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3)：政治篇(下)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01 12:45 AM 人氣 15261       
標籤: 共產主義, 共產黨, 左派, 政治,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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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6月02日訊】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禍亂我們的國家（下）

目錄

4. 暴力和謊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1）共產極權之下的暴力和謊言
2）共產邪靈在西方煽動暴力
3）共產邪靈謊言籠罩西方政治
5. 極權主義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結果
1）極權主義的實質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締向善的自由
2）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3）紛繁法律為極權鋪路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極致
6. 共產邪靈把西方置於危險的全面戰爭之中
結語
4. 暴力和謊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在共產黨的教義裡，為了共產主義這樣一個「崇高」的目標，任何手段都不過分。共產黨公開宣稱，要把暴力和謊言作為取得世界和統治世界的工具。從第一個共產政權蘇俄出現到今天，在短短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共產主義造成了上億人的死亡。共產黨徒殺人、放火、綁票、欺騙，無所不用其極，邪惡駭人聽聞，而且絕大多數當事人毫無悔意。

共產邪靈編造的謊言，有「小謊」、「中謊」和「大謊」之分。這個分類對共產極權國家和西方國家同樣適用。一個謠言、一則假新聞、一次對政治對手的栽贓陷害，這類謊言雖然性質惡劣，但只是「小謊」；在一段時間內，通過複雜的運作和多方面的配合，製造出來的具有一定規模和體系的一系列謊言，可以稱為「中謊」，例如中共為了煽動民眾對法輪功修煉者的仇恨，於2001年炮製的「天安門自焚偽案」；最難以識破的是共產邪靈編製的「大謊」，因為「大謊」幾乎等同於整個魔鬼的意識形態，它的規模如此之大，層次如此之多，歷時如此之長，涉及方面如此之廣，參與的人如此眾多，參與其間的人如此之「真誠」、「投入」，以至於人們極難看清謊言的全貌和真貌。共產邪靈歷史上編造的「大同社會」的所謂「共產主義理想」，由於無法在局部或短時間內進行檢驗，就屬於「大謊」的例子。上文分析過的被共產主義綁架的「進步主義」概念，也屬於「大謊」的範疇。過去幾十年來共產主義劫持某些社會運動，把群眾引導向邪靈想要的動盪和革命，比如環保運動等，亦屬此列。
1）共產極權之下的暴力和謊言

共產黨鼓吹階級鬥爭，而且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共產黨宣言》公開宣稱：「他們（共產黨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1]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提出：「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只能通過暴力革命。」[2]共產黨在奪權過程中，無論是巴黎公社，還是俄國革命，或是中共煽動的工農運動，都使用了非常血腥的暴力手段，不分老弱婦幼，燒殺搶掠，手段之惡毒，駭人聽聞。共產黨的暴力統治犯下的罪惡更是罄竹難書。

共產邪教既用暴力，也用謊言來維持權力。謊言是暴力的潤滑劑，也成為另一種奴役人的方式。使用暴力期間和使用暴力的間隙，謊言都不可或缺。暴力有時暫緩，但謊言卻是常態。共產黨什麼都可以許諾，但從不考慮兌現其承諾，而且為了需要，可以隨便地改變說法、改變形式，毫無道德底線可言，無恥到極點。

共產黨說要建立一個「人間天堂」，從一開始就到處散播彌天大謊，製造了無數「人間地獄」。

中國的毛澤東、阿爾及利亞的本‧貝拉和古巴的卡斯特羅奪權之前都聲稱絕不搞共產極權。但掌握政權之後，都立刻開始高壓極權，大規模清洗同黨，迫害異己與社會大眾。

共產黨還狡猾地歪曲語言本身。這是共產邪教欺騙人的主要方法之一，即改變語言的語義，甚至把完全相反的概念等同起來。語言不斷地重複，讓變異的語義深植於人的頭腦中，比如「神」等於「迷信」；「傳統」等於「落後」、「愚昧」、「封建」；「西方社會」等於「敵對勢力」或「反華勢力」；物質上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是「國有資產的主人」；大眾儘管沒有任何權力，但「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指出社會不公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等。因此，在和深受共產邪教毒害的人談話時，會發現雙方往往缺乏溝通的基礎，因為同樣的話，說者表達的是一個意思，而聽者用共產黨的語義理解所聽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共產邪教不只自己撒謊，還利用全民政治學習、全民政治表態和全民政治過關來讓全民撒謊，敗壞人的道德。「摩西十誡」告誡人「不可做假見證」，孔子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當人知道共產邪教在造假，也會以假話來應付。共產邪教知道你在說假話，但說謊本身說明你已經寧可說假話也不堅持真理，這就是道德下滑的標誌。我們多次說過，中共最希望做到的還不只是殺死人的肉體，而是為了讓人的道德墮落到地獄中去，至少在這個層面上，中共已經部分達到了它的目的。
2）共產邪靈在西方煽動暴力

共產邪靈由「恨」等低層敗壞物質構成，它的共產主義理論也帶著恨的特點。其宣揚階級鬥爭，把問題的根源都歸結到傳統的社會制度，歸結到有錢人對窮人的「剝削」，煽動窮人對有錢人的妒忌與仇恨，並由此轉化為暴力行動。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擴張、共產邪靈的操縱，暴力與謊言在西方社會也隨處可見，使社會陷入仇恨和戰爭狀態。

除了共產主義政黨普遍宣傳赤裸裸的暴力之外，還有形形色色受共產邪靈操縱的左派也鼓吹暴力。比如在美國備受左派推崇的阿林斯基，出身黑幫，後來成為左派的「軍師」。他否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但他的政治理念與政治手段顯示，他毫無疑問跟共產黨是一路貨色。

阿林斯基的《激進分子的守則》被美國的街頭運動作為教科書。他毫不掩飾他的書是給「一無所有者」（the have-nots）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要把權力不擇手段地從富人手中轉移到窮人手中，把美國變成一個共產國家。

他表面上強調「漸進、滲透、辯證的過程，而不是流血的革命」，但實質上，他對暴力非常欣賞，只不過是使用了更隱蔽的方式。美國社會主義組織黑豹黨信奉毛主義，以毛澤東的「槍桿子裡出政權」為口號。阿林斯基嘲笑說，當敵人掌握了所有的槍桿子的時候，再用「槍桿子裡出政權」當口號就幼稚了，這時候應該聲稱相信選票和民主過程，有槍桿子時再用武力不遲。因此他的主張實質跟中共的「韜光養晦」、最後「亮劍」如出一轍。他的一個「規則」，就是鼓動激進派在政治操作中不惜採用各種流氓手段進行恐嚇，最後達到攪亂與破壞的目的。

深諳阿林斯基的專家大衛‧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表示，阿林斯基及其追隨者對現行制度毫無幻想，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標就是徹底摧毀這個制度，並把這個過程視為一場戰爭。[3]因此他們會不擇手段，並根據實際的需要來決定何時採用暴力、用何種暴力，以及使用何種謊言。

在美國社會，可以看到一些政黨在打擊政敵時不擇手段，造假、人身攻擊，和共產黨很相似，而且常訴諸暴力。暴力傾向越來越強，社會的對立與撕裂也越來越明顯。如今美國左右兩大黨之間的關係，簡直就是當年共產陣營和自由世界的對峙關係，互相之間已經形同水火、勢不兩立。

自從2016年新任總統當選以來，美國發生多起由「安提法」引發的暴力事端，目標針對新總統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保守人士，地點在支持新總統的集會上或其它公共場所。「安提法」阻止人們發言，甚至進行身體的攻擊。

近年的難民潮給歐洲各國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出於「政治正確」支持移民的「精英」對反對難民政策的普通人也痛加責駡，稱之為「痞子（Pack）」、「碩鼠（Ratten）」、「無賴（Mischpoke）」等。[4]

2017年6月，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黨鞭斯蒂芬‧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打棒球時，被另一黨派的支持者開槍射擊，幾乎喪命。一位來自中部的左派政黨官員甚至說，他很「高興」該人遭槍擊，此官員後來被解職。

這些暴力衝突的背後都有共產邪靈的因素，並非所有的人都希望出現衝突，但少數起核心作用的共產主義分子，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就足以掀起軒然大波。

受共產邪靈的影響，一些政黨與政客弱勢時，宣稱保護人們的民主權利，遵循民主規則程式；當其勢力足夠大時，就用各種手段壓制持不同意見的人，肆意剝奪別人的民主權利。2017年2月，當一名越南裔參議員在美國西部某州州議會批評對一名前反越戰參議員的讚譽時，她的麥克風被靜音，後來被強行帶走。[5]這種情形發展下去，最後必然會導致共產主義式的極權專制。
3）共產邪靈謊言籠罩西方政治

共產主義在西方聲名狼藉，所以謊言成為共產主義擴張的必然選擇。

共產主義團體和左派常常打著「自由」、「進步」、「公眾利益」的幌子來爭取民意支持，實際上是要實施他們推動社會主義的計劃。這與共產主義用「人間天堂」的謊言騙人殊途同歸。某些政黨制定符合共產主義的政策，卻冠以其它名號，無共產主義之名，卻行共產主義之實。比如要搞社會主義的全民健保，不說是社會主義，而是說「公眾民意」、「所有人的醫療」；要搞最低工資，不說最低工資，而說「基本生活工資」（living wage）。結果西方政府越來越大，政府對公民生活的干涉越來越多。

親共產主義的政客和團體為了選票做出空洞的許諾，做法與共產黨騙取民心非常相似。比如他們常常承諾給民眾提供高福利，甚至許諾要給每個成年人一份工作和一份醫療保險，但這些錢從哪裡來、最後的後果會怎樣，沒人去關心，因為很多人本來也沒有想兌現競選時的承諾。

美國西部一位國會議員參選人最近透露，自己曾經加入一左派政黨多年，他們包括聯邦部長級官員、國會議員、聯邦參議員、州議員、市議員等曾經成立了一個政治組織，制定了一個25年的計劃，想要通過操控不同層次的政府職位，未來競選總統。他發現本來宣稱要致力於幫助社區處理幫派暴力、青少年輟學、少女懷孕、非法移民、福利不公平等問題的組織，卻始終在讓那些人依賴於政府。他把這稱為「奴役制」路線。

「當我對組織中的其他人提出質疑時，他們卻反問我三個問題。『一、如果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下屆候選人還有什麼可去解決的呢？二、你知道因為我們需要解決這些問題，有多少資金進入我們城市嗎？三、你知道這些問題創造了多少工作機會嗎？』我當時在想，這些人是在明確告訴我要從社區人們的痛苦中、幫派暴力中、孩子互相殘殺等中賺錢？」

他表示，如果花時間，看看該黨的投票記錄就能發現，他們想讓人們失望、受到壓迫、陷入貧困，因為他們可以從中牟利。這促使他後來離開了該黨。[6]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一個有40年歷史的自由主義團體「當前社區組織改革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簡稱ACORN）被揭露偽造了數千選民登記表。[7]

2009年這個團體再次傳出轟動全國的醜聞。該團體打著維護正義、捍衛低收入居民權益的口號，以協助低收入人群的醫療、住房、選舉等工作的名義，得到巨額政府資助金和聯邦紓困款。兩位調查者喬裝成「妓女」和「皮條客」到ACORN在全國幾個大城市的辦事處「尋求幫助」，並祕密錄像。錄像顯示，ACORN員工教他們如何用假公司、假身分來開設妓院，教他們如何洗錢、藏現金、躲避搜查，如何向警察撒謊、逃稅漏稅等。儘管ACORN一再為自己辯解，但因為名聲已經太臭、影響太壞，最後喪失經費來源，一年後關門。[8]

此外，很多表面看起來相當動人的政治許諾，但最終結果卻可能毀了民眾的未來，比如哈佛大學兩位教授研究發現的「柯利效應（The Curley Effect）」。[9]

《福布斯》雜誌這樣概括柯利效應：「政客或政黨通過實施某些政策，扼殺和窒息經濟發展，從而使選票向自己一方傾斜，最終取得長期的主導權。與人們的直覺相反，使一個城市更貧窮反而會把一手製造貧窮的人引向政治成功。」[10]

具體而言，政客可以通過扭曲的（左傾的）財政與稅收再分配政策和言論，比如給工會、政府項目和一些少數企業稅收優惠，而給其它企業和富人增稅，這樣，受益者（包括窮人和工會等）就會慢慢依賴給予他們優惠的政客或者政黨，從而在競選過程中通過選票和捐款給予該政客支持。而仇富政策和用來支持政府項目的高稅收迫使富人和企業離開這個城市，進而減少了該政客或政黨的反對者。這樣，政客或政黨地位長期穩固，但城市的稅收和工作機會卻逐年減少，甚至最終走向破產。

《福布斯》文章指出，柯利效應的影響非常廣泛，包括美國十大最窮的、人口在25萬以上的城市都受左傾政策影響。如今左派占官場絕大多數的西部某富裕州，事實上也面臨同樣的危險。[11]

左派還重新定義語言。比如「平等」，保守主義者認為是「機會的平等」，然後公平競爭，讓強者勝出，而左派則指的是「結果的平等」，即無論一個人是否努力，得到的都應該和別人一樣。保守主義者認為「寬容」是對不同信仰、不同意見的包容，在個人利益受到傷害時能夠寬和大度；而左派則將「寬容」理解為「對罪惡的容忍」。其它對於自由、正義等的理解雙方都存在很大差異。支持同性戀、男女同廁、大麻合法化等敗壞人倫的行徑被冠以「進步主義」的名號，彷彿真是道德的進步，事實卻是在破壞神賦予人的一切倫常。這也是左派變異人道德觀念的手法，是共產邪靈的目的。

過去人們一直認為美國是自由社會的中堅，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最後堡壘。但當今的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國，高稅收高福利、「集體主義」、「大政府」、「社會民主」、「社會公平」等等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左派思想受到推崇並付諸實踐，這跟共產邪靈的謊言有很大關係。特別是年輕一代，不了解共產國家的殘暴歷史，一味嚮往、追求一個虛幻的理想，而被改頭換面後的變種共產主義所欺騙，在不知不覺中走上被毀的不歸路。

哈佛專家

5. 極權主義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結果

共產極權國家對個人生活的全方位控制，這一點已經廣為人知，毋庸贅言。非暴力共產主義以漸進的方式不斷擴大政府權力，加大對社會生活的控制，最終將走向極權體制。世界上尚未建立共產極權的國家，人們也隨時可能失去各種自由，處境十分危險。更為可怕的是，現代極權主義利用科學技術，把對個人的監視和控制提高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1）極權主義的實質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締向善的自由

人按照神所確立的傳統價值生活，神還引領人發展出基於傳統價值的文化。這種文化是連接人與神的重要通道，而在此文化的基礎上派生出一套社會管理方式，也就是政治生活。

神給人自由意志和自我管理的選擇權。人通過道德自律而自我管理，承擔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19世紀法國著名政治學者托克維爾在考察了美國政治後，對美國的自省、對邪惡的了解、耐心和用非暴力手段解決問題等方面非常讚賞，他認為美國的偉大在於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12]

共產邪靈要的是極權政治，讓人反傳統反道德，扼殺人信神向善之路，讓人從神的子民不知不覺地變成魔鬼的子民，聽從魔鬼統治。在共產黨國家裡，政府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包括經濟、教育、媒體等。在此境遇下，事事必須唯共產黨馬首是瞻，協從共產黨「假、惡、暴」的政治。如果有人良心未泯、修心向善，將違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法律政策，成為共產黨的敵人，要麼淪為在最底層掙扎的「賤民」，要麼乾脆就是死路一條。

在自由社會中，政府也在向極權化發展，逐漸變成無所不包的大政府。通過國家計劃實現中央制定的方向並控制經濟是極權政治的特徵之一。而現在西方政府通過國家財政、稅收、金融等宏觀手段干預和控制經濟以實現政府計劃的程度越來越強，趨勢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西方政府管理範圍擴大，涉及信仰、家庭、教育、經濟、文化、能源、交通、通訊、旅行等等。從中央行政權力的擴大，到地方政府對居民生活的管制、到浩如煙海的立法，以及法院對案件的判決，已經造成政府部門全方位的權力膨脹，對社會的強制也到了空前的地步，比如強制全民購買健康保險，否則將被罰款。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剝奪一部分人的財產和個人權利。

極權政府以「政治正確」為藉口，剝奪人的言論自由，規定人們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能說。有人公開否定邪惡的政策，被戴上「仇恨言論」的大帽子。如果有人敢反對「政治正確」，輕則被孤立，重則被開除或解職，甚至遭到恐嚇和人身攻擊。

用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的道德標準，再用法律、規章和輿論等強制執行，用強大的壓力在社會上製造出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從而扼殺人的自由意志，取締天賦的人向善的自由──這是極權主義政治的實質。
2）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如今福利國家政策已經成為全球普遍現象，無論哪個國家、哪個黨派，無論是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在政策方法上沒有本質的區別。生活在共產國家的人來到自由世界，都對西方社會的福利待遇印象深刻，從小孩免費教育、醫療保險到養老都有國家資助，認為這裡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

16世紀法國著名預言家諾查丹瑪斯曾預言：「屆時瑪爾斯將統治世界，說是為讓人們過上幸福生活。」現在的福利社會，不正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面搞的共產主義那一套東西嗎？只是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身不是過錯，但政府高福利背後卻隱藏著巨大的問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高福利是以強徵稅為基礎的，而且福利本身就會造成諸多問題。

英國法學家迪塞觀察到，在1908年以前，一個人不論貧富，是否為自己的健康保險，完全是每個人自由定奪的問題。他的選擇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還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樣，與國家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國民保險法到頭來會給國家，也就是給納稅人帶來比英國選民們所預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責任。……失業保險……實際上是國家承認自己有責任使每一個人免受失業之苦……國民保險法正符合社會主義的理論。」[13]

北歐模式的社會主義福利被世界很多國家認可並採納，曾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帶來繁榮的正面例子被西方模仿。在北歐，整體稅務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世界最高，幾個國家都在50%左右。[14]但有論者指出，政府搞的社會主義醫療福利有六個致命問題：無法持續，免費的東西人人都想占便宜多拿；沒有獎懲，醫療行業的從業者只要不負法律責任，幹多幹少報酬都一樣；造成政府大量虧損；人們鑽制度的漏洞進行偷竊、濫用並進行地下經濟；國家通過醫療制度決定人的生死；官僚制度造成管理混亂。[15]

2010年，一個叫約拿斯（Jonas）的人在北歐某國的一個急診室裡不得不自己給流血的傷口縫合。他首先去了門診，門診關門，到了急診室等了三個小時，傷口一直流血卻沒人處理。但他對自己採取的不得已的救護舉動最後又被醫院工作人員作為犯法而舉報。這只是一個小例子，真實的情況比這還惡劣。因為免費的醫療人人都想要，造成資源被濫用；「資源有限」與「免費」兩者造成大量供求無法匹配，供不應求造成排長龍現象，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等於被社會主義醫療制度變相懲罰。

這還不只是效率問題。更大的危險在於人們「從搖籃到墳墓」的一切都由政府包辦，看似是一種享受，換個角度看其實是對政府的全面依賴，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了政府手中。到了這種程度，走向極權體制易如反掌。

托克維爾曾經說過：「如果暴政是在我們今天的民主國家裡浮現，那它將會改變為另一副面貌；這樣的暴政將會更為廣泛，但卻同時帶有溫和的色彩，它將會在奴役人民的同時，卻不讓他們感覺半點痛苦。」福利國家可謂其睿見的最佳註腳。[16]
3）紛繁法律為極權鋪路

極權政治取消了向善的自由，卻給惡留下了空間。人們想用法律來解決人作惡這個問題，正中魔鬼圈套。現代社會各個國家普遍法律繁多，美國稅法有7萬多頁，健保法近2萬頁，連法官和律師都無法通曉這麼多法條，更遑論普通人。聯邦和全國各州市郡縣，平均每年通過超過4萬條新法律，可謂多如牛毛，稍有不慎就觸犯法律，輕者罰款，重則坐牢。

從釣魚可以使用什麼樣的魚鉤，到在公共場合喝湯不許出聲，都受法律管制。美國西部某州頒布一項限制耗能的新法，根據新規定那些達不到嚴格要求的大屏幕電視將被限制使用；全面禁止使用塑膠袋；有的城市，居民在自家後院加個涼棚都要得到政府許可等等。

過於繁瑣的法律會模糊人的道德觀念。由於法律太多，很多法律違背或遠離人的道德直覺，造成了現代社會這樣一種傾向，即當人們想做一件事時，只問合法與否，而不關心是否合乎道德。長此以往，共產邪靈的代理人要想直接把魔鬼的意識形態制訂為法律，將變得更加方便易行。

再好的法律，其力量也只是外部的，難以約束人的心靈。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當惡的力量大行其道時，法律也無能為力。法律越訂越多，大政府通過法律把人越管越死。人們忽略了社會問題是魔鬼放大人的惡造成的，反而覺得可能是法律出了問題，從而走入用法律解決問題的惡性循環，一步一步把社會推向極權主義。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極致

極權主義使用國家機器、祕密警察監控民眾，而現代科技把對人的控制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讓人不寒而慄。

《商業內幕》近日總結了中共監控公民的10個方式：[17]

1. 使用臉部識別技術，從茫茫人海當中抓到目標

2. 讓群聊管理者監聽人們

3. 強迫公民下載允許政府監控公民手機照片和視頻的應用程式

4. 觀察人們的網上購物

5. 警察戴著具有臉部識別功能的眼鏡在人潮洶湧的地方（比如街頭和火車站）搜尋目標

6. 在火車站安裝機器人警察，它可以掃描人們的臉部，並跟要抓捕的人比對

7. 使用臉部識別技術抓出亂穿馬路者

8. 隨機截停行人，檢查他們的手機

9. 追蹤人們的社交媒體帖子，順藤摸瓜找到用戶的家人和地理位置

10. 建立預測軟件匯總人們的資料，標出那些當局視為具威脅性的人物

《金融時報》刊文指出中共社會信用系統的險惡用心：它不僅使用大數據來衡量信用得分，還要量化全體中國公民的政治傾向。文章說，這個社會信用體系可以通過重新調校，產生「愛國」分數──也就是評價一個人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與執政的共產黨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分數。[18]

隨著檔案機制和大數據化結合，只要政府需要，不服從或者分數低者會失去工作；銀行將終止他的房屋貸款；交通部門將吊銷他的駕駛執照；醫院可以直接拒絕為他提供治療。

今天，中共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監控系統。在中國的公共場所和馬路上，監控攝像頭隨處可見，可以在7分鐘內從14億人中找到一個上了黑名單的人。手機上微信等監控軟件使得監控「登堂入室」，帶著手機的人毫無隱私可言，讓人無處可逃。在科技越來越發達、政府權勢越來越大的情況下，自由社會政府如果繼續左傾，民眾將面臨同樣可怕的被監控的命運，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哈佛專家

6. 共產邪靈把西方置於危險的全面戰爭之中

由於共產邪靈的滲入，今天的美國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分裂，左派動用了全方面的力量對擁有傳統政治主張的人進行阻擊。這種狀態用「戰爭」來形容，可以說一點都不為過。

在近代美國，雖然也可能出現選舉期間言辭上的激烈對抗，但一旦大選完成，便開始療傷階段，彌補裂痕，開始正常的政治生活。縱觀今天的西方政界，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強烈的對抗與撕裂，政治秩序顯得畸形而令人擔憂。政壇人物、不同黨派間互相指責甚至攻擊，政策上進行阻撓；民間遊行此起彼伏，而且規模不斷擴大，暴力趨勢明顯。

在政府內部，選舉初期一些左派人物就開始謀劃以不同標準對待不同黨派候選人。選舉結束後，左派陣營又開始發起訴訟，意圖奪回大選。新總統上台後，屬左派政黨的美國西部某州州長表示，現在有一股支持全面抵抗新總統的「龍捲風」。該左派政黨高層承認，一支憤怒的自由派大軍要求他們向新任總統發起一場「全面戰爭」，逢政府必反，務求以此重奪民心。[19]

左派試圖以各種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在政策問題上，左派很多時候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在正常情況下，不同黨派在具體政策問題上存在分歧並不奇怪。但不管分歧多麼嚴重，不同黨派都有這樣一個共識，就是希望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得到保證。但匪夷所思的是，不但保護邊界的建議遭到猛烈攻擊，甚至有個別州還通過了「庇護城市」法案。這些法案禁止聯邦執法人員查問移民身分，拒絕為聯邦執法人員提供犯罪的非法移民信息。

在媒體輿論上，左派占主導的主流媒體在總統選舉前大量為左派候選人背書，因此選舉結果令很多人瞠目結舌。選舉結束後，主流媒體配合左派政客大力炒作各種事件，把民眾的注意力放在對新任總統的打擊上，甚至不惜造假，以假新聞擾亂民眾視線。對新任總統的各種政績，主流媒體幾乎視而不見；對有嚴重問題的左派候選人，主流媒體的態度則是輕描淡寫。

在正常社會裡，不同團體或黨派也可能有不同的主張，甚至可能發生衝突。但衝突是暫時的、局部的，最終雙方會試圖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只有受共產邪靈的階級鬥爭思維支配，才會時時事事以戰爭心態進行鬥爭，認為與對手絕無和解與合作的可能，必須徹底打敗對手，全面推倒現行體制。

這種全面戰爭體現在政治博弈、政策制定與媒體輿論的全面對抗，帶來了深度的社會撕裂，極端行為與暴力行為數量上升、範圍與規模擴大。這正是共產邪靈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2016年，美聯社與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聯合創辦的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調顯示，約85%的受訪人認為國家比過去更深陷政治分裂；80%認為美國人在最重要的價值觀上意見大為分歧。[20]

一個國家的統一需要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或者文化，雖然各個宗教的教義不同，但是非善惡的標準是相近的，這使得即使在美國這個移民國家，各個種族也可以和睦相處。然而當價值觀發生分裂的時候，國家的分裂也就提上了日程。
結語

人往往有弱點和惡的一面，對權力、財富、名聲的追求古已有之。魔鬼有目的地集中利用人性之惡，在各國內部造成了一個「魔鬼代理人」體系。國家如同人體，各個機構如同人體的器官，各有功能，各司其職。如果國家的各個機構都滲透了有意或無意的魔鬼代理人時，就如同外來的意識代替了人的靈魂，或者說，外來的意識直接操縱了人體。

如果有人讓整個社會擺脫魔鬼控制時，這個系統很可能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反抗，如運用媒體抹黑，搞人身攻擊；用誤導的信息混淆大眾視聽；讓各個職能部門不配合，使得政令成為空文；用大量資源去支持反對派，使社會陷入分裂和爭鬥；甚至用各種方式製造經濟和社會問題，造成社會動盪，讓不明真相者把矛頭指向反對魔鬼的人和人群。很多人既是這個系統的締造者也是其受害者，他們雖然可能做過壞事，但是並不是人類真正的敵人。

政治因為其掌控的國家力量、私人力量所無法匹敵的天量經濟資源及干預能力，善用之可以成就不世之功，為萬民造福；濫用之則會造下天大的罪業。本章的目的是為了揭示當今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邪靈因素，幫助人分清善惡，識破魔鬼的奸計，讓政治回歸正途。

美國前總統里根曾說：「我們往往認為社會太複雜，不能靠自治，精英掌控的政府比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更好。可是，當我們每個人都不能管理他自己的時候，誰會有能力去管別人呢？」[21]美國總統川普說：「我們崇拜神，而不是崇拜政府。」[22]

政治的權柄，需要回歸到以傳統價值為基石的正道。人類得到神的佑護，才能不被魔鬼操縱，才能避免走上被奴役與被毀滅之路，才會有真正的出路。#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

[1]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2]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一章（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3] David Horowitz, “Alinsky, Beck, Satan, and M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August 2009,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 ... ksatanandmedh.html.

