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觀者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起爭取民主自由，leefeng 同旁觀者就上綱上線為基督徒領導香港的民主自由，難道世俗主義 ...
哈佛專家 發表於 2019/12/22 18:31

    基與非基爭民主自由是不同的。
    基督徒的背後有教會（亦有CIA）在操弄，這些勢力最終目的是要建立更專制極權的政體。

哈佛專家

最近我有些情緒不穩定，所以有時說話會亂亂地。請各位包涵則個。謝謝。

逃出魔幻紀

逆境也是好事，啟發人思考

哈佛專家

民主自由必勝，共產黨必敗。

哈佛專家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起爭取民主自由，leefeng 同旁觀者就上綱上線為基督徒領導香港的民主自由，難道世俗主義者沒有為民主自由貢獻嗎？香港不是基督徒為主的社會，毋須擔心香港成為基督教或天主教的國家或地區。

旁觀者

基督徒容易當漢奸，因為牠們認為是希伯萊人子孫，洋邪鬼教落：要殺滅異族。殺漢人，就是殺異族，牠們這樣做符合「聖訓」。

leefeng

leefeng

樓主提及的黃之鋒，原來是個基督徒。
    這傢伙尖嘴凹腮，屬鼠相，正好合為鼠輩。牠只是教會作為顛覆現有 ...
旁觀者 發表於 2019/12/20 01:41

乜冇人好奇㸃解所有帶頭的亂港頭目99.9%都是基督教徒嗎？


漢奸列表2019 ，陳日君大漢奸

旁觀者

樓主提及的黃之鋒，原來是個基督徒。
    這傢伙尖嘴凹腮，屬鼠相，正好合為鼠輩。牠只是教會作為顛覆現有政權的一名馬前卒。
    爭取自由民主不是不好，但一個極權走了，來個更加專制極權（教會）的，你可有想過﹖這是
香港人無奈之處。

旁觀者

菲爾斯已講得很清楚，稍有理性者都會明白。

哈佛專家

美國最初建立時，美國是以「自然神論」立國。

新約聖經是否比舊約聖經更為惡毒？我不予置評。我個人仍然認為，新約要比舊約更好。謝謝。

旁觀者

有問題的內容多數是在舊約，新約的內容問題比較少。基督徒的確是感受到耶穌基督的感召。 ...
哈佛專家 發表於 2019/12/18 08:10

    「《新約》的惡毒遠勝於《舊約》。在《舊約》中，耶和華對人的最大懲罰，不過是一死。然而，在耶酥看來，將不信他的人處死還不夠，死後還要讓這些人入地獄受永久的懲罰。如果不信他，不管是多麼高尚的好人，也只有入地獄去受苦（約翰3：14）。也就是說，如果你是基督徒，不僅要相信地獄的存在，還要相信那些不信基督教的親人朋友，不管他們是多麼善良，也都要入地獄受永遠的懲罰。這種毫不寬容、滅絕人性的信仰，連生性平和的達爾文在自傳中也忍不住要罵它一聲『可咒詛的』。」《原教旨基督教是極毒教》方舟子 原載美國《僑報》《獨家視野》專欄 「新語絲」電子文庫轉載
    西方學者菲爾斯Emmett F. Fields也認為基督教充滿仇恨，耶穌比他「父親」更為歹毒：
    「基督教是從宗教之恨中發展出來的。那些軟弱的人被稱為異端，他們的教導被野蠻地壓制了，這樣，保留下來的基督教就具有強硬而無情的正統。正統摧毀了溫順，而使基督教充滿了憎恨、怒火和狂暴。
    在今天具有如此大的影響力和魅力的基督教的俗家弟子和沒有學問的電視傳道士不知道在基督教在其形成時期所發生的腐敗。
    在原本的故事中，好的部分被拋棄了，而壞的部分被保留了下來。永恒折磨的觀念，以及罪惡能輕易原諒的觀念被建立起來，並僵化變成教條、教義。
    在《新約》中演變出了一個遠比《舊約》的上帝更壞的上帝。正如無盡的折磨要比長眠更壞，永恆的火刑要比簡單地滅亡更壞。
    不像《舊約》的上帝，如果其受害者只是在他面前死去並變得粉碎，《新約》中的上帝還不高興。這位上帝的兒子不僅繼承了家庭傳統，而且超過了其父最高的期待。」《聖經》是上帝的言語嗎？ Emmett F. Fields 方舟子譯 「新語絲」電子文庫
    最後，我想引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圭查爾狄尼的話：
    「（上帝）對頭腦糊塗的人有特別大的威力。」

