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對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影響

由於基督徒以及許多新教教徒積極參與革命，大約500名牧師於1980年簽署了一項聲明，提出在革命進程中同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合作。作為包括桑地諾激進的土地國有化政策、革命基督教和格瓦拉式的拉丁美洲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對「陣線」發生了深刻的影響。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語言、信條、比喻和文化常常都是來自《約翰福音》，這可以從運動的基層和「陣線」的一些主要領導人如路易斯‧卡里翁和托馬斯‧博爾赫的講話中看出來。「陣線」的實踐也受到基督教理想的影響，例如，在托馬斯‧博爾格宣佈的原則中有這樣一句活：我們變復仇為寬恕」。尼加拉瓜革命廢除了死刑，因而成為1978年以來當代第一個取得勝利後沒有槍決、斷頭台或行刑隊的革命運動，即使對Gnandia Nacinal的暴徒，也只是把他們關進監獄進行「再教育」。
梵蒂崗和主教們的反應

革命的基督徒們並不打算另建一個「人民教會」，與奧萬多閣下領導的現行教會分庭抗禮。雖然革命基督徒對教會事務的設想強調俗人牧師的作用並把教會看作是「信徒們歷史的社區」，而不是完全建立在主教統治集團權力基礎上的一種機構，他們要求的只是在唯一的教會裡為自己獲得一個「空同」。

然而這一要求卻不能為尼加拉瓜教會統治集團或梵蒂岡所接受。奧萬多閣下領導的大多數主教反對歷史的進步斷然拒絕了忠於教會的基督徒的要求。

最初，主教們似乎願意接受革命。他們1979年11月17日發表的聲明進步得今人吃驚。這個聲明支持能夠使「權力朝著大眾階級真正轉移移」的社會主義，而這種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於通過國家計劃經濟來滿足多數尼加拉瓜人的需要。這份聲明雖然否認「階級仇恨」，但接受作為「動力因素」的階級鬥爭……「因為階級鬥爭能導致對經濟結構的真正改造」。聲明要求超越「捍衛大小個人利益的徹底的社會改造」。聲明最後聲稱，「我們對生活中的耶穌和上帝的信仰說明了基督徒在當前革命進程中的獻身精神」。（引自P‧貝利曼上書第396頁）

然而，在聯合政府中的自由主義派成員阿方索‧羅書洛和比奧萊塔，查莫洛在1980年4月與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決裂之後，主教們反而愈來愈激烈地反對進步。1980年5月，主教們指名要求上面提到的三位牧師辭去在政府中的部長職務；在以後的幾年裡，他們公開地同桑地諾主義者和激進的天主教徒對抗。教皇在1983年的訪問中，當然支持這些主教們的立場，對「人民教會」進行譴責，並命令卡德納爾兄弟和米格爾‧德斯科托放棄他們在政府中的職務。當他們拒絕執行命令時，他們有的被中止他們的宗教職務，有的被從他們所在的修會中開除出去（1984年）。1985年，剛剛被羅馬任命為紅衣主教的奧萬多閣下訪問邁阿密期間表示要同反對派領導人團結。不久，幾位牧師被政府譴責從事反革命活動，因而被驅逐出國。然而經過一個相互對抗的時期後，教會和「陣線」在過去兩年裡都試圖達成一種暫行解決辦法，在一個很巧妙的動議中，桑地諾革命者選擇奧萬多閣下作為他們與反對他們的反叛者談判的調停人。
桑地諾革命者與宗教

那些保守的主教如此敵視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原因之一是，他們認為「陣線」與基督教的聯合對他們是一種威脅。對馬那瓜和羅馬的某些主教來說，桑地諾革命者對宗教的友好態度比之東歐政權特有的對宗教的無神論敵視更加令人恐懼。正如科諾‧克魯伊斯‧奧夫林（Conor Cruise O’Brien）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樣：

「在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牧師們知道他們所處的位置：馬克思主義者屬於一個層次，牧師屬於另一個層次——這種說法是恰當地站得住腳的。然而最新材料表明的情況卻是完全不同的……尼加拉瓜新出現的情況，也是最令人驚慌的新的情況是，解放神學有史以來第一次得到國家的支持：還是一種最不受歡迎的先例，在拉丁美洲尤其不受歡迎。」（科諾‧克魯伊斯‧奧夫林：《上帝與人在尼加拉瓜》，《大西洋月利》。1986年8月，第57頁）

那麼，桑地諾馬克思主義者（他們不信教）對革命基督徒的真正態度是什麼呢？

在意大利著名神學家朱利奧‧希拉爾迪（Giulio Girardi）（他因對馬克思主義感興趣和對革命尼加拉瓜的支持而著名）看來，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幹部中對革命基督徒存在著兩種態度：

──舊的「傳統的」看法，這種看法是由蘇聯或古巴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小冊子造成的。這種看法認為：基督徒是同盟軍，但由於其信仰和同教會的聯繫他們是不可靠的同盟軍。同他們的聯合充其量只能表現在實踐上，而決不能表現在理論上，因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矛盾在理論上表現得太充份了。這種態度常常可以在最近受訓練的中層幹部身上找到，他們缺乏1979年以前的經驗。