[4] 何清漣：〈民主國家新病症：精英與民眾分裂〉，美國之音，2016年7月5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dem ... 160703/3402923.html。

[5] Mike McPhate, “After Lawmaker’s Silencing, More Cries of  ‘She Persisted’，”  California Today, February 28,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 ... uyen-ejection.html.

[6] 姜琳達、劉菲：〈加州競選人：我為何從民主黨轉投共和黨〉，大紀元新聞網，2018年5月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5/7/n10367953.htm。

[7] Bill Dolan, “County Rejects Large Number of Invalid Voter Registrations,”  Northwest Indiana Times, October 2, 2008,  http://www.nwitimes.com/news/loc ... -b3dbb95f965b.html.

[8]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 ... ons_for_Reform_Now.

[9] Edward L. Glaese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Curley Effect: The Economics of Shaping the Electorate,”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 21, No. 1 (2005): 1-19. Doi:10.1093/jleo/ewi001.

[10] Mark Hendrickson, “President Obama’s Wealth Destroying Goal: Taking The ‘Curley Effect’ Nationwide,”  Forbes, May 31, 2012,  https://www.forbes.com/sites/mar ... wide/#793869d63d75.

[11] 同上。

[1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ume 1, trans. Henry Reeve (New Rochelle,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3] A．V．迪塞（Albert. V. Dicey）：《關於十九世紀英格蘭法律同輿論的關係的講演》，第2版。引自：[美]米爾頓‧弗里德曼/羅絲‧弗里德曼，張琦譯 ：《自由選擇》（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

[14] Danish Ministry of Taxation, “Skattetrykket,”  June 24, 2012.

[15] Paul B. Skousen, The Naked Socialist: Socialism Taught with The 5000 Year Leap Principles (Izzard Ink), Kindle Edition.

[16]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

[17] Alexandra Ma, “China Is Building a Vast Civilian Surveillance Network — Here Are 10 Ways It Could Be Feeding Its Creepy ‘Social Credit System’,”  Business Insider, April 29, 2018,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h ... lance-state-2018-4.

[18] Gilliam Collinsworth Hamilton, “China’s Social Credit Score System Is Doomed to Fail,”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6, 2015, https://www.ft.com/content/6ba36896-75ad-356a-a768-47c53c652916.

[19] Jonathan Martin and Alexander Burns, “Weakened Democrats Bow to Voters, Opting for Total War on Trump,”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 ... son-tom-perez.html.

[20] The Associated Press–NORC, “New Survey Finds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s Think the Country Is Divided over Values and Politics,”  August 1, 2016, http://apnorc.org/PDFs/Divided1/ ... ase%20%20FINAL.pdf.

[21] Ronald Rega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81,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43130.

[22] Donald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the 2017 Values Voter Summit,”  October 13,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 ... lues-voter-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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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6/1/n10448270.htm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4)：經濟篇(上)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05 6:41 AM 人氣 17883       
標籤: 共產主義, 共產黨, 經濟,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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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6月05日訊】第九章 經濟篇：魔鬼的誘餌（上）

目  錄

引言

1. 西方發達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1）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2）高稅收的現狀
（3）高福利的現狀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2）國家干預的後果與實質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2. 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1）共產邪靈沒有放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2）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相
3）畸形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
3. 社會主義把欠發達國家帶入死胡同
1）前東歐國家共產經濟陰魂不散
2）第三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
*****
引言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發表了《資本論》，鼓吹以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半個世紀後共產主義公有制狂潮席捲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積的國家。

1990年前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許多東歐國家又不得不實行「休克療法」，回歸市場經濟。一些本來不是共產黨執政但信奉社會主義搞國有化的國家，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貧窮與痛苦之後，也不得不開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共產邪靈在全球攻城掠地，為的就是要統治世界。這些國家一個個地拋棄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是不是證明共產邪靈失敗了呢？事實絕非如此簡單。共產邪靈的特點之一，就是為了最終目的而毫無原則，變化多端；它的「原則」隨著需要任意變動，對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達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經濟領域尤其如此。

仔細剖析當今世界的經濟狀況及其背後的實質，人們不能不驚訝發現，共產邪靈的魔爪早已伸進了經濟的每個角落。在各種空幻的美好願景下、在對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國的經濟正在一步步脫離自由經濟的軌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於共產邪靈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實面目，思考並制定對策，已經刻不容緩。
1. 西方發達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對人而言，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對社會而言，則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 [1]為達到此目的，共產邪靈在共產國家採用了暴力和屠殺的方式。而在自由社會裡，暴力共產主義沒有太大的市場，因此共產邪靈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種變相的社會主義形式，分不同階段、不同程度地滲透整個社會，在表面上並不那麼容易辨別。

目前西方國家的很多經濟政策，表面上看起來不是社會主義，叫的名字也不是社會主義，但最終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剝奪私有財產，削弱自由企業的作用，擴大政府權力，向社會主義靠攏，採用的手段則包括高稅收、高福利和國家對經濟的全面積極干預等。
1）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在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高福利。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高福利政策，讓從共產國家來的人感到這裡更像共產主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政府本身不創造價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財政來源是稅收或者國債，最終由民眾買單（國債最終也是納稅人買單，只不過有一個時間差）。高福利就是變相的共產主義，只是西方社會不講共產黨的暴力革命。

高稅收等於把大量私人財產強制拿到國家手裡，由國家統一進行經濟活動和財富再分配，其實質是變相、漸進式廢除私有財產。

高稅收與共產政權的公有制、平均主義殊途同歸，二者的區別只是國家占有是發生在生產之前還是之後。共產政權的公有制是生產資料直接歸國家占有，西方國家的高稅收是生產資料個人占有，但是生產出的財富通過稅收形式由國家占有，作為公共財產來分配。兩者其實都相當於盜取搶奪他人財富，只不過後者沒共產主義國家那麼暴力，是通過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實現。

政府救助，尤其對遭受自然災害、意外事故者的社會保障是合理的。正因為福利制度有積極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給了共產邪靈利用的藉口，使其不斷推動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在這一點上高福利已達到共產主義經濟對人、對社會、對道德同樣的破壞效果。共產主義經濟有著摧毀人性的內在必然性，能從人賴以生存的經濟角度來激發人的惡、敗壞人的道德，這就是邪靈在全世界，包括共產政權國家和自由社會，都推行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根本原因。
（2）高稅收的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財政收入。如果沒有高稅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財富經由納稅向公共領域的轉移，或者國家借債，高福利政策就無法維持。

比如美國的稅收超過一半是在負擔社會福利和醫療，而其來源中，個人收入所得稅和社會安全稅超過80%，還有11%來自於企業稅。[2] 比起美國來，許多西方國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遠，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稅收。

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6年的資料，在其所統計的35個市場經濟體中，有27個國家的勞工收入稅率超過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現在歐洲。[3] 同時，在歐洲吃飯或購物時還要付增值稅，這部分由消費者承擔，有的國家的增值稅高達20%左右。如果加上企業稅和其它雜稅，整體稅率將會更高。

另有研究顯示，在1900年前後，有20個經濟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稅率是10%，日本和新西蘭是5%。而到1950年，這20個國家的平均最高稅率超過60%，之後緩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稅收不只是針對富人，被直接或變相懲罰的也包括窮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辦法通過商業和各種方式合理避稅，而窮人在增加收入時，可能面臨失去一些社會福利，在一定的收入範圍內甚至出現越勞動納稅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現狀

1942年，英國經濟學家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張建立「福利國家」，規劃「惠及所有國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現代社會高福利制度已經擴展為覆蓋了失業、醫療、養老、工傷、住房、教育、孩子養育等諸多方面的體系，遠遠超出傳統慈善的臨時性貧困救急範圍。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指出，2013年美國有一億多人口（占總人口的1/3）領取各種福利（不包括社會安全保險和聯邦醫療保險），平均每人領取相當於9000美元的補助。[5]按照美國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貧困線人口占12.7%。但是美國的貧困人口生活狀況可能會令許多人吃驚：根據政府調查，貧困家庭中96%的父母說孩子從來沒有挨過餓；49.5%的家庭住在獨棟房屋裡，另有40%的家庭住在連排屋裡，住在移動房屋的家庭只占9%；80%的家裡有空調；40%的家庭有寬屏幕液晶電視；3/4的家庭有車。[6]這種人為劃分出的龐大數量的「貧困人口」為進一步擴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藉口。

美國在國際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政府福利低於平均值。大多數北歐和西歐人享受的政府福利遠遠高於美國。比如丹麥「從搖籃到墳墓」的安全網，包括免費醫療保健、免費大學教育和大筆福利金，即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樣享有；在希臘出現經濟危機之前，希臘人享受著高福利，一年領14個月工資，61歲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資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長550天的連續帶薪病假等等。

從傳統臨時性貧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這實際是邪靈漸進實現共產主義經濟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從經濟角度來講，福利國家的本質是把一些人的錢拿來給另一些人花費。可是由於中間通過政府作為財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勞而獲」行為的道德壓力。在這方面，高福利制度對道德觀念的腐蝕在北歐表現得尤為明顯。

瑞典學者尼瑪‧山楠達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清楚揭示了這一點。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領取你不應該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而2005年和2008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獲取自己不應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7]

在福利政策下，人們努力工作得到的回報甚少，福利政策獎勵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道德觀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異。在福利制度下長大的幾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輩的那種靠自己奮鬥、獨立、負責任、勤奮的精神，把「享有福利」當作了一種權利，甚至當作了一項「人權」，養成了依靠政府的習慣，甚至反過來要挾政府。觀念改變了，要想再回頭幾乎都不可能了。正是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手法，讓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漸腐蝕著社會道德。

不僅如此，高福利制度還剝奪了傳統慈善中施捨者行善的權利，也剝奪了受惠者感恩的機會。

傳統社會中救助貧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為：或者是個人出於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幫助的人，或者是個人捐贈到慈善組織（比如教會）然後通過慈善組織救助貧困者。在這種情況下捐贈者和受贈者都是明確的。受贈者本來沒有權利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當他獲得了救助時，會對於捐贈者懷有感恩之情。這種感恩可能會表現為從此以後通過進取改變自己的處境，因為這是捐贈者的心願；也可能將來處境改變之後反過來以同樣的善行回饋社會，自己成為捐贈者或者採用某種方式報答捐贈者。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觀察到，傳統的德行，即個人慈善行為中，施捨和感恩這一對美德在社會中互相促進，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成長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時，這樣一種雙向的情感關係，能夠緩解貧富兩個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因為個人慈善讓兩個階層中具體的個體，通過情感和利益聯繫在了一起。[8]

當代高福利制度則切斷了捐贈者和受贈者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捐贈者」是被強迫徵稅，並非出於善心施捨，實際上被剝奪了施捨行善的權利；另一方面受贈者不知道誰是施捨者（國家福利制度本身並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捨者是納稅人），因此他也就沒有了感恩報恩之心。

此外，托克維爾指出，福利制度加劇了貧富階層之間的矛盾。富人被強制徵收了部分的財富，卻無法面對面見到被救助對象而心生同情。相反，他們只會對窮人這個階層產生怨恨和輕蔑，將這一類人視為「貪婪的陌生人」 。與此同時，窮人也會心生不滿，因為這些物質上的救助被視作理所當然而且不能夠讓人滿足。「一個階級會帶著懼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個階級則沮喪、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9]

挑起妒忌和鬥爭，正是共產邪靈通過高福利經濟毀人的另一手段。這種矛盾在希臘經濟危機爆發後表現得極為明顯，不過不是在最窮和最富者之間，而是在大多數中產階級和富人之間。在希臘，人們不願承受高稅收的負擔，全民逃稅嚴重。《經濟學人》刊文說，希臘官員稱逃稅為希臘的「全民運動」。[10]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富人的逃稅尤其扎眼。希臘政府為不得罪選民，長期通過舉債彌補稅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維持和歐盟其它成員國同樣水準的高福利。危機爆發後，一旦政府要縮減福利，被高福利寵慣的民眾的不滿大規模爆發，民眾把矛頭指向富人，要求對富人多徵稅。 到底是富人還是中產階級該為經濟危機負責？這是個令政府頭疼的問題。但不論怎樣，邪靈敗壞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鬥的目的達到了。

福利制度助長了「不勞而獲」的觀念，這會削弱努力工作、積極進取的社會風氣，反過來也會造成對經濟的傷害。

海拉等三位經濟學家對福利國家做了經驗性的動態分析後指出，數據證實了福利國家確實會削弱社會的積極進取的動力，而這種效果只有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才能夠真正顯現出來。三位學者的結論是：福利國家摧毀了自己的經濟基礎。[11]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2012年，《紐約時報》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為題，講述了一個當代美國福利制度給窮困家庭帶來的心酸故事。

許多窮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亞山麓的移動房屋裡。這些父母讓孩子們從識字班裡退出來──他們擔心一旦孩子們學會了閱讀， 他們就不再有資格獲得每個月的文盲補助。這些窮困家庭每個月可以從「補助安全計劃」中獲得一張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歲為止。[12]這就造成為了眼前的補助而放棄孩子教育的現象。

大約四十年前，這個救助計劃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現在超過55%的受救助的所謂「殘障孩子」屬於模糊而無法清楚界定的「智力遲緩者」，全美有120萬這樣的孩子，每年需要納稅人90億美元的救助。[13]

在這裡，福利政策和人性惡的一面互相激勵。這當然並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卻間接幫助魔鬼達到了其毀人的目的。

托克維爾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預見性地指出，福利制度無法分辨受助對象的真實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貧困是因其自身的惡習，還是由於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無法有效幫助真正亟需幫助的人。[14]

從經濟角度來說，濫用福利會造成財政上的額外負擔，但是對於這些窮孩子來說，福利制度帶來更大的悲劇。2009年的研究顯示這些窮孩子到18歲以後2/3都轉為成年的殘障計劃受益者，也就是說他們可能一輩子也無法擺脫貧困的處境。[15]

這個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殘障」定義不斷擴展，是當代福利制度為迎合選民不斷擴張的一種表現；福利制度的「負面激勵」導致濫用福利，造成社會道德衰退並引發經濟問題，則是邪靈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為一種救急的手段，但不應當成為常態。福利對於因意外原因遭到負面衝擊的人（比如意外工傷、疾病、自然災難等）能夠起到幫助作用，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以美國為例，截至2014年，從約翰遜總統開始的「針對貧困的戰爭」在五十年中花費了納稅人2.2萬億美元。[16]但美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國的貧困率過去近四十年基本維持穩定：貧困率並未通過救助降低。[17]

美國經濟學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貧困文化」，和「貧困文化」互為因果。後者包括貧困、福利依賴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業、墮胎等。尼更森的經驗研究表明，在「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會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貧困人口會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會增加2.1%，而墮胎次數、暴力犯罪也都會相應增加。[18]這證實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對福利的依賴性，減少人的責任感。

貧困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體。經濟學家威廉斯（Walter E. Williams）追溯美國黑人貧困問題的歷史和現狀，指出當代高達85%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單親媽媽家庭，成為推高黑人貧困率的重要因素。而高福利制度助惡為虐，讓未婚生育的媽媽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她們可以從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貼、住房補貼、食物券等補助。福利成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貧困。[19]

儘管福利水準不斷提高，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仍在擴大，平均工資收入（扣除通脹）增長緩慢，財富流向最富裕的階層，甚至出現了「工作的窮人」（working poor）。越是這樣，左派越是以解決「貧困」問題為藉口要推動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陷入惡性循環。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常常以「幫助窮人」、「社會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搶占了道德制高點。實際上，他們本人並不是福利的施捨者，他們的做法只不過是把富有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財產挪給窮人。然而當福利制度混淆了施捨者和受贈者的關係之後，這些福利政策的主張和制定者卻引導福利受益者將感恩和報答的對象指向自己，讓他們用選票作為回報。利用高福利承諾來把大眾變為自己的票倉，這種現象在美國和歐洲都廣泛存在。

哈佛專家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從目前現狀看，自由社會的政府也已經深深介入了經濟領域。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來越捲入財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會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之後深受提倡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說影響，用金融和財政政策調控經濟。

在一個正常社會裡，國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機與自然災害之時，或在某個特別時期特別情況下對經濟進行干預，這無可厚非。但凱恩斯主義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思潮、「時尚」，各國政府爭相奉行實施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

隨著政府全面介入經濟運轉，其一舉一動對市場造成巨大影響，成為經濟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規直接決定企業或行業的成敗，以至於大量企業、個人投資者要仰賴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從通常的規則制定者和監督者變成了經濟活動的指導者和參與者，從裁判變成了集球員和裁判於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取代「看不見的手」，成為資本和市場運行的主要指揮者和調控者，成為私有經濟主體的替代者。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高福利政策讓很多政府背負巨額債務。根據國際經合組織的資料，有近半國家債務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還有的國家甚至超過200%。[20]龐大的財政赤字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隱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經發表大量論文研究國家干預及其效應，他發現幾乎所有經濟方面的干預都出現了負效應。他認為政府的干預如此之大，以至於達到了經濟學家所稱的「負邊際回報」。[21]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看到不管是哪個國家，都在越來越積極地干預經濟，政府干預能力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2）國家干預的後果與實質

國家權力大量涉入經濟領域至少造成兩方面的後果：

第一，政府權力、角色和規模膨脹。官員們會越來越認為自己有能力去干預經濟，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進行更積極的干預。哪怕是應對危機，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機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續。

第二，人們對政府權力更加依賴。當人們出現問題或無法在自由市場中獲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時候，他們會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預以滿足自己的要求。

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讓政府權力越滾越大，私營企業和市場自主空間越來越小。產生依賴感並通過政客得到好處的人會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財富，甚至制定法規，強制執行。

在西方，一股強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會向左邊推移。有些本來就是左派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流派的，有些本來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滲透劫持，也變成了左派的同盟軍。各種勢力合流在一起，推動政府用各種方式干預經濟、干預私營公司運作，蠶食著人類正常的經濟生活。很多社會運動看似是民間自發行為，其實背後都有共產邪靈的操控因素。

人們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經越來越經常地因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權力干預市場，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預固定化。這無疑是在剝奪市場經濟中作為主體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國家意志強加在市場上。這實際上是在不斷地形成政府對經濟的集權，把市場經濟轉變為權力經濟，把市場變成權力的附庸。長此下去，公共權力將全面控制經濟和民生，用經濟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權，奴役公民和全社會。

一個個看似平常的經濟決策，在漸進的過程中慢慢走向極端，共產邪靈就這樣把人類一步步引向共產主義。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高稅收、高福利、大量國家干預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主義實踐，和計劃經濟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國家的名義和權力的方式左右經濟，背後的思想是把政府當全能者看待，讓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過目前西方的國家干預還有民間自由力量的制約、有資本主義制度作為補充，所以表現不像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那麼極端。

著名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國家操控、進行大規模再分配的計劃事實上都必然干涉市場，也都必然導致極權政體的產生，而這與民主不民主毫無關係。他認為，現在歐美的 「社會主義」雖然與之前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同，主要意指通過稅收和福利國家制度進行廣泛的收入再分配，但這種形式將和前者一樣導致「奴役」的後果，只是更慢、更間接和更不完全。[22]

本書前文已經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把社會主義當成共產主義的必然階段。正如一趟列車，中間站的停留並不會影響它駛向終點。一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其背後的推動因素就是共產邪靈，它是一定會繼續往前走的。人類社會在經濟與其它方面一旦背棄傳統、接受了共產邪靈的「價值觀」，走上邪路，就不需要過分關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變，早晚會達到那條路的終點。

這條背離傳統的路的終點並不是人間天堂，而是人類的毀滅。事實上，魔鬼並不關心「天堂」是否會實現，它們也知道那是一套騙人的謊言；只要能毀滅人類，魔鬼便心滿意足了。

哈佛專家

2. 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中共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窮苦之後，不得不搞所謂的改革開放，也搞起了所謂的「市場經濟」。很多人以為中共在搞資本主義，其實不然。
1）共產邪靈沒有放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中共不得已地對經濟部分鬆綁，部分引入市場機制、允許一定的私營經濟，但這並不意味著共產魔鬼放鬆了控制。相反，這只是邪靈利用來維持自身生存與欺騙世界的手段。

中共經濟模式完全是一個怪胎，是社會主義、國家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畸形結合。在經濟層面雖然有部分是私營企業，但中共從來沒有許諾給民眾永久的私有財產，因此，包括土地在內的資源從根本上仍然是國家占有，是公有制經濟。同時，中共利用國家權力，高度控制一切經濟運行，仍然存在龐大的國家計劃，屬於權力經濟。市場只是被國家利用來推動經濟的一種手段，沒有真正的獨立性，也不存在與市場相配套的制度體系，沒有明晰的產權制度和法治精神，匯率不能自由調整、財富不能自由出入、外企不能自由運作。中共為了刺激出口而對企業實行政府補貼和出口退稅，旨在用低價打敗競爭者，擾亂了正常的世界貿易秩序。一切經濟活動必須符合政治需要，企業、個人的經濟自由與經濟資源是政治的附屬物，可以出於政治理由被隨時剝奪。正是看到了這些原因，歐美市場經濟國家長期一直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西方政府很多人曾天真地認為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幸的是，中共用資本主義的營養養肥了社會主義的肌體，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死死抱住共產主義魔鬼不放。中共有了更多的錢，對民眾實行了更殘酷的打壓與迫害。從1999年7月開始，中共發動了對一億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這場針對「真、善、忍」普世價值的無硝煙的另類戰爭一直持續到現在。2013年，中共投入鎮壓百姓的所謂「維穩費」已經超過7,000億人民幣。
2）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相

中國近四十年來的GDP增長，讓很多人似乎看到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讓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政界學界精英、智囊刮目相看，稱讚極權體制的高效性。其實，中共經濟模式是不可複製的，其經濟增長的原因一方面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問題，另一方面則凸顯了不道德的權力經濟造成的可怕危害。

中國近四十年來的經濟增長跟以下幾方面因素密切相關：

第一，對公有制經濟的鬆綁、對完全中央計劃經濟的拋棄、私有經濟和私營企業的復興，讓中國經濟獲得了強大的驅動力。中國人勤勞、聰明，但被共產黨幾十年束縛了手腳，都弄得窮怕了，想要掙錢的願望一旦釋放出來，自然會產生巨大的力量。

第二，西方資金與技術大量湧入中國。中國原有的公有制體制積存了天量可以被利用但尚未開發的土地、勞力與市場，相當於未標價的黃金。後者可以說是乾柴，前者是油和火，兩者結合，就燃起了中國經濟的熊熊大火。如果不是因為中共極權統治，這把火本該燒得更早、更旺、更持久、更安全，中國經濟早就發展起來了。

流入中國的西方資金規模之大，是外界難以想像的。據統計，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從2000年到2016年就有近8,000億美元。[23]從1979年到2015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累計高達16,423億美元。[24]

第三，西方國家還給予中共特別優惠的貿易地位與廣闊的市場。2000年5月，美國決定授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市場對中國打開了大門。

