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關二哥與天主教在長毛島的邂逅

以上標題乃為沙文狗噏, 原標題係:
關公與觀音:兩個中國民間神在古巴的變形


華工作為第一代中國移民,於19 世紀中期來到加勒比海的古巴,在鼎盛時期達到12.5 萬人,曾是亞洲之外的在規模和影響力上僅次於美國的華人移民。上百年來,華人在古巴的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在古巴的天主教及非洲傳統宗教文化的影響下,古巴華人所崇拜的關公和觀音信仰發生了變化,即賦予或融入了某些西方和非洲傳統宗教文化的元素。古巴的華人和其他種族的移民一樣,共同參與和譜寫了文化轉移和宗教混合的歷史進程。
本文考察了古巴華僑華人宗教信仰融合的兩個個案:關公、觀音信仰與天主教及非洲宗教傳統的互動情況。這些年來學者們對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民間宗教的研究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即它具有可變性和流動性。就連中國的三大制度化宗教(道教、佛教、儒教)也是多元並存的,儘管它們的神職人員和教規是截然不同的,但在儀式、崇拜、教義上卻存在一定聯繫,彼此相互交流而非固步自封。但迄今為止對海外華人社會的中國神明的研究尚不全面,即使在華人最集中的東南亞地區亦是如此,因此,這一研究領域尚待開拓。
古巴在1847 年開始輸入華工,這些華工與黑奴(古巴的黑奴直到1886 年才被解放,比加勒比海的其它地方晚了幾十年)及西班牙和尤卡坦半島的移民在甘蔗種植園中一起勞作。當時古巴尚處於西班牙殖民統治下。古巴的華人移民在鼎盛時期達到12 萬5 千人,曾是亞洲之外的在規模和影響力上僅次於美國的華人移民。上百年來,華人在古巴的社會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他們促進了古巴經濟重要部門的發展,活躍於古巴的政治舞台,積極參政議政。在19 世紀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三次獨立戰爭中,在卡斯特羅領導的反抗巴蒂斯塔獨裁政權的游擊戰爭中,廣大華僑華人踴躍參戰,由此做出了卓越貢獻而受到了古巴人民的高度讚揚。但是關於華僑華人在古巴的政治、經濟、社會領域活動方面的研究卻很少,而其給古巴的文化帶來的變革方面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了,直到本世紀之交才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
早期的古巴人類學家以其在種族混合(hybridism)和文化混雜(creolisation)方面的研究而享有盛名。古巴傑出的知識分子費爾南多·奧爾蒂斯(Fernando Ortiz 1881-1969) 開創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造出「文化轉移」(transculturation)一詞描述從屬群體在持續不斷的碰撞和融合過程中對文化體系的塑造所貢獻的力量。文化轉移與文化涵化、文化萎縮的觀點相對立,也與文化等級觀、單向的文化變革觀相對立。奧爾蒂斯是一位人類學家、政治家、律師和民族音樂學家,主要的興趣是研究古巴黑人文化根基和天主教文化根基的相互融合,統一成「古巴性」。但他同時也將黑白混血種人、美洲印第安人、華人、猶太人和其他種族人群作為「古巴性」中的一分子。通過這一研究途徑,奧爾蒂斯重新掀起社會人類學的研究熱潮,並首次提出了某些主旨和論題,半世紀以後它們被學者們運用到後殖民學和屬民研究中,以及目前有關種族關係和拉美社會的論爭中。現今,已很少有人類學家認為族裔性是靜態的,大多數認為它是經過持續不斷的互動後形成的一個複雜而具創造性的產物,這正如奧爾蒂斯在他獨到的研究中所提出的一樣。根據新的共識,族裔群體會根據外界的變化不斷地重新詮釋自身的文化和身份並置身於一個持續選擇的進程中。