旁觀者

《獨立宣言》反映了基督教的某些影響
哈佛專家 發表於 2019/12/18 08:28

    美國的立國者、《獨立宣言》撰寫者之一、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在致傑佛遜的信中，便表示了他對基督教的厭惡：
    「一想起十字架，這個人類有史以來妄用苦難的最要命的象徵，我就幾乎要渾身發抖。想想這個苦難的器具所帶來的災難！」《美國不以基督教立國》 方舟子 「新語絲」電子文庫2000.6.8 日
    美國總統林肯也說：
    「《聖經》不是我的書，基督教也不是我的宗教，我永遠也不會贊同《聖經》中冗長煩瑣的教條。」《我為什麼成不了基督徒？》沈中 「新語絲」電子文庫

旁觀者

基督徒是在提倡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四大普世價值
哈佛專家 發表於 2019/12/18 05:53

    基督教是個極權邪教，唔信佢嘅，通通殺死，包括父母親族三代人，比乜主義、物主義更加極權。天誅教嘅傳信部、耶穌會用來幹什麼的﹖一個良好嘅宗教，會有這些東西﹖
    基督教是否提倡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我以前已跟你說過，不贅。

哈佛專家

基督徒與爭取民主自由 20111204
黃之鋒 Joshua 寫於 2012年1月14日 22:22 ·

聽到今天的言論，難得考完試，借機會寫寫我對基督徒爭取民主自由的看法，其實早有不少文章談及類近話題，數量也算是多不勝數，無論如何也親身寫一寫個人看法，總好過每次也copy別人的文章。 （Tag人數有限，請見諒）

由嬰兒還在母親的肚內起，我就參加了教會聚會，全因爸媽也是熱心於基督教信仰，兩歲的生日禮物就是一本幼兒聖經，爸爸在客廳存放與釋經宗教屬靈異象使命宣教復興的書籍多達數千本以上，我絕對是在基督教家庭長大。

父親十分投入教會事奉，他十分著緊香港和中國的福音遍傳和宗教復興運動，故此經常向我提及香港和中國的社會概況，更教曉我一個基督徒應有的使命。

從六、七歲起，爸爸就帶我探訪基層家庭、板間房和社區的商鋪，他告訴我要關心社會上被遺棄的一群，他們一生也未聞福音，生活十分孤獨和困苦，作為基督徒的，不可以坐視不理，只是顧及自己生活圈子內的人。

還記得爸爸經常在家播放記錄片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他總看得眼泛淚光，片中講述中國家庭教會在文革至今數十年來的變遷。當中家庭教會信眾雖急劇性地以億計的增長，卻經常被共產黨打壓批鬥，他們越被打壓，意志就越發堅定，繼續對抗中共霸權。

—  踏上社運路 — 個人經歷與理念分享

當然人家常說在教會家庭長大的兒童很易將基督教變了「第二手信仰」，我也曾有類似經歷，幸好在初中找到自已信仰的意義和核心價值，也知道自已為何要返教會和為何而活之類，在教會參與不同事奉，教會是我另一個家。

後來中三起參加遊行集會，在教會知道有持著不同意見和立場的弟兄姊妹在議論我參與遊行的行為，當然有支持也有不滿意的，這也十分合理，一個圈子裡總有人的意見和觀點與你有不同之處，我也處之泰然。

只因我知道我自已將星期六由兩點至六點的崇拜小組放在生活中的第一位，考試照返崇拜小組，有遊行集會不參加，甚至暑假搞學民思潮遊行抗議國民教育獨立成科，週六要與各政黨領袖議員共同相討遊行對策，我也全部推了，只因我覺得我每個週六也應毫無保留交給上帝。

誰叫我參與社會運動的觸發點是信仰，沒有信仰，我絕不會走上街頭，沒有信仰，我絕不會參與社會運動，沒有信仰，我根本不會意識到我們應該尋回那個人根本的價值，肯定每個人也是平等，也是上帝所愛，也應該受平等待遇。

曾有人問我在社會運動與信仰之間，你會選擇那一方？當然在時間管理上，週六我會全然交給教會聚會小組組長訓練活動會議之類，週日則留給社會運動。但在整體而 言，其實根本上談不上選擇那一方，作為基督徒，人家問及你認為傳福音關心身邊的人還是禱告重要，你會如何回答？在我而言，我可以說，我參加每一次的社會行 動，從不違反聖經真理。

今天在二百多人聚會聽到如此言論，我當然感覺不愉快，那不少目光轉向你的時候，感覺真的很難受，我十分討厭那種感覺。今次我相信講者絕對不是存心責備我，只是道出她一直以來對信仰政治宗教的看法吧，甚至那講者應該也不認識我。當不少人將目光投向我，也 不會怪責他們，誰叫他們想起「遊行示威」就想起我。

