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2013年12月28日 星期六
鄧小平改革是毛澤東“文革”的繼續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何頻（明鏡集團CEO，政治評論家）：
我本來對毛澤東沒有什麽話可說，但我聽了剛才幾位的發言，不得不講幾句話。

我對從文學和歷史學的角度描述毛澤東、評價毛澤東，沒有多大興趣，因為我覺得，文學可以對一個人的複雜性格做多側面的描述：一個流氓也可能有很善良的一 面，一個強姦婦女的人也可能曾經有過真正的愛情；我對站在歷史學立場的探究也沒有興趣，很多歷史的細節你可以無休無止地糾纏下去，可以成為一門學問——研 究毛澤東有沒有鬍子，你就可以寫成一篇博士論文！

我覺得有兩個東西，對我們更有現實價值。一個是法律意義上的毛澤東；一個是政治意義上的毛澤東。政治意義上的毛澤東和法律意義上的毛澤東，都需要一個最重要的標杆，就是準確、精確。


何頻

我以前在中國大陸，在跟法律有關的單位工作過，最近這麽多年在海外，朋友中律師比較多，自己也受到法律熏陶，看的東西也有很多和法律相關。我覺得，西方司 法給我一個最簡單的啓示就是，案件可能是複雜的，但討論到具體案情，要非常非常簡單、直接——只有很簡單，才會很精確。而我們中國人比較喜歡用模糊語言， 尤其是似乎“理性”的語言，卻把很多東西變得完全沒有人性，喪失感性，比如說“一分為二”呀，比如說“客觀全面”、“實事求是”呀。剛才有人講，毛澤東有 獨裁的一方面，也有理想的一方面，要一分為二地看待毛澤東呀，甚至還說到流氓的競爭機制呀，把很多東西就攪糊塗了，攪糊塗以後你就不知道到底應該怎麼去評 價毛了。


任何一個獨裁者，任何一個罪大惡極的流氓，都可以找到理由為他辯解，回答得可以很模糊，說他“殺了人但曾經做了好事”。對於法律來講，其實你只要回答我， 幾點幾分到了殺人現場？是不是殺了那個人？政治評價也是一樣的，毛澤東作為一個中共的領袖，對整個國家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破壞，非正常死亡了那麼多人，還要 用什麼“理性”去評價他有做得正確的一方面？

如果你從文學的角度和歷史的角度這麽說，當然沒問題；但是從政治的角度來講，和法律的角度是一樣的，一個人殺了人，就是殺了人；一個人是獨裁者，就是獨裁者，而不能說這個獨裁者做過什麼好事，對吧？這個是最關鍵的，最簡單的，也是最準確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正是因為這種“一分為二”，什麼“幾分成績幾分錯誤”的評價毛澤東，才造成了“文化大革命”後的又一場“革命”，另外一場毛澤東惡果的繼續發揚 ——這就是“改革”。鄧小平的改革就是建立在不徹底否定毛澤東的基礎之上的，因為只有不否定毛澤東，才使改革具有合法性：前一個階段是犯了“錯誤”，而不 是犯了“罪”，後一個階段才不是懲治犯罪，而是“糾正錯誤”，“繼續前進”。

所以，才造成了從毛澤東開始執政以來，在中國造成了兩重浩劫，第一場浩劫就是“文革”，第二場浩劫就是“改革”。改革的實際後果，我們現在越來越很清楚地 看到了：正是因為拒絕徹底地否定毛澤東所造成的。對人們價值觀念所造成的破壞，對生態環境造成的破壞，對整個社會結構的破壞，對民族人文傳統的破壞，從更 長時間看，遠遠超過“文化大革命”，實際恰恰是對毛澤東的繼續，而不是對毛澤東的一種結束。如果當年鄧小平不是說對毛澤東“一分為二”、“幾分幾分”的評 價，當時就徹底地否定了毛澤東，那中國根本就沒有“改革”這一說，政治可能更早進入了文明。模糊的語言，比那種完全讚揚毛澤東還要可怕，因為它貌似公正、 貌似理性，卻會給人似是而非的引導。

第三點，毛澤東在未來的歷史地位問題。我很尊重的一位政治學者曾經對我講：現在評價毛澤東之所以不理性，是因為人們還有很沉重的感情包袱，有的人是否定毛 澤東，有的人認為要客觀地看待毛澤東，有的人甚至認為毛澤東那一套是對的，不管持有哪種看法，都是太多深受毛澤東的直接影響，才使得對毛評價不客觀。他說 如果過了一百年，對毛澤東的評價就會客觀和平靜一些、會理性一些。這番話給我影響很深。但是我經過自己的反覆思考以後，我否定了這種看法。

我認為將毛澤東放在歷史的長河中看，他未來將不會有真正很重要的地位。原因非常簡單：毛澤東做的這一套，並不是他獨立地、原創性地發明的。他只是將別人的 一套東西，在資本主義世界開始暴露弊病、出現危機的階段，前人所進行的社會主義烏托邦實驗接過來，他領導的黨，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而已，而毛澤東只是 在中國做了延續和發展。

我最近跑了一些東歐國家，例如到阿爾巴尼亞，到羅馬尼亞、前南斯拉夫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感到與過去我在中國的感受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可見毛所做的，並非 獨一無二。毛澤東所做的那些東西，被毛粉所讚揚的某些東西，其實所有其它社會主義國家都差不多，都是用所謂“自己特色的（中國的，阿爾巴尼亞的，羅馬尼亞 的，南斯拉夫……等等）社會主義”的名目。他們也跟蘇聯有時好，有時不好，好的時候，自命為我們是“以蘇聯爲首的社會主義大家庭”一員，不好的時候，就說 我們在“進行真正的社會主義實驗”，毛澤東其實跟他們是一路貨色，他哪有多少自己對人類文明的獨創性貢獻？

歷史的長河按照今天這樣急速地發展下去，我們身處一個全球共享文明的時代。在這樣一個時代，一個固有的、僵化的局限性於一國的文化、政治遺產，對新一代的 影響力較低，而且，會越來越低。只有能讓人類文明共享的東西，共同存在的價值，才會真正影響到我們的下一代乃至下下代。在下一代人中間，毛澤東也好，鄧小 平也好，沒那麼重要。他們看的是手機，接受的是微信，他們今天的價值觀還有不同甚至對立，無論在中國，還是在非洲，還是在美洲，那只是因為一些國家的當權 者堅持維護自己統治的一套制度，拒絕全球化大潮。我相信，在20年、50年以後，100年以後，這種頑抗被克服，全球是一體的。

如果中國不徹底否定毛澤東，甚至堅持毛路線成功了，那就是人類文明另一次大失敗、大挫折。

按我的想像，中國未來無非是兩種情況出現：

第一種情況，就是說中國在未來某一天、某一個時刻、某一個事件，歷史突然逆轉，產生了新的變化，中國走向了文明的起跑線；第二種情況，中共按照目前的路 子，確實會變得比較強大，而西方在某些方面有些衰退。但是當中國軍事崛起、專制崛起，成為文明社會的共同敵人的時候，滅頂之災的時刻也就到了。從這個意義 上來講，從整體上看，我是很樂觀的。
毛澤東對我們這一代人命運和思想的影響太深刻了；但是放到歷史的長河來看，真的不算什麼：他既沒有秦始皇的本事，也沒有希特勒的本事，跟前共黨國家相比， 中共不過是社會主義的實驗走得更遠一點而已——中國人的悲劇就在於，有了一個毛澤東，還有了一個鄧小平。（新史記》17期）


剛出版的《新史記》17期以十多萬字篇幅評述毛澤東。

哈佛專家

2013年12月27日 星期五
什麽人在說罪人毛澤東好？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王軍濤（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
我在中國是最早公開評毛的一個。1980年底北大競選的時候，我就貼了評毛的大字報。那時候我就說，毛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受馬克思主義啟發的、 偉大的中國革命家”——我要特意強調“偉大”這個詞，不是從正面和負面來褒貶，只是說他改變了中國。毛的重要性就在於此，中國繼續前進繞不開他；而且，前 進還是倒退，對他的評價是衡量指標之一。

