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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6)：法律篇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13 11:00 PM 人氣 16907       
標籤: 共產主義, 法律,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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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6月15日訊】第十章 法律篇：魔鬼將邪惡合法化和常態化

目錄

1. 法律與信仰
2. 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1）基於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3. 共產魔鬼變異西方法律
1）顛覆法律的道德基礎
2）爭奪法律制定與實施的控制權
3）利用代理人制定惡法並歪曲法律
（1）禁止讚美神
（2）通過釋法與判例改變憲法內涵
（3）以「自由」之名推廣淫穢信息
（4）毒品合法化
（5）同性婚姻合法化
（6）推卸個人責任
4）限制執法，為犯罪分子大開綠燈
5）用外國法律削弱美國主權
4. 回歸法律的精神
1. 法律與信仰

法律是維繫公平正義的剛性力量，懲惡揚善，因此制定法律的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定義「善」與「惡」。在信神者看來，善惡的標準掌握在神的手中，宗教經典很自然地成為法律的來源和根據。

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是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在刻有法典的石碑頂部描繪了巴比倫太陽神沙瑪什（同時也是正義之神）將法律授予漢謨拉比的情景，寓意著神選擇了漢謨拉比，並賦予他依此法律統治臣民的權力。

《舊約全書》中的「摩西十誡」，對希伯來人既是神的誡命，也是法律。西方的法律沿襲了這種傳統。從公元4世紀的羅馬皇帝們，到公元6世紀至8世紀的查士丁尼及其後繼者，再到英國歷史上的第一位「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王阿爾弗雷德大帝，編撰法律的依據也都是「摩西十誡」和基督教的教義精神。[1]

在信神者眼中，法律的具體規定必須符合神規定的善惡和宗教教義精神，否則這樣的法律就不該被遵守，並應被廢除。上世紀美國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其思想來源可以上溯到早期的基督徒，即羅馬皇帝命令基督徒敬拜羅馬的神或在猶太教堂裡安置羅馬皇帝的塑像，基督徒寧可被送上十字架或火刑柱，也不會遵守這樣的法律，因其直接與「十誡」中的第一和第二誡相抵觸。換句話說，世俗法和神的律法之間的關係，是下位法和上位法的關係，神的律法是最高的、不可違背的標準。

「摩西十誡」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面四條論述的是人與神的關係，即人當如何愛神和敬神，而後面的六條論述的是人與人的關係，即耶穌所說的要「愛人如己」。其中人能夠敬神是根本，神所主持的公平正義原則永恆不變，因此人間法律的道德基石才能夠穩固。法律最根本的公平正義的原則，才不會因為時代的推移而漂移、扭曲乃至面目皆非。

在中國亦如此。歷史上制定法律的是天子，必須秉承天意，遵循天地運行法則，也就是黃帝、老子說的「道」。漢代大儒董仲舒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2]（中國古人語義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萬物的神。）對天道的信仰是中國文化的道德基礎，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響了中國數千年的歷史。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認為，法律的作用取決於它對普遍社會道德和信仰準則的遵從。他認為，法律與宗教雖然是兩個領域，但任何一方的繁榮發達都離不開另外的一方。在所有的社會裡，法律都需要藉助人關於神聖事物的觀念，以使人具有為正義觀念而獻身的激情。[3]

簡而言之，法律必須具有權威性，其權威性從「公平正義」而來，而「公平正義」從神而來，因此法律不僅是正義的，也是神聖的。現代社會的法律仍保留著很多類似宗教的儀式，也是藉由神聖性強化法律的權威。
2. 法律是共產國家暴政的工具

共產黨是反神的邪教，因此它絕不會以正神的教誨作為其制定法律的依據。共產黨也要割斷與過去先民文化的關係，因此反對傳統的道德價值。這就使得共產黨的法律從一開始就失去了維護公平正義的可能。
1）基於仇恨和超越法律的國家恐怖主義

傳統社會中，基督教講「愛人如己」，儒家講「仁者愛人」，這裡的愛不是狹隘的男女之愛或家人朋友之間的愛，還包含著慈悲、憐憫、公義和自我犧牲等等。以此為出發點制定的法律不僅是神聖的，也體現著對世人的關愛精神。

沒有任何一個法律可以囊括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所有爭議和相應的判決，因此法律就不僅僅是一種具體的條文規則，還加入了所有參與者的主觀因素，這要求法官必須從法的精神出發，做出體現善的原則的判決。

耶穌曾經在耶路撒冷的聖殿中痛斥那些偽善的法利賽人，因為這些人儘管對摩西律法的字面規則嚴格遵守，卻對律法中所要求的公義、憐憫、信實等品德置之不理。而耶穌則不拘泥於字面的意思，他在安息日行醫、與非猶太人同席，是因為他所在意的是律法中這種善的精神。

共產主義恰恰相反，是建立在仇恨基礎上的。它不僅仇視神，也仇視神給人創造的文化、規定的生活方式和建立的一切傳統。馬克思並不諱言，他要將世界摧毀成一片廢墟，並想像自己「像造物主一樣闊步前行在這片廢墟上」。[4]

沙俄時期瘋狂的「革命者」涅恰耶夫（Sergey Genadievich Nechayev）在其小冊子《革命教義問答》中指出革命者「已經與社會、文明世界、法律與習慣、社會禮儀與道德規範中斷所有的聯繫。革命者是一個死敵，他如此活著以便能夠確保摧毀社會」。[5]

涅恰耶夫明確表達出革命者對這個世界的仇視，他不再受任何法律的制約。他使用「教義問答」這樣的宗教字眼表明他想建立一個仇視世界的邪教。他宣稱「對任何事物尚有同情心者，不能稱作革命者」。列寧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專政是直接基於暴力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統治。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是通過使用暴力反對資產階級贏得統治權並維護統治，該統治不受任何法律限制。」[6]

沒有法律限制地動用國家權力任意屠殺、使用酷刑、連坐，實際上就是國家恐怖主義，極為暴烈殘忍。這是共產主義原教旨國家走過的第一步。

譬如，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執政後的第一個月，死於政治原因的受害者就達數十萬之多。第二個月就成立了「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擁有不經審判隨意殺人的權力。從1918年到1922年，契卡殺人不少於200萬。[7]

曾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政治局委員和總統顧問的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改革運動》的中譯本序言中寫道：「僅僅這個世紀，俄羅斯由於戰爭、饑餓和鎮壓就死亡了6,000萬人」，以公開資料推算，死於蘇共鎮壓和迫害的大約在2,000萬到3,000萬之間。

1987年蘇聯政治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重新審理那些蘇共治下的冤案，雅科夫列夫也是委員會中的一員。在調閱了幾十萬的卷宗之後，雅科夫列夫寫道：「長期以來我總擺脫不掉一種感覺，似乎暴行的組織者是一批神經失常的人。但是我明白，這樣的解釋有把問題簡單化的危險。」

如果我們把雅科夫列夫的語言翻譯得更加直白，也就是說，那些暴行不是出於正常人的思維，也不是一時的衝動，而是精心策劃的；不是出於對建立一個美好世界的狂熱嚮往，而是出自於對生命的刻骨仇恨。那些推動共產主義的人，不是出於無知，而是因為邪惡。

不受法律制約的國家恐怖主義為蘇聯之後建立的共產黨國家所沿襲，中國、柬埔寨、朝鮮為其中的典型。

在《九評共產黨》第七章《評共產黨的殺人歷史》中列舉的暴行更加觸目驚心，僅僅在中共「改革開放」之前，就造成了大約6,000萬到8,000萬人非正常死亡，超過人類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2）不斷變化的是非標準

如果說，為完成共產主義的最終目的，對內實行國家恐怖主義時可以肆意踐踏法律的話，那麼共產黨以經貿合作、文化交流和地緣政治等為名與自由社會交往時，則披上法律的外衣完成對西方國家的滲透和顛覆。比如中共的第一部《刑事訴訟法》是在1979年，即「改革開放」後通過的，表面上是為了達成「程序正義」，實際上卻並不認真執行。

馬克思毫不諱言「法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社會的產物，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因此共產黨法律並不來自於神，也不是出自於對人的愛，更不是為了維護公平正義。在它之上沒有神的誡命和人倫綱常，而只有統治階級的利益，即共產黨的利益。而利益的隨時變動，必然也帶來法律的隨時變動。

由此我們不難理解，中共在剛剛奪取政權的時候，為了搶奪全民的財產，在意識形態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由此在法律上設置了「反革命罪」，將所有抵制這種搶劫的人統統劃為「反革命」，予以監禁甚至槍決。在完成了以「公有制」為名的搶劫之後，中共需要再把這些錢裝到自己的腰包裡，因此在意識形態上改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並提出了「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本質上不過是要保護自己盜竊來的全民財富，而普通老百姓的財產卻並不能得到保護。層出不窮的「強拆案」就是政府對居民財產的暴力侵犯。1999年初中共提出要「依法治國」，幾個月不到，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群眾大打出手，建立淩駕於「公檢法司」之上的蓋世太保式組織「610辦公室」，操控「公檢法司」及舉國力量對法輪功完全不講法律而實施迫害。

中共為掩蓋其滔天血債，需要不斷製造敵人以達到殘酷鎮壓、威嚇百姓的目的。鎮壓對象的變化，從地主、資本家到「六四」學生，再到法輪功修煉者或維權律師，法律也必須一再改變。六十多年間，中共光憲法就用了四部，第四部在1982年頒布後，又經過四次修改。一個接一個的政治運動，中共都以「法律」之名加以修飾和美化，甚至於有時候連這種修飾和美化都懶得做了。
3）共產黨絕不會認真執行法律

共產黨為了展現「法治」、「與國際接軌」，在法律條文上還是要做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但那些部分，絕不會被認真執行，譬如其《憲法》所規定的「信仰自由」、「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等。

既然馬克思認為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那麼隨時制定法律來鎮壓和對付敵人，在共產黨的法律體系中就是必然的，也是「正當的」。

這種體系決定了任何人一旦挑戰了「統治階級意志」（即共產黨的利益），就立即成為「依法」鎮壓的對象，哪怕你是失業工人、轉業軍人、失地農民、維權律師，或者是哪個倒楣的升斗小民。

在律師看來，字面上的法律條文從來不如現實來得強有力。因為當你援引法律條文、追求條文所規定的正義時，共產黨的法官和檢察官們跟你談的則是中共的「法的精神」。他們雖不懂文縐縐的學術語言，卻會用赤裸裸的大白話告訴你，「法院是共產黨開的」，所以就要聽黨的話。這些人儘管是無意識的，但他們所說的確實是共產黨國家的「法的精神」。

中共法官們在審理法輪功案件時流行的口頭禪就包括「你跟我講法律幹什麼，我跟你講政治。」「黨不讓辯護的。」「領導人講的話就是法。」「法院歸共產黨領導，要聽黨的。」「法輪功的問題可以不走法律程序。」「你別跟我講良心。」[8] 英國哲學家培根曾在《論司法》（Of Judicature）一文中說過，「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果甚至超過多次犯罪。因為犯罪雖是無視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毀壞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9]

由於共產黨的法律變來變去，有的部分可以執行，而有的部分絕不執行，因此這樣的法律也毫無神聖性可言。更何況共產黨這種基於「階級統治的工具」的「法的精神」造成了過去六十多年甚至近百年來數不清的冤案，也成為所有繼承「共產黨」名號的統治者背負不動的血債──8,000萬到1億冤魂。

從「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一最基本的常識出發，如果共產黨要厲行法治，首先就面臨著共產黨本身被追究法律責任的問題，因此，共產黨更不敢認真地執行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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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共產主義理想」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

雖然共產主義理論充滿漏洞與自相矛盾，但很多人還是被欺騙誘惑，因為共產邪靈在人間的代理人馬克思等為世人勾勒出一幅共產主義的天堂美景，具有極大的迷惑性。這套說辭包括，「物質產品極大豐富」、「道德水準極大提高」；社會成員「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沒有私有制，沒有貧富差別，沒有統治階級，沒有剝削；人人自由平等，人的才能可以全面發展；人們過著美妙無比的幸福生活。這套騙人的說法當初曾經吸引了很多世人為之奮鬥；現在的不少西方人，沒有過在共產極權國家裡生活的慘痛經歷，不免一廂情願地心懷幻想，為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煽風點火。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提出的所有設想，都只是空想。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產品將極大豐富。但人的慾望是無止境的，需求也是無止境的，在人類有限的知識、有限的工作時間與地球有限資源的制約下，緊缺和匱乏是常態、是必然的。這也是所有經濟學研究的最基本出發點。如果沒有這些條件限制，人們就不必去探討什麼樣的生產方式才是高效的，可以隨意浪費，因為社會產品有的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馬克思主義聲稱，共產主義社會人的道德水準極大提高。但人善惡同存，道德水準的提高需要正統信仰和價值觀念的引導與個人的努力修為。馬克思主義宣揚的卻是無神論和階級鬥爭，把人惡的一面無限放大。人們不能有信仰自由，宗教也只是共產黨的政治工具而已。更有甚者，宗教被利用來維護暴政、誤導世人，反神、排神，使人們離神越來越遠。當人們沒有了對神的正信、沒有了自我約束時，道德只能急劇下滑。此外，馬恩列斯毛，個個是暴君，狂妄、淫亂、毫無道德感，期待其信徒道德水準極大提高，更無異於緣木求魚、天方夜譚。

馬克思主義也宣稱人人平等，但正如前面所闡述的，共產主義必然導致極權主義，權力是資源配置的基礎，而極權主義的權力分配是最不平等的，因此資源分布也是最不平等的。在所有實行過社會主義的國家，人們都看到了特權階級、貧富懸殊以及政權對普通百姓的壓迫。

馬克思主義欺騙人說要「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但社會主義是權力經濟，一切都看權力的指揮棒起舞，社會成員連基本的自由都沒有，根本不可能各盡所能。而人的需要是無窮盡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人也無法得到所有他需要的東西，何況是普通人呢？連產品極大豐富都不可能，按照需要分配就更不可能了。

共產邪靈也騙人說要讓「社會成員的才能全面發展」。馬克思主義聲稱，分工造成異化。事實上，分工是社會存在的必要條件。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論證的，分工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提高、經濟的繁榮。分工帶來的差異並不一定是矛盾的，分工也不會造成人的異化、單面化、非人化。從事各行各業工作的人都可以不斷提升道德，為社會做貢獻，給他人帶來幸福。

共產主義的經濟觀是一種反道德的經濟體制，其在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弊端已在實踐中被充分證明。西方社會的各種變相的共產主義經濟方式，也給社會帶來各種傷害。共產主義不可避免地造成極權暴政、貧窮饑荒，而且無底線地煽動起人心中的惡魔，毀滅人的道德，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最壞的逆流。

回顧共產主義的一百多年的歷史，無情的事實一次又一次地向世人揭示了它是一部煽動仇恨史、屠殺史與罪惡史。所有共產極權國家都是暴力殺戮最凶殘的國家、人民最沒有自由及基本人權的國家。他們窮兵黷武，搜刮民膏，肥了極少數的當權勢力集團，卻苦了工人、農民和廣大民眾。

共產主義運動不僅意味著失去寶貴的生命，還有傳統道德和文化所遭受的巨大洗劫。尤其在共產中國，道德已經墮落到了可怕的地步，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連活摘善良修煉人器官也變成了國家管控的一條龍的經濟產業鏈。共產邪靈把人變成魔鬼，本該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成了殺人惡魔。而中共早已把魔爪伸向全球，本該捍衛人權自由的國家，也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對駭人聽聞的罪惡置若罔聞，縱容姑息。

如果說上世紀共產邪靈主要靠原教旨共產主義理想成功引誘了很多無產階級普通大眾、知識分子和年輕人的話，那麼，隨著東歐共產陣營的解體、剩下的共產政權改頭換面吸收並採納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系統，近幾十年來，共產邪靈則採取了新的招數，一改過去殺富濟貧、強迫吃大鍋飯的暴力共產主義形象，搞起了劫富濟貧，強稅收、高福利，財富再分配，高喊整體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一起過社會主義「好日子」，繼續讓世人上當受騙。

共產邪靈狡猾地迎合了人追求美好的一面，並把它引向宗教的狂熱，用所謂美好的追求為藉口，引導人不斷偏離神對人的要求，變異人的觀念，增強人的魔性，犯下各種罪業甚至做出傷天害理的惡行。它讓人沉迷於物質享受之中，忘記人還有更高的、超越於塵世的永恆的信仰追求與生命真諦；它鼓動人灑下熱血與汗水，收穫的卻是毒酒與白骨。它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人類如不覺醒，面臨的將是邪靈設下的更可怕的劫難。
結語：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經濟的繁榮可以為人類帶來幸福，但經濟並不是孤立的存在。如果經濟發展路徑背離了道德的約束，就會導致經濟的災難。當道德基礎被摧毀的時候，經濟的富足既不能給人帶來幸福，也不可能長久，更大的災難很快就會到來。

《人民日報》在2010年的報導中承認，雖然經濟在增長，國民幸福指數卻逐年下降。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現狀卻是腐敗橫行、環境嚴重污染、有毒食品遍地，人們對生活缺乏安全感。財富增長和道德下滑、幸福感下滑並行。

這反映出共產主義經濟學的致命缺陷。人並不僅僅是物質的，更是精神的。人來到世間，神給人安排了生活的道路。中國人講「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西方信神的人往往在吃飯前禱告，感謝神賜給自己食物。信神的人知道人的財富來自神的恩賜，常懷謙卑和感恩之心，因此「知足常樂」。

泰坦尼克號沉沒時，世界巨富亞斯特四世（John Jacob Astor IV）正好在船上，他在銀行裡的錢可以建造30艘泰坦尼克。但面對海難，他選擇了遵守道德和保護婦女兒童的原則，將他的位置讓給了兩個驚恐的孩子。[25]同在船上的梅西百貨公司的合夥人斯特勞斯（Isidor Straus）則說：「我絕不會在別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他的妻子始終拒絕登上救生艇。她把救生艇上自己的位子讓給了剛剛僱用的女傭艾倫‧博德（Ellen Bird），選擇和丈夫一起度過最後的時刻。[26]

面對保留巨額財富與保全生命的誘惑，這些巨富們選擇了恪守傳統的價值。他們的道義選擇，彰顯了人類文明與人性的光輝：高尚的人格，其價值重於生命，更重於財富。

法輪大法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富而有德》一文中說：「富民乃君臣之道，尚錢而下下之舉。富而無德危害眾生，富而有德眾望所盼，故而富不可不宣德。

「德乃生前所積，君、臣、富、貴皆從德而生，無德而不得，失德而散盡。故而謀權求財者必先積其德，吃苦行善可積眾德。為此則必曉因果之事，明此可自束政、民之心，天下富而太平。」 [27]

如果人們能以這樣的心態對待財富和生活，由人的貪婪、懶惰、妒嫉等帶來的經濟問題就會極大削減。人能抑制私慾，共產主義的邪說就無法蠱惑人心。人的道德高尚，會得到神的賜福，天下富裕、人心平靜、社會安定，這才是人應有的經濟生活。

共產邪靈為毀滅人類作了全方位的周密安排，經濟領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人類要想擺脫共產邪靈的控制，就要認識其陰謀，看清其謊言誘騙，不再對其抱任何幻想，同時回歸傳統道德，重德向善。倘能如此，人類將迎來持久的繁榮幸福、真正的太平盛世，世界文明也將煥發出全新的生機。#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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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United States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http://www.ushistory.org/declaration/document/.

[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On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3]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A. Noebel, You Can Trust the Communists… 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43-45.

[4] F. A. 哈耶克著，馮克利、胡晉華譯：《致命的自負：社會主義的謬誤》（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5] Thomas Sowell, 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Chapter 2.

[6] F. A. Hayek.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35, No. 4. (September 1945), 519-530.

[7] [奧地利]路德維希‧馮‧米塞斯著，王健民、馮克利、崔樹義譯：《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譯者序，5-6。

[8] 石山：〈中國國企改革的困境〉, 自由亞洲電台，2015年9月22日,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 ... 09222015103826.html；秦雨霏：〈法興銀行：殭屍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大紀元新聞網，2016年5月25日,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6/5/24/n7927577.htm。

[9]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ood Society: The Humane Agenda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Co., 1996), 59-60; [英] 卡爾‧波普爾著，陸衡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

[10] Rothschild, Michael, Bionomics: Economy as Business Ecosystem (Washington, D.C.: Beard Books, 1990), 115.

[11] 毛澤東：〈湖南農運動考察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2]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Philadelphia: Anthony Finley, J. Maxwell Printer, 1817).

[13] Lawrence Kudlow, American Abundance: The New Economic and Moral Prosperity (New York: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1997).

[14] Thomas Sowell, Economic Facts and Fallac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8), 174.

[15] 恩格斯：〈工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6]「列寧，「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錯誤」，《列寧全集》第40卷。

[17] 呂嘉民：《列寧工會學說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

[18] James Sherk, 「What Unions Do: How Labor Unions Affect Jobs and the Economy,」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May 21, 2009,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 ... bs-and-the-economy.

[19] Edwin J. Feulner, 「Taking Down Twinkies,」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November 19, 2012,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 ... king-down-twinkies.

[20] James Sherk, 「What Unions Do: How Labor Unions Affect Jobs and the Economy,」 Heritage Foundation Website, May 21, 2009, https://www.heritage.org/jobs-an ... bs-and-the-economy.

[21] 同上。

[22] 同上。

[23]  Steve Inskeep, “Solidarity for Sale: Corruption in Labor Unions,” National Public Radio, February 6, 2007,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5181842.

[24] 同上。

[25]  Children on the Titanic (a documentary, 2014).

[26] Isidor Straus, Autobiography of Isidor Straus (The Straus Historical Society, 2011), 168–176.

