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Posted on 2020-03-16 by Editor       

發哨子的人

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訓誡的醫生。

這給艾芬帶來了麻煩，作為傳播的源頭，她被醫院紀委約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斥責」，稱她是作為專業人士在造謠。

此前的一些報道，艾芬被稱為「又一個被訓誡的女醫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將她稱為「吹哨人」，艾芬糾正了這個說法，她說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個「發哨子的人」。

這是《人物》3月刊封面《武漢醫生》的第二篇報道。

文｜龔菁琦編輯｜金石攝影｜尹夕遠

接到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同意採訪的短信是3月1日凌晨5點，大約半小時後，3月1日凌晨5點32分，她的同事、甲狀腺乳腺外科主任江學慶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兩天後，該院眼科副主任梅仲明過世，他和李文亮是同一科室。

截止2020年3月9日，武漢市中心醫院已有4位醫護人員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疫情發生以來，這家離華南海鮮市場只幾公里的醫院成為了武漢市職工感染人數最多的醫院之一，據媒體報道醫院超過200人被感染，其中包括三個副院長和多名職能部門主任，多個科室主任目前正在用ECMO維持。

死亡的陰影籠罩着這家武漢市最大的三甲醫院，有醫生告訴《人物》，在醫院的大群里，幾乎沒有人說話，只在私下默默悼念、討論。

悲劇原本有機會避免。2019年12月30日，艾芬曾拿到過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檢測報告，她用紅色圈出「SARS冠狀病毒」字樣，當大學同學問起時，她將這份報告拍下來傳給了這位同是醫生的同學。當晚，這份報告傳遍了武漢的醫生圈，轉發這份報告的人就包括那8位被警方訓誡的醫生。

這給艾芬帶來了麻煩，作為傳播的源頭，她被醫院紀委約談，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厲的斥責」，稱她是作為專業人士在造謠。

3月2日下午，艾芬在武漢市中心醫院南京路院區接受了《人物》的專訪。她一個人坐在急診室辦公室中，曾經一天接診超過1500位患者的急診科此時已恢復了安靜，急診大廳里只躺着一名流浪漢。

此前的一些報道，艾芬被稱為「又一個被訓誡的女醫生浮出水面」，也有人將她稱為「吹哨人」，艾芬糾正了這個說法，她說自己不是吹哨人，是那個「發哨子的人」。採訪中，艾芬數次提起「後悔」這個詞，她後悔當初被約談後沒有繼續吹響哨聲，特別是對於過世的同事，「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關於武漢市中心醫院和艾芬本人在過去的兩個多月中到底經歷了什麼？以下，是艾芬的講述——

艾芬

前所未有的訓斥

去年12月16日，我們南京路院區急診科接診了一位病人。莫名其妙高燒，一直用藥都不好，體溫動都不動一下。22號就轉到了呼吸科，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外面做高通量測序，後來口頭報出來是冠狀病毒。當時，具體管床的同事在我耳邊嚼了幾遍：艾主任，那個人報的是冠狀病毒。後來我們才知道那個病人是在華南海鮮做事的。

緊接着12月27日，南京路院區又來了一個病人，是我們科一位醫生的侄兒，40多歲，沒有任何基礎疾病，肺部一塌糊塗，血氧飽和只有90%，在下面其他醫院已經治療了將近10天左右都沒有任何好轉，病人收到了呼吸科監護室住院。同樣做了纖維支氣管鏡取了肺泡灌洗液送去檢測。

12月30日那天中午，我在同濟醫院工作的同學發了一張微信對話截圖給我，截圖上寫着：「最近不要去華南啊，那裡蠻多人高燒……」他問我是不是真的，當時，我正在電腦上看一個很典型的肺部感染患者的CT，我就把CT錄了一段11秒鐘的視頻傳給他，告訴他這是上午來我們急診的一個病人，也是華南海鮮市場的。

