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凡四訓, 佛教, 愚人, 開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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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離教版有一位網民如是說:

算命術可以很神奇,但這是佛菩薩或神仙遊戲人間的傑作,以證明世俗的命運論的存在,更進一步證明業力因果的不可思議。
命運當然可以改,包括一部分的命也可以改,套用佛教的術語是重業輕報,定業轉為不定業重點在於重業輕報,這些完全解得通。
道教企圖改命,但缺乏因果觀念,有時會得到反效果,改命的唯一方法是行善積德。
如了凡四訓所說,並不是教我們玩改變命運的魔術。

佛教徒的命運觀點是胡說八道,還是人生哲理,請看以下文件分析
了凡四訓與厚黑學
http://blog.yam.com/ross168/article/3142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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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凡四訓簡介
http://www.cd.org.tw/becute/big5/mystery/3/mystery_3_1.htm

了凡四訓白話篇
http://www.bfnn.org/book/books/0619.htm
明朝袁了凡進士原著
民初黃智海先生演述
了凡弘法學會整理

　　袁了凡（1533年－1606年），原名袁黃，字坤儀，明朝江蘇吳江縣人。早年入贅妻家。袁母鼓勵其習醫。後遇雲南孔先生傳黃祈之術，並為其卜算一生之榮枯壽夭。袁黃接受孔先生之建議，放棄學醫，求取功名。1569年遇雲谷禪師，講演命運真理，並授其改造命運之法，袁黃如大夢初醒，改名為了凡，以此明其悟立命之說，不欲落凡夫窠臼之志。孔先生，原先為袁黃卜得的科考名次，無一不驗。之後遵從雲谷禪師的教誨，努力斷惡修善，積功累德。 其後，科考及運途皆為之一變，並求得一子，取名天啟。其後以拾遺﹙諫官﹚罷官。原先孔先生卜算其壽元為53歲。為官三年半，而且沒有子嗣，後來他活到了74歲。69歲時，將一生的體驗寫成《了凡四訓》。

　　袁了凡原名袁黃，字坤儀，在考科舉之前由相命之人以皇極數推測其未來功名，結果都一一應驗，因此認為命運不可改變，且命運中他將於53歲壽終，且無子嗣。然之後於1569年遇見雲谷禪師，透過雲谷禪師解說命運（數）其實可以改變之後，積極為善助人，因此改變自身的命運，不僅未於53歲壽終，且生下兒子，並於69歲那年寫下「了凡四訓」。了凡四訓正是袁要給兒子的訓示：以多行善積福，使命運可以自主改變。

《袁了凡先生略傳》
　　袁了凡先生，原名黃，字坤儀，江南吳江人。博學多材，精通河圖、洛書之理數、星命之學、堪輿之道、律呂音樂、數學算術、水利、兵備無不獲有心得，並留有著作甚多。《了凡四訓》即其戒子之文。
　　明朝隆慶四年為舉人，萬歷十四年中進士。歷任寶坻縣長、兵部職方司主事、軍前參贊、督兵等職。享年七十四歲。明熹宗追贈「尚寶司少卿」。

了凡四訓（白話篇） - 由民初黃智海先生演述
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

抽刀斷水

文言文原文寫於明朝：
http://zh.wikisource.org/wiki/了凡四訓

看來也不難看，不是太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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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了凡四訓》對明治時代的影響，與當代人文的影響文章已遺失，因該文寫於新版《了凡四訓白話版》前言，版權文章網路不易搜索，隔日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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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凡：明治維新是如何產生的

最近幾年，因為在對中國的政治改革進行探討，總是感到困難重重，難於找到答案。因此從幾年前開始，就比較關注其它國家政治改革的經驗，包括現在的，也包括歷史上的。在讀了許多書以後，總是覺得亞洲國家成功的改革案例主要是在日本和土耳其。這兩個國家在近代歷史上都經歷過一個大規模的政治改革，而不是通過殺人無數的革命，達到了政治變革的目的，從而將一個傳統的國家轉變到現代國家的軌道上。這就是土耳其的凱末爾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維新。而這樣的改革，從對歷史的轉變來看是意義非凡的，達成了許多亞洲國家的革命所沒有取得到的成功，既包括了政治制度的大轉型，也包括了社會制度的大轉型。這種巨大的轉型居然會如此的容易和順利，對比中國來看，簡直不敢想像。而對這兩個國家的改革來說，比較容易瞭解到的還是日本的明治維新。不僅是文字上我會日語，而且兩國關係很近，近代歷史上的交往和互相影響比較多，而且還因為兩國距離也很近，來往容易，因此就比較多地關注了日本，這也是很自然的。所以，近年來，我讀了不少有關明治維新的著作。
2013年5月，利用國內的五一假期，同時也是日本的黃金周長假，我去日本探親訪友，借此有意地實際上觀看有關明治維新的事蹟，想借此對明治維新有更多的瞭解，特別實際地感受一下明治維新。正好，今年是明治維新145年紀念，因此就以這個訪問散記來紀念這段歷史吧。

天保改革

國外學術界對明治維新的研究已經認為，明治維新的出現有很深的歷史根源，不是僅僅從薩摩和長州公開提出“尊皇攘夷”開始的，而是要從明治維新前在日本出現的天保改革開始。我到日本訪問明治維新事蹟，基本上是在山口縣，原來想要到的鹿兒島去，因為趕上日本的五月黃金周長假，日本到處都是出來度假的人員，鹿兒島的酒店和新幹線都已經訂滿，無法去，所以就基本上在山口縣進行訪問。山口縣是日本德川幕府時期長州藩所在的地方。而長州藩是日本明治維新主要的起源地之一，另外一個是現在鹿兒島所在的薩摩藩。因此，對山口的觀訪對於理解明治維新是一個好的選擇。

如果從天保改革談起明治維新，那麼長州藩就是最為重要的地方。天保年間落於1830-1840年這個時期。當時這個時候日本內部由於經濟社會的發展，已經導致原有的結構無法適應日本經濟的變化，社會矛盾開始加大，幕府和藩國的財政都出現困難，社會動亂開始出現，下層社會的不滿在加大，出現了大量的農民起義。因此在日本政府內部出現了一些應對社會變化的改革，包括中央的幕府也包括地方藩國，歷史上將這些變革叫做天保改革。在學者的眼裡，天保改革雖然在全國許多地方都在出現，但是從重要性上講，長州的改革是最為重要的，也是成功的。而長州藩的改革是由一個叫做村田清風的人進行的。村田清風據我們家在日本的親戚講，他是我們家日本親戚的祖先。他們領我去拜訪了村田位於山口縣的祖居。現在村田清風的祖居，已經開辦了一個規模不小的博物館。那是村田清風的出生地，也是他後來退休以後的住所。村田清風是長州的武士，稱之為平侍，後來擔任藩裡主管財政的官員，地位僅在家老之下。在他的任上開始了財政改革，這個財政改革就是天保改革最重要的內容之一。清風退休以後回到出生地，在這裡他開了私塾，教養當地學童，一直到去世。在村田清風的博物館裡，陳列著大量當時的文物，以及村田事蹟的說明。1831年長州的首府萩市出現了大規模的騷亂，1832年藩裡開始醞釀改革，1839年任命清風負責藩財政，1841年藩確定了清風的意見，天保改革開始。