我真的難以想象爭取宗教自由、信仰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居然會被評為築起巴別塔者。我想我有也應該說我對該話的看法吧？曾想過只在面書打上「我不喜歡今天的聚會」以表明我的心聲則算了，但我想只是單方面道出個人感受， 卻不解釋不喜歡的原因，未免過於不負責任，至少我要解釋我不喜歡的原因吧，故次撰寫得較長段落，以向各人表明我的想法。

「讀書不應搞社運」、「小心安全不要參與遊行」、「遊行如此激進不好參加吧」、「要聽從神禱告就可以吧」、「要懂感恩不要有不滿嘛」、「這很激進很偏激不謙 卑」聽過不少次，甚至在背後說也聽聞過，每隔一兩個月就會聽到類似言論，我真的受夠了。要議論又不當面找我私下談，何必以偏概全想呢？激進？我至今也只是參加遊行集會而已，甚麼反高鐵包圍立法會公民抗命塞馬路我也從沒參與，我也承認我在社會議題上走得較前，「激」不是不好，至少我有「激情」相信社會可以有 改變，如果你以個人感受單方面認為參加七一遊行，參加六四燭光晚會也叫激進偏激的話，我也無話可說。

一直以來參與遊行的人 士，無論年紀和學歷高低，一向有不少例子在教會與牧者或教友因不了解而不歡而散，之後轉教會，轉教會又遇到同樣情況，慢慢則對基督教存著負面甚至厭惡的感 覺，更甚是反基督教。坦白說，如果一個初信數週的信徒聽到如此言論，早就立即離開了教會。幸好我在信仰上的根基絕不是建基於與誰人的關系，而是建基於上 帝，也感謝我爸媽也在旁一直鼓勵著著我參與社會運動，並以聖經向不同人解釋，否則我受到的打擊會更大。

有人問為何要爭取民主自由，對基督徒而言最切身的答案則是：「沒有民主自由，你根本沒機會信奉基督教」。中國一向不是民主自由的國家，相信沒人反對吧？中國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如何的？他們被迫於「地下家庭教會」偷偷聚會，法例禁止信徒在街上傳福音、會友參加聚會要被打壓，甚至有牧師講道後被抄家並關進監獄，一個不容許言論自 由、宗教自由、集會自由、信仰自由的國家對待信徒則是如此，在香港享受著宗教自由的基督徒，你渴望過著如此的教會生活嗎？

另 一角度，聖經說人不是完美，人是有罪的，那自然人構思的東西也絕不會是完美吧？我絕對可以肯定，民主絕不是完美的制度，也有一定的漏洞，但在眾多政治制度 之中，相比起獨裁等制度（請參考北韓），民主絕對是眾多政治制度中最好的制度，如有人想到更好的政治制度，我也絕對歡迎你向我提出。最有趣的是有基督徒問我，為何不爭取「神治」社會，以神權管治社會？其實…..這可行嗎？在現今社會你如何叫到耶穌下來做特首呢？聖經好端端叫人類管治大地，我們卻叫耶穌 下來管治大地，會否有點不合情理呢？聖經說上帝是完美的，假若叫到耶穌到世上管治人類，那即是天堂了，那沒民主我也覺得沒問題呢，天堂不需要民主，因上帝是完美；地上需要民主，因人類有罪。

計多朋友或會以「神治」來批判「民主」，認為「人權」不應蓋過「神權」，這我是認同 的，但我們必需回到現實。現實是我們行不出神治，而在地上不應出現神治。政治的現實是我們在管理基督徒，同時也在管治不信的人，而我們沒有辦法改變這個現 況；而且神治的美好國度是我們要在天上得的賞賜，那怎能在地上得到呢？所以現實是我們必需從不完美的許多系統中選擇一個較完善的。那麼云云政制中，怎知道 神喜悅那一個呢？最誠實的答案是，不知道。這一個選擇只是基於人類智慧和經驗，但我們要記得，神根本不會特別喜悅那一個制度，因為重要的是人怎樣操作它， 怎樣在當中彰顯神的品格。

ok，必然有朋友會說耶穌的一生專注的不是政治而是心靈的拯救，而且我們都知道救世主一度被認為是政治解放者，所以我們對於耶穌無干政事的印象十分強烈。我們不妨看放下對政治的既有感覺，嘗試把它當做一個普通的工種看待，再想想「不是所有信徒都要做傳道人」的道理，我想你開始能夠明白。然後我們必需去想一個問題：在WWJD（what would Jesus dose）和WWNJD（what wouldn’t Jesus dose）之間，在「耶穌會做」和「神絕對不會做（指神絕對的教導和旨意中犯罪的事）」之間是否有很多事呢？這些事雖並不是犯罪，但耶穌不會去做，所以很 多人會去批判這些事，包括參與政治。但這些事難道就等於有問題？一個簡單的例子是，耶穌令人「生命得的更豐盛」的層次在於心靈，那麼做一個發明家，在物質層次幫助人，難道就是不應當的嗎？我想「基督徒應否參與政治」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因為神為每人那獨特的計劃，我們不需再問「應」或「不應」。

