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是流氓的護身符，良知是聖徒的福音書
當人們不願意思考，只等著政治或教會領袖來給予其思想觀念時，具有威權傾向的假宗教人士或政客們的心裡就要竊喜了！
2017年6月4日 · 特稿
作者︱廖斌洲 (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選人)
《約瑟和他的兄弟們》是一本關於「信仰良知」與「權力慾望」的兩大力量在威權時代台灣基督教會界彼此爭鬥的故事。
二戰後的台灣，國民黨主導的中華民國政府曾建立起為期38年的戒嚴體制。在國際的冷戰格局下，大部分具備威權性質的政權為了擔心統治權力不穩固，習慣以「敵我之分」的方式將異己斥為種族、階級、民族或意識形態的敵人，藉以凝聚人民的忠誠感和團結意識。在此環境下生活的人們，人性自然容易受到扭曲。
本書作者針對戰後台灣政教關係史進行「系譜學」（genealogy）的考察和分析，主軸圍繞著「權力的系譜」及「神學的系譜」兩個核心，說出了許多令人震撼的故事。
本文將從「權力神學」的角度出發，將曾慶豹教授這本著作的內容，以及2月19日作者與鄭仰恩教授和郭明璋教授在濟南教會的新書座談會的重要討論議題，進行簡要評述。
「權力的系譜」：對「濫用權力」的反省
在當天的新書座談會中，鄭仰恩教授提醒，台灣的教會界需要進行「轉型正義」，而這必須從理解真相開始，才有和解的可能。基於此，教會界必須重視「權力神學」。
當天郭明璋教授也以自身經歷提到，自己過去到香港念神學院時，曾協助編寫中國教會史的著作，由於書中有批評蔣介石的話，於是曾在壓力下將相關文字刪除。此外，這本書中提到很多的「黨國基督徒」，都是許多教派在很長的年代予以「聖化」的屬靈偉人，該怎麼面對這段歷史，都是這些教派的基督徒必須真誠面對的。
「權力神學」的反省基礎在於人性，基督教信仰對近代民主思潮對大的貢獻就在於其對於人類「罪性」（sin）的深刻反省。
奧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曾指出，世界的「邪惡」並非來自於上帝的創造，而是人類對於「意志」的選擇，也就是使「背離」良善，「轉向」邪惡（註1）。在《上帝之城》當中，他描繪了兩種「理念型」的國度當中的人性：在「上帝之城」當中的人，「愛上帝到輕視自己的程度」。相對地，在「世俗之城」當中的人，「愛自己到輕視上帝的程度」，這樣的人受到「慾望」（lust）的主宰，其中一項慾望就是：「統治或支配的慾望」（lust for mastery/domination），也就是人對權力的追求。（註2）在以基督教為國教的羅馬帝國下，基督教「信仰」確實是與帝國的「權力」緊密結合的，於是，教會就常成為迫害異己的加害者。十二世紀在天主教會內部出現的「宗教裁判所」（inquisition）就是宗教結合國家權力迫害異己的高峰。
當代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指出，奧古斯丁的洞察力表現在，他考量到「權力」和人性的「自我主義」（egotism）的成分，並在這樣的人性反思當中去建立起正義及和平（註3）。
尼布爾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一書中，清楚地提醒了人們，「政治是良知和權力彼此競爭的領域」，也是倫理因素和強制因素相互競爭的領域。然而弔詭的是，理想主義者往往存在著盲點，這個盲點並非出現在個人面對自我的層次，而往往出現在個人面對集體的層次。當人們面對國家民族的大義時，良知往往就會被外在的群體權力所壓制。在面對國家民族的問題時，人們往往不被允許進行對其所屬群體的批判和反思，一旦依據良知提出反省的聲音，就容易被扣上背叛者的帽子（註4）。
在《約瑟和他的兄弟們》這本書中，我們看到了，那些打著「愛國」、「護教」或「反共」之名的「黨國基督徒」，利用了他們在結構上與政治權力的親近性，打著「國家民族的大義」，將不同政治價值者扣上「敵基督」和「共產黨」的帽子，去迫害與自己有著共同信仰的兄弟們。
從「權力的系譜」角度來看，這個權力結構的圖像如下：「加害者」是國民黨政權，「協力者」（collaborator）是協助其打壓異己的反共護國教派領袖，「被害者」自然是當年受到打壓的支持普世教協（WCC）的教會領袖。
在「準列寧式政權」（quasi-Leninism）的結構下，本書中所描繪的黨國控制台灣基督教會界的手段有兩種：一是組織，二是意識形態。
首先，就組織的手段而言，黨國基督徒和國民黨政府合作，採取了兩個行動。一是積極阻撓長老教會於1951年起即已開始參與的「普世教協」（WCC），方法是透過成文秀先後成立以反共為號召的「萬國教聯」（ICCC）中華分會（1961）、「亞洲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1965）、「世界基督教護教反共聯合會」（1969）。二是政府跨部會的「七二〇專案」，透過內政、外交、國安和調查局等系統策動教會界人士，促使這些教派退出普世教協。其中，一位內政部官員康峻璧，不僅曾在1967年長老教會總會會議中威脅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更曾要脅周聯華牧師參加反共會議，堪稱黨國基督徒展現「邪惡之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的最佳典範。
其次，就意識形態的手段而言，黨國基督徒則配合國民黨政府，運用了「敵我之分」的方式，打造了一套「反共、復國、擁蔣」三位一體的官方政治神學，以對應於「親共（普世）、自決（台獨）、反蔣（反獨裁）」的異端政治神學。他們強調「真理」和「錯誤」的對比。
在教會界，成文秀創辦的《角聲週刊》，指責普世教協的合一運動是在建造末世的巴別塔；王永信的《真道手冊》將普世教協指為敵基督，這本書後來成了打擊異端的指南。在軍方，積極地推動了由蔣介石親自審定、並修改過的《荒漠甘泉》，堪稱反共靈修神學的代表作。在全國，則打造了蔣介石的個人崇拜，張曉風和林治平的文字都把蔣描繪成「中國的道成肉身」的形象。
