一是大躍進時九千萬人大煉鋼鐵，沒有照顧農田；二是大躍進謊報糧食產量，導致當局相信農村有足夠糧食，不僅不發糧，還仍按謊報產量推算的數字徵購糧食；三是當出現糧荒時，北京決策者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農民藏糧反對共產黨，因而繼續用強制手段征糧，並鎮壓說餓的農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糧。

該書引述中國問題專家、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埃略特國際事務學院教授沈大衛（David Shambaugh）的專著《怎樣當上總理：趙紫陽在省級工作的經歷》（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說，1959年在廣東省委負責農村工作的趙紫陽曾為此召開會議，認定糧荒是因為農民把糧食藏起來所致，因此趙紫陽發起「反藏糧運動」，派出工作組到鄉下，按家按戶、翻箱倒櫃、挖地找藏糧。由此導致「大批地方幹部被清洗，自殺，和被批判。」

沈大衛在他的這本趙紫陽傳中說，毛澤東聽到有餓死人的消息時，不相信有糧荒，認為是漏網右派造謠，階級敵人破壞。1959年2月毛澤東收到趙紫陽從廣東遞交的認定農民藏糧導致饑荒的報告後，「十分高興」，認為他的判斷得到證實。

這場人為饑荒導致大規模死亡，貝克爾的書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肅、貴州等五個省最為嚴重。僅河南省就有780萬人餓死，該省很多鄉鎮的餓死率達20-30%，僅在西縣鎮（譯音Xixian County），就有639個村子由於餓死和逃走，成為空村，死亡人數達10萬人。該省信陽地區1958年有人口800萬，結果400萬人餓死，死亡率達50%，是當時中國餓死率最高的地區。

該書提供的安徽省情況是：「根據中國政府1989年出版的《安徽人口統計年鑒》的數字，當時安徽有3千3百萬人，結果死于饑餓237萬人。其中最嚴重的是鳳陽縣，有5千1百人餓死（該書還引用華人學者丁抒的專著《人禍》中的數字：鳳陽餓死9萬人），孤兒達3304個（多數在10歲以下）。」

該書說「在鳳陽，面對饑荒，中共幹部認為是階級敵人破壞，對聲稱饑餓、以及被懷疑藏糧的農民進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繩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數達2萬8千零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人終生殘廢，被關進監獄的2千多人中，有382人死在獄中。據鳳陽縣文件，當地一位名叫趙傳居（譯音Zhao Chuanju）的副大隊長，一個人就打死了30個農民。」

後來流傳到海外的中共官方「鳳陽報告」（陳振亞於1961年2月根據該縣各鄉上報的資料寫成，載香港《開放》雜誌1994年3月號）：該縣餓死6萬零245人（接近該縣農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戶全家餓死，出現603起吃人事件（當地人說，那時只要看到誰家的煙囪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餓鬼》中提到甘肅的數字是：「甘肅省當時有1200萬人口，最低估計有69萬6千人餓死。據對這個省做過調查的原中共國務院體改所所長陳一諮的估算，該省餓死人數有120萬。曾陪同汪鋒到甘肅視察的中共官員錢英（譯音Qian Ying）自傳中的數字是甘肅餓死了130萬人。」貝克爾在中國得到的其它資料顯示，甘肅有300萬人死於饑餓。

該書提到貴州省時說：「當時該省有1600萬人口，約有100萬人死于於饑餓。其中遵義地區（中共長征時在此召開著名的遵義會議），八個人中僅有一個倖存。」

四川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份，餓死人比例也相當驚人。該書引述美國人口普查局統計學者班尼斯特的報告說：「1957年底四川有人口7千2百16萬，到1964年中期，下降到6千9百零1萬，下降比例為0.91%。據中國人口統計學者彭子哲（譯音Peng Zizhe）的估算，四川餓死了900萬人，僅在宜賓地區，就餓死了100萬。」貝克爾自己的調查估算數字是，四川餓死人數在700到900萬之間。

僅上述五個省——河南（餓死780萬）、安徽（餓死230萬）、甘肅（餓死130萬）、貴州（餓死100萬）、四川（餓死900萬）的統計估算，就有2千1百40萬人死亡。

據哈佛大學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中國譯為麥克法誇爾）的專著《文革史之三：1961到1966年的大災難》（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中的數字：「1958到1961年之間的饑荒，是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饑荒，是人類的大災難……超過3千萬人被餓死。」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導致人類史上最大規模的饑荒期，據估計造成了2千萬到4千3百萬人死亡。」

前《紐約時報》副總編輯索爾茲伯里在1992年出版了專著《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爾茲伯里曾多次訪問中國，並採訪過趙紫陽、楊尚昆、薄一波等，該書很多數字來自中共高層官員。在談到60年代初的饑荒時，該書引述中共公安部一位資深官員的估算，根據當時全國頒發的「領糧證」計算，有3千萬人餓死（後來再沒使用「領糧證」）。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的估算，「當時餓死的人數在4千3百萬到4千6百萬之間。」

據中國學者金輝在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的《社會》月刊（1993年4、5月合刊號）發表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備忘錄」中的數字：「1959到1961年之間，全中國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在4千零40萬至4千3百19萬之間。」

金輝提出的4千3百19萬，是迄今學者估算的最高數字，由於金輝的數字是從中國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各年度人口總數、出生率、死亡率為基礎及調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國官方刊物上發表，因此比較引人注目（該雜誌因刊載此文隨後遭當局查禁）。

四、中共建政第四期（1966至1980年）

據上述黎安友所著《中國的民主》中的數字：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300萬幹部被定錯，30萬被定罪（多數定為反革命）；該書引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對南斯拉夫記者所說——「當時有約一億人受株連，占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據《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上述調查報導中引述的數據：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說文革死了100萬人。

據上述索爾茲伯里的《新皇帝們：毛和鄧時代的中國》中的數字：1987年10月他在北京採訪中共高幹陳漢生時得知，在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陳伯達煽動講話後的1967年12月26日那天，僅在北京東部，就有8萬4千人被批鬥，其中2千9百53人被打死。陳漢生說，在文革十年中，有400萬人被迫害致死。僅在廣西，就有6萬7千5百多人被打死。在北京大興縣，1967年8月26日及隨後幾個星期，有125人被拖到街上批鬥，22戶全家被打死，300多人被迫害致死。

據前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報告中的數字：「1984年5月，中共中央又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核實，重新統計的文革有關數字是420萬餘人被關押審查；172萬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萬5千餘人被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武鬥中死亡23萬7千餘人，703萬餘人傷殘；7萬1千2百餘個家庭整個被毀。」

按照上述數字，文革中的死亡人數在中共官方報告的（合計）210萬人到陳漢生估算的400萬人之間。。

哈佛專家

五、中共建政第五期（1989年及之後）

「六四」 屠殺中到底有多少人喪生，至今中國政府沒有公佈。上述紀思道和伍潔芳合著的《中國覺醒了》談到「六四」死亡人數時說，根據北京一些醫生提供的資訊，估算遇難者在400到800之間，幾千人受傷。紀思道對此感歎說，即使按保守的400人估算，也超過整個19世紀中國政府所殺的抗議學生總數。紀思道書中引述美國國務院的數字是約3千人在六四事件中喪生。

1996年出版的加拿大《環球郵報》（Globe and Mail）記者黃明珍（Jan Wong）的回憶錄《神州怨》（Red China Blues）中的數字：「在六四後的6月8日，我進入北京工人醫院，那裡的醫生說，太平間裡堆積至少100具屍體，醫院又增加了一些冰櫃，每個能裝4具屍體，也都塞滿了，但仍不夠用。」

1996年12月18日，美國參議院就天安門屠殺舉行聽證會，在會上做證的前《時代》週刊駐北京採訪主任艾克曼（David Aikman）說：一位元合眾國際社記者在六四之後三天內，曾打電話給北京的幾家醫院詢問死亡人數，最多一家醫院說有323人死亡。

1996年12月12日美國《田納西論壇報》（Tennessee Tribune）的社論引述國際紅十字會的估計說：「六四之夜，至少有3千7百人死亡。」

1998年6月4日莫斯科出版的週報《絕密的說法》刊載了俄國著名東方問題專家達佛洛夫斯基談「六四事件」的文章。達佛洛夫斯基在1989年曾作為顧問陪同戈巴契夫訪問北京。該文說，「根據當時蘇聯情報部門的估計，六四事件中死亡人數約3千多人。」

199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丁子霖已經具體調查到「六四受難者名單」有155名，還有65名傷殘者名單（《見證屠殺，尋求正義六四傷殘者和死難者家屬證詞》，紐約「中國人權」1999年6月出版）。

「六四」屠殺之後，不僅有立即的處決，而且像以往一樣，每年中共都處決大批人，其處決的數量，超過全球其它國家處決的人數總和。

六、對蒙古人的屠殺

內蒙古、西藏和新疆這三個最重要的其它民族居住區，非正常死亡數據更被當局控制。近年則有一些資料出現，值得專項介紹。

據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央軍委法制局局長圖門（蒙古人，曾參與審理林彪、江青等大案）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學者祝東力合寫的《康生和「內人党」冤案》一書引用198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檢察院特別檢察廳起訴書》中的數字：「內蒙古自治區因內人党等冤案，有34萬6千多人遭迫害，1萬6千2百22人被迫害致死。」該書舉例說，「1969年內蒙古圖克公社有2961人，被打成內人党的就有926人，占懂事人的71%，被活活打死的有409人，嚴重傷殘270人。」（該書1995年底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隨後被當局查禁）。

據旅居紐約的蒙古學者清格爾圖（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寫的長達20頁的研究報告《中共對蒙古人的大屠殺》（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紐約人權組織「亞洲觀察」的數字，文革中，內蒙古有5萬多人被迫害致死。這個數據比上述中共官方數據高出三倍多。據清格爾圖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統治下，有15萬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七、對西藏人的屠殺

1959年，因中共強行對西藏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導致全西藏起義，起義遭嚴酷鎮壓。據前美國《新聞週刊》記者艾夫唐（John F. Avedon）1984年在倫敦出版的專著《雪域境外流亡記》（In Exile from the Land of Snows）引用藏人遊擊隊在伏擊中繳獲的中共西藏軍區政治部編寫的《西藏狀況教育基本教材》中的數字：「1959年3月到10月間，解放軍消滅了西藏叛亂份子8萬7千人。」（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了該書中文版，但隨後被當局查禁、收繳。）