然而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員和學術界往往把華僑華人看做是這樣一個特殊群體:好像他們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對種族融合性具有免疫力。他們認為「土生華人」即出生於當地的華人會同化於當地主流社會,而不是發生奧蒂爾斯式的文化轉移。而華人移民則固守著祖先的文化傳統,把自己封閉在一個日益萎縮的「中國性」的保護層中不受外界影響。現今在主流人類學中這一潮流已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頌揚了中國人口國際遷移中體現出的種族形成的辯證法,及華僑華人中一系列奇異的調適、涵化和同化現象。但在中國,卻強調血統的重要性,血統決定了一個人的族裔身份,構成了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基礎。這一論調繼續在主導著官方話語甚至某些學術話語,它們關注於根基性和基因傳承性。
根基論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奧爾蒂斯學派的影響,因此在古巴政治上的影響和學術上的可信度方面要比在中國小,但是融合的研究主要是針對黑人傳統和天主教傳統,而很少涉及古巴的華人。事實上,由於政治和其它方面的原因,華人經常處於邊緣化的地位甚或完全被排除在外。
當一個「不分種族的民族」的觀念紮根於1902年成立的古巴共和國中,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華人會受到如此忽視?由於對古巴的獨立做出過不可磨滅的貢獻,華人起初被納入到「古巴性」這一概念中。但是種族民主觀卻沒有把將其包括進來。古巴社會各階層——種植園主、貧窮的白人、黑人都對華人懷有一種恐懼感,這一種族主義偏見是將華人排除在外的一個因素。另一個因素是華人為數不多且正日趨減少。當新來的更富裕的華人移民在古巴建立起唐人街時,華人群體越來越「陌生化」,這為其更廣泛的融入到當地主流社會設置了障礙。華商比種植園華工更能保持與中國的聯繫,更關注中國事務。當時中國的愛國主義情緒正在高漲,這種跨國主義促進了「華人」身份意識的認同感。這本身並不阻礙華人在古巴的政治領域發揮自己的作用,因為古巴激進分子密切關注中國發生的大事,支持中國的統一和獨立,並在國內為爭取種族平等而鬥爭。但是在馬查多的獨裁主義統治下,華人激進派在1929 年和1930 年遭受了嚴重的打擊,領導人被驅逐出境並遭到暗殺。直到新一代華人激進派於20 世紀50 年代加入到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陣營,華人才重新活躍於古巴激進主義政治中。在菲德爾的領導下,華人勢必恢復其在古巴民族中的地位看來是毋庸置疑的。當地的華人支持卡斯特羅政府,發揮著「連接古巴革命和中國革命之間的橋樑作用」,這在共產主義世界是獨特的。但是,這一看似好兆頭的聯盟後來卻導致了他們的失敗。20 世紀60 年代中蘇關係破裂時,古巴與中國的關係中斷。一旦這兩個國家關係緊張時,古巴籍華人的族裔性優勢就變成了潛在的劣勢,因為古巴的國內政策與外交政策是相一致的。直到20 世紀90 年代兩國關係全面恢復時,華人在古巴民族中的一席之地才得以恢復,但這對於古巴的「純」華人來講為之過晚,他們中大多數人已離世。這就是華人遭受冷落的主要原因。他們的作用不僅被淡化,而且受到壓制,除了一兩個短暫的開放的時期,恰逢北京與哈瓦那關係緩和的時候。
