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我想請教各位大大，信耶穌基督是否會支持民主自由嗎？民主自由是不是基督徒的必然選擇？現在連佛教也說，民主自由跟佛教不一定有關。基督徒是否必須爭取民主自由，才能實踐上帝的旨意？

抽刀斷水

基督教在傳教時，會用不同的面目去吸引他人，例如向清朝皇帝傳教，會帶些新奇好玩的科學玩意，目的就是想被傳教的人，聯想起基督教跟科學／先進的關係。

民主自由也是一樣。在傳教時當然會將這些思想帶入新國度，該國原來的體制必然沒有比所說的更民主自由，因此就會令人產生錯覺，以為基督教跟民主自由有關。

實際上，基督教往往是最保守的團體，例如對奴隸制度的取態，基督教也是堅持很久才放棄。蓄養黑奴絕對跟民主自由是相反。

見：大計劃：非基督教血淚史 - 8月23日：廢除黑奴紀念日

關於在中國開展傳教，也是藉著槍炮打開的，並不是靠民主自由的力量。

參考：https://lib.exchristian.hk/treaty.html

哈佛專家

明白了。但是英國及美國也是以民主自由立國。歐洲更是現代民主制度的發源地。美國的民主自由是受到英國及法國的影響。你們怎樣看基督教和民主自由的關係？

kam

AI 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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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與民主自由的關係是一個複雜且具多面性的議題，歷史上和現代基督徒對此看法不一。基於搜尋結果，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理解：
1. 民主自由與基督教價值的相容性
相互促進的觀點：許多人認為民主制度是與基督教價值最相符的政制。民主能有效限制權力，避免極權主義，尊重個人尊嚴和權利，這與基督教強調人有上帝賦予的平等尊嚴有關。
「自由」的本質：基督教提到的「自由」通常指信徒在耶穌基督裡的靈魂自由，是從罪惡中解放的「自由」，而非絕對無限制的個人主義自由。
神學基礎：西方民主自由的發展在某些方面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響，例如每個人在神面前的平等。
明光社|
明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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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督教並非必然依附於民主
超越制度的信仰：基督教在不同歷史和政治環境下都能存在和興旺，並非一定要依附民主制度。
不將民主神聖化：有觀點指出，民主並非聖經中的終極理想或絕對真理，基督徒不應將民主絕對化，更不能將其置於神的話語之上。
信仰的焦點：基督教核心信仰是靈魂的救贖（福音），關注的是人心轉向公義與神聖，而非僅是改變政治制度。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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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督徒在民主自由社會的立場
實踐公義與公眾參與：許多基督徒在社會中推動民主、自由和人權，認為這是公義的表現。
抗爭的限制：有基督徒認為在推動民主的過程中，抗爭不應靠人自身的才幹，也要注重上帝的命令。
多元看法：基督徒內部對如何參與民主政治有不同的見解，從積極投身到側重屬靈事務的觀點均存在。

kam

另一個AI
「基督教與民主自由的關係是一個極其深遠且複雜的主題。學術界普遍認為，儘管兩者在歷史上曾有過激烈的衝突（如中世紀的政教合一或宗教裁判所），但現代民主制度的許多核心理念，確實深受基督教神學與倫理觀的影響。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關鍵維度來分析：

### 1. 神學基礎：人的尊嚴與「上帝的形象」
基督教的核心教義之一是**「人是按上帝的形象所造」（Imago Dei）**。
* **平等觀：** 如果每個人在造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那麼在世俗法律面前也應享有平等的權利。這為現代「人權」觀念提供了早期的形而上學支撐。
* **不可剝奪的權利：** 這種觀點認為人的基本權利源於上帝，而非政府的賜予。因此，政府的權力是有限的，不能隨意侵犯個體的自由。

### 2. 人性的幽暗面：權力的制衡
基督教對「原罪」的強調，意外地成為民主制度中「權力分立」的邏輯基礎。
* **對權力的警惕：** 既然所有人都具有墮落的本性，那麼沒有任何個人或團體（包括教會或君主）可以被賦予絕對權利。
* **制度設計：** 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有一句名言：
    > 「人性中行正義的可能使民主成為可能，人性中行不義的傾向使民主成為必要。」
    這促使了三權分立與法治觀念的發展，目的是透過制度來約束人性的貪婪與偏執。

### 3. 改教運動與個人良知
16世紀的宗教改革對西方民主的演進產生了決定性影響：
* **人人皆祭司：** 馬丁·路德主張信徒可以直接與上帝溝通，無需透過教會階級。這強化了「個人主義」與「主體意識」，鼓勵人們獨立思考並對權威提出質疑。
* **良知自由：** 為了保護少數宗派不被主流教派迫害，逐漸發展出了宗教寬容與言論自由的原則，這是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基石。

---

### 4. 歷史中的緊張關係
儘管有上述聯繫，基督教與民主自由並非始終和諧：
* **威權主義歷史：** 在漫長的中世紀與近代早期，許多教會曾與君主制結盟，主張「君權神授」，並壓制科學研究與異議人士。
* **世俗化的挑戰：** 現代民主強調政教分離與價值多元，這與某些基督教教派所堅持的絕對道德真理有時會產生摩擦（例如在墮胎、同性婚姻或教育政策上的爭議）。

### 5. 總結：相互依存與批判
當前的學術觀點傾向於認為，基督教為民主制度提供了最初的「道德底色」與「文化土壤」；而民主自由的框架，也反過來保護了信仰的空間，使其免受政治權力的強迫。

在當代多元社會中，這種關係表現為一種**「持續的對話」**：基督徒在民主框架內參與公共討論，而民主制度則在宗教傳統中尋找關於正義、愛與公共利益的倫理資源。

您認為在現代社會中，宗教信仰應該在政治討論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純粹的個人私事，還是應該成為公共道德的參考？」