其實參加社運以來受到的閒言閒語絕不好受，我因信仰而參與社會運動，則被信仰批評我把自已看高於神，我明白到不是每一位信徒也可以接受我的看法，甚至有網友因本文而對基督教反感，但我盼望則是將我在信仰歷程中遇到的問題道出來。正如如果我提出教會在傳福音和關心社會不夠積極，只向內聚不向外展，可能有非信徒 因認同我的看法而對基督教不滿意，但難到因此我就不應道出我的看法嗎？我但願我真心說出我的感受不會被人評為「不順服」「不愛主」「不謙卑」「不忍耐」 「不聽從」，我不想再看到有人因參與遊行被教友誤解而離開教會，甚至從此憎恨基督教。

想對一眾參加社會運動而因被誤解而討厭/離開基督教的朋友們說，盼望你們諒解人也不是完美，基督徒也不是完美，我作為基督徒也明白我們自身的不足，請你們了解到除了林瑞麟、曾蔭權、唐英年是基督徒外，社會上一樣有基督徒會為公義發聲，站在前線，渴望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與你們一同堅守著社會的核心價值，我請求你們原諒，即使對曾傷害你的部份人反感，也不要對基督教反感，請明白信仰的本質不是如此。

最後用以前曾撰寫的三千字文章 — 踏上社運路的段落作總結：

既然基督教經常強調基督徒在社會中的職責，為何教會圈子中，無論崇拜、小組、講道、查經，我們總是甚少討論社會議題？尤其不少教牧同工執事一聽到「政治」， 就感到複雜難懂深奧敏感，心中暗自搬出「政教分離」一詞來推辭討論。實質「政改分離」指教會和政府的權力不應結合，以免教義因政治因素而偏離，其實這與教 徒能否討論政治毫無關係。

基督徒，不應再與以往一樣，以所謂「政治中立」、「政教分離」的借口漠視社會，轉化社會是上帝給每個基督徒的使命，基督教教義與社會運動實在釋釋息息雙關，基督徒除了「坐」在教會聽道、查經、禱告外，還可以「走」上街頭傳福音和參與社會事務。

在香港社會的公共空間，基督徒總沒甚麼代表性，例如政界商界有否沒有基督徒站出來發聲？教會在面對社會事務如政改方案、財政預算案、六四事件，有沒有一些指引，供教徒思考，甚至有一定的立場？香港基督徒總被非教徒評為「不食人間煙火」、「只懂躲在房內獨自禱告」等。當然，部份教會的情況已比十多年前有顯著的改善，至少在傳福音和扶貧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但我想，教會的社會價值不單如此，應有更宏大的理想。

最後我想講，我依然十分愛BIG，十分愛FOCUS，十分愛救恩堂。

哈佛專家

謝謝師兄指點，我會慢慢想的。

leefeng

基督教在西方民主政治發展中的作用

作者：顧肅 來源：廈門大學學報 2009年第四期

摘要：西方民主政治是在 ...
哈佛專家 發表於 2019/12/18 08:27

   日出東，日落西！慢慢想啦！

leefeng

有問題的內容多數是在舊約，新約的內容問題比較少。基督徒的確是感受到耶穌基督的感召。 ...
哈佛專家 發表於 2019/12/18 08:10

有問題的在教的本身！
舊約有問題咩，可以改寫新約。
新約又有問題咩？可以改寫另一本超新約。
耶和華冇人買？出產個耶穌！
耶穌冇人買？可以出產個？ ？ ？ ！
咁鬼假同教壞人的邪教，個個教徒都自稱感受到耶穌基督的感召？
但又冇人講下，個老修女德爛做了幾十年忠誠的奴才，耶穌硬係唔感召佢既呢？

哈佛專家

在納粹德國，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對希特勒納粹政權的態度相當複雜。德國在納粹上台之前已經有了一段時間的代議民主制度的實踐，天主教徒已經組織起自己的政黨和組織，納粹黨上台前即與這些團體競爭。天主教徒最初要比路德宗新教徒更不情願支持納粹。但這更多地是出於對現有的右翼天主教組織的忠誠，而不是意識形態上的不認同。在不少新教占主導地位的州，天主教徒最初反對希特勒，然而，在天主教徒主導的巴伐利亞，天主教政黨卻宣布與納粹合作。某些天主教媒體支持納粹重振德國的努力，天主教會為了保護自身的利益而支持希特勒採取的國際行動，包括佔領奧地利，而許多普通天主教徒和下級教士則勇敢地反對納粹主義，因而遭到了納粹的鎮壓。