[27] 李洪志先生：〈富而有德〉，《精進要旨》，http://gb.falundafa.org/chigb/jjyz.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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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6/9/n1046997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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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絕對平均主義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礎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共產主義宣揚結果均等的「絕對平均主義」，一方面顯得非常冠冕堂皇，讓很多人盲信，另一方面則是勾起人的恨與妒嫉。在經濟方面的表現上，不能容忍別人比自己富有、日子過得比自己好、工作比自己輕鬆、條件比自己好。一切都要平等，你有的我也應該有，你能得到的我也應該得到，美其名曰「人人平等」、「天下大同」。

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體現在至少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是主要發生在人們尚未處於「平均」狀態的時候，挑起人對自己經濟地位的不滿是魔鬼煽動仇恨的靈丹。它激發人的非分之想，別人有的自己也要有，而且是通過不正當甚至暴力的手段去攫取，極端情況下毀壞他人財物，用不法手段謀財害命，最惡的則是發動暴力革命。

馬克思為了挑起人的不滿，把社會按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關係劃分為截然對立的兩個階級，在農村是地主和農民，在城市是資本家和工人，讓人們出於妒嫉而去仇恨對立的一方，讓一方去革另一方的命。地主富，農民窮，怎麼辦？搶！地主憑什麼富，要富大家一樣富。於是，中共號召農民搞「土改」，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強搶地主的土地，不服的就殺掉，還要斬草除根。共產黨首先煽動遊手好閒的地痞流氓來鬧事，「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11] 接著強迫所有農民都起來與地主進行階級鬥爭，數百萬地主的人頭紛紛落地。

二是主要發生在基本處於「平均」狀態的群體裡。有什麼好處大家均攤，誰出頭就打擊誰，做多做少一樣，做與不做都一樣。

表面上看起來人人都一樣，然而人的個性、智力、體力、道德水準、職業、分工、教育、生活環境、吃苦耐勞的程度、創新精神等等都不一樣，對社會的付出也不一樣，怎麼能夠追求結果一樣呢？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共產主義追求的平等才是真正的不平等、不公正。中國古人說：「天道酬勤」，上天會按照每個人付出的努力，給予相應的酬勞。絕對平等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絕對平均主義之下，做好做壞一個樣，勤勞懶惰一個樣。懶人變相受到照顧，勤勞有能力的人被變相懲罰，甚至被怨恨和仇視，每個人都慢下步伐，跟最低的人看齊，形成「經濟向下拉齊」的畸形現象。這實際是要每個人都變懶，都等著別人去付出，自己搭便車占便宜，或者不勞而獲，或者去拿別人手中有的而自己沒有的，形成「道德向下拉齊」的現象。

驅動「絕對平均主義」的恨和妒嫉是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毒根。人性中善惡同在，西方信仰有七宗罪之說，東方文化講人有佛性和魔性，佛性表現為善良、能吃苦、能為別人著想；魔性表現為自私、懶惰、妒嫉、惡毒、強取豪奪、挑撥是非、煽動造謠、仇恨、發狂、淫蕩、暴虐、草菅人命、不勞而獲等等。共產經濟故意激發人的魔性，放大人性中的妒嫉、貪婪、怠惰等惡的因素，讓人失去做人的本分，拋棄千百年來的傳統價值觀。它把人性中最不好的一面勾引出來，把人性中最壞的東西激發出來，成為共產革命的原始驅動力。

亞當‧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說，道德是人類繁榮的基礎。對那些普遍道德規範的遵守，「是我們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如果它們沒有深入人心，我們的社會就會在瞬間崩潰。」[12]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庫德洛認為，經濟繁榮與道德並肩而存。只有人們在經濟中按照道德原則行事，自由市場與經濟才能良好運轉。他寫道：「如果我們能堅持遵循被我稱之為『首要原則』的信條，那些成為美國立國之本的道德與價值觀……這個國家的發展將永無止境。」[13]

絕對平均主義在世界各國帶來的惡果並不令人意外。共產主義的平均主義是通過國家政權來搶奪屬於他人的私有財產，一方面強化了魔鬼的權力，另一方面則淡化了很多人的罪惡感，強化了他們無償占有帶來的洋洋自得的滿足感，這正是魔鬼誘惑人的地方。
2）推廣經濟平權是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

在絕對平均主義思想影響下，西方社會轟轟烈烈呼喚「社會公正」，出現「最低工資制」、「糾偏行動」、「同工同酬」等訴求。這些訴求都是在刻意要求結果的平等，背後隱藏著共產邪靈因素，人們一不小心，就會掉入魔鬼的陷阱。

這些訴求的鼓動者背後的魔鬼其實並不關心那些弱勢群體是否得到平等、地位得到改善，而是利用這些運動煽動不滿。如果做成了就得寸進尺，提出新的平權訴求，永遠沒有盡頭。如果沒做成，就把它當成公共輿論戰，繼續煽動不滿，加強人們的平權觀念，形成廣泛的社會輿論。由於邪靈煽動不滿是在多個領域、以多種方式同時進行的，一旦這些不滿發生共振，同時爆發，就將為更大的社會動盪和革命作好準備。背後的操縱者總是能夠在人群中找出最弱勢的一部分，然後要求經濟上的平等，這個過程可以一直重複下去，不達到「絕對平均」絕不罷休。那些所謂「社會公正」的訴求，成為邪靈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西方自由國家在共產邪靈的操縱下被共產主義蠶食，已是不爭的事實。

在實踐中，那些具體措施往往又事與願違，本要保護的對象反而遭到歧視和打擊。比如最低工資制，表面看是在保障工人的權利，但卻導致很多工廠考慮成本太高而不再僱人，反而造成更多工人失業。人的技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個不斷積累攀升的過程。如果一味強調最低工資，事實上是剝奪了人們通過低工資低技能工作的訓練走向報酬更高的職位的機會。工資水準一刀切既違背經濟規律，也導致政府對經濟干預過度。

再如經常有人用「同工同酬」作為藉口，要求社會改革。他們援引統計數字，聲稱黑人男性的平均工資低於白人男性的平均工資，而女性的平均工資也低於男性的平均工資，這種收入差異是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的結果。事實上，這種籠統的比較是不合理的，假如在同一個類別中比較，結果會完全不同。有學者研究發現，男女雙方教育水準都是大學以上的黑人家庭，其收入反而比同類白人家庭高。[14]只不過這樣的黑人家庭比例較小，所以會看到總體平均工資的種族差別。這種同類比較本來是常識，但是當共產邪靈在背後煽動鬥爭的時候，人們卻表現出選擇性的失明。

邪靈並不關心弱勢群體的福祉，它要利用迷惑人的口號把人類帶上共產之路和毀滅之途。
3）工會是共產邪靈安插進自由社會的釘子

美國製造業工作機會的流失，如今已經成為人所共知的常識，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工會是造成工作流失的主要推手之一。本來自稱幫助工人階級「謀福利」的工會，為何反而成了損害工人利益的罪魁？這一點我們從工會的歷史和「使命」發展演變來看就很清楚。

工會起初是由無技術和低技術勞工自發成立的組織，與資方進行談判，某種程度上幫助調節、解決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共產邪靈則把工會作為推行共產主義運動和政策的工具。

恩格斯在論述工會問題時很明確地提出：「爭取工資高、工作時間短的鬥爭，以及今天的工聯所進行的全部活動，並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種手段，是一種非常必要和有效的手段，但只是達到一個更高目的的許多手段中的一種，這個更高目的就是完全廢除僱傭勞動制度。」[15]

列寧認為，建立工會和爭取工會的合法地位，是無產階級向資產階級奪取民主革命領導權的重要方法，「工會將成為黨的支柱和與資產階級鬥爭中的主要依靠力量。」列寧還提出，工會是「共產主義的學校」，是建立起共產黨與群眾之間的聯繫、通過日常的工作說服群眾，說服他們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手段，是國家政權的「蓄水池」。[16]

在19世紀中後期，共產主義和左翼勢力利用工會煽動工人大規模罷工，有時提出苛刻要求，甚至採用暴力手段，搗毀機器、廠房等，成為共產主義運動打擊資本主義的利器、進行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共產邪靈就是唯恐天下不亂，才能從亂中取利，混水摸魚。

1905年10月，俄國工人舉行全俄政治大罷工，參加人數達170多萬，使全國經濟陷入癱瘓。在此期間，又成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是更激進的工會組織，被列寧稱為是「革命政府的萌芽」，將成為全俄「政治的中心」，也就是說，1917年十月政變建立的蘇維埃政權起源於工會組織。[17]

西方發達國家的工會也被共產邪靈廣泛滲透和利用。工人與資本家本是共生關係，共產邪靈則要拚命挑起、擴大、激化他們之間的矛盾，其中一個重要工具就是工會。工會把勞資雙方的討價還價上升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鬥爭，強化固化這種對立關係，並以此為自身的存在製造合法性。為此，不斷煽動工人的不滿，指責資本家的問題，製造矛盾挑起衝突便成了其生存的第一要訣。

工會也許可以讓工人在短期和一些小的方面得到利益，但從長遠的經濟利益看，被共產主義主導的工會運動最大的犧牲品不是資本家，而是工人本身，因為如果資本家的企業被整垮了，損失最大的就是失去工作的工人。表面上工會是在給工人爭取更多好處，但是卻讓企業失去競爭力。具體來說，有兩方面原因。

第一，工會以維護工人權益為藉口，使得企業很難解僱不好好工作、業績不好的員工，無形中助長懶惰、不思進取的風氣，這對於好好工作的員工而言就是不平等，打擊其積極性。公司成長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員工，工會為不良員工提供保護傘的做法長期看會使企業失去競爭力。

第二，工會以要求福利（包括退休金、健保等）為藉口，不斷推高公司負擔，最終導致公司被迫降低研發投入，從而降低其競爭力，或者被迫提高產品價格，從而損害消費者利益。研究指出，這就是為什麼沒有工會的豐田和本田公司可以造出性能更好、成本更低廉的汽車，而有工會的底特律美國汽車廠卻無法與之相比。[18]

美國傳統基金會創始人埃德溫‧費爾納（Edwin Feulner）評價工會「如同掛在公司脖子上的沉重負擔──讓公司失去靈活性，不能明智地對變化的市場需求做出反應」。[19]

上述情形因工會壟斷了勞動力市場而變得更加嚴重。它可以對企業決策施加很大的影響，提出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有時是非常苛刻的要求。如果企業不滿足其要求，工會就會採用各種手段「鬥爭」，包括罷工抗議和煽起社會運動，讓企業難以應付，陷入困境甚至絕境。

「聯合汽車工人」（United Auto Worker）是代表底特律汽車工人的工會，他們常常組織工人罷工。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工會讓工人的工資加福利達到每小時70美元，結果使美國汽車製造業幾乎破產。[20]

由於工會引起的企業競爭力降低，最終會導致工作機會減少。從1977年到2008年，有工會存在的製造業工作機會損失了75%，而沒有工會的製造業工作反而增加了6%。製造業之外的情況也類似。以建築行業為例，美國的建築行業自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處於增長狀態，沒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位置自1977年以來增長了159%，而有工會組織的建築業工作機會反而流失了17%。[21]

此外，工會是共產主義邪靈在企業內部搞平均主義的工具。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報告指出，工會要求企業按照每個員工的工作年限（相當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工齡」）獲得相應的工資，而不看員工對企業的貢獻以及工作表現。工會的最終效果是壓低工作效率高的員工工資，而抬高工作效率低的員工工資。[22]這與共產主義的絕對平均主義一脈相承，等於在員工中重新分配財富，只不過是在企業範圍內實施而已。這種對企業內部決策的干涉和對勞動力市場的壟斷實際上是對自由市場的破壞。其硬性宣傳的給工人以最好的福利保障、工作保障，最終造成的往往是對企業的傷害、對經濟整體的傷害。2005年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儘管大多數工會家庭都不贊成美國工會，但他們不贊成的主要原因從未被工會媒體或工會大會討論過。[23]

從各個方面講，真正勤勤懇懇工作的工人，反而成為了犧牲品，而共產邪靈在工會的運作中成了大贏家。從根本上，共產邪靈是要利用它長期漸進地摧毀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破壞人類正常的生活方式。

被共產主義滲透的工會、在「進步運動」指導之下的工會，演變成一個利益集團，類似於一個盈利的大公司，領導層有巨大的個人利益在裡面，腐敗現象常被人詬病。[24]工會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左派在民主國家與資本主義做鬥爭的工具，一味地要求「社會正義」、要求「公平」，造成龐大的福利負擔，對美國製造業、服務業、教育、政府部門的改革與效率提高造成巨大的阻礙。時機不成熟的時候它會蟄伏起來，時機成熟時就會赤膊上陣，製造大的社會運動。工會是共產魔鬼在自由社會安插的一顆釘子。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5)：經濟篇(下)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12 12:04 AM 人氣 16727       
標籤: 公有制, 共產主義, 計劃經濟, 馬克思,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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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6月09日訊】第九章 經濟篇：魔鬼的誘餌（下）

目 錄

4. 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
2）計劃經濟是註定失敗的全能型權力經濟
5. 馬克思主義「剝削論」是顛倒善惡煽動仇恨的謬論
6. 絕對平均主義的毒根是恨和妒嫉
1）建立在恨和妒嫉基礎上的絕對平均主義
2）推廣經濟平權是走向共產主義的踏板
3）工會是共產邪靈安插進自由社會的釘子
7. 「共產主義理想」是引誘人類走向毀滅之途的誘餌
結語：重德才能「富而太平」
4. 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是反天理的奴役制

上天造了人，賦予人智慧和體力，也給了人通過付出勞動得到正當物質回報的生活狀態，讓人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美國《獨立宣言》寫道：「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創造了平等的個人，並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1]這些權利自然也包含對財產的擁有權和支配權。

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明確表示「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2]這就是要實行公有制；公有制必然要求實行計劃經濟，這種制度在本質上是違背天理、違背人性的奴役制。
1）公有制是魔鬼套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

美國反共運動先驅、思想家弗萊德‧施瓦茨在《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裡講了一個故事，說的是一個訪問者在前蘇聯和美國的汽車厰進行的兩段問答。[3]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角落上停有三輛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的那幾輛汽車呢？」

工人答：「我們擁有它們，不過其中一輛歸廠長用、一輛歸黨委書記用、一輛歸祕密警察用。」

同一個訪問者又來到了美國的一個汽車厰，問工人同樣的問題。

問：「誰擁有這家工廠？」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那誰擁有工廠用的這塊地皮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問：「誰擁有工廠製造出來的這些汽車呢？」

工人答：「亨利‧福特擁有。」

在大樓外邊有一個很大的停車場，裡面停滿了各種各樣的美國轎車。訪問者問，「誰擁有停車場上的那些汽車呢？」

工人答：「噢，那些車是我們自己的。」

這個故事很生動地展示了公有制與私有制帶來的結果。在公有制下，各種資源被國家占有，勞動成果也被國家占有，因此，沒有任何激勵機制鼓勵人的積極性、創新精神，也沒有個人財富所有權帶來的負責精神。公有財產名義上是國家所有，為全體人民所共有，但在實踐中，必定是由特定個人和階層所有，最終形成特權人物與特權階層。

經濟發展的最關鍵因素是人。公有制窒息了人的生產動力與活力，必然導致士氣低落、效率低下、過度浪費與生產倒退。從前蘇聯的集體農莊，到中國的人民公社大鍋飯，再到柬埔寨、朝鮮，公有制帶來的是餓殍遍地，千百萬人死於人為的饑荒。

私有制符合人勞動求生的天性，如同順水推舟；公有制違背這種天性，如同逆水行舟。人的天性中有善有惡，私有制有助於發揚人性中的「善」，促進人的勤勞和節儉，公有制則放大人性中的「惡」，加劇人的妒嫉和懶惰。

經濟學家哈耶克認為，文明的增長依賴於重視私有財產的社會傳統，這項傳統催生了現代資本主義制度以及擴展秩序。現代文明及其所有習俗和傳統會催生持久存在的自生自發秩序，所以一切試圖控制社會自生自發秩序的系統的根本性行動（如社會主義）都存在致命的自負，註定會失敗。[4]

如果說私有制與自由不可分割，那麼公有制就與強制和極權不可分割。公有制把一切資源收歸國有，等於剝奪了百姓賴以生存的經濟條件，把所有人都變成了國家的附庸、奴隸。任何人都必須聽黨的指揮，任何與政權不一致的思想與聲音都可以通過經濟懲罰輕易扼殺，人們沒有任何辦法抵禦國家的干涉和奴役。因此，廢除財產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必定造成政治上的極權，它是共產魔鬼套緊在人民脖子上的枷鎖。由此，人們徹底喪失自由，尤其是向善的自由，不得不依照共產政權的邪惡道德標準行事。

有人說，權力不可私有、財產不可公有，否則人類就打開了災難的大門。誠哉斯言。
2）計劃經濟是註定失敗的全能型權力經濟

在計劃經濟的制度安排下，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源配置以及產品分配完全是按照國家統一制定的強制性指令性計劃來進行，這與正常的企業計劃或個人計劃截然不同。

計劃經濟有著天然的弊端。首先它必然要求匯集龐大的數據信息，才能作出合理的生產安排。而對一個國家，尤其是現代人口眾多的國家來說，相關信息的數量是一個無法想像的天文數字。如前蘇聯物價局要制定2400萬種商品的定價。[5]對這麼龐大的信息的計算是不現實的，而社會與人本身的複雜性、變動性並不能通過統一的計劃經濟來解決。[6]即使採用現代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來處理這些天量信息，也面臨無法把人類思想活動納入輸入變量、無法獲得完備輸入變量的困境。

經濟學家米塞斯關於社會主義與市場關係的著名論文《社會主義共同體的經濟計算》指出，由於沒有真正的市場，社會主義社會不可能有合理的經濟計算，也即不可能有合理的資源配置，因此在經濟上必然會失敗。[7]

其次，計劃經濟是國家通過權力來控制經濟運行、靠權力來掌握各種經濟資源並決定如何運用這些資源，計劃過程中必然要求一個絕對的權力來發號施令，所有環節都充滿強制的因素，是一種權力經濟。權力經濟必然要首先滿足政府的需要、滿足政治政策上的要求，而不是百姓的需要。當生產不符合經濟運行的規律時，國家權力必定要踐踏與扭曲經濟運行，從而造成各種經濟問題。計劃經濟以能力有限的政府去扮演全能的神的角色，用權力扭曲經濟運作，註定要失敗。

計劃經濟和政治高壓是無法分割的一體。正因為國家計劃必然是存在缺陷的，因此在發生問題時，也必然面臨來自民眾和政府內部的質疑。掌權者會因此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挑戰，「政治高壓」和「政治清洗」就變成了必然的結果。毛無視經濟規律，強行計劃出了個「大躍進」，結果導致三年大饑荒，使自己的權力受到挑戰，這成為他後來發動文革的一個重要動因。

計劃經濟和公有制的惡果在中國國企現狀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近年來，大量國有企業停產、半停產、連年虧損、資不抵債，靠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維持經營。由於其對國民經濟的長期吸血，被稱為「殭屍企業」。據報導，中國有15萬家國有企業，除了石油、電信等國有壟斷企業，其它國有企業的盈利微乎其微，虧損嚴重。截至2015年末，它們的總資產占據GDP的176%，總債務占據GDP的127%，而盈利只占GDP的3.4%。有經濟學家認為，殭屍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8]

與此同時，計劃經濟完全剝奪了經濟人的自由，由國家替他們進行強制的生活安排，其本質是把所有人都變成奴隸與機器，由共產邪靈掌控他們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人關進了無形的監獄，強行取締神給人的自由意志，改變神給人做的人生安排。這是共產邪靈經濟反神反天理的體現。
5. 馬克思主義「剝削論」是顛倒善惡煽動仇恨的謬論

馬克思認為，只有勞動才能夠創造價值。如果某公司的老闆今年投資1000萬美元，公司出售產品收入1100萬美元，那麼這100萬美元的利潤都是由公司的員工創造的。按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不創造價值（公司的店面、貨物等生產資料也是由資本轉換而來），它只轉化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而公司員工創造的價值（1100萬美元）高於公司的成本（包括員工的工資，也就是勞動力的價格），多出來的利潤100萬美元，就是員工創造的剩餘價值。這部分剩餘價值被老闆無償占有了。

馬克思於是宣稱，自己找到了資本家賺錢的「祕密」，認為這就是資產階級的原罪──剝削。資本家投資辦廠、開公司當然要賺取利潤，按照馬克思的觀點，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剝削無產階級。剝削這種原罪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它屬於整個資產階級。馬克思由此得出結論，要消除這種剝削的罪惡，必須摧毀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消滅資產階級，把所有資本家的財產全部充公，建立一個公有制社會，實現共產主義。

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主要體現在兩方面。首先它把人群劃分為兩個互相對立的階級，也就是占有資本的資產階級和不占有資本的無產階級。事實上，從古至今，各個階層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各個階層之間的互相流動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當代一個「無產階級」，只要買股票擁有某公司的部分股權，就不再是無產階級了。如果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可以這樣隨意轉化，這種劃分除了挑起鬥爭之外，沒有任何意義。

另一方面，它通過一套精心設計的「理論」，欺騙人們用它編造的標準來替代傳統的道德標準，來衡量是非善惡：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好壞不是用他的道德品行來衡量，而是用是否占有資本來衡量。只要是資產階級就有罪，因為他通過資本剝削了無產階級（工人）。因為無產階級屬於被壓迫的、被剝削的，因此他們天然占據了道德制高點，無論他們如何對待資本家都可以趾高氣揚。這實質是把擁有財富變成了罪名、把搶劫財富變成了正義、把暴力搶劫合法化，這完全是顛倒是非善惡，煽動人去作惡。共產黨在中國、前蘇聯以及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一路搶地主土地、搶資本家工廠，甚至不惜殺人放火，謀財害命，滅絕人性，最後搶劫全民財富，大搞國家恐怖主義，就是這種理論指導下造成的。而傳統的道德規範、信仰、聖人賢達，則都被打上「剝削階級」的黑印，變成可以肆意被打倒的對象。

馬克思的理論在經濟學界與哲學界都受到廣泛批評。[9]這裡僅舉數例說明馬克思剝削理論的荒謬。

馬克思認為，勞動創造了價值，價值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的。這本身就是一個謬論。商品的價值並不是它的固有客觀屬性，很多時候是人類根據需求和供給賦予商品的主觀屬性。很多經濟學家都曾經研究過價值的來源問題。與馬克思片面的價值一元論不同，現在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參與創造價值的有多種因素，至少包括土地、資本、勞動、科學技術、組織管理、投資風險等等。經濟活動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涉及不同的生產環節、不同的生產要素，需要一定的管理方式；不同的人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對整個生產鏈都不可或缺，他們也都對創造「剩餘價值」作出了貢獻。

舉例來說，假如某資本家打算投資100萬美元僱用兩個工程師設計製造某款新玩具，同時又僱用了一個市場開發人員推廣這款玩具。兩年後玩具廣受歡迎，資本家大賺5000萬美元利潤。是這兩個工程師和市場開發人員投入了特別多的勞動時間，創造了這5000萬美元的所謂剩餘價值嗎？顯然不是。這款玩具能夠成功賺得千萬利潤是因為玩具的創意滿足了人們的需求。資本家的市場眼光、組織管理能力、冒險的勇氣等等也都構成了這款玩具的價值來源。如果我們假設這款玩具的創意是來自於其中一個工程師，那麼5000萬美元利潤是資本家無償占有了工程師的創意所帶來的剩餘價值嗎？也不是。因為這個工程師如果認為他的創意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他完全可以找另外一家出價更高的公司。在自由市場中這種競爭最終會達到平衡，淘汰攫取不合理利潤的公司。此外資本回報具有滯後性（兩年之內資本家必須節省花費，不能消費這筆錢），也屬於投資者的付出，得到額外回報也是正常的，這和出借錢會得到利息是一個道理。

參與決定商品價值的還有很多「偶然」因素，這種「偶然」因素只有在傳統信仰和傳統文化的參照系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

在某些情況下，價值的產生和消失可以完全與所謂的社會勞動無關。今天價值千萬美元的一顆鑽石，在五千年前因為沒有社會需求，可能一文不值。某人從祖父那裡繼承的一塊荒地，可能因為附近興起了一座城市，或者地下發現了稀土礦藏而突然增值百倍。這裡價值的增加並沒有包含任何人的勞動。這種飛來的巨額財富有時也被稱作Fortune（財富），包含了傳統東西方文化中認為財富是神給予人的恩賜這樣的正統理念。

為了論證公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馬克思炮製了以剩餘價值為基礎的剝削論，把人們通過正常經營致富的經濟活動變成了負面的不道德行為，把恨灌注其中，煽動人去打碎現有的一切經濟秩序與經濟制度。

資本家與工人、地主與農民其實是利益共同體，是互相合作、相互依存的關係，是你活我也活的關係，馬克思刻意把他們之間的矛盾絕對化、極端化、無限誇大化，變成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其實，資本家當中有好人也有壞人，工人當中也是如此。經濟活動中，真正應該被揭露、被制裁的既不是資本家，也不是工人，而是那些破壞、傷害正常經濟運作的人，評判的依據應該是其道德品質與行為，而不是財富地位。

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自己的經濟狀況與地位。工人可以通過財富積累成為投資者，投資者也可能因為投資失敗而變成無產者，社會就是在不斷變動著，如同江河裡的浪濤一樣流動。勞工與投資者在現代社會的角色經常互換，或同時兼具兩種角色。他們把共同創造的利潤投入生產，提供就業機會，增加社會財富，造福廣大民眾。就連美國工會運動的創始人都說：「對於勞工能犯下的最壞罪行就是沒有利潤的公司。」 [10]