抽刀斷水

回覆 3# 哈佛專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來自歐洲，也是共產主義的發源地，在未有民主自由之前，歐洲各國皇室制度也是由神權領導，所以發源地、宗教、民主自由也沒有必然關係，混為一談只是錯覺。

現在看看梵帝崗這個基督宗教國家，當中有多少民主自由成份呢？教宗一人一票選出來的麼？

kam

回覆  哈佛專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來自歐洲，也是共產主義的發源地，在未有民主自由之前，歐洲各國 ...
抽刀斷水 發表於 2026/4/24 23:46

    教宗（Pope）的產生方式與現代民主國家的「一人一票」普選有著本質上的區別，這主要涉及**神學邏輯、歷史演變**以及**教會的自我定位**。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理解這個制度：

### 1. 權力的來源：由上而下 vs. 由下而上
在現代民主政治中，權力來自人民（主權在民），政府是獲得人民授權後運作。但在天主教會的神學觀中，權力來自**天主（上帝）**，並透過「宗徒傳承」（Apostolic Succession）傳遞。
* **耶穌的授權：** 教會認為教宗是聖伯多祿（聖彼得）的繼承人，這份權威是耶穌親自授予的。
* **非代理人：** 教宗被視為基督在世的代表（Vicar of Christ），他的使命是守護信仰傳統，而非執行信徒的集體意志。因此，選拔過程更傾向於「尋求天主的旨意」，而非「反映大眾的喜好」。

### 2. 選舉團制度：樞機團（College of Cardinals）
目前教宗是由**樞機團**中未滿 80 歲的成員秘密投票產生的。
* **專業性與代表性：** 樞機被稱為「教會的親王」，他們來自世界各地，通常是資深的主教或神學家。制度設計者認為，這些人對教會法、神學以及全球教會事務有更深刻的理解，比起 13 億普羅信徒，他們更能辨別誰適合擔任領袖。
* **精英選舉的邏輯：** 這在某種程度上類似於某些國家的「選舉人團」制度，由具備專業判斷力的代表代為行使選擇權。

### 3. 歷史教訓：防止世俗權力的干預
教宗選舉制度的演變，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確保教會的獨立性**。
* **早期的混亂：** 在教會早期，確實曾由羅馬的信徒和神職人員共同選出主教。但這導致了世俗貴族、皇帝和地方勢力的頻繁干預，甚至出現用武力威脅選舉的情況。
* **秘密會議（Conclave）：** 為了隔絕外界壓力，1274 年正式確立了「秘密會議」制度。樞機們被鎖在西斯汀小堂內與世隔絕，直到選出新教宗為止。這種「封閉式」設計正是為了防止大眾輿論或政治權力左右選舉。



### 4. 運作機制：共融而非競爭
民主普選通常伴隨著政黨競爭、競選活動和承諾。但教會認為：
* **避免分裂：** 普選可能導致教會內部因政見或地域化而分裂成不同的派系，破壞「普世教會」的共融。
* **聖神的帶領：** 選舉過程強調祈禱與感悟聖神（聖靈）的指引。透過多次投票（需達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確保最終人選是樞機團高度共識的結果，而非簡單的半數壓制。

---

### 5. 總結
教會並不認為自己是一個「世俗國家」，而是一個**「神聖社群」**。它的運作邏輯不是為了實現政治平等，而是為了傳承信仰。如果實行 13 億人普選，無論在物流技術、選戰經費還是神學法理上，都會面臨巨大的挑戰。

不過，近年來教會內部也有許多聲音，討論如何讓平信徒（一般信徒）在教會决策中擁有更多的「諮商權」，這被稱為**「共議性」（Synodality）**。

你覺得如果教會真的實行普選，可能會對這個千年機構帶來什麼樣的衝擊或改變？

哈佛專家

謝謝解答。我比較明白了。

dior13dior13

揭穿西方議會民主起源於基督教的無恥謊言

Liebling

　　最早實現議會民主的現代國家，大多數都是基督教國家，因此很多人錯誤地認為西方議會民主起源於基督教。很多基督徒為了傳播基督教，也刻意歪曲歷史事實，大肆利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做文章，說什麼沒有基督教就沒有現代民主，基督教保證了西方的言論自由。可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民主制度的真正起源來自哪里呢？


　　中學課本的經典教程是起源於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帶來的新的生產方式產生了民主制度。其實不然，這明顯是誤導的。簡單的例子，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社會就已經有了比較完善的民主政體，有了議會制度，有了元老院，這和工業革命是沒有關係的。


　　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僅是古代希臘的典範，而且是整個古代世界的典範。雅典的民主政治不僅是人類歷史的首創，而且直接影響了後世西方的政治制度。在現代西方國家語言裏，如英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俄語等語言中的“民主”一詞，都是從古希臘語的“demokratia”一詞演變而來。古希臘語中的“demokratia”一詞，由“demos”和“kratos”兩部分構成，“demos”的意思是“人民”、“地區”，“kratos”的意思是“統治”、“管理”，因此所謂“民主”是指“人民的統治”或者“人民的管理”。


　　所謂的希臘“民主時代”，是指西元前6世紀到西元前4世紀這段時期。這一時代是古希臘世界的全盛時期，各城邦都得到繁榮的發展，而地處海灣、交通便利的雅典在工商業方面日益發達，並建立了奴隸主民主制。在雅典，國家不設國王，最高權力機構是全體公民大會，大會由公民抽籤產生，共同對國家事務進行商議。


　　雅典實行民主化程度最高的“直接民主制”。在伯裏克利時代，雅典所有的官職向全體公民開放，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抽籤選舉方式（十將軍除外）擔任政府中的各級官職。雅典的政府官員都有任期，通常為一年，而且大多數的官職，不得連選連任，以避免結黨營私。雅典還實行委員會制，凡是重大事務均由集體作出決定，由集體負責。而不是由一個人說了算，從而避免了專制獨裁和官僚主義。為了保證民主政治不受侵害，從克利斯提尼時代開始，雅典還制定了陶片放逐法，用陶片投票選舉出可能對雅典的民主政治構成威脅的人。如果某人得票數超過6000，就會被放逐到國外，10年以後才能返回，從而使政治野心家無機可乘。