那些對自己弟兄實行迫害的「基督徒」，他們的行動指南不是耶穌基督，而是黨國和領袖，他們不是追隨耶穌道路的、與受苦者同行的「基督徒」，而是依附權勢、迫害弱者的「黨徒」。本書中頻頻提到的張靜愚和成文秀都是這類人。
「神學的系譜」：對「思想絕對化」的反省
從「神學的系譜」來看，作者將主要的焦點放在台灣基要派在1960年代之初形成的政治思想分析。台灣基要派的形成，和美國基要派在1960年代逐漸形成的背景有密切關連。
在1960年代的美國是民權意識高漲和社會運動盛行的年代，此時早已存在的自由主義神學（liberal theology）仍持續發展著。這個年代無疑給了基要派一個重新崛起的機會，基要派主要強調聖經無誤論，同時反對美國政府的世俗化政策。本書中提到的兩位美國基督教會重要人士分別是基要派的萬國教聯的會長麥堅泰（Carl McIntire）和福音派的葛理翰（Billy Graham）兩位牧師。麥堅泰堅定反共的意識形態及對信仰純正性的強調深深影響了台灣基要派的路線，葛理翰則是在早期極力反共，後來慢慢開展福音佈道工作而開啟了美國福音派路線，不再受到台灣基要派的歡迎。
曾慶豹在本書中指出，黨國基督徒所發展出來的基要派，基本上可以定位出「迷信權力」和「聖經無誤」兩大特色。首先，迷信權力的具體表現，在於他們喜歡將具有基督徒身份的黨國高層描繪為「基督徒的表率」，蔣介石、李國鼎和王建瑄等人都曾受到他們的大力吹捧。
其次，聖經無誤論所展現的，是基要派過度強調信仰的純正性和正統的面向，卻反對和不同學術領域，以及在地文化進行對話的可能性。作者在書中梳理當年「中華福音神學院」的成立，是由於受過美國基要派神學訓練的趙天恩為了對抗深受自由派神學影響的長老教會體系神學院。「聖經無誤」是基要派神學的核心價值，這個觀點也寫入了華神的成立宗旨當中。作者直指趙天恩的本色化神學是包裝了「護教反共」政治意圖的政治神學。
在當天的座談會上，有一位聽眾提出一個問題：當年教會人士打著「反共護教」的名義來迫害異己，和今天許多教會界人士打著「反同護家」的名義，是否有相似之處？鄭仰恩教授回答道，這兩者的處境不同，因為背後的權力結構不同。然而仍有類似之處，就是思想的絕對化。
「思想的絕對化」的問題確實值得反省的，這是人類對於自己知識過度自信的展現。尼布爾在《人類的本性與命運》當中指出的「知識的驕傲」即是「思想的絕對化」的表現。尼布爾認為，所有的人類知識都是有限的，它們「是由特定觀點所取得」，但它卻「假裝成為終極的知識」。知識的驕傲來自於兩個面向，一個是「對於人類心靈有限性的無知」，另一個則是「人類真理當中自利的污點」。知識的驕傲忘記了這樣的事實：「它所涉入的僅是暫時的過程，但卻將自己想像成對於歷史的完全超越」（註5）。
這種對於人類自我理解能力過度自負的展現，不僅使得具有特定觀點的信仰群體拒絕和社會對話、教導自己的信眾拒絕和社會對話，更嚴重的後果是，它使人們不願意思考。當人們不願意思考，只等著政治或教會領袖來給予其思想觀念時，具有威權傾向的假宗教人士或政客們的心裡就要竊喜了！
結語
身處歷史情境中的個人，總是必須做出許多抉擇，正是這些抉擇，塑造了其個人的歷史定位。本書中所提到的許多戰後活躍的台灣教會界人物，在他們所思所想以及採取行動的當下就已經決定了的他們的歷史定位。
從世俗的角度來看，黨國基督徒勝利了，那些被害者失敗了。然而，基督教信仰從來不是以世俗的成敗來論英雄。耶穌基督被釘死，在世俗上是徹底的失敗者，但卻成就了上帝救贖人類之路。那些甘願追隨基督的人，選擇了受苦、受冷落以及流亡，雖然看起來很落寞，但他們卻是走在「成聖」的道路上。是以，「愛國是流氓的護身符，良知是聖徒的福音書」。
註：
1. Augustine of Hippo. 1998.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ok 12, Chapter 6.
2. Augustine of Hippo. 1998. The City of God against the Paga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ok14, Chapter 28.
3. Reinhold Niebuhr. 1953. Christian Realism and Political Problem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131.
4. Reinhold Niebuhr. 1932.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A Study in Ethics and Politic.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 Chapter 1,4.
5. Reinhold Niebuhr. 1949. 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A Christia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p.194-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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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9/7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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