據貝克爾《餓鬼》一書引用的已故第十世班禪喇嘛說法，1959年西藏人起義被鎮壓後，全西藏15%的人被逮捕（每個村子有8百到一千人被抓走），其中近一半死在獄中。該書說，當時西藏（不是中共後來劃分的「西藏自治區」，而是原有的西藏三區——康區、衛藏、安多）的總人口約340萬。班禪喇嘛所說的15%，就等於有51萬人被逮捕，其中25萬人死於獄中。

1959年藏人起義被鎮壓後，接著就是60年代初的饑荒，藏人在監獄中死亡比例很大。《餓鬼》一書有專章談藏人在監獄中的死亡數字：「甘肅省甘南縣的一個寺廟，400名藏人僧侶被逮捕，僅100人倖存，其餘都餓死在獄中；在關押藏人的監獄中，死亡率高達40-90%。」「在達賴喇嘛出生地安多（青海平安鎮），至少50%的人被餓死。在有100萬人口的四川省康定藏人自治州，40萬人死於饑餓。在四川的藏人，每5個藏人就有一個死於饑餓。在拉薩郊外的紮奇（Drapchi）監獄，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之間，1萬7千名被關押的藏人，有1萬4千人被餓死或迫害致死。」

上述艾夫唐的《雪域境外流亡記》說：「據從甘肅省會蘭州北部的勞改營中倖存的人回憶，該地關押的7萬藏人，只有一半倖存。甘肅的另一所監獄酒鎮（譯音Jiuzhen）關押的706名藏人，超過一半餓死。青海省會西寧北部10個小時車路的Vebou勞改營，關押的3萬多藏人，其中1萬4千人餓死。」

《餓鬼》引述中共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一書的資料：官方人口普查顯示，從1953年到1964年，西藏人口從278萬，下降到250萬，下降率達10%。該書以同期內蒙人口從140萬增加到197萬（儘管也有饑荒死亡）的增長比例推算說，西藏人口在1959年高峰期應為340萬。但1964年人口普查結果，西藏人口不僅沒有增長，反而下降到250萬。這中間有90萬人「失蹤」。去掉1959年隨達賴喇嘛逃亡到印度的8萬藏人，那麼也有80萬人「消失」。1961年班禪喇嘛寫給毛澤東的萬言書，提到西藏人口時說當時有「300萬」。即使按300萬計算，也有50萬人「失蹤」，等於每6個西藏人中就有1人死於鎮壓或饑餓。

達賴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國耶魯大學演講時說：「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饑餓、迫害和槍殺，死亡達120萬，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萬人死於饑餓，86萬人死於迫害、槍殺。」

哈佛專家

八、對新疆維族人的屠殺

1961年，新疆伊犁地區爆發了全民暴動。原烏魯木齊市文聯主席、「東土民族中心」執行主席阿不力克木（Abdulhekim）1999年5月底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市該組織總部接受我採訪時說，那場暴動起因是饑餓，「在新疆白城，當時就有6萬人被餓死。很多人都是在路上，爬著的狀態死的。」當幾千名饑餓的民眾聚集在伊寧市的伊犁州政府門外呼喊「要糧食」時，中共新疆軍區司令王震下令開槍。至今沒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死亡，有見證人說，大街上至少有幾百具屍體。隨後約有15到20萬當地人逃離新疆、湧進蘇聯境內。

1997年2月，伊寧發生暴動。據「國際大赦」組織1999年4月發佈的「新疆人權報告」當時有3到5千人被逮捕。有幾百人在一個放了水的結冰足球場被關押了幾個小時，一位後來逃到土耳其的伊寧市醫院女醫生，在伊斯坦堡接受我採訪時說，「其中有4人凍死，200多人凍傷。」該報告說，「從1997至2001年，（這四年中）在新疆有210人被判死刑，其中190人被槍決。這些被判死刑和槍決的，絕大部份是維吾爾人。」該報告還列出新疆監獄中關押的200多名政治犯（有詳細個人資料）的名單。

九、異常死亡人數可能多達8千萬

自中共建政以來，到底有多少人被迫害或由於饑餓致死？據上述夏威夷大學教授拉梅爾1991年出版的專著《中國的血腥世紀：1900年以來的浩劫和大屠殺》（China’s Bloody Century：Genocide and Mass Murder Since 1900）中的研究推算：毛澤東時代，中國共有4500萬人因異常原因死亡，其中2700萬人死於「饑荒」，1800萬人死於無產階級專政。

據前述北京「朝華出版社」的《中國「左」禍》一書的數字：「自1949年至1992年，在中共發動的歷次運動中被迫害以及因饑餓原因死亡的人數約5千萬。」（該書使用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文獻史研究室等部門的原始資料。該書出版後即遭當局查禁）。

據紐約大學「瑞瑪克研究所」（Remarque Institute）主任裘蒂特（Tony Judt）1997年12月22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通向地獄的漫長之路」（The Longest Road to Hell）中的數字：「在共產中國，可能有6千5百萬人異常死亡。」

據前述法國學者考特斯和克雷默編寫的《共產主義黑皮書》一書中的數字：「中共建政後中國喪生的總人數，在4450萬到7200萬人之間。」

據前述《華盛頓郵報》記者邵德廉的長篇調查報導「毛時代的大眾死亡」（據各方面調查研究的數據推算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中國因饑餓、迫害和槍殺而死亡的人數可能有8千萬或更多。」

十、歷史將審判中共

史達林曾說，死一個人是悲劇，死一百萬是個數據。沒有比這句話更能代表共產黨對生命和屠殺的看法了。

那種殘酷的共產主義者，永遠也不會把任何死亡數字和每一個具體的生命聯在一起。8千萬，是個多麼大的數字！它是整個二次世界大戰喪生人數的2倍半還多。雖然這個數字只是一個概況，但它和實際死亡人數相差不會太懸殊。

除了那些永遠消失的生命之外，還有多少人成為終生殘廢，多少人精神失常，多少人荒廢了青春、年華。而那種殘酷的洗腦和非人的環境，更使幾乎所有在那塊土地上生活過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感染、發展了獸性的部份。那種對靈魂的扭曲，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永遠無法用數字統計和衡量的。

面對這樣一個罪惡累累的政黨（且至今毫無任何悔意、更絕不向人民認罪、道歉，並且還在繼續屠殺！），那些期望它還能改革從善的人們，簡直是在做一個和共產主義同樣的美夢。

對八千萬死者，歷史永不會忘記；對於中共的暴行，人類絕不會饒恕！

哈佛專家

leefeng 終於承認共產黨殺左好多人

哈佛專家

leefleng 係邪靈毛澤東上身，係魔鬼撤旦的化身，係敵基督，係披著羊皮的狼......奉耶穌基督之名驅魔！

哈佛專家

2012年7月23日 星期一
“知識越多越反動”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

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下）


（續前）（五）借題發揮的《武訓傳》批判

中共奪取政權前夕，毛澤東於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宣稱，今後國內的“基本矛盾”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歷來被視為資產階級附屬物的知識分子，自然成為主要打擊對象。但解決知識分子問題遠比消滅地主資本家複雜，何況國家的經濟建設和文教工作都需要知識分子。因此，中共中央提出對知識分子的方針是“團結，教育，改造”。著重點顯然是“教育、改造”，也就是根據延安整風搶救運動的經驗，用群衆性的批判運動來改造知識分子。毛澤東於1951年5月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揭開了改造知識分子運動的序幕。

《武訓傳》描寫清末貧苦農民武訓行乞興學的故事。黃宗英的丈夫趙丹演武訓，黃宗英也在片中演一位女教師。影片於1951年初放映後，報刊上發表不少讚揚的文章，同時也有人認為武訓用磕頭討錢的方式興學“不足為訓”。1951年5月20日，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批判文章《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把對歷史人物評價的學術性爭論變成一場政治批判運動，認為“《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因為它“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承認或者容忍對武訓的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衊農民革命鬥爭，誣衊中國歷史，誣衊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是向“反動思想投降”，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鬥的共產黨”。社論列出一個很長的名單，批評43篇讚揚武訓和《武訓傳》的文章及其48名作者，充分發洩了毛澤東的惱怒。

隨後他又派江青等人在武訓家鄉進行所謂調查，寫成長篇《武訓歷史調查記》，經毛澤東修改後在7月23—28日的《人民日報》上連續刊載。《調查記》斷言武訓是“勞動人民的叛徒”，指責《武訓傳》是“利用武訓這具僵屍欺騙中國人民”的“反動宣傳”等等。
毛澤東為什麼要借《武訓傳》大做文章、搞政治運動呢？1957年1月他在《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說：“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裏頭有一支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20] 原來他是把文化人看作復辟勢力，當然要把他們打倒在地。按照毛澤東的命令，黨員、團員、宣傳部門、文藝界、教育界、史學界、報刊編輯、記者全都捲入這場批判運動。被社論點名的48人，以及影片編導、主要演員都被迫按照毛澤東的觀點進行檢討，接受批判。各報刊發表批判和檢討文章數百篇。不但影片《武訓傳》從此禁演，各地為紀念武訓創辦的“武訓學校”一律更改校名，有關紀念石碑、塑像、畫像、紀念亭統統拆除。推崇過武訓的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雖已去世多年，也遭到批判，而且殃及他的子弟。

（六）對知識分子進行“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運動

《武訓傳》批判硝煙未散，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21] 接著，《人民日報》出現通欄標題：“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內部文件《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中和高中學校以上的學生中普遍地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並在此基礎上，在大中小學校的教職員中和專科學校以上的學生中，組織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以期從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清除學校中的反動遺跡，使全國學校都逐步掌握在黨的領導之下。12月23日和24日，毛兩次指示中共各中央局，要求在各地學校開展大規模的思想改造工作。[22] 不久，思想改造運動從教育界擴展到整個知識界。運動的目的是清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產階級的思想影響，劃清敵我界限。當時正值朝鮮戰爭時期，要求肅清“親美、恐美、崇美”思想，樹立“仇視、蔑視、鄙視美帝國主義”思想。曾經在歐美留過學和在國民黨統治下工作過的知識分子，都成為思想改造的重點。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所有從所謂“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都得坦白交代自己的歷史，盡力挖掘自己內心的所謂反動思想，不顧事實地醜化自己。官方還鼓勵一些知名知識分子充當領頭羊，在報上發表文章咒罵自己。如梁思成的《我為誰服務了二十餘年》，羅常培的《我究竟站在什麼立場為誰服務？》，游國恩的《我在解放前走的是怎樣一條道路》，光未然的《正視自己的錯誤》等等。但他們的檢討往往不為各單位黨委組織的群衆性學習會所接受。有些黨團員和積極分子象鬥地主一樣對他們進行揭露批判，稍有辯解，隨之而來的是一片辱罵。為了“過關”，他們不得不顛倒是非地醜化自己。比如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在上世紀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錢塘江大橋聞名於世，卻被迫檢討說：“我于1920年初返國，自此為反動統治階級服務，……，對於反動統治下的所謂建設，但求能參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權勢”。他甚至給自己戴上“剝削者”的帽子，說“這種剝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現在錢塘江橋工程上，那都是勞動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23] 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在美國參加過一個時期軍事科學研究，為抗日戰爭服務，卻檢討說：從事這一研究“是我一生歷史上最可恥的一頁”，“我要控訴我自己，控訴我這個喪失人民立場，甘心為美國劊子手作幫兇的所謂科學工作者……”。[24]