──新的「尼加拉瓜人」的看法，這種看法是由具體的共同鬥爭的經驗產生的。這種看法認為：革命基督徒屬於先蜂隊的行列。人們應該重新認識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並承認宗教破壞性的潛在可能性。在解放被壓迫者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與革命基督徒在實踐上和理論上都是一致的。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的主要領導人如路易斯‧卡里翁就持這樣的態度。卡里翁在他1979年9月的講話裡堅持認為，這種一致並不等於馬克思主義者同基督徒之間的「聯盟」；他們是以同路人的身份走完解放被壓迫者的路程的。（G‧吉拉迪：《革命信仰和文化革命》，馬那瓜：尼加拉瓜諾埃瓦出版社，1983年版，第69頁）

對於獻身的基督徒來說，人民的進步意味著什麼呢？它意味著支持革命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尤其是土地改革，它意味著保衛革命反對反叛者和美國干涉所取得的成果，但同時他們要保持自己的個性和他們對革命領導人的公開的、友好的批評態度。

例如，在1985年6月發表的一個聲明《尼加拉瓜的教會與革命》中，安東尼奧‧巴爾迪維索寫道：

「我們承認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是人民的先鋒隊……然而他們也可能犯錯誤，尤其在當前過渡的困難年代裡，他們甚至常常在諸如土地改革、新聞檢查等這些非常重要的問題上犯錯誤。在我們看來，他們在關於教會的問題上也犯了一些錯誤，被驅逐的10名牧師就是一例……（但是）我們也看到了「陣線」領導人認識和改正這些錯誤的坦率與誠懇。」（安東尼奧‧巴爾迪維索：《尼加拉瓜的教會與革命》，載G吉拉迪等人編：《尼加拉瓜的解放神學》，馬那瓜：（C、E、A、V出版社，1987年版）

總之，桑地諾民族解放陣線中的基督徒組成部份是尼加拉瓜革命具有獨創性的原因之一，也是尼加拉瓜革命在本國和在拉美及全世界具有吸引力的原因之一，這是毫無疑問的。

張金鑒譯，原載《馬克思主義研究》

https://workerdemo-hk.com/2018/04/08/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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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羅民主網
Worker Democracy

簡介與聯絡

普羅民主網由先驅社主辦。先驅社創辦於1980年，宗旨是傳播社會主義思想。

我們所了解的社會主義，可以簡述如下：

勞動者與自然，是構成人類社會的基礎。資本主義大生產曾經起過巨大作用，它把人人有工做，有體面的生活，變成物質上有可能。但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又必然損害勞動者與自然。所以資本主義一方面導致兩極分化，導致勞動者在物質與文化上的貧困，甚至在週期性經濟危機中失業；另一方面又導致環境污染，破壞生態平衡，並日漸迫近無可挽回的地步。由馬克思等人開創的當代社會主義運動，主張由一個勞動者民主管理的社會，來代替資本主義，在今天尤其迫切。很多人認為，1989年柏林圍牆的倒塌代表社會主義的終結。其實，無論是從前的蘇聯陣營，或者毛時代的中國，都不是馬克思等人所設想的那種制度，而是相反。我們所倡議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包含以下基本元素的自由而平等的社會：

徹底的民主：不僅政制上要全面民主，而且國家主權和社會經濟的最高管理權都歸於人民大眾，確保社會生產力用於促進人民福利。

勞動解放：爭取勞動者享有體面的工資和生活並不足夠，必須消除財團對生產工具的壟斷，並交由社會民主管理，確保勞動者能夠掌握全部勞動成果。

國際主義：全球資本主義的競爭越激烈，各國資產階級就越要本國勞動者支持自己與別國競爭。然而這種競爭，對於勞動者而言只能是待遇比賤。勞動解放運動則主張相反的邏輯，要求各國勞動待遇只能比好。這個邏輯發展到最後，就是實現國際社會主義聯邦。畢竟，社會主義只能在國際範圍內才能實現。

生態社會主義：確保巨大的生產力是造福人類與自然，而非將之破壞，前提是終結資本主義那種追逐無限的利潤、無限的市場的制度。實現了這個前提，再配合提倡理性消費和節儉，一個生態平衡的社會也就能夠出現。

女權主義：資本主義雖然創造了條件，讓婦女在受到幾千年的排斥之後、重新回到社會勞動崗位，但是它從之前的階級社會所承繼過來的父權主義，由於其有利於資產階級，卻始終保持。我們提倡徹底消除父權主義，廢除一切社會生活上對婦女的或明或暗的歧視，主張女性的徹底解放。

反對一切性傾向歧視：父權主義和社會偏見繼續令到非主流性傾向人士受到種種壓迫。這種壓迫也助長右翼思想的發展，所以其壞影響不限於直接受害者。我們提倡立法保證一切性傾向都有平等地位，反對任何歧視，尤其協助低下階層的非主流性傾向人士抵制一切歧視。

自下而上的勞動解放運動：實現上述社會變革，主要依靠勞動階級的運動及其盟友。我們支持勞動者發展自主自為的組織，不把希望寄託在任何神仙或者偉大領袖。我們重申那句話：無產階級的解放是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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