第四， 中共經濟發展採用了不道德的模式，通過血汗工廠，拚命壓榨工人、農民，血腥強拆、一切只為經濟增長開路，不顧環境污染與長期危害，在短期內占盡成本與速度優勢。

中共利用西方的資金、技術與市場、有利的貿易條件、國內的廉價勞力與低成本，每年賺取大量的外匯。美中貿易逆差從2000年的一年800多億美元，一路攀升至2017年的一年3,750多億美元。

最後，中共作為世界貿易規則的破壞者最大限度地占便宜，賺取巨額外匯，以國家戰略的模式來盜取知識產權，以圖科技上彎道超車，用盡投機取巧的手段，造成「歷史上最大的盜竊案」，也是對正常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破壞。

根據美國知識產權盜竊委員會2017年發布的報告，中國每年假冒商品、盜版軟件和盜竊商業祕密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達2,250至6,00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中國廣泛存在的專利侵權。報告稱，在過去三年裡美國的知識產權被盜竊損失了1.2萬億美元，絕大部分是中國造成的。[25][26]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辦公室2015年11月份的報告顯示，每年電腦駭客造成的經濟間諜損失有4,000億美元，90%來自中國。[27]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增長是因為在經濟上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鬆綁，加上西方發達國家的輸血、財富大挪移和中共的不道德經濟行為造成的。這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更不意味著中國走的是正常的資本主義道路。西方有時把中共的這種不道德共產極權經濟模式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其實是在為中共貼金。在中共極權之下，經濟只是政治的婢女，市場經濟的表象只是其耍弄世界的花招而已。

中共的經濟模式給了世界一個假象：動用國家力量可以快速發展經濟，使用不道德手段可以在經濟競爭中獲勝，因此讓各個國家競相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積極干預的方向。如果把中共經濟模式當成一個「成功的範例」，無視其造成的人權災難與道德墮落的後果，那無異於飲鴆止渴，大錯特錯。

哈佛專家

3）畸形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

中共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帶來了可怕的道德危機。共產邪靈就是要讓中國在展現經濟實力的同時，道德全面墮落下去，用經濟來敗壞道德，用經濟來掩蓋道德敗壞，讓人們在洋洋自得享受經濟利益時，不知不覺走到毀滅的邊緣。

時下的中國，假冒偽劣有毒食品氾濫成災，黃毒賭黑肆意橫行，貪污腐敗賣淫嫖娼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誠信危機、貧富差距、官匪一家、社會衝突、司法不公、見死不救……權力經濟下的腐敗已經無以復加，權錢交易、公司代持……中共官員的貪腐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小官大貪比比皆是，大官更是巨貪，幾十億幾百億地侵吞國有資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樣腐敗和道德墮落。

2011年10月在廣東佛山發生的小悅悅事件，更是震驚了全中國與全世界。2歲女童王悅（乳名「小悅悅」）被一輛客貨車撞倒，司機不僅沒有施救，還繼續開車碾壓離去，後面的車輛繼續碾壓，前後有18名路人經過現場，沒有一人伸出援手。女童終因未及時施救而死亡。有國際媒體驚呼：「中國失去了靈魂嗎？」如果說人們面對歹徒還有所顧忌的話，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在根本就沒有任何危險的情況下仍然見死不救，表明這個社會已經突破了道德的底線。

喪失道德的經濟發展，是混亂的、不可持續的、災難式的。不人道的血腥經濟造成了生態危機，加劇了社會衝突；沒有誠信的社會大大推高了經濟成本，當道德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會拖垮經濟；不道德的國際競爭也已經不可持續，中國經濟開始為此買單，進入收縮期。中國的經濟是魔鬼暫時營造的海市蜃樓，中國只能被稱為「強大」的弱國。經濟上急功近利製造的表面繁榮，就如沙灘上的大廈，隨時可能因為道德的全面淪陷與社會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毀於一旦。

不跳出魔鬼的圈套，現有經濟模式不會給中國帶來美好的未來，因為共產邪靈本來也不在乎，也不會讓中國的經濟真正健康發展，毀滅才是其真正目的。
3. 社會主義把欠發達國家帶入死胡同
1）前東歐國家共產經濟陰魂不散

當今世界除了西方發達國家在搞隱形的社會主義、中共繼續搞社會主義的怪胎經濟，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因為對共產主義罪惡沒有徹底清算，導致共產陰魂不散，人們的心中始終還裝著共產主義。這又會反映到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比如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仍然保留了相當大比重的國有企業與高福利，還有高度的國家經濟干預。東歐國家轉型時期經濟陷入危機，失業率高，經濟增長緩慢，又都給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死灰復燃製造機會，左翼政黨變得相當活躍。懷念昔日的共產主義的情緒彌漫在前東歐共產國家裡，[28]可以說是共產經濟的陰魂。
2）第三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

而在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上世紀60年代大多數非洲獨立國家宣稱奉行社會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但留下了一個個爛攤子。最近的例子還包括委內瑞拉和津巴布韋。

委內瑞拉曾經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國家，現在這個國家卻是經濟萎靡、饑荒肆虐、犯罪猖獗，絕望的氣息到處蔓延。津巴布韋也曾是非洲最富裕的國家，今天卻陷入了徹底的災難，通貨膨脹達到了無法想像的地步。

委內瑞拉：社會主義把一個富庶的國家坑破產

委內瑞拉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在20世紀70年代，委內瑞拉曾是拉丁美洲增長最快、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國家，有這個地區最高的人均GDP。[29]該國當時相對自由的經濟及能吸引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熟練工人的移民制度，加上對產權的保護，使它從1940~1970年間得到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30]

1999年新總統上台後，推行社會主義，搞國有化運動，最終把委內瑞拉的經濟搞垮了。該總統曾公開宣稱要搞「21世紀社會主義」 。[31]

搞社會主義就是對許多私營企業進行徵用或國有化，包括石油、農業、金融、重工業、鋼鐵、電信、能源、交通運輸和旅遊業，這一進程在該總統2007年再次當選後尤為突出。政府在2007至2012年間徵用了1147家私營企業，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生產性部門關閉了，取代它們的是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投資者也被嚇跑了。國家徵收私營企業破壞了生產部門，從而導致委內瑞拉更加依賴進口。加上一系列政府干預，包括外匯管制和價格管制，最後遇到油價下跌，災難就不可避免了。

有人把這幕慘劇歸因為石油危機，但是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按照世界銀行數據，七個其它國家比委內瑞拉更依賴石油，這七個國家在2013~2017年都出現了經濟成長。[32]

問題的根本出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上：委內瑞拉的經濟政策基本上符合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提出的十條要求。[33]委內瑞拉的悲慘景象，是共產邪靈造成的經濟禍害。

津巴布韋：從「非洲的麵包籃」到大饑荒

津巴布韋於1980年正式獨立後，選擇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要按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該國首任總統年輕時，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信徒，他的游擊隊曾受毛澤東思想指導，並獲得中共政府的無條件援助，因此與中共關係密切。與其它宣稱奉行社會主義的非洲國家不同，它並未馬上實行國有化。

2000年開始土地改革後，津巴布韋的經濟開始陷入困境。根據津巴布韋的土地改革，白人的農場被重新分配給沒有土地的本國黑人和政治關係良好的人，這項計劃導致津巴布韋的生產急劇下滑。津巴布韋中央銀行試圖加印鈔票以擺脫危機，惡性通貨膨脹從此生根。

津巴布韋央行的數據顯示，2008年6月該國的年度通貨膨脹達到2.31億%。2008年11月中期，這一數字達到頂峰，幾乎突破800億%，官方甚至放棄了月度統計數據。一年後，津巴布韋元對美元的匯率高達35千萬億:1，津巴布韋被迫放棄使用本國貨幣。[34]2008年該國發生了一場餓死很多人的大饑荒，1600萬人口當中多達350萬人缺糧。

共產邪靈在這個世界肆虐，人們在不同的國家都可以看到其帶來的現實的與潛在的危險。它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的問題正在顯現，在發展中國家已經造成慘痛的現實。人們必須切記：不管魔鬼是否在經濟上帶給人一時的舒適與滿足，它的本性不會改變──它一定要把人引向道德的墮落和生命的深淵。#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

[1]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On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98-137.

[2]Max Galka,  “The History of U.S. Government Spending, Revenue, and Debt (1790-2015),」 Metrocosm, February 16, 2016, http://metrocosm.com/history-of-us-taxes/.

[3] “OECD Tax Rates on Labour Income Continued Decreasing Slowly in 2016,” OCED Report, http://www.oecd.org/newsroom/oec ... slowly-in-2016.htm.

[4]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 Taxing the Rich: A History of Fiscal Fair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Kindle Locations 930-93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ndle Edition).

[5]Rachel Sheffield and Robert Rector,  “The War on Poverty after 50 Years,”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September 15,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poverty ... rty-after-50-years.

[6]同上。

[7]Nima Sanandaji, Scandinavian Unexceptionalism: Culture, Markets, and the Failure of Third-Way Socialism (Londo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2015), 132.

[8]Alexis de Tocqueville, Memoir on Pauperism, trans. Seymour Drescher (Lancing, West Sussex, UK: Hartington Fine Arts Ltd, 1997).

[9]Alexis de Tocqueville, Memoir on Pauperism, trans. Seymour Drescher (Lancing, West Sussex, UK: Hartington Fine Arts Ltd, 1997).

[10] “A National Sport No More,” The Economist, November 3rd, 2012,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 ... onal-sport-no-more.

[11]Martin Halla, Mario Lackner, and Friedrich G. Schneid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Case of Benefit Morale,” Kyklos, 63:1 (2010), 55-74.

[12]Nicholas Kristof,  “Profiting from a Child’s Illiterac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2/ ... ds-illiteracy.html.

[13]同上。

[14]Alexis de Tocqueville, Memoir on Pauperism, trans. Seymour Drescher (Lancing, West Sussex, UK: Hartington Fine Arts Ltd, 1997).

[15]Nicholas Kristof,  “Profiting from a Child’s Illiterac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2/ ... ds-illiteracy.html.

[16]Robert Rector,  “The War on Poverty: 50 Years of Failure,”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September 23rd,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marriag ... y-50-years-failure.

[17]U.S. Census Bureau,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1960 to 2016.

[18]Niskanen, A., “Welfare and the Culture of Poverty,” The Cato Journal, 16:1(1996),
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 ... 996/5/cj16n1-1.pdf.

[19]Walter E. Williams,  “The True Black Tragedy: Illegitimacy Rate of Nearly 75%,” cnsnews.com, May 19, 2015, https://www.cnsnews.com/commenta ... acy-rate-nearly-75.

[20]  “OECD Data,」 https://data.oecd.org/gga/general-government-debt.htm.

[21]Thomas Winslow Hazlett,  “Looking for Results: An Interview with Ronald Coase,” Reason, (January 1997), https://reason.com/archives/1997/01/01/looking-for-results.

[22]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44).

[23]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6, Statistica.com,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 ... -china-since-2000/.

[24]中國商務部, 〈中國外商投資報告 2016〉, 《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歷年概況》, http://images.mofcom.gov.cn/wzs/201612/20161230131233768.pdf.

[25]Liz Peek,  “Finally, a President Willing to Combat Chinese Theft,” The Hill, March 26, 2018, http://thehill.com/opinion/finan ... mbat-chinese-theft.

[26]The 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Update to the IP Commission Report, 2017, http://www.ipcommission.org/repo ... rt_Update_2017.pdf.

[27]Chris Strohm,  “No Sign China Has Stopped Hacking U.S. Companies, Official Says,” Bloomberg News, November 18, 201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 ... nies-official-says.

[28]Kurt Biray,  “Communist Nostalgia in Eastern Europe: Longing for the Past,” November 10, 2015,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ca ... e-longing-for-past.

[29]John Polga-Hecimovich,  “The Roots of Venezuela’s Failing State,” Origins, 10:9 (June 2017), http://origins.osu.edu/article/roots-venezuelas-failing-state.

[30]José Niño,  “Venezuela Before Chavez: A Prelude to Socialist Failure,” Mises Wire, May 04, 2017, https://mises.org/wire/venezuela ... -socialist-failure.

[31]John Bissett,  “Hugo Chavez: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or Leftwing Reformist?” Socialist Standard No. 1366 (June 2018) https://www.worldsocialism.org/s ... leftwing-reformist.

[32]Julian Adorney,  “Socialism Set Fire to Venezuela’s Oil Crisis,” Real Clear World, August 29, 2017, https://www.realclearworld.com/a ... crisis_112520.html.

[33]José Niño,  “John Oliver is Wrong About Venezuela – It’s a Socialist Country,”  Mises Wire May 30, 2018, https://mises.org/wire/john-oliv ... -socialist-country.

[34]〈10個數字讓你了解：津巴布韋到底發生了什麼〉, BBC中文網，2017年 11月 22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207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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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6/5/n10457370.htm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5)：經濟篇(下)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12 12:04 AM 人氣 16727       
標籤: 公有制, 共產主義, 計劃經濟, 馬克思,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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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6月09日訊】第九章 經濟篇：魔鬼的誘餌（下）

目 錄

4. 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
2）計劃經濟是註定失敗的全能型權力經濟
5. 馬克思主義「剝削論」是顛倒善惡煽動仇恨的謬論
6. 絕對平均主義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礎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2）推廣經濟平權是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
3）工會是共產邪靈安插進自由社會的釘子
7. 「共產主義理想」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
結語：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4. 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賦予人智慧和體力，也給了人通過付出勞動得到正當物質回報的生活狀態，讓人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國《獨立宣言》寫道：「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1]這些權利自然也包含對財產的擁有權和支配權。

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明確表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2]這就是要實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實行計劃經濟，這種制度在本質上是違背天理、違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

美國反共運動先驅、思想家弗萊德‧施瓦茨在《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裡講了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訪問者在前蘇聯和美國的汽車厰進行的兩段問答。[3]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角落上停有三輛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的那幾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它們，不過其中一輛歸廠長用、一輛歸黨委書記用、一輛歸祕密警察用。」

同一個訪問者又來到了美國的一個汽車厰，問工人同樣的問題。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裡面停滿了各種各樣的美國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上的那些汽車呢？」

工人答：「噢，那些車是我們自己的。」

這個故事很生動地展示了公有制與私有制帶來的結果。在公有制下，各種資源被國家占有，勞動成果也被國家占有，因此，沒有任何激勵機制鼓勵人的積極性、創新精神，也沒有個人財富所有權帶來的負責精神。公有財產名義上是國家所有，為全體人民所共有，但在實踐中，必定是由特定個人和階層所有，最終形成特權人物與特權階層。

經濟發展的最關鍵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產動力與活力，必然導致士氣低落、效率低下、過度浪費與生產倒退。從前蘇聯的集體農莊，到中國的人民公社大鍋飯，再到柬埔寨、朝鮮，公有制帶來的是餓殍遍地，千百萬人死於人為的饑荒。

私有制符合人勞動求生的天性，如同順水推舟；公有制違背這種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惡，私有制有助於發揚人性中的「善」，促進人的勤勞和節儉，公有制則放大人性中的「惡」，加劇人的妒嫉和懶惰。

經濟學家哈耶克認為，文明的增長依賴於重視私有財產的社會傳統，這項傳統催生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擴展秩序。現代文明及其所有習俗和傳統會催生持久存在的自生自發秩序，所以一切試圖控制社會自生自發秩序的系統的根本性行動（如社會主義）都存在致命的自負，註定會失敗。[4]

如果說私有制與自由不可分割，那麼公有制就與強制和極權不可分割。公有制把一切資源收歸國有，等於剝奪了百姓賴以生存的經濟條件，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國家的附庸、奴隸。任何人都必須聽黨的指揮，任何與政權不一致的思想與聲音都可以通過經濟懲罰輕易扼殺，人們沒有任何辦法抵禦國家的干涉和奴役。因此，廢除財產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定造成政治上的極權，它是共產魔鬼套緊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由此，人們徹底喪失自由，尤其是向善的自由，不得不依照共產政權的邪惡道德標準行事。

有人說，權力不可私有、財產不可公有，否則人類就打開了災難的大門。誠哉斯言。
2）計劃經濟是註定失敗的全能型權力經濟

在計劃經濟的制度安排下，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源配置以及產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國家統一制定的強制性指令性計劃來進行，這與正常的企業計劃或個人計劃截然不同。

計劃經濟有著天然的弊端。首先它必然要求匯集龐大的數據信息，才能作出合理的生產安排。而對一個國家，尤其是現代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相關信息的數量是一個無法想像的天文數字。如前蘇聯物價局要制定2400萬種商品的定價。[5]對這麼龐大的信息的計算是不現實的，而社會與人本身的複雜性、變動性並不能通過統一的計劃經濟來解決。[6]即使採用現代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來處理這些天量信息，也面臨無法把人類思想活動納入輸入變量、無法獲得完備輸入變量的困境。

經濟學家米塞斯關於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著名論文《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經濟計算》指出，由於沒有真正的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有合理的經濟計算，也即不可能有合理的資源配置，因此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7]

其次，計劃經濟是國家通過權力來控制經濟運行、靠權力來掌握各種經濟資源並決定如何運用這些資源，計劃過程中必然要求一個絕對的權力來發號施令，所有環節都充滿強制的因素，是一種權力經濟。權力經濟必然要首先滿足政府的需要、滿足政治政策上的要求，而不是百姓的需要。當生產不符合經濟運行的規律時，國家權力必定要踐踏與扭曲經濟運行，從而造成各種經濟問題。計劃經濟以能力有限的政府去扮演全能的神的角色，用權力扭曲經濟運作，註定要失敗。

計劃經濟和政治高壓是無法分割的一體。正因為國家計劃必然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發生問題時，也必然面臨來自民眾和政府內部的質疑。掌權者會因此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政治高壓」和「政治清洗」就變成了必然的結果。毛無視經濟規律，強行計劃出了個「大躍進」，結果導致三年大饑荒，使自己的權力受到挑戰，這成為他後來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動因。

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惡果在中國國企現狀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近年來，大量國有企業停產、半停產、連年虧損、資不抵債，靠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維持經營。由於其對國民經濟的長期吸血，被稱為「殭屍企業」。據報導，中國有15萬家國有企業，除了石油、電信等國有壟斷企業，其它國有企業的盈利微乎其微，虧損嚴重。截至2015年末，它們的總資產占據GDP的176%，總債務占據GDP的127%，而盈利只占GDP的3.4%。有經濟學家認為，殭屍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8]

與此同時，計劃經濟完全剝奪了經濟人的自由，由國家替他們進行強制的生活安排，其本質是把所有人都變成奴隸與機器，由共產邪靈掌控他們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人關進了無形的監獄，強行取締神給人的自由意志，改變神給人做的人生安排。這是共產邪靈經濟反神反天理的體現。
5. 馬克思主義「剝削論」是顛倒善惡煽動仇恨的謬論

馬克思認為，只有勞動才能夠創造價值。如果某公司的老闆今年投資1000萬美元，公司出售產品收入1100萬美元，那麼這100萬美元的利潤都是由公司的員工創造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不創造價值（公司的店面、貨物等生產資料也是由資本轉換而來），它只轉化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而公司員工創造的價值（1100萬美元）高於公司的成本（包括員工的工資，也就是勞動力的價格），多出來的利潤100萬美元，就是員工創造的剩餘價值。這部分剩餘價值被老闆無償占有了。

馬克思於是宣稱，自己找到了資本家賺錢的「祕密」，認為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原罪──剝削。資本家投資辦廠、開公司當然要賺取利潤，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剝削無產階級。剝削這種原罪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它屬於整個資產階級。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要消除這種剝削的罪惡，必須摧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消滅資產階級，把所有資本家的財產全部充公，建立一個公有制社會，實現共產主義。

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它把人群劃分為兩個互相對立的階級，也就是占有資本的資產階級和不占有資本的無產階級。事實上，從古至今，各個階層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各個階層之間的互相流動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代一個「無產階級」，只要買股票擁有某公司的部分股權，就不再是無產階級了。如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可以這樣隨意轉化，這種劃分除了挑起鬥爭之外，沒有任何意義。

另一方面，它通過一套精心設計的「理論」，欺騙人們用它編造的標準來替代傳統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是非善惡：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好壞不是用他的道德品行來衡量，而是用是否占有資本來衡量。只要是資產階級就有罪，因為他通過資本剝削了無產階級（工人）。因為無產階級屬於被壓迫的、被剝削的，因此他們天然占據了道德制高點，無論他們如何對待資本家都可以趾高氣揚。這實質是把擁有財富變成了罪名、把搶劫財富變成了正義、把暴力搶劫合法化，這完全是顛倒是非善惡，煽動人去作惡。共產黨在中國、前蘇聯以及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一路搶地主土地、搶資本家工廠，甚至不惜殺人放火，謀財害命，滅絕人性，最後搶劫全民財富，大搞國家恐怖主義，就是這種理論指導下造成的。而傳統的道德規範、信仰、聖人賢達，則都被打上「剝削階級」的黑印，變成可以肆意被打倒的對象。

馬克思的理論在經濟學界與哲學界都受到廣泛批評。[9]這裡僅舉數例說明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

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價值，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謬論。商品的價值並不是它的固有客觀屬性，很多時候是人類根據需求和供給賦予商品的主觀屬性。很多經濟學家都曾經研究過價值的來源問題。與馬克思片面的價值一元論不同，現在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參與創造價值的有多種因素，至少包括土地、資本、勞動、科學技術、組織管理、投資風險等等。經濟活動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涉及不同的生產環節、不同的生產要素，需要一定的管理方式；不同的人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對整個生產鏈都不可或缺，他們也都對創造「剩餘價值」作出了貢獻。

舉例來說，假如某資本家打算投資100萬美元僱用兩個工程師設計製造某款新玩具，同時又僱用了一個市場開發人員推廣這款玩具。兩年後玩具廣受歡迎，資本家大賺5000萬美元利潤。是這兩個工程師和市場開發人員投入了特別多的勞動時間，創造了這5000萬美元的所謂剩餘價值嗎？顯然不是。這款玩具能夠成功賺得千萬利潤是因為玩具的創意滿足了人們的需求。資本家的市場眼光、組織管理能力、冒險的勇氣等等也都構成了這款玩具的價值來源。如果我們假設這款玩具的創意是來自於其中一個工程師，那麼5000萬美元利潤是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工程師的創意所帶來的剩餘價值嗎？也不是。因為這個工程師如果認為他的創意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家出價更高的公司。在自由市場中這種競爭最終會達到平衡，淘汰攫取不合理利潤的公司。此外資本回報具有滯後性（兩年之內資本家必須節省花費，不能消費這筆錢），也屬於投資者的付出，得到額外回報也是正常的，這和出借錢會得到利息是一個道理。

參與決定商品價值的還有很多「偶然」因素，這種「偶然」因素只有在傳統信仰和傳統文化的參照系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在某些情況下，價值的產生和消失可以完全與所謂的社會勞動無關。今天價值千萬美元的一顆鑽石，在五千年前因為沒有社會需求，可能一文不值。某人從祖父那裡繼承的一塊荒地，可能因為附近興起了一座城市，或者地下發現了稀土礦藏而突然增值百倍。這裡價值的增加並沒有包含任何人的勞動。這種飛來的巨額財富有時也被稱作Fortune（財富），包含了傳統東西方文化中認為財富是神給予人的恩賜這樣的正統理念。

為了論證公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馬克思炮製了以剩餘價值為基礎的剝削論，把人們通過正常經營致富的經濟活動變成了負面的不道德行為，把恨灌注其中，煽動人去打碎現有的一切經濟秩序與經濟制度。

資本家與工人、地主與農民其實是利益共同體，是互相合作、相互依存的關係，是你活我也活的關係，馬克思刻意把他們之間的矛盾絕對化、極端化、無限誇大化，變成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其實，資本家當中有好人也有壞人，工人當中也是如此。經濟活動中，真正應該被揭露、被制裁的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工人，而是那些破壞、傷害正常經濟運作的人，評判的依據應該是其道德品質與行為，而不是財富地位。

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經濟狀況與地位。工人可以通過財富積累成為投資者，投資者也可能因為投資失敗而變成無產者，社會就是在不斷變動著，如同江河裡的浪濤一樣流動。勞工與投資者在現代社會的角色經常互換，或同時兼具兩種角色。他們把共同創造的利潤投入生產，提供就業機會，增加社會財富，造福廣大民眾。就連美國工會運動的創始人都說：「對於勞工能犯下的最壞罪行就是沒有利潤的公司。」 [10]

「剩餘價值論」這個荒唐的理論，把土地所有者、資本家的正常經營活動貼上了「剝削」的標籤，煽動起無數仇恨和鬥爭，吞噬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

哈佛專家

6. 絕對平均主義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礎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共產主義宣揚結果均等的「絕對平均主義」，一方面顯得非常冠冕堂皇，讓很多人盲信，另一方面則是勾起人的恨與妒嫉。在經濟方面的表現上，不能容忍別人比自己富有、日子過得比自己好、工作比自己輕鬆、條件比自己好。一切都要平等，你有的我也應該有，你能得到的我也應該得到，美其名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體現在至少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是主要發生在人們尚未處於「平均」狀態的時候，挑起人對自己經濟地位的不滿是魔鬼煽動仇恨的靈丹。它激發人的非分之想，別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而且是通過不正當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攫取，極端情況下毀壞他人財物，用不法手段謀財害命，最惡的則是發動暴力革命。

