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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山一角：
傳教士在近代中國所犯罪行


從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傳教士的活動，如使徒時代的保羅、巴 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發源地小亞細亞傳教。
但形成大規模、有組織、 跨洲際的群眾性傳教活動還是在十五、十六世紀以後，當時歐洲處於 封建制度衰落、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時期。地理大發現一方面使歐洲 經濟強國找到了海外資源和新的市場， 同時也為更大範圍的傳教提供 了歷史的機會。


西班牙、葡萄牙、荷蘭、英國等，紛紛向北美、非洲 和亞洲拓展殖民地， 傳教運動也就是在這時伴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和 殖民主義的擴張而開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傳教士如利瑪竇 (P.Matteo Ricci)、湯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 (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貢獻。


鴉片戰爭後，儘管外國傳教士來中國的動機確有出於傳教熱忱，也有為中國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與中國人民發生衝突時， 一些傳教士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場上，為本國政府效力，客觀上充當了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先鋒、 後盾和軍師。


尤為甚者， 一些傳教士為殖民主義擴張效力， 直接參與了侵略活動， 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血， 這些傳教士的劣跡， 是無法掩蓋和抹殺的。 美國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承認，他們千里迢迢來到中國， 「與其說是由於宗教的原因，毋寧說是由於政治的原因。」美國傳教士伯駕(Peter Park er) 甚至鼓吹「只有戰爭能開放中國給基督」 。英國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美國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傳教 士，都是免費乘坐販運鴉片的船並接受其資助來華的。


法國傳教士郎懷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穌會修士是乘法國軍艦來 華的。傳教士與鴉片貿易及侵華戰爭、傳教運動與西方列強的對華侵 略之間的確結有不解之緣。馬克思早在 1843 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 近代宗教是「壓制殖民地的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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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參與販賣鴉片


在鴉片戰爭前的幾十年間， 以英國人為主的外國商人一年比一年 多地向中國販賣鴉片。 英國從1767 年的二百箱到1837 年的三萬九千箱，總計在鴉片戰爭前四十年間，共偷運進中國的鴉片不下四十二萬七千箱，從中國掠奪走了三至四億銀元。沙俄、美國商人也從中亞向 中國販運鴉片。鴉片商人從中獲得高額利潤，而中國人卻從中深受其 害。


西方學者摩利生在《馬薩諸塞州海運史》一書中指出的，對於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經營毒害人民的鴉片貿易，當時在華的「基督教傳教士都不反對這種貿易，他們乘坐販運鴉片的飛剪船到中國去，他們還從販運鴉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中國人接受了基督，鴉片的危害也自然會消失。有些傳教士不只乘鴉片貿 易船隻來華的，接受鴉片商人的資助，更有甚者，有的傳教士還直接 參與了罪惡的鴉片貿易。 傳教士邀請大鴉片商人充當對中國傳播基 督教的宗教團體的頭面人物。如在廣州的「馬禮遜教育會」 ，就讓大 鴉片商顛地任會長， 另一大鴉片商查頓任司庫， 傳教士裨治文任秘書。


1838 年 2 月 21 日在販賣鴉片的壟斷組織東印度公司的倡議下成立了 “中華醫藥傳教會” ，傳教士伯駕為副會長，大鴉片商顛覆地、查頓為 終身董事。
第一個進入中國大陸傳教的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從到中國的第二年起，就與從事鴉片貿易的英國東印度公司接觸，從1809 年到1834 年該公司被取消壟斷權時為止，直接受聘該公司，擔任秘書兼翻譯員。 1825 年11 月，馬禮遜寫信給倫敦東印度公司董事會： 「我在中國漫長的十五年裡，依照你們在那裡的職員們的要求，常常冒著個人生命的危險和痛苦，忠心耿耿地為貴公司的利益服務，整個公司以及廣州當地的商人可以證明。


德國傳教士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充當鴉片販子的翻譯，並 直接參與了鴉片的推銷活動。他曾多次出入中國沿海，參與大規模的 鴉片走私活動，同時刺探情報。 1832 年他到澳門時，許多鴉片商人 都爭著請他帶路到中國沿海去推銷鴉片，待遇十分優厚。在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裡保存的英國鴉片公司1833 年檔案中有兩封公司老闆誇獎郭實臘的信，其中提到： 「郭實臘博士給我很大的幫助。現在生意越開展，他的幫助越需要了。兩隻小船，裝出神氣十足的樣子，迎上前去，對中國官吏大聲威嚇，喝令從速離去，若敢再來，就將他們毀滅。粵領事義律就鴉片的銷路出謀劃策。


由於外國傳教士與鴉片貿易有著利益相關的密切關係， 他們對於 清政府的禁煙政策和舉措十分關注。 1839 年初，清政府派欽差大臣 林則徐到廣州。傳教士們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則徐的身上，透過各種 辦法，盡力刺探林則徐的禁煙措施，蒐集中國官方的動態。


1839 年 9 月，裨治文在虎門與中方代表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他告訴林則徐的代 表，英國如何強大，中國是打不過它的，力圖從思想上動搖林則徐禁 煙的決心。林則徐的代表以「打仗不怕」鏗鏘四個字作為回答，令裨 治文十分惱火。為了保護骯髒的鴉片走私， 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 毛澤東指出， 「自從 1840 年的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 地半封建的社會。 」傳教士在鴉片戰爭中，充當了極不光彩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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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參與收集情報及侵略戰爭


當時在華的許多傳教士都認為，要使中國人接受基督，唯一的辦法就是戰爭，要使鴉片戰爭“成為將耶穌介紹到中國的一種手段。 ” 西方教會出版的書籍中關於傳教士對殖民侵略的角色 直言不諱： 「一個傳教士抵得上一營軍隊。「與其設立九個軍事據點，不如設立九個」 教會更為有效。 」事實正是如此。西方列強從侵入中國始，就把傳教 士作為其侵略、掠奪的工具。傳教士受差會派遣，要將自己在中國內 地的所見所聞匯報回國去， 這就使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帝國主義 的情報員和幫兇。


傳教士郭實臘與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 son) 是英國政府的官方翻譯，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 他們為英軍提供情報、 出謀劃策， 成為舉足輕重的“侵華謀士”林則徐認為郭實臘是個。 「危 險人物」「小馬禮遜(馬儒翰)最壞」 ， 。英軍打進長江時，馬儒翰就在 英軍司令璞鼎查的軍艦上。璞鼎查在鎮江遇到強力抵抗，心裡膽怯， 打算後撤，馬儒翰力勸璞鼎查繼續進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馬的建 議，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傳教士郭實臘從 1831 年到 1838 年間，曾十次偵察中國沿海，搜 集到大量的政治、 經濟、 軍事情報， 這成為他參與鴉片戰爭和起草 《南 京條約》的資本。在戰爭期間，郭實臘穿起了軍裝，隨軍到各地強徵 糧草軍需。 1842 年 6 月當英軍進攻上海時，對上海早已瞭如指掌的 郭實臘，充當海軍司令的嚮導，協助指揮作戰。 7 月間英軍攻至鎮江， 又是這個郭實臘帶路，衝進城後一路沿街燒屋和實行屠殺擄掠。郭實 臘先後於 1840 年擔任定海縣長，1841 年擔任寧波縣長，1842 年任鎮 江行政長官。美國傳教士伯駕，在廣州時是美國領事的助手。


1840 年第一次 鴉片戰爭剛打響，他就匆匆忙忙由華返美，向總統、國務院和國會竭 力鼓吹美國應乘此時機參與對華作戰， 主張派專使來華簽訂不平等條 約。當時的美國總統、國務卿、國會都十分重視他的這次回國，他見 到了即將離任的總統和國務卿、新上任的總統和國務卿。不久，美國 派了加尼海軍司令率兩艘戰艦到中國給英軍助威。 美國傳教士裨治文 擔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譯和助手。


鴉片戰爭期間，當英國侵略軍打到上海時，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國人羅伯濟(Louis de Best)多次喬裝成中國人，夜間乘舢板船到「皇后號軍艦去見英軍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報告南京教區及中國的軍事、政治情報。