「剩餘價值論」這個荒唐的理論，把土地所有者、資本家的正常經營活動貼上了「剝削」的標籤，煽動起無數仇恨和鬥爭，吞噬了千千萬萬人的生命。

哈佛專家

3）畸形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

中共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帶來了可怕的道德危機。共產邪靈就是要讓中國在展現經濟實力的同時，道德全面墮落下去，用經濟來敗壞道德，用經濟來掩蓋道德敗壞，讓人們在洋洋自得享受經濟利益時，不知不覺走到毀滅的邊緣。

時下的中國，假冒偽劣有毒食品氾濫成災，黃毒賭黑肆意橫行，貪污腐敗賣淫嫖娼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誠信危機、貧富差距、官匪一家、社會衝突、司法不公、見死不救……權力經濟下的腐敗已經無以復加，權錢交易、公司代持……中共官員的貪腐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小官大貪比比皆是，大官更是巨貪，幾十億幾百億地侵吞國有資產，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像中共那樣腐敗和道德墮落。

2011年10月在廣東佛山發生的小悅悅事件，更是震驚了全中國與全世界。2歲女童王悅（乳名「小悅悅」）被一輛客貨車撞倒，司機不僅沒有施救，還繼續開車碾壓離去，後面的車輛繼續碾壓，前後有18名路人經過現場，沒有一人伸出援手。女童終因未及時施救而死亡。有國際媒體驚呼：「中國失去了靈魂嗎？」如果說人們面對歹徒還有所顧忌的話，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在根本就沒有任何危險的情況下仍然見死不救，表明這個社會已經突破了道德的底線。

喪失道德的經濟發展，是混亂的、不可持續的、災難式的。不人道的血腥經濟造成了生態危機，加劇了社會衝突；沒有誠信的社會大大推高了經濟成本，當道德成本大到一定程度就會拖垮經濟；不道德的國際競爭也已經不可持續，中國經濟開始為此買單，進入收縮期。中國的經濟是魔鬼暫時營造的海市蜃樓，中國只能被稱為「強大」的弱國。經濟上急功近利製造的表面繁榮，就如沙灘上的大廈，隨時可能因為道德的全面淪陷與社會危機的全面爆發而毀於一旦。

不跳出魔鬼的圈套，現有經濟模式不會給中國帶來美好的未來，因為共產邪靈本來也不在乎，也不會讓中國的經濟真正健康發展，毀滅才是其真正目的。
3. 社會主義把欠發達國家帶入死胡同
1）前東歐國家共產經濟陰魂不散

當今世界除了西方發達國家在搞隱形的社會主義、中共繼續搞社會主義的怪胎經濟，前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因為對共產主義罪惡沒有徹底清算，導致共產陰魂不散，人們的心中始終還裝著共產主義。這又會反映到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比如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仍然保留了相當大比重的國有企業與高福利，還有高度的國家經濟干預。東歐國家轉型時期經濟陷入危機，失業率高，經濟增長緩慢，又都給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死灰復燃製造機會，左翼政黨變得相當活躍。懷念昔日的共產主義的情緒彌漫在前東歐共產國家裡，[28]可以說是共產經濟的陰魂。
2）第三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

而在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上世紀60年代大多數非洲獨立國家宣稱奉行社會主義、走社會主義道路，但留下了一個個爛攤子。最近的例子還包括委內瑞拉和津巴布韋。

委內瑞拉曾經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國家，現在這個國家卻是經濟萎靡、饑荒肆虐、犯罪猖獗，絕望的氣息到處蔓延。津巴布韋也曾是非洲最富裕的國家，今天卻陷入了徹底的災難，通貨膨脹達到了無法想像的地步。

委內瑞拉：社會主義把一個富庶的國家坑破產

委內瑞拉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在20世紀70年代，委內瑞拉曾是拉丁美洲增長最快、收入不平等程度最低的國家，有這個地區最高的人均GDP。[29]該國當時相對自由的經濟及能吸引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熟練工人的移民制度，加上對產權的保護，使它從1940~1970年間得到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30]

1999年新總統上台後，推行社會主義，搞國有化運動，最終把委內瑞拉的經濟搞垮了。該總統曾公開宣稱要搞「21世紀社會主義」 。[31]

搞社會主義就是對許多私營企業進行徵用或國有化，包括石油、農業、金融、重工業、鋼鐵、電信、能源、交通運輸和旅遊業，這一進程在該總統2007年再次當選後尤為突出。政府在2007至2012年間徵用了1147家私營企業，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生產性部門關閉了，取代它們的是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投資者也被嚇跑了。國家徵收私營企業破壞了生產部門，從而導致委內瑞拉更加依賴進口。加上一系列政府干預，包括外匯管制和價格管制，最後遇到油價下跌，災難就不可避免了。

有人把這幕慘劇歸因為石油危機，但是事情並非如此簡單。按照世界銀行數據，七個其它國家比委內瑞拉更依賴石油，這七個國家在2013~2017年都出現了經濟成長。[32]

問題的根本出在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上：委內瑞拉的經濟政策基本上符合了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提出的十條要求。[33]委內瑞拉的悲慘景象，是共產邪靈造成的經濟禍害。

津巴布韋：從「非洲的麵包籃」到大饑荒

津巴布韋於1980年正式獨立後，選擇以社會主義為發展方向，要按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建設社會主義。該國首任總統年輕時，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信徒，他的游擊隊曾受毛澤東思想指導，並獲得中共政府的無條件援助，因此與中共關係密切。與其它宣稱奉行社會主義的非洲國家不同，它並未馬上實行國有化。

2000年開始土地改革後，津巴布韋的經濟開始陷入困境。根據津巴布韋的土地改革，白人的農場被重新分配給沒有土地的本國黑人和政治關係良好的人，這項計劃導致津巴布韋的生產急劇下滑。津巴布韋中央銀行試圖加印鈔票以擺脫危機，惡性通貨膨脹從此生根。

津巴布韋央行的數據顯示，2008年6月該國的年度通貨膨脹達到2.31億%。2008年11月中期，這一數字達到頂峰，幾乎突破800億%，官方甚至放棄了月度統計數據。一年後，津巴布韋元對美元的匯率高達35千萬億:1，津巴布韋被迫放棄使用本國貨幣。[34]2008年該國發生了一場餓死很多人的大饑荒，1600萬人口當中多達350萬人缺糧。

共產邪靈在這個世界肆虐，人們在不同的國家都可以看到其帶來的現實的與潛在的危險。它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的問題正在顯現，在發展中國家已經造成慘痛的現實。人們必須切記：不管魔鬼是否在經濟上帶給人一時的舒適與滿足，它的本性不會改變──它一定要把人引向道德的墮落和生命的深淵。#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

[1]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 Vol. On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9), 98-137.

[2]Max Galka,  “The History of U.S. Government Spending, Revenue, and Debt (1790-2015),」 Metrocosm, February 16, 2016, http://metrocosm.com/history-of-us-taxes/.

[3] “OECD Tax Rates on Labour Income Continued Decreasing Slowly in 2016,” OCED Report, http://www.oecd.org/newsroom/oec ... slowly-in-2016.htm.

[4]Kenneth Scheve and David Stasavage, Taxing the Rich: A History of Fiscal Fair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Kindle Locations 930-93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ndle Edition).

[5]Rachel Sheffield and Robert Rector,  “The War on Poverty after 50 Years,”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September 15,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poverty ... rty-after-50-years.

[6]同上。

[7]Nima Sanandaji, Scandinavian Unexceptionalism: Culture, Markets, and the Failure of Third-Way Socialism (London: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 2015), 132.

[8]Alexis de Tocqueville, Memoir on Pauperism, trans. Seymour Drescher (Lancing, West Sussex, UK: Hartington Fine Arts Ltd, 1997).

[9]Alexis de Tocqueville, Memoir on Pauperism, trans. Seymour Drescher (Lancing, West Sussex, UK: Hartington Fine Arts Ltd, 1997).

[10] “A National Sport No More,” The Economist, November 3rd, 2012,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 ... onal-sport-no-more.

[11]Martin Halla, Mario Lackner, and Friedrich G. Schneider,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Dyna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 The Case of Benefit Morale,” Kyklos, 63:1 (2010), 55-74.

[12]Nicholas Kristof,  “Profiting from a Child’s Illiterac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2/ ... ds-illiteracy.html.

[13]同上。

[14]Alexis de Tocqueville, Memoir on Pauperism, trans. Seymour Drescher (Lancing, West Sussex, UK: Hartington Fine Arts Ltd, 1997).

[15]Nicholas Kristof,  “Profiting from a Child’s Illiteracy,”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7,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12/ ... ds-illiteracy.html.

[16]Robert Rector,  “The War on Poverty: 50 Years of Failure,”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September 23rd,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marriag ... y-50-years-failure.

[17]U.S. Census Bureau,  “Annual Social and Economic Supplements,” 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 1960 to 2016.

[18]Niskanen, A., “Welfare and the Culture of Poverty,” The Cato Journal, 16:1(1996),
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 ... 996/5/cj16n1-1.pdf.

[19]Walter E. Williams,  “The True Black Tragedy: Illegitimacy Rate of Nearly 75%,” cnsnews.com, May 19, 2015, https://www.cnsnews.com/commenta ... acy-rate-nearly-75.

[20]  “OECD Data,」 https://data.oecd.org/gga/general-government-debt.htm.

[21]Thomas Winslow Hazlett,  “Looking for Results: An Interview with Ronald Coase,” Reason, (January 1997), https://reason.com/archives/1997/01/01/looking-for-results.

[22]F. A.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44).

[23]Direct Investment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hina from 2000 to 2016, Statistica.com,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 ... -china-since-2000/.

[24]中國商務部, 〈中國外商投資報告 2016〉, 《中國外商直接投資歷年概況》, http://images.mofcom.gov.cn/wzs/201612/20161230131233768.pdf.

[25]Liz Peek,  “Finally, a President Willing to Combat Chinese Theft,” The Hill, March 26, 2018, http://thehill.com/opinion/finan ... mbat-chinese-theft.

[26]The 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Update to the IP Commission Report, 2017, http://www.ipcommission.org/repo ... rt_Update_2017.pdf.

[27]Chris Strohm,  “No Sign China Has Stopped Hacking U.S. Companies, Official Says,” Bloomberg News, November 18, 201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 ... nies-official-says.

[28]Kurt Biray,  “Communist Nostalgia in Eastern Europe: Longing for the Past,” November 10, 2015,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ca ... e-longing-for-past.

[29]John Polga-Hecimovich,  “The Roots of Venezuela’s Failing State,” Origins, 10:9 (June 2017), http://origins.osu.edu/article/roots-venezuelas-failing-state.

[30]José Niño,  “Venezuela Before Chavez: A Prelude to Socialist Failure,” Mises Wire, May 04, 2017, https://mises.org/wire/venezuela ... -socialist-failure.

[31]John Bissett,  “Hugo Chavez: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or Leftwing Reformist?” Socialist Standard No. 1366 (June 2018) https://www.worldsocialism.org/s ... leftwing-reformist.

[32]Julian Adorney,  “Socialism Set Fire to Venezuela’s Oil Crisis,” Real Clear World, August 29, 2017, https://www.realclearworld.com/a ... crisis_112520.html.

[33]José Niño,  “John Oliver is Wrong About Venezuela – It’s a Socialist Country,”  Mises Wire May 30, 2018, https://mises.org/wire/john-oliv ... -socialist-country.

[34]〈10個數字讓你了解：津巴布韋到底發生了什麼〉, BBC中文網，2017年 11月 22日，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world-42077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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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6/5/n10457370.htm

哈佛專家

2. 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中共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窮苦之後，不得不搞所謂的改革開放，也搞起了所謂的「市場經濟」。很多人以為中共在搞資本主義，其實不然。
1）共產邪靈沒有放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中共不得已地對經濟部分鬆綁，部分引入市場機制、允許一定的私營經濟，但這並不意味著共產魔鬼放鬆了控制。相反，這只是邪靈利用來維持自身生存與欺騙世界的手段。

中共經濟模式完全是一個怪胎，是社會主義、國家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畸形結合。在經濟層面雖然有部分是私營企業，但中共從來沒有許諾給民眾永久的私有財產，因此，包括土地在內的資源從根本上仍然是國家占有，是公有制經濟。同時，中共利用國家權力，高度控制一切經濟運行，仍然存在龐大的國家計劃，屬於權力經濟。市場只是被國家利用來推動經濟的一種手段，沒有真正的獨立性，也不存在與市場相配套的制度體系，沒有明晰的產權制度和法治精神，匯率不能自由調整、財富不能自由出入、外企不能自由運作。中共為了刺激出口而對企業實行政府補貼和出口退稅，旨在用低價打敗競爭者，擾亂了正常的世界貿易秩序。一切經濟活動必須符合政治需要，企業、個人的經濟自由與經濟資源是政治的附屬物，可以出於政治理由被隨時剝奪。正是看到了這些原因，歐美市場經濟國家長期一直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西方政府很多人曾天真地認為經濟的發展會給中國帶來政治上的自由民主。不幸的是，中共用資本主義的營養養肥了社會主義的肌體，進一步強化了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死死抱住共產主義魔鬼不放。中共有了更多的錢，對民眾實行了更殘酷的打壓與迫害。從1999年7月開始，中共發動了對一億法輪功修煉者的迫害。這場針對「真、善、忍」普世價值的無硝煙的另類戰爭一直持續到現在。2013年，中共投入鎮壓百姓的所謂「維穩費」已經超過7,000億人民幣。
2）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相

中國近四十年來的GDP增長，讓很多人似乎看到了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讓很多西方人，包括西方政界學界精英、智囊刮目相看，稱讚極權體制的高效性。其實，中共經濟模式是不可複製的，其經濟增長的原因一方面證明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問題，另一方面則凸顯了不道德的權力經濟造成的可怕危害。

中國近四十年來的經濟增長跟以下幾方面因素密切相關：

第一，對公有制經濟的鬆綁、對完全中央計劃經濟的拋棄、私有經濟和私營企業的復興，讓中國經濟獲得了強大的驅動力。中國人勤勞、聰明，但被共產黨幾十年束縛了手腳，都弄得窮怕了，想要掙錢的願望一旦釋放出來，自然會產生巨大的力量。

第二，西方資金與技術大量湧入中國。中國原有的公有制體制積存了天量可以被利用但尚未開發的土地、勞力與市場，相當於未標價的黃金。後者可以說是乾柴，前者是油和火，兩者結合，就燃起了中國經濟的熊熊大火。如果不是因為中共極權統治，這把火本該燒得更早、更旺、更持久、更安全，中國經濟早就發展起來了。

流入中國的西方資金規模之大，是外界難以想像的。據統計，美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從2000年到2016年就有近8,000億美元。[23]從1979年到2015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累計高達16,423億美元。[24]

第三，西方國家還給予中共特別優惠的貿易地位與廣闊的市場。2000年5月，美國決定授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市場對中國打開了大門。

第四， 中共經濟發展採用了不道德的模式，通過血汗工廠，拚命壓榨工人、農民，血腥強拆、一切只為經濟增長開路，不顧環境污染與長期危害，在短期內占盡成本與速度優勢。

中共利用西方的資金、技術與市場、有利的貿易條件、國內的廉價勞力與低成本，每年賺取大量的外匯。美中貿易逆差從2000年的一年800多億美元，一路攀升至2017年的一年3,750多億美元。

最後，中共作為世界貿易規則的破壞者最大限度地占便宜，賺取巨額外匯，以國家戰略的模式來盜取知識產權，以圖科技上彎道超車，用盡投機取巧的手段，造成「歷史上最大的盜竊案」，也是對正常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破壞。

根據美國知識產權盜竊委員會2017年發布的報告，中國每年假冒商品、盜版軟件和盜竊商業祕密給美國造成的損失達2,250至6,000億美元，這還不包括中國廣泛存在的專利侵權。報告稱，在過去三年裡美國的知識產權被盜竊損失了1.2萬億美元，絕大部分是中國造成的。[25][26]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辦公室2015年11月份的報告顯示，每年電腦駭客造成的經濟間諜損失有4,000億美元，90%來自中國。[27]

由此可見，中國經濟增長是因為在經濟上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鬆綁，加上西方發達國家的輸血、財富大挪移和中共的不道德經濟行為造成的。這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更不意味著中國走的是正常的資本主義道路。西方有時把中共的這種不道德共產極權經濟模式稱為「國家資本主義」，其實是在為中共貼金。在中共極權之下，經濟只是政治的婢女，市場經濟的表象只是其耍弄世界的花招而已。

中共的經濟模式給了世界一個假象：動用國家力量可以快速發展經濟，使用不道德手段可以在經濟競爭中獲勝，因此讓各個國家競相走向社會主義的國家積極干預的方向。如果把中共經濟模式當成一個「成功的範例」，無視其造成的人權災難與道德墮落的後果，那無異於飲鴆止渴，大錯特錯。

哈佛專家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從目前現狀看，自由社會的政府也已經深深介入了經濟領域。這一方面是因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影響下的福利政策，使得政府越來越捲入財富分配。另一方面，西方社會在上世紀30年代經濟危機之後深受提倡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說影響，用金融和財政政策調控經濟。

在一個正常社會裡，國家的角色是有限政府，通常只在危機與自然災害之時，或在某個特別時期特別情況下對經濟進行干預，這無可厚非。但凱恩斯主義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思潮、「時尚」，各國政府爭相奉行實施積極的國家干預政策。

隨著政府全面介入經濟運轉，其一舉一動對市場造成巨大影響，成為經濟的晴雨表。很多政策法規直接決定企業或行業的成敗，以至於大量企業、個人投資者要仰賴政府鼻息。很大程度上，政府角色從通常的規則制定者和監督者變成了經濟活動的指導者和參與者，從裁判變成了集球員和裁判於一身的角色，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取代「看不見的手」，成為資本和市場運行的主要指揮者和調控者，成為私有經濟主體的替代者。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高福利政策讓很多政府背負巨額債務。根據國際經合組織的資料，有近半國家債務接近GDP的100%甚至更高，還有的國家甚至超過200%。[20]龐大的財政赤字已經成為很多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隱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科斯曾經發表大量論文研究國家干預及其效應，他發現幾乎所有經濟方面的干預都出現了負效應。他認為政府的干預如此之大，以至於達到了經濟學家所稱的「負邊際回報」。[21]

儘管如此，人們仍然看到不管是哪個國家，都在越來越積極地干預經濟，政府干預能力已經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2）國家干預的後果與實質

國家權力大量涉入經濟領域至少造成兩方面的後果：

第一，政府權力、角色和規模膨脹。官員們會越來越認為自己有能力去干預經濟，讓政府扮演救世主的角色，進行更積極的干預。哪怕是應對危機，一旦政府插手一件事情，即使危機消除了，政府功能也常常被保留延續。

第二，人們對政府權力更加依賴。當人們出現問題或無法在自由市場中獲得所期望的利益的時候，他們會要求更多的政府干預以滿足自己的要求。

這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讓政府權力越滾越大，私營企業和市場自主空間越來越小。產生依賴感並通過政客得到好處的人會更加要求政府分配財富，甚至制定法規，強制執行。

在西方，一股強大的政治潮流在把社會向左邊推移。有些本來就是左派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流派的，有些本來不是左派，但是被左派滲透劫持，也變成了左派的同盟軍。各種勢力合流在一起，推動政府用各種方式干預經濟、干預私營公司運作，蠶食著人類正常的經濟生活。很多社會運動看似是民間自發行為，其實背後都有共產邪靈的操控因素。

人們可以看到，西方政府已經越來越經常地因為政治原因和「平等」的理由，使用公共權力干預市場，甚至用法律形式把干預固定化。這無疑是在剝奪市場經濟中作為主體的人的自由意志，把國家意志強加在市場上。這實際上是在不斷地形成政府對經濟的集權，把市場經濟轉變為權力經濟，把市場變成權力的附庸。長此下去，公共權力將全面控制經濟和民生，用經濟的手段建立政治集權，奴役公民和全社會。

一個個看似平常的經濟決策，在漸進的過程中慢慢走向極端，共產邪靈就這樣把人類一步步引向共產主義。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高稅收、高福利、大量國家干預是在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主義實踐，和計劃經濟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都是以國家的名義和權力的方式左右經濟，背後的思想是把政府當全能者看待，讓政府扮演神的角色。只不過目前西方的國家干預還有民間自由力量的制約、有資本主義制度作為補充，所以表現不像共產國家的計劃經濟那麼極端。

著名經濟學家和思想家哈耶克曾警告，任何由國家操控、進行大規模再分配的計劃事實上都必然干涉市場，也都必然導致極權政體的產生，而這與民主不民主毫無關係。他認為，現在歐美的 「社會主義」雖然與之前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不同，主要意指通過稅收和福利國家制度進行廣泛的收入再分配，但這種形式將和前者一樣導致「奴役」的後果，只是更慢、更間接和更不完全。[22]

本書前文已經指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把社會主義當成共產主義的必然階段。正如一趟列車，中間站的停留並不會影響它駛向終點。一個國家走向社會主義，其背後的推動因素就是共產邪靈，它是一定會繼續往前走的。人類社會在經濟與其它方面一旦背棄傳統、接受了共產邪靈的「價值觀」，走上邪路，就不需要過分關注其速度，只要方向不變，早晚會達到那條路的終點。

這條背離傳統的路的終點並不是人間天堂，而是人類的毀滅。事實上，魔鬼並不關心「天堂」是否會實現，它們也知道那是一套騙人的謊言；只要能毀滅人類，魔鬼便心滿意足了。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4)：經濟篇(上)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05 6:41 AM 人氣 17883       
標籤: 共產主義, 共產黨, 經濟,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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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6月05日訊】第九章 經濟篇：魔鬼的誘餌（上）

目  錄

引言

1. 西方發達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1）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2）高稅收的現狀
（3）高福利的現狀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2）西方國家對經濟的積極干預
（1）國家干預的現狀
（2）國家干預的後果與實質
3）社會主義經濟將導向共產極權
2. 中共模式──社會主義怪胎經濟
1）共產邪靈沒有放鬆對中國經濟的控制
2）中國經濟增長背後的真相
3）畸形經濟模式帶來的後果
3. 社會主義把欠發達國家帶入死胡同
1）前東歐國家共產經濟陰魂不散
2）第三世界失敗的社會主義經濟
*****
引言

一百多年前，馬克思發表了《資本論》，鼓吹以公有制消滅私有制，半個世紀後共產主義公有制狂潮席捲了全球三分之一面積的國家。

1990年前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許多東歐國家又不得不實行「休克療法」，回歸市場經濟。一些本來不是共產黨執政但信奉社會主義搞國有化的國家，在經歷了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帶來的貧窮與痛苦之後，也不得不開始推行部分自由市場經濟制度。

共產邪靈在全球攻城掠地，為的就是要統治世界。這些國家一個個地拋棄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是不是證明共產邪靈失敗了呢？事實絕非如此簡單。共產邪靈的特點之一，就是為了最終目的而毫無原則，變化多端；它的「原則」隨著需要任意變動，對自身某些手段的部分否定，也是達成其更大目的的手段，在經濟領域尤其如此。

仔細剖析當今世界的經濟狀況及其背後的實質，人們不能不驚訝發現，共產邪靈的魔爪早已伸進了經濟的每個角落。在各種空幻的美好願景下、在對政府的盲目崇拜中，各國的經濟正在一步步脫離自由經濟的軌道，失去道德的根基，陷於共產邪靈的掌控之下。看清其真實面目，思考並制定對策，已經刻不容緩。
1. 西方發達國家搞的是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裡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對人而言，要「消滅資產者的個性、獨立性和自由」；對社會而言，則是「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 [1]為達到此目的，共產邪靈在共產國家採用了暴力和屠殺的方式。而在自由社會裡，暴力共產主義沒有太大的市場，因此共產邪靈安排了非暴力的方式，用各種變相的社會主義形式，分不同階段、不同程度地滲透整個社會，在表面上並不那麼容易辨別。