我們現在評毛，就從兩點上來評：一是他的人格和個性；二是他的歷史功罪。

就人格個性而言，我不認為毛是“理想主義者”。毛不甘於現狀，不是因為有什麼具體改造世界的藍圖，而就是想折騰，折騰出名堂。他是個從不安於現狀——不安 於任何現狀的人。從他自我敘述的思想軌跡來看，他對理想從來就沒有過什麼背書，他既不背書理想的道德品質，也不背書一個確定的社會理想。我們講一個社會理 想要讓人安居樂業，而毛想做的事，沒有一條是讓人安居樂業。其實就是剛才馮勝平所說的，毛這一輩子就是想有作為，說得好聽點，是有雄才大略作為，說得不好 聽，就是想折騰！折騰來折騰去，折騰全世界，還要折騰成。他這一輩子最成功的、最得意的，就是把這個世界折騰來折騰去，所以這是他的個性。

這也不像有人認為的那樣是什麼違背人性。人類心理學早就超越古典思想對人性的浪漫想像定義。人類的問題都孕育在人性中，變態也是人性。毛要不是利用人性中 的弱點，他也不能成功。毛有追隨者，毛能贏得黨內鬥爭，不僅僅是他的權謀，他利用了很多人性中的弱點。所以我覺得，我們談人性，不能光按照經典的、古典主 義的觀點，把人性描寫、想像得很美好，人性是有弱點的。我覺得像馮勝平他們對人性抱悲觀的態度，其實西方人早說過，他們也有這些東西，只不過人家政治家和 思想家承認這一點，在現實中提出限制性措施，因此實際後果不會那麼釀出離譜的災難。


王軍濤

從毛的個性上看，我覺得這人的道德品質是很糟糕的，他沒有理想，他什麼新康德主義、無政府主義，他自己說信過這個、信過那個：馬克思主義、斯大林主義，叫 他否定來否定去，一直到剛才說的“五七指示”，他真就完全信嗎？他也不。全國都“五七”指示化了，他還要折騰。所有這些東西都說明，毛就是一個想折騰的 主，這是他的個性。不管道德上你說他好還是不好，但是就這種人他成功了，整個中國和世界都被他折騰。

第二，從歷史、政治上來評價，毛就是罪人。你不要說毛“讓中國獨立”。全世界那麼多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打仗，都獨立啦，對吧？印度不也獨立並在 崛起嗎？人家也在發展經濟，但人家還有安居樂業，毛連這個都沒給中國，毛給中國帶來的是貧困，後來是鄧解決了脫貧的問題、發展的問題。毛那個時代，跟別的 國家相比，沒有帶來秩序，而是帶來了很多災難。

就說他對外的獨立和強大，並不是真正強大，他只是占了便宜：國際上，整個西方帝國主義自我改善了，美國人領頭，放棄了侵占領土的方式。毛要是碰到日本等等 繼續採取傳統手段的帝國主義，他照樣守不住，剛剛開始建國，美國一下就把它打掉了。毛之所以能夠生存下來，就是運氣好：那些擴張性的帝國主義都被美國打敗 了，美國建立的秩序，就是尊重主權國家的，那麼多國家，西方都讓它獨立了，用得著毛打什麼“國內革命戰爭”死那麼多人嗎？而後來從災荒到“文革”，全是他 給中國人帶來的獨特的災難，是世界上任何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家所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毛在政治上全是罪。但是今天還是有人說毛好，我覺得有幾類人：

一個是老百姓，老百姓就是覺得現在的中國有問題，他們不懂世界上還有別的東西，例如西方道路，只能在毛和鄧中間選擇，不喜歡鄧了就喜歡毛——80年代沒人 喜歡毛，大家都喜歡鄧的改革開放，現在鄧的路線問題暴露得太嚴重，人就又想毛，在想像中對毛做了很多美化——其實他們向往的那些，都不是毛的東西。毛的那 一套真的再現，他們肯定更不喜歡。
第二個是新左派，新左派實際上對毛做了一番再解釋。其實他們說的很多也不是毛的東西，毛沒那麼多的社會理論，也沒有那麼多的社會學思想。

第三個就是西方。西方這些中國學者們，有很深的“毛澤東情結”，他們對毛澤東的理解呢，一個是看毛澤東對解決西方社會存在的問題是不是有啟示，什麼平等 啊、社會主義的遺產啊，他們做了很多想像的解釋。還有一個是，他們覺得，毛確實回答和解決了中國政治上一些極難解決的問題。比如在已經山河破碎的情況下， 毛重新把中國統一了，建立起了一個讓西方也感到比較畏懼的政權，從這個歷史功績上來說，先不說好還是不好，他們研究農民革命，他們喜歡追問中國革命的起源 是什麼。

毛是在中國所有近現代政治家中間，最後一個解決了中國面臨的分裂問題的人——當然他沒有解決現代化的問題，這是鄧解決的。但是學者覺得毛解決了這一點，也是有許多需要理解的，這些東西，我們都需要跳出來理解。

毛的法寶：軍事動員體制

毛獲得了成功，其實他就是因為解決了他的時代提出的兩個問題，但是他的答案並不是一個好答案。站在我們今天的角度來說，我們必須要超越毛，但還得要知道毛為什麼成功，如果不知道他為什麼成功，我們還會重蹈覆轍。（康正果：你說的“時代的兩個問題”是什麼？）

兩大問題是：第一，中國應當建立什麼樣的社會；第二，如何實現這個社會。

在毛登上政治舞台時，全世界都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全球化進程中間，帝國主義的擠壓，讓傳統帝國全部完蛋了，那時候有些帝國主義是比較粗野的，比如日本、 德國這些帝國主義，跟英國和美國這些還不太一樣。給中國帶來直接災難的是蘇俄和日本。在這種情況下，你說講憲政，北洋政府就是玩憲政嘛，他有曹錕賄選也 罷，像16省都督當時在“府院之爭”中支持段祺瑞，段祺瑞也沒搞軍事政變，他跑天津下野，逼黎元洪把他請回來，北洋一直在憲政框架中玩兒，是國共兩黨不在 憲政的框架中玩。第一個顛覆中華民國的是國民黨，五族共和的五色旗是被國民黨給顛覆的，都是在蘇俄的支持下幹的。我就想說，在中國外部、內部，沒那麼大的 階級矛盾，基本上中國在整體貧困的時候，無論是工廠還是在農村，一個地方要是繁榮，地主和農民都享受利益，資本家和工人都享受利益；如果衰落，那就都沒 有。這是毛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怎麼能夠讓一個積貧積弱、已經破碎的中國再站起來？

剛才我講了，國際環境上看，解決這個問題，其實跟毛沒有太大關係——二次世界大戰打完後，全世界都做到了這一點；帝國主義也在改進自己全球化的體系；那麼沒有毛也可以解決。但是不管怎麼說，從史實上看，確實還是毛解決了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更重要：你有一個社會理想，你怎麼實現它？怎麼在政治上不斷有紛爭時，達到一個新的統一？在這一點上毛是有貢獻，但這個貢獻，並不是像 馮勝平所說的，是這個社會注定讓痞子成功。毛解決這兩個問題，其實就是一個絕招：用軍事動員體制。其實毛並沒有什麼社會理念，他就是動用了軍事動員體制， 就贏了。在戰爭之後，他一再想在國內繼續維持這種體制，“五七幹校”就是一種體現。一直到他晚年他都是用這一招：第一，要維持軍事動員體制，得有生死存亡 的環境，所以他不斷地找敵人，找不到時假想出西方“帝修反”，還要在內部找敵人。第二，要精神高度亢奮地不斷搞運動——其實都是來自於毛在腦子裡的一個理 想社會，這個社會就像軍事動員體制一樣，是沒有分工的。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毛在建立軍事動員體制的過程中，是動用權術的。這個體制從哪兒來？我不太同意正果說的來自於共產黨。共產黨有很多體制啊，各家共產黨，有的有分 工，也有的引進、利用了一些西方和傳統文明，比如斯大林對俄羅斯文明有些變態的發揚，所以我認為，共產黨有反文明的一面，也有在文明在對自己有用時發揚的 一面。而毛不同，他對整個文明持一概反對的態度，這跟他多年搞軍事要保持一種簡樸，有關係。他也並不是反道德，因為軍事動員體制的維持，也是需要一定的精 神和道德的，清教徒的很多規範也是很嚴厲的，像我們小時候在毛時代男女之間的隔離啊什麼的。