美 國 傳 教 士 雅 裨 理 (David Abeel) 和 文 惠 廉 (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兩名傳教士參與了英軍在廈門的侵略活動。英國傳教 士、醫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隨第一批英軍到定海，傳教士 米憐的兒子米威憐(William Milne Jr.)隨後也到了定海。英國傳教 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軍司令部裡任 翻譯。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 英法聯軍的軍艦與美、 俄共同攻擊我國。
1858 年 4 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國東正教傳教士團第十三屆領班修士 大司祭巴拉第趕到艦隊停靠的渤海， 向俄國公使普提雅廷匯報清政府 的動態。 5 月間，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達的俄國公使報告清軍在大沽口的設防情報，並向英軍司令報告了當時北京缺糧情況、皇室逃跑計劃、京津之間軍事部署、白河已封鎖的地方，以及大沽設防等情報。


1858 年，英、法、美、俄四國專使率領兵艦聯合北上，進駐白 河口，直逼天津。在聯軍決定對中國發動突襲之前，美國冒充調解 人，商定派 傳教士衛三畏和 丁韙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隸布政司錢忻舉行談判，製造假象。 5 月 20 日，聯軍 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砲台發動了猛烈攻擊。大沽失陷後，帝國主義的兵艦和專使們都雲集天津， 當時衛三畏在復給美國的信中竟然宣稱： 我「 認為這四國的兵艦和公使匯集在中國京城附近， 是我們對中國進行傳教工作的一部分。 美國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報 告說， “若沒有他(衛三畏)的幫助，我就不能進一步執行我的職務。 ”


1860 年，英法聯軍再度向北京進攻時，俄國東正教在北京的傳 教士又給聯軍提供北京的地圖，博得了英國人的高度評價。英法聯軍 從大沽出發，經通州直抵北京。 10 月 13 日，英法聯軍佔領安定門控 制北京後，對北京城進行了野蠻的洗劫，特別是對西北郊的圓明園，
更是洗劫一空。圓明園是清皇室的一座行宮，綜合中西建築，聚古今 藝術品而建成的壯麗宮苑，當時已經營了一百多年。宮內藏有各種無 價珍寶，罕見的典籍，著名的歷史文物。


侵略者供認，它是「世界最宏偉美麗的宮殿」「他們不能再抵抗物品的誘惑力，軍官和士卒們都， 成群打夥衝上前去搶劫，紀律毫無。「行宮內搶劫的事，今天(10 月 8 日) 簡直作到極點，令人驚駭了。 」為了消滅其掠奪罪證，這些強盜們又縱火焚燒圓明園， 大火三天三夜不熄， 壯麗的宮苑變成一片焦土。 他們描繪焚燒圓明園的情景說， 火光熊熊的燒著， 「 彷彿一張幔子…… 機體蜿蜒到了北京，黑雲壓城，日光掩沒，看起來彷彿像一個長期的日蝕。 」這座壯麗的宮殿和園林，就是這樣在英法聯軍的暴行下變成了廢墟。


法國大文學家雨果 1861 年寫道， 「我們歐洲人是文明人，在我們眼中，中國人是野蠻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對野蠻人干了些什麼！ 」 「在兩個勝利者瓜分在贓物的條件下，圓明園大規模地遭到了蹂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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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參與不平等條約的製定


1842 年鴉片戰爭失敗後，清朝皇帝在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威脅 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南京條約》是西方列強強加給中 。 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由是開創了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把基督教 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的先例，使中國進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社 會。此後，又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侵略和掠奪打開了暢通之路。在這些不平等條約的簽訂 程中，各國傳教士不僅積極參與，而且為了其本國的利益與中國討價還價，乃至武力訥詐。


鴉片戰爭後簽訂《南京條約》的英方全權​​代表是率艦攻進長江打 到南京的英軍司令璞鼎查。 在談判過程中， 他的四個得力助手郭實臘、 馬儒翰、英國聖公會的李太郭(George Tradseent Lay)和英國倫敦會 的麥華陀(Walter Henry Medhurst Jr.)都是傳教士。


郭實臘和馬儒 翰不僅是談判的主要代表，而且包辦了條約的起草工作，多次就條約 的具體內容與中方代表討價還價。 他們對中方代表極盡勒索謳能 事， 取得了比原定計劃更多的特權和賠款。 中美 《望廈條約》 的簽訂， 也是得力於傳教士。


在傳教士伯駕、裨治文和衛三畏的協助下，中國 政府被迫接受了比《南京條約》更為苛刻的中美《望廈條約》 ，為美 國取得了「最惠國」待遇的特權。美國史學家泰勒〃丹涅在他的《美國人在東亞》一書中寫道： 「美國人雖然在美國國內頗重視政教的完全分離，可是在中國，議定《望廈條約》時卻有裨治文、伯駕和衛三畏，參加外交工作併升任到最高官階的則有伯駕。


法國傳教士在中法《黃埔條約》 的簽訂過程中，也是「功不可沒」 。他們強迫清政府於 1844 年 10 月 24 日在停泊於黃埔的一艘法國兵艦上簽訂了不平等的中法《黃埔條 約》 。法國除取得中英、中美條約中規定的全部特權外，還在第二十二款中規定法國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 「倘有中國人將佛蘭西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懲。從此，法國傳教士在華的活動更加 猖獗，肆無忌憚。中國近代史上的教案多係法國傳教士肇事而起。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傳教士們在簽訂 1858 年的《天津條約》以 及 1860 年的《北京條約》的過程中，也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 是衛三畏使用威嚇手段，在中美《天津條約》中塞進「寬容條款」 ， 賦與外國傳教士及中國信徒以特權，享受「治外法權」 ，受不平等條 約的保護。 「寬容條款」使中國的教會成為國中之國，中國信徒成了一批享有特權的教民， 他們犯了法， 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的製裁， 因此， 許多地痞流氓也混入教會，橫行鄉裡。許多教案由此產生。


泰勒〃丹涅說， 「中美《天津條約》的實際談判是由衛三畏博士和丁韙良牧師經辦的……美國傳教士存心得寸進尺， 以圖強迫帝國開放的情形是昭昭在人耳目的。 」


法國傳教士參加了 1860 年中法《北京條約》的談判，擔任法國 代表團的翻譯和文件起草人。在《北京條約》的起草過程中，在中文 本里擅自增加了 “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 建造自便” 的字句， 又將強令“給還舊址”寫入了條約。這句話使外國傳教士獲得了在中國任何地方租買土地和蓋房的特權， 為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霸佔地產，遍設教堂提供了條約根據和護身符，並成為後來各地發生民教糾紛及引起教案的嚴重隱憂。


誠如後來英國倫敦會傳教士楊格非(Tohm Griffith1831—1912)寫給英國差會的信中說的那樣： “這個國家事實上已經落入我們的手中， 一切早已在中國的傳教士和各自國內的差會，如果他們不去佔領這塊土地，不在十八個省的每一個中心取得永久立足的地方，那將是有罪的。
由於《北京條約》取消了《南京條約》和《黃埔條約》對傳教活 動只限於五口通商地方的限制，使其傳教更加肆無忌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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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教士參與帝國主義的經濟掠奪


前駐上海的美國領事介尼甘(Hon.T.R.Jeruegan) 說： 「如果沒有傳教士供給情報，中國大陸上的許多地方到今天還關閉著呢！他們商品的銷路也只取勝於較狹窄的範圍。應該記住：商務的旗幟緊隨著十字架的旗幟接踵而來。


自從《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簽訂後，大批傳教士深入中國 內地霸占土地、干涉內政和包庇教民。特別是 1860 年法國傳教士在 《北京條約》中加入「歸還舊址」以後，天主教在華傳教士更是強行 勒索房地產，大量霸占田地，擴展教會勢力。


天主教修會的經費來源 逐漸由依賴國外轉而直接從中國佔有的土地、 房產及發放高利貸和經營其他商業活動獲取。歷次教案發生後也索到大量的賠款，使在華天 主教修會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 遍佈中國農村的天主教堂一般都有大量 土地，農民稱之為地主堂。