令人遺憾的是,學者們未能將奧爾蒂斯的理論用於研究華人對古巴文化生活所做出的貢獻,因為中國宗教信仰本身具有多神性、非排它性和融合性的豐富傳統,這些傳統在許多地方促進了華人與當地主流社會的文化互動。互動的充分程度有待挖掘和分析,但有關互動在華人適應異域環境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在近幾年開始出現。這種互動在東南亞陸地國家表現得最充分,這裡的大乘和小乘佛教具有包容的傳統,就像中華本身的信仰系統一樣,允許宗教信仰的並存和混合。在東南亞的海島國家,華人的宗教融合主要與人口佔少數的非穆斯林的土著民族之間發生。但在天主教信徒占絕大多數的菲律賓(與古巴類似),主流的天主教與華人宗教的互動充分程度是它和穆斯林教、基督新教之間不可能相比擬的。
由於自身的靈活性、多神性和接納性以及古巴非洲教的融合的傳統,古巴華人的文化和宗教習俗是沿著融合的路線發展的。天主教中上帝和世人之間的中介系統(聖女和聖徒)比起基督教其它派別來分支更多,這為適應和同化其它宗教信仰提供了一個更廣闊的空間。
華人和古巴黑人在幾種不同的境合下相遇並建立起聯繫。華人曾作為契約工在甘蔗園與黑人一起勞作。當其它島上的黑奴獲得自由時,古巴的黑人還繼續被奴役了五十年。大多數華人勞作的種植園都有來自不同種族的人群。而在加勒比海的其它地方,華工替代了黑人勞動力而不是彌補黑人勞動力的欠缺。華工曾加入到逃亡黑奴的隊伍中(逃亡的華工曾達到華工總數的20%) 。曾經有成千上萬的華人參加了起義軍,這支隊伍是由不同種族的人群組成,在不同種族的指揮官的率領下,為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爭取獨立而戰。華人以其作戰英勇無畏而贏得了讚譽。他們受到了解放主義者的尊重,在種植園所受的累累傷痕也在他們的關愛下得到一定的治癒。在城市裡,尤其在廢除黑奴制度和契約制度之後,一些華人娶黑人女子為妻並信奉來源於非洲的宗教如薩泰里阿教(Santeria)和帕洛教(Regla de Palo)。他們也加入了古巴黑人的阿巴庫亞教(abakuá)或nanigos,這是一個半秘密性的男性互濟會,對來自各地的男性開放,(用古巴歷史學家Juan Pérez de la Riva 的話來說)它具有「深刻的團結情感」。華人皈依薩泰里阿教的一個因素是在契約制度廢除後,他們轉向了碼頭工作,為了保障工作權益,和新無產階級的其他非黑人成員一道加入了阿巴庫亞教地方分會。哈瓦那海灣對面有個靠近碼頭的小城鎮雷格拉。1875 年一個名為Quirino Valdés 的菲律賓華人在這裡建立一個社團Abakua-Efo party,成員包括白人、華人、黑白混血種人和古巴黑人。這是一個宗教互濟會組織,起源於奈及利亞十字河流洲盆地區域的「獵豹社團」(leopard societies),僅限男子參加。中國巫術享有令人敬畏的聲譽,據古巴黑人稱勝過其它的巫術,包括他們自己的巫術Regla Palera 和Reglas de Congo。在哈瓦那的華人公墓中可找到華人信仰薩泰里阿教的證明,這裡的某些墓碑上刻有宗教融合的信仰。

關公
關公,即關羽,是一個英雄神。他是東漢末年三國時期的一名戰將,據說死於公元219 年。從《三國演義》中可以看到關羽一生的傳奇故事。這是一部十四或十五世紀的小說,被譽為中國文學的經典,幾百年來對中國的大眾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關公在死後幾個世紀被封為神,成了民間宗教信仰中的神靈「關帝」或「關帝爺」,一直受人膜拜。起初他只是屬於道教範疇的神明,後來被提升為中國佛教的伽藍菩薩(寺廟的保護神)。
關公信仰在中國南方有著最深的根基,包括廣東、福建的一些有著悠久的移民傳統的地方。關公被視為忠義、正直、勇武的化身,稱為戰神,畫像中的他經常出現在電閃雷鳴之中。他是結義情誼、患難相助、義薄雲天的楷模,深受海外華人的歡迎。同時,他也與商業活動聯繫在一起。長期以來他是古巴華人的保護神。華人先是祈求關公保護他們不受欺凌,後來隨著華人商業的繁榮發展,他們開始祈求關公保護他們的財產安全,保佑他們財源廣進。