經過上述“脫胎換骨”的改造，大多數知識分子表示與舊社會割斷聯繫，效忠共產黨，但他們的人格卻遭到嚴重侮辱，知識分子應有的個人尊嚴、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全被視為反動。加上毛澤東宣佈向蘇聯“一邊倒”，號令全國知識分子學習蘇聯，在中蘇兩國官方意識形態嚴密控制下，根本不可能有學術研究所必需的探索自由和實事求是精神，再也不可能產生出上乘的精神產品。

（七）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

作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組成部分，文藝界於1951年11月開始整風。胡風的文藝思想成為整風的靶子。胡風是黨外進步作家，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與魯迅合作同國民黨文化“圍剿”作過鬥爭。因他的文藝觀點與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相左，被視為“異己”，屢遭批判。胡風為了批駁對方，說明自己的文藝思想完全符合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的觀點，在一些朋友幫助下，寫成長達30萬字的《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於1954年7月送呈中共中央。胡風的30萬言書對毛澤東的《延安講話》表面尊重，骨子裏卻大相徑庭，引起毛澤東極大憤怒。1955年春，胡風與朋友之間來往的信件被其中一個“朋友”告密，落入毛澤東之手。信中有對毛不敬的語言和對文藝界現狀不滿的牢騷，毛澤東如獲至寶，立即命令《人民日報》於1955年5-6月分三批發表這些信件，並加上標題“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親自為之寫“序言”和“按語”，毫無根據地捏造罪名說，“胡風分子是以偽裝出現的反革命分子”，說他們是以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特務、反動軍官、共產黨的叛徒為骨幹組成的“反革命派別”，“是以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恢復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為任務的。”[25]

根據毛澤東的旨意，未經任何法律手續，胡風夫婦于1955年5月17日被捕，其他“胡風分子”也陸續入獄。凡是與“胡風分子”有過來往，在胡風主編的刊物上發表過文章的，都成了反革命嫌疑犯，無一例外地受到群衆性揭發批判、停職審查，或剝奪人身自由的“隔離審查”。據1980年司法部門所作胡風一案復查報告稱：在全國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共涉及2100人，逮捕92人，正式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的78人，其中劃為骨幹分子的23人。（據知情者稱“真實數字遠不止此”）。[26] 胡風和他的朋友們或判刑，或勞動教養，歷盡摧殘。直到毛澤東死後，中共中央才開始復查。1980年司法部門復查結論稱：“胡風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個以胡風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應屬錯案錯判。”[27] 胡風和他的朋友們在坐牢25年以後才得以無罪釋放。但為了維護毛澤東的面子，平反通知書中對胡風的政治歷史、文藝思想和文藝活動仍存在不少不實之詞，經過三次長達8年時間，才從政治上到文藝思想上予以徹底平反。這已經是他蒙冤33年以後，胡風去世也已3年了。

繼反胡風運動以後，毛澤東又在全國範圍開展肅清反革命運動（簡稱“肅反”）。在思想改造運動中交代揭發出來有某些歷史問題的知識分子，又成為肅反對象，造成不少冤案。
比起《武訓傳》批判、思想改造運動，反胡風運動在性質上升級了。前者雖然態度粗暴，亂扣“反動”帽子，畢竟在思想批判範圍之內，批判對象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胡風運動則把持不同文藝觀點的知識分子打成反革命，送進了監獄。從此，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程度進入一個新階段，動輒扣以“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帽子。

哈佛專家

（八）使民族走向災難的反右運動

1956年是中國知識分子難得的平靜和舒暢的一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在報告中指出，經過思想改造後的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國家建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為改變科學落後狀況，會後又號召“向科學進軍”。

2月，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20次代表大會的秘密報告中，揭露了斯大林的暴政和個人崇拜，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意識形態基礎受到了動搖。為挽救極權統治危局，毛澤東提出緩和矛盾的“十大關係”和博得知識分子歡心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進而公開鼓吹有“獨立思考的自由”和“宣傳唯心論的自由”。於是有人歡呼，中國迎來了“知識分子的春天”!

可是這不過是毛澤東設計的一個圈套，他一年後把它美稱為“引蛇出洞”的“陽謀”，實際上是無比陰險惡毒的陰謀。1957年1月，他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交了底：“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他們不搞什麼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幹什麼。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同時，他還洩露了所謂“雙百”方針的天機：“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在被統治地位。”[28] 原來，他的所謂“百家爭鳴”，不過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爭鳴”；“百花齊放”，不過是香花與毒草之間的“齊放”。而毒草必須被剷除，被統治者只能作馴服的奴隸！

為了使他設計的圈套具有誘人的光彩，一個月後（2月27日），毛澤東拋出長篇講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5個月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改名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內容作了根本性改動），用“人民內部”的美名來麻痹人心。3月12日，又拋出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聲稱“雙百方針”“也是我們進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號召“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以“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精神向共產黨提批評意見。為鼓吹“鳴放”，毛澤東從3月6日到20日這15天內，在北京、上海等地對各級幹部至少講了9次話，他批評老幹部中有90％對雙百方針有抵觸。4月下旬，開始了所謂“整風鳴放”，號召黨外人士消除一切顧慮，無保留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要求黨內外之間“拆牆”，“填溝”，“通氣”。4月30日，毛澤東對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說：大學裏如果對黨委制有意見，可以考慮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可是，39天后，凡是表達過同樣意見的人，無一不被打成右派。

經過連續幾年的思想批判運動以後，知識分子已噤若寒蟬，不敢也不願對共產黨提意見。只因毛澤東反復動員，各單位領導人奉命熱忱相邀，繼承了“以天下為己任”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終於為毛澤東的“誠意”所動，紛紛在鳴放座談會上開懷暢言，使1957年5月成為中國歷史上空前熱鬧的“鳴放”局面。
5月10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羅隆基說，文教機關中青年黨員不應該也不能夠領導老年的舊的高級知識分子，並說：“無產階級小知識分子同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是個矛盾。”[29] 這句話深深刺痛了毛澤東，當他聽到統戰部長李維漢彙報時，覺得一年來不斷進行謀劃張設的大羅網已經可以考慮收網了。5月15日，他寫了一篇供黨內幹部閱讀的文章《事情正在起變化》，把4個月前向高級幹部交的底也向一般黨內幹部吹吹風。他把鳴放中表示“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贊成民主”的人，統稱為“右派”，“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中和在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這是他慣用的“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的策略。[30]
在毛澤東親手策劃和總書記鄧小平賣力執行下，6月8日終於開始收網，全國開展所謂反右派鬥爭，把鳴放中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統統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在己作為“專政對象”的階級敵人：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四類之外，又加了第五類右派分子。全國被打成右派的共55萬人，占當時全國知識分子總數500萬的1l％。他們全部被迫勞動改造，一部分還被關進監獄。此外，在反右運動中，小學教師和農村區鄉幹部中也有不少被打成右派，估計人數達50萬；但不久，中共中央決定，不在小學教師和農村幹部中劃右派，於是他們就改戴壞分子或地主這類帽子，遭遇比一般右派還要慘。反右運動後期，在右派之外又劃了一大批屬於“內部控制使用”的“中右分子”，其人數估計在50萬以上。總之，經過反右運動，中國知識分子中有30％左右成為專政對象和異己分子。這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民族大災難。

反右運動所造成的災難，不僅打擊了所有敢於獨立思考和敢於直言的知識分子，而且毒化了整個社會，完全顛倒了是非標準。1958年，毛澤東為他自己精心策劃的“陽謀”取得“輝煌戰果”沖昏了頭腦，得意忘形地公然自比秦始皇，說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誇耀自己坑的儒比秦始皇多100倍。並說，對資產階級還是少一些良心好。毛澤東一向否定普遍的人性，1942年5月他說過：“沒有什麼超階級的人性”；知識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實質上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31] 如今，他連良心也要否定，使自己成為一個沒有人性、沒有良心的比秦始皇還要暴戾的暴君。在視良心如敝屣的騙子和暴君的威懾下，造謠、告密成為時尚，出賣靈魂的咬人、整人者官運亨通。中國進入一個恐懼與謊言相交織的時代。

在鎮壓了數以百萬計的知識分子以後，毛澤東的權力欲大大膨脹，1958年春在反右運動尚處於收尾階段時，就發動了要征服自然、“向地球開戰”的所謂“大躍進”。大躍進從全民打麻雀和全民大煉鋼開始，全國到處高喊“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豪言壯語”，到處出現畝產幾萬斤、十幾萬斤糧食的“衛星田”。毛澤東再一次為他的“勝利”所陶醉，提出今後農田只需要三分之—種糧食，以解決“糧食多了怎麼辦”的問題，同時提出三年實現共產主義的美夢。結果適得其反，全民大煉鋼鐵，造成全國森林遭到毀滅性砍伐和廢鐵渣如山；農業放衛星的謊言造成餓殍遍野，從1959年到196l年三年間，餓死4000萬人，成為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一場大災難。這是反右運動所施展的欺騙與鎮壓兩種手法的必然惡果。