1861 年恭親王奕訢奏： 「傳教士每以民間瑣事前來幹預，致奉教與不奉教之人訴訟不休。…奉教者必因此倚恃教眾，欺侮良民… 為地方官者，又或以甫定和給，惟恐滋生事端，遂一切以遷就了事， 則奉教之計愈得，而不奉教者之心愈不能甘。


湖北、四川、直隸、山東、山西、陝西、河南、奉天等十幾個省區進行勒索，以還堂名義非法強佔房地產。僅在直隸一 省，傳教士就任意提出所謂的舊址七十二處，強行要求給還。在江南 一帶，傳教士甚至連處所也不提，只提十五個縣府名稱，強令地方當 局勘址給還。


在山東濟南， 傳教士煽動教徒用暴力驅逐舊址大批居民， 所強佔的房屋地產，全部不給錢。在山西綺州，傳教士根本提不出任何證據，卻強令給還東雍書院舊址，法國使臣竟跑到總理衙門訌詐： 「書院本非天主堂及各項廟宇時應誦經祭獻者可比；士子讀書，隨地皆可，何必拘定此處？此類案例伏首皆是。


美國傳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於 1887 年在山東盜買了一片 土地，當時業主尚在監獄中。他不經地方官的同意，親自帶了一幫人， 於 11 月 28 日強行沖入該址把原住戶驅走，佔領了那塊地方。後來由業主家屬上訴時，美國駐華公使田貝竟出面乾涉，終於在 1889 年迫 使地方官將濟南城外一塊比李佳白強佔的產業更大的土地撥給他作 為補償交換。


正如當時廣東東莞縣朱教士頒布的佈告中所指出的： 「一經號稱教民，動輒依勢橫行，大則魚肉鄉裡，欺壓良懦；種種弊端，弗勝枚舉。 」正是由於傳教士及在其庇護下的追隨者的種種劣質，從而引起教案500 餘起，並引發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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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参与八国联军的侵略及抢劫

当义和团从山东起事时， 山东的外国传教士们纷纷向各国公使要 求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团。 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 2 月 17 日在 《字 林西报》发表长篇介绍义和团的文章，结论是： “应该坦白地告诉北 京政府，单单讲好话的时期肯定是已经过去了，今后必须采取相应的 行动。

……整个中国，南起黄河，北到长城，甚至长城以北，都将暴 动四起，烽火遍地，把外国人在内地所有的事业彻底摧毁，并且在不 难预测的情况下， 将每一个外国人从北京天津都驱逐出境。 很久以来， 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发生这种变乱的危险。


除非现在就采取强硬的和一 致的对策，变乱一定会发生，正像任何势必发生的事情一样。关心防 止变乱的有关人士，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 摩太(Timothy Richard)在 1900 年到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及纽约州等地发表演说，会见美国要人，请求美国干涉正在中国兴起的义 和团运动， 为美国出兵到处游说。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叫嚣， “把 势力伸展到中国的好机会到了，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个机会。 ”

在 华外国传教士为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摇旗呐喊。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扩大对华侵略，英、美、法、德、俄、日、 意、奥组成八国联军对我国发动了武装进攻。在向北京进军时，联军 网罗了不少传教士充当向导、翻译、情报官等，在京的教会成了军事 据点和堡垒。

有的传教士还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侵略军的行动。 任美军情报官 的天津卫理公会传教士宝复礼(Frederick Brown)是穿军装的八国联 军的情报官， 还有委任状， 写有 “宝复礼牧师编入本军， 隶属情报处” 的字样。他引导联军顺利地攻进北京城。联军总司令赞赏他说： “我 非常感谢你，我在这次进军中得到你的帮助。你对中国的知识是最有 用的。 ”


传教士们还以高价诱使教徒为他们从被围的使馆向外面侵略 军送信。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李佳白(Gilbert Reid)在联军镇压义和 团时充当侵略军的翻译。在义和团包围使馆时，丁韪良搬进了英国公 使大院，领了毛瑟枪，参与巡逻和枪杀义和团。明恩溥也借华北公理 会举行年会之时，跑到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与丁韪良等一起荷 枪实弹地镇压义和团。

天主教北京教区 主教 (西什库法国 天主教总堂主教 )樊 国梁 (Pierre-Marie-Alphonse Favier)在给巴黎遣使会总院白登卜的报 告中说： “我们在京城有一所中法学堂，为法国远征军提供了五十多 名翻译官，其中有八名是精通中国话的传教士，被最高将领委任为连 队长……这是为了提供给军队将领们所需要的情报， 这些情报对他们 来说是很有用处的，他们都受到将军们的感谢和致意。在此我还要向 你报告，我手中已掌握义和团头目的全部名单，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 逃遁的去处。 ”

1900 年 8 月 14 日八国联军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侵略军 进入北京后，就像一群强盗在被他们打开的宝库面前一样。整个北京 城都遭到了洗劫。


除了军官和士兵外，传教士也参加了掠夺。当时法 国报纸记载一个回国士兵的回忆说， “我们奉命在城中为所欲为三天， 爱杀就杀，爱拿就拿……教士们做我们的向导。


”以天主教北京主教 樊国梁为首的传教士们，在法国公使的同意下，不但自己参与抢劫， 还下令教徒抢劫，从 8 月 16 日开始，连续抢劫了八天。樊在同巴黎 时报记者谈话中也承认 “我应该不应该下令抢劫呢？我于是去会见法 国公使……公使认为这个请求是合理的，就立刻准我所请。


”后来樊 自己报称的抢劫数字是“二十万三千零四十七两又五十文” 。但据美 国《纽约先驱报》1901 年 1 月 9 日报道称，樊仅在一处王府家里就 抢去财物珍宝约值一百万两银子。传教士丁韪良说： “假若让这座城 (北京)被抢光、烧光也是应得的惩罚。 ”传教士仁慈的虚假面目背后的残忍暴露无遗。

镇压义和团的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Alfred von Waldersee)在他 的《拳乱笔记》中说，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 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 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


”他 论到传教士时说， “关于英美传教事业，余实不能详细批评，但余却 深信……美国方面，常有一种巨大错误……即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 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此类常以服务教会为纯粹 面包问题，凡认为可以赚钱之业务，无不兼营并进。


……余更熟知许 多牧师，兼作他项营业(如买卖土地、投机事业)，实与所任职务全不 相称，此所以牧师地位因为之降低。……彼辈之所以被人搜捕者，其 原因由于牧师者甚少，由于外国人关系者实多。中国人对于宗教一事 通常极能相容。 ”传教士之贪婪、丑陋形象跃然纸上。

今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百六十周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 侵华一百周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五十周年，中国天主教反帝 爱国运动五十周年。值此世纪更迭、各国人民寻求理解、对话和和平 之际，梵蒂冈却在台湾所谓天主教主教团的鼓动下，别有用心地在中 国人民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 51 周年的大喜日子里搞所谓“封圣” ，企 图否定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历史， 否定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 的反帝爱国运动。我们不纠缠历史，但绝不等于我们能够忘记历史。

对于任何借翻历史旧案为其反华政治目的服务，中国人民是绝不答 应、绝不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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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feng

嘈嘈嘈，嘈乜野？嘈黎嘈去咪嘈鴉片。

鴉片對人體的危害，在兩次鴉片戰爭時代根本未被廣泛明白。

以二十 ...
jimmychauck 發表於 2024/6/30 07:37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基督教徒去擁吻八國聯軍傳教士啦，曱甴，賣國賊，一樣貨色。
曱甴賣國賊又想扮中國人洗白基督教？無恥便無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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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leefeng