在古巴,人們稱關公為「San Fancón」。這個名字的形成頗具啟發性。可以推斷出「公」的西班牙語讀音是CON,而標準粵語「關」的發音與普通話大體一致,因此第一眼沒那麼容易推斷出「關」對應的是Fan。但早期來古巴的廣東移民大多數是台山人,台山話中「關」發成「fan」的音,這一拼寫形式在19 世紀被確立並保留下來(儘管台山話作為海外華人社會通用語言的地位已在大幅度下降,包括在古巴)以喚起人們對昔日的移民先驅的回憶。在古巴的天主教環境下,關公的華人信徒曾一度給關公加上「神」這個銜號。粵語中「神」的讀音類似於西班牙語中的「san」,把「santo」(聖徒)的尾音去掉就成了「san」。這就產生了西班牙化了的粵語名字「San Fancón」。這個詞與西班牙語音系是相容的,其中cón 是個常見的後綴。San Fancón 是古巴獨有的一個神明。
關公崇拜混合著中華宗教信仰和基督教信仰的成分,孰多孰少依語境而定。Antonio Chuffat Latour是一名古巴華人,在他1927 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記錄了一則關公的傳說。關公附身於一個逃亡的華工身上,發表了一番講說,包括以下內容:
我是穿越時空的王子,將幸福帶給那些背井離鄉但心繫家鄉的好兒女們。上帝會賜福於那些善良、誠實、勤奮、待人公平的人。幸福和好運會降臨於那些積德行善之人。把你的食物分給窮人。行為不要過於衝動,以免遭遇厄運。遠離惡行。華人有他的上帝,白人、黑人、印第安人、馬來人都有他們的上帝。真正的上帝不是白人的、華人的、黑人的、印第安人的或馬來人的,真正的上帝是萬能的上帝。你這一生只是個過客,什麼都不帶來,什麼都不帶走。唯一的真實就是你的墮落。萬能的上帝既不需要黃金珠寶,也不需要禮物。他是全能的、偉大的、公正的、仁慈的。要對他有信心,他會把你從邪惡中拯救出來。
這番言辭融合了儒家的孝道和基督教泛種族的一神論思想。關公信仰還包含了非基督教的神秘的習俗。民族音樂學家Lydia Cabrera 曾引述她資料提供人José Calazán Herrera 的說法,華人在點燈祭拜關公時施加了巫術,燈沒在燃燒卻在發光。
在古巴人類學家José Baltar Rodríguez 再現的一則祈禱文中,關公與他在《三國演義》中桃園結義的兄弟張飛、劉備出現在一起。他們三個成了古巴人熟知的中國的「三位一體」,在某種程度上他們被融進了基督教傳統。禱文如下:
噢,全中國的強大的聖人,至高無上的天帝,請驅除我身上的邪惡。我在呼喚您的名字SanFancón,請保佑我這一路的身心安康,這樣我才可能和您一樣慷慨。趕走那些企圖傷害我的敵人和那些詛咒我的惡人。您是戰無不勝的,請保佑我能獲勝。保佑我免遭牢獄之苦,免受毒舌、巫術、咒語的攻擊,為此我把自己交付於您和您的兩個兄弟。這樣我將不會負傷,不會被踐踏,我的血不會濺出。神勇的SAN FAN CON,請助我推翻阻擋我前進的高牆,讓那些咒我的人得到報應。讓我的敵人沒有眼睛看到我,沒有舌頭詛咒我,沒有雙手傷害我。(這一說明是附加的)用三支檀香蠟燭,每點燃一支就開始祈禱,然後再舉起三支蠟燭。
這一禱告看不太出是基督教式的,儘管某些部分與基督教方式相符。對天帝的指稱明顯是中國式的。祈求關公以免遭巫術同時反映了中華宗教和非洲宗教的習俗。
在哈瓦那,以及在世界上許多其它地方的華人聚集區,關公受到劉、關、張、趙氏族聯盟的膜拜。他們據稱是劉備、關公、張飛、趙雲的後裔,這四人在《三國演義》小說中成為了名垂千古的歷史人物。在哈瓦那、科隆和其它古巴城市,關公也受到商人組織的頂禮膜拜。在中國眾多宗教信仰的神祇中,關公和觀音、媽祖(見下文)一起,是屈指可數的幾個最受歡迎、最受崇拜的神祇。關公信仰已傳到了東南亞、美洲、澳洲等地。
古巴黑人將關公納入薩泰里阿教(亦稱為奧查教),這是一個融合非洲教信仰和天主教信仰的萬神殿。他們把關公看成是約魯巴(Yoruba)宗教系統的神祇香郭(Changó),用古巴人類學家JuanMesa Díaz 的話來說,關公是香郭「在遙遠的中國的化身」。古巴人類學家Israel Moliner 認為SanFancón 是由Marcos Portillo Domínguez 創造出來的,他是薩泰里阿教的一名祭司,有著廣東人和黑人血統。Israel Moliner 補充道帕塔基神(patakí)未能認出香郭來是因為他的中國面孔。香郭是最受大家愛戴的神祗。他與雷電聯繫在一起,是一個身著紅袍揮舞著雙刃劍的戰士——這些特徵與關公是一樣的。過去,許多古巴的華人在自家的神龕里供奉著關公和其它中華神祇的神像,旁邊還擺上薩泰里阿教神明的神像。