當天下午4點剛過，同事給我看了一份報告，上面寫的是：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我仔細看了很多遍報告，下面的注釋寫着：SARS冠狀病毒是一種單股正鏈RNA病毒。該病毒主要傳播方式為近距離飛沫傳播或接觸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可引起的一種具有明顯傳染性，可累及多個臟器系統的特殊肺炎，也稱非典型肺炎。

當時，我嚇出了一身冷汗，這是一個很可怕的東西。病人收在呼吸科，按道理應該呼吸科上報這個情況，但是為了保險和重視起見，我還是立刻打電話上報給了醫院公共衛生科和院感科。當時我們醫院呼吸科主任正好從我門口過，他是參加過非典的人，我把他抓住，說，我們有個病人收到你們科室，發現了這個東西。他當時一看就說，那就麻煩了。我就知道這個事情麻煩了。

給醫院打完電話，我也給我同學傳了這份報告，特意在「SARS冠狀病毒、綠膿假單胞菌、46種口腔/呼吸道定植菌」這一排字上畫了個紅圈，目的是提醒他注意、重視。我也把報告發在了科室醫生群裡面，提醒大家注意防範。

當天晚上，這個東西就傳遍了，各處傳的截屏都是我畫紅圈的那個照片，包括後來知道李文亮傳在群里的也是那份。我心裡當時就想可能壞事兒了。10點20，醫院發來了信息，是轉市衛健委的通知，大意就是關於不明原因肺炎，不要隨意對外發布，避免引起群眾恐慌，如果因為信息泄露引發恐慌，要追責。

我當時心裡就很害怕，立刻把這條信息轉給了我同學。過了大概一個小時，醫院又來了一份通知，再次強調群內的相關消息不能外傳。一天後，1月1日晚上11點46分，醫院監察科科長給我發了條消息，讓我第二天早上過去一下。

那一晚上我都沒有睡着，很擔憂，翻來覆去地想，但又覺得凡事總有兩面性，即便造成不良影響，但提醒武漢的醫務人員注意防範也不一定是個壞事。第二天早上8點多一點，還沒有等我交完班，催我過去的電話就打來了。

之後的約談，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非常嚴厲的斥責。

當時，談話的領導說，「我們出去開會都抬不起頭，某某某主任批評我們醫院那個艾芬，作為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你是專業人士，怎麼能夠沒有原則沒有組織紀律造謠生事？」這是原話。讓我回去跟科室的200多號人一個個地口頭傳達到位，不能發微信、短信傳達，只能當面聊或者打電話，不許說關於這個肺炎的任何事情，「連自己的老公都不能說」……

我整個人一下子就懵了，他不是批評你這個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個武漢市發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個人破壞了。我當時有一種很絕望的感覺，我是一個平時認認真真、勤勤懇懇工作的人，我覺得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按規矩來的，都是有道理的，我犯了什麼錯？我看到了這個報告，我也上報醫院了，我和我的同學，同行之間對於某一個病人的情況進行交流，沒有透露病人的任何私人信息，就相當於是醫學生之間討論一個病案，當你作為一個臨床的醫生，已經知道在病人身上發現了一種很重要的病毒，別的醫生問起，你怎麼可能不說呢？這是你當醫生的本能，對不對？我做錯什麼了？我做了一個醫生、一個人正常應該做的事情，換作是任何人我覺得都會這麼做。

我當時的情緒也很激動，說，這個事是我做的，跟其餘人都沒有關係，你們乾脆把我抓去坐牢吧。我說我現在這個狀態不適合在這個崗位上繼續工作了，想要休息一段時間。領導沒有同意，說這個時候正是考驗我的時候。

當天晚上回家，我記得蠻清楚，進門後就跟我老公講，我要是出了什麼事情，你就好好地把孩子帶大。因為我的二寶還很小，才1歲多。他當時覺得莫名其妙，我沒有跟他說自己被訓話的事，1月20號，鍾南山說了人傳人之後，我才跟他說那天發生了什麼。那期間，我只是提醒家人不要去人多的地方，出門要戴口罩。

