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中國的「基督教中國化」是「魔鬼」妄圖同化「神」
    時間：2020-12-15 17:21
    新聞引據：採訪

中國從毛澤東開始，一直認為宗教是毒藥，習近平變本加厲要基督教中國化，而這其實就是讓習近平取代上帝、習思想取代聖經。 (合成圖/Pixabay)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當天，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宣佈按照「2020年國務院對外行動和相關項目撥款法」（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Operations, and Related Programs Appropriations Act 2020），對嚴重侵犯人權或貪腐的17名外國官員和直系親屬進行制裁。聲明特别以单獨段落提到這次被制裁的中國福建省厦門市公安局思明分局梧村派出所主管黄元雄，指他拘禁、酷刑审訊法輪功學員，嚴重侵犯他們的宗教自由，强調世界不會對中國政府違反國際公認的思想、良心以及宗教信仰自由，系統性壓制人權的行為袖手旁觀。

在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撰寫的《我的國土與子民》一書中，有一段1954年尊者前往北京，受到毛澤東接見的回憶：他（毛）稍微靠近我，小聲說：「我很瞭解你，但宗教是毒藥。它有兩個缺點：阻礙民族發展和國家進步，西藏和蒙古都受其毒害。」

「宗教是毒藥」思想從毛至習 一脈相承

所以，自中共建政後，從毛澤東時代「宗教是毒藥」到習近平新時代「基督教中國化」，中國發生的「罄竹難書」的對宗教信仰和少數民族的打壓與迫害事件，宗教信仰者和少數民族人士被中共任意逮捕、拘留、虐待、判刑，其實是「歷史悠久」並且「一脈相成」的。

因為中共的「馬列主義」（更確切說是史達林主義加秦始皇）意識形態與宗教所尊崇信仰的「神」格格不入，共產中國對宗教的打壓迫害從來沒有停止過，最血腥的莫過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奉旨造反」的紅衛兵，對宗教場所和宗教人士的直接「打砸搶燒殺」。習近平上台之後，這位新時代的「人民領袖」對宗教的管控打壓和迫害更有「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腳，永世不得翻身」重回文革的趨勢。據美國「華人人基督徒公義團契」創辦人劉貽牧師透露：有海外媒體報導說，河南已經在習近平執政後拆了4000個十字架。當劉貽牧師把這個消息放到微信群中的時候，河南一位官方的「三自教會」的牧師私下聯絡他，說這個數字是錯的，不是4000，而是6000多。因為早在2011年，河南全省就有6500多座教堂，而現在河南幾乎所有的教堂，包括官方的「三自教堂」的十字架都被強折了，只留下極少數教堂的十字架「充門面」粉飾太平。

河南原有6000多座教堂，但幾乎所有的教堂十字架都被拆掉，許多直接掛上代表共黨的紅星。(圖取自《寒冬》連結影片)

除了強拆十字架，中共對宗教活動更是進行全方位無死角的監控干涉和打壓。在習近平提出的「基督教中國化」政策之下，一些「魔鬼妄圖同化神」的規定紛紛出籠。比如說，對傳道人、牧師進行政治考核，考習近平思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新的「宗教事務條例」等，合格的才能講道；禁止未成年人進入教會和接受信仰教育；要求教堂懸掛五星旗和毛澤東、習近平畫像，做禮拜的時候，教眾必須唱「國歌」和「紅歌」；在講道的時候，牧師不能全部講《聖經》，必須講「習思想」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對于非官方的地下教會，家庭教會，中共則是直接出動公安使用暴力，將教會裡面的所有家俱、鋼琴等設備搗毀，焚燒《聖經》、《讚美詩》，對敢於阻擋的教友一律抓捕，以達到查抄和取締的目的。

中共政權妄想控制民心 企圖讓基督徒世代為奴

喝著中共史達林主義、毛思想專制「狼奶」長大的習近平，渾身上下都嗅不到一絲自由思想的氣息，被中國網友形像地嘲諷為「習仲勛的兒子，毛澤東的孫子」。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共獨裁政權的言行舉止之中充滿了「定於一尊」的專橫和無知。中共政權敵視公民社會、仇視普世價值，不僅希望奴役中國民眾的身體，更妄想要控制民眾的心靈。習近平提出將「基督教中國化」，就是希望用「魔鬼來同化神」。其最終目的，是企圖將「習近平」取代「上帝」，讓「習近平思想」取代《聖經》，讓基督教會永遠姓「黨」，使基督教徒世代為「奴」。