到底我係唔係中國人啫戇9。
需要時，我就係中國人，因為可以鬧我賣國。
需要時，我就唔係 ...
jimmychauck 發表於 2024/6/30 15:31

戇9果個咪係你jimmychauck囉，
需要從中國黏飲黏食攞着數你就認中國人，
需要舔耶媚外的時候，你又以做中國人為恥！

拼命夥同耶穌教徒護教護鴉片，遮掩傳教士殘害中國人的事實。

曱甴黑暴基督教徒jimmychauck 亡中國之心不死，
積極參與地下基督教恐怖組織進行顛覆中國政權，
在你們的字裡行間顯露無遺。

你收咗反中的基督教金主既錢，係唯恐香港有太平日子的反中份子，
好心咪咁貪收收埋埋香港派給真正市民既錢，來【食碗底反碗面】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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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覆  抽刀斷水

"傳教士來華做什麼？"基本上全部係民間交流
jimmychauck 發表於 2024/6/30 18:41

"傳教士來華做什麼？交流？
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紮根蠶食，方便左右顛覆中國就真啦！基督教是黃鼠狼，係人都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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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feng

當長城內編製的歷史教科書大肆抹黑英國人向中國販賣鴉片, 荼毒中國人時,
卻不會記上共黨在退避廷 ...
beebeechan 發表於 2024/6/30 11:23

真係奇，既然大事生產，中國人一定食鴉片平過食飯。
毛澤東年代的中國竟然冇遍地㽼君子喎？

leefeng

大權在手時, 「革命鴉片」也用完即棄。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向各大行政區人民政府(或軍政委員會)及中央直轄市人民政府發出《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嚴令各省市積極開展禁止菸毒的工作。只用兩年就搞定了。
beebeechan 發表於 2024/7/1 01:18

你又一再證明共產主義係好過基督教國，
共產主義只用兩年就搞定了禁止菸毒的工作！
如果基督教國轉做共產主義，就唔使週街喪屍啦！

leefeng

呢啲就係慈禧太后利用義和團既翻版: 用完即棄, 再無利用價值時便踩!
辛丑條約後, 朝廷大舉抓捕義和團, 一 ...
beebeechan 發表於 2024/7/1 01:18

【用完即棄, 再無利用價值時便踩】乜唔係基督教國同基督教/徒既拿手好戲咩？
不要忘記當初基督教【乞求】入中國傳教，話咁快個【乞求】就用完即棄，
入中國地方打人搶地不但止，還糾眾八國來踩中國添啵！

說到無恥下流賤格，基督教是不是衰過慈禧太后呀，慈禧太后做乜都係人地中國既內政，需要你基督教國/徒來人地屋企指手畫腳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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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feng

人哋都講咗:

抽水都唔敢反駁呢點, 避咗

你都無謂生安白造:「打人搶地」喇…

啲真金白銀, 係傳教 ...
beebeechan 發表於 2024/7/1 21:17

其實有很多證據「打人搶地」，而且教會搶的還是教民的地，而引起的教案。
欺騙中國貧苦農入教，放數來呑侵窮人的土地，同搶有乜分別呢？

教案中的土地纠纷——以丰镇教案为例


（3）1870年—1873年：教民与教会争夺土地的所有权
在教民与张理厅村民土地纠纷案没有完全结案的时候，教会又提出让教民将地全行归入教堂。

教会提出此主张的理由有二：
第一，教民曾向教会借用银两2200两，愿意将土地献给教堂以抵还银两。
第二，教会称教民因为畏惧地方官员，也情愿将土地捐给教堂。[12]

但当程豫等人审问段振举等教民时，教民称“（田地）开荒成熟，竭尽辛劳，数十百家藉以仰事俯离，一旦归入教堂，实无生计。”[13]在调查过程中，程豫发现教民有借用教堂银二千二百俩，是“教民赴京控争是地往返川资，及供应罗使臣两次来丰，及一切零费等项所用。”程豫认为“该教民既有借用教堂之欵，若不及早清结，日后必纠葛。”但教民皆系贫苦民众，实难付清如此巨款。


于是，程豫派张皋儿、巡检赵梦松与教士协商，将指给教民的成熟地十一号“估值地价银二千五百两，抵还该教堂垫款，作为本利清结。”[14]教会也同意如此抵还。但正在办理之时，传教士斐尔林敦（Verlinden Remi）又突向程豫索要地照，仍要将田地归入教堂。并称此举是由于“段振举浮开费用，意图吞地，惟求为众教民公平分拨。


”程豫称如果教民段振举等人果有浮吞的情形，一定会秉公办理。但此地断不能归入教堂，此地如若归入教堂，教民“数百余口，势必立成饿殍”，“难保不激成事端，致生巨患”。而教会，也会“得陇望蜀，贪求无厌”。且“和约内载，彼国不得侵占中华寸土”，教会“觊觎地亩，争控归堂”，是故违和约。[15]


山西巡抚何璟认为通过此案，或许能让教民不再信教，“从前教民藉教士为扛帮教士资教民幡然悔悟，鹬蚌相持，渔人得利。该教民皆系中华子庶，再得地方官秉公讯断设法抚循，或能从此灰心，不为彼族所用，亦我蒙旗官民之幸也。”[16]


蒙古地区的民谣，也反映了这一现象：
天主圣母玛利亚，热身子跪在冷地下，神父！哪里拨地呀？噢来！红盛义去种吧！

你为什么进教？我为铜钱两吊。为什么念经？为了黄米三升。[31]

蒙古西南教区代牧主教闵玉清（Alfonso Bermyn）也曾碰到过这样的教民：
余外还得上保守书房，学道理，这就不易了，许多在奉教领洗后，承认这个不可避免的上书房是他们最难接受的一点。也难怪这些粗笨的人，手中从来没拿过一本书，单知道养牛种地，专心于日用吃用，这一切占满了他们的脑子；叫他们学习经言要理，那简直如街上的顽童一样，难而又难了。有半分奈何，可是不来啊！不难懂这样天真的回答：“神甫你看，你也懂的，如果我还有些口粮的话，我决不来奉教。”这是一个保守教友来求哀矜时所说出的真心话。[32]

地方官员对这种现象也有所认识：“强争越占，有恃不恐，不入教不足以得地，一入教便可以制人。”[33]
（四）教会对教民的帮扶是遵循一定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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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feng

回覆  旁觀者

郭士立建議東印度公司大量輸入鴉片？你有冇資料定無中生有？

郭士立似乎仲有功於減少 ...
jimmychauck 發表於 2024/7/1 22:07

你jimmychauck才是無中生有的食屎學家+食屎專家！唔信？
你天天用口食屎之外，還亂咁噴糞，臭通整個離教網，真是核突夾低格！
你除了「食碗底反碗面」，唔識字到要求人「正字求解」，面皮九尺厚，天天食屎食到不知羞恥為何物，收皮啦！

"傳教士之貪婪、醜陋形象躍然紙上。

《南京条约》签订后，他(郭士立)又被派到宁波，从1842年11月到1843年秋任驻定海英国商务监督。在这之后，他接替病死的马儒翰，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和香港英国殖民政府的中文秘书。这些职务完全是为英军的侵略活动服务的。为了这个目的，他甚至将原有的一点伪善也彻底抛弃，而暴露出赤裸裸的强盗面目。他甚至伙同中国地方上的地痞，任意讹诈勒索中国居民的钱财。其品格之坏已不用多说了。郭士立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与马儒翰一起充当英方的翻译，也是人们熟知的事实。据当时的报道，郭士立以“杰出的中文专家”身份，作为翻译“出色地扮演了他的角色”。他不仅参与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而且在鸦片战争后担任了英国香港政府总督、英国驻华公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长达8年，在中英关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传教士论鸦片贸易


1840年前，传教士中与鸦片贸易有直接关系的，只有鼓吹迫使中国“开放”的郭士立。


郭士立参与鸦片贸易的主要活动，就是跟随鸦片贩子在中国沿海售卖鸦片，充当鸦片贩子的助手和翻译。
他充当这种角色一方面可以说是由于情势所迫，另一方面也是心甘情愿的。大鸦片贩子查顿在邀请郭士立为气精号飞剪船带路并做翻译时坦率地说：“我们主要依靠的东西是鸦片……很多人认为这是不道德的交易，但这种交易是绝对必要的，它可以给任何船只提供合情合理的、可以赚取其所支出的机会，我们相信您在每一个需要您提供服务的场合都不会拒绝充当翻译。……这次冒险越是利润丰厚，我们拨给您支配、可供您今后用于推进传教事业的（金钱）数目就越大。”查顿还答应负担郭士立将要创办的月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6个月的费用。