馬克思為了挑起人的不滿，把社會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劃分為截然對立的兩個階級，在農村是地主和農民，在城市是資本家和工人，讓人們出於妒嫉而去仇恨對立的一方，讓一方去革另一方的命。地主富，農民窮，怎麼辦？搶！地主憑什麼富，要富大家一樣富。於是，中共號召農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強搶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殺掉，還要斬草除根。共產黨首先煽動遊手好閒的地痞流氓來鬧事，「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11] 接著強迫所有農民都起來與地主進行階級鬥爭，數百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二是主要發生在基本處於「平均」狀態的群體裡。有什麼好處大家均攤，誰出頭就打擊誰，做多做少一樣，做與不做都一樣。

表面上看起來人人都一樣，然而人的個性、智力、體力、道德水準、職業、分工、教育、生活環境、吃苦耐勞的程度、創新精神等等都不一樣，對社會的付出也不一樣，怎麼能夠追求結果一樣呢？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共產主義追求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不公正。中國古人說：「天道酬勤」，上天會按照每個人付出的努力，給予相應的酬勞。絕對平等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絕對平均主義之下，做好做壞一個樣，勤勞懶惰一個樣。懶人變相受到照顧，勤勞有能力的人被變相懲罰，甚至被怨恨和仇視，每個人都慢下步伐，跟最低的人看齊，形成「經濟向下拉齊」的畸形現象。這實際是要每個人都變懶，都等著別人去付出，自己搭便車占便宜，或者不勞而獲，或者去拿別人手中有的而自己沒有的，形成「道德向下拉齊」的現象。

驅動「絕對平均主義」的恨和妒嫉是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毒根。人性中善惡同在，西方信仰有七宗罪之說，東方文化講人有佛性和魔性，佛性表現為善良、能吃苦、能為別人著想；魔性表現為自私、懶惰、妒嫉、惡毒、強取豪奪、挑撥是非、煽動造謠、仇恨、發狂、淫蕩、暴虐、草菅人命、不勞而獲等等。共產經濟故意激發人的魔性，放大人性中的妒嫉、貪婪、怠惰等惡的因素，讓人失去做人的本分，拋棄千百年來的傳統價值觀。它把人性中最不好的一面勾引出來，把人性中最壞的東西激發出來，成為共產革命的原始驅動力。

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說，道德是人類繁榮的基礎。對那些普遍道德規範的遵守，「是我們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如果它們沒有深入人心，我們的社會就會在瞬間崩潰。」[12]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庫德洛認為，經濟繁榮與道德並肩而存。只有人們在經濟中按照道德原則行事，自由市場與經濟才能良好運轉。他寫道：「如果我們能堅持遵循被我稱之為『首要原則』的信條，那些成為美國立國之本的道德與價值觀……這個國家的發展將永無止境。」[13]

絕對平均主義在世界各國帶來的惡果並不令人意外。共產主義的平均主義是通過國家政權來搶奪屬於他人的私有財產，一方面強化了魔鬼的權力，另一方面則淡化了很多人的罪惡感，強化了他們無償占有帶來的洋洋自得的滿足感，這正是魔鬼誘惑人的地方。
2）推廣經濟平權是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

在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影響下，西方社會轟轟烈烈呼喚「社會公正」，出現「最低工資制」、「糾偏行動」、「同工同酬」等訴求。這些訴求都是在刻意要求結果的平等，背後隱藏著共產邪靈因素，人們一不小心，就會掉入魔鬼的陷阱。

這些訴求的鼓動者背後的魔鬼其實並不關心那些弱勢群體是否得到平等、地位得到改善，而是利用這些運動煽動不滿。如果做成了就得寸進尺，提出新的平權訴求，永遠沒有盡頭。如果沒做成，就把它當成公共輿論戰，繼續煽動不滿，加強人們的平權觀念，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由於邪靈煽動不滿是在多個領域、以多種方式同時進行的，一旦這些不滿發生共振，同時爆發，就將為更大的社會動盪和革命作好準備。背後的操縱者總是能夠在人群中找出最弱勢的一部分，然後要求經濟上的平等，這個過程可以一直重複下去，不達到「絕對平均」絕不罷休。那些所謂「社會公正」的訴求，成為邪靈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西方自由國家在共產邪靈的操縱下被共產主義蠶食，已是不爭的事實。

在實踐中，那些具體措施往往又事與願違，本要保護的對象反而遭到歧視和打擊。比如最低工資制，表面看是在保障工人的權利，但卻導致很多工廠考慮成本太高而不再僱人，反而造成更多工人失業。人的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不斷積累攀升的過程。如果一味強調最低工資，事實上是剝奪了人們通過低工資低技能工作的訓練走向報酬更高的職位的機會。工資水準一刀切既違背經濟規律，也導致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度。

再如經常有人用「同工同酬」作為藉口，要求社會改革。他們援引統計數字，聲稱黑人男性的平均工資低於白人男性的平均工資，而女性的平均工資也低於男性的平均工資，這種收入差異是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的結果。事實上，這種籠統的比較是不合理的，假如在同一個類別中比較，結果會完全不同。有學者研究發現，男女雙方教育水準都是大學以上的黑人家庭，其收入反而比同類白人家庭高。[14]只不過這樣的黑人家庭比例較小，所以會看到總體平均工資的種族差別。這種同類比較本來是常識，但是當共產邪靈在背後煽動鬥爭的時候，人們卻表現出選擇性的失明。

邪靈並不關心弱勢群體的福祉，它要利用迷惑人的口號把人類帶上共產之路和毀滅之途。
3）工會是共產邪靈安插進自由社會的釘子

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的流失，如今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常識，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工會是造成工作流失的主要推手之一。本來自稱幫助工人階級「謀福利」的工會，為何反而成了損害工人利益的罪魁？這一點我們從工會的歷史和「使命」發展演變來看就很清楚。

工會起初是由無技術和低技術勞工自發成立的組織，與資方進行談判，某種程度上幫助調節、解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共產邪靈則把工會作為推行共產主義運動和政策的工具。

恩格斯在論述工會問題時很明確地提出：「爭取工資高、工作時間短的鬥爭，以及今天的工聯所進行的全部活動，並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是一種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達到一個更高目的的許多手段中的一種，這個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廢除僱傭勞動制度。」[15]

列寧認為，建立工會和爭取工會的合法地位，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取民主革命領導權的重要方法，「工會將成為黨的支柱和與資產階級鬥爭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列寧還提出，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是建立起共產黨與群眾之間的聯繫、通過日常的工作說服群眾，說服他們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手段，是國家政權的「蓄水池」。[16]

在19世紀中後期，共產主義和左翼勢力利用工會煽動工人大規模罷工，有時提出苛刻要求，甚至採用暴力手段，搗毀機器、廠房等，成為共產主義運動打擊資本主義的利器、進行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共產邪靈就是唯恐天下不亂，才能從亂中取利，混水摸魚。

1905年10月，俄國工人舉行全俄政治大罷工，參加人數達170多萬，使全國經濟陷入癱瘓。在此期間，又成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是更激進的工會組織，被列寧稱為是「革命政府的萌芽」，將成為全俄「政治的中心」，也就是說，1917年十月政變建立的蘇維埃政權起源於工會組織。[17]

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會也被共產邪靈廣泛滲透和利用。工人與資本家本是共生關係，共產邪靈則要拚命挑起、擴大、激化他們之間的矛盾，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工會。工會把勞資雙方的討價還價上升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強化固化這種對立關係，並以此為自身的存在製造合法性。為此，不斷煽動工人的不滿，指責資本家的問題，製造矛盾挑起衝突便成了其生存的第一要訣。

工會也許可以讓工人在短期和一些小的方面得到利益，但從長遠的經濟利益看，被共產主義主導的工會運動最大的犧牲品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本身，因為如果資本家的企業被整垮了，損失最大的就是失去工作的工人。表面上工會是在給工人爭取更多好處，但是卻讓企業失去競爭力。具體來說，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工會以維護工人權益為藉口，使得企業很難解僱不好好工作、業績不好的員工，無形中助長懶惰、不思進取的風氣，這對於好好工作的員工而言就是不平等，打擊其積極性。公司成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員工，工會為不良員工提供保護傘的做法長期看會使企業失去競爭力。

第二，工會以要求福利（包括退休金、健保等）為藉口，不斷推高公司負擔，最終導致公司被迫降低研發投入，從而降低其競爭力，或者被迫提高產品價格，從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研究指出，這就是為什麼沒有工會的豐田和本田公司可以造出性能更好、成本更低廉的汽車，而有工會的底特律美國汽車廠卻無法與之相比。[18]

美國傳統基金會創始人埃德溫‧費爾納（Edwin Feulner）評價工會「如同掛在公司脖子上的沉重負擔──讓公司失去靈活性，不能明智地對變化的市場需求做出反應」。[19]

上述情形因工會壟斷了勞動力市場而變得更加嚴重。它可以對企業決策施加很大的影響，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有時是非常苛刻的要求。如果企業不滿足其要求，工會就會採用各種手段「鬥爭」，包括罷工抗議和煽起社會運動，讓企業難以應付，陷入困境甚至絕境。

「聯合汽車工人」（United Auto Worker）是代表底特律汽車工人的工會，他們常常組織工人罷工。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工會讓工人的工資加福利達到每小時70美元，結果使美國汽車製造業幾乎破產。[20]

由於工會引起的企業競爭力降低，最終會導致工作機會減少。從1977年到2008年，有工會存在的製造業工作機會損失了75%，而沒有工會的製造業工作反而增加了6%。製造業之外的情況也類似。以建築行業為例，美國的建築行業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處於增長狀態，沒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位置自1977年以來增長了159%，而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機會反而流失了17%。[21]

此外，工會是共產主義邪靈在企業內部搞平均主義的工具。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工會要求企業按照每個員工的工作年限（相當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工齡」）獲得相應的工資，而不看員工對企業的貢獻以及工作表現。工會的最終效果是壓低工作效率高的員工工資，而抬高工作效率低的員工工資。[22]這與共產主義的絕對平均主義一脈相承，等於在員工中重新分配財富，只不過是在企業範圍內實施而已。這種對企業內部決策的干涉和對勞動力市場的壟斷實際上是對自由市場的破壞。其硬性宣傳的給工人以最好的福利保障、工作保障，最終造成的往往是對企業的傷害、對經濟整體的傷害。2005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儘管大多數工會家庭都不贊成美國工會，但他們不贊成的主要原因從未被工會媒體或工會大會討論過。[23]

從各個方面講，真正勤勤懇懇工作的工人，反而成為了犧牲品，而共產邪靈在工會的運作中成了大贏家。從根本上，共產邪靈是要利用它長期漸進地摧毀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破壞人類正常的生活方式。

被共產主義滲透的工會、在「進步運動」指導之下的工會，演變成一個利益集團，類似於一個盈利的大公司，領導層有巨大的個人利益在裡面，腐敗現象常被人詬病。[24]工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左派在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做鬥爭的工具，一味地要求「社會正義」、要求「公平」，造成龐大的福利負擔，對美國製造業、服務業、教育、政府部門的改革與效率提高造成巨大的阻礙。時機不成熟的時候它會蟄伏起來，時機成熟時就會赤膊上陣，製造大的社會運動。工會是共產魔鬼在自由社會安插的一顆釘子。

哈佛專家

7. 「共產主義理想」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

雖然共產主義理論充滿漏洞與自相矛盾，但很多人還是被欺騙誘惑，因為共產邪靈在人間的代理人馬克思等為世人勾勒出一幅共產主義的天堂美景，具有極大的迷惑性。這套說辭包括，「物質產品極大豐富」、「道德水準極大提高」；社會成員「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沒有私有制，沒有貧富差別，沒有統治階級，沒有剝削；人人自由平等，人的才能可以全面發展；人們過著美妙無比的幸福生活。這套騙人的說法當初曾經吸引了很多世人為之奮鬥；現在的不少西方人，沒有過在共產極權國家裡生活的慘痛經歷，不免一廂情願地心懷幻想，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煽風點火。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所有設想，都只是空想。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產品將極大豐富。但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需求也是無止境的，在人類有限的知識、有限的工作時間與地球有限資源的制約下，緊缺和匱乏是常態、是必然的。這也是所有經濟學研究的最基本出發點。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限制，人們就不必去探討什麼樣的生產方式才是高效的，可以隨意浪費，因為社會產品有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人的道德水準極大提高。但人善惡同存，道德水準的提高需要正統信仰和價值觀念的引導與個人的努力修為。馬克思主義宣揚的卻是無神論和階級鬥爭，把人惡的一面無限放大。人們不能有信仰自由，宗教也只是共產黨的政治工具而已。更有甚者，宗教被利用來維護暴政、誤導世人，反神、排神，使人們離神越來越遠。當人們沒有了對神的正信、沒有了自我約束時，道德只能急劇下滑。此外，馬恩列斯毛，個個是暴君，狂妄、淫亂、毫無道德感，期待其信徒道德水準極大提高，更無異於緣木求魚、天方夜譚。

馬克思主義也宣稱人人平等，但正如前面所闡述的，共產主義必然導致極權主義，權力是資源配置的基礎，而極權主義的權力分配是最不平等的，因此資源分布也是最不平等的。在所有實行過社會主義的國家，人們都看到了特權階級、貧富懸殊以及政權對普通百姓的壓迫。

馬克思主義欺騙人說要「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但社會主義是權力經濟，一切都看權力的指揮棒起舞，社會成員連基本的自由都沒有，根本不可能各盡所能。而人的需要是無窮盡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無法得到所有他需要的東西，何況是普通人呢？連產品極大豐富都不可能，按照需要分配就更不可能了。

共產邪靈也騙人說要讓「社會成員的才能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聲稱，分工造成異化。事實上，分工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論證的，分工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繁榮。分工帶來的差異並不一定是矛盾的，分工也不會造成人的異化、單面化、非人化。從事各行各業工作的人都可以不斷提升道德，為社會做貢獻，給他人帶來幸福。

共產主義的經濟觀是一種反道德的經濟體制，其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弊端已在實踐中被充分證明。西方社會的各種變相的共產主義經濟方式，也給社會帶來各種傷害。共產主義不可避免地造成極權暴政、貧窮饑荒，而且無底線地煽動起人心中的惡魔，毀滅人的道德，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最壞的逆流。

回顧共產主義的一百多年的歷史，無情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揭示了它是一部煽動仇恨史、屠殺史與罪惡史。所有共產極權國家都是暴力殺戮最凶殘的國家、人民最沒有自由及基本人權的國家。他們窮兵黷武，搜刮民膏，肥了極少數的當權勢力集團，卻苦了工人、農民和廣大民眾。

共產主義運動不僅意味著失去寶貴的生命，還有傳統道德和文化所遭受的巨大洗劫。尤其在共產中國，道德已經墮落到了可怕的地步，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連活摘善良修煉人器官也變成了國家管控的一條龍的經濟產業鏈。共產邪靈把人變成魔鬼，本該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成了殺人惡魔。而中共早已把魔爪伸向全球，本該捍衛人權自由的國家，也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對駭人聽聞的罪惡置若罔聞，縱容姑息。

如果說上世紀共產邪靈主要靠原教旨共產主義理想成功引誘了很多無產階級普通大眾、知識分子和年輕人的話，那麼，隨著東歐共產陣營的解體、剩下的共產政權改頭換面吸收並採納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系統，近幾十年來，共產邪靈則採取了新的招數，一改過去殺富濟貧、強迫吃大鍋飯的暴力共產主義形象，搞起了劫富濟貧，強稅收、高福利，財富再分配，高喊整體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一起過社會主義「好日子」，繼續讓世人上當受騙。

共產邪靈狡猾地迎合了人追求美好的一面，並把它引向宗教的狂熱，用所謂美好的追求為藉口，引導人不斷偏離神對人的要求，變異人的觀念，增強人的魔性，犯下各種罪業甚至做出傷天害理的惡行。它讓人沉迷於物質享受之中，忘記人還有更高的、超越於塵世的永恆的信仰追求與生命真諦；它鼓動人灑下熱血與汗水，收穫的卻是毒酒與白骨。它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人類如不覺醒，面臨的將是邪靈設下的更可怕的劫難。
結語：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經濟的繁榮可以為人類帶來幸福，但經濟並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經濟發展路徑背離了道德的約束，就會導致經濟的災難。當道德基礎被摧毀的時候，經濟的富足既不能給人帶來幸福，也不可能長久，更大的災難很快就會到來。

《人民日報》在2010年的報導中承認，雖然經濟在增長，國民幸福指數卻逐年下降。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狀卻是腐敗橫行、環境嚴重污染、有毒食品遍地，人們對生活缺乏安全感。財富增長和道德下滑、幸福感下滑並行。

這反映出共產主義經濟學的致命缺陷。人並不僅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人來到世間，神給人安排了生活的道路。中國人講「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西方信神的人往往在吃飯前禱告，感謝神賜給自己食物。信神的人知道人的財富來自神的恩賜，常懷謙卑和感恩之心，因此「知足常樂」。

泰坦尼克號沉沒時，世界巨富亞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正好在船上，他在銀行裡的錢可以建造30艘泰坦尼克。但面對海難，他選擇了遵守道德和保護婦女兒童的原則，將他的位置讓給了兩個驚恐的孩子。[25]同在船上的梅西百貨公司的合夥人斯特勞斯（Isidor Straus）則說：「我絕不會在別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他的妻子始終拒絕登上救生艇。她把救生艇上自己的位子讓給了剛剛僱用的女傭艾倫‧博德（Ellen Bird），選擇和丈夫一起度過最後的時刻。[26]

面對保留巨額財富與保全生命的誘惑，這些巨富們選擇了恪守傳統的價值。他們的道義選擇，彰顯了人類文明與人性的光輝：高尚的人格，其價值重於生命，更重於財富。

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一文中說：「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錢而下下之舉。富而無德危害眾生，富而有德眾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積，君、臣、富、貴皆從德而生，無德而不得，失德而散盡。故而謀權求財者必先積其德，吃苦行善可積眾德。為此則必曉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27]

如果人們能以這樣的心態對待財富和生活，由人的貪婪、懶惰、妒嫉等帶來的經濟問題就會極大削減。人能抑制私慾，共產主義的邪說就無法蠱惑人心。人的道德高尚，會得到神的賜福，天下富裕、人心平靜、社會安定，這才是人應有的經濟生活。

共產邪靈為毀滅人類作了全方位的周密安排，經濟領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類要想擺脫共產邪靈的控制，就要認識其陰謀，看清其謊言誘騙，不再對其抱任何幻想，同時回歸傳統道德，重德向善。倘能如此，人類將迎來持久的繁榮幸福、真正的太平盛世，世界文明也將煥發出全新的生機。#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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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http://www.ushistory.org/declaration/document/.

[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On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3]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A. Noebel, You Can Trust the Communists… 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43-45.

[4] F. A. 哈耶克著，馮克利、胡晉華譯：《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5] Thomas Sowell, 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Chapter 2.

[6] F. 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5, No. 4. (September 1945), 519-530.

[7] [奧地利]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著，王健民、馮克利、崔樹義譯：《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譯者序，5-6。

[8] 石山：〈中國國企改革的困境〉, 自由亞洲電台，2015年9月22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 ... 09222015103826.html；秦雨霏：〈法興銀行：殭屍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大紀元新聞網，2016年5月25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6/5/24/n7927577.htm。

[9]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 1996), 59-60; [英] 卡爾‧波普爾著，陸衡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0] Rothschild, Michael, Bionomics: Economy as Business Ecosystem (Washington, D.C.: Beard Books, 1990), 115.

[11] 毛澤東：〈湖南農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2]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hiladelphia: Anthony Finley, J. Maxwell Printer, 1817).

[13] Lawrence Kudlow, American Abundance: The New Economic and Moral Prosperit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14] Thomas Sowell,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174.

[15] 恩格斯：〈工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6]「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列寧全集》第40卷。

[17] 呂嘉民：《列寧工會學說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 James Sherk, 「What Unions Do: How Labor Unions Affect Jobs and the Economy,」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May 21, 2009,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 ... bs-and-the-economy.

[19] Edwin J. Feulner, 「Taking Down Twinkies,」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November 19, 2012,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 ... king-down-twinkies.

[20] James Sherk, 「What Unions Do: How Labor Unions Affect Jobs and the Economy,」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May 21, 2009,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 ... bs-and-the-economy.

[21] 同上。

[22] 同上。

[23]  Steve Inskeep, “Solidarity for Sale: Corruption in Labor Unions,” National Public Radio, February 6, 2007,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181842.

[24] 同上。

[25]  Children on the Titanic (a documentary, 2014).

[26] Isidor Straus, Autobiography of Isidor Straus (The Straus Historical Society, 2011), 168–176.

[27] 李洪志先生：〈富而有德〉，《精進要旨》，http://gb.falundafa.org/chigb/jjy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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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6/9/n10469975.htm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6)：法律篇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13 11:00 PM 人氣 16907       
標籤: 共產主義, 法律,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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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6月15日訊】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將邪惡合法化和常態化

目錄

1. 法律與信仰
2. 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1）基於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3. 共產魔鬼變異西方法律
1）顛覆法律的道德基礎
2）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
3）利用代理人制定惡法並歪曲法律
（1）禁止讚美神
（2）通過釋法與判例改變憲法內涵
（3）以「自由」之名推廣淫穢信息
（4）毒品合法化
（5）同性婚姻合法化
（6）推卸個人責任
4）限制執法，為犯罪分子大開綠燈
5）用外國法律削弱美國主權
4. 回歸法律的精神
1. 法律與信仰

法律是維繫公平正義的剛性力量，懲惡揚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義「善」與「惡」。在信神者看來，善惡的標準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經典很自然地成為法律的來源和根據。

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頂部描繪了巴比倫太陽神沙瑪什（同時也是正義之神）將法律授予漢謨拉比的情景，寓意著神選擇了漢謨拉比，並賦予他依此法律統治臣民的權力。

《舊約全書》中的「摩西十誡」，對希伯來人既是神的誡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襲了這種傳統。從公元4世紀的羅馬皇帝們，到公元6世紀至8世紀的查士丁尼及其後繼者，再到英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王阿爾弗雷德大帝，編撰法律的依據也都是「摩西十誡」和基督教的教義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體規定必須符合神規定的善惡和宗教教義精神，否則這樣的法律就不該被遵守，並應被廢除。上世紀美國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其思想來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羅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羅馬的神或在猶太教堂裡安置羅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寧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會遵守這樣的法律，因其直接與「十誡」中的第一和第二誡相抵觸。換句話說，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間的關係，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關係，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違背的標準。

「摩西十誡」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面四條論述的是人與神的關係，即人當如何愛神和敬神，而後面的六條論述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即耶穌所說的要「愛人如己」。其中人能夠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義原則永恆不變，因此人間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夠穩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義的原則，才不會因為時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國亦如此。歷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須秉承天意，遵循天地運行法則，也就是黃帝、老子說的「道」。漢代大儒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2]（中國古人語義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萬物的神。）對天道的信仰是中國文化的道德基礎，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認為，法律的作用取決於它對普遍社會道德和信仰準則的遵從。他認為，法律與宗教雖然是兩個領域，但任何一方的繁榮發達都離不開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會裡，法律都需要藉助人關於神聖事物的觀念，以使人具有為正義觀念而獻身的激情。[3]

簡而言之，法律必須具有權威性，其權威性從「公平正義」而來，而「公平正義」從神而來，因此法律不僅是正義的，也是神聖的。現代社會的法律仍保留著很多類似宗教的儀式，也是藉由神聖性強化法律的權威。
2. 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共產黨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絕不會以正神的教誨作為其制定法律的依據。共產黨也要割斷與過去先民文化的關係，因此反對傳統的道德價值。這就使得共產黨的法律從一開始就失去了維護公平正義的可能。
1）基於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傳統社會中，基督教講「愛人如己」，儒家講「仁者愛人」，這裡的愛不是狹隘的男女之愛或家人朋友之間的愛，還包含著慈悲、憐憫、公義和自我犧牲等等。以此為出發點制定的法律不僅是神聖的，也體現著對世人的關愛精神。

沒有任何一個法律可以囊括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所有爭議和相應的判決，因此法律就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條文規則，還加入了所有參與者的主觀因素，這要求法官必須從法的精神出發，做出體現善的原則的判決。

耶穌曾經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痛斥那些偽善的法利賽人，因為這些人儘管對摩西律法的字面規則嚴格遵守，卻對律法中所要求的公義、憐憫、信實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穌則不拘泥於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醫、與非猶太人同席，是因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這種善的精神。

共產主義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礎上的。它不僅仇視神，也仇視神給人創造的文化、規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傳統。馬克思並不諱言，他要將世界摧毀成一片廢墟，並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樣闊步前行在這片廢墟上」。[4]

沙俄時期瘋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冊子《革命教義問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經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範中斷所有的聯繫。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5]

涅恰耶夫明確表達出革命者對這個世界的仇視，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他使用「教義問答」這樣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個仇視世界的邪教。他宣稱「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作革命者」。列寧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專政是直接基於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使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並維護統治，該統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沒有法律限制地動用國家權力任意屠殺、使用酷刑、連坐，實際上就是國家恐怖主義，極為暴烈殘忍。這是共產主義原教旨國家走過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執政後的第一個月，死於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達數十萬之多。第二個月就成立了「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擁有不經審判隨意殺人的權力。從1918年到1922年，契卡殺人不少於200萬。[7]

曾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政治局委員和總統顧問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的中譯本序言中寫道：「僅僅這個世紀，俄羅斯由於戰爭、饑餓和鎮壓就死亡了6,000萬人」，以公開資料推算，死於蘇共鎮壓和迫害的大約在2,000萬到3,000萬之間。