毛在權術鬥爭中獲得成功，搞起了軍事動員體制。但是，搞這種體製成功的也不僅是毛，從歷史上看，我覺得這個體制更吸收了中國傳統的政治經驗。中國的農民起 義，王朝之間的戰爭，都是誰能建立起這樣一個有效的體制，誰就能獲得成功。並不是所有建立這種體制的人都像毛這麼壞，有很多第一代的君主像劉邦，給人民帶 來了太平。我不太同意中國儒生對劉邦評價那麼低，劉邦不是像阮籍說“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當時六國的遺老遺少都在啊，那些英雄都在啊，他們誰都看得 明白：群雄競起，將來就是劉邦和項羽兩個人要爭天下。你說劉邦“流氓”，但所有六國之後都知道將來就是漢王和楚王要對決。我的意思是，劉邦是個流氓，這沒 錯，但他最早從沛縣起家，對沛縣起事的戰友一個不殺，而朱元璋殺掉一萬多功臣。劉邦之所以後來被貶低，是因為儒生不喜歡他，但是劉邦確實是給天下帶來了太 平，他沒有像毛去搞那麼多的亂七八糟！
如果君子不肯加入，政壇就只剩流氓了

回過頭來講毛給我們提出的最大命題：不按照毛的動員機制和權謀方式，我們能夠在中國實現政治目標、在促進充分多元表達的前提下，維持建設與和平需要的秩序 嗎？習近平、王岐山他們不相信，因此搞了個國安機制。這個國安機制，是把黨章國法都廢掉了。他們現在為什麼捧毛？他們從心裡佩服毛：毛用他的權謀，解決了 政治分歧，駕馭住了分崩離析的政治局勢。但是，是不是一定要用流氓的方式？中國在20世紀之初不是沒有別的主義的，憲政主義、自由主義……都有，而且那一 代人，梁啟超、胡適和陳獨秀等等，曾經是中國現實政治家的精神領袖，但是因為他們追求“乾淨”，要保持自己一個純粹批評者的角色，都不肯下場進行骯髒的政 治博弈。在一場又一場的博弈中，君子不下場，博弈最後就成了流氓的遊戲！

所以冯勝平，你討厭流氓、永遠譴責現實中的政客都是流氓，但如果因而潔身自好不與之交鋒的話，那麼中國今後永遠就是流氓的遊戲！如果中國人為了做好人而贏 不了現實的政治遊戲，那麼中國人永遠不會對好人有信心——就這麼簡單！所以我今天在政治鬥爭場上就是不退場，要跟那些流氓玩！一定就玩不贏嗎？人類歷史 上，西方人不也是那麼過來的？別以為美國那幫“國父”多麼崇高，也是很髒啊，美國1800年選舉是美國政治上公認的最骯髒的選舉，兩個“國父”約翰·亞當 斯和托馬斯·傑弗遜競選，傑弗遜造了大量的謠——這個人現在已經被證明是個偽君子，跟他的黑奴睡覺，造謠中傷華盛頓，幹了那麼多的壞事；亞當斯這個人搞集 權，逮捕了好多人。兩人有各自的問題，但是美國還是那麼建立起來了。

我有時候覺得，勝平，你不像搞政治學的。政治學一開始面臨的命題就是，當有各種各樣disagreement的時候，當一個稀缺價值被各種各樣的力量都來 爭奪的時候，我們應當用一個什麼樣的制度？你如果真的相信普世價值，如果你真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你就得相信這個價值在現實的博弈中能贏——它不光是最終能 給社會帶來進步；而且你得相信，我們在現實的博弈中，是能夠依靠現實的人心、現實的人群能贏。你不能說：我認為一種價值是美好的，另一方面，我又認為它對 中國人沒有用，我們中國人永遠很骯髒，沒法用它來贏——那你推崇的價值就不是普世價值。

我們下一步真正要清算毛和毛的遺產的話，就得思考：在政治上分崩離析的時候，靠什麼還能夠給這個國家帶來政治上的安定和秩序？如果只能是毛這種人能成功、只有這種流氓能成功，那我們就別做中國人——這個我不相信！

我在西方讀書，給我最大的一個感受是，西方人從來不在Loser（失敗者）之間談道德，失敗者就是失敗者，出局了。西方人談個人生活，道德可以很廣泛，但 西方人談政治家道德，永遠是在成功者之間比較誰有道德，所以他會在成功者之間建立起一個評價標準，讓好的更好，壞的受到譴責；假如人人都有一些共同缺點， 他會再找其它一些原因，但是找所有的原因，也不會為他辯解，而是繼續對他進行鞭策。

馮勝平提的問題非常好，我一直認為你是上帝給我們這樣的人一個禮物，就是我們必須要克服了你的這些說法之後，才能夠走向成功。但是按照你的藍圖去設計中國的出路，絕對不能成功，真要成功，就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宿命！

毛澤東在中國最終的命運，取決於我們能不能通過做好人，用自由主義的普世價值原則在現實的政治鬥爭中間贏——從民運中的小格局中要贏，然後再贏中國的大格 局。要是做不到這點，中國人永遠對做好人沒有信心，對自由主義沒有信心，不管你怎麼罵毛澤東是“罪人”，還是得說中國就該“罪人”來領導、就該“壞人”來 領導，因為我們沒有別的希望啊！

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取決於我們未來的一輪博弈。王岐山們肯定是說，只有像毛澤東這樣，才能真的解決中國的問題，維持政治的穩定和秩序，他是這麼想的——當然 咱們也實事求是地說，他腦子裡的毛澤東，跟那個完全流氓化的毛澤東還是不太一樣。但是呢，他畢竟要靠共產黨的黨國一體化體制，靠著這種耍出流氓手段的、沒 有道德底線的、在政治上冷酷無情的一些算計，來繼續維持中國的政治穩定。如果他們贏了，那麼中國還會有一代人、兩代人對於自由主義是沒有信心的、對於普世 價值是沒有信心的。所以我覺得中國自由主義者在評論現實政治問題的時候，他們一點都不像相信普世價值的人——普世價值的一個基本道理就是“普世”，如果它 在中國不適用，或者在一個政治過程中它不適用，只是對於分析一個理想中的社會，一個解釋合理社會它才適用的話，那它就不是普世價值！（新史記》17期）


剛出版的《新史記》17期以十多萬字篇幅評述毛澤東。

哈佛專家

2013年12月26日 星期四
還原毛共：徹底批毛須徹底批共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共中央卻突然變調降溫，習近平指示，要“隆重、簡樸、務實”地舉辦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表明當局擔心毛澤東之爭成爲新的思想和社會衝突的引爆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康正果（耶魯大學教師，文史學者）：

我報的發言題目是“還原毛共”。為什麼要“毛“和“共”並稱？因爲毛澤東和共產黨是連在一起的，你不可能把毛澤東純粹作為一個孤立的個人去談他的是非功 罪，要評毛批毛，必須把毛這個人置於中共集團從建立直至發展壯大的整個脈絡中予以剖析和評判，並且放在百年中國的大歷史框架中透視和檢討。

這就涉及到如何“還原”的問題。毛澤東曾說，“世界觀的轉變是一個根本的轉變。”我看對今日從國内到海外的華人群體來説，歷史觀的轉變才是一個根本的轉 變。爲什麽要進行根本的轉變？因爲我們的歷史觀從小即受到黨化教育的塑造，比如説：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 國，毛主席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等等……若按照這一歷史圖景認識百年中國的歷史，不管後來毛澤東犯下 多少錯誤或罪惡，僅就他領導中國共産黨建立新中國這一點來説，自然就功勞蓋世了！連大批狠批毛澤東的李銳和辛子陵都是這樣認爲的。