納粹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日子裡出現並肆虐。它通過侵略戰爭和政治影響，把不少歐洲國家從自由民主體制拖回到權威主義體制，開了民主的倒車。導致這一歷史大倒退的原因很多，而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值得總結。法西斯主義運動的一個深刻的根源是經濟和社會危機，經濟蕭條導致的大批失業人口和社會混亂促使人們渴望秩序和強大的政權，德國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可謂是應運而生。當然，美國在20世紀末至30年代也發生了經濟大蕭條，卻並沒有導致法西斯主義政黨和政權，而是出現憲政民主框架內的羅斯福新政，這與歐洲大陸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當中政治文化傳統和思想意識形態根源上的差異不容忽視。天主教的某些思想傳統和教會的態度確實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儘管這種作用不是導致法西斯主義產生的決定性原因。當時歐洲的一些國家以極右的政權取代左派政權，這甚至發生在德國和意大利的強大軍事力量佔領這些國家之前，這表明了代表舊秩序的一些機制所起的重要作用，這些機制之一便是天主教會。而且，在大部分情況下，天主教會的領導人利用社會不穩定，不僅推銷其宗教靈感所觸發的有關良好社會的合作主義立場，而且也用來促進其世俗的利益。例如，葡萄牙的教會領導人強烈反對“第一共和國”(於1926年被推翻)，因為該共和國公開宣布的世俗憲法降低了教會的作用。此外，天主教會缺少對民主的熱情，它在精神氣質上是反自由主義、傾向威權主義的。教會雖然不情願地接受了在自由民主的體制下運作的必要性，但卻仍然反對人們有權自由選擇這一根本原則。因此，天主教組織的保守性與基督教教義中某些有利於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內容不是一回事，這再度顯示出基督教在政治和意識信仰上的複雜性。

在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天主教體制充當了大多是消極但卻是重要的角色。法西斯主義者帶有一些明顯反基督教的特質，比如領袖崇拜、虛擬的民族主義、國家崇拜並且以暴力對待替罪羊。但是，他們也試圖利用基督教的規範力量來充當道義權威，以此來說服大量虔誠的基督徒，包括一些高級教職人員支持其事業，甚至實際地參與他們的壓迫行動、暴力、種族滅絕和戰爭。當然，基督教價值觀並不直接支持納粹的意識形態，天主教與權威主義的聯繫更多地是結構性的結果，也就是其機制形成的力量。路德教會在德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波羅的海三國也曾經表現出傾向於威權主義，從初步的自由民主體制倒退。二戰結束以後，在俄羅斯和東歐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陣營，這些國家的主要宗教基礎是東正教，這樣的體制也是與個人主義相對立的。因此，從天主教到東正教，再到路德教會(其程度在三者中較弱)，對於權威主義有相當的機制上的支持。它們堅持教會組織機制的至上性，很可能把國家看作是作為一個社群的“人民”的政治體現者，而不是個人偏好的表達者。相反，新教傳統中的改革陣營則比較傾向於分成派別相互競爭和製約，並且鼓勵個人主義，降低對權威的服從。因此，在這些個人主義價值觀和行為方式比較強的國家，一般不會讓法西斯主義和權威主義佔上風。這也可以解釋同樣面臨著經濟大蕭條和危機，何以在德國和意大利產生了法西斯主義，而在美國則是憲政民主體制下的新政，雖然國家干預經濟的力度加大了，但並沒有產生極權主義或威權主義的政府，憲政民主的體制未受到損害。前面說過，改革後的基督教即新教已經把信仰個人主義化，鼓勵教徒自身通過理解《聖經》來確立和表達自己的信仰，沒有必要那麼強烈地依賴教會組織。因此，新教中改革勢力佔上風的國家和地區，其個人主義的傾向也強烈，其信仰更趨於理性，不容易形成對於某個領袖人物、團體、政黨的極度崇拜和依賴，而這些依賴正是法西斯主義和權威主義產生的宗教文化土壤。從一戰後歐洲政治的發展，可以得出這樣的初步結論：作為基督教重要分支的天主教、東正教和路德教會，在精神氣質和價值取向上要比改革派的新教為極權主義的合作主義立場提供比較恰當的結構基礎。