按照明治維新歷史專家的看法，村田清風的改革雖然沒有有效的減少藩國的債務，但是他建立了一個儲備基金，成為後來長州軍費的主要來源。他取消了藩國對多數壟斷經濟的支持，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他的厲行節約政策也惠及武士和農民。這兩個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當地的社會不滿氣氛，提高了藩主毛利家族的地位，在此後的40年內當地只出現了4次農民起義。這個改革從總體上講加強了長州的力量。村田的改革還包括了教育方面的內容，他當時就開始翻譯西洋的醫學著作，並且以西式的方法開始訓練軍隊。這些改革的內容後來給了長州的思想先驅者吉田松蔭以非常大的影響，成了明治維新的前奏。他去世以後，被關的吉田松蔭聞訊寫了悼亡詩：《挽前參政村田翁》，內有句子“皇天何心不幸我長防，吾君所眷一朝忽喪亡，五朝老臣多勳績，遭遇明時有輝光”。村田曾經上的學校“明倫館”現在完好存在，仍然是一所當地有名的學校。清風的舊居保留完好，院子裡的水井仍然存在，明治維新後的重臣木戶孝允“清風松”的題石和山縣有朋題寫的紀念碑都矗立在院裡。

當然另外一個明治維新的起源地薩摩也同樣進行了天保改革，雖然辦法和長州的不一樣，但是由於薩摩和國外的接觸比較多，對外貿易進行的不錯，這個改革也同樣增加了薩摩藩的力量，可以有效地像開展先進武器的準備和先進企業的出現，成為日本最先西化的地方。

吉田松蔭

日本的明治維新除了國內的原因之外，外來的影響非常大。在明治維新之前，日本政府採取的政策和中國清政府的政策一樣，對外是閉關鎖國的。1853年，美國著名的“黑船”到達日本，這就是由美國將軍佩里所帶領的軍艦。佩里給日本政府下通牒，要求日本開放貿易，約定日後再來，如果屆時不開放貿易，則將炮轟日本，強迫日本開放貿易。在美國的黑船到達日本，威脅日本開國的時候，整個日本處於驚恐之中。西方軍艦的馬力之強大，速度之快和火力之強，震撼了日本。但是在日本舉國的恐懼之中，也有明白之人，感到日本落後了，需要學習國外。其實這個時候已經是中國的鴉片戰爭之後了，中國的遭遇給了日本走在前列的知識份子一個思考的機會，就是要讓日本避免中國鴉片戰爭戰敗的結局，就必須要學習國外，而不能閉關自守。這就是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所講的“師夷之技以制夷”的思想，這本書當時在日本很受重視。日本也有人想到國外去看看什麼是西方的長技。就在美國的軍艦準備離開日本的時候，有一個人悄悄地登上了黑船，提出要到紐約去看看，讓美國軍艦帶他去美國。但是美國軍人拒絕了他的要求，將他趕下了船。不知道這是歷史的必然還是歷史的錯誤！這個人就是後來影響了整個明治維新的著名學者吉田松陰。由於吉田松陰是偷偷地上的船，因此被認為是背叛日本國家的行為，對於當時的日本政府來講是不可饒恕的，因此他被關了起來。一年之後，他從被關的地方釋放回家，但是被限制了活動，類似於現在的假釋。於是他在家裡辦起了學校，開始傳授他的思想。他的學生，包括了幾乎所有重要的明治維新時期長州出來的政治家和軍人，從而影響了整個明治維新的發展。

吉田松陰的家，也是他所開辦的私塾松下村塾，現在叫松陰神社。屬於山口縣的萩市是松陰神社的所在地，也是當時長州的首府。松陰神社是後人為了祭祀吉田松陰而建立的。這樣的神社就和中國古代為了紀念一個人物而建立的廟一樣，享受後世的祭祀，例如關帝廟是專門祭祀關羽的，這是中國的文化傳統，日本也有同樣的文化傳統。松陰神社的門口矗立著日本前首相佐藤榮作所寫的巨大石碑“明治維新胎動之地”，表明了這個地方的意義。松陰神社完整地保留了當時吉田松陰居住時的情況，日本傳統結構的木頭房，房裡鋪著草席，房子不大。裡邊掛有吉田的照片，也寫下來當時他的一些學生的名字。這裡邊有：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後總理大臣）、桂小五郎（後參議）、山縣有朋（後總理大臣）、山田顯義（後法務大臣）、品川彌二郎（後內務大臣）、酒阪玄瑞、前原一誠（後參議）、野村靖(後內務大臣)等。這些都是後來馳騁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如雷貫耳的名字。在講義室內，除了有吉田松陰的圖像之外，還掛有一副對聯：“自非讀萬卷書安得為千秋人，自非為一己勞安得致兆民安”。胸襟很是寬大。在這教室旁邊，就是松陰神社和紀念他的一個紀念館。

吉田松陰在松下村塾裡教什麼，從而能夠影響了日本的歷史進程呢？這還是我很感興趣的。從記載來看，吉田松陰是佐九間象山的學生，對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和歷史非常熟悉，因此像《論語》、《孟子》、《孝經》、《禮記》、《史記》等都在教授的範圍；另外吉田松陰本人還是日本的兵家，曾經師從山田亦介討教長沼流兵法；而他所教的日本的著作則有很多是尊王論的歷史名著，如會澤正志齋的《新論》、賴山陽的《日本外史》等。從教授的主要內容看，他是在傳授尊皇攘夷的思想，強調天皇的超然地位及萬民對皇權的歸順。而這些思想實際上是反對幕府的。

除了教課之外，吉田松陰還是一個激烈的政治家，鼓吹暗殺，實行激進的政治，鼓動推翻幕府，鼓勵長州藩出兵討幕。他有這樣激進的政治主張，當然被視之為幕府的眼中釘。在井伊直弼主掌幕府後所實行的安政大獄中，他被殺致死（1859年），死于江戶（現東京），年僅29歲。在臨刑前一天，即1859年10月26日黃昏他寫了最後的著作 《留魂錄》，在其開頭寫了一首慷慨激昂的詩：“肉軀縱曝武藏野，白骨猶唱大和魂”。真像是譚嗣同的絕筆！
吉田松陰鼓吹的尊皇攘夷的思想後來成了明治維新時期內的主流思想，風行全國。加之長州後來成了明治維新時期反對幕府的大本營，並主張激進的推翻幕府的政策，以及他的學生都成了長州明治維新的領導者，因此他的思想影響極大。後來他的思想也影響到中國，也成了中國戊戌變法時期改革派的崇拜人物之一，梁啟超對他是極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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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是長州

對於明治維新產生的原因，學術界的看法有許多，但是歸結起來有這麼幾個：社會的不同階級或階層的矛盾在不斷擴大，導致社會和政府的衝突；武士的不滿以及和政府的衝突；外來力量的進入導致日本各方面的變化而引起的變革；地方政府藩國和中央政府幕府之間的矛盾等。依照這些想法，就有階級的衝突、民族主義的矛盾以及地方與中央的矛盾等等來解釋明治維新的起因。各種解釋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至少從表面來看，地方與中央，也就是藩國和幕府的衝突是一個明治維新發展的主線。而藩國的強大和發展以及與幕府應對外來挑戰政策的不同是導致這種衝突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明治維新時期的地方政府中，最主要的主導者是兩個藩，一個是薩摩藩，一個就是長州藩。這兩個藩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是推動明治維新發展的主導力量。兩個藩的政治態度其實不一樣，甚至是衝突的。薩摩藩比較傾向於改革。在外國勢力逼近日本的時候，力推幕府進行改革的是薩摩，只是後來由於對幕府感到失望之後，才和長州藩聯手，進行倒幕。而長州藩幾乎一開始就是要倒幕，而且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一直號召進行武力倒幕。因此也可以講，薩摩是改革派，而長州是革命派。其實就明治維新而言，既有改革，也有革命，是一個改革和革命的變奏曲，在大的改革的框架內也有規模小許多的激進的衝突、戰爭或者是革命的出現。從明治維新的結果而言，沒有像一場大革命一樣，屍留遍野，也沒有像一場內部改革一樣，歌舞昇平。而是死了不少的人，打了不少的仗，但又是相對平和的，能避免的戰爭都避免了，仗的規模也都不大。

