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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玲的見證
04/06/2010 — agnesleung
很想在今天，跟大家分享以下的一篇：
作者：柴玲
我叫柴玲，2010年4月4日，在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里，我在波士顿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主耶稣的门徒。我親爱的丈夫和孩子们以及众多的主内弟兄姐妹一起见证了这一時刻。当牧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我施洗時，主的爱、神的灵立刻充满了我，从未有过的耆乐和释放从我内心涌流。我轻轻地对主说：主啊，我感谢你救我脱离罪恶，脱离苦毒和捆绑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愿望一生一世跟随你、事奉你、荣耀你！
一、孤独徬徨的童年
１９６６年，在中国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前夕，我出生在山东省沿海的一个小渔村里 ，我的父母是一对年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医。尽管文革时整个中国到处是混乱和恐怖，成千上万无辜的人被折磨和摧残，我的家庭在部队里基本上躲过了这场风暴。我对童年的记忆就是孤独。父母亲经常被排到穷苦的农村或地震或其他灾区去抢救那些比我们更不幸的人们，象标语里说的那样：“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小时候生病难过最需要父母在身边的时候，他们经常派遣在外不能在身边照顾我们。
虽然小孩子的我不全了解父母工作的重要性，但童年的经历使我对他们的献身工作的精神很尊敬，父母的身体力行也使毛主席语录里的教诲在我的幼小心灵里扎根：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随时准备为了一个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去牺牲个人的利益甚至包括牺牲个人的生命。那个时候跟很多同龄人一样，我从来没有想到要怀疑伟大领袖对远大理想的定义和说法，也没有真正体会到牺牲的全部含义。
虽然现在了解到，想做好事的原因和动机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表现，但那个时候我们并不认识上帝。那个时候我们是不允许认识上帝的。记得小时候提及“上帝”的书都被列为禁书，按列宁的话：“宗教是统治者用来麻醉人民的鸦片”，是资本主义麻醉人民的邪恶工具，“上帝”是一个不可公开传颂的字眼。结果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里，很少有爱。在我长大走出的军队营房时，我才了解到这个社会上到处都有仇恨，怀疑和恐怖，没有想到成人的社会里比幼时更孤独。
毛主席去世后，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新领导人鼓励教育和改革。在短暂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国家充满了希望和活力。那个时候，我们家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孤独的童年使我成为了一个好学生。昼夜不息的学习和努力使我成了个典型的永远没有安全感总在不断超越的好学生。17岁的时候，我跳级进入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学习，成为中国极少数的全国三好学生中的一员，实现了父母和祖先赶考进京，的梦想。
二、在北大初遇耶稣
在北大，我第一次从一个研究生那里知道一些关于主耶稣的事情，这个研究生曾经骑自行车沿着中国著名的黄河旅行。他的陈述肃静而又审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旅行中的一个傍晚，他走进了一个贫穷的村庄，那里穷得很多年没有女人愿意嫁过去；甚至连鸟儿飞过时都不愿意在那停留。一些村民请求他帮忙。那是个周日的晚上，他们聚集在一间由稻草和泥块堆砌而成的棚屋里，在昏暗的油灯下，他们传递着一个包在黑雨布里的东西，为了防水和被弄坏。他一层层的打开雨布，最终看到一本圣经。书页已经发黄了，边上有许多褶皱。这是一个传教士留下的唯一一本圣经，而这名教士在1949年被逐出中国了。这些年来，历经多运动，村民们一直冒着生命危险保存着这本圣经。他们有一个问题，村民当中没一个人识字。所以每次聚会做礼拜时，他们互相传递着圣经，用手的触摸与上帝的精神进行沟通。最终，这个识字的大学生出现了。他们很激动，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祷告得到了回应。他们恳求他为他们读上一些。他同意了。当天晚上，他站在台上，读啊读啊读啊读。那些村民们站着望着他，如饥似渴地听着从他嘴里读出的每一句话；他们一动不动地听着，直到窗外破晓。村民们得回田里干活了，他们不情愿地离开了。