目前西方國家的很多經濟政策，表面上看起來不是社會主義，叫的名字也不是社會主義，但最終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剝奪私有財產，削弱自由企業的作用，擴大政府權力，向社會主義靠攏，採用的手段則包括高稅收、高福利和國家對經濟的全面積極干預等。
1）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稅收高福利

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濟在西方國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高福利。西方發達國家實行的高福利政策，讓從共產國家來的人感到這裡更像共產主義。
（1）變相的社會主義

政府本身不創造價值，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的財政來源是稅收或者國債，最終由民眾買單（國債最終也是納稅人買單，只不過有一個時間差）。高福利就是變相的共產主義，只是西方社會不講共產黨的暴力革命。

高稅收等於把大量私人財產強制拿到國家手裡，由國家統一進行經濟活動和財富再分配，其實質是變相、漸進式廢除私有財產。

高稅收與共產政權的公有制、平均主義殊途同歸，二者的區別只是國家占有是發生在生產之前還是之後。共產政權的公有制是生產資料直接歸國家占有，西方國家的高稅收是生產資料個人占有，但是生產出的財富通過稅收形式由國家占有，作為公共財產來分配。兩者其實都相當於盜取搶奪他人財富，只不過後者沒共產主義國家那麼暴力，是通過投票、立法的方式「合法」地實現。

政府救助，尤其對遭受自然災害、意外事故者的社會保障是合理的。正因為福利制度有積極的一面，才有了迷惑性，才給了共產邪靈利用的藉口，使其不斷推動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在這一點上高福利已達到共產主義經濟對人、對社會、對道德同樣的破壞效果。共產主義經濟有著摧毀人性的內在必然性，能從人賴以生存的經濟角度來激發人的惡、敗壞人的道德，這就是邪靈在全世界，包括共產政權國家和自由社會，都推行共產主義經濟觀的根本原因。
（2）高稅收的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的高福利需要消耗大量財政收入。如果沒有高稅收，也就是大量私人財富經由納稅向公共領域的轉移，或者國家借債，高福利政策就無法維持。

比如美國的稅收超過一半是在負擔社會福利和醫療，而其來源中，個人收入所得稅和社會安全稅超過80%，還有11%來自於企業稅。[2] 比起美國來，許多西方國家在福利制度上走得更遠，自然也需要更高的稅收。

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16年的資料，在其所統計的35個市場經濟體中，有27個國家的勞工收入稅率超過30%，最高的是54%，第二位是49.4%，均出現在歐洲。[3] 同時，在歐洲吃飯或購物時還要付增值稅，這部分由消費者承擔，有的國家的增值稅高達20%左右。如果加上企業稅和其它雜稅，整體稅率將會更高。

另有研究顯示，在1900年前後，有20個經濟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都非常低。比如1900年意大利的最高稅率是10%，日本和新西蘭是5%。而到1950年，這20個國家的平均最高稅率超過60%，之後緩慢回落，目前在40%左右徘徊。[4]

高稅收不只是針對富人，被直接或變相懲罰的也包括窮人。富人往往有更多的辦法通過商業和各種方式合理避稅，而窮人在增加收入時，可能面臨失去一些社會福利，在一定的收入範圍內甚至出現越勞動納稅越多，得到的福利越少。
（3）高福利的現狀

1942年，英國經濟學家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主張建立「福利國家」，規劃「惠及所有國民的全面而普遍的社會保障體系」，現代社會高福利制度已經擴展為覆蓋了失業、醫療、養老、工傷、住房、教育、孩子養育等諸多方面的體系，遠遠超出傳統慈善的臨時性貧困救急範圍。

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指出，2013年美國有一億多人口（占總人口的1/3）領取各種福利（不包括社會安全保險和聯邦醫療保險），平均每人領取相當於9000美元的補助。[5]按照美國統計局的數據，2016年貧困線人口占12.7%。但是美國的貧困人口生活狀況可能會令許多人吃驚：根據政府調查，貧困家庭中96%的父母說孩子從來沒有挨過餓；49.5%的家庭住在獨棟房屋裡，另有40%的家庭住在連排屋裡，住在移動房屋的家庭只占9%；80%的家裡有空調；40%的家庭有寬屏幕液晶電視；3/4的家庭有車。[6]這種人為劃分出的龐大數量的「貧困人口」為進一步擴大福利提供了充足的藉口。

美國在國際經合組織成員國中政府福利低於平均值。大多數北歐和西歐人享受的政府福利遠遠高於美國。比如丹麥「從搖籃到墳墓」的安全網，包括免費醫療保健、免費大學教育和大筆福利金，即便最富有的公民也同樣享有；在希臘出現經濟危機之前，希臘人享受著高福利，一年領14個月工資，61歲可以退休，退休金在工資的九成以上；瑞典人享受最長550天的連續帶薪病假等等。

從傳統臨時性貧困救急到全民受惠的高福利，這實際是邪靈漸進實現共產主義經濟的手段。
（4）魔鬼利用高福利腐蝕道德、加劇貧富階層矛盾

從經濟角度來講，福利國家的本質是把一些人的錢拿來給另一些人花費。可是由於中間通過政府作為財富分配者，大大淡化了福利受益者「不勞而獲」行為的道德壓力。在這方面，高福利制度對道德觀念的腐蝕在北歐表現得尤為明顯。

瑞典學者尼瑪‧山楠達奇（Nima Sanandaji）用「世界價值觀調查」的數據，清楚揭示了這一點。在上世紀80年代初的時候82%的瑞典人和80%的挪威人同意「領取你不應該得到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而2005年和2008年進行的調查顯示，只有56%的挪威人和61%的瑞典人相信「獲取自己不應得的政府福利是不對的」。[7]

在福利政策下，人們努力工作得到的回報甚少，福利政策獎勵的是那些依靠政府福利生活的人。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的道德觀念在不知不覺中發生了變異。在福利制度下長大的幾代人，很多人慢慢失去了祖輩的那種靠自己奮鬥、獨立、負責任、勤奮的精神，把「享有福利」當作了一種權利，甚至當作了一項「人權」，養成了依靠政府的習慣，甚至反過來要挾政府。觀念改變了，要想再回頭幾乎都不可能了。正是這種溫水煮青蛙的手法，讓魔鬼利用高福利逐漸腐蝕著社會道德。

不僅如此，高福利制度還剝奪了傳統慈善中施捨者行善的權利，也剝奪了受惠者感恩的機會。

傳統社會中救助貧困的方式是私人自主行為：或者是個人出於同情心直接救助急需幫助的人，或者是個人捐贈到慈善組織（比如教會）然後通過慈善組織救助貧困者。在這種情況下捐贈者和受贈者都是明確的。受贈者本來沒有權利去要求其他人救助自己，但當他獲得了救助時，會對於捐贈者懷有感恩之情。這種感恩可能會表現為從此以後通過進取改變自己的處境，因為這是捐贈者的心願；也可能將來處境改變之後反過來以同樣的善行回饋社會，自己成為捐贈者或者採用某種方式報答捐贈者。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觀察到，傳統的德行，即個人慈善行為中，施捨和感恩這一對美德在社會中互相促進，對整個社會的道德成長能起到正面的作用。同時，這樣一種雙向的情感關係，能夠緩解貧富兩個階層之間的對立和矛盾，因為個人慈善讓兩個階層中具體的個體，通過情感和利益聯繫在了一起。[8]

當代高福利制度則切斷了捐贈者和受贈者之間的關係。一方面「捐贈者」是被強迫徵稅，並非出於善心施捨，實際上被剝奪了施捨行善的權利；另一方面受贈者不知道誰是施捨者（國家福利制度本身並不是真正的捐助者，真正的施捨者是納稅人），因此他也就沒有了感恩報恩之心。

此外，托克維爾指出，福利制度加劇了貧富階層之間的矛盾。富人被強制徵收了部分的財富，卻無法面對面見到被救助對象而心生同情。相反，他們只會對窮人這個階層產生怨恨和輕蔑，將這一類人視為「貪婪的陌生人」 。與此同時，窮人也會心生不滿，因為這些物質上的救助被視作理所當然而且不能夠讓人滿足。「一個階級會帶著懼怕和憎恨看待世界，而另一個階級則沮喪、妒忌地看待自己的不幸。」[9]

挑起妒忌和鬥爭，正是共產邪靈通過高福利經濟毀人的另一手段。這種矛盾在希臘經濟危機爆發後表現得極為明顯，不過不是在最窮和最富者之間，而是在大多數中產階級和富人之間。在希臘，人們不願承受高稅收的負擔，全民逃稅嚴重。《經濟學人》刊文說，希臘官員稱逃稅為希臘的「全民運動」。[10]一旦經濟出現問題，富人的逃稅尤其扎眼。希臘政府為不得罪選民，長期通過舉債彌補稅收不足的空缺，以便維持和歐盟其它成員國同樣水準的高福利。危機爆發後，一旦政府要縮減福利，被高福利寵慣的民眾的不滿大規模爆發，民眾把矛頭指向富人，要求對富人多徵稅。 到底是富人還是中產階級該為經濟危機負責？這是個令政府頭疼的問題。但不論怎樣，邪靈敗壞人的道德、挑起人群嫉恨互鬥的目的達到了。

福利制度助長了「不勞而獲」的觀念，這會削弱努力工作、積極進取的社會風氣，反過來也會造成對經濟的傷害。

海拉等三位經濟學家對福利國家做了經驗性的動態分析後指出，數據證實了福利國家確實會削弱社會的積極進取的動力，而這種效果只有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後才能夠真正顯現出來。三位學者的結論是：福利國家摧毀了自己的經濟基礎。[11]
（5）福利制度造成「貧困文化」

2012年，《紐約時報》曾以「以保持孩子的文盲牟利」為題，講述了一個當代美國福利制度給窮困家庭帶來的心酸故事。

許多窮困家庭住在阿巴拉契亞山麓的移動房屋裡。這些父母讓孩子們從識字班裡退出來──他們擔心一旦孩子們學會了閱讀， 他們就不再有資格獲得每個月的文盲補助。這些窮困家庭每個月可以從「補助安全計劃」中獲得一張698美元的支票，直到孩子18歲為止。[12]這就造成為了眼前的補助而放棄孩子教育的現象。

大約四十年前，這個救助計劃救助的是那些真正生理上或者是智力上有缺陷的孩子的家庭。而現在超過55%的受救助的所謂「殘障孩子」屬於模糊而無法清楚界定的「智力遲緩者」，全美有120萬這樣的孩子，每年需要納稅人90億美元的救助。[13]

在這裡，福利政策和人性惡的一面互相激勵。這當然並不是福利政策制定者的初衷，但卻間接幫助魔鬼達到了其毀人的目的。

托克維爾在一百多年前富有預見性地指出，福利制度無法分辨受助對象的真實性（也即受助人陷入貧困是因其自身的惡習，還是由於真正的不幸所致），因此無法有效幫助真正亟需幫助的人。[14]

從經濟角度來說，濫用福利會造成財政上的額外負擔，但是對於這些窮孩子來說，福利制度帶來更大的悲劇。2009年的研究顯示這些窮孩子到18歲以後2/3都轉為成年的殘障計劃受益者，也就是說他們可能一輩子也無法擺脫貧困的處境。[15]

這個例子中，福利制度下「殘障」定義不斷擴展，是當代福利制度為迎合選民不斷擴張的一種表現；福利制度的「負面激勵」導致濫用福利，造成社會道德衰退並引發經濟問題，則是邪靈刻意的安排。

福利可以作為一種救急的手段，但不應當成為常態。福利對於因意外原因遭到負面衝擊的人（比如意外工傷、疾病、自然災難等）能夠起到幫助作用，但是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貧困問題。以美國為例，截至2014年，從約翰遜總統開始的「針對貧困的戰爭」在五十年中花費了納稅人2.2萬億美元。[16]但美國統計局的數據顯示，除了最初的十多年，美國的貧困率過去近四十年基本維持穩定：貧困率並未通過救助降低。[17]

美國經濟學家尼更森（William Arthur Niskanen）指出，福利制度造成了「貧困文化」，和「貧困文化」互為因果。後者包括貧困、福利依賴性、非婚生育、暴力犯罪、失業、墮胎等。尼更森的經驗研究表明，在「撫養未成年兒童家庭援助計劃」（AFDC）中，受助人的救助收入每增加1%，會吸引受助人口增加3%，貧困人口會增加0.8%，非婚生子女出生率會增加2.1%，而墮胎次數、暴力犯罪也都會相應增加。[18]這證實了高福利的反向刺激造成對福利的依賴性，減少人的責任感。

貧困文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家庭的解體。經濟學家威廉斯（Walter E. Williams）追溯美國黑人貧困問題的歷史和現狀，指出當代高達85%的黑人孩子出生在單親媽媽家庭，成為推高黑人貧困率的重要因素。而高福利制度助惡為虐，讓未婚生育的媽媽不必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她們可以從政府福利中拿到津貼、住房補貼、食物券等補助。福利成為推高未婚生育率的助手，造成更多貧困。[19]

儘管福利水準不斷提高，三十年來美國的貧富差距仍在擴大，平均工資收入（扣除通脹）增長緩慢，財富流向最富裕的階層，甚至出現了「工作的窮人」（working poor）。越是這樣，左派越是以解決「貧困」問題為藉口要推動大政府、高稅收、高福利，陷入惡性循環。
（6）左派用福利政策把民眾變成票倉

左派政客鼓吹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常常以「幫助窮人」、「社會公平」等看似高尚的理由，搶占了道德制高點。實際上，他們本人並不是福利的施捨者，他們的做法只不過是把富有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財產挪給窮人。然而當福利制度混淆了施捨者和受贈者的關係之後，這些福利政策的主張和制定者卻引導福利受益者將感恩和報答的對象指向自己，讓他們用選票作為回報。利用高福利承諾來把大眾變為自己的票倉，這種現象在美國和歐洲都廣泛存在。

哈佛專家

6. 共產邪靈把西方置於危險的全面戰爭之中

由於共產邪靈的滲入，今天的美國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分裂，左派動用了全方面的力量對擁有傳統政治主張的人進行阻擊。這種狀態用「戰爭」來形容，可以說一點都不為過。

在近代美國，雖然也可能出現選舉期間言辭上的激烈對抗，但一旦大選完成，便開始療傷階段，彌補裂痕，開始正常的政治生活。縱觀今天的西方政界，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強烈的對抗與撕裂，政治秩序顯得畸形而令人擔憂。政壇人物、不同黨派間互相指責甚至攻擊，政策上進行阻撓；民間遊行此起彼伏，而且規模不斷擴大，暴力趨勢明顯。

在政府內部，選舉初期一些左派人物就開始謀劃以不同標準對待不同黨派候選人。選舉結束後，左派陣營又開始發起訴訟，意圖奪回大選。新總統上台後，屬左派政黨的美國西部某州州長表示，現在有一股支持全面抵抗新總統的「龍捲風」。該左派政黨高層承認，一支憤怒的自由派大軍要求他們向新任總統發起一場「全面戰爭」，逢政府必反，務求以此重奪民心。[19]

左派試圖以各種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在政策問題上，左派很多時候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在正常情況下，不同黨派在具體政策問題上存在分歧並不奇怪。但不管分歧多麼嚴重，不同黨派都有這樣一個共識，就是希望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得到保證。但匪夷所思的是，不但保護邊界的建議遭到猛烈攻擊，甚至有個別州還通過了「庇護城市」法案。這些法案禁止聯邦執法人員查問移民身分，拒絕為聯邦執法人員提供犯罪的非法移民信息。

在媒體輿論上，左派占主導的主流媒體在總統選舉前大量為左派候選人背書，因此選舉結果令很多人瞠目結舌。選舉結束後，主流媒體配合左派政客大力炒作各種事件，把民眾的注意力放在對新任總統的打擊上，甚至不惜造假，以假新聞擾亂民眾視線。對新任總統的各種政績，主流媒體幾乎視而不見；對有嚴重問題的左派候選人，主流媒體的態度則是輕描淡寫。

在正常社會裡，不同團體或黨派也可能有不同的主張，甚至可能發生衝突。但衝突是暫時的、局部的，最終雙方會試圖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只有受共產邪靈的階級鬥爭思維支配，才會時時事事以戰爭心態進行鬥爭，認為與對手絕無和解與合作的可能，必須徹底打敗對手，全面推倒現行體制。

這種全面戰爭體現在政治博弈、政策制定與媒體輿論的全面對抗，帶來了深度的社會撕裂，極端行為與暴力行為數量上升、範圍與規模擴大。這正是共產邪靈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2016年，美聯社與芝加哥大學全國民意研究中心聯合創辦的公共事務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調顯示，約85%的受訪人認為國家比過去更深陷政治分裂；80%認為美國人在最重要的價值觀上意見大為分歧。[20]

一個國家的統一需要有一個共同的價值觀或者文化，雖然各個宗教的教義不同，但是非善惡的標準是相近的，這使得即使在美國這個移民國家，各個種族也可以和睦相處。然而當價值觀發生分裂的時候，國家的分裂也就提上了日程。
結語

人往往有弱點和惡的一面，對權力、財富、名聲的追求古已有之。魔鬼有目的地集中利用人性之惡，在各國內部造成了一個「魔鬼代理人」體系。國家如同人體，各個機構如同人體的器官，各有功能，各司其職。如果國家的各個機構都滲透了有意或無意的魔鬼代理人時，就如同外來的意識代替了人的靈魂，或者說，外來的意識直接操縱了人體。

如果有人讓整個社會擺脫魔鬼控制時，這個系統很可能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反抗，如運用媒體抹黑，搞人身攻擊；用誤導的信息混淆大眾視聽；讓各個職能部門不配合，使得政令成為空文；用大量資源去支持反對派，使社會陷入分裂和爭鬥；甚至用各種方式製造經濟和社會問題，造成社會動盪，讓不明真相者把矛頭指向反對魔鬼的人和人群。很多人既是這個系統的締造者也是其受害者，他們雖然可能做過壞事，但是並不是人類真正的敵人。

政治因為其掌控的國家力量、私人力量所無法匹敵的天量經濟資源及干預能力，善用之可以成就不世之功，為萬民造福；濫用之則會造下天大的罪業。本章的目的是為了揭示當今世界政治中的共產邪靈因素，幫助人分清善惡，識破魔鬼的奸計，讓政治回歸正途。

美國前總統里根曾說：「我們往往認為社會太複雜，不能靠自治，精英掌控的政府比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更好。可是，當我們每個人都不能管理他自己的時候，誰會有能力去管別人呢？」[21]美國總統川普說：「我們崇拜神，而不是崇拜政府。」[22]

政治的權柄，需要回歸到以傳統價值為基石的正道。人類得到神的佑護，才能不被魔鬼操縱，才能避免走上被奴役與被毀滅之路，才會有真正的出路。#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

[1]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2] 列寧：《國家與革命》第一章（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3] David Horowitz, “Alinsky, Beck, Satan, and M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August 2009,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 ... ksatanandmedh.html.

[4] 何清漣：〈民主國家新病症：精英與民眾分裂〉，美國之音，2016年7月5日，https://www.voachinese.com/a/dem ... 160703/3402923.html。

[5] Mike McPhate, “After Lawmaker’s Silencing, More Cries of  ‘She Persisted’，”  California Today, February 28,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 ... uyen-ejection.html.

[6] 姜琳達、劉菲：〈加州競選人：我為何從民主黨轉投共和黨〉，大紀元新聞網，2018年5月7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5/7/n10367953.htm。

[7] Bill Dolan, “County Rejects Large Number of Invalid Voter Registrations,”  Northwest Indiana Times, October 2, 2008,  http://www.nwitimes.com/news/loc ... -b3dbb95f965b.html.

[8]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 ... ons_for_Reform_Now.

[9] Edward L. Glaese and Andrei Shleifer, “The Curley Effect: The Economics of Shaping the Electorate,” The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Vol. 21, No. 1 (2005): 1-19. Doi:10.1093/jleo/ewi001.

[10] Mark Hendrickson, “President Obama’s Wealth Destroying Goal: Taking The ‘Curley Effect’ Nationwide,”  Forbes, May 31, 2012,  https://www.forbes.com/sites/mar ... wide/#793869d63d75.

[11] 同上。

[12]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ume 1, trans. Henry Reeve (New Rochelle,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3] A．V．迪塞（Albert. V. Dicey）：《關於十九世紀英格蘭法律同輿論的關係的講演》，第2版。引自：[美]米爾頓‧弗里德曼/羅絲‧弗里德曼，張琦譯 ：《自由選擇》（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

[14] Danish Ministry of Taxation, “Skattetrykket,”  June 24, 2012.

[15] Paul B. Skousen, The Naked Socialist: Socialism Taught with The 5000 Year Leap Principles (Izzard Ink), Kindle Edition.

[16]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

[17] Alexandra Ma, “China Is Building a Vast Civilian Surveillance Network — Here Are 10 Ways It Could Be Feeding Its Creepy ‘Social Credit System’,”  Business Insider, April 29, 2018,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h ... lance-state-2018-4.

[18] Gilliam Collinsworth Hamilton, “China’s Social Credit Score System Is Doomed to Fail,”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6, 2015, https://www.ft.com/content/6ba36896-75ad-356a-a768-47c53c652916.

[19] Jonathan Martin and Alexander Burns, “Weakened Democrats Bow to Voters, Opting for Total War on Trump,”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3,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02/ ... son-tom-perez.html.

[20] The Associated Press–NORC, “New Survey Finds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s Think the Country Is Divided over Values and Politics,”  August 1, 2016, http://apnorc.org/PDFs/Divided1/ ... ase%20%20FINAL.pdf.

[21] Ronald Regan,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81,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43130.