1987年蘇聯政治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重新審理那些蘇共治下的冤案，雅科夫列夫也是委員會中的一員。在調閱了幾十萬的卷宗之後，雅科夫列夫寫道：「長期以來我總擺脫不掉一種感覺，似乎暴行的組織者是一批神經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這樣的解釋有把問題簡單化的危險。」

如果我們把雅科夫列夫的語言翻譯得更加直白，也就是說，那些暴行不是出於正常人的思維，也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精心策劃的；不是出於對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狂熱嚮往，而是出自於對生命的刻骨仇恨。那些推動共產主義的人，不是出於無知，而是因為邪惡。

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恐怖主義為蘇聯之後建立的共產黨國家所沿襲，中國、柬埔寨、朝鮮為其中的典型。

在《九評共產黨》第七章《評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列舉的暴行更加觸目驚心，僅僅在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就造成了大約6,000萬到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如果說，為完成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對內實行國家恐怖主義時可以肆意踐踏法律的話，那麼共產黨以經貿合作、文化交流和地緣政治等為名與自由社會交往時，則披上法律的外衣完成對西方國家的滲透和顛覆。比如中共的第一部《刑事訴訟法》是在1979年，即「改革開放」後通過的，表面上是為了達成「程序正義」，實際上卻並不認真執行。

馬克思毫不諱言「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因此共產黨法律並不來自於神，也不是出自於對人的愛，更不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在它之上沒有神的誡命和人倫綱常，而只有統治階級的利益，即共產黨的利益。而利益的隨時變動，必然也帶來法律的隨時變動。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中共在剛剛奪取政權的時候，為了搶奪全民的財產，在意識形態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由此在法律上設置了「反革命罪」，將所有抵制這種搶劫的人統統劃為「反革命」，予以監禁甚至槍決。在完成了以「公有制」為名的搶劫之後，中共需要再把這些錢裝到自己的腰包裡，因此在意識形態上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提出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本質上不過是要保護自己盜竊來的全民財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財產卻並不能得到保護。層出不窮的「強拆案」就是政府對居民財產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國」，幾個月不到，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群眾大打出手，建立淩駕於「公檢法司」之上的蓋世太保式組織「610辦公室」，操控「公檢法司」及舉國力量對法輪功完全不講法律而實施迫害。

中共為掩蓋其滔天血債，需要不斷製造敵人以達到殘酷鎮壓、威嚇百姓的目的。鎮壓對象的變化，從地主、資本家到「六四」學生，再到法輪功修煉者或維權律師，法律也必須一再改變。六十多年間，中共光憲法就用了四部，第四部在1982年頒布後，又經過四次修改。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共都以「法律」之名加以修飾和美化，甚至於有時候連這種修飾和美化都懶得做了。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共產黨為了展現「法治」、「與國際接軌」，在法律條文上還是要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但那些部分，絕不會被認真執行，譬如其《憲法》所規定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

既然馬克思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那麼隨時制定法律來鎮壓和對付敵人，在共產黨的法律體系中就是必然的，也是「正當的」。

這種體系決定了任何人一旦挑戰了「統治階級意志」（即共產黨的利益），就立即成為「依法」鎮壓的對象，哪怕你是失業工人、轉業軍人、失地農民、維權律師，或者是哪個倒楣的升斗小民。

在律師看來，字面上的法律條文從來不如現實來得強有力。因為當你援引法律條文、追求條文所規定的正義時，共產黨的法官和檢察官們跟你談的則是中共的「法的精神」。他們雖不懂文縐縐的學術語言，卻會用赤裸裸的大白話告訴你，「法院是共產黨開的」，所以就要聽黨的話。這些人儘管是無意識的，但他們所說的確實是共產黨國家的「法的精神」。

中共法官們在審理法輪功案件時流行的口頭禪就包括「你跟我講法律幹什麼，我跟你講政治。」「黨不讓辯護的。」「領導人講的話就是法。」「法院歸共產黨領導，要聽黨的。」「法輪功的問題可以不走法律程序。」「你別跟我講良心。」[8]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在《論司法》（Of Judicature）一文中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多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9]

由於共產黨的法律變來變去，有的部分可以執行，而有的部分絕不執行，因此這樣的法律也毫無神聖性可言。更何況共產黨這種基於「階級統治的工具」的「法的精神」造成了過去六十多年甚至近百年來數不清的冤案，也成為所有繼承「共產黨」名號的統治者背負不動的血債──8,000萬到1億冤魂。

從「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一最基本的常識出發，如果共產黨要厲行法治，首先就面臨著共產黨本身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問題，因此，共產黨更不敢認真地執行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哈佛專家

3. 共產魔鬼變異西方法律

如果說，法律在共產國家是魔鬼可以隨意玩弄、作為其用來維護統治、固化意識形態與打壓百姓的工具，那麼在自由國家，魔鬼的圖謀則是顛覆法律的傳統信仰與道德基礎，變異善惡標準，爭奪法律制定權與執行權，並確立魔鬼所期望的法律準則與實踐。本篇重點討論作為法治國家領頭羊的美國在法律領域受到的方方面面的侵蝕。法律與政治、宗教、教育等領域密切相關。在共產邪靈滲透全球、把黑手伸向各個角落的今天，西方法律也無法倖免於被邪靈全方位滲透變異。
1）顛覆法律的道德基礎

基於宗教或信仰的法律是神聖的，但隨著共產黨及其形形色色的同路人在全球推廣進化論、無神論，法律被切斷了與神的聯繫，淪落為一種工具，一種人與人之間報冤復仇、解決糾紛、討價還價和分配利益的工具。因為信仰來源被切斷，法律的精神開始偏移，從維護公平正義，偏向為以人的觀念和欲望為依歸，這讓背後的共產邪靈可以利用代理人在變異觀念思維下通過它所要的法律，實現其毀人、毀社會的目的。

以美國為例，受共產主義深度影響的「社會公正」、「自由主義」等思潮在改變著社會道德觀念，也衝擊著法律的道德基礎。在實際運作中，其代理人利用所謂「自由」、「進步」、「寬容」的口號，偷換概念，排斥與摧毀法律的道德信仰基礎，從而影響何種法律被制定、法律被如何解釋以及法官如何判案。

比如，傳統信仰認為婚姻是神明確規定的「男人和女人」的結合，同性「婚姻」違背神的教誨，是不道德的，這必然影響到法律對婚姻的定義與解釋。如果堅持道德源於神的誡命，那麼道德不會偏移，世俗法律也有不變的上位法做依據，如果某種行為兩千年前依照神的誡命被視作罪惡，今天也應當如此。自由主義則排斥傳統信仰與道德判斷，將道德視為隨著社會發展而變遷的世俗約定，於是婚姻被視為自願結合的「契約」，對「同性婚姻」的認同被視為符合「進步」或「自由」的原則，這樣自然會導致法律的變異。

魔鬼利用自由主義、進步主義讓法官把傳統道德和法律分離。在最高法院1992年的一個墮胎案中，三位大法官對此表露得最為直接：「我們有些人會認為墮胎違背我們的基本道德原則，然而這並不能左右我們的決定。我們的責任是為所有人界定『自由』，而不是強制實行我們自己的道德原則。」[10]

大法官們在此強調的是，「自由」是法律的關注重點，而不是我們的道德原則。這實際上把「自由」和普世道德原則分離。美國國父們定義的「自由」，其基礎是「不言而喻的」普世價值。人類的普世價值不隨文化而異，因為其來源是神（《美國憲法》中所說的「創世主」）。背離普世價值片面放大所謂「自由」，是魔鬼變異法律、引誘人墮落的手段。
2）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

法律效力的實現要經過一整套環節，包括立法部門通過法律，行政首腦簽署法律，法官通過法律進行裁決，執法部門執行法律。這中間，教育界、媒體業、法律界，甚至娛樂業等領域的不同團體與個人也都參與其中，影響法律的制定與實施。共產邪靈在各個領域尋找其代理人，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因此受共產邪靈影響和利用的政治團體千方百計要把思想與其一致的人送進相關部門，爭奪政治首腦、法官、檢察官、司法系統的重要職位。

比如青睞自由主義的總統會千方百計任命與其觀點相近的大法官，影響法律裁決，或使用行政權侵蝕法律。某總統任內總計對1385名囚犯減刑，同時赦免了212人，成為自杜魯門總統之後寬免（clemency）囚犯最多的總統（美國歷史上任期內赦免數量最多的也是傾向自由主義的總統）。[11]他離開白宮前，曾簽發特赦令一次縮短209名囚犯的刑期，赦免64人，大多數獲得減刑的是非暴力毒品犯，其中包括一位洩露70萬份美國軍事機密文件的人。此人於2013年認罪，被判處35年有期徒刑，由於總統特赦，只被關了4年就出獄了。雖然赦免是憲法授予總統的合法工具，但驚人的特赦數量無疑是在侵蝕法律本身懲惡揚善的功能。[12]

1954年由美國參議員、後來成為美國總統的林登‧約翰遜提出的《約翰遜修正案》（The Johnson Amendment）中，規定包括教會在內的免稅團體在進行若干活動時將喪失免稅地位。這導致有些基督教教會因為害怕失去免稅資格，讓牧師在講道台上刻意迴避政治話題，特別是一些有爭議的社會議題，例如墮胎、同性戀、安樂死、胚胎幹細胞研究等。

共產邪靈還操縱各類政治團體，試圖通過影響選舉來改變檢察執法。一個由進步主義政治金主和團體送上位的地區檢察官上任第一週就一口氣解僱了31名檢察官，呼籲要終結「大規模囚禁」，還下令其辦公室停止起訴大麻持有者。其它州市也出現類似的情形。一位檢察官聯盟主席認為，這等於號召檢察官選擇性執法。這種現象非常危險，因為它是要求民選官員忽視他們發誓要維護的法律。[13]

法官還可以動用裁決權對行政部門的法令進行封殺。比如根據美國移民法律的授權，總統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下令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但深受自由主義影響的法官則以「信仰歧視」為由阻撓總統旅行禁令達四個多月，直到被最高法院推翻。

律師對法官和陪審團定案有很大影響力，律師組織的政治傾向直接影響到法律意志能否實現。美國一個主要的全國性律師聯盟的創始人曾經明確承認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主張公有制，終極目標是建立共產主義。[14]該組織在全美各地擁有數十萬會員，每年經費超過1億美元，其主要工作包括通過在美國法院打官司來支持同性婚姻和同性戀者收養兒童的權利、支持墮胎的權利，以及所謂消除對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LGBT）的歧視。

在「自由主義」、「進步主義」大肆占領美國政治版圖、控制教育、媒體、社會運動等領域之後，魔鬼通過學界與輿論影響法律制定和實施的能力已經空前強大。
3）利用代理人制定惡法並歪曲法律
（1）禁止讚美神

在美國生活中，神無處不在。這個國家的箴言──「我們信仰神」（In God We Trust），不僅出現在美國國歌的歌詞中，也印在日常使用的美元紙幣上。美國的《獨立宣言》將神稱為造物主，並認定我們的人權是造物主賜予我們的。美國所有政府官員，包括總統和法官，在宣誓就職的時候都要在最後說「請神幫助我」（so help me God）。總統演講的最常見結尾是「神佑美國」（God bless America）。而公立學校例行的「效忠宣誓」（Pledge of Allegiance）中，也將美國描述為「在神之下的國」（One nation, under God）。

這些傳統有的持續了二百多年，幾乎與美國自建國以來的歷史相始終，但在過去六十年間，卻不斷受到共產主義追隨者的挑戰。

前文提到的全國性律師聯盟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打掉在美國公眾場所的「（摩西）十誡」，其中最著名的案例發生在阿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2001年，該組織要求強行移除位於州法院圓形大廳裡的「十誡」石板，他們找到了當時的一位民主黨總統任命的法官審理此案。此位法官寫了76頁的判詞，做出了有利於該組織的判決，其理由聽起來十分荒唐，比如他說圓形大廳莊嚴肅穆的環境、石板後的壁畫和人工瀑布所營造的神聖氣氛是他要移除「十誡」的理由，還說石板斜著放置，彷彿一本打開的《聖經》，這讓人有理由「感到阿拉巴馬州在推動、認可或贊成基督教」。[15]

事實上，這並非故事的開始，也不是結束。早在1980年，美國最高法院就已經禁止在公立學校的課堂裡出現「十誡」。該判決引發了在全美移除「十誡」的潮流。該組織甚至在猶他州宣布，如果誰發現了仍存在的「十誡」，向該組織舉報即可獲得獎勵。[16]

美國一巡迴法院在2002年6月26日裁決，禁止公立學校的「效忠宣誓」，因為其中有「在神之下」的文字（這一判決在2004年6月14日被最高法院推翻）。[17]

這種較量一直在進行，從美國國歌、國家箴言、效忠誓詞、學校禱告等等，都在無神論者或左派活動人士的攻擊下。

這裡需要簡單說明的是，「神」在上述場合出現的時候是泛指的神，獨立宣言中稱為「造物主」。每種宗教都有自己對造物主的認識和定義，因此「神」這個字本身，並沒有在宣傳某個特定的宗教，也沒有違反美國的憲法修正案。試圖在法律上禁止讚美神這樣的極端情況在一個具有深厚信仰的國家的出現，深刻揭示了魔鬼對法律領域滲透的嚴重程度。
（2）通過釋法與判例改變憲法內涵

美國的國父們在制定《憲法》的時候確定了「三權分立」的原則，其中司法權原本是權力最小的。國會負責立法，總統負責行政，而最高法院既沒有立法權，也沒有行政權。

在最高法院關於「效忠宣誓」的案件審理期間，民調顯示90%的人都支持保留「在神之下（under God）」的內容。而國會416票對3票、[18]參議院以99票對0票支持「效忠宣誓」，顯示出民意代表們所反映出的真實民意。[19]

作為民選的國會議員和民選的總統，任期從兩年到六年不等，之後便要重新選舉。如果主流民意符合神所制定的道德，那麼總統和議員能夠倒向左派的空間有限（譬如當主流民意反對「同性婚姻」時，無論參選官員如何想支持共產邪靈的「同性婚姻」計劃，實施起來都相當困難），如果過分悖逆民意，就有被選下台的危險。相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不必聽取民意，任期為終身制，一旦任命通過就可能工作長達30年甚至更長。而大法官只有9人，影響這9個人的決定，比影響主流民意要相對容易。

法官根據法律條文判案，而法律條文又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因此要想通過法律改變社會，改變憲法就成了必須完成的任務。在美國，修憲需要三分之二的議員支持，以及四分之三的州接受，這是相當嚴格的規定。

因此，進步主義者的策略不是修憲，而是通過解釋憲法，來改變憲法文字的原始內涵。他們將憲法視為一個「活著的」並不斷「進化」的文本，並通過大法官以「判例」形式將左派的意見變成法律，這種做法實質是在變相顛覆憲法，也等於是在違反憲法。

神的誡命不再是最高的原則，憲法又在自由派大法官的法槌敲擊下傷痕累累。因為大法官的判決是終審判決，連總統都要遵守，因此美國國父們提倡的民眾自治（self-governing）和「三權分立」有滑向司法權一家獨大的傾向。這使得美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司法至上主義」，賦予了大法官部分立法權甚至行政權。

自由派大法官給美國帶來的後果是十分嚴重的，而且難以清除。現實情況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可以通過判例下令公立學校和公共場所、公園移除「十誡」；重寫刑事訴訟程序；加稅；承認墮胎權、承認同性婚姻權利、展示和印刷色情圖片的權利等等。

「司法至上主義」和自由派大法官成為被共產邪靈利用而實現其主張的重要工具。
（3）以「自由」之名推廣淫穢信息

上世紀60年代，是美國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時代。左派的各種學生運動、反戰運動、搖滾樂、嬉皮士、女權運動、性解放等背離傳統的運動甚囂塵上。此時，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是自由派大法官厄爾‧沃倫（Earl Warren）。

在沃倫做首席大法官期間，最高法院做出了許多影響深遠的裁決，包括裁定公立學校禱告違法。[20]另一項裁決則是全面允許淫穢信息的出版發行。[21]

美國學者菲利斯‧施拉芙麗（Phyllis Schlafly）在《至上主義者──如何終止法官暴政》中給出統計資料──從1966年到1970年，最高法院做出34項裁決，推翻下級法院禁止淫穢信息的判決。這些最高法院的裁定沒有簽名，而且大部分只有一兩句話。換句話說，大法官們無法論證自己的裁定是合理的。[22]

最高法院裁定後，好萊塢在1966年從製片法規中去掉了對淫穢信息的限制。之後，各種淫穢作品爆炸式增長，如今已經無處不在。

這裡需要簡要說明的是，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利原本是指表達政治意見的言論自由，而非出版色情製品的「言論自由」。
（4）毒品合法化

2017年12月31日，當全世界都在迎接新年到來的時候，CNN播出了一段招致廣泛批評的畫面，其記者多次展示她吸食大麻的畫面，並似乎神思恍惚，不知道身在哪裡。[23]

大麻是聯合國禁毒公約中嚴格管制的毒品，濫用大麻會使人產生幻覺甚至威脅生命。在美國，1996年起加州允許大麻作為處方藥劑，許多州予以跟進。到2012年，美國科羅拉多州和華盛頓州通過所謂「法律」，允許大麻用於「娛樂」（即「吸毒」），在這兩個州內，種植、生產、銷售大麻給成年人完全合法。加州目前也將大麻合法化。加拿大政府宣布將於2018年7月1日實行大麻合法化。

毒品除了給人的身體造成重大傷害，更重要的是造成人的精神依賴。當毒癮發作時，人可以為獲得毒品放棄一切道德底線。但是，主張大麻合法化的人認為，只要大麻通過合法途徑獲得，就可以有效減少非法毒品的流通，並可以通過合法化來加強毒品的監管，抑制與毒品相關的犯罪率。

許多州通過大麻合法化，也期待著毒品能夠給政府帶來幾十億美元的收入。但我們不難想像，當人依賴毒品而無心工作的時候，社會財富的創造必將大大減少，由此引發的健康問題大大增加，又何談增加政府的收入呢？這應該是一個常識。更何況，評價一件事情的對錯不該以經濟效益，而該以神的標準來衡量。按傳統道德標準，人的身體是神聖的，西方宗教認為是「聖靈的殿」，東方認為只有人體才可修煉提升為佛、道，吸毒是敗壞、褻瀆神仿照自己形象造就的人體，乃是墮落敗壞的行為。

據《洛杉磯時報》報導，在美國，推動大麻合法化的重要人物之一，是一位進步主義大金主。[24]2017年3月，有六位參議員致信美國國務院，要求調查此人利用其掌控的基金會在其它國家推動「進步主義」，顛覆「保守主義」政府。[25]

毒品合法化是進一步讓人喪失自我控制、遠離神，以及製造社會混亂並使經濟下滑，從而讓共產邪靈操控政治權力的武器。
（5）同性婚姻合法化

《聖經‧創世紀》中講述了索多瑪（Sodom）城的毀滅。其深重的罪惡之一就是同性戀。因此Sodom這個城的名字，已經演變為英文中的Sodomy，指「男同性戀」行為。只要對《聖經》稍有常識，都知道這是違背神的誡命的。

2015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的九個大法官，以5票同意（四個自由派法官加上搖擺法官）、4票反對（四位保守派大法官），裁定同性婚姻「合法」。[26]當時的總統隨後將白宮的推特圖像改為象徵同性戀的六彩顏色。而最高法院的裁決也讓原本禁止同性婚姻的14個州都無法執行他們的禁令。

2015年8月，肯塔基州羅恩郡（Rowan County）的一位市政職員出於個人信仰原因，拒絕向同性婚姻雙方頒發結婚證書，並拒絕服從必須頒發的法庭命令，因此被捕入獄，被處以5天監禁。[27]這一裁決實際上已經侵犯了憲法賦予她的信仰自由權。司法裁決被擺到了比神的誡命更高的位置上。

當最高法院通過同性婚姻「合法」的裁決後，前阿肯色州州長、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克‧哈克比稱，這是一個「司法暴政」（judicial tyranny）。[28]

菲利斯‧施拉芙麗列舉了9項法官對道德的侵蝕。它們是：1. 重寫憲法；2. 禁止讚美神；3. 重新定義婚姻；4. 侵蝕美國主權；5. 提倡色情作品；6. 培養女權主義；7. 嚴重阻擾法律的執行；8. 干涉選舉；9. 加稅。

截至2017年，有25個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已經正式認可或接受同性婚姻，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西班牙、挪威、丹麥、芬蘭、瑞典、葡萄牙、比利時、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等主要西方發達國家，令人觸目驚心。[29]法律可以體現道德，反過來也影響大眾道德的走向。將有違傳統道德的行為合法化，等於是政府和法律教導人違背道德、違背神的誡命。

另一方面，在所謂「政治正確」的影響下，社會大眾、民間團體，尤其信仰團體對社會亂象的批評被上升到政治與法律的層面阻止或禁止。不道德的行為被合法化後，評論與批評此事很容易被指控為違反法律，比如性別歧視。這樣的法律成為變相箝制人們進行道德判斷的藉口，等於為同性戀張目，讓人無限度地放縱慾望，走向墮落。
（6）推卸個人責任

傳統的宗教都是重視個人責任的。《聖經‧以西結書》以一個父親和兒子做比喻，二者一好一壞，他們承擔自己行為的後果，不因為有父子關係而對另一個人的行為負責。這裡談到的就是個人責任的問題，正如《聖經》中所說：「人種的是什麼，收的也是什麼。」中國人相信善惡有報，道理類此。

「自由意味著責任」，一個人有選擇思想、言論和行動的權利和自由，也需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一個人一旦犯了罪，就應該受到相應的懲罰，這就是正義的原則。而自由派的法官們卻鼓勵人推卸自己該負的責任，把責任歸因於社會環境，比如以經濟、種族、生理心理健康、教育等原因為說辭，讓犯罪分子逃脫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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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限制執法，為犯罪分子大開綠燈

在自由主義影響下，很多法官或立法部門刻意限制執法部門的正當權力，為犯罪分子大開綠燈。共產邪靈的最終目的是以此造成國家機器的癱瘓，藉以製造社會動盪，為擴大政府權限製造藉口，或伺機發動政變或革命。

很多州通過了極左的法律，最典型的就是「庇護州」法令。比如某「庇護州」禁止聯邦官員拘捕當地監獄裡的非法移民，禁止警察依民事移民逮捕令進行拘捕，並禁止地方執法機構與執行移民法的聯邦特工合作。

對犯罪分子的庇護令給公眾帶來嚴重的安全隱患。2015年7月，一名非法移民槍手薩拉特（Jose Ines Garcia Zarate）依該市保護令被三藩市監獄釋放，而聯邦移民官員則要求交出他，以第六次將其驅逐出境。薩拉特當時已經在美國犯下累累罪行，七次被控重罪、五次被遣返，其罪行涉及毒品、搶劫、槍枝等等，但他依然受到三藩市市政府的庇護，大搖大擺地出現在三藩市街頭。就在移民局要求再次遣返他時，三藩市警察局將他釋放，幾個小時後，他槍殺了一名在三藩市漁人碼頭散步的女子。

在對罪犯定罪的時候，對檢方要求極嚴，表面看是在保護嫌犯的合法權益，但最終的結果往往是讓犯罪分子鑽法律的漏洞。特別是狡猾的、有權勢、懂法律的犯罪者，或有精明律師出面辯護的，訴訟過程需要長年累月的時間、大量的金錢和精力，即使嫌犯真的犯罪，要將其繩之以法也非常困難。

隨著「性解放」思潮的擴散，法院引用所謂的生理學與性學研究結果，說明性侵害後果不嚴重甚至無害，以此輕判性侵害犯罪行為的案例數量相當驚人。[30]

還有很多犯罪分子被提前釋放，名義上是經費不足，或保障犯人的權利，但實質上是為了「政治正確」而削弱法律效力，破壞社會安定，為未來政府擴充權力埋下伏筆。

法律的公正性要求對罪大惡極之徒施以相應的懲罰，殺人償命是自古以來的通則，但有的國家、州卻以「人道」、「寬容」、「尊重生命」為名廢除死刑。

在變異的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衝擊下，一些人總是熱衷於關注罪犯的「權益」，無論他們犯下多麼凶殘的罪惡，也要為其權利吶喊；而面對罪行的受害者，這些人反而默不作聲。如果一個凶徒無論如何殺人放火、謀財害命而不用償命，還可以由納稅人供養終生，只是失去人身的自由，這對死去的冤魂、對那些受盡屈辱與痛苦的當事人和家人，又何來公正可言？

美國很多學者研究指出，死刑對遏阻謀殺犯罪具有「很強的嚇阻力」。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資深研究員穆豪森（David Muhlhausen）曾就此在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聽證會上做了「死刑嚇阻犯罪、拯救生命」的證詞：90年代魯賓（Paul Rubin）等三名學者，對美國3,000個城鎮二十年間的犯罪資料研究展示，平均執行一次死刑，可挽救18條被謀害的人命。在美國，即使反對死刑的學者也承認，死刑有遏阻謀殺的作用。[31]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變異的法律對反道德行為極其寬容、放縱的同時，又對社會上很多正常的做法極其嚴苛，如對家長管教孩子限制很嚴，弄得家長都不能管教孩子，實際上等於讓孩子從小沒有家教，放縱自己魔性的一面，以「愛護」之名毀掉很多孩子的未來。