“毛澤東功罪”是中共官方的命題

也 許是受到這主流思維模式的影響，我們今天的座談會也約定俗成，定名為“毛澤東功罪研討會”。其實此命題本是中共官方的一個話題，因爲毛澤東所有的“功”都 是給共產黨立的“功”，所以陳雲才說他“建國有功”。至於毛澤東所犯的“罪”，是因陳雲、鄧小平這些共產黨高層領導在“文革”時挨了整，連累到他們的家人 也受迫害，他們才認為毛澤東“文革有罪”。但他們從來沒提到毛澤東對中華民族所犯的滔天罪行，他們最忌諱談到這一點，這正是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直到胡錦濤 和習近平都死不批毛，還要護毛，散布什麽“三七開”之說的原因。


康正果

從殺害地富到鎮壓抗戰有功的國軍官兵，到剝奪工商業資本家和迫害知識分子，到餓死四千萬人——所有這些罪惡都是毛澤東與中共集團的共罪。毛對中共的“功” 越大，對中華民族的“罪”越深，而毛犯下的每一件罪惡都是在中共集團建立的體制下完成的。沒有中共的槍桿子及其一黨專政，作爲個人的毛澤東就是有再大的本 事，他也不可能把中國社會破壞到今天這步田地。所以我認爲，我們乾脆扔開“毛澤東功罪”這一狹隘的破題，直接把“毛共”還原到他們打天下和坐天下的整個進 程中，去給他們來一個歷史審判。我們要把毛共的罪惡一直追溯到起點上，不只是審視“土改”、“鎮反”、“反右”、“文化大革命”……不僅僅是這些，必須一 直追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從那個時候起，來看共產黨走過的每一步路。現在談毛澤東，如果仍在用主流話語經常使用的一些概念和名詞，特別是官方規定 的那些命題去談，就很容易走進死胡同。

大家都是從小讀官方的中國歷史、黨史教科書長大的，那套話語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影響——包括在座的孟玄先生，聼了他剛才的發言，我看他這個台灣背景的人， 在某些方面中的毒好像比有些來自大陸的人還深。他大概在海外也常讀大陸的出版物吧，剛才發言就大談中共革命對下層人的“解放”等等。我在耶魯給學生講課， 一走上講台就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是在海外的語境中説話，我自然不會像在大陸時那樣人云亦云地使用“解放前”或“解放後”的劃分，我早已改口說“1949年以 前”或“1949年以後”。因為當我們在用“解放前”或“解放後”劃分1949年前後的中國時，這個說法就會使我們認同“解放前”是黑暗的舊社會和“解放 後”是光明的新社會這類毛式話語的説法。今天若隨聲附和了“毛澤東功罪”這一提法，也就隱含著“毛澤東雖有錯，共產黨依然偉光正”的意蘊。所以批毛必需批 共，而還原毛共，就得把毛共的所作所爲放在百年中國大歷史的框架内檢討。

比如說，國共本來是要合作的，但為什麽合了不久就分裂了？最關鍵的一個分歧，就是關於土地問題：國民黨反對暴力分田，而共產黨主張暴力分田。共產黨為什麼 要暴力分田呢？難道就是要讓“耕者有其田”嗎？1927年“清黨”以後，中共有兩股武裝力量，一股是從南昌敗退下來的，一股是湖南秋收暴動的隊伍——共產 黨在那時候自己都稱之為“南昌暴動”、“秋收暴動”，我們現在卻按黨史的定義，習慣說“秋收起義”、“南昌起義”。名詞一換，事件的定性就很不同了。還是 應回到共產黨自己最初的那個提法：“南昌暴動”、“秋收暴動”。這兩股暴動的勢力是要搞“槍桿子裡出政權”的，所以他們並不諱言暴動，他們甚至高喊把赤色 恐怖推向極端，以至最後都匯集到土匪出沒的井岡山上大幹暴烈的行動。不暴動，吃穿從哪兒來？斯諾在延安訪談過毛澤東等人，後來寫成我們現在看到的那本《西 行漫記》。他當時非常明確地問：紅軍在江西好多年，後來從江西一路打到陝北來，紅軍如何解決吃穿用的問題？毛澤東和朱德都王顧左右而言他。斯諾非常含蓄地 說：恐怕那時候會對農民有一定剝奪了。打土豪分田地，應該說完全是為解決紅軍的給養問題，就是用暴力從農村社會榨取物資和人力兩大資源。共產國際又沒給紅 軍發放軍餉，他們的吃穿從哪兒來？“打土豪”不只搶富裕農戶的糧食，還搜刮浮財，動不動就沒收土豪多少萬銀元。毛澤東在井岡山，朱德還沒來的時候，就那幾 千人，每月的伙食都要上萬銀元，他坦承是打土豪來的。


理不清前因就講不對後果

我們在還原毛共這麼一個出身的過程中，不能只是簡單地罵毛是個“政治流氓”和“生活流氓”，或者說他是“暴君”等等，還應該去勾畫整個的社會背景，看他破 壞了什麽，助長了什麽。共產黨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支部，它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政黨，它的成員完全根據由上海中共中央傳達的莫斯科指令來行事。毛澤東在早 期爲什麽會受那麼多的氣，會受到“洋房子先生”們的排斥？實際上他和朱德是給上海那批高層領導開闢了根據地啊，如果沒有那麼一塊根據地，像博古和張聞天 啊、周恩來啊，當上海的地下組織被徹底破壞，他們能逃到哪兒去呢？他從此陷入軍權和黨權之間的爭鬥，他和莫斯科結上個人恩怨，他忽上忽下，後來到遵義會議 才進入領導核心，直到延安，他慢慢地掌握了黨內的軍權，但是在七大之前，他還沒有真正全部掌握黨權。在這整個的動力關係中，形塑成毛澤東這個人的特性。爲 爭奪權力，毛澤東肯定是受過很多氣了，聼他後來說的那些牢騷話，毛當年簡直像個彆扭的怨婦。所以在延安他就搞整風，要追究國際派的錯誤路線。1949年之 後，他不懂經濟建設，還想沿用他戰爭時期那一套軍事動員的方式辦事，因此覺得他所建立的黨體系束縛了他的手腳，偏要對其他專職主管者的事情亂插嘴、插手。 由於插不上手，最後就挑動群衆造反搞“文革”，砸爛黨機器，來個總報復，打倒了那麼多老幹部。這一切都和毛共集團走過來的整個歷程相關，你理不清前因，就 講不對後果。

我的思路是，徹底撇開在歷史課堂上被告知的黨史，以及我們看過的電影、讀過的報紙整個是那些官方宣傳，警惕那些話語對我們的侵蝕，也包括有關的理想、觀念 等等——當然不是今天在這裡十來分鐘發言可以說清楚的。我們現在看到的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即所謂“成王敗寇”的歷史，它讓我們相信某種“歷史的必然 性”，但整個的歷史一經還原，那所謂的“必然”明明是很多“偶然”導致的僥幸。毛共集團的發展壯大是一連串偶然事件的集結，是狐狸蛇蠍之類的東西修煉成精 的結果。還原歷史，就是讓他們這些妖怪露出原形。

毛固然會玩權術，但也未必像張戎或高華書中所講述得那樣成功和高超，未必都出於毛的英明預見或陰謀詭計，有很多陰差陽錯和歪打正著的情況。如果把毛澤東放 回他本來與周恩來、朱德、林彪、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一起相處和工作事件中，去對比他與那些人在能力、質地、品性上的差別，從不少相形見絀的對比中就可看 出毛的平庸、貧乏和卑劣。這些人也有留下來的回憶錄，還有一些被別人記錄下來的言論，此類個人記憶與黨史定案的集體記憶相差很遠，我們可從中看出他們當時 對毛的態度和反應。如果能通過毛和這些人的關係、鬥爭、矛盾還原出真實的毛，我們就有可能隨著此類敍事返回歷史的現場，就像附在“阿凡達”的身上那樣，穿 越官方頒布的集體記憶，進入被掩埋在歷史紀錄垃圾堆深處的真實時空。我正在寫一系列有關毛共的長文，就是在試圖做這種工作，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中文教師，來美國之前，寫作的重點是文學研究和文化評論，對中共黨史所知甚少。剛才有人說他從小熟讀“毛選”，但我不是，我在國内確實沒讀過多少“毛選”。