渴望经济来源以支持其野心勃勃传教活动的郭士立，无疑为查顿开出的条件所吸引。他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中自称“经过自己心灵的冲突”才接受了与鸦片贩子之间的这项交易，但他仿佛在这“冲突”之后就被查顿之流所同化，在长达几个月的走私活动中变成鸦片贩子麦凯（McKay）的忠实助手，并且在思想上也很接近鸦片贩子。

如他在写给查顿的信中竟说：“我为这样一种贸易日益增长的普遍前景而由衷地欢欣鼓舞，但同样为一个村庄居民（的行为）而感到痛心。这些村民我们以前没有接触过，当我们的船靠岸（准备取淡水）时，表现出很深的敌意。这使我们对这班群氓没有好感。我们实际上是与一些衣着褴褛的人打交道，他们是这个国家的渣滓，本质上是些卑鄙可耻的恶棍。

”这样撕破传教士道貌岸然的外衣而放肆地破口大骂，原因可能是中国村民的“敌意”使他受到的难堪和挫折太大。

但如此露骨地欢呼鸦片贸易的扩大，咒骂反对这种肮脏贸易的中国人民，只能证明这个宣称要以“上帝之光”来照耀“异教徒黑暗心灵”的传教士，自己的心灵真正走向了黑暗。

气精号在卖完鸦片后于1833年4月底返回澳门。4个月后，郭士立再次为查顿服务，又一次与麦凯合作，带着约翰·比加号（John Biggar）到泉州湾一带活动。

关于郭士立的表现，带回价值53000镑白银的麦凯满意地向查顿报告说：“我得到郭士立博士的大力协助……泉州湾的贸易现在可以说已经获得了稳固的基础。”在以后几年的10次左右的航行中，郭士立至少还有两次是为鸦片贩子服务的。他来到中国没有几年，就完全堕落为鸦片贩子的同路人。

大部分传教士则从人类基本的道德准则出发，对鸦片贸易这种罪恶的现象进行谴责。他们对鸦片问题表示关注的一个途径，就是利用《中国丛报》这一舆论工具进行有关讨论。

据笔者统计，从1836年到1840年，即在中国的禁烟问题最突出的几年里，《中国丛报》发表了48篇有关鸦片问题的专题文章，此外还有大量的消息报道，足以显示传教士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对鸦片贸易的历史与现状、清政府的鸦片政策和禁烟动态的评论和报道，以及对中国重要禁烟文件的翻译，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谴责鸦片贸易的。裨治文是主要作者，写了15篇文章；马儒翰则是主要的译者，翻译了12篇中国官方文件。

值得注意的是，从1836年底到1837年，有几位作者在《中国丛报》上就鸦片贸易问题进行了讨论。一位叫斯图尔特（J.C.Stewart）的作者先在《中国丛报》上发表题为《评鸦片贸易》的文章，对鸦片贸易进行谴责，引起一个有名的鸦片贩子因义士（J.Innes）的反驳，接着另一位名叫基廷（A.S.Keating）的作者著文批驳因义士的文章，其后基廷与因义士又数次相互驳难，形成一次小小的论战。虽然没有传教士参与，但裨治文让本来见不得人的鸦片贸易问题在《中国丛报》上得到公开讨论，本身就表明了一种态度。另外还有一件较为引人注目的事情。被鸦片贩子嘲笑为住在“锡安之角”（Zion’s Coner，指广州商馆美国行2号）、坚持不从事鸦片贸易的美国商人奥立芬，于1837年1月在《中国丛报》上刊登启事，以100英镑的奖金征求研究鸦片贸易及其后果的文章，希望有人对鸦片贸易在商业、政治、道德、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等方面的恶果做全面、有力的论述。裨治文作为编辑，对此事显得颇为积极，先后两次专门刊登启事，将征稿的期限向后推延，以求征得满意的文章。这件事情后来没有见到下文，但它表明，一些比较正直的西方人士对鸦片贸易是持反对态度的。

其他传教士也纷纷表明态度。英国伦敦会派出的传教医生合信刚到中国不久，就著文从医学角度讨论吸食鸦片的危害。例如1840年11月，也就是鸦片战争正在进行之时，他在《中国丛报》发表了《一个瘾君子的自白，以及吸食鸦片的后果》一文，介绍了1826年伦敦一个鸦片吸食者对吸毒成瘾后的主观感受，并论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裨治文、雅裨理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章。卫三畏则对鸦片贸易的危害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他于1839年5月，即林则徐在广州采取严厉的禁烟政策之时，给美部会秘书鲁弗斯·安德森写了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长信。这封信当年底在美国公开发表，相当典型地表达了大部分传教士对鸦片贸易的态度，这里不妨引述其中片段。

虽然年度进出口货值达1600万元贸易的中止必然会引起部分的苦恼，但我们对这种（鸦片）贸易受到的制止只会感到鼓舞。它耗尽了这个国家的财富，带来的是死亡和疾病；这种药品毒性如此强烈，以致鸦片贸易的辩护者自己完全不会吸食它，同时他们却说它对中国人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中国人中较好的部分将会高兴地看到（鸦片贩子）的毁灭，在政府不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时期，他们将形成维护正当贸易扩大之屏障。它（鸦片贸易）每年使在广州进行的贸易支付巨大的额外关税，这样就使大部分人为少数人的罪孽付出代价，最终增加英国和美国消费者的负担，使他们为鸦片贸易的扩大付出代价。它毁灭了数以千计的中国人的身体，使这个国家道德败坏……它对民众的戕害要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描述的状况，但仅从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其程度也是很可怕的。

这段话可以说相当全面、尖锐地抨击了鸦片贸易对中国民众、国家及正当贸易的危害。同时，卫三畏还指出，鸦片贸易也对基督教的传播造成损害。

它与我们为敌，破坏了我们所有行善的努力，任何人类的科学、技术和热情都不能克服它。因为它使人们漠视所有的指引，使人们沉迷于坟墓的气息，将他们引入墓地。作为外国人，我们受到别的外国人罪行的牵累，因此无法发挥影响，使人们接受训诲。在这种贸易横亘在我们道路的中间时，我们看不到向他们行善的希望。因为当我们散发告诫人们悔罪的圣书之时，却有人轻易出售带来死亡和疾病的奢侈品。

卫三畏在信中再次为林则徐的禁烟运动欢呼：“我们对它受到如此严厉的打击而感到欢欣鼓舞，尽管不可能一次就将它彻底毁灭。”他认为“钦差大臣已经觉察到”伶仃洋和其他地方仍在出售鸦片，必定会继续采取措施。他还认为：“有道德感的英国人将很少会对从事鸦片贸易者的失望心理产生同情，相反，他们会为中国人的坚定而欢呼，考虑到中国人进行的驱除死亡梦魇的努力，他们会忽略（中国人）对所谓国际法的小小违犯。”他这个善良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一年后英军的炮舰就出现在中国的海岸，但不难看出卫三畏在鸦片贸易问题上鲜明的立场。

新教传教士对鸦片战争的态度

新教传教士中直接参加鸦片战争的也只有郭士立。他在1835年受雇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秘书，在战争中很自然地成为英国侵略军的翻译。当时为英军做翻译的还有马儒翰、罗伯聃（Robert Thom）、李太郭、麦华陀（Walter H.Medhurst，Jr.，麦都思之子）和费尔罗（Samuel Fearou）等人。

郭士立以此身份参与了鸦片战争全过程。

在英国“远征军”到达之前，郭士立就跟随义律与林则徐等交涉。1839年9月1日，林则徐将英国人驱逐出澳门时，郭士立曾辩解说他是德国人，但中方官员说，因为他与英国人关系密切，“所以不可以给他地方住”。9月4日（阴历七月廿七日）中午，林则徐因林维喜事件将英国人逐出澳门，禁止民人卖给食物后3天，“义律忽带大小五只夷船，先遣一只拢上师船递禀，求为买食”。中英船只相会地点是在九龙锚地。其后发生“九龙之战”，而郭士立与这次战斗有相当大的关系。