　　可是希臘的文明，包括民主制度，在基督教立國的羅馬帝國滅亡了希臘以後，也就被基督教（天主教）的黑暗專制統治所替代了，歐洲開始進入了漫長黑暗的中世紀，也就是基督教教權統治時代。


　　因此從歷史上看皈依基督教是古希臘、古羅馬文明衰落的開始，而基督教對中世紀歐洲的統治又與古希臘崇尚民主與科學的精神格格不入。處在奴隸制社會的古希臘和古羅馬其文明程度遠在中國奴隸制社會之上，而自從中世紀的歐洲在制度上實行了中國已拋棄的分封制，在思想上引進了基督教並使它可介入政治生活之後就進入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現在讓我們看看號稱“維護言論自由”的基督教（天主教）在中世紀都幹了哪些好事呢？


　　首先基督教徹底摧毀了古希臘文明。比如西元324年康斯坦丁皇帝宣佈基督教為羅馬帝國唯一的官方宗教，下令關閉 Dydima 和小亞細亞的神廟 / 蔔算聖所，將異教的祭司們折磨致死，將所有的異教徒從 Athos 山上驅逐，摧毀那裏所有的希臘神廟。西元335年康斯坦丁皇帝下令關閉小亞細亞和巴勒斯坦的大批異教神廟，把所有的魔術師和算卦人釘上十字架處死。新柏拉圖哲學家 Sopatros 殉難而死。


　　其次基督教企圖摧毀一切非基督教文明，發起了一場毀滅以往的一切文化與學術的戰爭。比如391年，教父Theophilos下令衝擊當時世界上最著名的圖書館，就是亞歷山大的Serapeum，估計當時有幾十萬卷書被燒。燒書的理由是耶經使徒行傳第19章第19節：“平素行邪術的，也有許多人把書拿來，堆積在眾人面前焚燒。”這任教父的繼任者，今天作為教會之師和聖者備受崇敬的亞歷山大的Cyrill發現，為了保證統治權，僅僅燒掉書而讓讀過這些書並傳播其中知識的人活下來，是遠遠不夠的。他的這一發現的受害者就是亞歷山大的女哲學家 Hypatia。她擁有令“基督教草民”殺性大發的一切特徵：她長得漂亮，是位學者，寬容而虔誠，她是一個女人，同時是異教徒。415年，與黨衛軍一樣殘忍的主教衛隊把她劫持到一個教堂，脫光了衣服，用玻璃片割削，然後公開燒死。關於Cyrill的燒殺行為，RGG（1957年第3版）輕描淡寫地寫道： “C.到任後最初幾年致力於埃及的教會事務。”隨後的幾個世紀裏，自由藝術和學術的精神被驅逐出了“基督教的西方”。


　　再次基督教為了擴大統治，先後發起數次十字軍東征。前後長達200多年，導致幾千萬人“以主耶穌的名義”被屠殺。


　　為了禁錮人們的思想，自從西元312年君士坦丁宣佈合法化基督教後，基督徒就從被迫害者變為迫害者。他們敵視一切不乎合耶經的東西，包括新思想及科學等。歷史上就有很多偉大的思想家及科學家被基督徒迫害。到中世紀，更出現羅馬教廷的「宗教裁判所」及加爾文的「宗教法庭」等合法機構迫害所為的「異端」。宗教裁判所前後共經歷約 500 年，15世紀以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為殘暴，僅 1483年至 1820 年，判處的異端份子達 38萬多人，被火刑處死的達10萬餘人。而僅僅在 1480-1488年間，被火刑處死的達 8,800人，受懲處者有 96,494人。其中包括著名的思想家和科學家希柏提亞(Hypatia, 375-415)，維薩留斯(A. Vesalius, 1514-1564)，布魯諾 (G. Bruno, 1548-1600)，伽利略(Galileo Galilei, 1564-1642)等。[6]


　　此外，基督教在基督徒內部宣揚對神的絕對服從，不能對神的言語提出任何質疑，中世紀的羅馬教廷對於很多普通百姓擁有生殺大權，甚至連國王加冕也需要教皇的批准。當然這些都是和現代的民主制度格格不入的。


　　進入文藝復興時期後，自由和民主思想開始以亞平甯為起點向歐洲各個文化中心輻射。從洛克到盧梭，自由主義開始盛行，教權的統治開始受到挑戰。　　黑暗中世紀之後的文藝復興運動就是為了擺脫宗教在思想上的禁錮，其實質是反基督教的神權統治，將宗教置於社會生活的恰當位置。啟蒙運動是對人權、民主思想的普及，試圖使民主制度重新回到政治領域，其實質是反專制。資產階級革命是社會從政治經濟制度到意識形態的一次全面變革。　　所以說現代西方民主和基督教教義是水火不相容的，正是經過文藝復興和資產階級革命，歐洲徹底打破了基督教的精神枷鎖，最初產生於古希臘文明的議會民主才再一次回到歐洲，歐洲人才重新擁有了言論和思想自由。

參考數目

[1]現代西方民主的起源，天乙,http://ido.3mt.com.cn/Article/200705/show739486c30p1.html

[2]西方民主制度起源探討, 流動的風,http://bbs.xhistory.net/read.php?tid=10487&;fpage=2

[3]基督教摧毀希臘文化編年紀事，鄉下人進城，http://along.blshe.com/post/287/4999

[4]基督教西方漫長的焚書傳統，鄉下人進城，http://along.blshe.com/post/287/31700

[5]基督教信仰受害者不完全列表，鄉下人進城，http://along.blshe.com/post/287/146015

[6]基督教對科學家迫害不完全列表，http://club.backchina.com/main/viewthread.php?tid=615939

[7]基督教與民主沒有關係，言行，http://bbs.futurechinaforum.org/...e2e36ae0b71e5e7fcf9

dior13dior13

力圖宗教改革，恢復古希臘傳統多神信仰的羅馬皇帝尤利安，戰死於波斯，終年32歲。
詳情：

弗拉維烏斯‧克勞狄烏斯‧尤利安努斯（Flavius Claudius Iulianus, Apostata），英文作「朱利安 Julian」(公元331-363)，君士坦丁王朝的羅馬皇帝，361年-363年在位。他是羅馬帝國最後一位多神信仰的皇帝，並努力推動多項行政改革。因其恢復羅馬傳統宗教並宣佈與基督教決裂，被基督教會稱為背教者。