關公還與聖芭芭拉(Santa Barbara)聯繫在一起,她相當於天主教的香郭(香郭和聖芭芭拉的聯繫不僅在古巴,在整個的加勒比海和巴西地區都很普遍)。聖芭芭拉在古巴尤其受到尊崇(儘管她在1969 年就從天主教的禮拜儀式日程中被除名,原因在於她的歷史真實性受到了質疑)。她與關公和香郭一樣,也是和閃電聯繫在一起,揮舞著一把雙刃劍。(據說她的父親是被閃電擊死的,她後來被封聖,庇佑人們免受閃電、大火和其它自然界力量的襲擊,同時也成為那些從事炸藥工作的人們的守護神。)關公與天主教聖徒的聯繫並不局限於古巴。在菲律賓,他被等同於聖詹姆斯(西班牙語Santiago),與約翰(John)一起被視為雷神的兩個兒子。類似的等同,不勝枚舉。
古巴的華人也把關公與聖母瑪利亞聯繫起來。在古巴維拉克拉拉省(Villa Clara)的凱巴里恩市(Caibarién),當地唐人街的商會把古巴的混血守護神慈悲聖母(the Virgen de la Caridad del Cobre),與關公並排放在各自的神龕中供奉。
Baltar Rodríguez 沒找到任何證據表明關公在薩泰里阿教中受到專門的膜拜,但他確實提到有著很多關公顯靈的故事。其中有一則傳說講的是一個貧窮的華僑向關公禱告說想要歸國終老,幾天之後這個人買彩票中了獎,得以買票回國。
在一項關於古巴的東方主義的研究中,FrankScherer 認為,古巴政府出於其自身政治、經濟和其它的目的,目前正推動古典東方主義的復興,包括重新挖掘關公的價值。他運用後殖民主義理論家愛德華·薩義德對東方主義的論述,揭示了古巴的「東方化的」和「自我東方化的」的華僑華人利用古巴政府紀念中國人在古巴歷史中所做出的貢獻這一契機,想要重申族裔差異性:
最近針對古巴華人族裔性的復興運動一方面是基於歐美東方主義學者的設想,他們認為存在一個獨特的本質的「中國性」,另一方面是基於對東方主義話語的「東方式」運用,將我稱之為「戰略的」的東方主義的本土化運用演繹得淋漓盡致。前者正受到古巴政府及其知識分子的推進,其意義有些含混不清,後者卻被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古巴籍華裔所表達出來。這樣的話,這個重新整合、重新創造和重新族裔化華人「社區」的過程卻具有自我東方化這一奇怪的特徵……這一複雜的不著邊際的做法,包含著儒家思想理念和某種資本主義抱負,促進了第一代和第二代古巴籍華裔表達出他們的族裔差異和文化差異,同時允許——至少在古巴——開拓出另一空間,建立起不同於古巴政府規定的身份認同感。
Scherer 關於東方主義在古巴的運用與濫用的觀點頗具啟發性,但這一觀點未必適用於關公現象。他認為把關公塑造成一個融合了古巴文化和中華文化的「聖徒」,與把華人宗教納入到井然有序的西班牙式的萬神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或至少是讓「華人宗教」進入到被「基督教」眾神所佔據的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去,這樣的話就連非華人也感到易於理解和接受。他從Chuffat Latour 記錄的那則傳說(翻譯如上)分析關公所代表的價值,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關公代表的是基督教的關注,「西方式的」解讀和「古巴化了」的關公。他同時認為關公的復興是華人旨在推動「新」儒家思想運動的一部分。