鸦片战争海战

鸦片战争爆发后，郭士立随英军北上。英军7月5日攻陷定海，7日，英军军官克拉克（Clarke）被任命为“民政官”（civil governor），不久被布泽尔（Buzell）取代，郭士立则在他之下负责“民政部门”（civil department），与马儒翰等一起住在定海县衙门，从16日起“履行职责”。郭士立后来成为伪“县令”，直至英军结束对定海的第一次占领。

1841年2月他回到澳门。但1841年英军再度北犯，10月攻占宁波后，他又被指定为宁波的“民政长官”，在中文史料里亦被称为“伪县令”。1842年5月他又跟随英国舰队离开宁波进犯长江，7月占领镇江后，他再次被任命为那里的“民政长官”。

《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又被派到宁波，从1842年11月到1843年秋任驻定海英国商务监督。在这之后，他接替病死的马儒翰，任英国驻华全权公使和香港英国殖民政府的中文秘书。这些职务完全是为英军的侵略活动服务的。为了这个目的，他甚至将原有的一点伪善也彻底抛弃，而暴露出赤裸裸的强盗面目。他甚至伙同中国地方上的地痞，任意讹诈勒索中国居民的钱财。其品格之坏已不用多说了。郭士立在《南京条约》的谈判中与马儒翰一起充当英方的翻译，也是人们熟知的事实。据当时的报道，郭士立以“杰出的中文专家”身份，作为翻译“出色地扮演了他的角色”。他不仅参与了鸦片战争的全过程，而且在鸦片战争后担任了英国香港政府总督、英国驻华公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中文秘书长达8年，在中英关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虽然大部分传教士反对郭士立与鸦片贩子同流合污，但郭士立鼓吹在中国寻求“自由交往”的论点在这些传教士中引起普遍的赞同。仍以《中国丛报》为例，从创刊之日起，这份刊物就以中西关系为其重要论题之一。当年8月，它就刊登了美国商人京氏（C.W.King）的一篇文章，题为《与中国的交往》。

文章除对清朝的对外政策表示强烈的不满，希望“另一个王朝来夺占‘龙位’，另一位忽必烈或康熙”来把中国治理成一个欢迎外国人的国家。文章还强调了清朝的不堪一击，并露骨地提出要“解放中国”（Liberate China）。他的另一篇题为《与中国人订立条约》的文章几年后也发表在该刊上。这篇文章在对清政府的闭关政策进行了抨击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不能指望谦卑的请求可以带来什么东西”，而要“通过加农炮的炮口来进行辩论”，用这样的方式与中国订立条约，取得公使驻京、港口开放、自由交往等权利。裨治文在文末加了按语，说清政府是“傲慢的、半开化的、暴虐的”，跟它打交道应采取“有力而果断的措施”。裨治文不主张欧洲人到中国来占领土地，表示“不希望看到他们的人民沦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相反，我们乐见他们享有完全的自由和幸福”，但他主张迫使清政府订立条约。其他传教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美国浸礼会传教士高德1834年初在《中国丛报》发表《对华自由贸易》一文，同样主张寻求扩大对华贸易，鼓吹要利用“炮舰的威力”，并公开提出“占领一个岛屿”。这些都表明，郭士立所主张的用武力迫使中国与西方订立通商条约，从而达到使中国走向“开放”的论点，在新教传教士中并不是孤立的。

https://m.thepaper.cn/wifiKey_detail.jsp?contid=17126988&from=wifi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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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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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0年09月29日08:15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9月28日专电：基督教是一种热衷于传教的宗教。从基督教形成之初，就有传教士的活动，如使徒时代的保罗、巴拿巴等人在基督教的发源地小亚细亚传教。但形成大规模、有组织、跨洲际的群众性传教活动还是在十五、十六世纪以后，当时欧洲处于封建制度衰落、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时期。地理大发现一方面使欧洲经济强国找到了海外资源和新的市场，同时也为更大范围的传教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纷纷向北美、非洲和亚洲拓展殖民地，传教运动也就是在这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而开始的。近代以前的一些传教士如利玛窦(P.Matteo Ricci)、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贡献。

鸦片战争后，尽管外国传教士来中国的动机确有出于传教热忱，也有为中国人民做了些好事的，但在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中，在其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与中国人民发生冲突时，一些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侵略者的立场上，为本国政府效力，客观上充当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先锋、后盾和军师。尤为甚者，一些传教士为殖民主义扩张效力，直接参与了侵略活动，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这些传教士的劣迹，是无法掩盖和抹杀的。

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承认，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其说是由于宗教的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的原因。

"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甚至鼓吹"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

法国传教士郎怀仁(Adrien Lanquillat.S.J.)等五位耶稣会修士是乘法国军舰来华的。

传教士与鸦片贸易及侵华战争、传教运动与西方列强的对华侵略之间的确结有不解之缘。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代宗教是“压制殖民地的工具”。

　　参与贩卖鸦片

　　在鸦片战争前的七十年间，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商人一年比一年多地向中国贩卖鸦片。1773年东印度公司开始在印度实行鸦片专卖，每年有一千箱(每箱一百斤或一百二十斤)鸦片输入中国。到十九世纪初，每年输入量增加到四千多箱。

到鸦片战争前几年，每年多达四万箱，每箱在中国海口出售价为四百银元到八百银元。美国商人也从土耳其向中国贩运鸦片。鸦片的售价比成本价高得多。英美商人从中获得高额利润，而中国人却从中深受其害。早在1799年清政府就已禁止鸦片进口。此后多次发布禁令。外商从事鸦片贸易不得不以走私为主。

　　参与鸦片贸易传教士不仅乘鸦片贸易船只来华，接受鸦片商人的资助，而且，有的传教士还直接参与了罪恶的鸦片贸易。

西方学者摩利生在《马萨诸塞州海运史》一书中指出的，对于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毒害人民的鸦片贸易，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他们都说，鸦片对中国人是无害的，就象酒对美国人是无害的一样。"他们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传教士们还邀请大鸦片商人充当对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宗教团体的头面人物。

如在广州的"马礼逊教育会"，就让大鸦片商颠地任会长，另一大鸦片商查顿任司库，传教士裨治文任秘书。1838年2月21日在贩卖鸦片的垄断组织东印度公司的倡议下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传教士伯驾为副会长，大鸦片商颠地、查顿为终身董事。

第一个进入中国大陆传教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从到中国的第二年起，就与从事鸦片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接触，从1809年到1834年该公司被取消垄断权时为止，直接受聘该公司，任秘书兼翻译员。

他在给伦敦会的报告中说，"我已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可以解除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对传教士的厌恶，当他们发现传教士是准备着为公司的利益服务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鼓励农民种植罂粟，收购后制成鸦片，输入中国。

1825年11月，马礼逊写信给伦敦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我在中国漫长的十五年里，依照你们在那里的职员们的要求，常常冒着个人生命的危险和痛苦，忠心耿耿地为贵公司的利益服务，整个公司以及广州当地的商人可以证明。"由于他对该公司精诚效力，其年薪很快即从五百英镑升至一千英镑。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充当鸦片贩子的翻译，并直接参与了鸦片的推销活动。他曾多次出入中国沿海，参与大规模的鸦片走私活动，同时刺探情报。

1832年他到澳门时，许多鸦片商人都争着请他带路到中国沿海去推销鸦片，待遇十分优厚。

1834年，郭实腊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乘坐查顿的船在中国沿海活动。一个鸦片贩子曾说，"郭实腊工作了三天，我给了他一千块钱。"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里保存的英国鸦片公司1833年档案中有两封公司老板夸奖郭实腊的信，其中提到："郭实腊博士给我很大的帮助。现在生意越开展，他的帮助越需要了。他的热情是无限的，但未免大胆，太敢干了。"信中描述郭实腊对付中国官员检查的情景时说，"郭实腊穿上最讲究的衣服，带领两只小船，装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迎上前去，对中国官吏大声威吓，喝令从速离去，若敢再来，就将他们毁灭。"鸦片战争前，郭实腊还为当时的英国驻粤领事义律就鸦片的销路出谋划策。