他在位期間，由於他對學問的熱愛，讓他贏得了「哲學家」的稱號。尤利安少年曾入教受洗，但後來卻轉向希臘傳統的信仰。他師承於新柏拉圖主義，並崇信神秘儀典，壓抑當時已經十分風行基督教信仰。

尤利安早年在卑斯尼亞（Bithynia）由外祖母扶養，並在七歲時開始接受優西比烏斯（Eusebius）的教育。優西比烏斯是阿里烏派的神學家，並擔任尼科美底亞的主教。342年，尤利安與加盧斯流放到卡帕多奇亞的馬塞魯（Macellum），他在那兒遇到了基督教的主教喬治。在他十八歲時，尤利安的流放結束，並短暫地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和尼科美底亞。公元351年，尤利安回到小亞細亞學習新柏拉圖學派，後來並受教於以弗所的馬克西穆斯學習楊布里科斯的哲學。後來他在雅典認識了後來受封為聖徒的納齊安的格列高里和凱撒里亞的巴西爾。

當時基督教教派繁多，一派得勢即宣布其它派為異端，橫加迫害（絕罰、免除教職、革出教門、流放、乃至於殺害）。尤利安即位後就宣布宗教信仰自由，並宣布各教派享有同等地位，包括異教等多神信仰，他本人則大力扶持多神教與傳統羅馬信仰，意欲改變自君士坦丁大帝以來，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獨尊地位。這便是四世紀異教在羅馬的復興運動。

尤利安的宗教改革，儘乏在知識界不乏同情者，卻由於基督教的一神論已植根於羅馬帝國中，無法寛容對待異教，因此恢復多神教的嘗試未能成功。

公元363年6月26日，尤利安在遠征波斯時中箭身亡，終年32歲，在位僅短短20個月，他的宗教改革亦告終止。事後被基督教指為「叛教者」，並對他大肆污衊。

資料來源：

尤利安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尤利安

評《諸神之死：叛教者尤利安》
http://tpx20.exblog.jp/5350206/

愛德華‧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二十三章〈尤利安的宗教信仰。他的狂熱。他對異教的復興及改革。他對猶太人的態度〉。

http://www.hicourt.gov.cn/theory/hislaw_info.asp?id=3787

哈佛專家

介紹林昭

AI 概覽

林昭（1932年－1968年）是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自由知識分子、基督徒與異議人士，在文革期間因堅持信仰與批判極權，在獄中以血書寫下大量反抗文字，最終於1968年4月29日遭處決。林昭的信仰賦予她對抗極權的勇氣，在物資極度匱乏、紙筆被沒收的獄中，她用刺破血管的血在被單、衣物上書寫，堅定捍衛人性尊嚴與自由信念。

林昭與血書的關鍵點：

信仰與精神力量： 林昭在1960年代成為基督徒，她將自身抗爭視為一種「殉道」，其反抗精神深受基督信仰影響，堅信在惡劣環境下仍要堅持真理。
獄中血書： 在長達八年的監禁與酷刑下，林昭無法取得紙筆時，會用針刺破手指、血管，以血在白色被單或撕下的衣物上寫作，這些文字被稱為「自由的文字」。
堅定批判： 林昭的血書和文章內容，深入批判了毛澤東及其當時的政治体制，被認為是文革時期極少數公開堅定反對共產主義的聲音。
殉道者與聖徒形象： 她的堅持被學者連曦（Lian Xi）在《血書：林昭的信仰、抗爭與殉道之旅》中記錄，被公認為是中國當代極具代表性的自由殉道者。
林昭的血書不僅是反抗的文字，更是她在信仰支撐下，對極權體制進行靈魂抵抗的證詞，在死後被視為聖徒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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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昭（1932-1968）是一位中國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反右運動中因不滿被劃為「右派」而於1957年秋服大量安眠藥自殺獲救。隨後，她堅持信仰與表達觀點，最終在1968年文革期間被處決。此外，其父在林昭被捕後服藥自殺，其母則在1975年於上海外灘自殺。

林昭自殺與相關歷史細節：
自殺抗爭（1957年）： 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林昭因被劃為「右派」感到剛烈不屈，吞服大量安眠藥試圖自殺，但被搶救存活。
不屈服的態度： 自殺獲救後，林昭曾大聲表示「我絕不低頭認罪」，質問校方領導。
家人自殺： 林昭被捕後，其父親得知消息後自殺身亡。林昭的母親後來也在1975年於上海外灘自殺。
最終處決： 經過多次入獄與絕食，林昭於1968年4月29日被處決，年僅36歲。
林昭被認為是毛澤東時代的犧牲者，並以「血書」聞名，被視為堅持民主自由的偶像。

抽刀斷水

爭取民主自由的人不一定有宗教信仰，當中有基督教背景的人就會在教會的文宣當中特別著重，例如香港沙士殉職醫生謝婉雯（基督教） vs 鄭夏恩（佛教／被指「臨終信基督教」）。

其他香港沙士殉職醫護人員包括：劉大鈞（宗教不詳）、劉永佳（宗教不詳）、鄧香美（臨終信基督教）、劉錦蓉（宗教不詳）、王庚娣（宗教不詳）、張錫憲（宗教不詳）。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對基督教的發展歷史、迫害「異端」的過程了解透徹，他最後都沒有信基督教。