Scherer 的目的是揭露「一個獨特的本質的中國性」的觀念是東方主義的本質主義,這一觀念在某種程度上被古巴政府及其知識分子所推進。但是關公現象並不能因為刪除其中的儒家思想的部分就認為是單向的涵化於基督教。它保持著自身的顛覆性和異質性,就連在Chuffat Latour 的版本中也或多或少存在這種特徵。(在翻譯Chuffat Latour再現的神諭中,Scherer 漏去了首句,而首句正表達了中國的孝道觀念。)關公作為薩泰里阿教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反抗話語的一部分。最近關於古巴民間文化的一項研究認為它「旨在對抗西方系統宗教信仰的統治地位」。近來古巴研究關公的學者們特彆強調這一點,在2000 年Mesa Díaz 稱其為「中華文化與非洲文化的一個非凡的成果」,幾乎忽略掉其中所包含的基督教和儒家思想成份。無論如何,關公在古巴華人社會和文化中所起的作用不能簡單歸結為Scherer 分析的文本,而應把它置於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中去看待。

觀音
在海外華人社會中另一個受到普遍祭祀的神祇是觀音,「她觀察世間民眾的聲音」。觀音是中國佛教中的菩薩,梵語為「阿縛盧枳帝濕伐邏」(Avalokitesvara),據說有著男身相,是佛教中唯一的女性神,經常是身著一襲白袍。有時據傳她開始是屬於道教的一尊神祇,但佛教徒認為她起源於佛教而後加入到道教諸神中。不管是何種情況,如今觀音是中國傳統宗教信仰中擁有廣泛信眾的一尊神祇,人們在家裡或是到寺廟供奉她。她被稱為大慈大悲的觀音,擁有悲天憫人的慈悲情懷,與關公的陽剛氣質形成互補。
相傳她的父親企圖淹死她,但她坐在一片蓮花上被漂到了普陀島。她在島上治病救人,平息海浪,救助遇難的船員和漁民。由於她與海的聯繫,人們也把她奉為航海守護神加以膜拜。她經常被描繪成一船之長——一艘將眾生的靈魂從生死輪迴的大海載到凈土的拯救之船。
在古巴,人們將觀音與慈悲聖母結合起來,慈悲聖母又等同於薩泰里阿教的女神歐淳(Ochún)。歐淳生活在河流中,代表著河水的宇宙力量。慈悲聖母首次出現在1606年的尼佩灣(Bahía de Nipe)。兩個土著印第安人和一個黑人小孩發現了她的神像,當時他們正遇上一場暴風雨。慈悲聖母一手抱著黑白混血種嬰兒耶穌,一手舉著十字架,身著金光閃閃的長袍。從種族上看,她是黑人、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體。Olga Portuondo Zúniga 是古巴的一名研究聖母的專家,認為最初的神像是一個薩泰里阿教的木雕像,可能是歐淳,因為它被人發現時是漂浮在水面上。由於她們與海洋和水的聯繫,同時也由於她們都是慈愛和母性的化身,歐淳、觀音和慈悲聖母三者就被聯繫在一起。觀音與聖母瑪利亞的聯繫並不僅限於古巴。對聖母的膜拜過去就與中國大陸的觀音信仰聯繫在一起,而在菲律賓華人宗教信仰中她們也是融合在一起。
在中國共產黨於1949 年取得勝利後,中國的傳教士從本國帶來了一幅觀音像(很可能經過香港或台灣) 並把它嵌入在哈瓦那唐人街邊上的卡里達教堂的牆壁里,後來又移置到教堂正廳里,放在圍欄後的保留區內。這座教堂已有了一座慈悲聖母的雕像,可追溯到1831 年,是古巴尼佩灣的原雕像的仿製品。這是哈瓦那最古老的一座雕像,因此卡里達教堂被認為是聖母的第二所聖殿。自從在教堂安放起觀音像後,許多具有華人血統的古巴人紛紛去教堂膜拜觀音。在信奉天主教的古巴華人家裡,可以發現木製的或瓷製的觀音像。最近幾年來,一些古巴的藝術家,深受啟發,紛紛畫她的畫像,尤其是Pedro J. Eng Herrera(具有華人和西班牙人血統)。
1945 年後,關公和薩泰里阿教其它神明的華人信徒們將大量的觀音像帶到古巴。虔誠的華人把觀音看作是「我們的慈悲聖母」。據古巴人種志研究者和專家Juan Luis Martín 所述,華人向觀音祈禱如下(但祈禱詞語言文雅,這證實了Martín 自己將禱文潤色了一番):
充滿愛心的、端莊的、慈悲的觀世音,聖潔的蓮花:請將您那純潔的飽含憐憫的目光投向那些珍視您的人。給與我們慰藉吧,金色的蓮花。把我們帶到那柔軟的田野中,那裡有著無盡的慈悲。在我們痛苦的時刻,來到我們身邊吧,花蕾和花朵。在甜蜜和安寧的時刻,來到我們身邊吧,柔和的花瓣。您潔白無瑕,您的瞳孔里,閃耀著愛的光芒,智慧的陽光將陰影驅除。智慧的星光,茫茫宇宙的光輝,將一切隱藏的苦痛撫平。芬芳的金合歡樹,香脂的露珠,將靈魂啟蒙。安靜的黎明,溫和的小雨濕潤了耳朵,溶化人心的怨恨,止息世間的紛爭。和藹可親的勸告者,爭端的調停者,把我們帶到您的身邊吧,慈悲之母,愛心之母,慰藉和安寧之母。引領我們走向好運和恩惠之路。噢,觀世音,您把關懷和笑容帶入世人的爭鬥之中,請賜我一席之地,讓我坐在您的蓮花上,坐進您的船里,駛過痛苦和死亡。