为了感谢我的朋友向他们传达上帝的话语，村民们给了他一大袋红薯带回家――这是他们唯一能在村子里找到的礼物。我朋友的旅行漫长而艰难，他必须扔掉许多东西，但是那袋红薯他一直保留到最后。
我那时还是一个在校园里干劲十足试图同时干很多事的年经女大学生，但这个故事让我停了下来。我被他所看到的感动了，吸引那些村民的精神也强烈地吸引了我。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被要求要热爱共产党领导人和毛主席，我看到人们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害怕或无奈，从来没有看到人们公开表现出的这样一种真诚强烈的忠诚和信仰。同时由于另外一些我时至今日都不能理解的原因，我的生活已经改变并且慢慢失去控制。
三、天安门事件
我最终参加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希望有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美好的中国。在1989年春天的那50天里，我看到了希望和爱带给人的力量，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一个贫穷羞涩的男人硬塞进我手里五元钱让我买些水给我的学生们喝，这是爱的表达。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感到了微笑和爱。这种微笑和爱传进了更多人的心里，从仇恨和厌恶中唤醒了更多周围的人，接着是整座城市，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被爱和希望的力量，以及坚信的光荣梦想所触动。摆脱仇恨，摆脱暴力，摆脱孤立，摆脱恐惧。那个时刻，我们知道了真理。我们爱人民，人们也同样会爱我们。我们爱祖国，那么祖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也会爱我们。甚至北京的小偷们也发起了罢工，以停止盗窃来支持我们的运动。天安门事件在那个没有舆论自由的社会当中不断扩大，最终成为全球性事件。这次事件触动了其他文化环境和其他大洲的很多人。这次事件以难以想象的程度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那么执政者怎么样呢？他们能够理解吗？他们会允许学生和人民自由吗？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没有。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当坦克和军队蜂拥而来的时候，我与最后的5000名学生从广场撤离。我看到了屠杀后的长安街，过空气都迷谩著仇恨。这就是执政者给我们的回答：当我们付出爱和和平的时候，他们却给了我们死亡和屠杀。起初我们没人能够相信。我怎么能够相信人民解放军会杀死自己的人民？我就是军人的后代。对我来说，他们是叔叔和阿姨，是兄弟和姐姐。我们爱他们，他们也应该爱我们呀。
我抬头望向天空，问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想进行对话，而他们却要杀死我们？”
尽管我们哭，我们不相信，但死亡还是一步步的朝我们走来了。那50天里，我不得不克服许多新的情感和考验，从生活简单的研究生到群众运动的领导者；从一个无忧无虑热爱跳舞的年轻人到处于现在可能导致将来牢狱之灾的立场；从梦想到美国学习然后开心快乐的生活到现在也许只求能保命。而现在，面临的是死亡。
从小孤独地在医院周围长大的我总是很害怕死亡。我做噩梦，梦到自己掉进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每次我都在尖叫中醒来。但是这次不仅仅是梦了，这次是真真切切的，我不确定该如何克服死亡。许多想法涌上心头。如果我不在了，几千里之外的我的家人会变成什么样,他们该怎么活下去？我是他们的希望和骄傲。我们梦想过的那种满足的儿孙陪伴的生活又怎么办….如此多的问题，如此短的时间。就这个样子了！就这么一晚了？
作为一名学生，我可以只考虑自己的想法。但是作为一个学生领袖，我必须为同学们着想。他们的表情表明他们的感受跟我一样：悲伤，低落，气愤，怀疑，和无助。我能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安慰他们呢？
在天安门广场最后一刻，我给他们讲了一个一群蚂蚁住在山上的故事：
一天山上着火了，蚂蚁们必须转移到山脚下才能存活。他们聚成球状，穿过火海，外面的蚂蚁都烧死了，但是蚂蚁种族却存活下来了。因此今晚，我们就是祖国前线的蚂蚁。我们的死亡可以换来一个自由的民族。欢笑鼓舞重新回到我们学生们的脸上，在最后时刻，我们找到了自己的目标。这个共同的目标给了我们勇气去面对死亡带来的难以忍受的黑暗和未知。我站在那儿，强烈的感觉到我们准备把最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人民，我们对人民和祖国的爱是多么强烈啊。看着那些没有感情冰冷黑暗的坦克，我想要是那些下令进行屠杀的领导人能够感受到那无价的爱就好了！…感谢主，奇迹般地，我活了下来。我们带领着最后5000名学生中的许多人走出了广场。我相信这是上帝的作为。