見：劉曉波：基督教歷史上的迫害異端 | 離教文庫

哈佛專家

王怡牧師的聲明：信仰上的抗命
王怡牧師 / 2018年12月12日

根據聖經的教導和福音的使命，我尊重上帝在中國設立的掌權者。因為廢王、立王，都在於上帝。為此，我順服上帝對中國歷史和制度的安排。

作為基督教會的一位牧師，我從聖經出發，對社會、政治、法律諸領域，何為公義的秩序和良善的治理，皆有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同時，我對中共政權迫害教會、剝奪人類的信仰和良心自由的罪惡，充滿厭惡和痛恨。但是，一切社會和政治制度的改變，都不是我蒙召的使命，也不是福音被賜給上帝百姓的目的。

因為，一切現實的醜陋、政治的不義和法律的專斷，都顯明了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才是每個中國人所必須的、唯一的拯救。也顯明了真正的盼望和完美的人類社會，並不存在於地上的任何制度和文化的改變中，而單單在於人的罪惡如何被基督白白赦免，得著永生的盼望。

作為一位牧師，我對福音的篤信和對眾人的教導，及對一切罪惡的責備，都出於基督在福音裡的命令，出於那位榮耀君王的無法測度的愛。每個人的生命都如此短暫，而上帝如此迫切地命令教會，去帶領和呼召任何願意悔改的人向祂悔改。基督如此迫切的、樂意赦免一切從罪惡中回轉的人。這是教會在中國的一切工作的目的，就是向世界見證基督，向中國見證天國，向屬地的短暫生活見證屬天的永恆生活。這也是我本人所蒙的牧職呼召。

為此，我接受和尊重中共政權是上帝所允許的暫時的統治者，如同主的僕人約翰加爾文所說，邪惡的統治者是上帝對邪惡的人民的懲罰，目的是催逼上帝的百姓向祂悔改。為此，我樂意在身體上服從他們的執法行為，如同服從主的管教和訓練。

我同時相信，中共政權對教會的逼迫是極其邪惡的犯罪行為。作為基督教會的牧師，我必須對這樣的罪惡發出嚴厲和公開的責備。我所蒙的呼召，也要求我以一種非暴力的形式，在和平和忍耐中，去違背那些違背了聖經和上帝的一切人間法律。我的救主基督也要求我，喜樂地承受違背惡法的一切代價。

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個人和教會的抗命行為，是任何一種意義上的維權行為或公民不服從的政治行動。因為我完全無意於去改變中國的任何制度和法律。作為牧師，我唯一關心的，乃是信仰上的抗命，所帶來的對罪惡人性的震動，和對基督十字架的見證。

作為一位牧師，我的抗命行為是福音使命的一部份。基督的大使命要求我們對世界的大抗命。抗命的目的不是改變這個世界，而是見證另一個世界。

因為教會的使命，僅僅是成為教會，而不成為任何世俗體制的一部份。從消極的角度說，教會必須將自己從世界分別出來，避免讓自己被這個世界體制化。從積極的角度說，教會的一切行動，都是努力向這個世界，證明另一個世界的真實存在。聖經教導我們，在關乎福音和人類良心的事務上，只能順從神，不能順從人。因此，信仰上的抗命和肉體上的忍耐，都是我們見證另一個世界和另一位榮耀君王的方式。

這是為甚麼，我對改變中國的任何政治和法律制度並不感興趣，甚至對中共政權迫害教會的政策何時會改變也不感興趣。無論我活在現在或將來的任何政權之下，只要世俗政府繼續迫害教會，戕害唯獨屬於上帝的人類良心，我就將繼續信仰上的抗命。因為上帝賦予我的全部使命，只藉著我的一切行動，好叫更多的中國人明白，人類和社會的盼望，僅僅在於基督的救贖，在於上帝超自然的恩典掌權。

如果上帝決定藉著中共政權對教會的迫害，來幫助更多的中國人對前途絕望，帶領他們經歷信仰的幻滅與荒漠，從而認識耶穌，並不斷熬煉和建造祂自己的教會。我十分樂意順服上帝的安排，因為祂的安排總是慈愛而美善的。

正因為我的一切言行，並不尋求和期待社會和政治層面的任何改變；我對一切社會政治的權勢，也不再存畏懼之心。因為聖經教導說，上帝設立政府的權柄，是叫作惡的人懼怕，不是叫行善的人懼怕。信耶穌的人，並沒有作惡，也就不應懼怕黑暗的權勢。儘管我是常常軟弱的，但我篤信這是福音的應許，是我殫精竭慮，要在中國社會傳揚的好消息。

我也明白，這恰恰也是中共政權對一個不再懼怕它的教會充滿了懼怕的原因。

如果我被關押或長或短的時間，能夠幫助掌權者減少他們對我的信仰和我的救主的懼怕，我十分樂意以這種方式來幫助他們。但我知道，惟有當我對一切迫害教會的罪惡說不、並以和平的方式抗命時，我才能真正幫助掌權者和執法者的靈魂。我渴望上帝使用我，以失去人身自由的方式，來告訴那些讓我失去人身自由的人，有一種比他們的權柄更高的權柄存在，也有一種無法被他們關押的自由，充滿了耶穌基督死而復活的教會。

無論這個政權對我加以怎樣的罪名，潑以怎樣的髒水，只要這罪名指向我的信仰、寫作、言論和傳教行為，那不過都是魔鬼的謊言和試探。我將一概予以否認，服刑而不服法，伏法而不認罪。

並且我必須指出，對主的教會和一切相信耶穌基督的中國人的迫害，才是中國社會最邪惡、最可怕的罪惡。這不但是對基督徒的犯罪，也是對一切非基督徒的犯罪。因為政府粗暴而殘酷地威脅他們、阻攔他們來到耶穌面前，世上沒有比這更罪大惡極的事了。