將法律的「自由」內涵與強制性都推向極端，是魔鬼變異法律、毀掉法律神聖性與合理性的一個重要伎倆。
5）用外國法律削弱美國主權

當自由派大法官在美國憲法中找不到可以支持己見的條文時，他們就轉而從外國的法律中找依據。

譬如某大法官想推翻德州的反同性性行為法案，卻在憲法中找不到相應的條款，於是在勞倫斯訴得克薩斯州案（Lawrence v. Texas [2003]）判例中引用非美國的「權威機構」的條款，稱其為「在許多國家已經成為人類自由之完整性的一部分」，而授予同性間性行為「自由」。[32]該案件的判例也直接廢止了其它13州的反同性間性行為的法律。

共產主義思潮以各種方式席捲全球，亞洲和歐洲社會主義化的傾向已經極為明顯，非洲和拉丁美洲赤化嚴重，津巴布韋、委內瑞拉等許多國家都是沒有社會主義頭銜的社會主義國家。加拿大也無法獨善其身。

隨著商業擴張和全球化的推廣，美國越來越緊密地和那些國家綁定在一起。自由派大法官以國際慣例為名，自然很容易把共產主義的因素引入美國，而那些因素又會通過判例改變美國憲法精神，這是非常危險的，而且其本身也是違反美國憲法的。美國是自由世界的龍頭，如果連美國都不能保守傳統底線，那麼全球都將沉入共產主義的泥淖中。
4. 回歸法律的精神

上述種種法律亂象的出現，說明法律已經遠遠偏離了對神的教誨的遵從、對道德信仰的遵從。那些匪夷所思的反傳統道德的法律能得以通過與執行，說明法律的傳統道德根基已經被魔鬼動搖，這個社會道德已經處於全面危機之中。反傳統的法律把惡的行為合法化和常態化，等於為邪惡大行其道打開了大門，甚至於是打開了罪惡大門而關閉了從善之門，把社會引向歧途，加速了人類道德的沉淪和毀滅。

反道德的法律削弱了法律本身的權威，削弱了法律的治理能力，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也將導致政府干預的加強。

變異的法律將繼續摧毀傳統信仰，其最終結果將會把社會引向極權。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認為，一個沒有任何信仰的社會，也只能是一個專制的社會，因為只有一個專制的體制才能將沒有任何信仰的人們聚集在一起。[33]

一旦魔鬼完全控制法律，法律就將成為魔鬼敗壞人的強大武器，人類將無時無刻不在魔鬼的牢籠與枷鎖之中。面對此困境，人們只有兩種選擇：或者進行反抗，拒絕執行法律；或者改變自己的道德觀念，順應變異的法律要求。如果是前者，則法律形同虛設。正如法學家伯爾曼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34]同時社會出現抗爭、震盪與撕裂，而對法律的不同態度也將激化不同力量在政治上的爭鬥，帶來政治不穩定因素和政府管制的加強。如果是後者，則會導致傳統道德被不斷拋棄，社會道德下滑，法律則會更加變異，甚至變成「惡法亦法」而無人察覺。

如果走到這一步，無論社會大眾如何反應，最終都將落入魔鬼的陷阱，難以逃脫。

《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中曾列出了共產黨滲透美國的45個目標。我們將抽取與法律有關的條目，並一一比照現實。

第16條，用法庭的技術決定削弱美國的重要機構，稱其活動侵犯了民眾的權利。

第24條，廢除所有關於管治淫穢信息的法律，稱它們為「言論審查」，侵犯了言論和出版自由。

第29條，質疑憲法，稱其不足、過時、無法適應現代需要、阻礙了世界上國家間的合作。

第33條，廢除所有干涉共產黨機構運作的法律法規。

第38條，將一些逮捕人的許可權從警察手中移交給社會機構。把所有的行為問題視作精神錯亂並只有精神病醫生才能知道如何處理。

第39條，控制精神科職業，使用精神健康法律強行控制所有反對共產主義目標的人。

第45條，廢除康納利保留權（Connally Reservation，也稱為Connally Amendment，指美國可以決定某個案子是否適用美國國內司法管轄權），使得美國無法阻止世界法庭擁有對美國國內事務的司法管轄權。讓世界法庭管理美國國內事務。讓世界法庭管轄類似的國家和個人。

對照現實審視上述目標就會發現，這些目標幾乎已經或將要被一一實現。共產主義通過法律手段蠶食美國司法的現狀觸目驚心。

無論在原教旨共產黨國家裡基於仇恨的法律，還是不斷被漸進共產主義逐步蠶食的西方法律，都喪失了法律的基本精神──「敬神」和傳統的道德。

如果我們不能守住這個底線，不能以神的誡命為最終善惡的標準，我們就只能在共產邪靈的侵蝕下喪失司法獨立和道德底線，並最終聽任被共產邪靈所控制的代理人利用法律打擊善良和縱容邪惡，不知不覺中執行邪靈毀滅人類的最終圖謀。儘快擺脫邪靈的控制，刻不容緩。#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

[1] [美]哈羅德‧伯爾曼著，梁治平譯：《法律與宗教》（北京：三聯書店，1991）。

[2] 班固：《漢書‧董仲舒傳》。

[3] [美]哈羅德‧伯爾曼著，梁治平譯：《法律與宗教》。

[4]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5] Sergey Nechayev, The Revolutionary Catechism, 1869.

[6] Vladimir Lenin,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utsky,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 ... common_liberal.htm.

[7] 李玉貞： 〈一部顛覆性著作：《二十世紀俄國史》〉，《炎黃春秋》2010年第十期。

[8] 歐陽非：〈紅色荒唐言論〉，明慧網，2015年1月8日，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5/1/8/302850.html.

[9] Francis Bacon, “Of Judicature,” Essays, Civil and Moral, http://www.bartleby.com/3/1/56.html.

[10] 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v. Casey (Nos. 91-744, 91-902). “Some of us as individuals find abortion offensive to our most basic principles of morality, but that cannot control our decision. Our obligation is to define the liberty of all, not to mandate our own moral code.”

[11] Tom Murse, “Number of Pardons by President,” ThoughtCo, March 09, 2018, https://www.thoughtco.com/number-of-pardons-by-president-3367600.

[12] Gregory Korte, “Obama Commutes Sentence of Chelsea Manning in Last-minute Clemency Push,” USA TODAY, January 17, 2017,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 ... -manning/96678814/.

[13] Paige St. John and Abbie Vansickle, “Here’s Why George Soros, Liberal Groups Are Spending Big to Help Decide Who’s Your Next D.A.,” Los Angeles Times, May 23, 2018, http://www.latimes.com/local/cal ... 0180523-story.html.

[14] Affidavit of Roger N. Baldwin, December 31, 1938, Investigation of Un-American Propaganda Activ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arings before a Special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75th-78th Congress, 3081-3082.

[15]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Minneapolis, MN: Richard Vigilante Books, 2006), 26-27.

[16] Phyllis Schlafly, “Pots of Gold Behind Crosses and Ten Commandments,” The Eagle Forum Report, June 4, 2004, http://eagleforum.org/column/2004/june04/04-06-23.html.

[17]  “The U.S. Pledge of Allegiance: Circuit Court Decision, Reactions, etc.,” Religious Tolerance, http://www.religioustolerance.org/nat_pled3.htm.

[18] Passed/agreed to in House: On Motion to Suspend the Rules and Agree to the Resolution Agreed to by the Yeas and Nays: (2/3 required): 416 – 3, 11 Present (Roll no. 273)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 ... use-resolution/459.

[19] Submitted in the Senate, Considered, and Agreed to without Amendment by Yea-Nay, 99-0, June 26, 2002,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0 ... ate-resolution/292.

[20]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30.

[21]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58.

[22]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60-61.

[23]  “CNN Revels in Pot Smoke during New Year’s Eve Report from Denver,” Fox News, January 1, 2018,  http://www.foxnews.com/entertain ... t-from-denver.html.

[24] Patrick McGreevy, “Billionaire Activists like Sean Parker and George Soros Are Fueling the Campaign to Legalize Pot,”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2, 2016,  http://www.latimes.com/politics/ ... 0161102-story.html.

[25] Adam Shaw, “GOP Senators Ask Tillerson to Probe US Funding of Soros Groups abroad,” Fox News, March 15, 2017, http://www.foxnews.com/politics/ ... groups-abroad.html.

[26]  Ariane de Vogue and Jeremy Diamond, “Supreme Court Rules in Favor of Same-sex Marriage Nationwide,” CNN News, June 27, 2015, https://www.cnn.com/2015/06/26/p ... -ruling/index.html.

[27] Todd Starnes, “Kentucky Clerk: This is a fight worth fighting,”  Fox News, September 3, 2015,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 ... to-go-to-jail.html.

[28]  “Attorney for Kim Davis Speaks out, Huckabee Blasts ‘Judicial Overreach’ in Case,” Fox News, September 8, 2015, http://www.foxnews.com/transcrip ... reach-in-case.html.

[29] 〈同性婚姻〉，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同性婚姻。

[30] The Stop the Kinsey Institute Coalition, “Kinsey Helped Undermine Laws Protecting Women & Children,”  http://stopthekinseyinstitute.org/more/undermining-laws/.

[31]曹長青：〈絕不應廢除死刑〉，《中國報導週刊》，2015年6月7日， http://www.china-week.com/html/6405.htm。

[32] Phyllis Schlafly, The Supremacists: The Tyranny of Judges and How to Stop It, 49.

[33] [法]托克維爾著，董果良譯：《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

[34] [美]哈羅德‧伯爾曼著，梁治平譯：《法律與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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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6/15/n104859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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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7)：藝術篇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19 5:00 AM 人氣 18399       
標籤: 共產主義, 藝術,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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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6月20日訊】第十一章 藝術篇：從讚美神到褻瀆神

目錄

1. 藝術是神傳給人的
2. 藝術對人類的巨大影響
3. 共產邪靈對藝術的破壞和利用
1）共產黨國家對藝術的利用和控制
2）先鋒藝術背後的共產邪靈
3）以醜為美，顛倒傳統審美觀
4）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毀滅人類
結語
1. 藝術是神傳給人的

人類關於「美學」的探討汗牛充棟。信神的人知道，最美的一切來自天國世界。高深的藝術，都盡力模仿並在人世間展示天國的美。有些藝術詞彙是從相關的神的名字直接演變來的。如果某一領域的藝術家能得到神的啟迪或加持，就能成為該領域中的翹楚。

文藝復興時代的藝術大師秉著對神的虔誠信念，殫精竭慮地創作歌頌神的作品。他們的正念和善行，得到神的肯定和加持。包括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在內的文藝復興中期的藝術家，神奇地掌握了遠遠超越前代也超越同時代人的技法，他們的繪畫、雕塑、建築等作品，成為人類藝術的不朽經典，幾百年來為人類樹立了崇高的典範。欣賞借鑒這些作品，不僅能讓後代的藝術家學習純正的藝術技法，也讓普通人真切體會神對人的關懷和眷顧。如果人們對他們的藝術作品、手法和精神善為保存，就能夠保持和神之間的聯繫，即使在人類社會普遍下滑之時，還有希望走回傳統和得救之路。

音樂同樣如此。德國一家歌劇院有這樣的話：「巴赫給了我們上帝的言語，莫扎特給了我們上帝的笑聲，貝多芬給了我們上帝的火焰，而上帝給了我們音樂，使我們可以不用語言祈禱。」巴赫一生以敬仰、讚美和侍奉神為最高創作原則。在巴赫的所有重要樂譜上，都可以看到SDG這三個字母，即拉丁文「Soli Deo Gloria」的縮寫，意思是「榮耀歸於上帝」。

這是藝術家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在受到神的啟示後，把天國世界的事物表現在我們的物質空間中。人類歷史上那些最偉大的繪畫與雕塑、古典音樂中最傑出的曲目，都是由信神者創造的，並成為人類藝術的巔峰。

藝術包含著三個最重要的元素，即模仿、創造和溝通。藝術的創作都是圍繞某個「主題」進行的，這個「主題」就是作者試圖表達的某種信息，無論其藝術形式是詩歌、繪畫、雕塑、攝影、小說、戲劇、舞蹈或電影等。藝術家試圖把這種「主題」傳遞到讀者、聽眾或觀眾的心裡，這一過程就是「溝通」──即讓受眾接受作者的思想，也是藝術創作的目的。

為了達到溝通的目的，藝術家需要有高超的模仿能力，而模仿的對象則可能是神的世界、人間世界或者魔鬼的世界。藝術家又在「模仿」的基礎上加以「創造」，提煉出模仿對象更深刻或更本質的元素，以增強藝術家的「表現力」或者說「溝通能力」。如果一個人擁有對神的虔誠正信和高尚的道德，神會賜給他創作靈感，他創作出的作品是富有神性、純正善良的，對其本人、受眾和社會都是有益的。相反，當人丟棄道德，放縱自己的魔性，邪靈、撒旦和其控制的低靈爛鬼就能夠乘虛而入，藉助人去描繪醜惡骯髒的現象，甚至表現低靈、鬼魂的世界，這樣的作品對創作者、受眾和社會都是有害的。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不難理解正統藝術的價值。東西方神傳的文化藝術是連接不同的神與人類文明的通道，所傳遞的是美、善、光明和希望等信息；而共產邪靈操縱人炮製出來的各種變異藝術，則是為了讓人遠離神，並更加靠近魔鬼。
2. 藝術對人類的巨大影響

偉大的藝術作品具有傳承文明、涵育道德、傳播知識、陶冶情操的作用，在東西方各大文明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

古希臘數學家、哲學家畢達哥拉斯認為，音樂的奧祕在於對天體所呈現的和諧之數的模仿，反映出宇宙的和諧法則。中國人也有類似的觀點。《史記‧律書》和《樂書》提到音樂和五行的對應，以及樂器的製作方法，也是對天地之數的模仿。唯此才能讓音樂達到與天地的和諧──即「大樂與天地同和」。這樣的樂不僅可以招來仙鶴、鳳凰等神鳥，還能請來神仙。

孔子曾說「鬱鬱乎文哉，吾從周」，[1]是因為孔子崇拜周公以禮樂治國。「舜作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2]亦說明純正的音樂對人的教化作用。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陣樂》威服四夷，《新唐書》記載，玄奘西行取經時，遠在中天竺的戒日王尸羅逸多對玄奘說：「你們國家的國君是個聖人，作《秦王破陣樂》。」[3]

路易十四時代的法國宮廷通過舞蹈和藝術展現了優雅和公民規範，舞蹈傳播的不僅僅是技巧，還有社交禮儀和行為規則。路易十四以藝術和文明薰陶歐洲，得到歐洲其它宮廷和大眾的效仿。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不僅是傑出的君王，還是一位音樂家，既作曲又演奏長笛。他下令修建了柏林歌劇院，親自督導歌劇，並讓更多的社會階層來接觸歌劇。到了今天，歌劇成為德意志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上述幾個例子可見正統藝術傳播之廣和她的感染力。

正統藝術符合自然或宇宙的法則，效法神的智慧，帶有特殊的力量和效用，對人的身體和精神都有巨大的正面影響。人們在從事正統藝術創作時，不但身體要按照技術要求參與其中，而且在過程中心靈的專注、靈魂與藝術所表現主題的溝通，往往讓人有超越這個物質世界的特殊體驗。比如唱頌神的歌曲時，那種肅穆莊嚴接近神的輝煌而美好的體驗，難以形諸筆墨。

對欣賞藝術的人而言，藝術作為一個可以通神的特殊的載體，背後凝結著很多人的智慧、創造和靈感，往往有著超越表面的深刻內涵，有的作品甚至傳遞著特殊的精神能量。這些都能夠在靈性和精神的層面對人起到獨特的作用，而這種作用是其它物質手段所無法取代的。

在影響社會道德精神方面，一個好的藝術家，可以將抽象的價值通過一個個動人的故事灌注到人們的心中。即使一個人並沒有高深的學問、沒受到過良好的教育，也會從藝術中受到心靈的啟迪和道德的薰陶。在傳統社會裡，對是非善惡的認識，西方人有多少是從《美人魚》、《白雪公主》這樣的民間童話中獲得，中國人有多少是從四大名著、評書、戲劇中得到的？而那些展現天國世界的作品，更讓我們感受到神的偉大，心向神往並產生皈依的願望。

與此同時，那些不好的價值觀，也可以通過藝術不知不覺地影響人。編劇教授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在《故事》一書中寫道：「每一個有效的故事，都會向我們傳送一個負荷著價值判斷的思想，將這個思想楔入我們的心靈。一個故事的說服力是那麼的強大，即使我們發現它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我們仍有可能會相信它所傳遞的價值。」[4]

藝術在正反兩方面都可以對人類的道德價值、思想與行為產生巨大影響。這一點並非誇大其詞，在我們當下的社會裡，仍然能夠找到許多具體的例證。

「莫扎特效應」（Mozart Effect）已經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關注。科學界對莫扎特音樂對人乃至動物的正面影響開展了多項研究。2016年，對莫扎特效應更深入的研究發現，莫扎特音樂對人類的認知功能、行為有正面影響。令人驚奇的是，反向播放的莫扎特音樂起的是完全相反的作用。而勛伯格的現代無調性音樂對人起的作用和反向莫扎特音樂非常相似，也就是說有負面影響。[5]

與無調性音樂相比，搖滾樂的負面效應更大。有人曾經統計過兩個相似城市的資料，廣播電視大量播放搖滾樂的城市，未婚先孕、輟學、青少年死亡、犯罪等等都比放正常音樂的城市高50%。許多搖滾樂美化自殺，[6]「有代表性的黑色的旋律和令人抑鬱的歌詞，都可以被看作鼓勵自殺，而且年輕人聽多了搖滾之後去自殺已經是不可辯駁的事實。」[7]聽了搖滾樂按照歌詞描述的死法自殺的青少年並不少見，搖滾樂手陷入抑鬱、濫用毒品甚至自殺更是一個普遍現象。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負面例子是納粹國家電影《意志的勝利》。該宣傳片（儘管導演萊尼‧瑞芬斯塔爾辯稱她所拍攝的是紀錄片）藝術手法高超。它展現的宏大場面和力量，使得觀眾對其背後傳遞的精神力量感同身受，許多首創的拍攝手法和高超的技巧影響了諸多後世電影。它為希特勒和納粹德國起了巨大的宣傳作用，被稱為「最具權威性的宣傳電影」。2003年，英國《獨立報》評論說：「《意志的勝利》蠱惑了許多人，使他們讚賞而非輕視納粹主義，無疑為納粹黨在世界範圍內爭取了很多朋友和盟友。」[8]

理解了藝術的巨大力量，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傳統藝術的重要性和魔鬼為什麼要變異人類的藝術。
3. 共產邪靈對藝術的破壞和利用

由於藝術對改變社會具有巨大的作用，共產邪靈利用和控制藝術作為其「社會改造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的重要手段，這一點毫不奇怪。
1）共產黨國家對藝術的利用和控制

共產黨國家深知藝術的力量，因此以藝術作為給人洗腦的方式，把所有的藝術形式都變成了洗腦工具。許多人嘲笑中共有唱歌的將軍、演小品的將軍，認為這些沒有受過軍事訓練也沒有拿過槍、指揮過戰爭的人怎麼配做將軍？而實際上，中共認為這些人在推行和維護共產邪教上，起到的作用與軍隊同樣重要，甚至是軍隊所不可比擬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授予他們軍銜，也是符合共產黨的原則的。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9]

共產國家的文藝演出，是以藝術的方式讓百姓忘記共產黨治下的苦難，培養對共產黨的忠心。這種對內對外的宣傳和洗腦所起的作用是軍隊無法起到的。

中共北京奧運會耗巨資的盛大開幕式、朝鮮的《阿里郎》大型歌舞祭、前蘇聯的芭蕾舞團，都是服務於黨的需求。2011年9月中共文化部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肯尼迪藝術中心舉行了一個所謂「中國：一個國家的藝術」系列中國文化節，居然把宣揚階級仇恨與共產暴力革命的經典樣板戲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搬上了國際舞台，給外國人「洗腦」。

如果有正統的、貼近神的藝術或者弘揚人類傳統價值的藝術同時存在，洗腦「藝術」就會被識別並失去洗腦功效，甚至無法生存。這就是為什麼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對藝術和出版行業都有嚴格的審查制度。
2）先鋒藝術背後的共產邪靈

許多世紀以來，古典藝術代代相傳。這種傳統延續到20世紀戛然而止，藝術傳承被一個接一個的激進和前衛的「主義」替代，藝術迅速走向變異，「宏大、鼓舞人心和美麗的（藝術）被新的、不同的和醜陋的代替。」[10]藝術的標準降低，直到降得沒有標準，只剩扭曲的自我表達。人類失去了審美的普世價值。

回顧所有這些新的藝術運動或「主義」的源頭，都與共產主義思潮有著密切關係。其中很多藝術家要麼是共產黨員，要麼是變種共產主義者，或是受這些思潮影響的人。

共產國際的匈牙利文化委員、西方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Lukacs）創辦了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其中一個任務就是通過背棄文化，建立「新的文化形式」，該文化形式必須排除「自覺地模仿創世主的藝術」。德國社會主義者、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馬爾庫塞在《審美之維》中稱：「藝術抗議並超越現存的社會關係，它顛覆占統治地位的意識，也就是日常經驗。」[11]也就是說，他們要鼓動藝術去反神、顛覆傳統道德。此類觀點主導了現代藝術的走向。

法國現實主義畫派的開創人庫爾貝（Gustave 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參與者之一。他當選為「公社委員」以及激進藝術家組織「藝術家聯盟」（Federation of Artists）主席，以「極大的熱情」投身「改造」舊制度和建立新的美術趣味的工作。在庫爾貝的授意下，聯盟拆毀了一座新古典主義建築物──旺多姆紀念柱（Vendôme Column，後被重建）。庫爾貝否認人類是上帝創造的，著意表現無產階級世界觀和唯物主義。他的「名言」是：「我不會畫天使，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12]庫爾貝一邊搞革命，一邊「改造」藝術。他的畫以「現實」之名，用醜陋代替美，將畫暴露的女人，特別是畫女性生殖器作為其「革命舉動」，以實現對傳統的反叛與顛覆，配合煽動共產運動。從庫爾貝的人生履歷中，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和現代藝術在誕生之初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在「現代性」思想的影響下，從19世紀的最後幾十年開始，藝術家的「革命熱情」持續高漲，一個個藝術運動接連出爐。不同於傳統的流派，這些藝術是一場場斷裂式的「先鋒運動」。「先鋒」（Avant Garde）一詞最早就是被社會主義學者運用於藝術理論，作為與「政治革命」相匹配的文化先鋒。

19世紀末，魔鬼安排印象派登場。從此，現代藝術家們開始了不顧傳統繪畫技法所要求的比例、結構、透視、明暗過渡等等，以追求自我感受為中心的「探索」。新印象派（點彩派）與後印象派相繼出籠，分別以修拉（Georges-Pierre Seurat）和梵高（Vincent W. van Gogh）為代表，兩人都有社會主義情結。梵高過度酗酒，晚年得了精神病，他的畫作就彷彿是吸食毒品後的人所看到的世界。

藝術作品是創作者和觀眾溝通的媒介，作品中帶有創作者想要表達傳遞的信息。文藝復興巔峰時期的藝術家傳遞給觀眾的信息是善和美；現代派藝術作者放縱自己的主思想，讓鬼和低靈控制自己的大腦，他們本人常常是瘋瘋癲癲的，其作品傳遞的信息是陰暗、負面的。梵高等印象派畫家的許多畫作帶給觀眾的就是朦朧灰暗、陰森頹廢、無理性的感覺。

印象派之後是表現主義和野獸派，再後是由畢加索領頭的立體主義。1944年，畢加索登報宣布加入法共。他在《我為何成為共產主義者》文中說：「我加入共產黨是我生命和作品中有邏輯的一步，這給了它們意義。」「在被壓迫和反抗中，我不只要用繪畫，還要用生命去戰鬥。」[13]畢加索鼓吹打破傳統畫法，每樣事物在他那裡就像一塊軟泥，任由他捏弄，弄得越怪異，他就越滿意。製造怪異的過程，就是不斷破壞畫面的過程，使之達到一種讓人看後不得其解的狀態。就連和他一起創建立體主義的現代派繪畫者都不喜歡他的作品《亞維農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 Avignon），認為他在「吞油噴火」。[14]

立體派成員之一馬塞爾‧杜尚（Marcel Duchamp）又發展出「達達主義」，以展出現成物的方式實現對傳統藝術的顛覆和反叛，他因此被稱為「西方現代藝術之父」，導向了「任何東西都可稱為藝術」的理念。德國「達達主義」的行動綱領更是與共產主義直接掛鉤，宣稱：「在激進的共產主義基礎上，一切富於創造的男女實行革命的國際聯合……立即取締私有財產，共同分享一切……要解放全人類。」[15]

達達主義對傳統的狂熱批判，在法國演變為超現實主義，其代表人物是共產黨人布勒東（André Breton）。他認為，共產主義革命是理想的革命形式。他反對一切理性、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壓制」，這代表了當時歐洲現代藝術的典型觀點。

其後不斷更迭的藝術運動還包括抽象主義、極簡主義和波普藝術等。抽象主義表達的是情感強度，反映反叛、無秩序、超脫於虛無以及逃避現實的內容。到後現代主義那裡，公認的事實、常規、推理和道德觀念更是被全部粉碎。[16]更有甚者，還有直接褻瀆耶穌和聖瑪利亞的所謂「藝術」作品。[17]