那麼為什麼長州非要武裝起義，發動推倒幕府的“革命”呢？這是理解明治維新的一個關鍵問題。也是我一直像要瞭解的。

在山口的訪問中，可以知道吉田松陰的態度從一開始就是尊皇的，他的尊皇就是反對幕府。而准許讓他開學授徒大講反對幕府，一定是政府中有人明裡或暗裡的支持才可以。他的思想影響大，影響了長州的執政者，當然可以作為一種解釋，但是好像還不夠。但是在山口呆了幾天以後，待多瞭解了山口的歷史以後，好像可以解開了這個謎。就是長州和幕府的歷史宿怨。在明治前265年，當時是日本的戰國時代，德川家康和毛利在關原進行大戰，這是日本歷史上的關鍵一戰，號稱關原大戰，德川家康取得勝利，成為控制全日本的軍閥，建立了265年基業的德川幕府。結果戰敗的毛利家族被“放逐”到長州，成為一個小藩。此後二百多年一直住在這裡，想必是耿耿於懷，翻案之心不死。當時德川幕府擁有巨大的實力，又豈是毛利家族能夠輕易打敗的，事蹟敗露之後，恐怕還要遭到滅族之災。因此毛利家族一直謹小慎微，過著勾踐式的日子，時刻想著複國。因此當機會來到的時候，他們就會起來，乘機而上。因此，吉田松陰的倒幕思想，會在骨子裡得到藩主毛利家的支援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力量不足夠大的時候，他們自己不會動。

當幕府興“安政大獄”的時候，要處死吉田松陰，藩主沒有辦法，只好交人。其實在“安政大獄”的時候，長州倒幕的人中，又豈止是吉田松陰被殺，當時被殺的倒幕武士死了很多。

在萩市有一個佛教黃蘖宗的大廟東光寺，這裡是長州藩主毛利家族的家廟，是毛利家族人死後安葬的主要地方之一。在東光寺安靜的後院裡，有一片肅穆的墓地，到處是日式的石燈籠，這裡安葬著五代長州藩主和他們的家族人員。在他們的墓地前面的一片空地上，是另外的一個墓地。這裡安葬著幾十位在“安政大獄”中被殺的長州藩的倒幕人士，雖然這個墓地是明治維新以後修的，但是能和藩主毛利家族墓安葬在一起，在同一個廟裡，也充分說明了長州倒幕武士和長州藩主的關係。我的日本親戚對我講，這些為明治維新犧牲的人裡也有他們的祖先，也埋在這裡。明治維新後，這些逝世的人都被封為正四位，比部長的位置還高。他們說，長州的人認為，明治維新是毛利家族報了德川家族的一箭之仇：關原一戰，德川打敗了毛利；明治一戰，毛利打敗了德川。這兩個日本歷史上的著名家族，在265年的時間裡，打成了平手。這個評論，在我看到的明治維新的著作裡，沒有人提起，但是有道理。不然，為什麼一定是長州呢？

在“明治三傑”裡，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是薩摩人，木戶孝允是長州人。其實，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長州出了不少的著名人物。除了木戶孝允外，另外還有一個人物是高衫晉作。在萩市的城下町中，保有高衫晉作和木戶孝允的故居。高衫晉作為下級武士，是一個激進的倒幕人士，也是吉田松陰的學生，主張以武力推翻幕府。他成立的奇兵隊在當時是大名鼎鼎的倒幕民間武裝。當時，日本各地有許多脫籍武士，即因為某種原因，被原來所在的藩國開除，而沒有藩籍，實際是自由武士，也是浪人，但是是違法的。他們聚集在一些港口這樣的地方謀生或者滋事，他們對現實不滿意，很容易產生尊皇攘夷的思想，因此成為反對幕府力量的主要來源。屬於長州藩的馬關（現下關）就是這樣的脫籍武士聚集的一個地方。高衫晉作將這些人組織起來，成為奇兵隊的成員，最多的時候奇兵隊據說曾經達到過4000多人。長州藩曾經發動過一場攻打皇宮的戰爭，當時讓以薩摩軍為主的幕府軍打敗，歷史上被稱之為“禁門之戰”。之後長州藩內的激進派下臺，保守派上臺，禁止激進派在長州的活動。高衫晉作將這些激進的武士組織起來，繼續進行戰鬥。我在山口市旁邊的一個地方看到了一個寺，叫光明寺。這裡是1865年高衫晉作領導的激進武士軍隊和長州政府軍激戰的地方。高衫晉作領導的以奇兵隊為首的長州倒幕軍取得了這次戰鬥的勝利。參加這次戰鬥的除了奇兵隊之外，還有其它各種名號的武裝組織，例如南園隊、八幡隊、遊擊隊和膺懲隊等，其實每一個隊的人都不多。最大的奇兵隊也就300人，其餘也就1、200人。當時的光明寺是高衫晉作的大本營。周邊的一些古戰場也都保留下來了，這個戰鬥被統稱作“大田•繪堂戰役”。這場規模不大的戰爭後被紀念為“明治維新奠基之戰”和“明治維新發祥地”。因為這一戰之後，長州藩最終站穩了立場，繼續堅持武裝倒幕。所謂“激戰”，其實規模也不大，也就是幾百人的規模，戰死的倒幕人士有17人。參加此次戰鬥的還有後來在明治維新之後成為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和元帥的山縣有朋。高衫晉作在明治前夜的1867年生病去世，不到28歲。

除了高杉晉作之外，長州藩出來的另外一個明治維新的重要人物就是木戶孝允，原名桂小五郎，“明治維新三傑”之一。木戶孝允家庭出身是醫生，和毛利家族關係不錯，長期處於長州藩的倒幕領袖地位，擔任過管理財政的官員，稱吉田松陰為兄，師從吉田。他曾經要秘密到英國去學習，後來又策劃了長州和薩摩兩個藩的聯合，促成了倒幕的薩摩長州聯盟的形成，最終導致了幕府的倒臺。1868年1月25日，木戶孝允應邀從長州來到京都，與大久保利通一起處理中央政府政務。明治新政府建立後，他擔任總裁局顧問，為所有政策實質上的最終決定責任者。之後，他擔任外國事務掛、參與、參議、文部卿等職務。明治元年（1868年）以來，屢屢提出開明的建言，並持續率先做政策的實行。日本的五條禦誓文、版籍奉還、廢藩置縣、人材優先、四民平等、憲法制定等都和他的推動有關，並使明治政府漸次實施。他是明治初期的穩健派。他反對出兵臺灣，曾經憤而辭職。之後又推動地方自治，西南戰爭發生後不久，他1877年因病去世，也就只活了45歲。

在木戶孝允的推動下，長州藩知道必須要學習國外知識，因此在1863年5月8日，長州藩派出秘密留學生井上馨、伊藤博文、山尾庸三、井上勝、遠藤謹助五人至英國留學，於橫濱出發。這些人被稱為“長州五人”。這是日本最早的一批到國外的留學生。其中伊藤博文後來曾經擔任過日本的第一任首相，是日本現代化過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為許多的中國戊戌變法時期的改革派人士崇拜，曾經擔任中國政府的顧問，在甲午海戰失敗後中日談判中，代表日本方面和中國的首席代表李鴻章進行談判，談判的下關春帆樓現狀仍然保存，我這次曾經去參觀過。後來他出任日本在朝鮮的最高長官，被朝鮮人暗殺。他的家現在也保存起來，就在萩市，是一個博物館。井上馨也是明治維新時期的一個重要人物。在山口市內，有一個公園，叫作井上公園，這裡原來就是井上馨的家，在提倡尊皇攘夷遭到幕府反對的安政時期，處於天皇中樞的明治維新的最重要人物之一的三條實美等七卿，被幕府趕到長州居住，三條實美就是在這個地方居住，他們住下後，卻反而天天和長州的倒幕人士聚會，議論尊皇攘夷的事情。這個公園裡有井上馨家的舊宅邸。井上後來就任日本的大藏大臣，是明治維新政府的重要人物。這五個人中的其它人，回國後也在日本的貨幣、鐵路、工業建設中擔任重要的位置，為日本的現代化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西鄉隆盛和阪本龍馬