觀世音,慈航真人,您聆聽著世間的訴求和天國的喃喃細語,我在向您傳達我的祈禱!引領我到充滿芳香和愛的海洋吧!讓這永無止境的死亡之旅結束吧!在海洋深處,在您玫瑰般的波浪中,讓我們伏在您的膝下!噢,充滿愛心的、端莊的、慈悲的觀世音,聖潔的百合,靈魂的方向盤,在我的這些奇思遐想中,我的心奔向於您。



媽祖
不管在中國國內還是在海外華人社區,廣大的信徒們都把媽祖與觀音聯繫在一起。媽祖又稱天妃或天后,是漁民、海員和海商的守護神。像觀音一樣,媽祖也經常被描繪成一船之長。同樣,她也被信奉天主教的華人(如在菲律賓的八打雁市)視為聖母瑪利亞的化身。媽祖信仰起源於十世紀的沿海省份福建,在海外移民和他們的後裔中影響尤其深遠。而他們大多數來自中國南部的福建和其它沿海省份,在這些地方媽祖受到頂禮膜拜。他們的先輩早已乘槎浮海,跨越大洋。媽祖信仰據說從十七世紀早期就開始流傳到海外。
現今,媽祖的信徒據稱有1 億,尤其在東南亞分布最集中。在歐洲、印度洋地區和美洲都設有媽祖廟。但在古巴,令人困惑的是無任何記載表明媽祖信仰在這裡紮下根來。而在西半球的其它地方(夏威夷、舊金山、墨西哥和巴西)媽祖信仰在華人中盛行。那裡的華人與古巴的華人都有著相似的來源地。同時古巴的華人對耶瑪雅(Yemayá)也不太感興趣。她是古巴黑人的海神(河神歐淳的姐姐),因此與媽祖是旗鼓相當。研究人員RogelioMartínez Furé 是一名非洲裔古巴人,他認為耶瑪雅在古巴華人的眾神廟中地位並不突出,可能只受到個別華人的膜拜。這一現象該作何解釋?一種可能的解釋就是關公和觀音的互補性——男性與女性,戰爭與和平,憤怒與同情,大地與水——因此其他的神明如媽祖和耶瑪雅就很難插足。而且也瑪雅在古巴等同於聖母雷格拉(the Virgen de laRegla),因此也變型為一個黑人聖母。而觀音等同於慈悲聖母,這樣的話也等同於歐淳,因為歐淳相當於非洲的慈悲聖母。媽祖和耶瑪雅也進入不了與天主教和薩泰里阿教相容的三位一體中,其中關公與香郭、聖芭芭拉構成三位一體,觀音與慈悲聖母、歐淳構成三位一體。媽祖未能成為華人社區的共同信仰也可能與移民的來源地有關。媽祖在福建最盛行,但據古巴1880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在古巴的廣東人超過福建人10 餘倍。不過中國國內和海外的廣東人也崇奉媽祖,但敬奉的程度不及福建人。
雖然沒有證據表明耶瑪雅在古巴華人的眾神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但繪製聖人畫像的華人對她卻再熟悉不過了。在1998 年Pedro EngHerrera 憑著想像繪了一幅名為「耶瑪雅在雷格拉迎接苦力」的油畫來展示她與古巴的華人跨海移民的關係。這幅作品表明當第一艘滿載苦力的船於1847 年抵達耶瑪雅分管的雷格拉港口時(作為與聖母雷格拉相融合),苦力們受到了耶瑪雅的歡迎。同時也表明他們的跨洋之旅一直得到了耶瑪雅的保護,預示著此後他們將與古巴黑人建立起密切的聯繫。

結束語
本文主要探討了在學術界中很少被提及到的古巴華人與非華人宗教信仰融合的兩個個案。儘管古巴的華人社會在規模與影響力上不容忽視,但卻一直遭到學術界的冷落,直到最近才開始受到學者們的關注。本文表明海外的華人社會,雖在流行話語甚至某些學術話語中經常被描述成是不可同化的群體(令人遺憾的是這一偏見在目前正流行於中國和其它地方的尋根話語的思潮下得到增強),但其實和其他種族的移民一樣,共同參與和譜寫了文化轉移和宗教混合的歷史進程。
全世界只有古巴這樣一個國家,大規模的華人移民群體與甚至規模更大的黑人群體建立起緊密的聯繫。曾經,古巴華工與黑奴一起在種植園勞作;曾經,成千上萬的華人與黑奴起義軍並肩戰鬥於1868 年至1898 年的古巴反抗西班牙殖民統治的三次獨立戰爭中,後來又與黑人革命分子並肩參加20 世紀50 年代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反抗巴蒂斯塔獨裁政權的戰爭中。