外圍科室

很多人擔心我也是那8個人之一被叫去訓誡。實際上我沒有被公安局訓誡，後來有好朋友問我，你是不是吹哨人？我說我不是吹哨人，我是那個發哨子的人。

但那次約談對我的打擊很大，非常大。回來後我感覺整個人心都垮了，真的是強打着精神，認真做事，後來所有的人再來問我，我就不能回答了。

我能做的就是先讓急診科重視防護。我們急診科200多人，從1月1號開始，我就叫大家加強防護，所有的人必須戴口罩、戴帽子、用手快消。記得有一天交班有個男護士沒戴口罩，我馬上就當場罵他「以後不戴口罩就不要來上班了」。

1月9號，我下班時看見預檢台一個病人對着大家咳，從那天后，我就要求他們必須給來看病的病人發口罩，一人發一個，這個時候不要節約錢，當時外面在說沒有人傳人，我又要在這裡強調戴口罩加強防護，都是很矛盾的。

那段時間確實很壓抑，非常痛苦。有醫生提出來要把隔離衣穿外頭，醫院裡開會說不讓，說隔離衣穿外頭會造成恐慌。我就讓科室的人把隔離服穿白大褂裡面，這是不符合規範的，很荒謬的。

我們眼睜睜地看着病人越來越多，傳播區域的半徑越來越大，先是華南海鮮市場附近可能跟它有關係，然後就傳傳傳，半徑越來越大。很多是家庭傳染的，最先的7個人當中就有媽媽給兒子送飯得的病。有診所的老闆得病，也是來打針的病人傳給他的，都是重得不得了。我就知道肯定有人傳人。如果沒有人傳人，華南海鮮市場1月1日就關閉了，怎麼病人會越來越多呢？

很多時候我都在想，如果他們當時不那樣訓斥我，心平氣和地問一下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再請別的呼吸科專家一起溝通一下，也許局面會好一些，我至少可以在醫院內部多交流一下。如果是1月1號大家都這樣引起警惕，就不會有那麼多悲劇了。

1月3號下午，在南京路院區，泌尿外科的醫生們聚集在一起回顧老主任的工作歷程，參會的胡衛峰醫生今年43歲，現在正在搶救；1月8號下午，南京路院區22樓，江學慶主任還組織了武漢市甲乳患者康復聯歡會；1月11號早上，科室跟我彙報急診科搶救室護士胡紫薇感染，她應該是中心醫院第一個被感染的護士，我第一時間給醫務科科長打電話彙報，然後醫院緊急開了會，會上指示把「兩下肺感染，病毒性肺炎？」的報告改成「兩肺散在感染」；1月16號最後一次周會上，一位副院長還在說：「大家都要有一點醫學常識，某些高年資的醫生不要自己把自己搞得嚇死人的。」另一位領導上台繼續說：「沒有人傳人，可防可治可控。」一天後，1月17號，江學慶住院，10天後插管、上ECMO。

中心醫院的代價這麼大，就是跟我們的醫務人員沒有信息透明化有關。你看倒下的人，急診科和呼吸科的倒是沒有那麼重的，因為我們有防護意識，並且一生病就趕緊休息治療。重的都是外圍科室，李文亮是眼科的，江學慶是甲乳科的。

江學慶真的非常好的一個人，醫術很高，全院的兩個中國醫師獎之一。而且我們還是鄰居，我們一個單元，我住四十幾樓，他住三十幾樓，關係都很好，但是平時因為工作太忙，就只能開會、搞醫院活動時候見見面。他是個工作狂，要麼就在手術室，要麼就在看門診。誰也不會特意跑去跟他說，江主任，你要注意，戴口罩。他也沒有時間和精力打聽這些事，他肯定就大意了：「有什麼關係？就是個肺炎。」這個是他們科室的人告訴我的。

如果這些醫生都能夠得到及時的提醒，或許就不會有這一天。所以，作為當事人的我非常後悔，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評不批評我，「老子」到處說，是不是？