在大搜捕的日子里，我每天面对著被捕的危险，我也得到了许多有良知的人的帮助。我在中国躲过了十个多月的搜捕，最后，是一群佛教徒冒生命危险救了我。我独自一个人在一只船里的木箱内忍受了4天5夜的完全的黑暗，而这旅程本来只需8小时，
终于在1990年复活节的前夕月我成功逃抵香港，再到巴黎，最后抵达美国。
四、生命的破碎
移民的生活并不容易；而像我这样不太会说英语，心中仍想着解放一个她不能够回去的国家的难民来说，生活就更加困难。
来美国不久，我的婚姻破碎，我们这对北大校友；经过“血与火”走出来的“患难”夫妻在获得自由后却分手了。儿時的恐惧孤独再一次包围著我。更致命的是我的母親和祖母相继去世了，我的母親25岁生了我，而当我25岁時她离开了我……家破人亡，我生命中最爱的三个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一个个离开了我，而我喜欢的那份工作不愿意因为我而破坏中国区的生意，接着是一些恶意中伤和攻击，每一次黑暗时刻的来临都比前一次更猛烈。这就是我为民主付出的代价。这一切对于我太沉重了，打击象海浪般排山倒海涌来，使我窒息。
我害怕黑夜的来临，漫漫长夜中我常不知所措，而神沒有忘记我，当地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常为我祷告，安慰我，帮助我，我的第一部汽车也是当地华人教会的信徒送给我的。尽管我当時还无法接受耶稣作生命的主，但却透过教会感到爱和接纳。
感谢主，这十几年来没有放弃我，丢下我，主帮助我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商学硕士学位，使我能胜任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美国公司的工作，神也奇妙地把一个爱主的美国弟兄带到我的身边，在十年间，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我们也把家庭扩大到了中国，捐款帮助那里的孤儿；除了家庭我也创了一个软件公司，感谢主，我们现在已有280个雇员，公司正在稳步健康地发展。这些都是神的恩典！
去年春天，正值天安门事件20周年纪念，当年天安门事件中的同伴方正来找我，这让我吃了一惊。在那段时间里，我跟他并没有个人交情。我后来了解到在 7月4日我们离开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在前面引导队伍前进，而他是走在最后面的。后面的坦克高速驶来，方正立刻把旁边的年轻女子推到安全处，而他自己却耽误了可以保护自己的宝贵几秒而被坦克压到了双腿。其他的一些人被完全压过去了。
因此20年后，我是见到了坐在轮椅里的他。听着天安门事件后他的故事，我想如果坦克不是从后面而是从前面驶来，我的生活也可能像他那样。他说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受益，也便淡忘了当年的牺牲。天安门事件的受害者被遗忘了，他们每天都在贫穿和病病中挣扎。
我觉得我应尽我所能，在这段延长的黑暗当中给予他们帮助和支持。于是我承诺未来五年捐一大笔款以帮助他们。
因为我这个承诺，接下来的夏天成为我生命当中的另一个黑暗期。这次，中国政府代理要求我的家庭成员直接传达给我一个消息，那就是我捐款不会给我以及我的家庭带来任何好处。尽管生活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我仍然感受到乌云压迫在我头上。这片乌云时刻笼罩着我。在表面上看，我过着完美的美国式生活：可爱的孩子和丈夫，家庭，公司，私立学校，假期，但是我感觉到自己被监视和跟踪，我的电话被监听，我们的电脑被侵入，以及导致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神秘的车祸事件。那么他们有没有做过其他事情？他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在这片自由的土地和勇敢者的家园上，我并不觉得安全或自由。
为了天安门运动痛失了许多亲人之后，我对新家庭的爱已超过了一切。我对年少无知的孩子以及亲爱的丈夫负有责任。我的丈夫是典型的美国人，对于另一个黑暗政体的残酷和结果并不知晓，他最爱的消遣方式是看红袜队，爱国者队以及其他一些他可以抽空看的体育比赛。但是，我是一个辛存者，我有著良心和道义上的责任。我陷入了两难……
方正被安上假肢后，他与他太太第一次跳舞，为了庆祝他重新站立起来，我要坐飞机去华盛顿。在飞机上，撒旦开始攻击我……半昏迷状态的我醒来感到窒息和眩晕，一种将死和失去控制的感觉。这种黑暗势力的攻击，是我在天安门广场也未曾体验过的。但是这次，我陷在了过去和将来之间，我失去了所有的目标和意识，我丢掉了所有力量。我呼求主耶稣的帮助，攻击才慢慢退去。