說起讀“毛選”，我忽然想起自己一段險惡的經歷。我“文革”中曾被拘留，那時我在磚瓦窯——一個公安局管理的就業廠當工人。那時我已經是“反動分子”了， 公安局來人抓我，先搜查我的宿舍。我們那個磚廠宿舍很簡陋，床板是拿四摞磚頭支起來的，有些地方不平。搜查時發現：我竟然是用“毛選”第二卷跟磚頭摞在一 起，用它墊住不平的那一頭。這在通常情況下可能被算為“罪狀”，甚至可上綱上線到“惡毒攻擊”。大概因我本已有“罪狀”，那時竟未被追究。那個年月人人都 得備有“毛選”四卷，不管你學不學它。我從來不讀我的“毛選”，因爲我對毛的文字毫無興趣。我這個人之所以被打為“反動”，完全是因爲與當時的現實基本脫 節，甚至絕緣，因而比周圍的絕大多數人較少受到主流話語的熏染。我覺得這是我今天還有能力進行歷史還原的一個基本功，是我特有的免疫素質。

對毛式話語像髒話一樣刪除

我在耶魯教中文時開了一門Independent Study的課程。有個學生要跟我學“毛選”，她說讀過幾本美國人有關毛澤東的著作，認為毛是一個有思想和理論的哲學家。我不以爲然，詰問她說：毛怎麼能 稱爲哲學家呢？這女孩跟我讀毛澤東著作的中文原作，為開那門課，我才開始認真讀《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一些被認爲有代表性的篇章。最後到期末，我指導 該生用英文寫了一篇批判毛澤東語言暴力及政治修辭的論文。那時《我的反動自述》一書已出版，我覺得，我這個“性情反動”的人應該通過自學，補一下“反動” 或“反共”所缺的課，好在我生命的“後反動”歲月，紮實地鍛造我的“正動”。我開始惡補百年中國歷史的課程，讀了很多有關的書籍。

我對毛共問題的關注，是和研讀百年中國歷史同步並行的。我已在台灣出版一本書，叫《百年中國的譜系敘述》，是在中華民國一百周年時由聯經出版公司出的。在 寫那部書時我已開始探討還原毛共的問題。這本書寫完後我就想：應該寫一部專著，並不是寫毛澤東傳記，而是從他的青少年一直到他去世，以他的一生為一條線來 貫穿、梳理中共所搞的這場革命，探討毛共如何扭曲了百年中國從傳統走向現代的正道。

我的出發點是批毛必須批共，其次堅持唾棄主流話語談論毛共慣用的既定概念、框架、話題。自覺地清除此類公式化用語，要把它們像髒話一樣刪除乾淨。因為你沒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就難以捕捉你想傳達的真實，你若採用已被規範的語言講述，就難免重複老生常談的東西。

聽了大家的發言，我深感評毛批毛是件很難的事情——非常難。在網上看到那個李捷挑戰高文謙先生，心裡就想，與這種不可救藥的人有什麽可辯論的呢？從國内到 海外，這類人太多太多了。今天這個座談會的發起人何頻先生提議批判毛的遺產，毛的遺產就是籠罩全中國的黨文化陰影，是灌輸到像李捷這類人頭腦中的思想塵 霾，可以說他們這些人的大量存在就是毛遺產的一部分，毛遺產已癌擴散為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精神症狀。恐怕得等他們一代代告別世界，毛遺產留給中國人的生存 重壓才會趨於消除。所以我要再次重複說，今日批毛實在是很難的。誠如高文謙先生所說，毛澤東現象是中國人的宿命和孽債。這話很精煉，但是為什麼會是這樣， 這宿命和孽債是怎麼形成的，卻不是一場研討會、幾篇文章或數部專著能解釋清楚的。

有人談到毛澤東有理想，國人所說的“理想”，經過了“五四”，再經過了中共的革命話語，已經變得很空泛了。理想高於現實，有理想指的是頭腦裡有革命的前 景，是指向共產主義的。這些被賦予正面含義的大字眼有互相等於的關係，全都是假大空的頌詞。像孟玄先生說毛澤東通過“大躍進”把中國人民的力量解放出來了 ——怎麽能是“解放”出來了？根本是濫用人力和破壞經濟。那些參加大煉鋼鐵的人並不是自願去的，都是被各單位逼去的，你不能亂用“解放”這個詞。（孟玄： 我說“解放”，意思是說，使社會每一個原來底層的人，都覺得自己現在可以跟有權的人平等了。）這正是毛澤東最大的誘惑性和煽動力。（孟玄：我是說 “Empowerment of Individual”，事實上也在某種程度上做到了。高文謙：No，根本不是那樣，你反對一個支部書記，就可以把你打成“反革命”！）

批毛在現在具有現實意義，非常非常重要，特別是面對習近平現在向毛倒退的態勢！以前碰到毛的冥誕，中央好像都有點害怕，害怕有些毛左毛粉，以及懷念“文 革”造反的庸眾會趁機起閧鬧事，所以當局常採取敷衍了事的態度，似乎有意讓人們淡忘那個敏感時期。你看現在呢，習近平竟要隆重紀念！這是毛的陰魂正在復活 的徵象，毛就活在習近平以及全體中國庸眾的身上。所以批毛的使命重要而艱巨，路還很長。打一個比方，毛澤東就是中共的“阿基利斯之踵”，我們這些有志於批 毛的人應該阿波羅一般高立雲端，用亂箭射穿那個騷紅厚黑的腳後跟。總而言之，只有徹底全面地展開批毛，才有可能把中共顛覆了的正道再反正回來。今天這個小 小的研討會可以説是繼續在做我們2011年夏在法拉盛開會討論的“轉型正義”的工作。（新史記》17期）


剛出版的《新史記》17期以十多萬字篇幅評述毛澤東。

哈佛專家

2013年12月25日 星期三
毛澤東有兩條罪行永難挽回損失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共中央卻突然變調降溫，習近平指示，要“隆重、簡樸、務實”地舉辦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表明當局擔心毛澤東之爭成爲新的思想和社會衝突的引爆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曾大軍（旅美學人）：

我是1990年來美國的，在加州大學做東西方文化對比方面的課題，後來也長期從事文化交流。我認為，毛澤東和共產黨對中國最大的破壞，從長遠看主要是兩筆帳：領土、領海和人文素質。

“文 革”後，人們曾批判說“把中國的經濟搞到了崩潰邊緣”，但現在中國經濟突飛猛進，儼然以“世界第二”自居。將來是不是像某些自由主義朋友們預測的那樣少則 三年五年、多則十年八年就會崩潰，我不知道，但至少證明了“經濟搞到崩潰邊緣”是可以挽回的，但毛澤東另有兩條罪行，在中國歷史上肯定會有深遠的、難以挽 回甚至是無法挽回的負面影響。
第一，毛共割讓了那麼多的領土。康 熙皇帝統治時的疆域是東起大海，西至蔥嶺，南到曾母暗沙，北達外興安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東北到庫頁島，總面積將近1400萬平方公里。中共根本不敢承 認，現在的領土面積，早就不到960萬平方公里了！請問，誰記得歷史上各朝各代戰敗後賠過多少銀子？送女人“和親”，現在反倒成了“民族團結的象徵”；惟 有喪失國土，中國人世世代代永遠都會記得——因為領土意味著生存空間！尤其是當今世界上，自然資源越來越缺乏了。