就基本精神氣質而言，天主教和東正教對於異己的信仰更難以寬容，這也是其與威權主義聯繫比較密切的一個原因。這些宗教以為自己是惟一的真信仰，因而沒有給異己的信仰提供什麼空間。天主教會堅持只有自己才能聽到上帝的聲音，它與政治保守勢力保持密切的聯繫，這就意味著反對該宗教既得勢力的人們要被逐出教門，而成為完全反宗教的分子。這樣一來，在此類宗教佔上風的國度，就容易製造出極端的左派政治力量，因為主流的宗教不會寬容他們，從而製造出極端對立的分子。反之，在比較寬容的宗教(比如改革派的新教)中，政治反對派不容易採取極端對立的立場，因而其輪流執政的政黨在政治立場上的差別並不大，也不會尖銳對立，嚴重地撕裂社群。因此我們看到，在西歐保持了最保守的天主教傳統的國家——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產生了最大眾化的左派政黨；而改革派的新教文化則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教派，從而吸收了社會中大量的能量，這些能量如果處理得不好，是可能促成政治上反對勢力坐大的。這些教派有：貴格教、浸禮教、衛理公會教、救世軍，等等。那些本來有可能被吸引到反對現有製度的激進的革命立場的人，可以用比較溫和的形式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即通過這些被容忍的奇異教派的活動來表達。因此，英國、美國和荷蘭就沒有像天主教國家那樣產生兩極化的對立政黨和政治。

由此可見，雖然同屬基督教，天主教和東正教的體制曾經產生了不同於改革派新教體制下的政治模式，主要原因是其組織上的嚴謹控制，思想信仰上的保守，維護既得利益，不能寬容異己的信仰，因而在兩次大戰中間曾經與極右的威權主義政治制度發生某些聯繫，其在二戰以後的民主政治發展進程也相對緩慢，並且經常製造激進的政治左派，因而面臨兩極政治和社會分裂的局面。相反，改革派的新教文化則強調個人主義和理性的信仰，不過度依賴於國家和權威，容許不同的信仰和言論自由，因而所建立的民主政治體制比較穩定，也較少尖銳的政治對立。當然，其人權問題、種族問題也曾經形成激烈的局部對抗，但總體上的政治發展則較少極端對立的政黨比拼。近二十年來，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新政治格局的形成，基督教這兩大派別之間的差異在逐步縮小，即使是天主教和東正教主導的國家和文化，也在逐步走向正常的民主體制，政黨和政治的尖銳對立和對抗也在減弱。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基督教在西方民主政治發展中的作用是相當複雜的。一方面，基督教的某些教義成為民主革命者的意識形態武器之一，以此來為推翻封建專制暴政的革命製造輿論，某些教義在捍衛公民權利特別是少數族群的權利方面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基督教內部的派別之間的差異也相當大，天主教和東正教比較保守，往往成為建立自由民主體制的障礙，而改革派新教則比較開明，時常為民主的體制鳴鑼開道。

進入21世紀以後，世界政治體制的主流是自由民主制度，儘管仍然有一些國家和地區未採納民主制度，但世界政治的大趨勢是日益走向自由民主，專制和獨裁制度日漸式微，走向衰落。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以後，世界又有一大批國家改採民主制度。儘管一些新的民主體制還不夠成熟，還需要時間和政治實踐的磨練，但是民主制度在擴大和發展，這卻是一個人所共知的基本事實。這些國家的歷史和社會基礎不同，當然不大可能在一個主導的基督教文化基礎上發展出民主制度。但是，它們需要在藉鑑外來的、主要是西方民主政治經驗的同時，開發自身的歷史文化資源。比如有人從東亞儒家“民貴君輕”等民本思想為今天的民主變革作論證，以彌補純粹拷貝外來政治制度所引起的水土不服的問題。這正是我們研究民主政治發展的思想文化根源的意義所在。

哈佛專家

3.美國獨立宣言和憲法

美國革命的政治家們利用自然法的概念來為美洲殖民地的自然權利作辯護，而《獨立宣言》的起草者托馬斯·杰斐遜也極力傾向於洛克的自然權利學說。 《獨立宣言》反映了基督教的某些影響，得益於基督教對自然法的理解，比如其中所用的措辭“自然法則和自然神明”。 “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們都從其'造物主'那裡獲贈了某些不可讓渡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才在人們中間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乃得自被統治者的同意。如果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變成損害這些目的的政府，人民就有權利來改變或廢除之，以建立新的政府。”這裡強調的人人生而平等，從造物主那裡獲得了“不可讓渡的權利”，以及“不言自明”，都是基督教的用語。杰斐遜是一名自然神論者，但也受到基督教價值觀的巨大影響。他在起草《獨立宣言》40年後談到耶穌的教導時說，“我從未見過一種更為美麗、更為珍貴的道德”。在他自己編輯的所謂《杰斐遜聖經》裡，也包含了他從四福音書裡選輯的耶穌的教導，不過是把基督的神蹟排除在外。這樣他就把耶穌的道德教誨當作座右銘。他這樣做是為了表明“我是一名真正的基督徒”。 《宣言》雖然是一個世俗的革命宣言，但像洛克一樣，它所訴求的公理卻是從基督教的原理出發的。一些民主革命的理論家和思想家像傑克遜那樣從基督教的道德和道義前提推導出革命的結論，而捨去了其基督神蹟的內容。這是自然神論者的一大特點。