中國的宗教自由問題向為國際社會所關注，不論是美國國務院每年定期公布的各國人權報告，或是「國際特赦組織」、「人權觀察」等國際組織定期發表的人權報告，有關中國侵犯宗教自由的問題總占有相當篇幅，甚至將中國列為「特別關注國」。在中國拆除「十字架」、焚燒「聖經」最瘋狂的時刻，曾經有29位身處中國的傳道者，代表四川、浙江、貴州、福建、廣東、北京及上海等地的家庭教會實名聯署，表達他們对基督信仰的堅定態度，在《牧者聯署：为基督信仰的聲明》中，他們指出：「耶稣，是全球教會的唯一元首，是全人類的唯一救主」。聯署的牧師甚至表示已经做好付出「生命代價」的凖備。在台灣，基督教長老濟南教會特別舉行過主題為《公義祈禱會：聲援受迫害的中國教會及基督徒》的「泰澤祈禱會」。台灣長老教會的基督教友們為在中國正在遭受迫害的中國教會及基督徒聲援和祈禱，正如台灣長老教會黃春生牧師所言：「對於鄰國——中國教會及基督徒受迫害，我要呼籲台灣教會及基督徒應該站出來聲援他們告白基督是唯一元首的勇氣。甚至，也要不斷的指責不公義的獨裁者，因為，沉默將使獨裁者更加邪惡。」

作者》龔與劍  參與1989年湖南益陽六四民運，後遭勞改2年。2012年組讀書會遭關切後來台。

哈佛專家

習近平為何迫害基督教？
余杰 / 2015年9月7日

　　習近平上任之初，一些在華人教會中相當活躍的人物如梁燕城、趙曉等，對習近平時代的宗教政策抱有不切實際之幻想，恨不得毛遂自薦充當習近平的御用宗教政策顧問。誰知，習近平執政一年多之後，浙江就發生大規模的宗教迫害運動。很多觀察家對此迷惑不解：既然中共各級官僚的邏輯是「維穩為第一要務」，一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出事才能陞官發財」，而基督教畢竟不像新疆的伊斯蘭教和西藏的藏傳佛教那樣，與分離主義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當局通常不會主動拿基督教開刀。那麼，作為封疆大吏的夏寶龍（編按：現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為何大動干戈地拆毀教堂、毆打信徒？這究竟出於怎樣一種執政思維？

　　熟悉浙江政壇的消息人士認為：浙江大範圍的迫害基督教運動，是夏寶龍迎合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取向、向其表達政治忠誠並為自己的仕途發展鋪路。二○一五年五月，中共召開統戰工作會議，習近平親自到會發表講話，論及宗教政策時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夏寶龍敏銳地捕捉到此信號，對浙江基督教的打擊更加峻急，一手硬推對教堂的「三改一拆」。夏寶龍曾與習近平共事過，被習近平視為「習家軍」的當然成員。如果夏寶龍打擊基督教大獲成功，就擁有了一張價值連城的投名狀，極有可能被提拔為下一屆政治局委員，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那麼，基督教成為其仕途飛黃騰達之犧牲品或墊腳石，又何足道也？

　　其次，中共新一輪的宗教迫害選擇從浙江和溫州下手，跟當地基督教快速復興的勢態有關。香港學者安德烈在〈中共迫害教會的新招：浙江省的「強拆模式」〉一文中指出：首先，浙江省是基督宗教植根歷史悠久的省份。在柳市堂新堂建成以前，由戴德生於一八六六年建立的杭州祟一堂曾聲稱是「全球最大華人教會」。無論三自教會還是家庭教會，基督宗教在浙江城鄉有強大影響力，溫州更因為信徒人數接近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樹大招風，浙江教會邊成為習近平迫害基督教的「試點」。