中華宗教中的神明往往承擔多重神職功能,他們的神性(和性別)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徹底的改變。Duara 曾描述清政府在關公被奉為「財神」的基礎上對其屢加封號,力圖將關公塑造成官方認可的忠義良將的關帝形象。但關公起初就是一名被神化了的武將英雄,人們稱之為「戰神」。財神這一形象本身就是從戰神轉化而來。古巴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這樣一個國家,在這裡,中國神明不僅與天主教聖徒融合在一起(正如在菲律賓一樣),而且和來源於非洲的神明融合在一起,因此就有了古巴式的關公——「San Fancón」,這是三種宗教傳統融合的產物。觀音也和天主教的聖母瑪利亞和非洲的歐淳融合在一起。
天主教的學者和其他的學者普遍認同一個觀點,那就是天主教具有一個融合的能力,它能夠吸納並轉化其它宗教傳統但同時又能保持自身的特徵。然而神學家Richard Gehman 在他的關於非洲宗教傳統的研究中指出,黑奴遍佈於古巴和加勒比海其它島嶼,這使得他們能夠比在其它地方,比方說,美國,更成功地維護並傳播本民族文化元素,從而抵制一個深層次的,單向地向天主教皈依的進程。(而在美國,黑人皈依基督教的程度更徹底,基督教新教徒更具進攻性,對其它的宗教習俗不那麼包容)。天主教在儀式、習俗和聖徒制度上有著自己的特性,對古巴的非洲文化傳統和獨立的非洲族裔組織有著包容精神,這一切導致了一個植根於精神世界的新的宗教的誕生。它與中國傳統宗教相容,正如非洲宗教一樣:祭拜祖先,崇拜大地力量,敬畏鬼神,利用神明滿足個人或群體目的,信奉神跡和占卜。
這一文化融合的傳統與古巴目前在世界上所處地位不無關係,古巴現正從美國的封鎖中開始逐漸崛起。為了配合中國作為它經濟和政治上的支持者這一新角色,從1995 年起古巴政府就精心策劃華人社區的復興,結果導致了一個僵化刻板的「中國性」——筷子、太極、功夫、龍、哈瓦那巨型的水泥製成的中國式拱門——諸如此類,為商家們所推行,在各地的唐人街比比皆是。古巴政府復興華人社區的運動與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員和當地的利益集團發起的類似運動沒什麼區別。為了加強與中國的聯繫,他們也是通過將人們的注意力吸引到所在國的華人身上。而一個更大膽也更具創意的策略應將是頌揚「古巴性」和「中國性」表現出來的驚人的靈活適應性和長期的相互塑造性。這一策略將突出強調那些豐富多彩的經歷和故事,它們是構成古巴文化在這個世界認同的基礎,雖然在這個世界裡古巴長期被隔離在外,但在這個世界裡文化的交流變得愈加必要和習以為常。


(注釋請參見原文)


作者簡介
(英國)班國瑞(Gregor Benton),博士,英國卡迪夫(Cardiff University)大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宗教和華僑華人、族群關係。


譯者簡介
楊艷蘭(1982- ),女,五邑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學;

校對:黎相宜(1985.10- ),女,博士,中山大學亞太研究院講師,研究方向:國際移民研究、僑鄉研究。


文章來源:《八桂僑刊》,2014 年第4 期

http://www.ifuun.com/a2017261096237/

天主教堂里的觀音
https://kknews.cc/history/2myojz.html
de omnibus dubita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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