雖然和李文亮同在一個醫院，一直到去世之前我都不認得他，因為醫院4000多號人太多了，平時也忙。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ICU的主任跟我打電話借急診科的心臟按壓器，說李文亮要搶救，我一聽這個消息大吃一驚，李文亮這個事整個過程我不了解，但是他的病情跟他受訓斥之後心情不好有沒有關係？這我要打個問號，因為受訓的感覺我感同身受。

後來，事情發展到這一步，證明李文亮是對的時候，他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可能跟我的心情一樣，不是激動、高興，而是後悔，後悔當初就應該繼續大聲疾呼，應該在所有的人問我們的時候，繼續說。很多很多次我都在想，如果時間能夠倒回來該多好。

哈佛專家

活着就是好的

在1月23日封城前一天的晚上，有相關部門的朋友打電話問我武漢市急診病人的真實情況。我說你代表私人，還是代表公家。他說我代表私人。我說代表個人就告訴你真話，1月21號，我們急診科接診1523個病人，是往常最多時的3倍，其中發燒的有655個人。

那段時間急診科的狀況，經歷過的人一輩子都忘不了，甚至會顛覆你的所有人生觀。

如果說這是打仗，急診科就在最前線。但當時的情況是，後面的病區已經飽和了，基本上一個病人都不收，ICU也堅決不收，說裡面有乾淨的病人，一進去就污染了。病人不斷地往急診科涌，後面的路又不通，就全部堆在急診科。病人來看病，一排隊隨便就是幾個小時，我們也完全沒法下班，發熱門診和急診也都不分了，大廳里堆滿了病人，搶救室輸液室里到處都是病人。

還有的病人家屬來了，說要一張床，我的爸爸在汽車裡面不行了，因為那時候地下車庫已封，他車子也堵着開不進來。我沒辦法，帶着人和設備跑去汽車裡去，一看，人已經死了，你說是什麼感受，很難受很難受。這個人就死在汽車裡，連下車的機會都沒有。

還有一位老人，老伴剛在金銀潭醫院去世了，她的兒子、女兒都被感染了，在打針，照顧她的是女婿，一來我看她病得非常重，聯繫呼吸科給收進去住院，她女婿一看就是個有文化有素質的人，過來跟我說謝謝醫生等等的，我心裡一緊，說快去，根本耽誤不了了。結果送去就去世了。一句謝謝雖然幾秒鐘，但也耽誤了幾秒。這句謝謝壓得我很沉重。

還有很多人把自己的家人送到監護室的時候，就是他們見的最後一面，你永遠見不着了。

我記得大年三十的早上我來交班，我說我們來照個相，紀念一下這個大年三十，還發了個朋友圈。那天，大家都沒有說什麼祝福，這種時候，活着就是好的。

以前，你如果有一點失誤，比如沒有及時打針，病人都可能還去鬧，現在沒人了，沒有人跟你吵，沒有人跟你鬧了，所有人都被這種突然來的打擊擊垮了，搞蒙了。

病人死了，很少看到家屬有很傷心地哭的，因為太多了，太多了。有些家屬也不會說醫生求求你救救我的家人，而是跟醫生說，唉，那就快點解脫吧，已經到了這個地步。因為這時候每個人怕的都是自己被感染。

一天發熱門診門口的排隊，要排5個小時。正排着一個女的倒下了，看她穿着皮衣，背着包包，穿着高跟鞋，應該是很講究的一個中年女性，可是沒有人敢上前去扶她，就在地上躺了很久。只得我去喊護士、醫生來去扶她。

1月30號我早上來上班，一個白髮老人的兒子32歲死了，他就盯着看醫生給他開死亡證明。根本沒有眼淚，怎麼哭？沒辦法哭。看他的打扮，可能就是一個外來的打工的，沒有任何渠道去反映。沒有確診，他的兒子，就變成了一張死亡證明。