（九）毀滅文化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以“大躍進”的美名，製造了4000萬冤魂的空前大饑荒，由於已喪失了人性和良心，他不但毫無自疚自責之心，反而把這場由他一手造成的大災難歸咎於“自然災害”。事實上，這三年中國氣候屬於正常，並無大旱大澇。1962年1月，被毛澤東封為接班人的劉少奇在七千人幹部大會上說了半句實話，認為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於是毛澤東就認定劉少奇是他“身邊的赫魯曉夫”，罪當誅滅。但精於計謀的毛澤東，當時不露聲色。8個月後，他提出社會主義時期存在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發動一場批判“翻案風”運動，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隨後提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的“四清運動”，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矛頭實指劉少奇。
由於毛澤東已於1959年宣佈退居二線，由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並主持黨的日常工作。為誅滅劉少奇，毛澤東採取雙重大包抄策略。他盤算著，要打倒劉少奇，必須先打垮由劉少奇掌握的整個共產黨組織和除軍隊以外的整個國家機器；而要實現這一步，最有效的辦法是從意識形態鬥爭入手，先向知識和文化領域開刀。知識分子就成為劉少奇的殉葬品。

經過多年精心策劃，毛澤東于1966年5月宣佈開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第一個文件《五?一六通知》中，避而不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問題，只說要徹底揭露批判反動“學術權威”和“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第二個文件，8月8日拋出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才點明，“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同時又再次提出，要對“反動學術‘權威’”和“哲學、歷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文藝作品、文藝理論、自然科學理論戰線上的各種反動觀點”進行批判。對於這種意識形態的批判，毛澤東一年後把它概括為:“無產階級必須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中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的專政”。[32]

為了對所有知識文化領域實行絕對專制的“全面專政”，毛澤東鼓動年幼無知的中學生起來“造反”，開展所謂“破四舊”運動，意圖把所有“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統統消滅。於是書籍被燒，文物被毀，知識分子受盡羞辱，以至遭毒打、殺戮。知識分子成為革命對象的“臭老九”（在它前面的8類革命對象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地、富、反、壞、右）。於是，知識成為罪惡，“知識越多越反動”成為時髦的口號。這是毛澤東一生敵視知識分子情緒的一次最徹底、最瘋狂的發洩。

毛澤東為誅滅劉少奇而發動“文化大革命”，不僅要毀滅知識和文化，還要通過鎮壓和欺騙手法製造一場尊他為神的造神運動。通過他長期豢養的打手、文丐（如林彪、江青之流）的鼓噪，毛澤東被說成是“心中的紅太陽”，他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人人都必須向他“表忠心”，向他“早請示、晚彙報”；人人都必須胸佩毛主席像章，手捧“紅寶書”《毛主席語錄》，隨時隨地集體跳“忠字舞”。這場荒唐的弄神裝鬼的滑稽劇，不僅愚弄了愚昧的群盲，也使毛澤東自己深為陶醉。他在臨死前還得意地把“文革”和1949年的革命並列為他一生所做的兩件大事。毛澤東死後一個月，這場歷時10年又4個月的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浩劫也就壽終正寢。不過，毛澤東的陰魂依然未散，謊言和鬼話依然大有市場，“毛澤東思想”依然被奉為指導思想。

（原文注解略）

王來棣，《中共創始人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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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2012年7月22日 星期日
毛澤東從小看老：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一貫敵視知識分子的毛澤東（上）


（一）令人毛骨悚然的毛羅對話

2002年12月，黃宗英發表《我親聆毛澤東與羅稷南對話》一文，令人毛骨悚然。事情發生在1957年7月7日，即反右運動開始後一個月，正是毛澤東“引蛇出洞”取得成果的得意之時，他在上海接見30多位文教工商界人士，翻譯家羅稷南也在其中。會上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出一個大膽的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回答：“魯迅麼──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一句話也不說。”[1]如所周知，魯迅是毛澤東最讚賞的知識分子，曾被譽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現在卻翻了臉，竟公然把魯迅也當“右派”那樣的敵人。

這件事是一年前魯迅之子周海嬰首先公開披露的。他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披露了1957年毛澤東與羅稷南這段對話，卻招來了一些知名文人的質疑和批駁。他們認為毛澤東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是周海嬰本人思想有問題。正當周海嬰陷入圍攻之際，黃宗英以現場見證人的身份，發表了上述文章，並提供了當時刊載著新華社的報導和會場全景照片的報紙，可謂證據鑿鑿。為避免蹈周海嬰的覆轍，黃宗英還鄭重其事地向律師咨詢。黃文不但為周海嬰解了圍，更重要的是她證實了中國現代史上一個重要的史實，揭露了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魯迅生前替共產黨說過不少好話，從未向它“猖狂進攻”，為什麼要“關在牢裏”呢?只是因為他手裏有一支筆，要寫；只是因為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使毛澤東感到是一種威脅。對付的辦法就是他1949年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說的，對敵人要實行專政，“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據黃宗英回憶，當時羅稷南聽了毛澤東的回答，“驚出一身冷汗，不敢再作聲”。黃宗英感到毛在“不發脾氣的脾氣，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嚇得手心冒汗”。

其實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並非從此時開始，早在1925年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原文中，就已強烈地表達了他這種心態。

（二）把知識分子看作反革命或半反革命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1951年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親自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定為開卷篇。該文原載1925年12月出版的《革命》半月刊，1926年2月和3月《中國農民》和《中國青年》先後轉載了這篇文章。[2]隨後又在廣州和汕頭出了單行本。現在我找到上述三種刊物所載的三篇《階級分析》，它們在文字上作過一些改動，但所有觀點都沒有改變，而在收入《毛選》時，篇幅刪去將近一半。原文把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當作“極端的反革命派”和“半反革命”加以評論的文字，《毛選》版卻全部刪去；與此相關，原文有一張說明各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的表格，也全刪去。因此，《毛選》版與原文相較，已面目全非了。

《階級分析》發表于國共合作時期，當時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由於得到汪精衛賞識，被推薦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3]毛澤東這篇《階級分析》同時在三個刊物上發表，並在兩地發行單行本，影響極大，致使1926年部分北伐軍提出“打倒知識階級”的口號，引起知識界的不滿和恐慌，紛紛著文質疑批駁。[4]

《階級分析》原文是研究毛澤東，特別是他的知識分子觀的重要資料，可惜至今未見有任何介紹和評論文字。因此有必要把《階級分析》1925年版的原文公之於衆，並與1951年《毛選》版進行比較分析，以引起有志者的進一步研究。因收入《毛選》的《階級分析》一文是根據1926年3月出版的《中國青年》，本文也就以《中國青年》所載的該文作為原文。

原文把中國社會各階級劃分為五大類：大資產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第一類“大資產階級”，包括買辦階級、大地主、官僚、軍閥和反動派知識階級，而以“反動派知識階級”為重點。原文如下：“反動派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事務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一個階級與民族革命之目的完全不相容，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乃極端的反革命派。”

《毛選》版把第一類的階級屬性從“大資產階級”改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刪去了上述“反動派知識階級……”這120多字。文章結尾部分用“一部分反動知識界”取代原來的“反動派知識階級”，範圍似乎縮小了，但“反動知識界”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並未交代；這頂“反動”帽子，像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知識界的頭上。

關於第二類，原文說：“中產階級”包括華資銀行工商階級，小地主和許多高等知識分子。“高等知識分子──華商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這類知識分子分為右翼和左翼。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留學生和大學生是“中產階級的右翼”，因為他們“染受了許多資本主義國的洋氣”，而且與教會、買辦階級有聯繫。“中產階級的左翼，即與帝國主義完全無緣者。”  原文所列表格中產階級“對於革命的態度”一欄中說：“右翼鄰於反革命，左翼有時可參加革命，然易與敵人妥協，全體看來是半反革命。”

原文結束語說：“那搖動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們要時常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最後原文還說：全國四萬萬人中，“大資產階級”一百萬人，“中產階級”四百萬人。“我們真正的敵人有多少？有一百萬。那可友可敵的中間派有多少？有四百萬。讓這四百萬算做敵人，他們也不過有一個五百萬人的團體，依然抵不住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人。”可見，毛澤東是把“中產階級”當作敵人的。

《毛選》版這一部分主要改動的地方是明確“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所有關於“高等知識分子”的反反復復的分析、評論，全部刪去。

關於第三類“小資產階級”，原文說：“如自耕農，小商，手工業主，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於這一類。”這類人又按家庭富裕程度分左中右三部分。“富裕部分──右翼，平時近似中產階級之半反革命，戰時可附和革命；自足部分──中央，平時中立，戰時參加（革命）；不足部分──左翼，歡迎（革命）。”

《毛選》版對小資產階級這部分的內容基本上沒有改動，只是取消了原文的表格，為小資產階級右翼摘除了“半反革命”的帽子。

第四類“半無產階級”和第五類“無產階級”，原文都未涉及知識分子。《毛選》版改動不多，最重要改動的地方是：原文把工業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都說成“是我們的朋友”；《毛選》版則改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

綜上所述，被《毛選》刪改的《階級分析》原文有兩個突出的問題。一個是，原文雖然認為工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但把它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平列，同稱為“我們的朋友”，這有悖於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個基本原理：工業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而在此文發表前11個月的1925年1月，中共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曾特別為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作出決議。這一問題，1951年的《毛選》已作了改正。另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毛選》只是把它掩蓋起來，這就是把知識分子定為“極端的反革命派”或“半反革命派”。《毛選》中雖然刪去了這些可怕的文字，但毛澤東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依然如故。

哈佛專家

（三）毛澤東為何敵視知識分子？

毛澤東為什麼會如此仇恨知識分子？究其原因，主要可歸結為：青年時代不順心的經歷和無產階級專政外衣下的帝王思想。
毛澤東青少年時就狂妄自大，霸氣十足。早在1910年，17歲的毛澤東應湘鄉縣高等小學入學考試時，曾在以《言志》為題的作文中，寫了一首詠蛙詩：

“獨坐池塘如虎距（邵燕祥按：疑為踞），
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那個蟲兒敢作聲。”[5]

就暴露了他唯我獨尊的帝王思想。但他青年時代的經歷並不如意。1918年湖南第一師範畢業後在北京大學任圖書館助理員，月薪只有8元（北大教授月薪大多二三百元）。更令他難以容忍的是自尊心受到傷害，直到1936年他還告訴美國記者斯諾：“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6]自視甚高的毛澤東，把這種遭遇視為奇恥大辱，屈辱感又轉化為嫉妒心理和仇恨情緒，埋藏在他的心靈深處。

五四後他接受了與中國傳統的專制主義一拍即合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主張政治上高度集權，思想統一，行動一致。而接受過科學訓練和民主精神薰陶的知識分子，崇尚獨立思考，不願意人云亦云和盲目服從；追求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繼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傳統，關心國家命運；對國家大事好發議論，對政府領導人的行為評頭品足。他們不願做馴服的臣民，而要求做有尊嚴的獨立的公民。毛澤東自然無法容忍這些不聽話的人。1942年通過整風運動確立了他在黨內的絕對領導地位，開始滿足他當皇帝的願望。最明顯的是1945年發表的舊詞作《沁園春·雪》，公然自比“秦皇、漢武”。反右運動大獲全勝後的1958年，更是得意忘形地稱自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並自誇比秦始皇坑儒多一百倍！而且在坑儒的手法上他遠比秦始皇高超。