如果有一天，這個政權被上帝親自顛覆了。不會有其他原因，必然出於上帝對這一切罪惡的公義的刑罰和報復。因為在地上，從來只有千年的教會，沒有千年的政權。只有永遠的信仰，沒有永遠的權勢。

關押我的人，終將被天使關押。審問我的人，終將被基督審問。想到這一點，主使我對那些企圖和正在關押我的人，不能不充滿同情和悲傷。求主使用我，賜我忍耐和智慧，好將福音帶給他們。

使我妻離子散，使我身敗名裂，使我家破人亡，這些掌權者都可以做到。然而，使我放棄信仰，使我改變生命，使我從死裡復活，這些世上卻無人能做到。

既然如此，尊敬的官長們，停止作惡吧，這並不是為我的益處，而是為你們和你們子孫的益處。我苦苦地勸你們住手，因為你們何必為我這樣一個卑微的罪人，而情願付上永遠沉淪地獄的代價呢？

耶穌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祂為罪人而死，為我們而復活。昨日、今日，直到永遠，祂都是我的君王和整個世界的主。我是祂的僕人，為此被羈押。我將溫柔地去反抗一切反抗上帝的人，我將喜樂地不服從任何不服從上帝的法律。

2018年9月21日初稿，10月4日修訂，被羈押48小時之後由教會發佈。

附：何謂信仰上的抗命

我堅信，聖經沒有賦予任何政府部門管理教會和干預基督徒信仰的權柄。因此，聖經要求我，以和平的方式，在溫柔的反抗和積極的忍耐中，充滿喜樂地，去抵制一切迫害教會和干預基督徒信仰的行政和司法措施。

我堅信，這是一種信仰上的抗命行動。在迫害教會和抵擋福音的現代極權國家中，信仰上的抗命是福音運動不可避免的一部份。

我堅信，信仰上的抗命是一種末世性的行動，是在短暫的罪惡之城，對永恆的上帝之城的見證。抗命的基督徒，以十字架的道路和方式，效法那位曾釘十字架的基督。和平的抗命，是我們愛這個世界的方式，也是我們避免成為這個世界的一部份的方式。

我堅信，聖經要求我，在實踐這一信仰上的抗命時，必須倚靠基督的恩典和復活的力量，遵循兩個不可逾越的底線。

第一是內心的底線，對靈魂的愛，而不是對肉體的愛，是信仰上的抗命的動機。對靈魂的改變，而不是對環境的改變，是信仰上的抗命的目標。在任何時候，如果外在的逼迫和暴力，奪走了我的和平和忍耐，使我內心對那些逼迫教會和欺辱基督徒的人，生出了怨恨和苦惱，這一信仰上的抗命就失敗了。

第二是行為的底線。福音要求信仰上的抗命必須是非暴力的。福音的奧祕是以積極的受苦，來替代身體的反抗，並甘願承受不義的刑罰。和平的抗命，是愛與饒恕的結果。十字架意味著在不必受苦的地方情願受苦。因為基督擁有無限的反抗能力，卻忍受了一切羞辱和傷害。基督反抗這個反抗祂的世界的方式，就是在十字架上，向一個將祂打死的世界，伸出和平的橄欖枝。

我堅信，基督呼召我，在這個抵擋福音和迫害教會的政權下，以一生的服侍，來實踐這信仰上的抗命。這是我傳福音的方式，也是我所傳福音的奧秘。

主僕王怡

哈佛專家

蔡詠梅：我爲什麽信仰基督教？——青年學者王怡的自述

問：聽說你是個基督徒。我們看到現在一大批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包括一些維權律師也加入教會，爲什麽會有這個現象？
王怡：這有幾種情況。四九年後的幾代人，包括我們這一代都是在無神論的教育下長大，我們的覺醒有幾種情況，人文知識份子可能是從審美的角度覺醒，發覺共産黨統治下的語言文學及其形式簡陋不可接受。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學，地下詩歌就是從審美的覺醒開始的。另一種情況是價值上的覺醒，即追求自由民主價值，回到五四時的傳統，從政治上反思反抗共産黨一黨專制的統治。在整個八十年代所謂的新啓蒙時代，就是價值的啓蒙，當然也包括審美的啓蒙在內。

問：還有呢？
王怡：第三種是信仰的覺醒反思。對中國知識份子來說八九年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八九年之前知識份子追求自由民主價值，這種追求跟中國傳統知識份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儒家式自覺擔當社會重任的士大夫使命感有關。但這種把民主夢當作生命的價值觀很危險，第一很容易破滅，一旦發現這個夢無法實現，如八九年後大多數知識份子幻滅後就向共産黨和社會現實妥協，或是變得虛無，走向相對主義，沒有精神力量去支撐自己的理想，這是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選擇犬儒、投降的原因。第二，少數堅持一生都將民主自由作爲自己的信念的人，不管怎樣艱難都堅持，但對苦難的崇拜不意味著他的生命是一個有價值的生命，也不能保證在民主化後他不會腐敗變質。

問：聽說焦國標也信仰基督教？
王怡：最近這幾年大陸的知識份子特別是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出現走向基督信仰的趨勢，有很多的知識份子開始成爲基督徒，如小說家北村、余傑，維權律師的群體裏面李柏光、高智晟等人，而更多的人接近親近或開始了解基督教，包括焦國標最近也決志成爲基督徒。決志是在我心裏確定要有這樣一個信仰，要讓耶稣基督是我生命中的主，然後有一個開口禱告，即我們說嘴裏承認心裏相信。然後才做正式的受洗儀式。