這也是我想要去呼籲一下的。在急診科死亡的病人都是沒有診斷、沒辦法確診的病例，等這個疫情過去之後，我希望能給他們一個交代，給他們的家庭一些安撫，我們的病人很可憐的，很可憐。

「幸運」

做了這麼多年醫生，我一直覺得沒有什麼困難能夠打倒我，這也和我的經歷、個性有關。

9歲那年我爸爸就胃癌去世了，那個時候我就想着長大了當個醫生去救別人的命。後來高考的時候，我的志願填的全部都是醫學專業，最後考取了同濟醫學院。1997年我大學畢業，就到了中心醫院，之前在心血管內科工作，2010年到急診科當主任的。

我覺得急診科就像我的一個孩子一樣，我把它搞成這麼大，搞得大家團結起來，做成這個局面不容易，所以很珍惜，非常珍惜這個集體。

前幾天，我的一個護士發朋友圈說，好懷念以前忙碌的大急診，那種忙跟這種忙完全是兩個概念。

在這次疫情之前，心梗、腦梗、消化道出血、外傷等等這些才是我們急診的範疇。那種忙是有成就感的忙，目的明確，針對各種類型的病人都有很通暢的流程，很成熟，下一步幹什麼，怎麼做，出了問題找哪一個。而這一次是這麼多危重病人沒辦法去處理，沒辦法收住院，而且我們醫務人員還在這種風險之中，這種忙真的很無奈，很痛心。

有一天早上8點，我們科一個年輕醫生跟我發微信，也是蠻有性格的，說我今天不來上班了，不舒服。因為我們這裡都有規矩的，你不舒服要提前跟我說好安排，你到8點鐘跟我說，我到哪裡去找人。他在微信中對我發脾氣，說大量的高度疑似病例被你領導的急診科放回社會，我們這是作孽！我理解他是因為作為醫生的良知，但我也急了，我說你可以去告我，如果你是急診科主任，你該怎麼辦？

後來，這個醫生休息了幾天後，還是照樣來工作。他不是說怕死怕累，而是遇到這種情況，一下子面對這麼多病人感到很崩潰。

作為醫生來說，特別是後面很多來支援的醫生，根本心理上受不了，碰到這種情況懵了，有的醫生、護士就哭。一個是哭別人，再一個也是哭自己，因為每個人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輪到自己感染。

大概在1月中下旬，醫院的領導也陸陸續續地都病倒了，包括我們的門辦主任，三位副院長。醫務科科長的女兒也病了，他也在家裡休息。所以基本上那一段時間是沒有人管你，你就在那兒戰鬥吧，就是那種感覺。

我身邊的人也開始一個接一個地倒掉。1月18日，早上8點半，我們倒的第一個醫生，他說主任我中招了，不燒，只做了CT，肺部一大坨磨玻璃。不一會兒，隔離病房負責的一個責任護士，告訴我說他也倒了。晚上，我們的護士長也倒了。我當時非常真實的第一感覺是——幸運，因為倒得早，可以早點下戰場。

這三個人我都密切接觸過，我就是抱着必倒的信念每天在工作，結果一直沒倒。全院的人都覺得我是個奇蹟。我自己分析了一下，可能是因為我本身有哮喘，在用一些吸入性的激素，可能會抑制這些病毒在肺內沉積。

我總覺得我們做急診的人都算是有情懷的人——在中國的醫院，急診科的地位在所有科室當中應該是比較低的，因為大家覺得急診，無非就是個通道，把病人收進去就行了。這次抗疫中，這種忽視也一直都存在。

早期的時候，物資不夠，有時候分給急診科的防護服質量非常差，看到我們的護士竟然穿着這種衣服上班，我很生氣，在周會群裡面發脾氣。後來還是好多主任把他們自己科室藏的衣服都給我了。

還有吃飯問題。病人多的時候管理混亂，他們根本想不到急診科還差東西吃，很多科室下班了都有吃的喝的，擺一大排，我們這裡什麼都沒有，發熱門診的微信群里，有醫生抱怨，「我們急診科只有紙尿褲……」我們在最前線戰鬥，結果是這樣，有時候心裡真的很氣。