毛澤東精於權術，詭計多端，手法比清雍正帝搞曾靜、呂留良文字獄的“出奇料理”策略[7]更加“出奇”。他把秦始皇簡單消滅肉體的“坑儒”，變成全國規模的群衆運動，由群衆來檢舉、揭發、批判、鬥爭，造成人人自危的態勢。這種大規模打擊知識分子的運動，第一次發生於1942年毛澤東為了鞏固自己黨內領導地位而發動的延安整風運動。奪取全國政權後不到兩年就開始了一系列的這類運動，幾乎每年一次，甚至兩次。如：1951年批判電影《武訓傳》，1951-52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1953年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1954年批判胡適思想，1955年製造“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和肅反運動，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已是“史無前例”的登峰造極，隨後又有“拔白旗”運動。1966年開始歷時十年的對文化進行“革命”的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更是徹底毀滅文化的民族大災難，毛澤東鄙視知識、敵視知識分子的心態達到了荒唐的瘋狂程度。下面對這些運動擇要作些評述。

（四）製造王實味冤案和“搶救運動”

1931年日本侵佔東北三省的“九一八”事變後，國內政治形勢發生變化。1935年，中共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調整與各階級的關係，改善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得到主張抗日的知識分子的支持。特別是“一二九”運動後，共產黨對進步知識分子更具有吸引力。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大批知識青年投奔延安。

毛澤東對大批知識分子的到來，喜憂參半，存有戒心。1942年，毛澤東為樹立自己的領導權威發動了一場整風運動。整風於1942年2月開始，一些知識分子不知就裏，積極響應號召，天真地向黨組織和各級領導人提意見，不料犯了禁忌，被當作“異端”慘遭鎮壓。王實味冤案和繼之而來的“搶救運動”就是這樣發生的。歷來人們把發生這兩件事的責任全部歸罪於康生，直到2002年12月出版的《百年潮》發表《王實味問題第一次公開平反紀略》，仍沿此說。事實上，康生只是從犯，主謀是毛澤東，是毛澤東仇視知識分子的又一次大暴露。
王實味是1937年到延安的中共黨員，在中央研究院任特別研究員。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報》副刊發表雜文《野百合花》，批評延安幹部待遇上“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級制度”，並在牆報《矢與的》上鼓動群衆向“大人物”提意見。王實味對共產黨權威的挑戰，引起毛澤東惱怒。據當時主管中央研究院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長李維漢回憶：毛澤東深夜去看《矢與的》，當即指出“思想鬥爭有了目標了”。[8]，中央研究院的整風運動隨之轉為對王實味的批判鬥爭，思想批判很快又升級為政治問題，最後以“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和組織“五人反黨集團”等罪名，由領導整風的“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副主任（該委員會主任為毛澤東）、中央社會部部長康生下令逮捕。[9]

揪出王實味後，毛澤東把矛頭指向所有知識分子集中的單位，說：“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壞人”[10]，並指示：整風運動不僅要弄清無產階級與非無產階級（半條心）問題，還要弄清革命與反革命（兩條心）問題。要注意反特務鬥爭。[11]1943年4月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發佈《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指出：抗戰以來，日本和國民黨雙方都派遣大批內奸分子打入黨的各級機關，要求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同時，在全黨開展一次組織審查，以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同年7月，康生作《搶救失足者》動員報告，號召“政治失足者”坦白交代，群衆揭發檢舉。於是從延安到各抗日根據地掀起“搶救運動”高潮。知識分子成為“搶救”的重點。運動通過大小批鬥會，誘供逼供，關禁閉，用酷刑，在極端恐怖的情形下，坦白檢舉出大量“特務”。毛澤東8月8日《在中央黨校第二部開學典禮大會上講話》說：中央黨校挖出特務250人（全校只有2500人），他估計還不止此數。而行政學院，他認為，“除了一個人以外，教員、職員全部是特務”，“學生中很多是特務，恐怕是過半數”。[12] 據王素園《陝甘寧邊區“搶救運動”始末》稱：軍委三局電訊學校200多人中，挖出170個特務；西北公學500多人，只有20人沒有被“搶救”。[13]許多坦白自己是特務的外來幹部，大多是經過共產黨地下組織介紹來的，這些地下組織因此被打成特務組織，如甘肅、陝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北等省的地下黨組織都曾被認為是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紅旗黨”。[14] 更荒唐的是把“一二九”運動視為國民黨“紅旗政策”的產物。據當時任中共中央青委負責人的蔣南翔1945年3月給劉少奇和中共中央的報告《關於搶救運動的意見書》稱：聽說不少地方把參加“一二九”運動作為審幹的尺度。隴東領導搶救運動的幹部公開說：“‘國民黨於1935年起就在全國實行黨化教育，所有那時以後來到邊區的知識分子，無例外地都有問題’。因此隴東的外來的知識分子，就有百分之九十九點幾是被‘搶’了（全隴東只有兩個外來新知識分子未被搶）。搶得所有外來知識分子叫苦連天，怨聲載道（這是我親歷的見聞）！”搶救運動中“90％以上的打擊是落在自己同志的身上。”蔣南翔建議中央以後不再用群衆鬥爭的方式進行“普遍肅反”。[15]

據李銳回憶，搶救運動中，“延安80％的知識分子上臺‘坦白’，被‘搶救’成特務，結果這些人中，一個特務也沒有”。[16] 象李銳、于光遠這些上過大學的中共黨員，都曾被當作特務，關押了一年多。

1943年底，中共中央鑒於各單位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被打成“特務”，無法開展正常工作，決定對“搶救運動”中被定為特務的人逐個甄別，大部分人得到平反，但王實味卻於1947年被處決，以王實味為首的“五人反黨集團”也沒有平反。不少人的歷史問題當時沒有作結論，成為後來歷次政治運動的批鬥對象。

據親歷延安“搶救運動”的溫濟澤、韋君宜等回憶，“搶救運動”製造的冤假錯案甄別以後，毛澤東為挽回影響，曾多次在群衆集會上賠禮道歉，為搶救運動的錯誤承擔責任。[17] 但道歉管道歉，他對這次運動始終沒有認真總結，吸取教訓。相反地，蔣南翔的《意見書》送到中央後，卻“留中不發”，而且遭到批判。以上情況直到20世紀80年代才從蔣南翔的遺稿中獲悉。[18]

對王實味的冤案，毛澤東始終不承認自己搞錯了，1962年還毫無根據地說，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只是認為當時把他“殺了不好”，應該“讓他勞動去”。[19] 直到1982年共產黨為所謂“五人反黨集團”平了反。1991年，在溫濟澤等大力推動下，蒙冤將近50年的王實味才獲平反昭雪。（未完待续）

（原文注解略）

王來棣，《中共創始人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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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2013年12月28日 星期六
鄧小平改革是毛澤東“文革”的繼續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何頻（明鏡集團CEO，政治評論家）：
我本來對毛澤東沒有什麽話可說，但我聽了剛才幾位的發言，不得不講幾句話。

我對從文學和歷史學的角度描述毛澤東、評價毛澤東，沒有多大興趣，因為我覺得，文學可以對一個人的複雜性格做多側面的描述：一個流氓也可能有很善良的一 面，一個強姦婦女的人也可能曾經有過真正的愛情；我對站在歷史學立場的探究也沒有興趣，很多歷史的細節你可以無休無止地糾纏下去，可以成為一門學問——研 究毛澤東有沒有鬍子，你就可以寫成一篇博士論文！

我覺得有兩個東西，對我們更有現實價值。一個是法律意義上的毛澤東；一個是政治意義上的毛澤東。政治意義上的毛澤東和法律意義上的毛澤東，都需要一個最重要的標杆，就是準確、精確。


何頻

我以前在中國大陸，在跟法律有關的單位工作過，最近這麽多年在海外，朋友中律師比較多，自己也受到法律熏陶，看的東西也有很多和法律相關。我覺得，西方司 法給我一個最簡單的啓示就是，案件可能是複雜的，但討論到具體案情，要非常非常簡單、直接——只有很簡單，才會很精確。而我們中國人比較喜歡用模糊語言， 尤其是似乎“理性”的語言，卻把很多東西變得完全沒有人性，喪失感性，比如說“一分為二”呀，比如說“客觀全面”、“實事求是”呀。剛才有人講，毛澤東有 獨裁的一方面，也有理想的一方面，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毛澤東呀，甚至還說到流氓的競爭機制呀，把很多東西就攪糊塗了，攪糊塗以後你就不知道到底應該怎麼去評 價毛了。


任何一個獨裁者，任何一個罪大惡極的流氓，都可以找到理由為他辯解，回答得可以很模糊，說他“殺了人但曾經做了好事”。對於法律來講，其實你只要回答我， 幾點幾分到了殺人現場？是不是殺了那個人？政治評價也是一樣的，毛澤東作為一個中共的領袖，對整個國家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壞，非正常死亡了那麼多人，還要 用什麼“理性”去評價他有做得正確的一方面？

如果你從文學的角度和歷史的角度這麽說，當然沒問題；但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講，和法律的角度是一樣的，一個人殺了人，就是殺了人；一個人是獨裁者，就是獨裁者，而不能說這個獨裁者做過什麼好事，對吧？這個是最關鍵的，最簡單的，也是最準確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正是因為這種“一分為二”，什麼“幾分成績幾分錯誤”的評價毛澤東，才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後的又一場“革命”，另外一場毛澤東惡果的繼續發揚 ——這就是“改革”。鄧小平的改革就是建立在不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只有不否定毛澤東，才使改革具有合法性：前一個階段是犯了“錯誤”，而不 是犯了“罪”，後一個階段才不是懲治犯罪，而是“糾正錯誤”，“繼續前進”。