在明治維新的過程中，有兩個傳奇式的人物，一直到現在都在日本的媒體、文藝、電影和電視中不斷出現。這就是西鄉隆盛和阪本龍馬。就傳奇的程度而言，前者高於後者。

明治維新中最傳奇的人物就是西鄉隆盛。他出身於薩摩的一個下級武士的家裡，卻得到幾任藩主的信任，漸漸地嶄露頭角，成為江戶和京都的重要政治人物。他提倡尊皇攘夷，被幕府打擊，一度自殺，後被迫被薩摩藩主流放到小島上，之後又重新出山，幫助薩摩推動明治維新，成為明治維新的領袖，並且在倒幕的最後一戰中，成為倒幕軍實際上的統帥，打敗了幕府軍隊，最後他和幕府軍隊的統帥勝海舟經過談判，兵不血刃地拿下了江戶，推翻了幕府。西鄉隆盛是明治維新成功的最大功臣，成為明治三傑之首。明治政府建立之後，西鄉出任參議，和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組成了明治政府的核心，在推動版籍奉還、廢藩置縣等一系列巨大的政治和社會的變革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後來在岩倉具視訪問團訪問美歐期間，他獨立打理政府政務，留守日本二年，成績斐然。但西鄉本人不眷戀權力，滿身俠客（武士）精神，合心意就幹，不合就走，在日本政壇上幾上幾下。在明治政府中，他自己認為自己是保守之人，和其他官員能合作就合作，不能就走，他曾經兩次離開政府，最後一次乾脆回家不幹了，在家鄉開了學校。但是當對新政府取消武士階層不滿的下層武士找到他的時候，他又同情他們，並最終以明治政府陸軍大將的身份和幾萬不滿武士一起，起兵造反，發動戊辰戰爭（西南戰爭），最終兵敗自殺，也就只有51歲，後被明治政府稱為“國賊”，連他的親弟弟都和他反目。過了二十多年之後，由於他在社會之中的威信太高，而且在明治維新時期的功勞太大，明治政府終於在東京的上野公園樹立了他的全身銅像，表彰他在明治維新中的功勞。從他的經歷來看，這是日本的一個真正的武士，他的率性、認真、勇敢、俠義的武士精神為日本人所崇拜，而且也為戊戌變法時期的中國士人所崇拜，梁啟超就寫過讚揚他的詩篇。

這次的訪問，雖然沒有能夠到薩摩去具體看他的事蹟，但是最後到東京的時候，還是到上野公園觀看了他的銅像，銅像的說明講他是“敬天愛人”，這倒也應該是恰當的。

幾年前，我在看日本明治維新歷史的時候，就被西鄉隆盛所折服，不由得寫過一首關於他的詩：

薩摩英雄起民間，攘夷倒幕扶皇天。

一改舊國維新業，只為武士負時艱。

現在拿出來，也算是對明治維新145年的一種祭奠吧。

明治維新時期另外一個傳奇人物就是阪本龍馬。和西鄉隆盛一樣，阪本龍馬也出身於土佐藩的下級武士家庭，後來認識了日本開國先驅的海軍之父勝海舟，拜勝海舟為師，學習海軍，之後建立了民間商船隊“海援隊”，做海上貿易，推動民間經濟。他資助長州的倒幕軍，走私軍火給長州的奇兵隊，成了高杉晉作的好朋友。到了幕府要討伐長州而長州面臨危機的時候，卻由他出面，讓高杉晉作和薩摩的家老小松帶刀以及西鄉隆盛等見面，講明瞭利害關係，並出面作保，讓薩摩幫助長州，促成了薩（摩）長（州）聯盟的出現，使得幕府的討伐無疾而終。最終在他的努力下，薩長土三方聯合，發動了討伐幕府的戰爭，最終導致幕府的垮臺。在參觀萩市松陰神社的時候，一進門就是一塊巨大的石塊，上刻岸信介書寫的“薩長土聯合密議之處”，指出這裡曾經是阪本龍馬進行三藩密議的地方，但是這也只是密議地方之一。他的密議活動的地方主要應該是在下關一帶。我到下關訪問的時候，到處都見到阪本龍馬的像和他的事蹟遺留之地。但不幸的是，三藩聯合之後， 也就是在明治維新前夜的1867年，他在京都被暗殺身亡， 只有不到31歲。誰殺了他，到現在仍然是謎。

阪本龍馬以民間之身，處世于明治維新的政治漩渦之中，起到如此作用，實在難得。而且更為難得的是，他在促使薩摩和長州的聯合時，提出了後來日本改革的設想，那就是有名的所謂“船中八策”：(1)奉還政權；(2)設上下議政局；(3)登用天下人才；(4)廣泛採納公議修改條約；(5)重新撰定法典；(6)擴充海軍；(7)設置親兵保衛帝都；(8)就金銀物價制訂與外國相等的法令。這一個新的政權設想大綱和行動綱領，在他死後幾個月以後作為“大政奉還”而被新建立的明治維新政府所接受而實現。這個人是當時有寬廣眼界的民間有識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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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

要理解明治維新，除了要瞭解倒幕派的活動之外，也要瞭解所謂的維新中的保守派也就是德川幕府方面的活動。

明治維新的直接原因，是美國的“黑船”到來引起的。這是西方的勢力全球擴張所帶來的一個結果。在日本之前，擴張的西方和東方最有力量的大清國進行了一場較量，這就是眾所周知的“鴉片戰爭”。這一場較量，大清失敗。因此當西方勢力來到日本的時候，日本已經知道了大清的結果。因此當美國的軍艦要求日本開放貿易和口岸的時候，日本不知所措，但是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引起了內部的動盪。之後，在西方國家美國、英國和法國等持續要求日本開放貿易，開放港口的時候，當家的中央政府德川幕府雖然不願意，但是也知道西方國家的力量之強大，絕不是日本所能夠對付得了的。因此在西方國家的壓力下，雖然幕府不自願，但還是最終勉勉強強地同意了西方的要求，打開了日本通商的大門。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面對著西方勢力的衝擊，在全國出現了“攘夷”潮流。幾乎所有的藩國和武士階層都幾乎一口同聲的要求對抗西方，反對開國。其實在這一點上，由於幕府要實際處理國際事務，是要比藩國更瞭解國際大勢的，因此雖然打開國門是出於不得已，但是幕府的開國政策也其實走在日本的時代前面，是應對西方壓力的正確反應。但是當時幕府的政策，導致了日本幾乎全國的不滿。不滿意幕府的武士和藩國，在“尊皇攘夷” 的口號下集結起來，他們認為幕府賣國，只有推翻幕府才可以達到攘夷的目的。出於倒幕的目的可以有許多種，但是可以找到的正當的理由卻不多，而在這些理由中，認為權力應該回到天皇的手中，幕府應該將權力還給天皇，是最正當的理由，這樣他們把矛頭對準了幕府。而結果是幕府越對西方列強開放，國內反對的聲音就越大。當時，在明治維新前真正瞭解這個國家到底要怎樣做的人，特別是知道日本必須要開放的人並不多。阪本龍馬的老師勝海舟是一個，他就認為日本必須開國，必須學習西方，必須要走富國強兵的道路，必須要建立自己的海軍，日本才能避免亡國的道路。他成了日本主張開國的一個重要人物，而且後來成了幕府的重臣。