我們這個集體真的是很好，大家都是只有生病了才下火線。這次，我們急診科有40多個人感染了。我把所有生病的人建了一個群，本來叫「急診生病群」，護士長說不吉利，改成「急診加油群」。就是生病的人也沒有很悲傷、很絕望、很抱怨的心態，都是蠻積極的，就是大家互相幫助，共度難關那種心態。

這些孩子們、年輕人都非常好，就是跟着我受委屈了。我也希望這次疫情過後，國家能加大對急診科的投入，在很多國家的醫療體系中，急診專業都是非常受重視的。

不能達到的幸福

2月17號，我收到了一條微信，是那個同濟醫院的同學發給我的，他跟我說「對不起」，我說：幸好你傳出去了，及時提醒了一部分人。他如果不傳出去的話，可能就沒有李文亮他們這8個人，知道的人可能就會更少。

這次，我們有三個女醫生全家感染。兩個女醫生的公公、婆婆加老公感染，一個女醫生的爸爸、媽媽、姐姐、老公，加她自己5個人感染。大家都覺得這麼早就發現這個病毒，結果卻是這樣，造成這麼大的損失，代價太慘重了。

這種代價體現在方方面面。除了去世的人，患病的人也在承受。

我們「急診加油群」里，大家經常會交流身體狀況，有人問心率總在120次/分，要不要緊？那肯定要緊，一動就心慌，這對他們終身都會有影響的，以後年紀大了會不會心衰？這都不好說。以後別人可以去爬山，出去旅遊，他們可能就不行，那都是有可能的。

還有武漢。你說我們武漢是個多熱鬧的地方，現在一路上都是安安靜靜的，很多東西買不到，還搞得全國都來支援。前幾天廣西的一個醫療隊的護士在工作的時候突然昏迷了，搶救，後來人心跳有了，但還是在昏迷。她如果不來的話，在家裡可以過得好好的，也不會出這種意外。所以，我覺得我們欠大家的人情，真的是。

經歷過這次的疫情，對醫院裡很多人的打擊都非常大。我下面好幾個醫務人員都有了辭職的想法，包括一些骨幹。大家之前對於這個職業的那些觀念、常識都難免有點動搖——就是你這麼努力工作到底對不對？就像江學慶一樣，他工作太認真，太對病人好，每一年的過年過節都在做手術。今天有人發一個江學慶女兒寫的微信，說她爸爸的時間全部給了病人。

我自己也有過無數次的念頭，是不是也回到家做個家庭主婦？疫情之後，我基本上沒回家，和我老公住在外面，我妹妹在家幫我照顧孩子。我的二寶都不認得我了，他看視頻對我沒感覺，我很失落，我生這個二胎不容易，出生的時候他有10斤，妊娠糖尿病我也得了，原本我還一直餵奶的，這一次也斷了奶——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我有點難過，我老公就跟我說，他說人的一生能夠遇到一件這樣的事情，並且你不光是參與者，你還要帶一個團隊去打這場仗，那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等將來一切都恢復正常以後大家再去回憶，也是一個很寶貴的經歷。

2月21號早上領導和我談話，其實我想問幾個問題，比如有沒有覺得那天批評我批評錯了？我希望能夠給我一個道歉。但是我不敢問。沒有人在任何場合跟我說表示抱歉這句話。但我依然覺得，這次的事情更加說明了每個人還是要堅持自己獨立的思想，因為要有人站出來說真話，必須要有人，這個世界必須要有不同的聲音，是吧？

作為武漢人，我們哪一個不熱愛自己的城市？我們現在回想起來以前過得那種最普通的生活，是多麼奢侈的幸福。我現在覺得把寶寶抱着，陪他出去玩一下滑梯或者跟老公出去看個電影，在以前再平常都不過，到現在來說都是一種幸福，都是不能達到的幸福。

——原載中國《人物》3月刊封面（《武漢醫生》的第二篇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