所以，才造成了從毛澤東開始執政以來，在中國造成了兩重浩劫，第一場浩劫就是“文革”，第二場浩劫就是“改革”。改革的實際後果，我們現在越來越很清楚地 看到了：正是因為拒絕徹底地否定毛澤東所造成的。對人們價值觀念所造成的破壞，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對整個社會結構的破壞，對民族人文傳統的破壞，從更 長時間看，遠遠超過“文化大革命”，實際恰恰是對毛澤東的繼續，而不是對毛澤東的一種結束。如果當年鄧小平不是說對毛澤東“一分為二”、“幾分幾分”的評 價，當時就徹底地否定了毛澤東，那中國根本就沒有“改革”這一說，政治可能更早進入了文明。模糊的語言，比那種完全讚揚毛澤東還要可怕，因為它貌似公正、 貌似理性，卻會給人似是而非的引導。

第三點，毛澤東在未來的歷史地位問題。我很尊重的一位政治學者曾經對我講：現在評價毛澤東之所以不理性，是因為人們還有很沉重的感情包袱，有的人是否定毛 澤東，有的人認為要客觀地看待毛澤東，有的人甚至認為毛澤東那一套是對的，不管持有哪種看法，都是太多深受毛澤東的直接影響，才使得對毛評價不客觀。他說 如果過了一百年，對毛澤東的評價就會客觀和平靜一些、會理性一些。這番話給我影響很深。但是我經過自己的反覆思考以後，我否定了這種看法。

我認為將毛澤東放在歷史的長河中看，他未來將不會有真正很重要的地位。原因非常簡單：毛澤東做的這一套，並不是他獨立地、原創性地發明的。他只是將別人的 一套東西，在資本主義世界開始暴露弊病、出現危機的階段，前人所進行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實驗接過來，他領導的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已，而毛澤東只是 在中國做了延續和發展。

我最近跑了一些東歐國家，例如到阿爾巴尼亞，到羅馬尼亞、前南斯拉夫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感到與過去我在中國的感受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可見毛所做的，並非 獨一無二。毛澤東所做的那些東西，被毛粉所讚揚的某些東西，其實所有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都差不多，都是用所謂“自己特色的（中國的，阿爾巴尼亞的，羅馬尼亞 的，南斯拉夫……等等）社會主義”的名目。他們也跟蘇聯有時好，有時不好，好的時候，自命為我們是“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一員，不好的時候，就說 我們在“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實驗”，毛澤東其實跟他們是一路貨色，他哪有多少自己對人類文明的獨創性貢獻？

歷史的長河按照今天這樣急速地發展下去，我們身處一個全球共享文明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個固有的、僵化的局限性於一國的文化、政治遺產，對新一代的 影響力較低，而且，會越來越低。只有能讓人類文明共享的東西，共同存在的價值，才會真正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乃至下下代。在下一代人中間，毛澤東也好，鄧小 平也好，沒那麼重要。他們看的是手機，接受的是微信，他們今天的價值觀還有不同甚至對立，無論在中國，還是在非洲，還是在美洲，那只是因為一些國家的當權 者堅持維護自己統治的一套制度，拒絕全球化大潮。我相信，在20年、50年以後，100年以後，這種頑抗被克服，全球是一體的。

如果中國不徹底否定毛澤東，甚至堅持毛路線成功了，那就是人類文明另一次大失敗、大挫折。

按我的想像，中國未來無非是兩種情況出現：

第一種情況，就是說中國在未來某一天、某一個時刻、某一個事件，歷史突然逆轉，產生了新的變化，中國走向了文明的起跑線；第二種情況，中共按照目前的路 子，確實會變得比較強大，而西方在某些方面有些衰退。但是當中國軍事崛起、專制崛起，成為文明社會的共同敵人的時候，滅頂之災的時刻也就到了。從這個意義 上來講，從整體上看，我是很樂觀的。
毛澤東對我們這一代人命運和思想的影響太深刻了；但是放到歷史的長河來看，真的不算什麼：他既沒有秦始皇的本事，也沒有希特勒的本事，跟前共黨國家相比， 中共不過是社會主義的實驗走得更遠一點而已——中國人的悲劇就在於，有了一個毛澤東，還有了一個鄧小平。（新史記》17期）

資料來源
明鏡歷史網
http://www.mingjinglishi.com

哈佛專家

2013年12月26日 星期四
還原毛共：徹底批毛須徹底批共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共中央卻突然變調降溫，習近平指示，要“隆重、簡樸、務實”地舉辦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表明當局擔心毛澤東之爭成爲新的思想和社會衝突的引爆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康正果（耶魯大學教師，文史學者）：

我報的發言題目是“還原毛共”。為什麼要“毛“和“共”並稱？因爲毛澤東和共產黨是連在一起的，你不可能把毛澤東純粹作為一個孤立的個人去談他的是非功 罪，要評毛批毛，必須把毛這個人置於中共集團從建立直至發展壯大的整個脈絡中予以剖析和評判，並且放在百年中國的大歷史框架中透視和檢討。

這就涉及到如何“還原”的問題。毛澤東曾說，“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我看對今日從國内到海外的華人群體來説，歷史觀的轉變才是一個根本的轉 變。爲什麽要進行根本的轉變？因爲我們的歷史觀從小即受到黨化教育的塑造，比如説：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 國，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等等……若按照這一歷史圖景認識百年中國的歷史，不管後來毛澤東犯下 多少錯誤或罪惡，僅就他領導中國共産黨建立新中國這一點來説，自然就功勞蓋世了！連大批狠批毛澤東的李銳和辛子陵都是這樣認爲的。


“毛澤東功罪”是中共官方的命題

也 許是受到這主流思維模式的影響，我們今天的座談會也約定俗成，定名為“毛澤東功罪研討會”。其實此命題本是中共官方的一個話題，因爲毛澤東所有的“功”都 是給共產黨立的“功”，所以陳雲才說他“建國有功”。至於毛澤東所犯的“罪”，是因陳雲、鄧小平這些共產黨高層領導在“文革”時挨了整，連累到他們的家人 也受迫害，他們才認為毛澤東“文革有罪”。但他們從來沒提到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所犯的滔天罪行，他們最忌諱談到這一點，這正是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直到胡錦濤 和習近平都死不批毛，還要護毛，散布什麽“三七開”之說的原因。


康正果

從殺害地富到鎮壓抗戰有功的國軍官兵，到剝奪工商業資本家和迫害知識分子，到餓死四千萬人——所有這些罪惡都是毛澤東與中共集團的共罪。毛對中共的“功” 越大，對中華民族的“罪”越深，而毛犯下的每一件罪惡都是在中共集團建立的體制下完成的。沒有中共的槍桿子及其一黨專政，作爲個人的毛澤東就是有再大的本 事，他也不可能把中國社會破壞到今天這步田地。所以我認爲，我們乾脆扔開“毛澤東功罪”這一狹隘的破題，直接把“毛共”還原到他們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整個進 程中，去給他們來一個歷史審判。我們要把毛共的罪惡一直追溯到起點上，不只是審視“土改”、“鎮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不僅僅是這些，必須一 直追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從那個時候起，來看共產黨走過的每一步路。現在談毛澤東，如果仍在用主流話語經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和名詞，特別是官方規定 的那些命題去談，就很容易走進死胡同。

大家都是從小讀官方的中國歷史、黨史教科書長大的，那套話語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影響——包括在座的孟玄先生，聼了他剛才的發言，我看他這個台灣背景的人， 在某些方面中的毒好像比有些來自大陸的人還深。他大概在海外也常讀大陸的出版物吧，剛才發言就大談中共革命對下層人的“解放”等等。我在耶魯給學生講課， 一走上講台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在海外的語境中説話，我自然不會像在大陸時那樣人云亦云地使用“解放前”或“解放後”的劃分，我早已改口說“1949年以 前”或“1949年以後”。因為當我們在用“解放前”或“解放後”劃分1949年前後的中國時，這個說法就會使我們認同“解放前”是黑暗的舊社會和“解放 後”是光明的新社會這類毛式話語的説法。今天若隨聲附和了“毛澤東功罪”這一提法，也就隱含著“毛澤東雖有錯，共產黨依然偉光正”的意蘊。所以批毛必需批 共，而還原毛共，就得把毛共的所作所爲放在百年中國大歷史的框架内檢討。

比如說，國共本來是要合作的，但為什麽合了不久就分裂了？最關鍵的一個分歧，就是關於土地問題：國民黨反對暴力分田，而共產黨主張暴力分田。共產黨為什麼 要暴力分田呢？難道就是要讓“耕者有其田”嗎？1927年“清黨”以後，中共有兩股武裝力量，一股是從南昌敗退下來的，一股是湖南秋收暴動的隊伍——共產 黨在那時候自己都稱之為“南昌暴動”、“秋收暴動”，我們現在卻按黨史的定義，習慣說“秋收起義”、“南昌起義”。名詞一換，事件的定性就很不同了。還是 應回到共產黨自己最初的那個提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這兩股暴動的勢力是要搞“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所以他們並不諱言暴動，他們甚至高喊把赤色 恐怖推向極端，以至最後都匯集到土匪出沒的井岡山上大幹暴烈的行動。不暴動，吃穿從哪兒來？斯諾在延安訪談過毛澤東等人，後來寫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本《西 行漫記》。他當時非常明確地問：紅軍在江西好多年，後來從江西一路打到陝北來，紅軍如何解決吃穿用的問題？毛澤東和朱德都王顧左右而言他。斯諾非常含蓄地 說：恐怕那時候會對農民有一定剝奪了。打土豪分田地，應該說完全是為解決紅軍的給養問題，就是用暴力從農村社會榨取物資和人力兩大資源。共產國際又沒給紅 軍發放軍餉，他們的吃穿從哪兒來？“打土豪”不只搶富裕農戶的糧食，還搜刮浮財，動不動就沒收土豪多少萬銀元。毛澤東在井岡山，朱德還沒來的時候，就那幾 千人，每月的伙食都要上萬銀元，他坦承是打土豪來的。


理不清前因就講不對後果

我們在還原毛共這麼一個出身的過程中，不能只是簡單地罵毛是個“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或者說他是“暴君”等等，還應該去勾畫整個的社會背景，看他破 壞了什麽，助長了什麽。共產黨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支部，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它的成員完全根據由上海中共中央傳達的莫斯科指令來行事。毛澤東在早 期爲什麽會受那麼多的氣，會受到“洋房子先生”們的排斥？實際上他和朱德是給上海那批高層領導開闢了根據地啊，如果沒有那麼一塊根據地，像博古和張聞天 啊、周恩來啊，當上海的地下組織被徹底破壞，他們能逃到哪兒去呢？他從此陷入軍權和黨權之間的爭鬥，他和莫斯科結上個人恩怨，他忽上忽下，後來到遵義會議 才進入領導核心，直到延安，他慢慢地掌握了黨內的軍權，但是在七大之前，他還沒有真正全部掌握黨權。在這整個的動力關係中，形塑成毛澤東這個人的特性。爲 爭奪權力，毛澤東肯定是受過很多氣了，聼他後來說的那些牢騷話，毛當年簡直像個彆扭的怨婦。所以在延安他就搞整風，要追究國際派的錯誤路線。1949年之 後，他不懂經濟建設，還想沿用他戰爭時期那一套軍事動員的方式辦事，因此覺得他所建立的黨體系束縛了他的手腳，偏要對其他專職主管者的事情亂插嘴、插手。 由於插不上手，最後就挑動群衆造反搞“文革”，砸爛黨機器，來個總報復，打倒了那麼多老幹部。這一切都和毛共集團走過來的整個歷程相關，你理不清前因，就 講不對後果。