從個人主義走向更高的源泉

問：你是怎樣走上基督徒的路？
王怡：我讀大學就接觸過聖經，但只是一般地去研究了解，我很早就對共産黨的無神論有反思，不再是無神論者，但也不是一個有信仰的人，我以前很羨慕，也很尊敬那些有信仰的人，但覺得自己終其一生不可能進入到這種境界中。這幾年作爲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識份子，作出了一些個人的努力，得到許多人的尊敬和贊揚，但我自己非常警惕那種士大夫自以爲義的自我聖化的情結。當我開始堅持比較大膽的政治批評和言論，開始受到很多壓力的時候，比如停我的課，幹預我的聘任調動，中宣部不讓主流媒體發我的文章，甚至我的家庭受到騷擾，收到恐嚇的匿名信時，我就出現了一種疲憊感，不是恐懼害怕。我以前是一種個人主義的立場，我經常強調說我爲什麽要寫文章批評共産黨，是因爲我心裏不舒服，我是一個不能接受不自由的人。不是爲對他人的擔當，而是我個人主義的選擇，當因此而疲憊，産生無力感時，我有時會擔心，這種個人主義的選擇是不穩定的，如果哪一天我的尺度變了，難道我就放棄嗎？這就是信仰的開始，即對自我的懷疑，他使我謙卑，認識到自己也是罪人，不義的人，雖然別人認爲我作了一些有義的事。我開始意識到我的力量來自一個更高的在我之外的源泉。我相信民主自由是普世價值，值得一生去追求，是善和公義，但這個公義和善不是從我內心流露出來的，我不可能是個源頭，我只能去接受他，用一種卑謙的心去領受他。這樣我就慢慢接受基督教的信仰，接受在基督裏面的愛和公義。

兩個迫害教會案産生心靈震撼

問：在你走進基督信仰這個過程中是否有人給你傳教，給你啓示？
王怡：在之前我已開始讀聖經，也有一些朋友像余傑向我傳福音，我也開始參加一些基督教會的聚會活動，若我到北京就會參加余傑的方舟教會聚會，但我成爲基督徒的信仰與兩個基督教會受到政治迫害的案子有很大關系。一個是華南教會案，是近幾年中共打壓基督家庭教會最悲慘的一個案子，零一年這個教會的龔聖亮牧師和其他兩人一審被中共以邪教罪強奸罪和故意傷害罪的罪名判死刑，整個華南教會有六十個人被判刑或勞改。去年四月華南教會兩位姊妹到成都來，其中一個是龔聖亮牧師的妹妹，我請她們和成都一些知識份子朋友到我家來聚會，請她們向我們講華南教會的案子和她們的信仰。她們講了受迫害的情況，怎麽被嚴刑逼供，一位姊妹在看守所被打死，強迫她們承認她們的老師龔聖亮牧師強奸了她們。那次聚會給我很大沖擊，我在她們臉上看到了一種神聖的光，她們只讀過小學的普通農村婦女，對我們這些知識份子造成很大震撼，我感到從未接觸到的光亮和人性的美好。在此之前我也看過“十字架在中國”這套紀錄片，這個片子對包括我在內的大陸自由主義知識份子都有很大的沖擊，這兩個華南教會的姊妹走後，就在我家裏開始了聚會，一個讀經的小組。去年十月份我們和幾個維權律師一起前往華南教會調查他們的案子，我們與很多中共指控被龔聖亮牧師強奸的姊妹作了完整的筆錄和錄像，我們看到了整個華南教會被迫害的情況，也看到了她們信仰的虔誠和純正，他們不是中共所宣傳的邪教和異端。

問：第二個案子呢？
王怡：是去年的蔡卓華牧師印聖經的案子，我是辯護團的成員之一。我在去年參加了這兩個基督徒受迫害的案子的調查或辯護，去年也參與聚會和讀經，最後確定了我的信仰。

信主之後追求民主自由更堅定

問：在這個過程中有無很戲劇性的細節？
王怡：我有一個使我接納信仰的很重要很戲劇性的事。去年六月份一天我在家裏爬梯子，在書架最高一層翻書，不小心從上面摔了下來，那次我縫了九針，在床上躺了一個月。當我摔下來躺在地上不能動那刻我開始唱贊美詩，並開始禱告，這是我第一次開口禱告。我覺得這是一個對我非常有象征意義的經驗。我那個龐大的書架代表著知識份子的知識理性和自負，我們靠知識和理性去尋求真理，你感覺自己好像掌握了真理，與一個專制政權作鬥爭，你是站在公義的一邊，站在道義的高峰，結果我從最高處跌下來——那一刻我好像感覺到走到了理性的盡頭，感受到知識份子憑自己的力量是無法達到真理的，我兩手空空，開始可以接受我之上的啓示。懷著是平安和一種喜樂的心理，這件事對我的信仰有很重要的意義。

問：有了信仰後，追求自由民主事業是否會更加堅定？
王怡：知識份子接受基督信仰後，對自由民主的理解比八九十年代的理解更深了一層。對于基督徒知識份子來說，一個政治共同體必須是民主自由的，因爲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人生而平等，如果沒有這一點，我們就沒有資格要求其他人待我們如兄弟，強者就可以淩駕于弱者。我們常說共産黨統治沒有合法性，一沒有人民的同意憑什麽統治我？人家強權者也可以說，憑什麽要你同意，我有槍有炮爲什麽要你同意？人與人之間組成一個政治共同體，只能是民主自由的，就是因人的平等和獨立是來自于神，對于一個基督徒，這是一個起點。對我來講，要在中國追求自由民主，是一種使命感！是我作爲一個基督徒的使命感！我不能夠容忍看到一個不公義的不自由的社會在我眼前，信主後我比以前更加堅定了。我也觀察到很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接納基督教後，有這樣的勇氣和使命，而且在這種勇氣中也開始卑謙，不會自我驕傲。