現代派藝術家並非都支持左翼政治，但與共產主義在精神上相投──即以排神、取代神作為人類理性和生存的出發點。這些「主義」一旦得勢，就呈現出滾雪球效應，最終基本上將古典藝術徹底邊緣化了。

哈佛專家

3）以醜為美，顛倒傳統審美觀

各種現代藝術的出現及其後來的發展，以醜為美，徹底顛覆了傳統審美觀，甚至達到了觸目驚心、令人不堪入目的程度。

馬塞爾‧杜尚在小便池上簽名，以「泉」為題在紐約展覽，雖然當時被拒絕展出，這種「惡搞」卻被後來的藝術家和藝術院校認為具有「開創性」。至此架上繪畫空前地被否定，裝置藝術隨之興起。伊弗‧克萊恩（Yves Klein）於1958年在巴黎依麗絲‧克雷爾畫廊舉辦一個名叫「空」的展覽，展出的作品竟是空空無物的四壁。

德國先鋒藝術家的精神領袖博依斯（Joseph Beuys）在1965年，整個頭部塗上蜂蜜和金箔，懷抱一隻死兔子念念有詞三個多小時──《怎樣向一隻死兔子解釋繪畫》。博依斯認為「人人都是藝術家」，有一次，一個人實在忍無可忍地質問博依斯：「你講了太陽底下所有的東西，就是不講藝術。」博依斯平靜地回答：「我認為太陽底下的所有東西都是藝術。」

現代主義藝術代表曼佐尼（Piero Manzoni）在1961年把他的大便裝在90個小罐子裡當做藝術品出售，名為《藝術家之糞》（Merda d’Artista）。2015年，其中一個大便罐頭在倫敦以182,500英鎊售出，相當於差不多20.3萬歐元，是當天同等重量的黃金價格的數百倍。他還直接在脫光了的女人的臀部簽名，給那些讓他簽字的裸女命名為《活雕塑》（Sculture viventi）進行展出。

還有女教授脫光了把狗屎抹在身上展出的、有畫家用動物糞便亂塗的東西居然還得了著名大獎。中國有的所謂「藝術家」赤身裸體，全身塗滿蜂蜜和魚油，讓蒼蠅沾滿自己的身體。這種場景讓人感覺到生命是下賤、醜陋和噁心的。[18]在BBC播放的一部調查中國「極端藝術」的紀錄片「北京鞦韆（Beijing Swings）」中，有一個所謂的行為藝術家，表演的是吃死孩子肉。影片主持人瓦爾德馬‧簡納西恰克（Waldemar Januszczak）評論道：「中國正在製造全世界最離譜、最黑暗的藝術。」[19]其實，這是人追求魔性的結果。一些所謂「現代藝術」的齷齪噁心、下流無恥其實早已超出了人類的心理承受極限，「先鋒派」的所作所為就是一場藝術領域的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這種潮流讓藝術界搞現代主義的人如魚得水，真正懂技法的畫家們舉步維艱，嚴格遵循傳統、刻苦磨練真正的技藝的畫家和雕塑家甚至沒有了生存的空間。就在1922年，英國拉斐爾前派及新古典主義畫家高德瓦德（John William Godward）由於其嚴謹寫實的古典風格在推崇畢加索亂畫風格的美術界受到歧視而自殺身亡，據說臨死前他留下一句話：「世界沒有大到能同時容下我和一個畢加索。」[20]

魔鬼敗壞音樂的方式也採用類似的手段。正統的音樂符合樂理和規範，音律和隨之產生的各種調性和調式來自於和諧的自然規律。神創的宇宙是和諧的，人能夠欣賞宇宙的和諧，產生美感，因為人也是神創造的。現代派無調性音樂排斥調式、和弦和旋律等音樂的傳統元素，結構缺乏規範，是對神傳的古典音樂的否定。無調性音樂和宇宙的和諧對立，這也是為什麼一般聽眾會感到其難聽刺耳。現代派「音樂家」則用其「審美理論」解釋說聽眾的耳朵必須經過訓練，習慣這種音樂之後才能欣賞它。

現代派音樂奠基人勛伯格（Arnold Schoenberg）在無調性音樂的基礎上，推出了所謂的「十二音體系」，創造了反傳統的音樂技法。勛伯格的音樂在當時被認為是反德國音樂文化的，是對品味、感情、傳統和所有美學原則的背叛。他的音樂被當時的德國人稱為可卡因：「演奏勛伯格（的音樂）和給人們開可卡因店的效果是一樣的，可卡因是毒藥，勛伯格就是可卡因。」[21]後世的樂評人這樣評價，「勛伯格巨大成就的一種體現，就是他過世後50年，還有能力讓地球上任何音樂廳空空蕩蕩。」[22]

真正使勛伯格被廣泛接受的是法蘭克福學派重要人物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的音樂理論。阿多諾在其1949年寫的《現代音樂哲學》中，用哲學理論「論證」勛伯格的十二音技法達到了音樂創作發展的「巔峰」。這為後世的現代派音樂創作者和批評家廣泛接受勛伯格的「十二音體系」音樂鋪平了道路。[23]此後勛伯格被很多人效仿，對先鋒派音樂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先鋒派浪潮亦對音樂界產生了重大衝擊。

在用現代派音樂破壞傳統之後，「先鋒藝術」用搖滾樂代替了古典樂在人們生活中的位置。美國共產黨音樂理論領軍人物芬可斯坦（Sidney Finkelstein）公開要求打破古典樂和通俗樂的界限，這導致了節奏強烈的搖滾樂後來滲透美國，將古典音樂和傳統音樂擠壓得只剩下一點極其狹小的生存空間。[24]

搖滾樂的特點是和聲不和諧，旋律不規整，音樂中充滿了節拍、情感的衝突和矛盾，如同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史記》中說，只有符合道德的「音」才能稱為「樂」，而搖滾樂音樂人的生活和創作中的重要主題卻是性、暴力和毒品。

從搖滾樂之後，美國出現說唱（rap）和嘻哈舞（hip hop）等，風靡一時。說唱充滿粗口，以毒品、暴力、髒話來表現對傳統和社會的叛逆。[25]隨著整個社會道德的下滑，過去這種被視為「亞文化」的藝術形式已經入侵了主流社會，並在主流藝術殿堂受到追捧。

前面我們主要闡述了美術和音樂的現狀。其實，整個藝術界都受到了巨大的衝擊，都出現了受現代派藝術的影響，對傳統的創意、手法、技巧的背離的現象，雕塑、建築、舞蹈、裝飾、設計、攝影、電影等等都是如此。許多從事現代派藝術的人都受到過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強烈影響。如現代舞的創始人鄧肯，本人是雙性戀和無神論者。她反對芭蕾，認為芭蕾是醜陋和反自然的。她本人和100名學生用《國際歌》作為舞蹈主題，在莫斯科為列寧演出。[26]

這些東西之所以能夠在世界上立足，形成潮流，甚至變成主流，和共產邪靈通過其在藝術界的代理人對神傳藝術的敗壞有緊密聯繫，而在表現上則有一種自欺欺人卻又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的邏輯：即如果有一套能夠自圓其說的美學理論作為依據，哪怕是垃圾也能成為藝術。

如果仔細審視這些「先鋒藝術」和「傳統藝術」的差別，人們會發現：「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不僅用藝術讚美神，更通過對「美」的呈現來喚起人心中的「真」和「善」，從而維繫著社會的道德；而各種變異的所謂先鋒「藝術」則在竭力顛覆「文藝復興」的所有成就。它們在引導人們欣賞「醜陋」。這種「醜陋」喚起人的「魔性」，讓陰暗、頹廢、墮落、暴力乃至邪惡等負面思維主導人，將神所創造的壯美的風景、人自身的神性、道德以及社會加以肢解和醜化，甚至直接褻瀆神，從而讓人不僅疏離神，也疏離人自身的內在神性、疏離社會和傳統價值。[27]
4）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毀滅人類

文學是一個特殊的藝術門類。它以語言為載體，傳承著神賜給人的智慧，也記錄著人類寶貴的生活經驗。古希臘兩大經典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生動展現了特洛伊戰爭前後複雜曲折的歷史故事，真切描述了神人同在、共同塑造歷史的恢宏畫卷。史詩所歌頌的勇敢、慷慨、機智、正義、節制等美德，成為古希臘文明和整個西方文明價值觀的重要來源。

鑑於文學對人的巨大影響，邪靈操控其人間代理人和追求名利、不明真相的世人，炮製推廣大量的「文學作品」，給世人灌輸魔鬼的意識形態，詆毀傳統文化，敗壞世人道德，散播對人生的絕望感、荒謬感、虛無感，讓人整體適應魔鬼統治之下的邪惡、變異的汙濁世界。文學成為魔鬼統治世界的重要工具之一。

最直接灌輸魔鬼意識形態的是共產黨徒宣傳共產主義的各類作品。巴黎公社被鎮壓後，公社委員歐仁‧鮑迪埃創作了《國際歌》，叫囂「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揚言要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國際歌》成為第一國際、第二國際的會歌，也是中國共產黨的黨歌，在世界各國共產主義者的集會和文藝作品中廣為使用。

在蘇共和中共歷史上，共產黨為了給民眾洗腦，也指使其文人採用相對傳統的技法，表現「無產階級」的生活和「階級意識」，圖解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出產了一大批作品，比如蘇聯小說《鐵流》、《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共的《青春之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等，都曾經起到巨大的宣傳作用。共產黨把這種風格的作品稱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毛澤東把這種文藝的功能概括為「為工農兵服務」、「為無產階級服務」。[28]這種文學的意識形態灌輸功能非常明顯，對此人們已經有相當清晰的認識。但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敗壞人類的手段並不局限於此，下文撮其大端，分而述之。

第一，利用文學破壞傳統。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一個重要步驟是詆毀神傳給人的正統文明。不管在中國還是在西方，邪靈都利用具有邪惡變異思想的文人，創作和傳播扭曲及辱罵傳統文化的作品。在所謂「新文化運動」當中憑著對傳統的惡毒攻擊而一舉成名的魯迅對中國歷史的態度是全盤否定。在發表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裡，他借人物之口宣稱：中國的歷史上只寫著兩個字──「吃人」。就是這個魯迅，被毛澤東吹捧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毛還說：「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9]在歐洲，1909年意大利詩人馬里內蒂發表《未來主義宣言》，號召全面反對傳統，頌揚機器、技術、速度、暴力和競爭。俄國詩人、共產主義者馬雅可夫斯基1913年發表《給社會趣味一個耳光》，也表達了和俄國傳統的文學趣味決裂的決心。

第二，以「表現現實」之名，表現醜惡。文人、藝術家用文學和藝術表現醜陋、怪異、恐怖的事物或場面，最常用的一個藉口是「表現現實」。在他們看來，古典藝術強調和諧、優美、清晰、節制、合宜、均衡、普遍性、理想性等，必然導致表現現實時要進行選擇和加工，作品無法做到絕對的真實。這種觀點實出於對藝術的起源和功能的誤解。藝術雖然來源於生活，但卻應該高於生活，才能給人健康的娛樂和高尚的引導。因此，藝術家創造時必須對表現的對象進行選擇、提煉和加工。一味強調「寫實」，實際上等於抹殺了生活和藝術的界限。如果這種絕對的「寫實」就是藝術，那麼每個人的所見所聞就是藝術，又何必花費那麼大的人力物力去培養藝術家呢？

第三，利用文學敗壞道德。邪靈操縱其人間代理人，製造了包括「表現真實的自我」、「自動寫作」等很多似是而非的藉口，其目的是讓世人摒棄正統的道德標準，放縱人性惡的一面。例如前文提到的法國共產黨人、詩人布勒東在《超現實主義宣言》中，如此界定這個新的文學主張：「純粹心靈的自動主義，意圖運用這種自動主義，以口語或文字或其它任何方式來表達真正的思想功能。它只聽命於這種思想，不受理性的任何控制，不依賴任何美學或道德偏見……」[30]

「意識流」寫作與超現實主義的「自動寫作」密切相關。由於受弗洛伊德心理學的影響，從20世紀初開始，一些西方作家開始進行「意識流」創作實驗。這類作品往往以小人物（反英雄 anti-hero）為中心，情節簡單，通過內心獨白、自由聯想等，呈現個人內心隱祕的思想活動。我們知道，人性當中善惡同在，人在一生當中，要通過不斷的道德修養和自我克制，不斷提高自己，把自己變成一個道德高尚的好人。很多現代人的思想中都包含著不少惡念、慾望；如果以一種放任自流的方式，不加檢束地把自己的各種思想意識呈現在公眾面前，就等於用一個人的不好的思想去汙染全社會。

第四，以「批判」、「抗議」之名，放縱魔性。生活在西方自由世界裡的文人和藝術家，在反傳統思想的影響下，視一切法律制度、社會規範和道德信條為限制和壓迫。在有些情況下，他們看到了現代社會的某些問題，也看到了人性的弱點。但是他們不是理性地思考和應對，卻以「批判」、「抗議」的名義，走向放縱個性的極端個人主義。為此，他們不惜放大自身的魔性，包括仇恨、懶惰、各種慾望、性的衝動、攻擊性、對名利的追求等等，藉助於變異的手法表達所謂「抗議」。但是，放鬆道德的自我約束恰恰是中了魔鬼的圈套，不但無助於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只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風雲一時的美國詩人艾倫‧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代表之一，至今為很多具有反叛意識的人所推崇。他的長詩《嚎叫》（Howl）描寫了酗酒、性濫交、注射毒品、雞姦、自殘、嫖妓、裸奔、暴力襲警、偷竊、漫無目的的遊蕩、瘋癲等極端的生活和心理狀態。隨著反文化運動被體制承認（institutionalization），《嚎叫》進入各種文學選本，獲得了「文學經典」的地位。金斯堡承認自己早年是共產主義者，並表示對此並不後悔。[31]他崇拜卡斯特羅和其他共產獨裁者，大肆鼓吹同性戀和戀童。在金斯堡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同源性。

第五，利用文學傳播色情。進入20世紀以後，文學作品開始露骨地表現色情內容，某些作品中黃色片段俯拾皆是，卻成為受人吹捧的「經典」作品。很多評論家、學者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吹捧這類作品多麼真實、藝術手法多麼高超。我們知道，傳統道德的很多方面就是以禁忌的方式發揮作用的，不管以多麼冠冕堂皇的藉口打破這些禁忌，都是在敗壞人的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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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讓低靈爛鬼通過文學控制人體。過去幾十年來，隨著人類文化的日益複雜，出現了大量的所謂「類型小說」（genre fiction），包括驚悚、恐怖、靈異、幻想等等，邪靈、撒旦操縱的低靈爛鬼可以通過其中部分作品侵襲、控制人的思想，進而控制人體。這就造成了人的非人化，很多歷史上聞所未聞的變異現象都跟低靈控制人體有關。

俗話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學藝術墮落到成為魔鬼的順手工具也經過了相當長的過程，涉及不同的流派。「浪漫派」拓寬了文學對生活的表現範圍，一些醜陋、怪異的現象，人的極端、瘋癲的精神狀態，通過文學作品進入大眾的視野。幾個著名的英國「浪漫派」詩人因為其寫作題材的不道德性，曾被稱為「撒旦派」（The Satanic School）詩人。現實主義打著再現現實的旗號，開始表現人性中更加卑下的部分，某些作品過度渲染變異思想和不道德行為。一位文學批評家說現實主義是「四足著地、在地上爬行的浪漫主義」。[32]自然主義把人的道德墮落歸因於社會環境和家族遺傳性精神病，這就替個人開脫了道德責任。唯美主義提出了「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強調藝術的功能在於給人提供感官的愉悅，而不應該承擔任何道德的功能。事實上，任何藝術作品都對人的道德有著微妙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鼓吹藝術不承擔道德功能，無非是為藝術承擔「不道德」的功能打開閘門。不能否認，這些形形色色的文學流派創作出一些具有一定水準的作品，但其中魚龍混雜、良莠不齊。雖然不能說共產邪靈直接操縱了這些流派，但其中的負面因素顯然是人道德滑坡之後的表現，它們為共產邪靈利用文學敗壞人做了鋪墊。

一個人在寫作時，他的道德水準、精神狀態都會反映到作品中來。隨著人類道德的整體下滑，作家群體的思想當中負面因素也漸漸占據了主導地位，創作出的很多作品不但不能讓人向善，反而在把人拉向地獄。
結語

藝術的力量是巨大的，好的藝術可以歸正人心、提升道德、調和陰陽，甚至達到與天地、神明的溝通。

但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中，共產邪靈通過其在人間的代理人，利用人的魔性和邪念，創作出數量極其龐大、種類極其繁多的「藝術」作品，引導人反神、排神、褻瀆神、反傳統、反道德，魔變整個社會，說驚世駭俗已不為過。

對比傳統藝術之美，今天的現代藝術可謂醜陋怪惡到了極點，人類的審美觀念已被徹底顛覆。「先鋒藝術」大行其道，賺得缽盆盈滿。而曾經被視為神聖高雅的藝術，如今被高度娛樂化、庸俗化甚至魔化，變成了可以被大眾隨意消遣、扭曲、嘲笑的對象，甚至是滿足人的慾望和發洩魔性的工具。美與醜、雅與俗、善與惡的界限完全消失甚至被顛倒。魔鬼的醜惡、無序與陰暗被構建成「普世價值」，人類社會充斥著魔性的信息，人被裹挾著，加速走向墮落和毀滅。

提升道德，找回信仰與傳統，人類才能重新走上藝術復興之路，重現真正的藝術的美、神聖與輝煌。#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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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孔子：《論語·八佾》。

[2] 司馬遷：《史記·樂書》。

[3]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第237卷。

[4] Robert McKee, Story: Style, Structure, Substa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129-130.

[5] Yingshou Xing, et al, “Mozart, Mozart Rhythm and Retrograde Mozart Effects: Evidences from Behaviours and Neurobiology Bases,” Scientific Reports Vol. 6, Article#: 18744 (201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rep18744.

[6] David A. Noebel, The Marxist Minstrels: A Handbook on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Music, (Tulsa, OK: American Christian College Press, 1974), 58-59.

[7] David Cloud, “Rock Music and Suicide,” Way of Life Literature, December 20, 2000, https://www.wayoflife.org/reports/rock_music_and_suicide.html.

[8] Val Williams, “Leni Riefenstahl: Film-maker Who Became Notorious as Hitler’s Propagandist,” September 10, 200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 ... nstahl-548728.html.

[9]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0] Rober Florczak, “Why Is Modern Art So Bad?” Prager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NI07egoefc.

[11] Herbert Marcuse, The Aesthetic Dimension: Toward a Critique of Marxist Aesthetics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ix.

[12] “Gustave Courbet Quotes,” http://www.azquotes.com/author/3333-Gustave_Courbet.

[13] Pablo Picasso, “Why I Become a Communist,” http://houstoncommunistparty.com ... became-a-communist.

[14] Robert Hughes, The Shock of the New: The Hundred-Year History of Modern Art—Its Rise, Its Dazzling Achievement, Its Fall (London: Knopf, 1991), 24.

[15] Richard Huelsenbeck and Raoul Hausmann, “What Is Dadaism and What Does It Want in Germany?” in Robert Motherwell, ed., The Dada Painters and Poets: An Anthology, 2nd e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1989).

[16] Michael Wing, “Of ‘-isms,’ Institutions, and Radicals: A Commentary on the Origins of Modern Art and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 The Epoch Times, March 16, 2017,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of ... icals_2231016.html.

[17] Katherine Brook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ontroversial Artworks Is Making Catholics Angry Once Again,” Huffington Post, May 13, 2014, 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2 ... ale_n_5317545.html.

[18] Arnaud Hu，〈泛談當今的美術〉，正見網，2017年4月30日，https://www.zhengjian.org/node/158434。

[19] “’Baby-eating’ Artist Sparks TV Row,” BBC News, December 30, 2002，http://news.bbc.co.uk/2/hi/entertainment/2614643.stm.

[20] “John William Godward: Biography,” Heritage Auctions.

[21] Walter Frisch, ed., Schoenberg and His World（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94.

[22] Norman Lebrecht, “Why We Are Still Afraid of Scoenberg,” The Lebrecht Weekly, July 8, 2001, http://www.scena.org/columns/lebrecht/010708-NL-Schoenberg.html.

[23] Golan Gur, “Arnold Schoenberg and the Ideology of Progress in Twentieth-Century Musical Thinking,“ Search: Journal for New Music and Culture 5 (Summer 2009), http://www.searchnewmusic.org/gur.pdf.

[24] David A. Noebel, The Marxist Minstrels: A Handbook on Communist Subversion of Music, 44-47.

[25] Jon Caramanica, “The Rowdy World of Rap’s New Underground,” New York Times, June 22,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6/ ... -xxxtentacion.html.

[26] “Politics and the Dancing Body,” https://www.loc.gov/exhibits/pol ... litical-voice.html.

[27] Michael Minnicino, “New Dark Age: Frankfurt School a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Fidelio Magazine, Volume 1, Number 1 (Winter 1992), https://www.schillerinstitute.org/fid_91-96/921_frankfurt.html.

[28]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29] 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30] André Breton, “Manifesto of Surrealism,” https://www.tcf.ua.edu/Classes/J ... toOfSurrealism.htm.

[31] Allen Ginsberg, “America,” https://www.poetryfoundation.org ... rica-56d22b41f119f.

[32] Irving Babbitt, Rousseau and Romanticis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19),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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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6/20/n104990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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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8)：教育篇(上)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26 10:45 AM 人氣 26111       
標籤: 共產主義, 教育,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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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7月01日訊】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後代和未來（上）

目錄

引言

1. 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1）革命話語占領美國人文學界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7）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引言

教育關乎個人的福祉、社會的安定、民族的發展和文明的存續。人類歷史上的偉大文明莫不重視教育。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讓人類保持高尚的道德，同時保存神傳給人的文化，以等待神的歸來。同時教育也起到傳播知識、培養技能、凝聚族群的作用，對社會不可或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敬天信神，追求至善的品德，對人類傳統文化擁有廣博的知識，掌握一個或多個方面的高超技能，敬業而樂群。他們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民族的精英、文明的守護者，他們個人的卓越品行也一定會得到神的垂青。

共產邪靈要毀滅人類，就要斬斷人與神的聯繫，其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破壞傳統教育。它在東方和西方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在東方傳統文化深厚的國家裡，如果使用欺騙的方式，很容易就識別出來了。於是共產邪靈屠殺文化精英，造成文化的斷層，同時使用教育宣傳等欺騙手段。而西方國家的歷史文化相對沒有那麼深厚，所以邪靈可以用滲透和變異的方法。事實上，共產邪靈利用教育滲透西方，對年輕一代的變異比對中國的年輕一代的變異嚴重得多。

2016年美國大選結束後，由於主流媒體長期對傳統派候選人的醜化宣傳和所謂民意調查的誤導預測，很多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無法接受選舉結果，美國大學校園裡出現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一些學生以「恐懼、疲倦、情緒創傷」為由要求教授取消上課或者推遲考試。某些著名學府為了緩解學生的「焦慮」和「痛苦」，給他們提供了多種多樣的活動，包括玩橡皮泥、塗色、積木和肥皂泡，甚至還提供寵物狗和寵物貓。很多大學給學生提供了各種心理諮詢，組織互助團體，提供「選舉後心理康復」或者「選舉後資源與幫助」之類的服務。[1]且不說把正常的選舉結果看得比自然災害或恐怖襲擊更加可怕是多麼荒唐，單說本來應該具有成熟的心智和對壓力及變化具有相當承受能力的大學生竟然變得如此無知、脆弱和幼稚，這不能不說是美國教育的巨大失敗。

美國教育的失敗恰恰是共產邪靈敗壞美國教育的「成功」。過去幾十年中美國社會最令人痛心的變化就是公立教育系統的全面淪陷。這是魔鬼滲透和顛覆的結果。

本章將主要以美國為例，剖析共產邪靈對自由社會教育的滲透。相信讀者能夠舉一反三，認清其它國家教育領域中共產邪靈的鬼影。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至少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直接向年輕一代灌輸共產主義魔鬼的意識形態。邪靈接管西方大學，一邊創造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新學科，一邊滲透重要的傳統學科，包括文學、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法律、大眾傳播等等；各種變形的馬克思主義成了這些科系的指導思想；「政治正確」成為大學校園箝制思想的操作指南。

第二，邪靈有意不讓年輕一代接觸傳統思想文化，因此傳統文化、正統思想、真實歷史和文學經典被用各種方式詆毀、邊緣化。

第三，從幼兒園、小學開始，持續降低教學標準，使年輕一代的讀寫算術能力變差，思維能力和知識水平都嚴重下降，難以理性思考關係到人生和社會的重大問題，更難以看穿魔鬼各種狡猾至極的詭計。