　　再者，浙江省是習近平曾主政之地，習近平在浙江安插了大量心腹，要動手比較容易。這次浙江省迫害一向恭順的三自教會，甚至清洗民宗局、公安局等部門的地方幹部，有利習派人物清除政敵、統一政令。以溫州市為例，市委書記陳一新是習近平在浙江主政時的助手。在習近平最親近的十一個幕僚中，有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浙江省長李強等六個人是其在浙江時的舊部，可見習近平與浙江關係之深厚。所以，浙江的地方官員一定要將浙江變得更加符合習近平的「審美趣味」。

　　然而，從法理上而論，浙江當局的「三改一拆」運動是徹頭徹尾的「違法運動」，跟習近平標榜的「全面依法治國」背道而馳。該行動的法理依據《浙江省違法建築處置規定》並沒有經浙江省人大審議通過，同時並未按《浙江省地方立法條例》向受影響者（包括三自教會）「徵求意見」。安德烈認為：「這種強硬而妄顧法治的打壓手段，充斥著習近平派系的風格。」

針對十架目標明確

　　那麼，已經四面樹敵、八方開戰的習近平，為甚麼突然掀起宗教迫害運動呢？

　　第一個原因，習近平缺乏安全感，敵視公民社會，將迅猛發展的基督教看作是潛在的威脅，遂決定先下手為強。中國基督徒的人數與共產黨員的人數接近，基督教成為在共產黨控制之外的中國最大的社會組織。據《紐約時報》報道，一份政府內部檔清晰地顯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眾影響戰略的一部份。這份浙江省政府檔聲稱，政府的目標是管理「場所過多」、「過熱」的宗教活動，文件中只明文提及基督教這一種宗教，也只提到十字架這一種標誌物。「重點拆除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線兩側宗教活動場所的十字架」，文件寫道，「分期分批把十字架從屋頂移到建築立面上來」。可見，當局目標明確、計劃周密，絕非一時興起、誤傷無辜。

　　第二原因，習近平上臺的時候，中共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已破產，習近平到中國的傳統宗教信仰和文化價值中尋求支援，將佛教、儒家、法家等「拿來」為我所用。與此同時，他發現基督教難以成為「馴服工具」。基督教來自西方，而在毛時代形成其精神結構和思維方式的習近平，對來自西方的一切都心存疑懼，他比江澤民和胡錦濤更加反西方。就連股市崩潰都要拉來「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作替罪羊，習近平當然不會認為基督教是可以馴化的。實際上，基督教確實與極權主義格格不入：基督徒相信人是上帝所造，人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榮耀；基督徒也相信「因真理得自由」，一個人不能奴役另一個人，人的權利和尊嚴不可剝奪。既然基督教不能與共產專制制度「和諧並存」，習近平就不能容忍基督教與之爭奪民心，辣手打壓遂勢在必行，甚至連已經在官方控制下的三自教會也要一併清除。

　　第三個原因，習近平要向毛澤東學習，不僅奴役十三億民眾的身體，更要控制十三億民眾的心靈。中國古代的皇帝從未將「政統」與「道統」統一於一身，皇帝在大部份時候不得不容忍士大夫階層在一定程度上掌握「道統」的闡釋權。而近代以來的中國獨裁者中，惟一成功地集「政統」與「道統」於一身、具備君王與祭司雙重身份的是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的題為〈紅衛兵贊〉的評論員文章中，首次出現「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說法，這是毛澤東最喜歡的一組「尊號」。這「四頂帽子」也是習近平最為期待的歷史定位。

　　歷史學家余英時對中國歷史爛熟於心，他一眼就看穿習近平的狼子野心。余英時在〈習近平要做毛澤東第二〉一文中指出：「中國通過共產黨搞一黨專政，這種一黨專政一代代相傳。當然不會純粹是紅二代專政，但基本上最重要的權力都掌握在第二代手上。如此，習近平就可以安然地做毛澤東第二了。這是共產黨的一個最新趨向。」習近平的所作所為就像尼采描述的精神暴君：「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辦法是使人們相信他擁有真理。但是，這種信念所固有的殘忍、專橫、暴虐和兇惡從來沒有如此有力地表現出來。」他迷戀個人崇拜、迷戀閱兵儀式，要享受萬名跪拜、萬國來朝的快感。在此背景下，就很容易理解習近平為什麼要不擇手段地打壓基督教了：他不僅要當皇帝，還要當上帝。

編按：分題為編者所加。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