在日本的藩國當中，能夠知道國際情況的，並且和國際上大國打過交道的不多。薩摩是主要的一個。薩摩地處日本的南面，離中央政府比較遠，而且因為地處南方，和琉球來往比較多。而琉球是當時國際貿易進行的比較多的地方，因此薩摩的走私活動就比較多，和國際的來往也比較多。所以，當黑船來到日本要求打開日本國門的時候，薩摩的態度和其它藩國就不一樣。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和後來當家的島津久光就很清楚，必須開國才有出路。因此，島津利用薩摩的地理優勢，先行“開放”，在自己的領地裡，開始學習西方，建築現代化的工廠和軍隊，買了大量的武器，建造了現代化的軍艦，先行加強了薩摩的軍事力量，走在了日本的前列。

在這樣的情況下，島津齊彬和其它的藩主就不一樣，比較瞭解幕府的立場和做法，採取了和其它藩不一樣的做法。他將養女篤姬嫁給了13代將軍德川家定，就表明了他支持幕府改革的態度。後來接替他的久光也是支持幕府做改革的。因此，雖然島津也允許下邊的武士講尊皇攘夷，但他們要的不是推翻幕府，而是要支持幕府的改革，並推動日本的強兵富國。當然他們也清楚，這個改革不容易。當然到了最後的關頭，由於阪本龍馬的三寸不爛之舌，薩摩的立場才發生了變化。

德川幕府在明治維新時期的幾任末代將軍，雖然不是領先的思想家，但是作為政府的領袖，也還是知道這個國家該如何走的。領導者地位的實用主義，使他們知道面對國外勢力的強大，日本必須小心應付，不能硬抗。他們和西方國家簽訂了協定，逐漸開放對外貿易。幕府的舉動，更加引起了武士的反對和“尊皇攘夷”聲音的加大。在攘夷的高潮中，出現了薩摩武士殺死英國外交官的事件，導致了英國和薩摩之間的戰爭。以後在長州也發生了外國聯合艦隊在下關和攘夷的長州軍隊的交戰。戰爭的結果才使得薩摩和長州這兩個強藩明白，面對西方國家的強大，攘夷是行不通的，而日本只能是開國，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對外開放，走開放的道路，學習西方，走富國強兵的道路，日本才有希望。到了這個地步，他們才明白，為什麼幕府要和外國談判、開國、進行對外貿易。這樣他們才明白，“尊皇”可以，但是“攘夷”是行不通的。特別是對於長州而言，下關海戰之後，長州才明白了日本要走的道路是開放而不是封閉。這才真正奠定了明治維新後來的“改革開放”道路。也就是到了這個時候，長州才明白幕府對他們的真正威脅在哪裡：幕府的改革如果成功，就不可能有長州“革命”的勝利。

幕府，尤其是末代幕府將軍德川慶喜是一個聰明人，而且是公認的能力極強的人。在他就任將軍以後，開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形成了以大阪他所住地為中心的日本行政中心。他的改革為西洋國家所稱讚，稱他為日本開明的領袖，並且大力支持他的改革。因此，德川慶喜的“改革開放”政策獲得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的大。而德川慶喜的成功會使幕府站穩腳跟，這就意味著長州倒幕就一定會失敗。這就像是現在中國所經常講的一句話，就是改革和革命的賽跑，看誰跑在前面。德川慶喜的改革和倒幕派的革命看誰跑得快。幕府改革成功的威脅使得倒幕派必須而且只能儘快地利用武力來打倒幕府，不能讓幕府的改革繼續進行，而要取得成功，就必須要得到天皇宮廷內的倒幕派的支持。於是，倒幕派提出了“大政奉還”，並且還從宮廷倒幕派那裡得到了天皇的敕命，支援“大政奉還”和要求德川辭職。大政奉還就是要讓德川交出統治權，還權力給天皇。但是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個“天皇敕命”根本就不存在，是宮廷內的倒幕派偽造的。許多學者認為這個在京都宮廷內發生的倒幕過程就是一個政變。倒幕的薩長土等藩國聯合宮廷內的倒幕派發動了一場政變，軍事的支持力量主要是薩摩的軍隊。德川慶喜雖然同意了大政奉還，但是還是要控制新的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權。但是長州和薩摩的軍隊佔領了京都，並仍然要繼續討伐德川慶喜。於是德川慶喜集中了優勢兵力向控制了京都的倒幕軍進攻，在京都週邊的戰鬥中，倒幕派拿出來了代表天皇的“錦禦旗”，象徵幕府成為“國敵”，幕府軍隊不戰而敗。之後德川慶喜放棄軍隊，採取不抵抗辦法，並退到江戶。到江戶後自己閉門思過，仍然是不抵抗，願意交出政權。代表德川的勝海舟和代表倒幕派的西鄉隆盛進行談判。談判的結果是德川慶喜退位，德川家族自覺削去力量，退出江戶，封地改為靜岡，成為一個小藩。德川幕府沒有進行最後的抵抗，而是自己交出了政權。這樣，倒幕派取得了勝利，統治了日本265年的德川幕府結束了。日本在這一年（1868）改元為明治，建立了沒有幕府的新政府。

這樣，日本明治維新的一個謎就出來了，為什麼德川慶喜沒有進行最後的抵抗？而且從實力來看，幕府的力量仍然很強大，支持幕府的藩國還有許多。解讀這個歷史的答案是各種各樣的：一是慶喜本人是擁護天皇的，他本人也支持“大政奉還”，他根本就不想和天皇對抗；一是他認識到了日本的大勢，一個統一的日本有利於日本和西洋各國的對抗，有利於日本的發展，因此為了日本的根本利益，既然大家都希望幕府結束，那就結束了；一是為了德川家族的利益，如果對抗，可能的一個結果是德川家滅亡。解釋是很多種的，我倒是覺得德川慶喜最後不想再打下去了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理解了歷史的大勢，為了應對外國的挑戰，日本必須要重新出發，而在天皇的名義下要比在德川幕府的名義下好得多，因為西方列強也多是在君主立憲下實行了富國強兵，而且既然那麼多人反對幕府，幕府就此退出，也可以保存住自己。這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做出的選擇，是現代人可能難於理解的，特別是對於中國人來講是更難理解的。

德川慶喜退到江戶以後，隱居在寬永寺。在日本東京的上野公園裡現在保留有一個寺，叫東照寺，這裡祭祀的是德川家族，包括第一代將軍家康，第八代將軍吉宗，和末代將軍慶喜。德川幕府共有15代將軍，統治日本265年，德川慶喜是第15代將軍。東照寺的參拜路邊，全是各地送的等級最高的銅燈籠和各種各樣的石碑，表露著當年德川家的權力鼎盛時期。東照寺的花園裡，正在舉辦一年一度的牡丹花展。這裡牡丹花開得非常的旺盛，很漂亮，各種顏色的都有，有很多珍貴的品種。其中有一種綠牡丹，我在國內沒有見過，非常的好看。我覺得，這裡的牡丹是否和德川家族有些什麼關聯呢，也可能就是這種牡丹還在表現出歷史對於德川家族的一種留戀吧。園子裡詠綠牡丹的詩是這樣寫的：“櫻落早春晚”。櫻落了，牡丹開了。

其實德川的統治在歷史學家的眼裡是非常不同的，有的認為德川幕府時期日本有很多的成績，說幕府壞話的是明治維新時期的倒幕派，這不是事實。這也可能是對的。但是真實的事實是最終德川慶喜放棄了打下去，放棄了權力，這對日本是有好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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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大轉變

德川幕府的下臺，結束了日本幕府統治。用現在時髦的講法，就是歷史要終結了。但是誰也沒有預料到的是，德川幕府下臺後的短短十年內，日本發生了在倒幕之前誰也沒有想到的天翻地覆的歷史轉變。明治政府在應對變化的時候，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我在前邊已經提到過，包括有推動新聞媒體發展、廢止封建的風俗習慣、版籍奉還、廢藩置縣、四民平等、憲法制定、教育充實、確立法治等。但是影響最大的，在我來看是廢藩置縣和四民平等，這兩個改革徹底改變了日本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是日本歷史上千年之變的改革。