我的思路是，徹底撇開在歷史課堂上被告知的黨史，以及我們看過的電影、讀過的報紙整個是那些官方宣傳，警惕那些話語對我們的侵蝕，也包括有關的理想、觀念 等等——當然不是今天在這裡十來分鐘發言可以說清楚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即所謂“成王敗寇”的歷史，它讓我們相信某種“歷史的必然 性”，但整個的歷史一經還原，那所謂的“必然”明明是很多“偶然”導致的僥幸。毛共集團的發展壯大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集結，是狐狸蛇蠍之類的東西修煉成精 的結果。還原歷史，就是讓他們這些妖怪露出原形。

毛固然會玩權術，但也未必像張戎或高華書中所講述得那樣成功和高超，未必都出於毛的英明預見或陰謀詭計，有很多陰差陽錯和歪打正著的情況。如果把毛澤東放 回他本來與周恩來、朱德、林彪、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一起相處和工作事件中，去對比他與那些人在能力、質地、品性上的差別，從不少相形見絀的對比中就可看 出毛的平庸、貧乏和卑劣。這些人也有留下來的回憶錄，還有一些被別人記錄下來的言論，此類個人記憶與黨史定案的集體記憶相差很遠，我們可從中看出他們當時 對毛的態度和反應。如果能通過毛和這些人的關係、鬥爭、矛盾還原出真實的毛，我們就有可能隨著此類敍事返回歷史的現場，就像附在“阿凡達”的身上那樣，穿 越官方頒布的集體記憶，進入被掩埋在歷史紀錄垃圾堆深處的真實時空。我正在寫一系列有關毛共的長文，就是在試圖做這種工作，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中文教師，來美國之前，寫作的重點是文學研究和文化評論，對中共黨史所知甚少。剛才有人說他從小熟讀“毛選”，但我不是，我在國内確實沒讀過多少“毛選”。

說起讀“毛選”，我忽然想起自己一段險惡的經歷。我“文革”中曾被拘留，那時我在磚瓦窯——一個公安局管理的就業廠當工人。那時我已經是“反動分子”了， 公安局來人抓我，先搜查我的宿舍。我們那個磚廠宿舍很簡陋，床板是拿四摞磚頭支起來的，有些地方不平。搜查時發現：我竟然是用“毛選”第二卷跟磚頭摞在一 起，用它墊住不平的那一頭。這在通常情況下可能被算為“罪狀”，甚至可上綱上線到“惡毒攻擊”。大概因我本已有“罪狀”，那時竟未被追究。那個年月人人都 得備有“毛選”四卷，不管你學不學它。我從來不讀我的“毛選”，因爲我對毛的文字毫無興趣。我這個人之所以被打為“反動”，完全是因爲與當時的現實基本脫 節，甚至絕緣，因而比周圍的絕大多數人較少受到主流話語的熏染。我覺得這是我今天還有能力進行歷史還原的一個基本功，是我特有的免疫素質。

對毛式話語像髒話一樣刪除

我在耶魯教中文時開了一門Independent Study的課程。有個學生要跟我學“毛選”，她說讀過幾本美國人有關毛澤東的著作，認為毛是一個有思想和理論的哲學家。我不以爲然，詰問她說：毛怎麼能 稱爲哲學家呢？這女孩跟我讀毛澤東著作的中文原作，為開那門課，我才開始認真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一些被認爲有代表性的篇章。最後到期末，我指導 該生用英文寫了一篇批判毛澤東語言暴力及政治修辭的論文。那時《我的反動自述》一書已出版，我覺得，我這個“性情反動”的人應該通過自學，補一下“反動” 或“反共”所缺的課，好在我生命的“後反動”歲月，紮實地鍛造我的“正動”。我開始惡補百年中國歷史的課程，讀了很多有關的書籍。

我對毛共問題的關注，是和研讀百年中國歷史同步並行的。我已在台灣出版一本書，叫《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是在中華民國一百周年時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的。在 寫那部書時我已開始探討還原毛共的問題。這本書寫完後我就想：應該寫一部專著，並不是寫毛澤東傳記，而是從他的青少年一直到他去世，以他的一生為一條線來 貫穿、梳理中共所搞的這場革命，探討毛共如何扭曲了百年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正道。

我的出發點是批毛必須批共，其次堅持唾棄主流話語談論毛共慣用的既定概念、框架、話題。自覺地清除此類公式化用語，要把它們像髒話一樣刪除乾淨。因為你沒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就難以捕捉你想傳達的真實，你若採用已被規範的語言講述，就難免重複老生常談的東西。

聽了大家的發言，我深感評毛批毛是件很難的事情——非常難。在網上看到那個李捷挑戰高文謙先生，心裡就想，與這種不可救藥的人有什麽可辯論的呢？從國内到 海外，這類人太多太多了。今天這個座談會的發起人何頻先生提議批判毛的遺產，毛的遺產就是籠罩全中國的黨文化陰影，是灌輸到像李捷這類人頭腦中的思想塵 霾，可以說他們這些人的大量存在就是毛遺產的一部分，毛遺產已癌擴散為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精神症狀。恐怕得等他們一代代告別世界，毛遺產留給中國人的生存 重壓才會趨於消除。所以我要再次重複說，今日批毛實在是很難的。誠如高文謙先生所說，毛澤東現象是中國人的宿命和孽債。這話很精煉，但是為什麼會是這樣， 這宿命和孽債是怎麼形成的，卻不是一場研討會、幾篇文章或數部專著能解釋清楚的。

有人談到毛澤東有理想，國人所說的“理想”，經過了“五四”，再經過了中共的革命話語，已經變得很空泛了。理想高於現實，有理想指的是頭腦裡有革命的前 景，是指向共產主義的。這些被賦予正面含義的大字眼有互相等於的關係，全都是假大空的頌詞。像孟玄先生說毛澤東通過“大躍進”把中國人民的力量解放出來了 ——怎麽能是“解放”出來了？根本是濫用人力和破壞經濟。那些參加大煉鋼鐵的人並不是自願去的，都是被各單位逼去的，你不能亂用“解放”這個詞。（孟玄： 我說“解放”，意思是說，使社會每一個原來底層的人，都覺得自己現在可以跟有權的人平等了。）這正是毛澤東最大的誘惑性和煽動力。（孟玄：我是說 “Empowerment of Individual”，事實上也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高文謙：No，根本不是那樣，你反對一個支部書記，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

批毛在現在具有現實意義，非常非常重要，特別是面對習近平現在向毛倒退的態勢！以前碰到毛的冥誕，中央好像都有點害怕，害怕有些毛左毛粉，以及懷念“文 革”造反的庸眾會趁機起閧鬧事，所以當局常採取敷衍了事的態度，似乎有意讓人們淡忘那個敏感時期。你看現在呢，習近平竟要隆重紀念！這是毛的陰魂正在復活 的徵象，毛就活在習近平以及全體中國庸眾的身上。所以批毛的使命重要而艱巨，路還很長。打一個比方，毛澤東就是中共的“阿基利斯之踵”，我們這些有志於批 毛的人應該阿波羅一般高立雲端，用亂箭射穿那個騷紅厚黑的腳後跟。總而言之，只有徹底全面地展開批毛，才有可能把中共顛覆了的正道再反正回來。今天這個小 小的研討會可以説是繼續在做我們2011年夏在法拉盛開會討論的“轉型正義”的工作。（新史記》17期）


剛出版的《新史記》17期以十多萬字篇幅評述毛澤東。

哈佛專家

2014年1月1日 星期三
中國已錯過了批毛最佳時機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高文謙：你談到毛本來決定三個五年計劃後實行社會主義，那麼為什麼他改了主意，要提前？

張 博樹：為什麼他要提前？我看了些文獻，我的感覺毛當時之所以要加快速度，重要的考慮之一，是擔心他的政權變質，擔心共產黨自己腐敗。我舉個例子，1950 年到51年，當時有一個爭論，就是關於山西合作社的事。簡單地說，土改之後，有些黨員開始致富，甚至開始雇工了，基層就把這個問題反映上來，說黨員雇工和 我們幹革命的目標相違背，怎麼辦？底下不知道該怎麼認識、怎麼處理，就把這個問題反映到中央。

劉少奇的意見是，沒什麼可害怕的，中國經濟上還很落後，我們還會繼續搞新民主主義，新民主主義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沒有兩極分化，所以出現貧富分化、出現個別黨員雇工沒什麼了不起……

王軍濤：你的意思是說，按照共產黨原來的邏輯，應該就搞新民主主義，但是毛是出於理想主義，否定了這些……

張博樹：按照馬克思主義那一套，中共下一步就是要走上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黨的二大就很清楚，黨的目標也是很清楚的，新民主主義在共產黨的藍圖中只是一個階段。


關於毛澤東，還會長久地繼續爭論下去。


毛爲何要提前消滅私有制

高文謙：毛澤東改變的原因是什麼？
張 博樹：原因就是共產黨進城以後，又是在發展新民主主義，又是私營經濟被鼓勵、被保護的，允許剝削，那麼原來的八路軍、解放軍許多“土包子”，誰也沒有做好 這麼快就革命成功的思想準備，他們進了城，當了官，自然會出現資本家對剛進城的共產黨幹部點頭哈腰、收買腐蝕的問題。這是城市；農村呢，就是剛才我說的黨 員雇工問題。這些問題，別人可能覺得這無所謂，不奇怪，但對毛來講，在這個問題上他卻比較敏感。

高文謙：你是說，他是出於理想主義，因此不能容忍這種現象？

張博樹：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高文謙：我不同意這個說法。

張博樹：剛才說的現象，是在1950年、51年。到了53年，毛就要求加快這個進程，到了55年、56年這個速度就更快了。這個更快，不完全是毛自己的問題，還有一個社會的反向互動的問題，這事更複雜，挺有意思，不過今天不可能展開說。