这个经历使我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本相，我意识到，面对一个强权国家自己是多么的渺小。我，一个卑微的个人，如何同拥有大量资源和社会网络的国家相抗衡？我怎么可以参加一个注定要输的战斗，而在战斗的过程中，以牺牲我最爱的人为代价？
五、直面耶稣
在过去的岁月中，许多人已经在传播关于耶稣的信仰。在南卡莱罗纳州开办宗教学院的好朋友杰瑞•亨特（Jariy Hunter）以及科德角（Cape Cod）卫理公会教派牧师都向我介绍耶稣。
那天晚上，我遇到一位叫小约翰雷吉（Reggie Little John）的新朋友。她是虔诚的基督徒，并且相信自己领受了上帝的使命来关注中国强制堕胎的野蛮事实。她说她直到自己熬过一场危及生命的疾病之后才真正知道上帝，她还告诉我自那场病后从她从一个诉讼律师改行做人权人士和电影制片人，而现在她把自己的时间用来为服事上帝。
我问她有没有看见过上帝？她说她自己没有，“圣经说：没有人见过上帝，惟有上帝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她送给我一本书，叫《天上的人》。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中国年轻农民因为神奇迹般地救活了他病危的父亲而归向耶稣的故事。后来他成了一个牧师。并且因为把福音书带到中国而多次被送入监狱。一次，他们打断了他的腿，但是在上帝的帮助下，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了监狱，而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腿已经被上帝治愈了。在这本书的最后，他问道，“那么你准备好跟随耶稣吗？”
我合上那本书，拿起电话，“雷吉，如果你认为每个读完此书的人都会成为基督徒，那么你肯定是疯了。”我只是在半开玩笑。对我来说，信仰耶稣就等于是回到那些迫害。我花了20年的时间才刚刚让自己从那里摆脱出来。
同时，雷吉给我了一部关于约翰福音书的电影，每次看着电影，听着耶稣的话，我都感觉到自己燃烧的心中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平静和安宁。几个星期之后，事情一环扣着一环，戏剧化的事件也出现了。雷吉和我参加了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对于中国强制堕胎的做法的审判。我觉得，直到听了吴健的故事，我才真正了解中国。
吴健在拿到准生证以前就怀孕了，她要隐藏她怀孕的事实希望能保住她的孩子。计划生育部门的官员们殴打折磨她的爸爸，强迫她在父亲和孩子两条生命之间做出选择。她父亲没有泄露一点消息，但是计划生育部门的官员们还是想法找到了她藏身的地方。她被拖到一个医院强制堕胎。两针打下去，孩子不动了，但是却奇迹般地留在了她体内。那个时刻，年轻无助的妈妈吴健对她的孩子感到很骄傲，并且鼓励孩子说：“宝宝真强壮，也许宝宝能逃过堕胎针活下来。”但是第三天，吴健还没明白怎么一回事，她就被拖进了手术室，剪刀插进了她的身体，把她的孩子剪成了碎片。在她无助的眼泪和哭喊声中，她能听到的只有剪刀的咔嚓声。最后，医生拽出一只婴孩的脚，五个饱满的小脚趾就像玉米粒似的。这个场面深深地烙在吴健的心里。孩子死了，吴健生命的一部分也离开了。她讲到这里，这个调查庭只有我们和吴健的流泪和哭泣声。在痛苦和悲伤中，我们的心碎了，因为吴健和她无助的孩子，为了中国每个妈妈和她们未能出生的孩子。这个时刻让我回想起1989年6月4日那晚的屠杀中我们经历的所有无助和痛苦。那是个那么野蛮的夜晚，但我们没有力量去阻止，世界的其他人也不能。
吴健的故事只是2005年发生在中国仅一个村落里10000件案例中的一件。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大约有4亿的生命因为堕胎被野蛮地剥夺；很多是以这种残酷非人道的手术方式进行的，不但结束了婴儿的生命，也使绝望的母亲的心灵遭受了严重的创伤。在强制堕胎之后，吴健一直挣扎在生死边缘。她是在信仰基督后才活下来的。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中国，每天有500名妇女自杀。很少有新闻报道过她们过早的死亡。
恐惧之下，我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尽管已经过去20年了，没有人能够忘记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但是我们中没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计划生育政策要比光天化日下发生的天安门屠杀残忍上百倍，而且每一天这种残忍都在重复。吴健哭着说，“谁能帮助她们？谁能拯救她们？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和强制堕胎政策已经杀死了几百万的无辜生命。怎样才能制止这种非人道的犯罪？何时才能制止这种非人道的犯罪？” |
2010/8/17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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