明治新政府成立以後，面臨著財政的困難，因此提出來“版籍奉還”的政策，就是要求各個藩國放棄自己的土地和俸祿，全部歸還給天皇，也就是名義上全部還給國家。這樣的一個巨大的改革居然非常容易的就得到了各藩國的同意，當時日本的藩國總數達到了261個。作為交換，這些藩主先被天皇封為日本各地藩的藩知事，緊接著不久明治政府又改藩為縣，並將小縣取消併入大縣，縣的領導人不再由藩國領導人擔任，而由中央政府任命，這樣就在事實上將日本的封建制度在幾乎一夜之間改變成了中央集權的郡縣制。這樣，日本千年以來的政治制度在短短的幾年內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由藩國為主的封建制度而轉變成中央集權的郡縣制。

不僅如此，明治政府還宣佈為了學習西方，促進工商業的發展，進行近代化的社會制度的大改革，宣佈廢除武士制度，廢除士農工商的等級制度，全體日本人一律平等，再也沒有社會等級的區別。這又是一個根本性的社會制度的大變革，廢除了武士制度的特權，打開了近代工商業發展的大門。這個社會制度的改革對於日本來說又是一個千年之變，是根本性的大變革。

這樣在明治維新以後的一段短時間內，日本進行了政治和社會制度的根本性的變革。這樣大的變革不進行流血式的革命是難於實現的，但是日本用改革的辦法做到了。這些是明治維新時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沒有想到的，也都不是事先計畫好的，而是為了應對當時的變化而實行的政策和制度改革的結果。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對明治維新的思想家來說，他們推動維新的目的就是為了“尊皇攘夷”，但明治維新的最終結果是，幕府雖然倒了，天皇雖然也比以前有了不少的權力，但是在日本後來的憲法中，仍然是君主立憲制下的虛君君主，雖然權力比以前的大，但是實際上仍然是虛君，權力在政府手裡。這是“尊皇”的最終結果。“攘夷”呢，就更是無法實現，明治維新實行開國政策，就是我們中國現在講的“對外開放”，而且明治維新的主要領導，在明治成功以後，居然集體到美歐學習訪問，學習西方的法政制度，包括最主要的領袖岩昌具視、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等，只留下西鄉隆盛一人看家。結果明治政府的西化程度非常之高，穿西服、在鹿鳴館過高級西方式生活，吃西餐、跳西方交際舞成為明治政府的時尚。不但如此，西方的現代工商業在日本獲得了大發展的機會。更為重要的是，在日本社會明治維新後出現的自由民權運動的推動之下，日本頒佈了“憲法”，成為亞洲第一個憲政國家，在政治制度上也走向了“西化”的道路--雖然學得不大好。

在明治維新前，推動明治維新發展的藩國領導人也沒有想到他們最終也要終結藩國的地位，取消所有的藩國，而且要終結日本千年之久的封建制度，他們的後代也都變成了日本的普通人，已經淹沒在日本的人口潮之中。如果早知道是這樣的結果，他們也許就不會搞什麼推翻幕府的活動和明治維新了吧？最為失望的也許就是武士。明治維新實際上是下級武士所發動的，提高武士的優越地位和在日本政治中的作用也許是他們所想的事情。但是明治維新的結果是取消了武士，這些社會原來的精英階層一下子變為社會上最沒有用的人，成為社會遊手好閒的階層。他們最終變成了明治維新最大的失敗者。他們的不滿導致他們對明治政府的不滿，最終擁戴“行俠仗義”的真武士西鄉隆盛為他們的領袖，進行造反活動，公然用武力對抗他們自己所發動的歷史潮流。但是這個活動最終失敗，武士階層不得已從此退出了歷史舞臺。

這樣，出乎所有發動和領導明治維新的日本精英的預料，就是明治維新導致了日本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大變革，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都在短短的十年內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改變了日本上千年的制度。從世界歷史來看，在這樣短的時間內發生如此巨大和深刻的制度變革是罕見的，而且這個變革不是通過一場死人無數的革命，而是通過一場改革實現的。既然明治維新的結果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沒有想到的，那麼導致明治維新發生的真正動力是什麼呢？

明治維新不是一個階級鬥爭，不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明治維新的主動力是下級武士，但是他們不是要反對上級武士，所以不是一個階級鬥爭，而且處在社會底層的農民沒有真正參加這個過程。明治維新背後的真正動力是在國家遇到外部危機的情況下，從內部發生出來的應對日本到底應該如何怎麼辦，到底要到哪裡去的行動。從根本講，明治維新的本質是要富國強兵，這是主題，雖然有的時候好像並不明確，但是從根子上講是這樣的一個主題。所以有的歷史學家認為明治維新根本就是一個民族主義的運動，是日本的民族，而不是某一個階級或階層為了應對歷史上千年一遇的危機而出現的一場變革日本的行動。行動的目的是變革日本，沒有底線、沒有計劃、沒有方案，走到實現目的為准。如果是這樣的話，有些事情反而容易解釋。明治維新的改革是以達到富國強兵和近代化（現在的話就是現代化）為准。在這樣的目標下，各社會階級和階層之間容易達成妥協，以實現民族的重新出發為目標，以實現現代的強國為目標。在這樣的目標下，德川幕府就認了，不再抵抗；天皇最後也要接受君主立憲，沒有實現拿回權力；各個藩國，最後也是什麼也沒有得到，弄個竹籃打水一場空；武士的下場是徹底退出歷史舞臺。最後誰得益了呢？只有日本民族，沒有任何的個人和家族，也沒有特定的階級和階層。那麼明治維新的領袖們呢？最終也沒有得到什麼。明治維新大多數主要的領袖都英年早逝，在1868年明治元年前即去世。建立明治政府的“明治三傑”的西鄉隆盛於1877年兵敗自殺，這年木戶孝允生病而死，第二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殺。實際上明治維新的勝利果實落入了第二代人之手。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結果。

明治維新的結果是日本走在中國前面，在亞洲第一個建立了現代政治、軍事、社會和經濟制度的國家。但是非常遺憾，日本對現代政治制度的學習沒有學好，傳統中的權威主義思想仍然控制著日本，因此日本沒有能夠在明治維新後建立一個民主的國家，也沒有建立成一個成功的憲政國家。這個現代的亞洲國家，明治維新之後，由於改革在前，因此迅速地聚集了國力，在亞洲強盛起來，先後打敗比日本強大的大清（中國）和俄國，成了一個世界強國，改變了日本的命運。但是迅速膨脹的崛起，沒有能夠使日本認真的思考一下它的建國之路，也就是“日本模式”還有什麼問題，還有什麼是從西方沒有學到的。從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成功一直在相當程度上依靠著軍事力量，主要的是薩摩的軍隊。這個軍隊在連續取得一系列的勝利以後，終於成為一個無法控制的魔鬼力量。而日本從西方沒有學到的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它有憲法，有議會，也有政黨，但是沒有真正的權力分立和制衡，也就沒有真正的民主。明治維新後的憲法，實行的是權力的分散化，沒有真正建立起三權分立的制度，沒有理解西方政治中的權力制衡原則，因此就沒有辦法控制軍隊，使得軍隊的權力太大。因此歷史的發展雖然使得軍隊成為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力量，也成為將日本推向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力量。歷史的結果是，亞洲的第一個現代化的國家，成為世界二次大戰的發起國和戰敗國。到了戰後，只有在美國佔領的條件下，日本才學會了現代化國家應該具有的不可忽略的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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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嗎

今年是明治維新145周年紀念。應該說145年前在日本出現的明治維新，是在亞洲出現的第一個回應西方勢力全球擴張的成功反應。從亞洲來講有印度，有中國等國家都在日本之前先後對西方國家的全球擴張做了反應。印度是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被打敗，被逼開放貿易和口岸。而日本雖然就明治維新的結果來看也是打開了國門，但是日本的反應使得日本迅速地進行了大範圍和大縱深的制度改革，使日本第一個在亞洲地區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對於中國來講，當日本的明治維新迅速成功以後，也使得中國要走明治維新的道路，進行政治和社會的改革，成為舉國一致的呼聲，這就是後來中國出現“戊戌變法”的原因。在戊戌變法中，日本明治維新成了中國改革的範式，但是中國的這場改革卻失敗了。