[22] Donald Trump,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t the 2017 Values Voter Summit,”  October 13,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 ... lues-voter-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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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6/1/n10448270.htm

哈佛專家

5. 極權主義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結果

共產極權國家對個人生活的全方位控制，這一點已經廣為人知，毋庸贅言。非暴力共產主義以漸進的方式不斷擴大政府權力，加大對社會生活的控制，最終將走向極權體制。世界上尚未建立共產極權的國家，人們也隨時可能失去各種自由，處境十分危險。更為可怕的是，現代極權主義利用科學技術，把對個人的監視和控制提高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1）極權主義的實質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締向善的自由

人按照神所確立的傳統價值生活，神還引領人發展出基於傳統價值的文化。這種文化是連接人與神的重要通道，而在此文化的基礎上派生出一套社會管理方式，也就是政治生活。

神給人自由意志和自我管理的選擇權。人通過道德自律而自我管理，承擔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19世紀法國著名政治學者托克維爾在考察了美國政治後，對美國的自省、對邪惡的了解、耐心和用非暴力手段解決問題等方面非常讚賞，他認為美國的偉大在於能夠改正自己的錯誤。[12]

共產邪靈要的是極權政治，讓人反傳統反道德，扼殺人信神向善之路，讓人從神的子民不知不覺地變成魔鬼的子民，聽從魔鬼統治。在共產黨國家裡，政府壟斷了一切社會資源，包括經濟、教育、媒體等。在此境遇下，事事必須唯共產黨馬首是瞻，協從共產黨「假、惡、暴」的政治。如果有人良心未泯、修心向善，將違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法律政策，成為共產黨的敵人，要麼淪為在最底層掙扎的「賤民」，要麼乾脆就是死路一條。

在自由社會中，政府也在向極權化發展，逐漸變成無所不包的大政府。通過國家計劃實現中央制定的方向並控制經濟是極權政治的特徵之一。而現在西方政府通過國家財政、稅收、金融等宏觀手段干預和控制經濟以實現政府計劃的程度越來越強，趨勢越來越明顯。與此同時，西方政府管理範圍擴大，涉及信仰、家庭、教育、經濟、文化、能源、交通、通訊、旅行等等。從中央行政權力的擴大，到地方政府對居民生活的管制、到浩如煙海的立法，以及法院對案件的判決，已經造成政府部門全方位的權力膨脹，對社會的強制也到了空前的地步，比如強制全民購買健康保險，否則將被罰款。政府以公共利益的名義，剝奪一部分人的財產和個人權利。

極權政府以「政治正確」為藉口，剝奪人的言論自由，規定人們哪些話可以說、哪些話不能說。有人公開否定邪惡的政策，被戴上「仇恨言論」的大帽子。如果有人敢反對「政治正確」，輕則被孤立，重則被開除或解職，甚至遭到恐嚇和人身攻擊。

用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的道德標準，再用法律、規章和輿論等強制執行，用強大的壓力在社會上製造出一種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從而扼殺人的自由意志，取締天賦的人向善的自由──這是極權主義政治的實質。
2）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如今福利國家政策已經成為全球普遍現象，無論哪個國家、哪個黨派，無論是保守主義還是自由主義，在政策方法上沒有本質的區別。生活在共產國家的人來到自由世界，都對西方社會的福利待遇印象深刻，從小孩免費教育、醫療保險到養老都有國家資助，認為這裡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

16世紀法國著名預言家諾查丹瑪斯曾預言：「屆時瑪爾斯將統治世界，說是為讓人們過上幸福生活。」現在的福利社會，不正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裡面搞的共產主義那一套東西嗎？只是不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身不是過錯，但政府高福利背後卻隱藏著巨大的問題。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高福利是以強徵稅為基礎的，而且福利本身就會造成諸多問題。

英國法學家迪塞觀察到，在1908年以前，一個人不論貧富，是否為自己的健康保險，完全是每個人自由定奪的問題。他的選擇同他要穿一件黑色上衣還是一件褐色上衣一樣，與國家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國民保險法到頭來會給國家，也就是給納稅人帶來比英國選民們所預料的要沉重得多的責任。……失業保險……實際上是國家承認自己有責任使每一個人免受失業之苦……國民保險法正符合社會主義的理論。」[13]

北歐模式的社會主義福利被世界很多國家認可並採納，曾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帶來繁榮的正面例子被西方模仿。在北歐，整體稅務占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為世界最高，幾個國家都在50%左右。[14]但有論者指出，政府搞的社會主義醫療福利有六個致命問題：無法持續，免費的東西人人都想占便宜多拿；沒有獎懲，醫療行業的從業者只要不負法律責任，幹多幹少報酬都一樣；造成政府大量虧損；人們鑽制度的漏洞進行偷竊、濫用並進行地下經濟；國家通過醫療制度決定人的生死；官僚制度造成管理混亂。[15]

2010年，一個叫約拿斯（Jonas）的人在北歐某國的一個急診室裡不得不自己給流血的傷口縫合。他首先去了門診，門診關門，到了急診室等了三個小時，傷口一直流血卻沒人處理。但他對自己採取的不得已的救護舉動最後又被醫院工作人員作為犯法而舉報。這只是一個小例子，真實的情況比這還惡劣。因為免費的醫療人人都想要，造成資源被濫用；「資源有限」與「免費」兩者造成大量供求無法匹配，供不應求造成排長龍現象，那些真正需要的人等於被社會主義醫療制度變相懲罰。

這還不只是效率問題。更大的危險在於人們「從搖籃到墳墓」的一切都由政府包辦，看似是一種享受，換個角度看其實是對政府的全面依賴，把自己的一切都交到了政府手中。到了這種程度，走向極權體制易如反掌。

托克維爾曾經說過：「如果暴政是在我們今天的民主國家裡浮現，那它將會改變為另一副面貌；這樣的暴政將會更為廣泛，但卻同時帶有溫和的色彩，它將會在奴役人民的同時，卻不讓他們感覺半點痛苦。」福利國家可謂其睿見的最佳註腳。[16]
3）紛繁法律為極權鋪路

極權政治取消了向善的自由，卻給惡留下了空間。人們想用法律來解決人作惡這個問題，正中魔鬼圈套。現代社會各個國家普遍法律繁多，美國稅法有7萬多頁，健保法近2萬頁，連法官和律師都無法通曉這麼多法條，更遑論普通人。聯邦和全國各州市郡縣，平均每年通過超過4萬條新法律，可謂多如牛毛，稍有不慎就觸犯法律，輕者罰款，重則坐牢。

從釣魚可以使用什麼樣的魚鉤，到在公共場合喝湯不許出聲，都受法律管制。美國西部某州頒布一項限制耗能的新法，根據新規定那些達不到嚴格要求的大屏幕電視將被限制使用；全面禁止使用塑膠袋；有的城市，居民在自家後院加個涼棚都要得到政府許可等等。

過於繁瑣的法律會模糊人的道德觀念。由於法律太多，很多法律違背或遠離人的道德直覺，造成了現代社會這樣一種傾向，即當人們想做一件事時，只問合法與否，而不關心是否合乎道德。長此以往，共產邪靈的代理人要想直接把魔鬼的意識形態制訂為法律，將變得更加方便易行。

再好的法律，其力量也只是外部的，難以約束人的心靈。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當惡的力量大行其道時，法律也無能為力。法律越訂越多，大政府通過法律把人越管越死。人們忽略了社會問題是魔鬼放大人的惡造成的，反而覺得可能是法律出了問題，從而走入用法律解決問題的惡性循環，一步一步把社會推向極權主義。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極致

極權主義使用國家機器、祕密警察監控民眾，而現代科技把對人的控制推到登峰造極的地步，讓人不寒而慄。

《商業內幕》近日總結了中共監控公民的10個方式：[17]

1. 使用臉部識別技術，從茫茫人海當中抓到目標

2. 讓群聊管理者監聽人們

3. 強迫公民下載允許政府監控公民手機照片和視頻的應用程式

4. 觀察人們的網上購物

5. 警察戴著具有臉部識別功能的眼鏡在人潮洶湧的地方（比如街頭和火車站）搜尋目標

6. 在火車站安裝機器人警察，它可以掃描人們的臉部，並跟要抓捕的人比對

7. 使用臉部識別技術抓出亂穿馬路者

8. 隨機截停行人，檢查他們的手機

9. 追蹤人們的社交媒體帖子，順藤摸瓜找到用戶的家人和地理位置

10. 建立預測軟件匯總人們的資料，標出那些當局視為具威脅性的人物

《金融時報》刊文指出中共社會信用系統的險惡用心：它不僅使用大數據來衡量信用得分，還要量化全體中國公民的政治傾向。文章說，這個社會信用體系可以通過重新調校，產生「愛國」分數──也就是評價一個人的觀點在多大程度上與執政的共產黨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分數。[18]

隨著檔案機制和大數據化結合，只要政府需要，不服從或者分數低者會失去工作；銀行將終止他的房屋貸款；交通部門將吊銷他的駕駛執照；醫院可以直接拒絕為他提供治療。

今天，中共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監控系統。在中國的公共場所和馬路上，監控攝像頭隨處可見，可以在7分鐘內從14億人中找到一個上了黑名單的人。手機上微信等監控軟件使得監控「登堂入室」，帶著手機的人毫無隱私可言，讓人無處可逃。在科技越來越發達、政府權勢越來越大的情況下，自由社會政府如果繼續左傾，民眾將面臨同樣可怕的被監控的命運，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3)：政治篇(下)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01 12:45 AM 人氣 15261       
標籤: 共產主義, 共產黨, 左派, 政治,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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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6月02日訊】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禍亂我們的國家（下）

目錄

4. 暴力和謊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1）共產極權之下的暴力和謊言
2）共產邪靈在西方煽動暴力
3）共產邪靈謊言籠罩西方政治
5. 極權主義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結果
1）極權主義的實質是取消自由意志，取締向善的自由
2）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
3）紛繁法律為極權鋪路
4）利用科技把控制人推到極致
6. 共產邪靈把西方置於危險的全面戰爭之中
結語
4. 暴力和謊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最重要手段

在共產黨的教義裡，為了共產主義這樣一個「崇高」的目標，任何手段都不過分。共產黨公開宣稱，要把暴力和謊言作為取得世界和統治世界的工具。從第一個共產政權蘇俄出現到今天，在短短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共產主義造成了上億人的死亡。共產黨徒殺人、放火、綁票、欺騙，無所不用其極，邪惡駭人聽聞，而且絕大多數當事人毫無悔意。

共產邪靈編造的謊言，有「小謊」、「中謊」和「大謊」之分。這個分類對共產極權國家和西方國家同樣適用。一個謠言、一則假新聞、一次對政治對手的栽贓陷害，這類謊言雖然性質惡劣，但只是「小謊」；在一段時間內，通過複雜的運作和多方面的配合，製造出來的具有一定規模和體系的一系列謊言，可以稱為「中謊」，例如中共為了煽動民眾對法輪功修煉者的仇恨，於2001年炮製的「天安門自焚偽案」；最難以識破的是共產邪靈編製的「大謊」，因為「大謊」幾乎等同於整個魔鬼的意識形態，它的規模如此之大，層次如此之多，歷時如此之長，涉及方面如此之廣，參與的人如此眾多，參與其間的人如此之「真誠」、「投入」，以至於人們極難看清謊言的全貌和真貌。共產邪靈歷史上編造的「大同社會」的所謂「共產主義理想」，由於無法在局部或短時間內進行檢驗，就屬於「大謊」的例子。上文分析過的被共產主義綁架的「進步主義」概念，也屬於「大謊」的範疇。過去幾十年來共產主義劫持某些社會運動，把群眾引導向邪靈想要的動盪和革命，比如環保運動等，亦屬此列。
1）共產極權之下的暴力和謊言

共產黨鼓吹階級鬥爭，而且是你死我活的鬥爭。《共產黨宣言》公開宣稱：「他們（共產黨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1]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也提出：「資產階級國家由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代替……只能通過暴力革命。」[2]共產黨在奪權過程中，無論是巴黎公社，還是俄國革命，或是中共煽動的工農運動，都使用了非常血腥的暴力手段，不分老弱婦幼，燒殺搶掠，手段之惡毒，駭人聽聞。共產黨的暴力統治犯下的罪惡更是罄竹難書。

共產邪教既用暴力，也用謊言來維持權力。謊言是暴力的潤滑劑，也成為另一種奴役人的方式。使用暴力期間和使用暴力的間隙，謊言都不可或缺。暴力有時暫緩，但謊言卻是常態。共產黨什麼都可以許諾，但從不考慮兌現其承諾，而且為了需要，可以隨便地改變說法、改變形式，毫無道德底線可言，無恥到極點。

共產黨說要建立一個「人間天堂」，從一開始就到處散播彌天大謊，製造了無數「人間地獄」。

中國的毛澤東、阿爾及利亞的本‧貝拉和古巴的卡斯特羅奪權之前都聲稱絕不搞共產極權。但掌握政權之後，都立刻開始高壓極權，大規模清洗同黨，迫害異己與社會大眾。

共產黨還狡猾地歪曲語言本身。這是共產邪教欺騙人的主要方法之一，即改變語言的語義，甚至把完全相反的概念等同起來。語言不斷地重複，讓變異的語義深植於人的頭腦中，比如「神」等於「迷信」；「傳統」等於「落後」、「愚昧」、「封建」；「西方社會」等於「敵對勢力」或「反華勢力」；物質上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是「國有資產的主人」；大眾儘管沒有任何權力，但「一切權力屬於人民」；指出社會不公就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等等。因此，在和深受共產邪教毒害的人談話時，會發現雙方往往缺乏溝通的基礎，因為同樣的話，說者表達的是一個意思，而聽者用共產黨的語義理解所聽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共產邪教不只自己撒謊，還利用全民政治學習、全民政治表態和全民政治過關來讓全民撒謊，敗壞人的道德。「摩西十誡」告誡人「不可做假見證」，孔子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當人知道共產邪教在造假，也會以假話來應付。共產邪教知道你在說假話，但說謊本身說明你已經寧可說假話也不堅持真理，這就是道德下滑的標誌。我們多次說過，中共最希望做到的還不只是殺死人的肉體，而是為了讓人的道德墮落到地獄中去，至少在這個層面上，中共已經部分達到了它的目的。
2）共產邪靈在西方煽動暴力

共產邪靈由「恨」等低層敗壞物質構成，它的共產主義理論也帶著恨的特點。其宣揚階級鬥爭，把問題的根源都歸結到傳統的社會制度，歸結到有錢人對窮人的「剝削」，煽動窮人對有錢人的妒忌與仇恨，並由此轉化為暴力行動。隨著共產主義運動的擴張、共產邪靈的操縱，暴力與謊言在西方社會也隨處可見，使社會陷入仇恨和戰爭狀態。

除了共產主義政黨普遍宣傳赤裸裸的暴力之外，還有形形色色受共產邪靈操縱的左派也鼓吹暴力。比如在美國備受左派推崇的阿林斯基，出身黑幫，後來成為左派的「軍師」。他否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但他的政治理念與政治手段顯示，他毫無疑問跟共產黨是一路貨色。

阿林斯基的《激進分子的守則》被美國的街頭運動作為教科書。他毫不掩飾他的書是給「一無所有者」（the have-nots）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要把權力不擇手段地從富人手中轉移到窮人手中，把美國變成一個共產國家。

他表面上強調「漸進、滲透、辯證的過程，而不是流血的革命」，但實質上，他對暴力非常欣賞，只不過是使用了更隱蔽的方式。美國社會主義組織黑豹黨信奉毛主義，以毛澤東的「槍桿子裡出政權」為口號。阿林斯基嘲笑說，當敵人掌握了所有的槍桿子的時候，再用「槍桿子裡出政權」當口號就幼稚了，這時候應該聲稱相信選票和民主過程，有槍桿子時再用武力不遲。因此他的主張實質跟中共的「韜光養晦」、最後「亮劍」如出一轍。他的一個「規則」，就是鼓動激進派在政治操作中不惜採用各種流氓手段進行恐嚇，最後達到攪亂與破壞的目的。

深諳阿林斯基的專家大衛‧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表示，阿林斯基及其追隨者對現行制度毫無幻想，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標就是徹底摧毀這個制度，並把這個過程視為一場戰爭。[3]因此他們會不擇手段，並根據實際的需要來決定何時採用暴力、用何種暴力，以及使用何種謊言。

在美國社會，可以看到一些政黨在打擊政敵時不擇手段，造假、人身攻擊，和共產黨很相似，而且常訴諸暴力。暴力傾向越來越強，社會的對立與撕裂也越來越明顯。如今美國左右兩大黨之間的關係，簡直就是當年共產陣營和自由世界的對峙關係，互相之間已經形同水火、勢不兩立。

自從2016年新任總統當選以來，美國發生多起由「安提法」引發的暴力事端，目標針對新總統的支持者以及其他保守人士，地點在支持新總統的集會上或其它公共場所。「安提法」阻止人們發言，甚至進行身體的攻擊。

近年的難民潮給歐洲各國帶來諸多社會問題。出於「政治正確」支持移民的「精英」對反對難民政策的普通人也痛加責駡，稱之為「痞子（Pack）」、「碩鼠（Ratten）」、「無賴（Mischpoke）」等。[4]

2017年6月，美國眾議院共和黨黨鞭斯蒂芬‧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打棒球時，被另一黨派的支持者開槍射擊，幾乎喪命。一位來自中部的左派政黨官員甚至說，他很「高興」該人遭槍擊，此官員後來被解職。

這些暴力衝突的背後都有共產邪靈的因素，並非所有的人都希望出現衝突，但少數起核心作用的共產主義分子，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就足以掀起軒然大波。

受共產邪靈的影響，一些政黨與政客弱勢時，宣稱保護人們的民主權利，遵循民主規則程式；當其勢力足夠大時，就用各種手段壓制持不同意見的人，肆意剝奪別人的民主權利。2017年2月，當一名越南裔參議員在美國西部某州州議會批評對一名前反越戰參議員的讚譽時，她的麥克風被靜音，後來被強行帶走。[5]這種情形發展下去，最後必然會導致共產主義式的極權專制。
3）共產邪靈謊言籠罩西方政治

共產主義在西方聲名狼藉，所以謊言成為共產主義擴張的必然選擇。

共產主義團體和左派常常打著「自由」、「進步」、「公眾利益」的幌子來爭取民意支持，實際上是要實施他們推動社會主義的計劃。這與共產主義用「人間天堂」的謊言騙人殊途同歸。某些政黨制定符合共產主義的政策，卻冠以其它名號，無共產主義之名，卻行共產主義之實。比如要搞社會主義的全民健保，不說是社會主義，而是說「公眾民意」、「所有人的醫療」；要搞最低工資，不說最低工資，而說「基本生活工資」（living wage）。結果西方政府越來越大，政府對公民生活的干涉越來越多。

親共產主義的政客和團體為了選票做出空洞的許諾，做法與共產黨騙取民心非常相似。比如他們常常承諾給民眾提供高福利，甚至許諾要給每個成年人一份工作和一份醫療保險，但這些錢從哪裡來、最後的後果會怎樣，沒人去關心，因為很多人本來也沒有想兌現競選時的承諾。

美國西部一位國會議員參選人最近透露，自己曾經加入一左派政黨多年，他們包括聯邦部長級官員、國會議員、聯邦參議員、州議員、市議員等曾經成立了一個政治組織，制定了一個25年的計劃，想要通過操控不同層次的政府職位，未來競選總統。他發現本來宣稱要致力於幫助社區處理幫派暴力、青少年輟學、少女懷孕、非法移民、福利不公平等問題的組織，卻始終在讓那些人依賴於政府。他把這稱為「奴役制」路線。

「當我對組織中的其他人提出質疑時，他們卻反問我三個問題。『一、如果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了，下屆候選人還有什麼可去解決的呢？二、你知道因為我們需要解決這些問題，有多少資金進入我們城市嗎？三、你知道這些問題創造了多少工作機會嗎？』我當時在想，這些人是在明確告訴我要從社區人們的痛苦中、幫派暴力中、孩子互相殘殺等中賺錢？」

他表示，如果花時間，看看該黨的投票記錄就能發現，他們想讓人們失望、受到壓迫、陷入貧困，因為他們可以從中牟利。這促使他後來離開了該黨。[6]

2008年美國總統大選中，一個有40年歷史的自由主義團體「當前社區組織改革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簡稱ACORN）被揭露偽造了數千選民登記表。[7]

2009年這個團體再次傳出轟動全國的醜聞。該團體打著維護正義、捍衛低收入居民權益的口號，以協助低收入人群的醫療、住房、選舉等工作的名義，得到巨額政府資助金和聯邦紓困款。兩位調查者喬裝成「妓女」和「皮條客」到ACORN在全國幾個大城市的辦事處「尋求幫助」，並祕密錄像。錄像顯示，ACORN員工教他們如何用假公司、假身分來開設妓院，教他們如何洗錢、藏現金、躲避搜查，如何向警察撒謊、逃稅漏稅等。儘管ACORN一再為自己辯解，但因為名聲已經太臭、影響太壞，最後喪失經費來源，一年後關門。[8]

此外，很多表面看起來相當動人的政治許諾，但最終結果卻可能毀了民眾的未來，比如哈佛大學兩位教授研究發現的「柯利效應（The Curley Effect）」。[9]

《福布斯》雜誌這樣概括柯利效應：「政客或政黨通過實施某些政策，扼殺和窒息經濟發展，從而使選票向自己一方傾斜，最終取得長期的主導權。與人們的直覺相反，使一個城市更貧窮反而會把一手製造貧窮的人引向政治成功。」[10]

具體而言，政客可以通過扭曲的（左傾的）財政與稅收再分配政策和言論，比如給工會、政府項目和一些少數企業稅收優惠，而給其它企業和富人增稅，這樣，受益者（包括窮人和工會等）就會慢慢依賴給予他們優惠的政客或者政黨，從而在競選過程中通過選票和捐款給予該政客支持。而仇富政策和用來支持政府項目的高稅收迫使富人和企業離開這個城市，進而減少了該政客或政黨的反對者。這樣，政客或政黨地位長期穩固，但城市的稅收和工作機會卻逐年減少，甚至最終走向破產。

《福布斯》文章指出，柯利效應的影響非常廣泛，包括美國十大最窮的、人口在25萬以上的城市都受左傾政策影響。如今左派占官場絕大多數的西部某富裕州，事實上也面臨同樣的危險。[11]

左派還重新定義語言。比如「平等」，保守主義者認為是「機會的平等」，然後公平競爭，讓強者勝出，而左派則指的是「結果的平等」，即無論一個人是否努力，得到的都應該和別人一樣。保守主義者認為「寬容」是對不同信仰、不同意見的包容，在個人利益受到傷害時能夠寬和大度；而左派則將「寬容」理解為「對罪惡的容忍」。其它對於自由、正義等的理解雙方都存在很大差異。支持同性戀、男女同廁、大麻合法化等敗壞人倫的行徑被冠以「進步主義」的名號，彷彿真是道德的進步，事實卻是在破壞神賦予人的一切倫常。這也是左派變異人道德觀念的手法，是共產邪靈的目的。

過去人們一直認為美國是自由社會的中堅，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最後堡壘。但當今的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美國，高稅收高福利、「集體主義」、「大政府」、「社會民主」、「社會公平」等等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的左派思想受到推崇並付諸實踐，這跟共產邪靈的謊言有很大關係。特別是年輕一代，不了解共產國家的殘暴歷史，一味嚮往、追求一個虛幻的理想，而被改頭換面後的變種共產主義所欺騙，在不知不覺中走上被毀的不歸路。

哈佛專家

3. 煽動仇恨、挑起鬥爭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選擇

本書開宗明義指出，共產主義的本質是邪靈，它主要是由「恨」構成的。這就決定了共產主義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播撒仇恨，挑起鬥爭。在煽動仇恨過程中，敗壞人類道德；與此同時造成人群撕裂，共產主義政治力量則趁機奪權，建立極權統治。煽動人們互相鬥爭是共產主義奪權的主要手段。

共產主義政治的核心是劃分人群，然後挑起仇恨，製造矛盾。《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5）開篇即寫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13]把本來不存在階級對立的地方硬是分出對立的階級，然後挑動他們之間的互相鬥爭，這是共產黨奪權的「法寶」之一。

共產主義挑起鬥爭的主要方式是：片面放大各種各樣的因人心敗壞而造成的社會問題，並表明這些問題的根本原因不是人的道德問題，而是這個社會體制生病了，生病的原因是存在著某種壓迫，人們必須找到這個壓迫者，並與之鬥爭從而解決「社會問題」。

共產主義政治挑動的仇恨鬥爭不限於資本家和工人之間。古巴共產主義頭目卡斯特羅為古巴人指出了「人民公敵」：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及其支持者的「腐敗」以及大種植園主的「壓迫」是一切「不公」之源，共產主義許諾推翻他們的「壓迫」就可以建立「公平社會」，從而挑起了古巴人和古巴人之間的仇恨、鬥爭，為共產極權鋪路；在中國毛澤東的「發明」是向農民許諾「分田地」，向工人許諾做工廠「主人」，向知識分子許諾「自由、和平、民主」，讓農民和地主、工人和資本家、知識分子和國民政府鬥得你死我活，共產黨趁亂奪權；在阿爾及利亞，共產主義頭目本貝拉（Ben Bella）發現挑起宗教爭端、民族仇恨是獲取共產政權的捷徑，因而掀起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阿拉伯人和法國人之間的仇殺，貝拉則由此建立了共產政權。[14]