　　反对禁烟由于外国传教士与鸦片贸易有着利益相关的密切关系，他们对于清政府的禁烟政策和举措十分关注。1839年初，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州。传教士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林则徐的身上，通过各种办法，尽力刺探林则徐的禁烟措施，搜集中国官方的动态。

当时的外商及传教士并不相信林则徐真会禁烟，以为林会象其他官员一样，一经贿赂就放弃禁烟。但是，林则徐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严格地执行了禁烟令，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于3月27日同意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到5月21日凌晨两点全部交齐(后又增交八箱)，6月3日在虎门开始销毁这大批烟土。

6月15日，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商人金查理等十人一起从澳门乘坐"马礼逊"号船到虎门观看销烟情况，并设法接触林则徐。其目的，无非是证实中国官员是否会动真格禁烟。裨治文报告中是这样描述林则徐的销烟的，"由于许多人声言中国人不会销毁一斤烟土，还有另外不少人认为，即使真的销毁，大量的烟土大概也会被偷走，……到十一点半钟，我们已经反复检查了销烟的过程和每一个部分。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中的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预料，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项任务更为忠实的了。

"此后，他们又去会见了林则徐，林则徐向他们明确重申了中国政府的政策，即禁绝鸦片贸易，保护和维持合法的贸易。但是，从金查理呈给林则徐的第二个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了未来中英条约中的基本条款，而且还提出了领事裁判权的要求。当然，他们在起草这些文件时，传教士是重要的谋士。

　　1839年9月，林则徐写信给裨治文，约他到虎门会见中方的一个代表。这次会见，裨治文与中方代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告诉林则徐的代表，英国如何强大，中国是打不过它的，力图从思想上动摇林则徐禁烟的决心。他写道，"他们没有觉察到，现代科学和工艺已经将优势给了西方的军人，当他们以敌对者出现并相信他们的事业是正义时，中国人却证明一点不切望应予避免冲突。中国人似乎感到，他们所做的完全是正当的和必需的。他们似乎认为没有人敢于同他们作战。"林则徐的代表用"打仗不怕"铿镪四个字作为回答，裨治文在文章中假猩猩地对此表示，"令我们很痛心".为了保护肮脏的鸦片走私，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传教士不仅参与鸦片走私，反对禁烟，而且在鸦片战争中，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https://news.sina.com.cn/china/2000-09-29/1313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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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传教士与西方列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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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0年09月29日08:17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9月28日专电：

　　参与收集情报及侵略战争

　　西方教会出版的书籍中关于传教士对殖民侵略的作用直言不讳："在殖民地修建教堂、驻扎传教士，就象在殖民地修建兵营、驻扎侵略军一样必要"."一个传教士抵得上一营军队"."与其设立九个军事据点，不如设立九个教堂更为有效。

"事实正是如此。西方列强从侵入中国始，就把传教士作为其侵略、掠夺的工具。

传教士受差会派遣，要将自己在中国内地的所见所闻汇报回国去，这就使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帝国主义的情报员。美国传教士斯贝杰在他的《十字架征服中国》一书中承认，传教士"受命把其所在地的一切情况向领事汇报。

"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这些先锋(传教士)所搜集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汇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

"鸦片战争时期，当时在华的知名传教士如郭实腊(郭士立)、马礼逊、裨治文和伯驾等，都在宗教的外衣掩护下，从事刺探、搜集中国情报，充当侵略者的间谍，鼓吹战争，并为列强发动侵华战争、掠夺财富出谋划策，直接服务或参与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

黎金牧师(The Rev.John Liggins)在他所著《外国传教事业的伟大价值和成就》(1888)一书里说，传教士"往往向政府及其官吏提供情报，而这种情报从别的方面是不容易得到的。

"制造舆论鼓吹战争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好几年，传教士就与外国商人一起，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煽动使用武力叩开中国的大门。

当时在华的传教士有一个信条，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要使鸦片战争"成为将耶稣介绍到中国的一种手段。

"1834年12月9日，在广州的全体英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写了一份呈英国国王书，要求英国政府增派兵舰和军队到中国来，以此为后盾，再派使臣上北京，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要求除广州外，开放厦门、宁波、舟山为商埠，还要一系列特权。裨治文主编的《中国丛报》立即对此做出反映，在1834年12月号上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行动："我们认为任何对中国有所了解的人，……都将会同意他们的主要立场，那就是，最好的办法是采取果断措施。""中国这种态度，……如果各国不能说服她，就强迫她走上一条与各国的权利和义务更为一致的路线上来。

"1835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竟然鼓吹战争，"当为了取得公正，提供保护和维护一个国家的国格而有必要使用武力时，这样一种手段永远不会受到谴责。""根据中华帝国目前的态度，如不使用武力，就没有一个政府可与之保持体面交往。"1836年2月号上登有一篇题为"与中国订约一个巨大的迫切要求"的文章，提到"最近在沿海侦察证明，天朝的联合舰队无能驱赶一艘只配备数名欧籍武装人员的商船。……可以断言，英国兵只要一个团就可以击退他们几个省的军队。

""倘若我们希望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1836年8月号发表了一篇中国军事实力的情报调查，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中国实不堪一击。1840年2、3月间，英国决定发动战争的时候，裨治文在《中国丛报》上宣称，"时间已到，中国必须屈服或挫败。

"《中国丛报》就是这样被称为"关于中国情报的矿藏"和在华商人及传教士的喉舌。它通过制造舆论，鼓吹战争，提供情报，影响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搜集情报参与战争鸦片战争开始后，一些传教士为侵略军提供情报，或在侵略军中服役、随军活动。传教士郭实腊与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都成为英国政府的官方翻译，分别领取年俸八百英镑和一千英镑。他们为英军提供情报、出谋划策，成为举足轻重的"侵华谋士".林则徐认为郭实腊是个"危险人物"，"小马礼逊(马儒翰)最坏".英军打进长江时，马儒翰就在英军司令璞鼎查的军舰上。璞鼎查在镇江遇到强力抵抗，心里胆怯，打算后撤，马儒翰力劝璞鼎查继续进攻，打到南京。璞接受了马的建议，果然打到南京，清廷被迫投降。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搜集情报、参与侵华战争的典型。从1831年到1838年间，他曾十次侦察中国沿海，搜集到大量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这成为他参与鸦片战争和起草《南京条约》的资本。

在战争期间，郭实腊穿起了军装，随军到各地强征粮草军需。英军在舟山群岛扫荡时，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郭实腊就去对百姓进行欺骗宣传，要求他们停止抵抗。当时有些老百姓就质问郭实腊："如果你们真是那么希望和平，那么为什么你们要到这里来呢？"问得郭实腊无法回答，以致恼羞成怒，指使英军对当地百姓实行了残酷的屠杀。

当英军于1842年6月进攻上海时，对上海早已了如指掌的郭实腊，又充当海军司令的向导，协助指挥作战，并且代表司令官向城里出安民告示和筹措粮草，还勒索到三十万银元赎城费。七月间英军攻至镇江，又是这个郭实腊带路，冲进城后一路沿街烧屋和实行屠杀掳掠。郭实腊先后于1840年担任定海县长，1841年担任宁波县长，1842年任镇江行政长官。

　　对鸦片战争，传教士是极力赞成的。美国传教士雷维斯(Nevius)说，"不管对不对，这个战争(即鸦片战争)已经在上帝的默佑下，被利用来开辟我们对这广大帝国关系的新纪元。

"美国传教士伯驾，在广州时是美国领事的助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刚打响后，他就匆匆忙忙由华返美，向总统、国务院和国会竭力鼓吹美国应乘此时机参与对华作战，主张派专使来华签订不平等条约。当时的美国总统、国务卿、国会都十分重视他的这次回国，他见到了即将离任的总统和国务卿、新上任的总统和国务卿。不久，美国派了加尼海军司令率两艘战舰到中国给英军助威。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了加尼司令的翻译和助手。