現在中國已經進行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在經濟上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改革開放中也出現了大量的問題，尤其是在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方面成就乏善可陳，遠遠落後，甚至於出現了政治和社會的危機。這就要求面對危機，中國需要進一步推動改革，進行大範圍和大縱深的改革，就像日本的明治維新一樣。而對於後一步的改革來講，政治改革成了中國改革的關鍵問題。在推動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中國需要從各方面尋求有用的經驗，發生在145年前的這場明治維新也應該可以找到於中國進一步改革有用的地方。

我們該如何從明治維新中找到我們需要的東西呢？這要從總結明治維新成功的經驗談起。對於明治維新的紀念，也可以成為中國改革的借鑒。作為一個明治維新事蹟的漫遊者，我可以產生一些點滴的看法，並且和中國的改革聯繫起來談點體會。

1、一個國家的崛起要取決於內部變革的程度，這個變革要包括政治、經濟和社會、以及文化的變革，越是綜合的改革越要求改革的深度和寬度，成功的改革涉及到的改革面會非常寬和廣，最終會是一場政治、社會和經濟制度的大轉變甚至是一個國家千年未有的大變革。在某種意義上講，變革的深度和廣度可能是衡量改革成功的一個標誌。成功的變革會導致國家力量的突然湧現，但是潛在的因素會掩蓋在成功的後面，最後卻導致致命問題的出現，甚至是導致出現國家的危機。

從明治維新的過程來看，日本在一個非常短的時間內進行了一場巨大的變革，包括了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的變化，而且都是整體的或者是根本的，用英文是fundamental change。這是導致日本成功並迅速崛起的原因。日本的成功變革，使得日本在亞洲成為第一強國，世界第五強國。這個“日本模式”為日本舉國上下所狂舞，而且也為亞洲各國競為仿效。當然，這個“日本模式”的成功掩蓋了背後的問題，就是這個改革在學習西方的時候，有的東西學到了，例如軍事和經濟等；有的東西沒有學到手，例如民主。明治維新以後的領導非常瞭解學習西方的重要性，因此派出最高級的代表團到國外學習，學習的結果是美國和英國的民主沒有學到手，倒是學會了與日本國情相近的德國俾斯麥的治國方法，這不是民主，因此最終導致了日本的災難。日本的民主是戰後在美國佔領下出現的。由於沒有民主，政權內部的權力分立和制衡沒有真正出現，因此日本沒有能夠有效地控制軍隊力量的使用，反而被軍方勢力左右，導致日本對周邊國家的侵略。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戊戌變法向明治維新學習，但是連一點皮毛都沒有學到手，最後失敗。沒有成功的一個原因就是只有皇帝和幾個小臣的努力，基本沒有重臣的加入，也沒有全社會的動員，例如日本這樣的一個社會階層的動員，例如武士階層的整體動員。因此中國的這場改革就沒有能夠發展到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最大變革，而只是成為一個甲午海戰之後的單一的應對戰爭失敗的回應。這種單一的回應沒有發展成為明治維新這樣的大變革，因此在清政府的改革中，就是只有學習西方的經濟和技術，沒有辦法對舊的制度進行改革，這些舊制度的存在，一直成了中國發展的阻礙。

中國當前的這個改革，也在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面前止步，尤其是政治改革面前止步，被當前在經濟上的成功所遮蔽，而沒有看到更深更廣層面的問題的出現，不但已經使當前的改革無法往前進一步發展，而且會使不斷出現的問題阻礙中國的進一步發展，甚至造成危機。中國當前的改革僅僅變成了一個經濟改革，而且被阻止在經濟改革的範疇內，中國上上下下為“中國模式”快速的經濟增長所帶來的世界第二的地位所遮蓋，而沒有看到問題的所在。這樣改革的成果，無法給全體社會帶來利益，而成了權貴階層手中玩物，這對中國的發展來說沒有好處。這樣狀況的持續發展，會造成更大的危機，還會威脅到經濟改革已經有的成果，甚至造成經濟改革的失敗。對外開放，向西方學習的不能僅僅是市場經濟的改革，還必須要有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大改革，而且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的改革還必須要徹底，不能淺嘗輒止，像日本明治維新一樣，沒有將民主和法治學到手是非常危險的，在沒有民主和法治的情況下推動市場經濟的改革會造成無窮的問題和社會尖銳的對立。

2、一個大的改革是不可能有預先的設計好了的計畫，例如頂層設計之類的東西。預先有的設計只能是有限的改革，而大的變革要求領導者不斷的應對所發生的變化，並在應對處理發生的各類事情的時候，有足夠的智慧和能力，引導和控制變化的程度和進程，將變革推向前進，最終達到全社會和民族、國家滿意，取得改革的成功。這是改革的領導力。而一個預先制定的設計，只能導致真正的改革無法產生，或者是限制了改革的進一步發展，也無法應對改革中出現的重大意外和變化。但是沒有預先設計並不等於沒有目標，因此目標，還有價值是要預先確定的，不然，任何一個改革將無法進行，也無法成功。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一個典型的沒有具體計畫的改革，甚至改革的目標也好像不斷在發生變化。但是從明治維新的大勢發展來看，卻又是一個有目標的改革，這就是讓日本學習西方，走富國強兵道路的改革。不管每個明治維新的領袖在處理一個事情的時候在想什麼和怎樣處理，都實際上有這麼一個隱含的目標在內，因此從整體上看這樣的目標應該是存在的。但是在具體的領導人那裡，這樣的目標也許並不明確。從“尊皇攘夷”到“立憲開國”就是一個巨大的目標上的差異，但是隱含著的富國強兵的目標和價值卻是非常明確的。明治維新後十年的巨大政治和社會制度的變革也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也就根本不可能是事先設計好的。就其實際的發展過程來看，明治維新的最終結果是在學習西方和富國強兵的目標下最後硬行闖關成功的，是應對一個一個不斷出現的問題而達到的結果，都不是事先計畫好的結果，這是一個任何人都沒有想到的結果。這樣的結果體現了明治維新領導者們的意志、信念和領導力。

中國的改革從鄧小平開始就是這樣的一個叫作“摸著石頭過河”式的改革，實際上也承認了改革計畫的不明確，但是有一個大的方向和目標，或者是共識的存在，就是原來的路不行了，現在要和世界接軌，要改革開放，只有這樣中國才可以富國強兵，但是具體怎樣改並不清楚，也曾經探討了多種做法，甚至於也將政治改革的內容放了進來。其實這樣的做法是正確的，是符合改革的一般性做法的。至於現在談到的頂層設計的改革想法，實際在歷史上的大改革中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所謂的頂層設計最終會讓中國的後續改革無法開始，因為在改革中不可能有所謂在頂層的共識，也就談不上什麼設計。先設計好了再改，局限性就已經出現，結果或者是設計中就會夭折，什麼也改不了，或者是不想改和在改革進行中會夭折。實際上中國的改革就已經中斷了，沒有走下去，這是令人遺憾的。