從 根兒上，我們來理解毛當年那套想法背後的因素，什麼東西構成他的動機？他為什麼要這樣想問題？我覺得有幾層因素，一個是他所理解的馬克思所謂“消滅私有 制”、建立共產主義的那套原教旨理論——儘管我們現在來看，毛對此其實是一知半解的；第二層是毛的傳統中國式的“大同”理想，他讓中央委員們讀三國《張魯 傳》，欣賞張魯的“置義舍”，自己也被其中的爛漫成分所陶醉；第三層是毛的戰爭年代的經歷，讓他堅信“精神力量”是無窮的，禁欲主義有助於保持革命青春， 金錢則最容易使人墮落。所有他一向對“物質刺激”之類嗤之以鼻，“批判修正主義”就是在批判“金錢掛帥”。

以上幾條都是毛的“理想主義”最重要的思想元素。在實踐層面，我說的“理想主義”這個詞，則是指毛澤東的烏托邦社會改造工程。軍濤所說的“軍事動員體制”和我說的“烏托邦改造工程”，這兩個詞有重疊的地方。

王軍濤：不，不一樣。烏托邦是不能實現的，但烏托邦倒是著眼於安居樂業的體制；而軍事動員體制行之有效，但是它永遠是在那裡折騰、折騰、折騰。

張博樹：毛澤東就是在折騰、折騰、折騰，但並不是毫無意義的；恰恰相反，在他的理解邏輯中，他所做的一切是極有意義的，他是企圖達到他認為很好的一個目標。

1959年“大躍進”遇到挫折以後，毛曾經專門組織一個班子去閱讀蘇聯版的《政治經濟學》，而且他不讀資本主義部分，就讀社會主義部分。鄧力群當時做了很多筆記，那個玩意兒現在在“烏有之鄉”網站都有賣的，毛在考慮“資產階級法權”問題到底怎麼看。


中國錯過了批毛最佳時機

馮勝平：我打斷一下博樹，你的“九大思潮”一講一個小時肯定完不了。

高文謙：最好就講要點。

馮勝平：博樹講不完的，他還沒講到“九大思潮”的第一大思潮呢！（眾笑）

張博樹：既然如此，我就此打住。大家有興趣，可以看我那兩篇文章，網上都有了，一篇是《權力語境內認知邏輯與利益邏輯的雙重嬗變：也談改革開放30年》，另一篇是《“共和”60年：對幾個問題的梳理》，那裡有對我剛才所說觀點更詳細的展開。

馮勝平：其實我和博樹的基本觀點相近，我也認為毛有理想主義的一面。但觀念之爭是爭不清楚的，說毛理想主義吧，但大家對理想主義的概念都不一樣；我們還是談今天中國的現實吧。

中 國現在很多人崇毛，甚至可能是大多數人都是崇毛的。（有人插言：不會大多數。）不會大多數嗎？可能我是錯的，按照我的一個朋友黃紀蘇的說法，如果是80年 代就批毛，把毛遷出紀念堂，不管是老幹部到老百姓，不會遇到阻力，那時候是做得到的。30年下來，你做不到了！你再想去動一下毛的紀念堂、再去動一下毛的 牌位試試？不是習近平要跟你過不去，全國不知有多少人要跟你過不去！（與會者紛紛插言表示不同意這一說法。）

你 們聽我講。現在國內崇毛的是崇得五迷三道，恨毛的是恨得咬牙切齒，各有各的理由。我可以想像，隨著將來中國分化加劇，對毛的兩極評價肯定也是越來越偏激。 比如說崇拜毛的，有人崇拜他的不擇手段——我那天碰到一個企業家，他就佩服毛“手段厲害”；有人崇拜他的成功——這在中國人中最典型的，“成者為王，敗者 為寇”麼；有的人崇拜他的文采，說文章寫得好，高文謙講他有語言天分，胡適更講過，共產黨裡面白話文寫得好的，首推毛澤東；也有人崇拜他的膽略：幾百人敢 上井岡山，折騰出這麼一個大局面……反正各種崇拜他的都有。

毛澤東生前造成了千百萬甚至億萬生靈塗炭，這個大家都承認；而毛澤東死後，從現在再往前走，還不知道要帶走多少冤魂！最典型的，就是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個毛澤東紀念堂，在我看來，那是一個巨大的定時炸彈，將來國內的人，擁毛的、反毛的，不知要發生多麽慘烈的衝突！

老大一死，老二當家

高 文謙：我再回到剛才張博樹這個話題：1953年定的是利用三個五年計劃多一點的時間，實行過渡時期總路線，要15年到18年——至少是15年，為什麼才過 了兩三年，到了1955年、56年，毛澤東就批判鄧子恢是“小腳女人”，催促要趕快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爲什麽有這樣的轉折點？不排除毛有一種天然的對窮苦 人的一種同情，但嬗變的主要契機是什麽？
是1953年3月斯大林之死。

考 察毛澤東的思想轉變，不能光探究毛本人，還要把國內、國際各種因素、各種動態都考慮到。我認為，在那個時候毛有一個突變，原因就是斯大林之死。在國際共運 中，斯大林在，他當然是老大，蘇共是老大；中共是老二，毛澤東是老二，老大一死，老二當家！蘇聯當時其他那些領導人，論資格、威望，跟毛澤東這個老二是沒 法比的。共產主義大家庭的家長斯大林一死，按照毛後來的講法，“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覺得解讀毛澤東之所以對社會主義改造提速，與其歸結到毛的理 想主義，不如用他想爭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領袖來解釋——他想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獨闢蹊徑，超過蘇聯。

對 這個問題，我想起一個可作對比的事例。1975年，毛已經是風燭殘年，周那時也住在醫院裡面，柬埔寨的波爾布特到北京來朝貢。我看到當時會談記錄——毛的 記錄沒看著，估計他當時根本講不了什麼話了；看到周與他的談話記錄，那時到周去世還差幾個月，周也根本就動不了了。他跟波爾布特講了什麼呢？他告誡說： “社會主義道路是漫長的”——周作為幹了一輩子革命的過來人，他在年輕時如你們所說，也有理想主義這一面；走過一生之後，他對波爾布特講了這個體會。波爾 布特對毛和周怎麽說呢，他拍胸脯：“取消家庭”。

我覺 得，毛澤東在中共建國之初的想法，與1975年波爾布特在柬共建國之初有一比——不能說完全一樣，但毛的雄心，說句實在話，是比天高的。所以他1953年 剛定完過渡時期總路線，規定三個五年計劃多點時間完成這個過程，但遇到斯大林一死，到1955年，他就批鄧子恢是“小腳女人”，要趕快改造。1957年他 到莫斯科去，就跟赫魯曉夫講“超英趕美”：你蘇聯趕美，我們中國超英。毛看到了他在奪取政權的道路上，走了一條與俄國“城市中心”暴動不同的路，走出了農 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他認為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的獨特創造。但是想當國際共運的老大，光有打天下的獨特道路還不行，還得在建設社會主義上走出一條不同於蘇聯 模式的道路。毛太想幹好事……

康正果：與其說他“太想幹好事”，不如說是太想逞能。

高文謙：太想幹好事的背後，有他個人動機在裡面。我相信同樣是共產黨，若要讓周恩來、鄧小平、劉少奇這些人來掌舵，恐怕未必走出同樣的路來。

康 正果：我甚至覺得沒必要用“理想主義”來定義，連“烏托邦”都不要用，西方還有另外一種觀念，叫“反烏托邦”——烏托邦是經過精密設計的理想國度或社會， 而“反烏托邦”，是全面控制人的社會。有好多這樣的小說，像《1984》就是反烏托邦的，毛搞的就完全是反烏托邦的，連烏托邦都夠不上。（《新史記》17期）

哈佛專家

2014年11月23日 星期日
鄧小平復出是毛制約周的一步棋

《名星》蕭雨 木風


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第二輯《國家禁區》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之後，《名星》雜誌經授權選載該書部分章節如下：


李肅（美國之音《解密時刻》節目主持人）：鄧小平的復出，按照後來官方的說法，周恩來是發揮了很大作用的。周的作用真的很大嗎？

高文謙（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前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前組長）：並非如此，實際上恰恰相反。鄧的復出是毛用鄧制約周的一招棋。林彪事件之後，周的勢力在上升，而且掌握實際權力，而毛的身體又不行了。毛考慮，制衡周，最好的辦法就是起用鄧。

【解說：毛澤東在打倒劉少奇的同時，卻對“劉鄧司令部”的二號人物鄧小平網開一面。1968年，在開除劉少奇黨籍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先後兩次為鄧 小平講好話，說“不要開除黨籍，最好嘛，還能夠做點工作”。在另外幾個場合，毛澤東曾經幾次指示要把鄧小平和劉少奇區別對待，並且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汪東興直接管理鄧小平的事情，保護他的人身安全，為日後重新起用鄧埋下伏筆。

在對待鄧小平的問題上，周恩來完全是按照毛澤東的旨意行事。1969年秋，鄧小平被發落到江西。周恩來事先打電話給江西的黨政領導人，過問對鄧小平一家的生活安排，還對他們說，鄧小平下去“是到農村鍛煉”。

鄧 小平的女兒鄧榕在回憶父親的書中說，鄧小平被送到江西的時候，江西省政府的辦公室主任親自接機，親切地稱鄧小平為同志，說“毛主席叫你來江西，我們非常歡 迎”。鄧小平一家人在江西住的是原福州軍區南昌陸軍步兵學校少將校長的兩層小樓，被稱為“將軍樓”。鄧小平在一公里以外的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監督勞 動”，廠內專門為他設立了一個休息室。在下放江西期間，汪東興還親自幫助鄧小平的女兒和兒子上了大學。


鄧小平與家人在江西。

“九 一三事件”後，毛澤東在1972年1月再次明確表示，鄧小平和劉少奇不一樣，是人民內部矛盾。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來信批示說“鄧小平同志沒有歷 史問題”，“有戰功”，“沒有屈服於蘇修”。於是，周恩來於1972年12月18日要毛澤東的親信紀登奎和汪東興寫信提議恢復鄧小平的工作，再拿著這封信 去請示毛澤東。1973年3月9日，毛澤東批示同意恢復鄧小平的黨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在同年8月舉行的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小平再次 成為中共中央委員。】（《是是非非周恩來》選載3。《名星》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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