曾大軍

連希特勒都早意識到德國人的生存空間問題，我們中國人現在也得面對了。美國國土跟中國差不多大，但美國人口只是中國的一個零頭（中國13億，美國3億）； 而且中國將近一半國土自然環境極其惡劣，不適合人類生存。這就是個大問題！毛澤東在經濟上和在其他方面造成的破壞，總有將來能恢復的希望，但是幾百萬平方 公里國土以及領海，不屬於自己了，什麼時候能收回來？天知道！

第二，就是把中國傳統文化給毀掉了。“文革”中“破舊立新”毀了多少文物！比起來，甚至要“感謝”八國聯軍強盜，幫我們保存了許多歷史珍品——真是天大的諷刺！

中國人講：“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西方人說：“三代才能培養一個貴族”。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武漢建長江大橋，我眼看著從兩岸一點一點地向中間延伸，最後 合龍。小學老師感慨地說：“萬里長江第一橋，建起來很困難，炸起來很容易。所以，一個人學好很難，學壞很容易。”毛澤東搞“文革”，就把中國多少代人好不 容易積累起來的人文修養，掃蕩殆盡！

我參軍較早，否則就是上山下鄉的知青了。當時越近“文革”左風越盛。記得1965年林彪首先在軍隊掀起“突出政治，大學毛著”之風。我們是總政直屬院校， 傳達1964年7月毛澤東在游泳池同毛遠新的談話“不搞‘四清’就不瞭解農民，不搞‘五反’就不瞭解工人。這樣一個政治教育完成了，我才算你畢業”，政委 要求學員認真學習工農兵的語言“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這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要求。於是停課，下連隊當戰 士，下農村搞“四清”……大家偷著說：“什麼學習‘工農兵語言’，學回來的都是下流話！”在連隊，晚上一熄燈，除了用猥褻淫邪的髒話談女人之外就沒別的可 講。到如今，如果評選知識分子講粗話，我看中國知識分子穩拿世界第一。

現在回過頭來審視毛澤東從延安整風起直到建政後大小政治運動中批判所謂“小資產階級思想感情”，其實就是先從受西方現代文明影響的知識分子開刀，以達到把 全體人民痞子化、土共化的反文明目的！他自己早期詩詞還頗有藝術造詣，1942年在《反對黨八股》講話裡還引用魯迅的話：“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可是 到了“文革”後期，連“不須放屁”之類的流氓腔調都成了“最高指示”！很多人，包括一些知識分子出身的地下黨高級幹部回憶，在內部場合見到毛澤東時，驚訝 地發現這位世界革命的偉大領袖居然愛講髒話。

我是搞文化的，最聽不得中國人動不動就炫耀什麼“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文明”是老祖宗創建的，遙遙領先於他們那個時代的物質和精神的成就。而眼下中國人不但落後於21世紀現代文明，甚至於中國遊客都成了“不文明行為”和“沒禮節禮貌”的代名詞了！

我因爲做過東西方文化對比方面的課題，對中國文化負面下形成的人性看得太透徹，今天的民運人士要是仍然和歷代的農民起義領袖（包括毛澤東）一樣，光批判別人，不解剖自己，中國的未來永遠沒有希望！

比方說，政權到手之前，毛澤東還有個著名的“三大法寶”，其中一寶就是“統一戰線”。但海外民運，從“六四”算起也將近1/4世紀了，隊伍越來越小，脾氣 越來越大，根本就是在自編、自導、自演、自娛，自己鼓掌，自己獻花。稍有一點務實之聲，立馬就是一頂大鐵帽子——“中共特務”！到了連王軍濤、楊建利、費 良勇和劉曉波都成了“共特”的時候，還能有誰不是“共特”？

這顯示出對於毛澤東的那些惡行，如延安整風，肅反殺人，許多“喝狼奶長大的”反共人士不但全盤繼承，而且發揮有加。毛澤東、張國燾和夏曦肅反殺人，畢竟還 是有槍、有權之後的事，民運人士還沒一撇，居然有人吆喝；“民主政府上台之後，首要任務就是——殺光中共黨員及其直系親屬！”中共現在已經有了8000多 萬黨員，“小毛澤東們”打算砍掉多少顆中國人頭？

我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出身的高幹，全家都喜歡看書。“文革”時期我沒書可看，只好看了毛著看馬列，看了馬列看魯迅。那些東西也不能一概否定。希特勒應屬當代 壞人之最，可他上台沒幾年就把民不聊生的德國經濟搞到民富國強。而且早在20年代，當騎兵還在各國軍隊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時，他就斷言“下一次戰爭是機 械化戰爭”。

毛澤東在私下談話時，也沒把國民黨蔣介石罵得一無是處。這點就比很多反共人士的境界高出很多。即便是替秦始皇和曹操翻案，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中國的政治 經濟2000年遙遙領先於世界各國，一大原因就是“百代猶行秦政法”，比方說，“書同文”、“廢分封”、中央集權等，都是劃時代的進步舉措。現在中國有這 麼大的版圖，這麼輝煌的歷史，如果全盤否認了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這些“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的封建專制帝王”對中華民族的功績，那就成了歷史虛無主義。 我們分析歷史人物時必須要客觀、準確、歷史地看問題，不能光看一時的民生、民權，也要看長遠的民族利益。評論毛澤東，決不能情緒化地“惡魔＋淫棍”一言以 蔽之。就算不是“三七開”、“二八開”，哪怕是“一九開”、“0.001比9.999開”，也必須實事求是。（新史記》17期）


剛出版的《新史記》17期以十多萬字篇幅評述毛澤東。

哈佛專家

2013年12月24日 星期二
毛澤東一輩子究竟要革誰的命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共中央卻突然變調降溫，習近平指示，要“隆重、簡樸、務實”地舉辦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表明當局擔心毛澤東之爭成爲新的思想和社會衝突的引爆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高伐林（《新史記》總編輯）：
各位都有宏大的思維，我想談談毛澤東的革命對象問題——毛澤東革命革了一輩子，他要革誰的命？

關於革命對象，以及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等等，共産國際從中共建黨到抗日戰爭中期，20年期間，陸陸續續對中共有很明確的指示，毛澤東參加革命以後，最 開始，是跟從共産國際、中共中央，沒有自己另外確定一套革命對象；後來他逐步掌握了中共領導權，羽翼豐滿，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在共産國際解散之後，他更是 自行選定革命對象。

先鬥敵人，后鬥盟友，最後鬥自己人

我們看到，在他漫長的50多年革命生涯中，革命對象有若干變化：
最開始搞農民運動，他的革命對象是土豪劣紳和軍閥——這兩個是最主要的，其它還有一些；
抗戰期間，民族矛盾超過中國國內矛盾，必須要打日本——當然大家也很清楚，毛澤東是怎麼想的，怎麼做的，像馮勝平說的毛澤東提出“15萬精兵計劃”；
抗戰以後要打倒的是所謂“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産階級；
再往後，中共建政以後沒幾年就搞“三大改造”，把民族資產階級也列為革命對象了。
在矛頭指向民族資産階級的同時，實際上從1955年反胡風、“肅反”開始，已經在整知識分子；到1957年，就集中對所謂“民主黨派”、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下手了。

再往後，社會上的革命對象都清得差不多了，他的目光就逐步轉到黨內：從“四清”開始到“文革”，重點都是黨內“走資派”，到1975年，更明確提出有一個“黨內資產階級”。

這是國內的革命對象。國際上呢，開始日本是主要革命對象，日本戰敗之後，毛澤東馬上跟美國人幹仗，60年代初再跟蘇聯翻臉，連帶著，跟著蘇修跑的波蘭、東 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除了一兩個之外，都是“修正主義”，都屬於鬥爭對象；中國周邊國家中也無不是“反華反動派”、鬥爭對 象：印度、南越、緬甸、印度尼西亞……最後，一句話統而言之：“帝修反”！