3、改革與革命的賽跑在社會的大變革中是一個永恆的主題，在所有的歷史大變革中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主題。改革往往是因為要出現革命了，因此用改革來讓社會和政治出現變革，而不是要讓革命來推動政治和社會的變革，改革總比革命要好，因為革命的過程和所帶來的結果可能對社會的傷害要大，因此選擇改革而避免革命可能是一個好的方法。因此在歷史上當一個社會要出現革命的時候，也就是一個社會可能會出現大規模的動盪的時候，改革會先行出現，試圖用一定限度的變革來避免革命的出現，也就是避免玉石俱焚的結果。所以出現的一個情況是改革如果走在前面，可能會因為改革的結果而使得革命不再出現，並因此而出現改革成功而阻止和避免了革命的結果。所以在這樣的結果之下，社會會接受改革而反對革命。從統治階層來看，當然是願意出現改革，而避免革命。但是，歷史上為什麼仍然會有那麼多的革命出現了呢？那是因為統治階層所試圖進行的改革因為各種原因而走向失敗。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改革和革命這兩個主題是互相促進的，互相影響的，沒有辦法從嚴格意義上區分開。在某種意義上，改革也是革命，革命也是一種改革，之間程度上有所區別，但沒有本質上的區別。改革走不下去了，用革命來推一下，也未嘗不可。

日本的明治維新的歷史也曾經出現過改革和革命賽跑的事情。德川幕府在明治維新時期從政治觀念、對外開放意識上的變革觀念非常強，比較早就看到了國家發展的大勢，因此在改革上是走在日本的前面的，在概念上也是走在日本的前面的，即便和薩摩及長州相比來看，也還是走在前面的。在明治維新中德川幕府最大的政治難點是日本的武士階層受到皇權思想的影響，提出要尊皇，權力回歸天皇，這是德川幕府在很長的時間內無法接受的。因為要尊皇，幕府的統治就要瓦解。在這一點上，藩國是要革命，特別是對於長州來說，就是要推翻幕府。在西風東漸的情況下，尤其是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君主立憲制，更是推動了日本尊皇意識的發展。因此德川幕府雖然推動了對外開放的改革，但是如果沒有在日本政治制度上的進步，尤其是日本的君主立憲制的改革，也沒有辦法應對這個日本千年一遇的變革。也就是面對強大的西方勢力的東漸，日本的政治制度必須要做根本的變化，日本的最高權力要回到天皇的手上，至少是名義上，而不是在幕府的手上。只有這樣才可以建立中央集權的制度，建立君主立憲制，實行現代政治，這是日本應對西方挑戰的最好政治制度。所以在這個意義上，地方政府的倒幕是符合歷史大勢的。等到德川幕府瞭解這個歷史發展的大勢，要掌管君主立憲下新政府的行政和立法權的時候，實際上已經晚了。倒幕的力量已經徹底形成，並且搶先發動了要德川下臺的政變，倒幕軍隊擺出了革命的架勢。在這種情況之下，德川幕府雖然不得以下臺，但是這種下臺最終使得日本避免出現一場革命。不過從明治維新政府建立後日本改革的深度和廣度來看，明治維新又確實是具有革命意味的。

這樣的明治史對於理解中國晚清的改革來講也是很有意思的，晚清也是改革和革命的賽跑，這是誰都清楚的事情，晚清政府如果能夠改革就有可能避免革命的成功，但是最終革命出現，清政府下臺，革命成功。當中這場革命帶來的問題影響了中國現代化的發展，一直到現在。

4、改革的共識能否出現是一場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特別是對於一場具有廣泛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來說都是一場基本變革的改革來說更是如此。如果沒有這樣的共識的出現，一場改革難免會變成一場混亂和革命。在一場變化巨大的改革中能否出現一個全民的共識，是一個關鍵。但是共識也不可能是在改革一開始就出現的，而是在改革中逐漸形成的。也就是這個共識可能並不是一個所有人認可的一致點，但是可以是一個溝通管道，以達到減少民族、國家、家庭損失的一致點，在這個一致點上達成共識相對要容易一些。在這個一致點下，一些難題可以解決。而從這個一致點出發，才有可能逐步的實現更大範圍的共識。

日本的明治維新是民族主義為導向的，但是開始的時候從藩國和下層武士的共識來說是“尊皇攘夷”，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這種“一致點”最終結果導致出現了“立憲開國”，這樣的共識轉變從當時的情況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在“尊皇攘夷”下，各種思潮都可以出現，各種解釋也都可以，但是最終的實質的民族主義的出現卻導致了“立憲開國”共識的出現。這個民族共識的出現最終也讓日本不同政治派別、社會階層和不同的政治意識都放棄了和它對抗的立場，從而導致明治維新不斷出現了各種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大變革。

5、任何國家一場大的政治和社會改革都需要找到改革的支撐點。這個支撐點可以是體制內的對改革的支持力量，也可以是體制外對改革的支持力量，可以是社會的不同階層或階級，甚至是下層社會，也可以是外來的力量。沒有這樣的支撐點，任何一場改革都不可能成功。對於一場改變千年制度的改革來講，支撐點越多當然越好，這樣對於改革目標共識的形成就比較容易一些，而且容易形成對於改革的支持力量，支持力量越大當然改革也就越容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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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明治維新來看，明治維新的積極參加者是下層武士、藩國和天皇身邊的近臣。對於明治維新來看，藩國的力量非常重要，尤其是薩摩和長州，以及後來加入的土佐。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講明治維新就是一場地方藩國發起的要求中央變革的地方反對中央的改革。地方是一個主要的主導力量。當然，這些藩的藩主的態度是最為關鍵的。從明治維新來看，另外一個支撐點是下層武士。各個藩國在推動明治維新的時候，都啟用了下層武士作為主要的力量，而實際上，在當時幕末的格局中，武士階層受到的衝擊最大，也最容易加入“尊皇攘夷”的倒幕活動中來。明治維新另外的一個主要支持力量是來自于天皇的近臣，他們當然希望日本的權力可以從幕府手中回到天皇手裡來。在幕末的變局中，他們所起到的作用很大。在明治維新的活動中，基本上看不到下層社會的活動，農民等下層社會人員對幕末政治很不滿意，到處是社會的起義和衝動，這有可能是明治維新發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導致政府要改革，但是這些社會下層人士沒有直接參加明治維新的活動，他們或者是對這個改革興趣不大，或者是無法直接介入。

對於這一點，中國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們也必須要加以關注，沒有支撐點的改革是無法取得成功的。中國30多年經濟改革的成功，來源於在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改革共識。但是當中國的這個改革共識到要進入到政治改革階段的時候，就沒有了。現在的中國，對於當前的改革該如何向下走，已經沒有了共識。沒有共識，中國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就難於進行。因此，中國下一步的改革可以先從一些“一致點”入手，先將改革推動起來，然後再在這些“一致點”的基礎上，逐步的形成共識，這樣中國的政治社會改革才可以走下去。其實，這些“一致點”是很多的，例如反對腐敗、解決兩極分化問題、解決政府權力過大問題等，都可以成為這樣的“共識”形成前的“一致點”，對於這樣的“一致點”支持的力量是非常普遍的。

對日本明治維新的瞭解對於中國的改革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在歷史上，明治維新是中國戊戌變法的一個範式，激勵了現代化道路上早年的中國改革家們。很遺憾，中國清末模仿明治維新的改革沒有成功，從而中國走上了另外一個道路，成就了民國的革命。在當前的改革開放中，中國也要學習其它國家的先進的經驗，尤其是歷史的經驗。對這一點來說，明治維新的改革歷史是很有益的，值得中國下一步的改革加以借鑒。

我這次在日本還訪問了著名風景區宮島，這裡屬於世界文化遺產的岩島神社的大鳥居矗立在海裡，在陽光的照耀下和海水互相映襯，非常的壯觀。看到這個景色，不由得想到，整個日本都像是一個巨大的神社，供奉著明治維新的精彩神像，值此明治維新145年的時候，應該祭奠一下吧。

在結束了此次對於明治維新事蹟的訪問之後，自然有一篇小詩以祭，題目是《明治維新145年祭》：

草木結廬教新聲，武士仗劍聚海城。

三藩結盟共義舉，改國革制起遠行。

李凡：明治維新是如何產生的
http://view.news.qq.com/a/20130810/00313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