對於美國這樣的國家，國父們以憲法立國，每個公民都效忠於憲法，社會通過家庭、教會、社區結成強韌的紐帶，因此整個社會的階級觀念相當薄弱，傳統階級鬥爭方法難以奏效。於是共產主義邪靈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從社會生活各方面來分化人群。比如分化員工和雇主，通過工會擴大員工和雇主之間的矛盾；分化不同族裔，如黑人、穆斯林、亞裔、墨西哥裔等，藉民權而鼓動少數族裔和白人之間的鬥爭；分化不同性別：如鼓動女權運動挑戰傳統父權；分化不同性取向人群，如同性戀權利運動即以共產邪靈為其主要背後推手，甚至為強化鬥爭造出新的性別人群，如酷兒（Queer，同性戀等的泛稱）等；分化不同宗教信仰者：如藉「多元文化主義」挑戰傳統西方文化和歷史；分化不同國籍人群，如通過鼓動支持外來非法移民「權利」造成「外來者」和「本國人」衝突；分化平民和政府執法人員，以「自由」的名義挑動人群和警察對抗、非法移民和聯邦移民執法人員對抗、州警察和聯邦執法人員對抗等等。人群被劃分得越來越細碎，造成任何人講一句話、做一件事都可能不小心惹怒了另一群體，甚至引發一場衝突鬥爭。把鬥爭變成社會常態，把仇恨播撒入每個人的心中──這正是共產主義的險惡用心。

分化人群、挑起仇恨是同步進行的。列寧早就寫道：「對那些反對我們的人，我們應當而且必須通過語言在大眾心目中播撒仇恨、反叛和蔑視。」[15]

共產邪靈在現代西方的政治手段，就是抓住一切機會，通過各種各樣形式的「社會正義」渲染和煽動仇恨，並使衝突不斷放大升級。

1935年美國紐約哈萊姆黑人區發生騷亂，起因是社區誤傳一個黑人小孩偷盜商店的東西被打死。美國共產黨馬上利用這件事情組織黑人民眾進行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當時在華盛頓DC組織大規模抗議的美國共產黨員倫納德‧派特森（Leonard Patterson）在退出美國共產黨之後披露了自己當年受命組織抗議的經歷。[16]

1931年的「斯考特博羅男孩案」（Scottsboro Boys）中，九名黑人男孩被控強奸兩位白人女子，此案引發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的嚴重對立。美國共產黨馬上大肆鼓譟黑人抗議，利用此案扮演為黑人主持公道的角色，吸引了一大批追隨者，包括後來成為一左派總統導師的弗蘭克‧馬歇爾‧戴維斯（Frank Marshall Davis）便是因此而加入共產黨的。美國學者保羅‧坎戈（Paul Kengor）博士指出，在這場案件中美國共產黨的目的不僅僅是吸引大批美國黑人，以及各種自由主義者、進步主義者和形形色色的「社會正義」鬥士加入共產黨，更重要的是藉此把美國醜化成一個不公正的、種族歧視的國家，宣稱類似這樣的案件遍地都是──只有共產主義和極左派的理想主義才能夠把美國從「邪惡」和人民被「壓迫」的「病態」系統中拯救出來。[17]

當代美國的每次大規模社會衝突、騷亂中，都少不了共產主義團體在其中煽風點火。1992年洛杉磯黑人羅德尼‧金（Rodney King）因酒駕被白人警察抓捕中遭到毆打的錄像在電視新聞中公布。案件判決後原本和平的抗議人群正要散去時，突然有人用金屬廣告牌砸向一輛過路的汽車，於是抗議迅速升級為一場大規模的燒砸搶騷亂。洛杉磯縣警長（Sherman Block）在被問到共產黨黨徒在騷亂中的參與時說：「毫無疑問，這幫人在其中燒、砸、搶。」騷亂數天中，校園和街上到處是美國革命共產黨（The 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 ）、進步勞動黨（Progressive Labor Party）、美國共產黨（CPUSA）等各種共產主義團體派發的傳單。其中一張寫道：「為金的判決復仇！……戰士們把槍口調轉過來！士兵和工人聯合起來！……」一位洛杉磯警察透露，「在判決宣布之前這些混蛋們就在發傳單了。」[18]

列寧早就指示共產黨徒：「騷亂—抗議—街頭戰鬥—獨立的革命隊伍，這是大眾起義的發展階段。」[19]

前文提到的前美共黨員派特森也披露共產黨徒如何專門受訓，按照列寧指示的方法在衝突中煽風點火，把抗議變成暴力騷亂，最後發展到街頭戰鬥；甚至在沒有衝突的情況下不惜故意製造衝突。[20]

今天西方社會煽動騷亂、暴力的形形色色的組織，可能自稱「團結一致」、「安提法」、「終結父權制」、「黑人的命也是命」、「拒絕法西斯主義」（「Indivisible」 「Anti-Fascist」 「Stop Patriarchy」 「Black Lives Matter」 「Refuse Fascism」）等等，儘管名稱不同，其實都是共產黨徒或者共產主義同路人。激進、暴力的組織「安提法」（Antifa）由各類共產主義變種組織或共產黨同路人組成，如無政府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和自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等；「拒絕法西斯主義」（Refuse Fascism）是美國革命共產黨主席創立，它實際上是個左派激進組織，組織了多次大規模抗議活動，目的是推翻2016年總統選舉結果。[21]

他們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在西方社會不斷挑動各種衝突鬥爭。要想理解他們的真實宗旨，只要看一看1956年國會報告披露的美國共產黨給其成員發出的指示就一目了然：「前線的組織必須持續羞辱、抹黑、貶低批評我們的人。如果反對者太麻煩，給他們貼上法西斯或者納粹或者反猶太標籤……不斷把反對者和臭名昭著的標籤聯繫起來。經過不斷的足夠重複，這種聯繫就成為大眾心目中的『事實』。」[22]#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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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mily Ekins and Joy Pullmann,  “Why So Many Millennials Are Socialists,”  The Federalist, February 15, 2016,  http://thefederalist.com/2016/02 ... ls-are-socialists/.

[2] Steven Erlanger,  “What’s a Socialist?”  New York Times, June 30, 2012, https://www.nytimes.com/2012/07/ ... s-a-socialist.html.

[3] [德]維爾納‧桑巴特著，王明璐譯： 《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 Harold Meyerson, “Why Are There Suddenly Millions of Socialists in America? ” The Guardian, February 19, 201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 ... ialists-in-america.

[5] Emily Ekins and Joy Pullmann, “Why So Many Millennials Are Socialists,”  The Federalist, February 15, 2016,  http://thefederalist.com/2016/02 ... ls-are-socialists/.

[6] [美]米爾頓‧弗里德曼/羅絲‧弗里德曼，張琦譯 ：《自由選擇》（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

[7] Matthew Vadum, “Soros Election-Rigging Scheme Collapse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roject’s death is a victory for conservatives,”  FrontPage Magazine, July 30, 2012, https://www.frontpagemag.com/fpm ... pses-matthew-vadum.

[8] Ariane de Vogue and Tal Kopan, “Deadlocked Supreme Court deals big blow to Obama immigration plan,”  CNN, June 23, 2016, https://www.cnn.com/2016/06/23/p ... -court/index.html/.

[9] Spencer S. Hsu, “Measure to let noncitizens vote actually failed,”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6,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l ... term=.cc8078ea7a5c.

[10] 羅秉祥：〈西方人本主義倫理與基督教思想〉，《輔仁宗教研究》，第十五期（2007 年夏），頁75-126。

[11] Brad Stetson, Joseph G. Conti, The Truth About Tolerance: Pluralism, Diversity and the Culture Wars (InterVarsity Press, 2005), 116.

[12] “ ‘Gender’  means sex, and includes a person’s gender identity and gender related appearance and behavior whether or not stereotypically associated with the person’s assigned sex at birth.”  California Penal Code 422.56(c).

[13] 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4] G. Edward Griffin, Communism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Hk_iJ8hWk&t=3s.

[15] Bilveer Singh, Quest for Political Power: Communist Subversion and Militancy in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International (Asia) Pte Ltd, 2015).

[16] G. Edward Griffin, Communism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CHk_iJ8hWk&t=3s.

[17] 同上。

[18] William F. Jasper, “Anarchy in Los Angeles: Who Fanned the Flames, and Why?”  The New American, June 15, 1992, https://www.thenewamerican.com/u ... the-flames-and-why. Chuck Diaz, “Stirring Up Trouble: Communist Involvement in America’s Riots,”  Speak up America, http://www.suanews.com/uncategor ... mmunist-party.html.

[19] V. I. Lenin, The Revolutionary Army and the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5/jul/10.htm.

[20] Leonard Patterson，“I Trained In Moscow For Black Revoluti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uXQjk4zhZs&t=1668s.

[21] “Refuse Fascism,”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fuse_Fascism.

[22] 1956 Report of the 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Volume 1, 347), quoted in John F. McManus , “The Story Behind the Unwarranted Attack on The John Birch Society,” The John Birch Society Bulletin (March 1992), https://www.jbs.org/jbs-news/com ... john-birch-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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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5/31/n10444576.htm

哈佛專家

2. 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特點

人類社會幾千年來，國家的政治體制主要是君主制。在君主制的漫長歲月裡，神給了君主在人間治理的權柄，「君權神授」，皇帝或國王成為溝通人與神之間的神聖角色。

現在世界許多國家都在實行民主制。民主實際上並不完全就是民眾做主，而是民眾選出一個人來替自己做主。比如大家選出了總統，這個過程是個民主的過程，但一旦選出來，總統就有權來替民眾做很多決定，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等。民主並不能保證好人當選，當社會道德普遍下滑的時候，被大多數人推選上去的人很可能是善於吹噓、煽動、鑽營的人，是壞人，而不是好人，這對社會只會造成更大的傷害。如果民主制不以神規定的道德為約束，民主的弊端就會出現，走向被煽動和操縱的暴民政治，使社會走向分裂和動盪。

我們在這裡並不想具體分析哪種政體更好或更壞，而是想指出道德問題才是社會穩定的基石，而民主和法治不過是一種社會運作的方式。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受共產主義指導的中共政權實行的是一種邪教的「政教合一」政體。它以邪教意識形態統一人的思想、敗壞人的道德，以黑幫的方式來控制社會，最終的目的是毀滅人。

常有人將中共極權比作君主專制，這種觀點似是而非。二者根本性的區別是，中國傳統的君主並不定義道德，反而要受到神（或曰上天）規定的道德的約束；而中共壟斷了對道德的解釋權，因此無論做了多少壞事，中共仍然可以宣稱自己「偉大、光榮、正確」。

道德是神定的，而不是人定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來自於神的誡命，而不來自於某個政黨的政策。因此當一個政黨壟斷道德的解釋權，其必然的結果就是──「政教合一」。而共產黨具有典型的邪教特徵：

• 共產黨把馬克思奉為精神「上帝」，把馬克思主義當成「宇宙真理」，以所謂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來誘惑黨徒為之奮鬥終身。其宗教特徵包括：編造教義，消滅異己；崇拜教主，唯我獨尊；暴力洗腦，精神控制，組織嚴密，能進不能出；鼓吹暴力，崇尚血腥，鼓勵為教犧牲等。

• 共產國家的領導人有著個人崇拜的傳統，從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等都是如此。他們是各國共產邪教的「教主」，擁有不容置疑的道德解釋權。無論他們是殺人，還是撒謊，都仍然是對的，因為他們可以解釋說其出發點是為了一個崇高的目的，抑或高深莫測地說「是在下很大一盤棋」。在這樣的國度裡生活的國民，被迫放棄自己的道德判斷，被迫跟著黨說謊、作惡，心靈、精神上飽受摧殘。

• 傳統正教教人向善；共產邪教則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仇恨的基礎上的。雖然共產黨也談到「愛」，但這個「愛」也是建立在「恨」的基礎上的。譬如無產者之所以有階級友愛，那是因為他們面對著共同的敵人──資本家；在中國，表現愛國的方式是「恨美國」、「恨法國」、「恨日本」、「恨韓國」、「恨台灣」、恨海外那些一心為國但卻批評共產邪黨的人。
2）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宗教特徵

自由主義（liberalism）和進步主義（progressivism）目前成為了西方「政治正確」的標準，其實已經被推上了「宗教」的位置。

在不同歷史時期，西方左派使用不同的標籤，有時稱自己為自由主義，有時稱自己為進步主義。兩者理念的核心並無明顯差別。

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有終極的理想，與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類似，即鼓吹所謂人類的「自由」與「進步」，並把它當成一種意識形態神聖化，任何與之不同的理念都會被其批判或打擊。

它的道德基礎也與共產主義類似，是無神論、進化論、科學主義。它用人的自我與理性取代對神的信仰，把人自己當成了神。

它打擊的目標也與共產主義類似，把社會問題歸咎於現行制度也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正或缺陷，要顛覆或改造現有的制度。

它的手段與共產主義相類似；他們認為自己的目的如此「崇高」，以至於使用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因此暴力和謊言成為他們常用的手段，在不同情況下「靈活」運用。

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準宗教特點，與其發端的歷史背景不可分割。

18世紀以來科學的進步，極大地加強了人的自信，形成了一種「進步觀」。進步思想的先驅法國哲學家孔多塞在其代表作《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中稱，理性將人類引向幸福和道德（善）之路。進步思想越到後來越狂妄，開始把人的理性推上了神壇。

進步主義思想讓人把理性、良心和造物主分割，進而認為人並不需要通過造物主的拯救，可憑藉自己的理性和良知掃除一切貪婪、恐懼、嫉妒等等惡念，認為人終究可在人間建立天國，對神可以不屑一顧。19世紀法國政治家、藝術評論家卡斯特格拉理（Jules Castagnary）說的一段話典型地表現了進步主義的狂妄心態： 「在我被逐出的那個神的園子旁邊，我要建立一個新的伊甸園。……我要讓『進步』站立在它的入口，讓他手執燃燒的長劍，對上帝說：『不准你進來。』於是人開始建立人類的社會。」[10]

人一旦有了這樣的念頭，就會激發出要掌控人類命運、操縱人類未來的幻想──也就是說，人要扮演上帝──要締造一個沒有上帝的烏托邦、一個「人間天堂」，實質上與共產主義思路一脈相承。正是這份企圖「替天行道」的愚迷狂熱，註定要在人間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血雨腥風。
3）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變種
（1）當代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反叛

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從個人的自然權利出發，要求立憲限制王權和政府權力，目的在於保障個人自由。因為個人權利是天賦的，政府則是公民立約所建，其職責僅限於保護公民。政教分離的目的在於讓政府無權干涉公民的思想和信仰。

當代自由主義實際上是共產主義藉「自由」的名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滲透和反叛，一方面強調極端的個人主義──極度放縱人的慾望，不守任何道德和規矩；另一方面強調結果的平等而不是機會的平等。舉例來說，就財富的再分配而言，他們的重點是接受者的需要而不是納稅人的權利；涉及糾正歧視政策時，他們站在歷史上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的立場，而無視這些政策造成的目前受害者；在法律方面，他們以避免懲罰無辜者為由，而無視對罪犯懲罰的必要；在教育中他們以支持低學術能力、弱勢家庭為由，而不顧資質出眾的學生的發展；在管制淫穢出版物方面他們以自由表達為藉口取消對道德墮落出版物的限制；在政教分離上他們強調的是不信仰的自由而不是信仰的自由；在福利立法方面他們關注的焦點是人們需要什麼而不是應該得到什麼，如此等等。

當代自由主義的重點實際上已經悄悄從「自由」演化為「平等」，但卻不願改稱「平等主義」，因為這樣馬上就會被人識別出其共產主義實質。

古典自由主義的寬容本是一種美德，但共產邪靈利用當代自由主義，把寬容作為實現其變異道德的手段。從古典自由主義先驅洛克在《論宗教寬容》中對宗教寬容和政教分離概念的論述可以看出，寬容的主體主要是指掌握強制政權的政府寬容對待個人信仰。對於每個人所信仰的通往天國的真理之路，其正確與謬誤的裁決權在於神。人的靈魂屬於自己掌管，政府不能用強制手段去逼迫人信仰或不信仰什麽。

當代自由主義忘卻了寬容的真正目的，把寬容等同於不做價值評判，由此發展出所謂「價值中立」的政治概念，也就是對所有價值不做評判，一視同仁。價值中立其實就是沒有價值，把壞與好、罪惡與美德混為一談。這實際上就是對普世價值的否定和顛覆。它用美麗的詞語給魔鬼開了一扇門，打著「自由」的旗號把反道德和反傳統的行為合理化。同性戀的標誌彩虹旗就是這種所謂「價值中立」的寫照。如果正義的力量和聲音介入，當代自由主義就用危害個人自由、平等、歧視弱勢群體等等藉口進行反擊。

當代自由主義荒謬到連性別都混淆不清。2003年，加州通過了AB196法案：任何一個商業雇主或非盈利機構拒絕僱用變性人或者異性裝扮者可以被罰款，最高為15萬美元。[11]州參議院不但通過，而且將性別定義為「自我性別認定、表現或者行為」，「不管其表現和行為是不是和該人在出生時的性別相一致。」[12]
（2）進步主義的核心是變異道德

當代進步主義思想是達爾文進化論在社會領域的直接運用，其後果是以「進步」的名義造成傳統道德不斷偏移並發生變異。

人類在傳統價值觀的指導下，運用自己的理智，通過努力改善自身的境遇，同時使社會越來越富裕文明，這本來無可厚非。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曾經出現過「進步時代」，政府的某些改革舉措糾正了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弊端，具有正面的意義。

共產主義入侵美國之後，綁架了「進步」一詞，也綁架了「進步主義」這個概念，強行向裡面注入了共產主義的邪惡內涵。它催生了「大蕭條」之後的「新政」，經過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反文化運動、女權運動、環保運動等等，直到今天，讓美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當代進步主義的本質是不認同神留下的傳統社會秩序和價值觀。傳統的道德觀中，善惡、是非的衡量標準來自於神。在進步革命中，不信神的人視傳統道德為進步的障礙，而要重新評價所有的價值觀。他們否認絕對的道德，而是以社會、文化、歷史的現狀來建立其道德體系，也就是一切道德都變成了相對概念。道德相對主義在西方社會中隨著進步革命而影響到政治、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

馬克思主義是道德相對主義的典型，認為符合了無產階級利益（實質是統治階級）的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道德不是用來約束「無產階級」的，而是成為了「無產階級專政」打擊敵人的武器。

由於兩者存在某些相似性，共產主義綁架進步主義似乎「順理成章」，沒有引起人們的警覺。時至今日，共產主義在西方仍然打著進步主義的旗號，大搖大擺地繼續行騙。
（3）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社會主義導向

綜上所述，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是對美國憲法和立國之本及美國傳統價值觀的背離。其本質是要改變（實質是摧毀）一切傳統的信仰、道德價值以及現存的西方社會制度。進步革命在西方的目標與後果，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從內部來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

《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列出了消滅資本主義的十大舉措。我們看到，在「進步主義」的旗幟下，這些舉措在美國都已經一定程度地實現了。不妨列舉如下：

• 剝奪地產，把地租用於國家支出

• 徵收高額累進稅

• 廢除繼承權（作者按：美國1916年開徵遺產稅）

• 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裡（按：1913年成立了美國聯邦儲備體系，也就是中央銀行）

• 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裡（按：美國有各種監管機構，有國有郵局和國營的鐵路）

•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成立產業軍（按：1935年美國成立了社會保障局，還有勞工部；平權法案要求婦女可以從事與男人一樣的工作，包括當兵）

• 對所有兒童實行公共的和免費的教育

人追求美好和進步並不為過，但當那些主義變成一種政治思潮，取代、排斥傳統道德與信仰的時候，就成了共產邪靈在背後操縱人、引領人走向墮落和滅亡之深淵的工具。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2)：政治篇(上)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28 3:21 AM 人氣 15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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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5月31日訊】第八章 政治篇：魔鬼在禍亂我們的國家（上）

目  錄

引言
1. 共產主義政治是毀滅人類的快捷方式
1）共產主義國家通過政權進行大規模殺戮與清洗
2）社會主義理念在歐美盛行
3）控制政黨、議會、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4）左派政黨掌權後推行社會主義及變異政策
2. 邪教的政教合一是共產主義政治的特點
1）中共的邪教政教合一
2）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宗教特徵
3）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變種
（1）當代自由主義對古典自由主義的反叛
（2）進步主義的核心是變異道德
（3）自由主義與進步主義的社會主義導向
3. 煽動仇恨、挑起鬥爭是共產主義政治的必然選擇

*****
引言

今天的世界，政治的概念已經幾乎無所不包。一個政策、一條法令、一個政治事件、一宗政治醜聞，都可以攪動社會輿論；一場最高領導人的大選，就可能吸引全球的注意力。大多數人只知道共產黨國家實行的是共產政治，甚至認為共產黨國家已經在拋棄共產主義。殊不知，共產主義背後的幽靈可以用不同的形式現於世間。無論是共產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乃至當代自由主義、進步主義，都是共產幽靈在人間的不同表現形式。仔細考察，這已經是一個共產邪靈統治的世界。

表面上看，自由世界對共產主義之害認識得很清楚，然而，在《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多年後的今天，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各國政府卻普遍採用了馬克思的主張，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令人觸目驚心。

作為自由世界抵抗共產主義的燈塔、把共產主義視為邪惡的美國，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第一次出現了公開表態為社會主義者的總統候選人，並距問鼎總統寶座僅半步之遙；而在被調查的年輕人中，竟然將近半數人對社會主義有好感。[1]在歐洲，社會主義早已大行其道。歐洲的一位政治人物說：「現在，社會主義結合了民主、法治以及福利國家制度，而且我覺得，歐洲的絕大部分民眾都支持這些東西──如果英國的托利黨人膽敢觸動英國的全民醫療保健制度，肯定會落得斬首的下場。」[2]

在共產國家，邪靈直接掌控國家政權，利用政府機器，暴力殺戮人民、強力摧毀傳統文化、敗壞世人道德、迫害正教修煉者，以最後達到其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

東歐共產主義政權雖然解體，但共產主義思想並未肅清。在幾十年冷戰對抗、間諜破壞、共產主義思想意識滲透之後，共產邪靈實質上猖獗於整個歐洲。

在西方，共產邪靈想直接掌控國家政權的企圖雖然沒能得逞，但是它想方設法用各種手段掌控國家政權，積極推動改頭換面的社會主義政策，變異法律，鼓動暴力，變異道德，搞亂社會，以最終魔變西方世界，達成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基於美國在自由社會的重要性，本章在展開論述中將以美國為重點。
1. 共產主義政治是毀滅人類的快捷方式

「共產主義政治」並不限於共產黨國家的政治。本書一再強調，共產主義是一個魔鬼，它擁有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利用具有壞思想的壞人和無知而輕信的人，做它在人間的代理人，推進它的目標。因此，在西方自由國家，共產邪靈操縱控制下的政治，也可以視為「共產主義政治」的另類形式。
1）共產主義國家通過政權進行大規模殺戮與清洗

如前所述，共產主義在東方多國直接篡奪了政權。有了政權，它就可以更肆無忌憚地為所欲為。在那裡，邪靈的一切政治都是為了維護其政權，同時擴大其影響力，無論是對民眾的殺害、共黨內部的爭鬥和清洗，對外部世界的欺騙、滲透，都是如此。因為政權在手，它可以動用一切國家機器，包括軍隊、警察、司法、監獄，乃至教育機構、媒體等，舉傾國之力殺戮迫害本國人民，敗壞人的道德。