與此類似，美國憲法的基本精神也有其基督教的根源。法國基督徒和歷史學家孟德斯鳩是美國憲法的教父，憲法的主要起草人詹姆士·麥迪遜深受其思想的影響。關於美國政府三大機構分立而治的理論即出自孟德斯鳩的系統論述，儘管政府分權的思想在洛克的《政府論》裡已經有了重要的闡述。而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思想也受到他所欣賞的基督教的影響。他認為基督教的精神構想對於一個民族的自由至關重要，那些受基督教影響的政府在促進公民自由方面有其進步性。他說，“基督教對於純粹的專制權力是陌生的。溫柔是福音書中每每推崇的品質，這與暴虐的王子盛怒之下懲罰他僕人的冷酷行為是不相調和的。”並且說，“政府中的某種政治法則和戰爭中的某種民族法則，都得益於基督教；這些益處是人類的天性永遠不足以認知的。”正是在對基督教的這些信念的基礎上，孟德斯鳩強調，“假如司法權不獨立於立法權和行政權，就無自由可言”。

關於政府不同權力機構之間牽制與平衡的思想，固然不是基督教的教義所直接表述的內容，但是，孟德斯鳩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認為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和所培育的觀念可以為三權分立的思想提供重要的思想和政治文化的依據。而麥迪遜在大量借鑒孟德斯鳩思想的基礎上所闡述的美國憲法構想，同樣顯示出這種基督教的根源。而且，麥迪遜自己的論述中也表現出基督教的直接影響。在為分權作辯護時，他回應了基督教有關人墮落天性的教義，宣稱：“事實是所有擁有權力的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不足以依賴”。在《聯邦黨人文集》第51篇中，他寫道：“假如人是天使，政府的存在就沒有必要。”這些論述都清楚地反映出人類天生有罪的基督教教義。正因為人性的弱點和罪惡天性，所以擁有權力的人都不足以完全依賴，因而需要設置政府三大機構間的製衡，每一個機構對其他機構起監督作用，從而保持政府的誠實和正直。這些思想可謂遠見卓識。世間許多專制政府腐敗深重，甚至一些通過革命方式而建立起來的政府，由於缺少基本的權力監督和平衡，也迅速地腐敗下去。權力之間的製衡至關重要，從世俗的經驗研究也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而美國憲法的締造者們則部分地從其基督教的思想前提中得出了這一基本原則，並且將其用於美國憲政體制的製度設計。在此後二百餘年裡，美國的政治體制不無缺陷和問題，但這種權力製衡的思想、實踐和製度運作，包括由獨立的法院對國會和行政部門進行合憲性審查，一直在豐富和發展之中。

二、現代基督教文化與民主政治發展

在基督教確立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之後，大部分歐洲國家都信奉天主教，只是在近代宗教改革以後，新教才逐步在一些國家佔了主導地位，但仍然不是歐洲國家的主流。歐洲大陸的主要國家仍然以信奉天主教為主，當然在俄羅斯和一些東歐國家則是以東正教為主。就近代的民主發展而言，歐洲信奉東正教的國家建立民主制度的時間都比較遲，有的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甚至更晚。而信奉天主教的歐洲大陸國家，其民主政治的發展也比較遲緩，倒是信奉新教的國家(如英國和瑞士，以及作為新教文化延伸形式的北美)則較早地建立了民主體制。這是一種簡單的關聯關係，而實際情況則相當複雜。德國人路德最早舉起了宗教改革的義旗，路德宗在德國雖然沒有占主導地位，但也是新教中有勢力的教派，而德國的民主制度卻姍姍來遲，直到二戰結束以後，作為戰敗國的德國(西部)才在外部勢力的強制之下，建立了比較正常的民主憲政國家。