剛出版的《新史記》17期以十多萬字篇幅評述毛澤東。

從國際和國內看，毛澤東列爲革命對象的重點，有極為相似的發展脈絡：先鬥敵人，再鬥盟友，最後鬥自己人（這個脈絡不是絕對的）。國際上，美國本來是中國抗 日反法西斯的友邦，50年代成爲毛澤東的頭號敵人；蘇聯本是國際共運、社會主義陣營的龍頭老大，60年代、70年代被毛澤東列爲危險性超過美帝的對手。

國內鬥爭重點目標，也是這個脈絡：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本來是盟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上還有他們的五角星，但毛澤東後來翻臉不認人，打成革命對 象。盟友都鬥完了之後，就把中共內部所有各種派系都一個一個整掉，“文革”中更是在自己的派系——例如跟隨自己的林彪、江青集團中不斷整肅清洗，鬧得鷄飛 狗跳。

那麽，毛澤東革命對象是不是越來越集中、越來越縮小了瞄準範圍呢？並不是。新確定的革命對象是對象，以前打過的敵人也還是敵人！是的，毛澤東對日本人說 過：歡迎你們侵略；他爲了跟蘇聯鬥，也會跟美國拉關係，跟尼克松握手，似乎“敵、友、我”是可以轉化的——在選定新的敵人之後，老的敵人又可以轉化成盟 友。但這只是表面現象。毛澤東真會將日本、美國看成自己人嗎？在毛澤東心裡，跟他們交好，都只是一種利用他們的手段。

在國內也是一樣：最開始是鬥“四類分子”（地、富、反、壞），50年代末變成了“五類分子”，加上了“右”即“右派分子”；到“文革”又加了三類：“叛 徒、特務、走資派”，還把資産階級知識分子也掛在後面，算是“老九”——“文革”後期才有了那句從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中台詞來的話：“老九不能 走”。毛澤東並不因為有了新敵人“叛徒、特務、走資派”，就放過了過去的老敵人“五類分子”。“右派”摘了帽，也還是“摘帽右派”！

實際上，他是把盟友圈、自己人圈裡的所有人，都一步一步地移到革命對象圈裡。我們一天天小起來，敵人一天天大起來；革命對象的隊伍越來越壯大，革命的隊伍反而人馬越來越少。


一步步把自己推到人類文明的對立面

毛澤東不但在政治上如此，在思想上、文化上也同樣是如此。他所劃定的革命對象，範圍越來越大——他的夫人江青敢於斷言從《國際歌》到《東方紅》之間是“一 片空白”，統統都是“毒草”，是掌握了毛澤東思想的精髓的。毛澤東自己可以看《資治通鑑》看17遍（這是他自己說的），但是他大搞愚民政策，不許老百姓 看；他自己可以津津有味地讀、可以向一定級別的高幹推薦《金瓶梅》、《紅樓夢》，也不許老百姓看。記得“文革”前《金瓶梅》出過幾次“潔本”，都是內部發 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出過一次全本，但發行範圍非常小。

剛才張博樹提出了毛澤東理想主義問題，他沒有來得及展開。在我看來毛澤東對自己理想比較集中的闡述，就是1966年5月7日，對林彪關於軍隊後勤生產的請 示，寫了一段很長的批示，史稱“五七指示”，諸位都很熟悉，不用我再來背誦。當時，北京正在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在揭發批鬥“彭羅陸楊”，這是很重要的一 次“文革”前哨戰，把劉鄧的重要黨羽都搞掉了；但是毛澤東不參加，他寧可躲在杭州讀書、琢磨。毛澤東對這篇批示的重視，遠遠超過跟“彭羅陸楊”短兵相接、 脣槍舌劍。已經不是1959年廬山會議上跟彭德懷對罵的時候了，七年過去，毛感到有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把握，他要考慮更宏大的重整河山的藍圖。這個批 示，我覺得，就是毛澤東勾畫出的一個理想國。

這個理想國的要點（或者說要害）就是取消一切分工！每個個人，要一專多能；每個單位，要五臟俱全。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毛澤東，看到這裡，明白了，毛澤東的 革命對象越來越宏大，最後大到將人類文明及其基礎，都納入革命對象的範疇——毛澤東幾十年革命，一步一步地、最後把自己推到了整個人類文明的對立面：他要 以人類文明為敵，以現存的一切秩序、典章制度，一切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為敵。而這個黨，尤其是黨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中宣部等等這些機構，當然是首先要跨 過去的障礙。

毛倡導全民“痞子化”

人類文明的許多核心觀念，在毛澤東眼裡都該被打成革命對象。人性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自我意識，人類文明越往前走，自我意識越來越甦醒、越強化，毛澤東恰 恰把自我意識當成主攻對象，下令“要鬥私批修”。我們都經歷過“文革”，記得很清楚，“狠鬥私字一閃念”，“徹底改造世界觀”是我們每個早晨、每個晚上， 都要高標準嚴要求地自我檢查的。

馮勝平剛才說，“文革”是向人性開戰。毛澤東的整個革命，正是利用人們人性中的弱點，與建立在人性基礎上的整個現代文明體系爲敵。什麼道德、財產、階級、城市、家庭、貨幣……所以這些，無所不包，都成了他要革的對象！
禮 儀就不用說了。何頻說要研究毛澤東留給中華民族的遺産，在我看來，中文世界，尤其是大陸背景的中文世界，戾氣、痞氣、汙穢氣，這肯定是毛澤東、“文革”的 功勞。毛澤東不僅以“痞子”自居，在那麽嚴肅的中央委員全會上大談“操娘”、在詩詞《念奴嬌》裡“放屁”，對宋任窮的女兒表示對“文質彬彬”不以爲然，而 後通過官方喉舌傳遍全國，還提倡“卑賤者最聰明”，腳上有牛屎也“最乾淨”——那麼自然嘴裡有牛屎也“最乾淨”了！這就是身教言教讓全國人民都“痞子 化”，帶動了整個社會以“大老粗”爲榮，以說髒話為酷，並傳至後代。眼下在平時交談中，在網絡帖子中，在社交媒體中，“丫的”“豬習”“屌絲”比比皆是 ——“屌”是男性性器官，堂而皇之在媒體上大登特登；“屄”是女性性器官，用了一個“逼迫”的“逼”字作爲“白手套”，也大行其道：“傻逼”“牛逼”……

王軍濤：文雅一點，就說你“裝逼”。

高伐林：……這麽難聽、不雅的詞彙，人人都司空聽慣，大家也習慣成自然，成為中國當代社會文化交往中的常態！

這一切就是毛澤東留給我們的極其糟糕的、恐怕多少年都很難“消化”的遺產之一。不僅是在社會交往中禮儀規範大倒退，更嚴重的是，既然把道德倫理都當作革命對象加以橫掃，那麽，最後就只剩下利益驅動了，只能是“一切向錢看”，一切以自己的利益為唯一考量和唯一動力了！

對文明可以不可以批判呢？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確實曝露出很多虛僞、偏執、雙重標準等弊病，批判文明，不僅是可以的，更是應該的、必須的。西方多少大師對 文明進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而走得更遠，向文明宣戰，也從來都是很有誘惑力的一件事，毛澤東以他自己很有鮮明個性的語言——就像高文謙剛才所說的，毛澤東 很有語言天分——又把這種對文明的宣戰強化了。

但是我們說，對文明的批判，絕不能站在野蠻和愚昧的立場批判；對文明的改造更新，絕不能越改造越野蠻，越改造越愚昧，那是逆人類發展潮流而動。毛澤東恰恰 利用他的權力和威望，站在野蠻和愚昧的立場上，推動全黨全軍全國將人類文明當成革命對象。我們一直到現在還不得不啃吃毛澤東留下的這個苦果，還遠遠沒有啃 完；下一代也深受其害，而再下一代呢，我也看不到根本改變的跡象。（新史記》17期）

哈佛專家

2013年12月23日 星期一
毛澤東翻起了中國整個底層
《新史記》特約記者 馬儉、記者 高伐林整理

對於崇毛和非毛這兩派人士而言，2013年12月26日是一個絕非等閒的大日子——120年前這一天，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走向、對於中國幾代人的命運具有重大影響的毛澤東，在湖南韶山沖一個富農家庭呱呱墜地。