蘇聯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營、蘇共黨內鬥爭的政治大清洗、中共內部的所謂「十次政治路線內鬥」、歷次政治運動中對中國人的屠殺，特別是中共黨魁江澤民動用舉國至少四分之一的財力迫害法輪功修煉者等等，這一切都是在共產極權控制下所為，也都圍繞著維持其暴力政權的統治而達到其毀人的目的。

共產黨人深知，政權問題實是共產主義政治的核心問題。共產主義鼻祖馬克思、恩格斯總結巴黎公社教訓時就強調要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列寧亦深諳此道，第一個用暴力建立了蘇維埃共產極權。斯大林、毛澤東等也都利用一切政治手段、伎倆、陰謀、陽謀、槍桿子、筆桿子、殺戮、欺騙等，無所不用其極地篡奪、維護暴力政權。有了對政權的掌控，或殺戮或變異都可以得心應手地進行。
2）社會主義理念在歐美盛行

在歐洲，社會主義思潮和政策大行其道已是不爭的事實。美國是個特殊的國家，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共產主義運動於歐洲非常狂熱的時候，其在美國的發展仍然很有限。德國學者桑巴特（Werner Sombart）1906年曾特別寫下《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一文探討其原因。[3]這一切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2016年，美國某主要左翼政黨總統參選人在其競選中就公開大談社會主義理念。在共產黨語彙中，「社會主義」不過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本來在自由國家，共產主義如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多數美國人對其避之唯恐不及。這位競選人自己也坦承：「我知道有許多人，一聽到『社會主義』這個詞，就非常、非常緊張」，但他卻不避諱引入社會主義理念。出人意料的是，此人在競選中成為一主要政黨的兩名領先候選人之一。

2016年競選後期的民調中顯示，在其中一個主要的左派政黨中，56%的人稱自己對社會主義持正面評價。[4]這種傾向社會主義的趨勢早在2011年皮尤（Pew）的調查中就有顯示，30歲以下的美國民眾中有49%積極看待社會主義，而對資本主義評價積極的人只有47%。[5]這跟整個社會意識形態的左移、左派對社會主義的鼓吹以及年輕一代對共產主義不了解有密切關係。

其實，目前西方人對社會主義的幻想與100年前很多天真的年輕人（包括中國、蘇聯和西方）對共產黨的幻想極其相似。年輕一代對自己民族的歷史、文化和傳統缺乏深入了解，對表面上看似溫和的社會主義沒有抵抗能力，歷史上人們對共產主義在輕信中受騙的一幕又在重演。

馬克思提出的「按需分配」的核心思想對年輕人具有相當的欺騙性，他們幻想可以過北歐國家那樣的高福利社會主義生活。其實，這些國家的「高福利」制度已經造成了種種社會問題。然而一旦有人要對福利制度本身做根本性改動，習慣享有高福利的民眾一定會群起抵制，使其落選。這時候能夠勝出的是那些主張繼續擴大稅收、擴大政府干預、用寅支卯糧的辦法解決眼前困境的政治人物。正如經濟學家米爾頓‧弗里德曼指出的：「一個社會把平等──即所謂結果平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結果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這樣，往往目標是崇高的，結果卻是令人失望的。」[6]

通過高福利社會主義，使得政府不斷擴張，讓人用選票「主動地」從自由走向奴役，正是共產邪靈的一步棋。一旦全世界國家都變成社會主義國家，現在的「北歐模式」從民主走向極權也不過一步之遙。因為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一旦社會主義階段完成，政治頭領們馬上就會推動向共產主義過渡，私有財產、民主競選機制馬上就會被廢除，國家就會迅速走向極權，高福利制度將被箝制人民思想與喉嚨的枷鎖取代。
3）控制政黨、議會、政府、最高法院是左派的最大政治

在西方國家，有通行既久的民主制度，如美國的三權分立的制度，要想像在東方國家那樣直接掌控政權，並非易事，所以它們勢必要採用各種政治手段，迂迴地、間接地讓西方國家政府變成邪靈掌控的機器，以售其奸。

美國是以兩黨為主的多黨制，共產主義要想進入美國政治主流，必然試圖控制兩大黨中的一黨甚至兩黨。控制政黨之後，下一步就是控制越來越多的議會席位，讓自己的候選人占據政府或者法院裡的關鍵職位。從美國被共產邪靈滲透的情況，人們可以看到事情的嚴重性。

在美國，左派黨一直挑動低收入群體與高收入群體的對立以爭取選票，也同時著手爭取越來越多的移民，及所謂「弱勢群體」如同性戀（LGBT）、婦女、少數族裔等讓他們成為左派黨穩固的票倉。為了贏得這些選票，他們鼓吹共產主義理念，拋棄做人的底線，放棄神為人定下的道德規範，極盡討好之能事，甚至包庇犯罪的非法移民，好讓他們為左派黨站台、投票。

一位一向支持左派主要政黨的億萬富翁斥巨資贊助左派候選人競選美國總統及重要公職，想辦法把更多左派黨人士送入華盛頓掌控國家機構及權力。由於各州州務卿負責選舉相關事務，在選舉發生爭議時，州務卿的決定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往往可以「四兩撥千斤」，造成「一錘定音」的效果，因此該人大力支持各州州務卿的競選。[7]

有非法移民在美國犯罪後，還有某些左派官員為他們開脫，庇護城市也讓他們難以被制裁。前任左派總統當政時，曾試圖讓500萬非法移民身分合法化，最後其提案被最高法院擱置而未得逞。[8]

左派政黨力爭讓非法移民也可以投票，其動機未必是為了非法移民或社會大眾的利益，而是為該黨爭取更多的票源。美國東部一城市於2017年9月12日就非公民參與地區選舉投票的議案進行投票，投票結果為4比3，雖然沒有達到通過需要的6票，但是，這個議案對美國未來走向帶來的潛在效應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注。議案指出，不僅公民能參加地區投票，綠卡持有者、學生簽證者、工作簽證者甚至無證居民都可以參加投票。[9]

為了拉選票、控制政權，左派黨在共產邪靈的控制下，不擇手段，令人對美國的未來充滿憂心。
4）左派政黨掌權後推行社會主義及變異政策

學者研究發現，前任左派政府被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嚴重滲透，支持前任總統的團體中有很多都和社會主義組織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前任左派總統是新馬克思主義者索爾‧阿林斯基的弟子。他上台後，任用毛派智囊，大搞全民健保，甚至不加入還要罰款，同時頒布法令讓大麻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變性人可以參軍等等。在左派掌控的加州州議會，有的左派議員試圖取消共產主義者不能參政的禁令，後來在越南裔的強烈反對下撤回。

該屆政府制訂的某些政策甚至敗壞人倫。2016年時任總統簽署的「跨性別廁所令」，就是允許「跨性別者」按照自我認同，隨意進入相應性別的廁所。即使一個人的性徵是男的，但只要他自稱認為自己是女人，就可以進入女廁所。而且，這個「跨性別廁所令」推行到全國所有的公立學校，拒絕的州將被停止許多聯邦撥款。

哈佛專家

3）以控制人口的名義強制墮胎

在西方女權主義成功贏得墮胎合法化不久，共產中國的婦女開始承受「計劃生育」政策帶來的強制墮胎「義務」。這一方面是強迫直接殺人，另一方面衍生出大量社會問題。

中共遵循馬克思的唯物論，認為生孩子和煉鋼、產糧一樣都屬於物質生產，那麼計劃經濟自然也可以擴展到計劃生育。毛澤東認為：「人類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計劃地增長，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停頓一下。」[35]

中共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一胎化」政策以極端強制的措施來保障執行。「一人超生，全村結紮！」「一胎生，二胎紮，三胎四胎刮！刮！刮！一胎環，二胎紮，三胎四胎殺殺殺！」「寧可血流成河，不準超生一個。」「寧添十座墳，不添一個人！」這樣殘忍的口號在中國到處可見。高額罰款、抄家、扒房、暴力毆打、非法拘禁等等是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常用手段。一些地方甚至出現計生官員將嬰兒丟進水田活活淹死，即將臨產的婦女被強迫墮胎也屢見不鮮。

據《中國衛生年鑒》的不完全統計，從1971年至2012年，中國人工流產總數至少有2.7億人次，即2.7億胎兒被中共殺死。

「一胎化」政策最嚴重的後果之一就是大量女嬰被遺棄或殺害，導致中國30歲以下的人口之性別比例嚴重失調。據估計，到2020年中國將出現近4千萬男性單身，他們將在婚育年齡時無女可娶。這將引發如性犯罪、買賣婚姻、拐賣婦女、賣淫嫖娼等各類嚴重的潛在問題。
7. 共產主義破壞家庭的後果

馬克思等共產主義者振振有辭地鼓吹摧毀家庭的邏輯，是建立在片面放大當時社會上存在的通姦、賣淫、私生子等等醜惡行為（儘管這也是他自己樂在其中的行為）的基礎上。在維多利亞時代，伴隨著道德滑坡逐漸出現的背叛婚姻的行為，實際上已經背離了神的教誨，踐踏了婚姻的神聖性。共產主義者因此導出女人應該違背婚姻的神聖誓約，追求自己的所謂「個人幸福」，這又是在歧途上走得更遠，如飲鴆止渴。共產主義邪靈給出的「藥方」不過是把人類道德普遍拉下地獄，使本來是人人譴責、見不得人的行為變成司空見慣的常態，達到人人「平等」，一同墜向覆滅的深淵。

共產邪靈引誘人類相信罪惡不在人的墮落，而在社會；讓人從反叛傳統中尋找出路，離神更遠。邪靈鼓吹的女權、同性戀、性解放等等，用的是「自由」、「解放」等美麗辭藻，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女性的尊嚴被貶損，男性的責任被丟棄，家庭的神聖被踐踏，兩性的道德被變異，孩子的未來被摧毀，最後獰笑的卻是魔鬼。#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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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rdan Peterson Debate on the Gender Pay Gap, Campus Protests and Postmodernism,」 Channel 4 News, January 16,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McjxSThD54&t=781s.

[2] C. P. Benbow and J. C. Stanley,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Ability: Fact or Artifact?” Science, 210 (1980):1262–1264.

[3] Benbow, C., 「Sex Differences in Ability in Intellectually Talented Preadolescents: Their Nature, Effects, and Possible Caus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11(2) (1988): 169-183.

[4] Camilla Persson Benbow et. al., “Sex Differences in Mathematical Reasoning Ability at Age 13: Their Status 20 Years Later,”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6) (2000): 474-480.

[5] Friedrich Hayek,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6] Susan Edelman, 「Woman to become NY firefighter despite failing crucial fitness test,」 New York Post, May 3, 2015, https://nypost.com/2015/05/03/wo ... cial-fitness-test/.

[7] Una Butorac, 「These Female Firefighters Don』t Want a Gender Quota System,” The Special Broadcasting Service, May 24, 2017, https://www.sbs.com.au/news/the- ... ender-quota-system.

[8] Commonwealth v. PA Interscholastic Athletic Association (1975).

[9] Christina Hoff Sommers, The War Against Boys: How Misguided Feminism Is Harming Our Young Me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10] Simon Osbone, 「Angry Parents Blame New NHS Guidelines for Rise in Children Seeking Sex Changes,」 The Daily and Sunday Express, October 30, 2017, https://www.express.co.uk/news/u ... stock-clinic-camhs.

[11] 「The Declaration of Feminism,」 November 1971.

[12] Vivian Gornick, as quoted in The Daily Illini (April 25, 1981).

[13] Robin Morgan, Sisterhood Is Powerful: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from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New York: Vintage, 1970), 537.

[14] Sylvia Ann Hewlett, A Lesser Life: The Myth of Women’s Liberation in America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1986).

[15] Darlena Cunha, 「The Divorce Gap,」 The Atlantic,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 ... ivorce-gap/480333/.

[16] Hilary White, 「The Mother of the Homosexual Movement – Evelyn Hooker PhD,」 The Life Site News, July 16, 2007,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 ... -evelyn-hooker-phd.

[17] Robert L. Kinney, III, 「Homosexuality and Scientific Evidence: On Suspect Anecdotes, Antiquated Data, and Broad Generalizations,」 Linacre Quarterly 82(4) (2015): 364–390.

[18] 同上。

[19] Cameron, P., Playfair, W. L., & Wellum, S., 「The Longevity of Homosexuals: Before and after the AIDS Epidemic,」 Omega 29 (1994): 249-272.

[20] Cameron, P., Cameron, K., Playfair, W.L., 「Does Homosexual Activity Shorten Life?」 Psychological Reports 83(3 Pt 1) (1998): 847-66.

[21] David W Purcell, Christopher H Johnson, Amy Lansky, Joseph Prejean,Renee Stein, Paul Denning, Zaneta Gau, Hillard Weinstock, John Su, and Nicole Crepaz, 「Estimating the Population Size of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Obtain HIV and Syphilis Rates,」 The Open AIDS Journal 6 (2012): 98–107.

[22] Hogg RS, Strathdee SA, Craib KJP, O』Shaughnessy MV, Montaner JSG, Schechter MT., 「Modelling the Impact of HIV Disease on Mortality in Gay M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26(3) (1997): 657–61.

[23] Joseph Nicolosi,「Who Were the APA 『Task Force』 Members?」  https://www.josephnicolosi.com/c ... -task-force-members

[24] Matthew Hoffman, 「Former President of APA Says Organization Controlled by 『Gay Rights』 Movement,」 The Life Site News, June 4, 2012, https://www.lifesitenews.com/new ... ay-rights-movement.

[25]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26] 「Programme of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ICPD) in Cairo, Egypt (5–13 September 1994).

[27] The Vice Chairman’s Staff of the Joint Economic Committee at the Request of Senator Mike Lee, 「Love, Marriage, and the Baby Carriage: The Rise in Unwed Childbearing,」 https://www.lee.senate.gov/publi ... -baby-carriage.pdf.

[28] 同上。

[29]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 ... d-what-do-about-it.

[30] Phyllis Schlafly, Who Killed The American Family? (Nashville, TN: WND Books, 2014).

[31] Ron Haskins, 「Three Simple Rules Poor Teens Should Follow to Join the Middle Class,」 Brookings, March 13, 2013, https://www.brookings.edu/opinio ... -the-middle-class/.

[32] Robert Rector, 「How Welfare Undermines Marriag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November 17, 2014), https://www.heritage.org/welfare ... d-what-do-about-it.

[33] Mark Regnerus, 〈上床如此容易 婚姻怎不衰落〉，華爾街日報中文版（October 31, 2017）。

[34] 葉舟：〈葉以群的最後十年〉，《文匯月刊》，1989年第12期。

[35] 逄先知、金冲及：《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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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5/30/n10440961.htm

哈佛專家

6. 中共如何摧毀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義破壞家庭結構和穩定

毛時代的口號「婦女能頂半邊天」，如今已經輾轉進入西方，成為女權主義的一個時髦口號：Women hold up half the sky。中共極權之下所鼓吹的「男女都一樣」和西方女權主義所追求的男女平等的實質都是結果均等。在手段上二者有相似之處，在西方，「政治正確」的攻擊性武器是「性別歧視」；在中國最有殺傷力的帽子叫「大男子主義」（來自「男性沙文主義」）。另一方面東西方的手段也有其各自特點：

西方女權主義的「男女平等」，要求通過配額補償、經濟補償、降低標準等等措施達到結果平等；中共鼓吹的「婦女能頂半邊天」，所要求的是男人能幹的，女人也要能幹，不能降低標準，甚至女人去幹自己難以勝任的工作被吹捧為「女英雄」、「三八紅旗手」。上世紀60、70年代的宣傳畫中，女性多為渾圓健壯有力的形象，毛澤東鼓吹「不愛紅妝愛武裝」。女人開礦採石、伐木煉鋼、衝鋒陷陣，無所不能。1966年10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姑娘也能學會殺豬》，宣揚一位18歲的屠宰場女徒工，通過學習毛思想而大膽殺豬，因此名噪一時：「不敢殺豬，哪敢殺敵人……」

儘管中國的女人「能頂半邊天」，但也有被西方女權主義詬病之處： 例如中共政治局常委從來沒有女性成員。究其根本原因，是中共害怕女性政治權利要求最終會發展為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權利訴求，尤其是選舉權的訴求，從而威脅其極權統治。出於類似的擔心，中共政府也不公開鼓吹同性戀權利等等；但另一方面同性戀確實是魔鬼毀人的趁手工具，因而中共對同性戀採取「不支持、不反對」的態度。同時利用管控媒體和大眾文化等方式，默認慫恿同性戀人群發展擴大：2001年中共官方的中華精神科學會診斷手冊不再把同性戀列為精神疾病；「同性戀」一詞在媒體中悄悄被替換為共產社會中更正面的詞語：「同志」；2009年，中共默認中國大陸地區舉辦第一個同性戀「自豪活動」：上海驕傲週。

魔鬼雖然在東西方採用了不同手段，但目的都是摧毀傳統家庭中女性賢妻良母的角色，強制女性丟掉溫婉柔順的特點，使家庭失去傳統剛柔相濟的和諧，廢除傳統家庭教育子女的功能。
2）以政治鬥爭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中國人的傳統價值是建立在家庭倫理之上的。魔鬼深知，破壞傳統價值最有效的方式是從破壞人倫開始。在中共發起的歷次政治鬥爭中，兄弟姐妹、夫妻、父子之間的互相揭發批鬥都成為常態。人人爭搶積極的政治表現，否則就有立場不清的嫌疑。越是對最親近的人大打出手，越說明「立場堅定」。

1966年12月，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被拉到北京鋼鐵學院批鬥。當天，胡喬木的女兒上台發言批鬥父親，喊出了「砸爛胡喬木的狗頭！」。雖然胡女並沒有真的砸爛父親的「狗頭」，但有一個中學生卻真的砸爛了自己父親的頭。當時東四一帶有一家是「資本家」，「紅衛兵」把老夫婦打到半死，又強迫兒子去打，上中學的兒子用啞鈴砸碎了父親的頭，自己也瘋了（據《我家：我的哥哥遇羅克》）。

另一方面，一旦被黨定為階級敵人的人，為了不牽連家人，往往還主動和家人「斷絕關係」。甚至連不堪迫害、甘冒「自絕於人民」罪名而自殺的人，也要想盡辦法撇清家人和自己的關係，以免他們受到牽連。比如文革中文藝理論家葉以群自殺時，給家人的遺書裡寫道：「以後，唯一要求你們的，就是堅決聽黨的話，堅決站在黨的立場上，逐步認清我的罪惡，激起對我的仇恨，堅定不移地與我劃清界限！」[34]

中共當代發動的最大政治迫害──對法輪功信仰群體近二十年的迫害中，脅迫家人對法輪功信仰者進行迫害是其重要手段。為了讓堅持「真、善、忍」信仰的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信仰，中共的一個手段是對其家庭成員採取行政、經濟處罰或政治恫嚇，脅迫或誘騙他們對自己的親人哭勸、跪求甚至暴打，把中共的迫害轉嫁為親情矛盾：「都是因為你不妥協造成家人被牽連」；甚至直接要求他們「勸說」親人：「你不放棄信仰，我只能離婚或者斷絕父子（母子）關係（以避免被中共處罰）」，如此等等，在這場迫害中直接、間接造成成千上萬的家庭破碎。

哈佛專家

3）鼓吹同性戀，變異家庭定義

同性戀權利運動從其發端就和共產主義的大力推動分不開。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同性戀為人的「自由」選擇。共產主義聲稱要把人類從傳統道德觀念的「束縛」中「解放」。因此在共產主義理論中，性解放包括同性戀「權利」，都屬於人類應該獲得的自由。在「性愛自由」運動中，一大批共產主義者或其同路人也同時鼓吹同性戀「權利」。

19世紀90年代幾位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軍人物發起了世界上首次有聲勢的同性戀權利運動。以性學研究者賀西菲爾德（Magnus Hirschfeld）為代表的社會民主黨成員們從理論上論述同性戀行為是「自然的」、「道德的」。1897年賀西菲爾德創立了科學人權委員會（Wissenschaftlich-humanitäres Komitee, WhK），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同性戀（LGBT）權利組織。他們1897年發起了一場為同性戀行為辯護的運動。1895年英國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因和別的男人發生性關係而被指控。德國社會民主黨是當時唯一支持王爾德同性戀「權利」、為其辯護的團體。社會民主黨領袖愛多德‧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主張廢除禁止男人之間發生同性性行為的法律。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本章第四節所述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後的「性解放」。這場運動中，禁止男人之間發生同性性關係的法律被廢除，蘇俄當時被鼓吹同性戀運動者認為是世界上同性性關係方面「最開明」的國家。

世界上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的憲法，是在南非國大黨（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當權之後通過的。國大黨為社會黨國際（原第二國際分支）成員，屬於社會主義政黨。支持「同性戀」權利是其一貫政策。

當代美國同性戀運動中第一個同性戀權利組織，是德國移民葛伯（Henry Gerber）受賀西菲爾德創立的科學人權委員會啟發，而於1924年在芝加哥創建的人權學會（Society for Human Rights）。但該組織成立幾個月後就因警察逮捕其成員而解散。1950年，美國第一個有影響力的同性戀權利組織麥塔辛協會（Mattachine Society）成立。該組織由美國共產黨員哈利‧海依（Harry Hay）發起，成立於海依在洛杉磯的家中。該組織隨後擴展到其它地區，並出版刊物。

1957年，動物學家胡克（Everlyn Hooker）發表研究報告，通過心理測試，提出同性戀者心理狀態和普通人無差別。這項研究結果後來成為證明同性戀行為「正常」的最主要的「科學依據」。一位麥塔辛協會成員與胡克密切交往，並說服她通過研究支持同性戀，促成了這項研究。研究對象並非隨機選取，而是都來自麥塔辛協會成員。這一點成為其研究遭批評的原因之一。[16]

20世紀60年代，隨著性解放和嬉皮士運動對人們傳統觀念的衝擊，同性戀權利運動逐漸公開化。1971年，女權組織「全國婦女組織」（NOW）成為第一個支持同性戀（LGBT）權利的大組織。

1974年，美國精神病學會以胡克的研究報告為最主要的支持論據，決定不再把同性戀視作心理疾病。學會為此表決時，有39%的人反對此舉。換言之，這項決議本身遠非如一般人認為的出自科學界的一致認同。

胡克及其後續研究者選用了所謂的「適應性」（adjustment）測試結果，作為衡量同性戀者心理狀態的標準──通俗地說，如果一個人能夠適應社會，能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正常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心理障礙，就判定其心理正常。羅伯特‧金尼（Robert L. Kinney, III）博士2015年在醫學期刊Lincore上刊文指出，胡克選定的這個「適應性」標準的問題在於，有很多種心理疾病患者，如果用「適應性」（adjustment）測試作為衡量標準，會誤判他們屬於心理「正常」。比如，有一種心理異常的疾病（xenomelia），患者有強烈的願望希望截除自己的某個健康肢體（比如一條腿）。如同某些同性戀者認為自己長了錯誤的性器官，這種xenomelia患者也強烈相信某個肢體不屬於自己。這種病人完全能夠適應社會，保持自尊和良好的人際關係，在正常社會生活中沒有任何心理障礙。他們甚至一旦實施肢體截除手術後，就能從中獲得快感，並認為「生活質量得到改善」。[17]

金尼還列舉了其它心理疾病，比如有種心理異常患者喜歡吃塑料，並從中得到滿足感；另一些患者有傷害自己身體的強烈慾望（但不是自殺）等等。這些患者都具有良好的社會「適應性」，多數人甚至有大學以上學歷，然而這卻屬於心理學界公認的心理異常。金尼更指出，事實上選定「適應性」標準來判斷心理異常，是邏輯上的循環論證。[18]