因此，學者們研究了天主教與新教在影響民主政治發展中的不同作用，以及天主教內部的不同派別對於民主政治的態度及其影響。在19世紀，天主教會對於自由民主的製度一般持敵視態度。這一點並不令人驚奇，因為天主教會本身長期植根於封建君主制的舊秩序，而這個封建體制相當地照顧到天主教會的利益。教會並不歡迎任何變革，這在意大利尤其如此，意大利的民族主義者希望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這就意味著剝奪高踞於諸教皇國之上的教皇的權力。而且，基督教的教義中雖然有可供民主派利用的內容，但其基本教義仍然不利於民主革命。比如關於人性之原罪的教義，有利於保守的右派的意識形態，而不利於激進改革派的意識形態。此外，天主教會本身的形像是建立在這樣的普遍假設上的，即真理是由得到神意靈感的精英所維護的。

19世紀的多位教皇都沒有表態支持參與式民主。教皇格列高里十六世在1832年的通諭中，堅決反對選舉的議會、表達自由、良心自由以及教會與國家的分離。他援引教皇制的神聖來源，以此為自己編結統治意大利大部分地區的理由。此後，梵蒂岡主教會宣布教皇之絕對可靠性，這被新教徒們看作是對天主教會之外的基督徒合法性的直接挑戰。改革派人士認為天主教的觀點實際上是否認自由民主思想和政治的精神實質。從19世紀40年代的西歐革命可以看出，天主教通常是反對自由派人士有關擴大普選權、建立像國家公立學校體系和強大的國家認同等等進步要求的。但是，天主教會並沒有借助於完全無視大眾的思想潮流而維護其體制上的完整性。教皇利奧十三世1891年的通諭標誌著一種態度上的變化。雖然該聲明仍然譴責社會主義，但卻接受了國家在人間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觀點。當西歐諸國穩定下來，並且日益民主化時，由少數精英圍繞相互競爭的利益來運作政治的舊制度也被大眾政黨的競爭所代替，一些選舉人也被動員了起來。

天主教會這一時期在公眾中樹立的形象亦即其主題是所謂合作主義，這是在自由主義的右派與階級團結的左派之外的第三種立場。天主教會所宣揚的是這樣一種有秩序的社會之理想，其中的人們通過一些具有特定功能的行會而團結在一起。天主教會主張的不是自由競爭經濟下的個人的無政府狀態，而是存在一種有規約的結構，它由工人、經理人和雇主所組成的社團所構成，他們通過談判而得出尊重所有各方利益的合理而公正的結果。但是，對這種合作主義的理解卻相當靈活，不同的利益群體給出相當不同的解釋。而在實踐中，它有利於那些已有權威權勢的人，這些人把這種合作主義看作是管理下層民眾的新的渠道。

與天主教會的這種立場相適應，一些天主教國家出現了大量的社團，而神職人員則在前台活動。當政治屬於少數統治的精英時，天主教會的利益通常是由其貴族來代表的。而在大眾動員的時代，神職人員則在社會運動和選舉政治中變得相當活躍。教士們在法國、比利時和德國領導了一些政黨。當然，天主教會本身並不完全贊成其神職人員如此介入政治，其危險性在於，天主教政黨和社會組織把那些表現出不和諧的獨立傾向的強大的領導人驅逐出去。當然，正如約翰，懷特(JohnWhyte)所指出的，天主教的政治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變得不那麼突出，主要是因為19世紀80年代激起瞭如此多衝突的那些議題以某種方式得到了解決。意大利堅定地實現了國家統一，已經沒有必要再爭取那些教皇統治的小國回到教會的懷抱。國家對於天主教會的援助不再引起強烈的情緒，在法國，這樣的援助已經撤消，而在意大利和比利時，援助仍然存在，都不再是問題。關於建立公立學校的問題也大多得到了解決。但是，導致天主教政黨邊緣化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右派的一個新的提倡者的出現。天主教教義作為防止共產主義的一個壁壘的角色被法西斯主義所顛覆。法西斯主義分裂了天主教陣營。法西斯主義對強大國家的崇拜與天主教的教義相違背，並且了冒犯了不少天主教人士，而且，法西斯的社會組織企圖取代天主教的組織。另一方面，法西斯主義的合作主義又是對天主教教義的回應，而法西斯主義所訴求的許多情感性的東西(民族主義、團結、對秩序的渴求、尋找替罪羊)對於其他人士像對天主教徒一樣有其吸引力。

人們往往認為，天主教的環境為權威主義提供了較豐富的土壤，而新教則比較傾向於民主體制。在20世紀的政治發展中，這一點從直覺上經常能夠成立，當然，具體情況則更加複雜。歐洲的獨裁政權和拉丁美洲的不少軍事獨裁國家，可以為此論斷提供一定的支持。歐洲不少國家在一戰結束和二戰爆發之前，屈服於某種形式的權威主義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