　　鸦片战争期间，当英国侵略军打到上海时，天主教南京主教法国人罗伯济(Louis de Best)多次乔装成中国人，夜间乘舢板船到"皇后"号军舰去见英军司令璞鼎查(Henry Pottinger)，向他报告南京教区及中国的军事、政治情报。

　　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和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及其他两名传教士参与了英军在厦门的侵略活动。英国传教士、医生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跟随第一批英军到定海，传教士米怜的儿子米威怜(William Milne Jr.)随后也到了定海。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被派到舟山，在英军司令部里任翻译。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口岸，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可以自由地在这里经商、传教，并享有一系列特权。

中国从此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但是，殖民主义者们对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并不满足，他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认为条约的规定是对他们在中国自由活动的限制，希望能取消条约的规定，自由地到中国的任何地方，自由地干他们想干的任何事。

1849年裨治文在他主编的《中国丛报》上说，"我对大使们在这个问题上作这样的规定，一直认为是既不聪明又失策的。把和外国通商限制在几个口岸，也许是正确而适当的。……但依我看来，不应该把自己国家的人民的个人自由就这样被一个条约所剥夺。这些规定没有人遵守过。大家感到不自然，而且受了委屈。只要这些规定继续有效，将经常成为令人讨厌的根源，越快废除越好。"充分表达了殖民主义者贪婪的欲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使他们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所限制，他们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支持并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象支持、参与第一次鸦片战争一样，传教士们对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也倾注了大量的热忱并积极参与。

　　1856年10月，中国的官员和兵勇为捉拿海盗，在一艘叫"亚罗号"的船上捉拿了12个当水手的中国人。这本是中国的内政，因为船及船主都是中国人，但英国政府却说，此船曾在香港登记过，所以是英国船，尽管当时登记期已过。届时英国的帕斯麦顿政府早就有对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战争的打算。马克思评论帕麦斯顿政府时说："战争已变成帕麦斯顿独裁的生命攸关的条件"."他站在教士和鸦片走私商中间"，"跟圣洁的主教和邪恶的鸦片走私商在一起的，还有大茶商，他们大部分都直接或间接从事鸦片贸易，因此热衷于取消与中国签订的现行条约。"英国以"亚罗号"船事件为借口，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法国也以"西林教案"中传教士马赖被处死为借口，参与了英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美国、俄国也参与进来。

　　传教士不仅支持这场战争，而且为之祷告，把传福音与殖民主义侵略战争联系起来。传教士卫三畏在1857年1月的一封信中说，"如果西方最强大的四国能够真诚合作，毫无猜忌，共同强迫中国政府建立更多的外交关系，这是它最好的安全保障，……我巴不得福音能够在不破坏中国政体和不瓜分中国的领土的情况下传给中国人。

但是，这也许不是中国人获得改造的道路。"传教士文惠廉说，"四大基督教强国正在叩着北京的大门。在这样的时候，教会应当迫切祷告上帝，使一切都归荣耀与他，并使救主的福音得以推广。"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军舰与美、俄共同进攻我国。

1858年4月下旬，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传教士团第十三届领班修士大司祭巴拉第赶到舰队停靠的渤海，向俄国公使普提雅廷汇报清政府的动态。五月间，巴拉第又到大沽向先期到达的俄国公使报告清军在大沽口的设防情报，并向英军司令报告了当时北京缺粮情况、皇室逃跑计划、京津之间军事部署、白河已被封锁的地方，以及大沽设防等情报。

　　1858年，英、法、美、俄四国专使率领兵舰联合北上，进驻白河口，直逼天津。联军决定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之前，美国冒充调解人，商定派传教士卫三畏和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去同直隶布政司钱忻举行谈判，制造假象。5月19日这一天，他们两人和钱忻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审查草约时，美国专使列威廉(W.B.Reed)派人把英法联军决定在第二天进攻大沽炮台的消息通知卫三畏，要他不动声色地马上停止谈判。5月20日，联军出其不意地向大沽炮台发动了猛烈进攻。大沽失陷后，帝国主义的兵舰和专使们都云集天津，当时卫三畏在复给美国的信中竟然宣称："我认为这四国的兵舰和公使汇集在中国京城附近，是我们对中国进行传教工作的一部分。

"公然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作掩护，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看成其传教事业的一部分。美国公使列威廉向其政府报告说，"若没有他(卫三畏)的帮助，我就不能进一步执行我的职务。" 1860年，英法联军再度向北京进攻时，俄国东正教在北京的传教士又给联军提供北京的地图，博得了英国人的高度评价。

英法联军从大沽出发，经通州直抵北京郊外，9月9日把著名的圆明园抢劫一空之后纵火焚烧。这个经过清朝一百多年经营、汇集中国人民血汗的结晶，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顿时变成了废墟。法国大文学家雨果1861年写道，"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物的条件下，圆明园大规模地遭到了蹂躏。

""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永不做强盗的。"传教士对西方列强殖民侵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如美国驻华全权公使列维廉所说的，"但若采取一种实际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不能不说传教士所作的一些研究，以及其他有关的传教活动，对于我们国家的利益是很必要的。若是没有他们充当翻译，一切公务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我在这儿履行职责时就无法前进一步。也无法阅读缮写和了解一切公函和条文。有了他们就没有遭到任何困难与不便。"

https://news.sina.com.cn/china/2000-09-29/1313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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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feng

將堆字搬嚟搬去.....又收一毛
beebeechan 發表於 2024/7/2 10:16

   历史不容篡改 咁多字，多過一毛啦！

lee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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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啲引文可以再癈啲㗎。

即係1834年死左嘅馬禮遜同鸦片贸易冇直接关系啦。
即係"助手和 ...
jimmychauck 發表於 2024/7/2 21:41

你呢隻食碗底反碗面既廢柴，冇厘學識，又唔識字，死開，收皮啦，不知羞恥的曱甴！
收受過鴉片公司利益，叫做冇直接關係咩？你個腦真是塞滿了屎，收皮啦，曱甴！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美国传教士伯驾、裨治文和卫三畏(S.Wells Williams)等知名传教士，都是免费乘坐贩运鸦片的船并接受其资助来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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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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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無證據表示鄉民反對鸦片贸易，可見紅字批注鍾意點寫就點寫，生安白造乜都得。

在以后几年的10次左右的航行中，郭士立至少还有两次是为鸦片贩子服务的。他来到中国没有几年，就完全堕落为鸦片贩子的同路人。

十次出海兩次同行就叫完全同路人。牽強無比嘅邏輯得到只問立場不問是非嘅爛屍所追捧。
jimmychauck 發表於 2024/7/2 21:41

你同曱甴同行打人叫不叫同路人？
正常人會同曱甴一齊咩？
你個腦袋真是塞滿了屎，收皮啦，曱甴！
無中生有曱甴最叻，喜歡點作就點作，
你次次生安白造，天天無中生有，
曱甴即是曱甴，改不了吃屎的習慣！收皮啦，死曱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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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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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本質上是因為清政府野蠻不懂文明世界外交及國際規矩，為了解決鴉片貿易白銀外流，武力收繳鴉片侵犯英國人私產及利益所招致的戰爭報復。

jimmychauck 發表於 2024/7/2 21:41

英國人來華賣鴉片，害人地國民吸毒来賺錢，不應該掃蕩你咩？

掉返轉來說：
中國進入你英國賣毒品，
你英國為了解決毒品貿易銀紙外流，是會武力收繳毒品？
還是乖乖任賣？同中國溫柔地說：唔該把毒品給我啦？

咦？你英國侵犯了中國人私產及利益啵？
于是，中國就用戰爭報復打鳩你英國？你英國會唔會還手？

你曱甴賣國賣到七情上面，你是中國人？我呸！
你個腦袋真是塞滿了屎，冇學識，食碗底反碗面的人渣，收皮啦，死曱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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