在中國社會矛盾尖銳的形勢下，毛澤東120周年冥誕成爲各方人士論爭的焦點，中共中央卻突然變調降溫，習近平指示，要“隆重、簡樸、務實”地舉辦毛澤東誕辰紀念活動，表明當局擔心毛澤東之爭成爲新的思想和社會衝突的引爆點。

中國研究院和《新史記》雜誌於2013年11月23日在紐約舉辦研討會，邀請12位學者、媒體人來探討毛的歷史功罪、毛的遺産、毛與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等問題。《新史記》整理了與會人士發言，並經發言者本人審訂。全文五萬字，刊於甫出版的《新史記》第17期。

毛澤東翻起了中國整個底層

孟玄（政治評論家，《世界日報》前副總編輯）：
我比較贊同馮勝平關於所謂“國父論”的說法。毛澤東確實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非常關鍵性的人物，中國近代史，從1840年演變到現在，基本上是在追求西 方的現代化，這裡頭只有毛澤東執政這段時間不同。毛的理想主義也好，以及關於人性的許多問題也好，其實也都是西方啟蒙運動裡所展現出來的很多面向。

西方啟蒙運動對我們有很多影響，法國大革命對中國有很多啟示，可中國確確實實也有自己很長遠的傳統，王朝循環，中國特色，毛澤東的事業，在這個傳統裡面， 是一個特殊的、過早的、不成熟的現代化。毛澤東的“現代”，就像斯大林、或者說就是馬克思、列寧對“現代”的藍圖，可是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在西方整個大 盤裡頭也是一條歪路。整個來講，毛的歪路，不只是在西方傳統裡頭走的蘇聯式道路，是一條歪路，最後撞了牆；就是從中國來講，他也是反中國傳統的，把中國整 個社會底層翻了一遍。

那天我和何頻一起吃飯，我說我是從台灣出來的人，我們對毛澤東當然不像你們感受那麼深刻，有親身體驗，但是有一個作家叫劉大任，是一個比較 perceptive（理解力敏銳）的文學家，也在思考中國的社會、政治大變動。他的感受是這樣：毛澤東、共產黨有組織能力，這組織能力再加上意識形態能 力，注定了他們能夠打贏這個戰爭，奪得中國的天下。


孟玄

清朝亡了以後，各路人馬群雄並起，軍閥混戰，都是要爭奪天下，大部分都是有理想的——並不是都沒有理想。老蔣所代表的，基本上還是從上層社會，從官紳、士 紳、地主來改造中國，他們本來就是中國傳統的一部分，所以他們反中國傳統，反得不是那麼強；可是老毛的這一套、共產黨的這一套，如果完全走蘇聯的辦法，也 不靈。毛偉大的地方，就是結合了中國傳統的民間起義、專制暴政，他把這一套東西加上意識形態的組織能力，使得他發揮出了最大作用。他是利用中國大亂的時 候，把中國整個的底層社會翻起來。


蔣介石在抗戰的時候，徵兵還是要用傳統的拉伕的方式。可是毛就完全不是拉伕，他是利用意識形態的恐懼，或者是inspiration（靈感）、激動……

丁凱文：你這個說法不對。在蘇區，紅軍徵兵也是要強徵的。

孟玄：是的，也有，但是毛澤東和中共的組織能力是很強的。在中國長程歷史裡，秦孝公以後改變為郡縣式制度，是國家的政令統一了，確定了國家的權力、控制社 會的能力。而毛的組織、共產黨的組織，控制社會的方式，是進入到每一個人的心靈裡——當然他心靈的嘗試，最後是失敗了。可是，他使每一個底層的人——那時 說5、6億人，他敢講出要讓5、6億人都變成堯舜……

高伐林：毛澤東詩詞說：“六億神州盡舜堯。”

孟玄：……是啊，我聽到那個，那個時代有可能這樣，那個時候整個社會的氣氛，給你感覺已經走到人間天堂的那種味道！那種味道使得每一個人的精神狀態是不一樣的，毛澤東可以晚上講一句話，全國第二天早晨都要敲鑼打鼓，來慶祝和學習毛澤東的最新指示。

高伐林：不是第二天，當時叫“不過夜”，傍晚公布“最新最高指示”，群衆就必須要連夜上街遊行慶祝。

孟玄：這種發起的力量以及這種活力，相當驚人。
以前朝代管治老百姓，到縣官這一級就到底了，基本上不會再到更下層去。中國過去年代、宗族、家族對人的控制，其嚴密程度，其實並不亞於共產黨的控制。但 是，就像秦朝解放了封建的活力，毛在現在工業化組織的社會裡，解放了中國人的活力，他的組織能力，還有意識形態的能力，一直走到極端。可是等到毛澤東這個 時代完了以後，每個人都不可能回到以前相信和服從家長權力那種狀況了。那天我的一個朋友說，哎呀溫家寶的孩子，他女兒怎麼可以那樣做，為什麼她爸爸不管？ 可現在你還能管兒子、女兒啊？你沒有這個能力，你也不求這個東西。為什麼會這樣子呢？這不是中國傳統的呀。我剛才講到的這個劉大任講，他看到很多大陸出來 的年輕的一代，那種完全純功利的理性的程度之決絕，讓很多人都害怕！
魯迅要改造國民性，毛澤東把這一部分做到了。

高文謙：做到這一點的，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

孟玄：這是毛澤東所創造出來的那個模式完了以後，當然是整個……
王軍濤：前輩搞這個，後輩是一個大規模的反彈。

孟玄：可是那個反彈本身帶有毛那種解放的……

康正果：解放？你是從台灣來的，可是比我們大陸人中毛澤東的毒更深啊——什麼“解放”？

孟玄：我的意思，這個不是好事，很可怕，在後30年——鄧的30年，中國所呈現出來的全民皆商，或者是那種個人至上，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沒有底線！—— 大部分人不在乎底線。最近記者陳永洲被抓以後，胡舒立說還是要有一些職業道德的底線，馬上有人就說：既然上面不仁，我們下面就有權不義——這種看法多麽可 怕！每一個人、每個社會的個人變成了這樣子，我覺得跟毛走的那條極端的路有關係。毛當然是在這裡面很重要的一個，他是法國大革命盧梭式的現代化惡魔。也有 孔教裡頭本來含有對個人的精神要求，他也結合了這一部分，但是他使每一個普通的中國人都感覺到自我的權利意識：我敢跟你鬥，我向你造反，是合理的，我是有 權利的——這個在中國以前是沒有的。這使得中國在這30年來，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蹟。

我覺得，這60年，前後兩個30年，有它內在的某種連續性，中國人整個不同了，跟以前的舊社會、蔣主導的民國時代，完全不同了，當然我們可以懷念民國時 代，可是不管怎麼講，新的中國是工業化下的中國，是現代化下的中國。變化之大，就跟中國歷史上從春秋戰國轉到秦漢是同樣的。我覺得毛澤東是像秦始皇那樣， 他的地位是很穩固的，他是一個偉大的君王，在起承轉合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他也像秦始皇一樣，在歷史上永遠是一個暴君，人民永遠會把他當暴君來看。 這是中國人的歷史觀：暴君就是暴君，可是他偉大。在中國三四千年出了很多重要君王，周文王很重要，周武王很重要，秦始皇很重要，那在歷史上發揮了重要性毛 澤東大概也類似。（新史記》17期）

哈佛專家

以上皆是從明鏡歷史網抄出來的
http://www.mingjinglishi.com

歡迎各位瀏覽明鏡歷史網

哈佛專家

我仍然受法輪功影響。leefeng 係邪靈毛澤東上身，係邪靈共產黨上身，係魔鬼撤旦的化身，係敵基督，係披著羊皮的狼......

哈佛專家

leefeng係超級邪靈上身！

哈佛專家

耶穌基督消滅共產黨！耶穌基督消滅毛澤東！

Leefeng 先消滅法輪功再講！

哈佛專家

耶穌基督收服 leefeng

哈佛專家

Leefeng 認真變態

哈佛專家

你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