教友禮拜聚會通常五六小時

問：目前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非常強勢，是這樣的嗎？
王怡：不錯，很明顯。在八九十年代基督教的發展主要是鄉村教會，城市和知識份子中的教會非常少。城市中分成兩種，一是海外教會回來傳教，基本集中在城市，韓國和海外華人的傳道人很多，包括台灣教會也在做大陸福音傳道工作。第二種是中國鄉村教會比較發達的，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向城市傳福音，最重要的就是溫州的教會，也有河南的教會，最近這幾年城市知識份子團契，包括大學生學生團契出現明顯上升趨勢。去年我到成都另一個學生團契中去，意外發現我有三個學生在那個團契中，從這件小事可以看到福音傳播在知識份子和大學生中間面還是很廣的。

問：基督教的複興是否也與中國當前價值虛空有關？
王怡：那當然，八九以後中國社會一直在討論價值虛無，信仰真空的問題，信仰處于饑渴狀態。所以海外很多回來的人到大陸鄉村教會都非常驚訝，發現大陸信徒的虔誠，饑渴正義的狀態與海外教會完全不一樣。我在海外參加星期天的聚會，通常一個半小時，在大陸，包括我自己家裏的聚會，經常是五六個小時。我在華南教會看到他們每天五點鍾起床，讀半個小時聖經，然後一直禱告到八點鍾，每天如此。很多人在討論法輪功信仰時也提到中國大陸的信仰真空問題，最近佛教在城市鄉村的發展，包括共産黨幹部中也很鼎盛，四川遂甯天主教傳統很深，我到遂甯步雲鄉發現十個村有十三個寺廟和一個天主教堂。宗教信仰複興力量在今天的中國非常強大。
支持異端教派的維權活動

問：中國基督徒有多少，有沒有數字？
王怡：說法不一，通常說法是基督徒有六千萬到七千萬八千萬（包括天主教徒），去年我看見一個韓國福音傳播機構作的最新統計說有一億人。不過由于中國教會大量呈地下狀態，很難統計，我個人認爲這個數據有誇大。

問：中共對基督教會的發展打壓也很厲害。
王怡：中國現在維權運動相當一個重要部份是爭取信仰自由的維權，目前是以法輪功和基督教的維權爲主要部份，這也是中國的民主轉型與其他地方，如台灣，韓國不一樣的地方。在台灣國民黨政權不是建立在無神論基督徒上的，它是有信仰自由的，民主轉型過程中不包括一個信仰上的“聖戰”。中國共産黨是在主動挑起價值領域上的“聖戰”，它要捍衛共産黨的意識形態，所以它要打壓法輪功，去年底中共成立馬列學院，重新高揚馬列主義，在高校繼續加強馬列主義教育和入黨的宣傳，加強在教材領域裏的意識形態控制。最近教育部編印新的文藝學理論教材，成立一個專家委員會只負責五章以後的內容，一至五章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是由黨校來負責。胡錦濤在前年提出要打擊新自由主義、搶奪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中國民主轉型有一個重要特征是，雖然共産黨已不相信共産主義，但仍然依靠它的哲學基礎，一切的宗教信仰，甚至自由主義等觀念體系也會構成對共産黨的意識形態價值領域打引號的“聖戰”。華南教會案是對鄉村教會案最嚴厲的打壓。去年的蔡卓華案是開始打壓城市家庭教會的一個訊號。

問：除了介入這兩個案子，你們在宗教信仰維權方面還做了什麽工作。
王怡：我們在去年年底成立了一個中國基督徒維權律師團，希望更多基督徒律師和法律人關心和參與信仰維權。這個律師團有高智晟、我、李柏光、滕彪、範亞峰、張星水等等。我們還介入另外一個案子——三班仆人案，有幾個律師在爲他們辯護。三班仆人在海內外教會中公認是異端教派，但是從教義上來判斷是正統或異端是一回事，在國家政府的利益上來判斷邪教是另一回事。從律師立場來看，世界上沒有法律意義上的邪教組織，對一個異端教派動用法律手段進行政治迫害，我們仍然要幫他們維權，任何人包括持異端教義的人都有權受到公正審判，而政府也沒有權力去幹涉和評判一種教義、信仰或一種思想是正確還是異端。我們追求的信仰自由最終是政教分離、維權第一是捍衛信仰自由，政府沒有權力去評判，所以我們認爲在法律上對三班仆人的迫害是不公義的，我們要爲他們呼籲，就像高智晟律師爲法輪功呼籲一樣。

希望實現愛與和平的民主轉型

問：在中國民主化轉型中，基督教真的是起到積極作用嗎？
王怡：已有兩個陣營國家的民主化轉型可以證明。第一個是共産主義國家的民主化轉型，比如波蘭、捷克，天主教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亞洲國家的轉型基督教的作用以韓國最典型，韓國的基督徒已達到全國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三十五以上，近二分之一，韓國基督教會在韓國民主化中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他們在國家困難的時候舉行過幾十萬人的禁食禱告。金大中曾說過，如果沒有基督教，韓國是不會完成民主化轉型的。台灣的基督教會在台灣民主化轉型中也發揮過很重要作用。台灣民主化運動分兩個部份，一個是知識份子主導的黨外運動，它的高峰是在七十年代的後期，但台灣的基督教長老會在七十年代中期已提出自由民主的台灣國這個目標（在台獨運動中長老會所起的作用很大）。到七十年代末的美麗島事件是黨外知識份子和基督徒長老會力量彙合的一個標志，比如美麗島事件中十幾個被告有四人是長老會的牧師，辯護律師中有四位是長老會的基督徒。我們再看國內的維權運動，現經常與甘地的非暴力運動及馬丁．路德金民權運動作對比，在談到中國末來民主的轉型，如六四平反社會和解，會提到南非的轉型和南非的圖圖大主教所主導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台灣長老教會在介入台灣民主運動中堅持的原則是愛與非暴力。如果我們希望中國未來的轉型是漸進式的，不會導致整個社會崩潰、仇恨和清算，我們也希望中國未來轉型是愛與非暴力的轉型，在這個過程中，包括基督徒在內的信仰團體在今天爭取他們的信仰自由，在未來將爲整個社會愛與非暴力的和平轉型提供一個非常重要的支撐。

《開放》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