第四，從小就給學生灌輸各種變異觀念，待他們長大後，這些觀念變得根深蒂固，幾乎無法察覺和糾正。

第五，培養學生的自私、貪婪、放縱，培養其反權威、反傳統傾向，放大自由觀念，加強他們的自我中心，降低學生對不同觀點的理解能力和容忍度，同時降低其心理承受能力。

審視美國的教育，我們會發現，共產邪靈在上述五個層面的目標幾乎都已經實現了。美國大學裡左派的意識形態成為主導意識形態，有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或者無法進入大學任教，或者不被允許發表自己的傳統觀點。很多學生經過四年強化訓練，大學畢業後傾向自由主義、進步主義，不假思索地接受無神論、進化論、唯物主義，成為奉行享樂主義、缺乏常識和責任感、褊狹脆弱的「雪花人」（snowflakes）。其中受害最深者，除了一些自由派的教條之外，知識貧乏，視野狹窄，對世界歷史和美國歷史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成為魔鬼欺騙的主要群體。

在世人眼中，美國依然是教育大國，這當然事出有因。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是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政治經濟軍事強國，它投入教育科研的經費遠超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二戰以後，美國的自由民主制度和優裕的生活條件吸引了全世界的優秀人才。美國的科研實力至今全球領先，其理工科（STEM）的研究生教育和職業教育（professional schools）可以說獨步天下。但繁華的外表之下隱藏著巨大的危機。研究生院理工科外國留學生的數量逐年增長，已經遠超美國學生。[2]最重要的是，美國的大中小學教育被嚴重侵蝕，學生被有意變壞、變笨，其惡果已經初步顯現，更大的惡果也即將暴露出來。

本書第五章提到過的反正的前蘇聯克格勃成員貝澤門諾夫在20世紀80年代初披露說，共產主義對美國的思想滲透已經接近完成，「即使從現在這一刻起，美國人開始教育一代新人，仍然需要十五至二十年才能扭轉這個趨勢，改變人們對現實的意識形態化認知，使認知回到正常狀態。」[3]從貝氏說這番話到現在又有三分之一個世紀過去了。這三十多年雖然見證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垮台，但並不意味著共產邪靈放慢了滲透變異西方的步伐。魔鬼在西方培養的代理人把教育作為滲透的主要目標之一，全面接管大中小學教育，影響家庭教育，編造教育理論，改變教育理念，教育領域成為邪靈滲透的重災區。

必須強調指出的是，現在所有在世的人，尤其是上世紀60年代以後進入大學的人，幾乎都多少受到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所受影響最為嚴重。但是他們幾乎都是在不明不白的情況下被魔鬼洗腦的，真正明明白白地推進魔鬼計劃的人並不多見。我們這裡揭露魔鬼，是為了讓上當受騙者能夠認清魔鬼、遠離魔鬼，不要成為魔鬼的殉葬品。
1. 共產邪靈接管西方大學
1）大學教師嚴重左傾

青年學生擁抱社會主義或者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或者受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等激進意識形態影響，大學教育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主導大學教育的是大學教師群體。美國大學教師群體的大面積左傾是一個公開的祕密，並且已經頗有時日。

根據2007年一份名為「美國教授的社會政治觀」的研究，在被調查的1,417名大學全職教員中，認為自己是自由派的有44.1%，溫和派居46.1%，保守派僅占9.2%。其中社區大學教員中保守派比例稍高（19%），自由派略少（37.1%）；而文理學院教員中自由派則高達61%，保守派僅占3.9%。這份調查還指出，臨近退休的教員比新入職的左傾更嚴重。在50~64這一年齡段中，自稱左派活動家的占17.2%。這份調查還指出，大學教員大都支持同性戀、墮胎權。[4]

2007年以後的研究也證實了美國四年制大學教授的左傾趨勢。2016年發表於《經濟日誌觀察》上的一份研究調查了40所美國著名大學歷史和社會科學系教授的選民登記情況。發現在7,243位教授中，民主黨有3,623人，共和黨人是314人，比例為11.5:1。被調查的五個系中，歷史系不平衡最甚，比例高達33.5:1。這與1968年的一項調查形成了鮮明對比。該研究結果是，歷史學科教授中，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比例為2.7:1。[5]

2016年對四年制大學教員的另一項分析發現，教員的政治傾向不平衡，在新英格蘭尤甚。這份調查根據2014年的數據，發現在全國範圍內，高等院校中自由派與保守派教授的比例為6比1。在新英格蘭，這個數字是28比1。[6]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31%持自由派觀點，23%的人傾向自由派，只有10%的人持有保守派觀點，17%的人傾向保守派。研究發現，自1994年以來，受過研究生教育的人群中持自由派立場的人士所占份額大幅增加。[7]

美國企業研究所2016年的一次研討會上，與會的學者指出，在美國大約18%的社會科學家自認是馬克思主義者，卻只有5%自認是保守主義者。[8]考慮到大部分調查依據的都是調查對象的自我判斷，事實上的不平衡狀況與調查結果比起來可能更加嚴峻。

參議員泰德‧克魯茲（Ted Cruz）曾這樣評價自己就讀過的一所名校的法學院，「（這所大學）法學院的教師自稱是共產主義者的人要多於共和黨人。如果你問他們美國是否應該變成社會主義國家，80%的人會投贊成票，另外10%的人會認為這個想法太保守了。」[9]

共產邪靈對美國教育的滲透和其對美國的滲透幾乎同時開始。從20世紀初開始，很多美國學院派知識分子就開始接受共產主義思想或者其變種費邊主義思想。[10]

美國20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讓一大批反傳統的青年學生走上歷史舞台。在這些人的成長過程中，文化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尤其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激進理論，對他們影響甚巨。1973年尼克松總統宣布終止越戰後，反戰運動失去了直接的目標，學潮開始走向低潮。但是，被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培養起來的激進學生並沒有放棄他們的「理想」，他們進入大學研究所之後首選的專業就是包括新聞、文學、哲學、社會學、教育學、文化研究等在內的社會人文科學。從研究所畢業以後，他們進入了對社會文化最有影響力的大學、新聞媒體、政府機關、非政府組織等部門工作。這時指導他們的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的「體制內長征」的學說。他們要發動一次體制內的長征，改變西方文明的最主要傳統。

被西方反叛學生奉為「精神教父」的法蘭克福學派哲學家馬爾庫塞1974年斷言：新左派沒有死，「它會在大學內復活」。[11]事實上，新左派不僅沒有死，他們的「體制內長征」非常成功。「越戰以後，我們當中的很多人沒有回到文學圈子裡；我們獲得了學術職務。戰爭結束後的一段時間內，對那些粗心的人來說，我們似乎消失不見了。現在我們獲得了終身教職，重塑大學的工作正式開始了。」[12]這是一位「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的自白。

「獲得終身教職的激進派（tenured radicals）」一詞是學者羅傑‧金貝爾（Roger Kimball）在1989年出版的同名著作中創造的，用來指稱後來進入大學任教並獲得終身教職的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學生。這些學生曾積極投身於反戰運動、民權運動或者女權運動，受挫後進入體制，希望在學院內把「政治理想」灌輸給下一代學生，造就像他們一樣的激進分子。80年代以後，這批當年的造反青年很多獲得了大學的終身教職，有些成為系主任、院長，在學院內掌握了相當大的行政權和話語權。這些教授、學者治學的目的不是探求真理，而是把學術作為破壞西方文明傳統、顛覆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的工具；他們教書的目的是進行「革命者的再生產」。

一旦獲得終身教職，教授們可以參加各種委員會，在招聘新教師、制定學術標準、研究生論文選題、決定學科發展走向等各個方面都具有了相當大的發言權。這就使得他們有可能用手裡的權力把不符合自己意識形態的候選人排除在招聘過程之外。於是大學教師群體裡具有傳統思想、按照傳統理念進行研究教學的教師被不斷地排擠出去。老一代教授退休以後，代替他們的新鮮血液絕大部分變成了被共產主義思想洗腦的左派學者。

「體制內長征」概念的發明者、意大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將知識分子分為兩類：傳統知識分子與有機知識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前者為維護傳統文化和社會秩序的中堅力量，而有機知識分子則屬於新興的階級或者團體，他們在該階級或團體爭取霸權（hegemony）的過程中扮演創造性的角色。[13]「無產階級」利用有機知識分子奪取文化霸權，最終奪取政治霸權。

很多「獲得教職的激進派」就是把自己定位成反對現行體制的「有機知識分子」的。同葛蘭西一樣，他們信奉的馬克思的一句「名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14]對於他們來說，教育不是傳授知識和人類文明的精華，而是灌輸給學生一套激進的政治觀點，把學生變成社會活動分子、「社會公正戰士（social justice warriors）」，讓他們畢業後把對現行體制的不滿和對傳統文化的反叛擴散到社會上去，最終醞釀摧毀一切的革命。

哈佛專家

2）用共產主義理念改造傳統學科

人們已經熟知，在共產國家裡，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學科的指導思想。在一向強調學術思想自由的西方國家裡，除了共同的道德標準和學術規範以外，按說不應該有預設的學術立場。但是20世紀3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等等思想強勢入侵美國大學，以致大部分人文社會學科都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
（1）革命話語占領美國人文學界

布魯斯‧保爾在《受害者的革命：身分研究的興起與走向封閉的自由派心智》一書中寫到，當他詢問賓州大學歷史學教授科爾斯（Alan Charles Kors），過去幾十年對美國大學的人文學科影響最大的三個人是誰時，科爾斯教授幾乎不假思索地回答道，有三本書幾乎要負全部責任：葛蘭西的《獄中劄記》、保羅‧弗雷勒（Paulo Freire）的《受壓迫者教育學》（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弗蘭茨‧法農（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15]

葛蘭西是臭名昭著的意大利共產黨人，本書已經多有論列。巴西教育理論家弗雷勒崇拜列寧、毛澤東、卡斯特羅和格瓦拉。他的《受壓迫者教育學》出版於1968年，1970年英文版出版，成為美國教育學院的必讀書之一。用教育學家索爾‧斯特恩（Sol Stern）的話說，這本書不關心任何具體的教育問題，「而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政治論文，號召推翻資本主義霸權，建立一個無階級社會。」[16]事實上，弗雷勒一再重複的觀點無非是，世界上只存在著兩類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被壓迫者不應該像過去一樣接受教育，而是應該被告知他們的受壓迫狀態，激起他們的反抗。

法農出生於加勒比海上的法屬馬提尼克（Martinique），參加過阿爾及利亞反對法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年出版，由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法共黨員薩特作序。薩特這樣概括他的思想：西方人是殖民者，因此是邪惡的；非西方人是被剝削的被殖民者，因此是高尚的。法農號召殖民地人民發起武裝革命，推翻殖民者的統治，在此過程中暴力使人民「團結在一起」，「在個人層面上，暴力是一種淨化的力量。它使本土人擺脫了低人一等的情意結、絕望感和無所作為的狀態；暴力使他無所畏懼，恢復自尊。」[17]薩特對法農的思想心領神會，他在該書序言中寫道：「在反叛初期必須殺人。打死一個歐洲人是一箭雙鵰，同時少了一個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剩下的是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活下來的人第一次感到踩在腳下的是國土。」[18]

這三個人的理論誘導人用階級鬥爭的視角觀察歷史和社會，具有極大的迷惑性和煽動性。一旦讓這種階級仇恨進入心中，學生將以對抗的心態看待正常社會的機構和現象，必然走向不滿、抗議、反叛甚至革命。

到底誰是對美國大學的人文社會學科影響最大的人物，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當然見仁見智，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受馬克思主義或弗洛伊德主義影響的、在破壞文化和道德方面與共產主義並肩作戰的後現代主義理論主導了大學人文學科。
（2）共產邪靈以「理論」之名橫行學術界

自20世紀60年代以後，美國的文學系（包括英文、法文、比較文學等）的研究範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傳統的文學評論承認經典文學作品的道德和美學價值，把閱讀文學作品作為增長知識見聞、陶冶道德情操、培養高雅趣味的重要手段。對文學研究者來說，文學作品是第一位的，文學理論是為具體的閱讀賞析服務的，處於從屬地位。

60年代社會上的反文化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學院內部也出現了一個「理論」的大爆發。形形色色的哲學、心理學、文學和文化理論大行其道，理論和文學作品的關係發生了逆轉。理論對作品而言具有優先性，作品成了「隨意選取」的範例，用來說明理論的「有效性」。[19]

這個「理論」到底是什麼呢？它打破了傳統的學科界限，包括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精神分析等等，是一套試圖對社會和文化進行總體性說明的大雜燴。文學理論家卡勒如此解釋「理論」：「理論常常是對常識性觀念的猛烈攻擊，意圖說明我們見慣不怪的『常識』其實是歷史性地建構出來的，這種（建構出來的）理論表現得如此自然，以至於我們幾乎察覺不到它其實只是一個理論。」[20]也就是說，理論肆無忌憚地嘲弄、逆轉、摧毀來自家庭傳授、宗教信仰、倫理道德的關於是非、善惡、對錯、美醜的傳統認識，代之以一套似是而非的邪惡價值觀。

拋開其複雜晦澀的包裝，所謂「理論」無非是新老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精神分析、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拼湊出來的怪胎。簡而言之，「理論」就是馬克思主義和其它反傳統的理論的邪惡聯盟，其目的是以學術的方式摧毀人類文明的基礎。「理論」是共產主義魔鬼在西方學院內部的新偽裝。60年代以來，它從文史哲等學科出發，攻城略地，開疆拓土，大有接管所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的態勢。

在實踐中，「理論」和「批判理論」大體指代同一個現象。新湧現出來的「批判的法律研究（critical legal studies）」、「批判的種族研究（critical race studies）」、「批判的性別研究（critical gender studies）」、「批判的社會研究（critical social studies）」，甚至「批判的科學研究（critical science studies）」、「批判的醫學研究（critical studies in medicine）」等，都是批判理論的新的應用。「理論」橫行學術界這個現象的實質就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擴散到學術和教育諸領域，用變異理論迅速敗壞年輕一代，為毀滅人類鋪平道路。
（3）政治化的文學研究

對於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而言，一部文學經典的意義不在於其內在價值（經典據說甚至根本沒有內在價值），而在於它反映了統治階級（性別、種族）的思想是如何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美國一位著名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直言不諱地宣布：「政治角度」是「一切閱讀和闡釋的絕對地平線」。[21]也就是說，要把一切文學作品當作政治寓言（allegory）解讀，只有讀出其中階級、種族、性別、性傾向壓迫的「深層含義」，才算是「深刻」、「夠格」的理解。

來自共產國家的人對這種武斷荒謬的「文學批評」並不陌生。中共黨魁毛澤東評價四大名著之一的《紅樓夢》的視角極為獨特：「《紅樓夢》寫四大家族，階級鬥爭激烈，幾十條人命。」前蘇聯和中共的歷史表明，文學評論不總是象牙塔內高雅脫俗的討論，有時會變成血雨腥風的鬥爭。例如，文化大革命的爆發至少表面上和對一部文學作品的評價有關。歷史學家吳晗響應毛澤東向明代清官海瑞學習的號召，創作了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刊出由江青張春橋等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的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把《海瑞罷官》和反對「三面紅旗」（即造成大饑荒的中共政策「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彭德懷聯繫在一起。批判《海瑞罷官》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索。

跟近幾十年西方學院內的文學批評相比，中共用階級鬥爭解讀一切作品的文學批評就顯得太「粗糙」了。西方的新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就像一個變種的病毒，變得更加強大、惡毒。它吸收了新式的理論武器，把一部部人類文化的經典推上手術台進行肢解和歪曲，從古希臘羅馬的文學經典，到但丁、莎士比亞，再到維多利亞小說，無一倖免。雖然這類評論使用晦澀難懂的術語，顯得冠冕堂皇、高深莫測，但許多研究的主旨卻驚人的單調乏味──無非是指出某部作品包含了對被壓迫階級、女性、少數民族的偏見，因此屬於「統治階級的上層建築」，其目的是麻痺人民群眾，使之不能產生「革命的階級意識」。英國學者斯克拉頓（Roger Scruton）一針見血地指出：「新文學理論家們的方法是顛覆的工具：嘗試從內部破壞人文教育，斬斷我們和自己文化之間的同情的紐帶。」[22]

哈佛專家

（4）邪惡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

貫穿於很多馬克思主義人文學術的一個概念是「意識形態（ideology）」。馬克思把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統稱為意識形態，他認為，在階級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這種思想並不是對現實的真實的反映，而是「倒立」著的，也就是扭曲變形的。[23]20世紀的新馬克思主義把破壞文化作為革命的必經階段，在「意識形態」概念上大作文章。匈牙利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把意識形態定義為與真正的「階級意識」對立的「虛假意識」，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阿爾都塞提出「意識形態國家機器」這一概念，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會、通訊、文化等等，它們與暴力的國家機器一同發生作用。

意識形態概念裡包含著一個狡猾的詭辯。任何一個社會、一種制度都可能有弊端，指出弊端並加以修正都是必要的。但阿爾都塞和其他馬克思主義者不是具體指出社會制度的缺點和不足，而是一概加以否定，否定的理由是這些制度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上層建築。不是分析一個命題的真偽對錯，而是指責提出命題的人動機不純或者存心不良，這是一個常見的邏輯錯誤，叫作「向井水裡投毒」（poisoning the well）──正如被投過毒的水誰都不能飲用，被謠言詆毀、人格謀殺的人不管說的話多麼有道理，他的話都不會被人信以為真。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批判就是一個擴大了的、更複雜的「向井水裡投毒」的案例。

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概念無所不包，反映了共產主義對人類社會的極端仇視，必欲全盤否定、徹底毀滅而後快。這其實是共產邪靈在背後操縱，對人類文化痛下殺手。

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概念是一個極端抽象的泛泛之論、沒有價值的偽命題，它的作用是把傳統的道德觀念一筆抹殺。馬克思主義者帶著無比的「道德義憤」千百遍地重複這個謊言，帶動和欺騙了很多頭腦簡單的人。
（5）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上世紀60年代以後，一批法國理論家提供的理論成為美國學術界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其代表人物是雅克‧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和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2007年人文領域的專著裡被引用最多的作者是福柯（2,521次），第三多的作者是德里達（1,874次）。[24]兩人的影響可見一斑。有論者指出後現代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共謀關係，很有啟發性。[25]我們姑且稱這兩個理論流派的合流為「後現代馬克思主義」。

德里達的「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是一種精巧的無神論和相對主義的詭辯。他通過無限誇大語言的相對性和不確定性，否認語言和文本具有穩定明確的意義。語言具有多意性，一部作品有多種解釋的可能，這本是常識，從古希臘和中國的先秦時代起，就有很多人闡發過這個道理。但是，如果以此為理由，連文本具有相對穩定的意義都加以否認，那就走向了相對主義的詭辯。

與傳統的無神論不同，德里達使用哲學術語進行表述，因而其觀點不僅對「神」的概念具有殺傷力，對於跟傳統信仰相關的「理性」、「權威」、「意義」等概念都造成了摧毀性的打擊。受德里達影響的理論家紛紛對「意義」、「理性」等概念進行解構。由於其表面上的複雜深奧，使很多人陷入理論迷霧，一時間解構主義橫行西方人文學界，成為共產邪靈摧毀信仰、傳統和文化的最犀利的武器之一。

福柯曾一度加入法國共產黨，其理論圍繞著「權力」（power）概念展開，核心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沒有真理，只有權力」，也就是說，權力壟斷了對真理的解釋權，因此任何真理都是虛偽的、不可信的。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福柯設問：「監獄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都很相像，而工廠、學校、軍營、醫院又都很像監獄，這難道令人驚奇嗎？」[26]把維持社會不可或缺的機構等同於監獄，進而號召人們推翻監獄──福柯理論的反社會性質昭然若揭。

用解構主義、福柯思想和其它批判理論武裝起來的學者，把一切相對化，把傳統和道德污名化，熱衷於談論「一切解讀都是誤讀」、「沒有真理，只有敘事」、「沒有歷史，只有敘事」。他們把對於真、善、美、正義等概念的理解都相對化，然後棄之如敝屣。剛剛進入研究所的年輕學生不敢質疑老師輩的權威，更無法抵禦這種理論的狂轟濫炸，一旦被捲入其中，就很難掙脫出來。這就是共產邪靈在西方人文社科領域橫行無忌的重要原因之一。

哈佛專家

3）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

美國上世紀60年代反文化運動當中，一些激進分子試圖把其激進的左傾理論推廣到大學、研究所當中。有學者認為，黑人研究專業的設立，與其說是學術發展的內在要求，不如說是政治訛詐（political blackmail）的後果。[27]

1967年，一次總罷工造成舊金山州立學院（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關門，迫於來自黑人學生會的壓力，學院成立了美國第一個「黑人研究」項目。該項目負責人設想，這個項目主要是用來「鼓舞黑人學生士氣」的，因此，學生學的科學不是普通的科學，而是「黑人科學」。所謂「黑人科學」，指的是黑人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或者是以某種方式使教授的科學課和美國黑人生活息息相關。同理，數學、文學、歷史、哲學等學科也要首先經過黑人意識的改造。1968年10月，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黑人學生會的20個成員，占領了學校的計算機中心，造成校園關閉。一年後，該校成立了黑人研究系和黑人研究中心。1969年4月，康奈爾大學的100多個黑人學生揮舞著獵槍、披掛著裝滿了子彈的子彈袋，占領了學校辦公樓，要求成立全部由黑人任教的黑人研究專業。教師出面阻止時，一個學生領袖威脅說：「再過三個小時，康奈爾大學就沒命了。」康奈爾大學妥協了，成立了全國第三個這樣的學科。[28]

後來成為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的斯梯爾（Shelby Steele）就是推動各個大學成立黑人研究專業的推手之一。他說，在時代氛圍的帶動下，各個大學負責人的「白人負罪感（white guilt）」非常嚴重，以至於他們會答應學生代表提出的任何要求。[29]幾乎與此同時，女性研究、拉美研究、同性戀研究等很多專業堂而皇之地進入美國大學。時至今日，美國已經有上千個這類的研究項目。

女性研究專業的基本理論預設是，性別差異並非天生，而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女性在歷史上長期受男性和父權制壓迫，因此女性研究專業的最重要宗旨是激發女性的社會意識，給社會帶來全面的變革，即革命。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某女權主義教授，出身於知名共產黨員家庭。她驕傲地宣稱自己是共產主義者和「女同性戀活動家」，從1980年就開始教授女權主義。她將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擴展到「性傾向」上，並將「性傾向」視為喚起政治意識的一種行為。而她走入大學課堂就是因為一個共產黨員告訴她「這是你的革命任務」，她自己也公開說她將「教學變成政治運動的一種形式」。她依照這套主張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女權主義研究系」。[30]在她的一個課程教學大綱裡她寫到，女同性戀是「女權主義的最高形式」，即改變性傾向是最高級的社會意識。[31]

密蘇里大學則系統地設計了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的課程，教導學生如何用左派的觀點來看待女權主義、文學、性別、「和平」。例如，「非法的性別」（Outlaw Gender）一課將性別視為「文化的產物」，而非自然生成，並只給學生灌輸一種觀點──基於性別的壓迫和對多種性別的歧視。[32]

本書第五章已經揭示，共產主義的滲透是西方二戰以來反戰運動的重要源頭。近幾十年來，美國大學的一個新興學科「和平研究」（Peace Studies）也和共產主義的滲透有關。學者大衛‧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研究了美國大學裡250多個「和平研究」專業後得出結論，這個專業的主要目的是把學生變成反戰的左派，因此這是一個政治性的機構而不是學術性的機構。[33]

他們以在「和平研究」專業廣泛使用的一本教科書《和平與衝突研究》（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為例，說明和平研究領域的意識形態傾向。在解釋貧困與飢餓問題時，這本書採納了馬克思主義的解釋，聲稱造成世界上飢餓問題的原因不是生產不足，而是分配不公。作者譴責土地所有者和農產品商人，聲稱是他們的貪欲造成了數以億計的人每天處於飢餓之中。雖然這本書的主旨是「反暴力」，但有一種暴力該書不但不反對，而且讚譽有加，那就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暴力。書中稱，「雖然古巴遠遠不是人間天堂，而且某些個人權利和公民權利沒有得到廣泛尊重，但古巴的例子說明，暴力革命有時會給人民群眾帶來更好的生活條件。」而卡斯特羅的暴政和古巴革命的災難性後果該書隻字不提。

這本寫於2001年9.11事件之後的教科書也涉及到恐怖主義問題。令人吃驚的是，該書作者似乎對恐怖分子充滿同情，以至於把「恐怖分子」一詞加上引號。他們這樣為自己的做法辯解：「把『恐怖分子』一詞加上引號可能對那些把這個稱呼視為當然的讀者來說顯得奇怪。我們這麼做不是要淡化這些行為的恐怖性質，而是要通過指出一個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外一個人心目中的『自由戰士』，來強調有必要收斂（對恐怖主義的）道德義憤。」[34]

學術專業本身應該是中立的，不應該預先設定研究立場。這些新興專業預先設定了意識形態立場──女性研究教授必然信奉女權主義，黑人研究系的教授必然相信非洲裔美國人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弱勢地位是白人的歧視造成的。它們存在的目的不是探討真理，而是灌輸意識形態。

這些新學科是美國文化大革命的副產品。一旦進入大學，它們就具有了自我衍生能力，不斷要求更多經費並擴大招生規模，培養的學生再進一步壯大這些學科的力量。這些學科已經無法輕易從大學裡剝離。

必須指出的是，這些學科是共產邪靈操縱有不好思想的人創立的，其目的是製造和擴大不同人群之間的矛盾，煽動仇恨，為最終的暴力革命製造條件。它們跟其聲稱代表的群體（非洲裔美國人、女性等）都沒有太大關係。在正常社會裡進行女性研究或者對某個種族的研究，是學術繁榮的標誌，完全無可厚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