許多研究證實同性戀人群中罹患艾滋病、自殺、吸毒的比率都顯著的比一般人群高，[19]即使在同性「婚姻」早已合法化的國家（如丹麥）也是如此。[20]男同性戀人群艾滋病和梅毒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群的38~109倍。[21]在上世紀90年代艾滋病治療出現突破進展之前，同性戀人群平均壽命甚至比總人口平均壽命低8~20年。[22]這些事實也說明同性戀並不像人們鼓吹的那麼「正常」。

隨著同性戀權利運動聲勢浩大，「歧視同性戀」（homophobia）成為一個殺傷力極強的「政治正確」帽子，堅持同性戀屬於精神疾病這一觀點的專家被邊緣化。而另一方面，相當數量的同性戀者取得心理學、精神病學專業學位，成為同性戀心理學「研究專家」。如今被廣泛引用的支持同性戀行為「正常」的「科學報告」，是2009年美國精神病學會指定一個工作小組撰寫的研究綜述（「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Appropriate Therapeutic Responses to Sexual Orientation」）。金尼指出，該工作小組七人中，包括主席在內的六人本身就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者，因此從科學角度說，工作小組的立場並非中立。已故的全國同性戀研究和治療學會主席約瑟夫‧尼古拉希（Joseph Nicolosi）披露，當時申請加入小組工作的還有非常有資格的專家，但他們屬於學術上支持用治療方法矯正同性戀行為的一派，因此全部被拒絕參與。[23]前任美國精神病學會主席尼古拉斯‧卡明斯（Nicholas Cummings）公開譴責學會內政治壓倒科學，鼓吹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極端自由派操縱了學會。[24]

如今，被同性戀心理「專家」以及同性戀運動推崇的「適應性」標準，也被美國精神病學會廣泛用來衡量其它性心理異常疾病。比如按照美國精神病學會的治療手冊，衡量戀童癖精神異常的標準是：如果一個成年人見到兒童就會產生無法控制的強烈性慾望或性幻想，但是沒有實施這樣的行為，如果本人對這種心理狀態沒有心理障礙，內心不感到愧疚、可恥以及有精神壓力，這就屬於「正常」的戀童癖性傾向，不算作戀童癖心理異常。相反，如果患者對自己的心理狀態有內心糾結、有羞恥感和心理壓力，則被視作戀童癖心理異常患者。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所謂人類心理診斷標準，完全和人類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人對敗壞行為有正常的羞恥感和道德內疚感被視作有心理疾病，卻把變異和敗壞當作正常。既然這個「適應性」標準，已經使同性戀行為和「婚姻」合法，那麼魔鬼的下一步，推動戀童癖行為合法化，並不遙遠。

美國共產黨員、托洛茨基主義者大衛‧托斯塔（David Thorstad）創辦了北美戀童癖組織NAMBLA；NAMBLA的另一重要公開戀童癖倡導者，同時也是美國同性戀權利運動的先鋒愛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是一位共產主義同路人、卡斯特羅的崇拜者；另一個主要戀童癖組織CSC（Childhood Sensuality Circle）則由德國共產主義者、「性解放」鼻祖賴希的弟子於1971年在美國加州創辦。

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打開。進一步，按照當今心理學的「適應性」標準，家庭成員之間亂倫、空想社會主義鼻祖傅立葉所鼓吹的各種變態「性自由」，包括群婚、獸交，也都可視作「正常性心理狀態」。神給人定下「男人和女人」組成的家庭，已經被扭曲到包括同性「夫婦」，那麼下一步亂倫者，或者人和獸組成的「家庭」都可以順理成章「合法化」了。把人等同於沒有道德標準的獸，正是魔鬼毀滅人類的手段！

同性戀運動和性解放、女權主義交織在一起，徹底顛覆了傳統性道德和家庭觀念，背叛了神給人設立的傳統婚姻和家庭。

需要強調的是，主張不歧視同性戀原本出自於一種無知的但善良的願望，但是魔鬼卻利用人的善良而欺騙人達成毀人的目的，這是因為人忘記了神的教誨。神仿照自己的形象造了男人和女人，規定了人的道德規範，人如果背叛神，聽從魔鬼放縱慾望、變異自己，使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拋棄神定下的做人的道德規範，那麼最終的可怕結局就是被神拋棄，走向萬劫不復的深淵。

對於誤入歧途奔向懸崖的人，對其鼓勵說「我們尊重你的選擇」，這也許出自善心，但結果卻是將對方推向更危險的境地。真正的善良，應該是告訴那走在歧途上的人分辨正道和歧路，免於覆滅──即使會被不理解和責難。
4）鼓吹離婚權、墮胎權

1969年之前，美國各州離婚法都基於宗教傳統，要求必須以當事人或另一方的過錯為提出離婚的理由。按照西方宗教傳統，婚姻是神所設定的，穩定的家庭有益於夫妻雙方、孩子以及整個社會。因此，教會和各州法律都注重確保婚姻不會在無充足理由的情況下解體。到了上世紀60年代，由法蘭克福學派領導的反傳統潮流強烈腐蝕了傳統婚姻觀念，其中以自由主義和女權主義為禍最甚。

自由主義者否認婚姻的神聖性，把婚姻簡單化為雙方自願的世俗合同。女權主義則主張傳統家庭是父權社會「壓迫」女性的工具，對於在「壓迫」之下感到沮喪、失望的或愛冒險探奇的婦女來說，離婚提供了合法逃脫婚姻的藉口。這些「合同自由」和「反壓迫」的觀點給無過錯離婚法案鋪平了道路，從此只要夫妻一方單方面宣稱婚姻存在「無法調和的分歧」，就可以解散一個婚姻。

進入上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離婚率不斷攀升，由於離婚造成的家庭解體首次超過配偶一方死亡而造成的家庭破裂。在70年代初建立的美國家庭中，幾乎一半以離婚告終。

離婚對孩子的負面影響長久而深遠。邁克爾‧里根（Michael Reagan，前總統羅納德‧里根的養子）這樣描述父母的離婚：「離婚是兩個成年人剝奪一個孩子有意義的一切：孩子從此沒有了家、沒有了原來的溫馨家人、沒有了原來的安全感，被剝奪了那種被愛和被保護的幸福。大人們把孩子的一切摧毀、砸碎在地上然後走出門，留下孩子獨自去收拾這一團糟……」[25]

推動「墮胎權」是邪靈毀人的另一個手段。最初考慮墮胎合法化只是基於不得已的特殊情況，如強暴、亂倫；或因母體的身體健康狀況不佳，如有精神疾病、心理疾病等。

「性解放運動」的鼓吹者認為性不必限定在夫婦間，但夫婦以外的性關係最大障礙是懷孕，因為避孕難免會失敗，所以推動墮胎合法化作為避孕失敗的補救辦法。1994年聯合國開羅人口會議中，乾脆公然將人類擁有「生育權」作延伸解釋，其中之一是人擁有「滿足和安全的性生活」的權利，因而有墮胎權。[26]

此外，女權主義提出女性「身體自主權」，主張女性有權自己決定是否要生下或殺死胎兒。這樣，墮胎從最初的「不得已」，發展到可以「隨心所欲」結束胎兒的生命。魔鬼放縱人的慾望的同時，利用女權和性解放鼓勵殺死胎兒，不但讓人犯下大罪，而且讓人更踐踏傳統的生命神聖性觀念。
5）以福利制度獎勵單親家庭

在1965年的美國5%的孩子由未婚媽媽生育。[27]對當時的孩子來說，和自己的親生父親生活在同一個家裡是理所當然的常識。

而2010年代未婚媽媽占生育率的40%。[28]從1965年到2012年，美國單親家庭猛增1000萬，從330萬躥升至1千3百萬。[29]雖然有些爸爸留下來同居或甚至結婚，但這些單身媽媽所生的子女大多數在沒有父親的家庭長大。父親給孩子帶來與母親互補而不同的角色。父親給了男孩一個示範，讓男孩懂得怎樣成為男子漢，讓女孩感受到女性應得到的尊重。

父親不在身邊對於孩子成長有很大的負面影響。現有的研究表明，孩子在成長過程中缺少父親角色造成的負面後果包括：使孩子缺乏自信、逃學、輟學（比率高達71%）、過早性生活、淫亂、少女懷孕、參與幫派、犯罪入獄（85%的入獄少年家庭中沒有父親）、吸毒、流浪（90%離家流浪的孩子沒有父親）、有性虐待傾向（比正常人群高40倍）。[30]

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曾總結青少年脫貧的三大要訣：一是要念完高中，二是找到一份全職工作，三是在21歲之前不要結婚和生孩子。他們的研究表明，只要按照這三條去做的，只有2%的還處於貧困狀態，75%的都變成了中產階級。[31]換句話說，教育、就業、避免過早婚姻和婚外生育，是成為負責任的成年人、進入健康、富有成效生活的最可靠途徑。

現在的情況是，單身媽媽不得不依賴政府福利。美國傳統基金會的一份報告以翔實的統計數據顯示，正是女權主義所大力推動的福利政策鼓勵更多單親媽媽，甚至「懲罰」她們結婚組織家庭（結婚後獲取的福利比兩人同居要少，而交稅更多），讓政府替代孩子的「爸爸」。打著幫助貧困家庭旗號的福利制度反而造成單親家庭不斷增多，而單親家庭中成長的孩子又更易陷入貧困，會更加依賴福利。[32]這個怪圈正迎合了邪靈想要的另一個目標：通過高稅收、高福利控制人生活的一切方面。
6）鼓吹變異文化

美國《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導指出，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資料顯示，2000年，在25至34歲的人群中，已婚與從未結婚人口的比例分別為55%和34%。而到了2015年，兩者的比例幾乎掉了個個兒，變為40%和53%。美國年輕人很快就對婚姻敬而遠之了。原因很簡單：今天的文化中，性和婚姻完全分家，年輕人為何要結婚？[33]

在變異觀念的驅使下，如今隨意勾搭（hook-up）成為時髦的生活方式──性行為甚至和感情無關，當然更沒有承諾和責任。最可怕的是，變異的文化鼓勵年輕人去嘗試在多種性別身分中做選擇：臉書網現在提供了近60種不同的性別身分供用戶選擇。如果年輕人都不能確定自己的性別，他們如何看待婚姻？邪靈從法律到社會觀念重新定義了神設立的婚姻。

同性戀以及各種敗壞的性行為在英文中本來是用「sodomy」描述，這個來自於《聖經》中的詞原本是指因神憤怒而被毀滅的性亂城市所多瑪。這個詞語的本身就是對人類的警戒，那就是人類背離神的教誨將面臨可怕的結局。同性戀權利運動極力廢除使用這個詞語，改用原本表示快樂的詞「Gay」替代，使人在泥沼中越陷越深。

「通姦」原為對墮落性行為表鄙視的用詞，但如今變成無關痛癢的「婚外性行為」、「同居」，霍桑的《紅字》中紅杏出牆的海斯特‧白蘭（Hester Prynne），如今不但不必悔悟，而且可以高昂著頭領取福利；「貞操」本來是東西方傳統文化中的美德，如今成為「束縛自由」的可笑觀念。

在「政治正確」的話語暴政之下，同性戀、性道德的是非對錯是不能觸及的話題，人們唯一的選項就是尊重每個人的所謂「自由選擇」。這不僅體現在日常生活當中，而且在學校教育中也是如此，這逐漸使人類的文化生活完全和傳統道德脫離，致使人們對墮落行為毫無察覺。讓人把變異和敗壞當成正常，使放縱慾望的人完全沒有道德壓力，是魔鬼毀人的隱性手法。

如今50歲以下的西方人，幾乎已經不記得自己的社會中曾經有過這樣的文化：那時候每個孩子和自己的親生父親一起生活成長是那麼自然，那時候Gay這個詞表示快樂，那時候潔白的婚紗代表著新娘的貞潔，那時候電視廣播和大眾出版物中禁止色情鏡頭和語言……

短短六十年，魔鬼徹底顛覆了人們熟悉的傳統文化和生活方式。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1)：家庭篇(下)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8-21 2:17 AM 人氣 16981       
標籤: 共產主義, 女權, 家庭,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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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四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5月30日訊】第七章 家庭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家庭（下）

目錄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3）鼓吹同性戀，變異家庭定義
4）鼓吹離婚權、墮胎權
5）以福利制度獎勵單親家庭
6）鼓吹變異文化

6. 中共如何摧毀家庭
1）以男女平等的名義破壞家庭結構和穩定
2）以政治鬥爭造成夫妻成仇、家庭破碎
3）以控制人口的名義強制墮胎

7. 共產主義破壞家庭的後果
*****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2）女權運動後果：破壞家庭、敗壞人倫、混淆性別角色

今天，女權主義觀念已經深深植入社會的方方面面。根據2016年春季哈佛公共政治觀點項目的調查，現在大約有59%的女性支持女權主義觀點。當代女權主義的一個突出觀點是，男人和女人之間除了生殖器官生理差別之外，沒有其它生理和心理的差別。因此，男女在行為和性格上的差別完全是因為社會、文化原因造成的，從而男女在所有社會、生活領域裡應該完全平等，任何男女之間「不平等」的現象，都來自於社會和文化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

比如，大企業高管、頂尖大學的高級別學術職位、高級政治官員等職位中男性人數遠遠高於女性。女權主義就認為這主要是性別歧視造成的。事實上，公平的比較，是在工作能力、工作時間、工作態度等等完全相同的情況下比較性別差別。比如不能忽略的因素是，這樣的高階職位往往要求長期高強度超時工作，犧牲週末甚至晚間的休息，正吃著飯接到一個電話就得馬上召開緊急會議，經常出差離家等等；而女性通常在生育期要中斷職業生涯，而且更傾向於多花時間照顧家庭和孩子，不願意在這方面犧牲；另外升到這些職位的人往往具有比較剛毅強勢的性格，這也和多數女性溫柔的性格特點相左等等，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只有少數女性能攀升到高位。[1]女權主義就認為都是社會強加給女人的觀念造成的這種「不平等」：反對女人應當性格溫婉，應當花時間照顧自己的孩子、家庭等觀念；認為政府應當提供嬰幼兒撫養教育的公共服務等等。

同時，當代女權主義也不能容忍用男女天生的生理心理差別來解釋男女「不平等」現象，即只有把過錯都歸結到社會原因、傳統道德觀念上才是「唯一真理」，才算「政治正確」。2005年哈佛大學校長勞倫斯‧薩摩斯（Lawrence Summers）在一個學術會議上發言，探討關於在頂尖大學的科學和數學領域裡為什麼女性教授比例低於男性。他認為除了這些職位所要求的工作時間更有彈性（擠占家庭團聚時間），且往往需要每週工作80小時等這些原因造成的差別，應當進一步研究還有一種可能，也就是天才男女在科學和數學能力上的差別。他指出，研究早已證實男女中學生在數學能力上存在顯著差別。結果女權團體NOW發起對薩摩斯教授「性別歧視」的抗議，要求哈佛趕走校長。這位校長被媒體聲討，不得不公開道歉並保證會提供5千萬美元來鼓勵教職員工更加「多元化」。

早在1980年《科學》雜誌（Science）就發表研究指出，男女中學生的數學推理能力存在顯著差別，男生更強。[2]隨後一項研究發現，男生「數學天才」比例更高：以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數學部分衡量數學推理能力，達到600分以上者，男生人數比例是女生的4倍，700分以上者，男生是女生的13倍。[3]2000年同一研究小組追蹤發現，少年時期SAT表現為「數學天才」的男女生二十年後在數學和相關的科學領域裡獲得了高學歷，並對自己的職業成就感到滿意。[4]也就是說薩摩斯提出的思路（天才男女中學生在數學能力上存在顯著差別，可能導致更多天才男生長大後在數學相關領域裡獲得職業成就）確實是有相關研究結果支持的。

早有媒體指出，薩摩斯事件中強制不同觀念「公開認錯」，和共產國家的「再教育」（re-education）有異曲同工之處。在沒有真正弄清所謂「不平等」的根源之前，鼓勵「多元化」實際就是增加女教授人數，達到結果平等。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早就指出，「社會主義和民主沒有任何相同之處，除了一個詞『平等』：社會主義追求的是結果均等，民主尋求的是機會平等。」以此衡量很容易看穿女權主義背後隱藏的共產主義基因。[5]

需要強調的是，這裡並不是試圖證明，男人在智力或能力上比女人優越。男人和女人的才能表現在不同方面，人為地抹平兩性之間的差異既不符合常識，也不利於男人和女人各盡所長。

如果說男女性的心理和智力差別不那麼直觀的話，女權主義否認男女生理和體力上的差別就更匪夷所思了。在東西方的傳統理念中，男性承擔保護者的角色，消防員清一色為男性一直被視為正常。女權主義宣稱男女的絕對「平等」，要求女性同樣承擔傳統上男性的角色。這又帶來人們料想不到的後果。2005年紐約市消防局首度允許一名沒有通過體力測試達標的女性成為消防隊員。消防員必須背著氧氣罐和50磅重的裝備，經過一系列挑戰體力的測試。這位女性總是無法達標。儘管其他消防隊員指出未達標的隊員在團隊行動中免不了需要隊友為之犧牲和付出，並且對公眾安全造成威脅，但是消防局最終還是決定同意錄取她。消防局的理由是為了避免一場女權團體的訴訟。[6]女權團體長期指責紐約消防局制定的體力標準要求過高造成女性消防隊員比例偏低。芝加哥消防局也遇到類似的情況，被迫降低標準錄取更多女性。實際上，澳大利亞許多城市的消防部門早就實行了性別配額錄取，也即如果錄取50%的男申請者，那麼也要同比例錄取50%的女申請者為消防隊員──儘管男消防隊員體力要求比女性高很多。這種無理性追求結果均等還帶來另一個讓人大跌眼鏡的問題：女權團體馬上又抱怨女消防隊員面臨男隊友的霸凌──後者指責她們不夠格、不配當消防員，造成「精神壓力」。[7]這給女權團體帶來了進一步鬥爭、爭取「平等」的機會。這就是為什麼女權主義的一個口號是「我們要做的還很多」。

在共產邪靈安排下，女權主義種種看似毫無理性的行為，其背後的主導思想實際是挑戰所謂父權社會（即傳統社會），從而顛覆傳統家庭，這一點和通過階級鬥爭推翻資本主義一脈相承。傳統社會認定男性陽剛、女性陰柔。男性作為保護者，承擔支撐家庭、支撐社會、保護女性和孩童的責任。而女權主義要挑戰的正是這種父權社會結構，認為男女一樣，這種父權社會造成了男性的優勢和對女性的「壓迫」。所以傳統騎士精神、紳士風度都被鄙視。按照女權主義理想，未來的社會將不允許再看到泰坦尼克沉沒之前，男性主動把一切求生機會讓給女性的美德。

女權主義挑戰父權社會還表現在對孩童教育方面。女權主義推動的平權法修正案（ERA）在賓州通過後，針對賓州校際體育聯合會的一場訴訟的法庭裁決說，學校必須把學生包括在所有體育活動之中，包括摔跤和美式足球，不論性別如何──也即女生不得以性別理由缺席摔跤、美式足球課。[8]

美國學者薩莫絲在《針對男孩子的戰爭》一書中舉了許多壓制男生的例子。其中一個是紐約皇后區的紐約飛行學校。該校招收的都是當地少數族裔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學校把孩子們培養成優秀學生，《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把該校列為全美最佳高中之一。學校為孩子們提供各種動手製作電動、機械飛行器的機會，不難理解，入學的男孩占絕大多數。女孩在學校中比例較小，但也表現不俗，並得到充分尊重。該學校過去十多年來一直面臨女權團體的指責和法律訴訟威脅，要求必須提高入學女生的比例。[9]女權團體全國婦女法律中心（National Women’s Law Center）創辦人2010年在白宮發言中專門把紐約飛行學校列為「性別隔離」的例子，聲稱「在我們獲得絕對的平等之前，我們絕不能在花環上躺著休息，我們的路還很長」。

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從小培養男孩具有男子漢精神，鼓勵他們有獨立、冒險進取的精神，以及鼓勵女孩溫柔體貼、照顧家庭，都是造成將來社會性別不平等以及壓迫和歧視女性的根源。

實際上女權主義的極端做法帶來的另一個惡果是，社會朝著無性別的方向發展，男性和女性都不再具有各自的性別心理特徵，這將影響年輕人尤其是孩子的心理發展。可以預見，更多的人群將成為同性戀、雙性戀，或者跨性人。事實上，在一些歐洲國家，這種趨勢已經出現。越來越多的孩子從學校回來告訴家長：「媽媽，我生在一個（性別）錯誤的身體中。」到2017年，倫敦塔維斯托克診所（Tavistock Clinic）每年接受約2000例有類似問題的孩子，而在2009年只有100例。[10]

當然這也是女權主義背後的共產基因所想要達到的目的：盡一切辦法摧毀傳統的家庭道德觀念，造成家庭崩潰和解體。

在傳統文化中，神（天）賦予女人生養、教育孩子的責任，東西方傳統文化中偉大的英雄背後都有偉大的母親；而女權主義主張，父權社會對女性壓迫的一個明顯的例證就是人們期望女人養育自己的孩子，認為家庭婦女和母親的責任是「沒完沒了、枯燥無聊、毫無回報」的。有人做了小統計，發現知名女權主義者幾乎都是婚姻破碎、終身未嫁或者即使結婚也沒有子女的女人，感嘆她們當然無法理解正常女人把婚姻家庭視為生命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養育孩子、在孩子的成長中獲得母性的自然滿足感。

今天，女權主義派生了形形色色的變異思潮，比如有的主張「個人的事情具有政治意義」，實質是將個人的私生活與個人的事情等同於「政治」，在家庭中掀起「性別戰爭」，有的將男人視作奴役女人的身體與思想的吸血鬼，有的說孩子是女性實現其最大潛能的障礙，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

事實上當代女權主義毫不隱瞞其破壞傳統家庭的目的。在當代女權運動領袖中這樣的主張並不鮮見：「結束婚姻體制是女性解放的必要條件」[11]；「不應當允許服務於家庭並計劃成為家庭主婦成為（婦女的）選項」[12]；「不消滅婚姻就無法消滅男女不平等」。[13]

女權運動以「解放」的名義「解決」人類道德敗壞後造成的社會問題，從而變異人的觀念，加劇社會道德敗壞。美國學者修麗特指出，當代女權主義是造成大量單親媽媽家庭的主要因素；女權運動曾極力推動的「無過失離婚法案」實際卻為男人逃避責任提供了方便；女權主義試圖去破壞或者改造原有的家庭結構，而家庭恰恰是廣大婦女應對社會危機的避風港，大多數婦女希望鞏固而不是摧毀家庭。[14]

和女權主義主張相反的是，離婚並沒有為女性帶來她們所期望的自由。有研究指出，女性離婚後陷入貧困的比率高達27%（是男性的3倍）。[15]這也不奇怪，邪靈並不在乎女性「權利」，破壞家庭、敗壞人倫才是其目的。

哈佛專家

2）鼓吹女權，唾棄傳統家庭
（１）女權運動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

女權運動是共產邪靈利用來破壞家庭的另一駕輕就熟的工具。早期女權運動（也稱第一波女權運動）18世紀發端於歐洲，主張婦女應當在教育、就業和政治方面享有與男子同等的待遇。19世紀中葉，女權運動的中心從歐洲轉向美國。

第一波女權運動發生時，傳統家庭觀念的社會基礎依舊強盛，這時的女權運動並不主張直接挑戰傳統家庭。當時影響力顯著的女權主義者，如18世紀英國的瑪莉‧烏絲東奎芙特（Mary Wollstonecraft）、19世紀美國的瑪格麗特‧芙樂（Margaret Fuller）、19世紀英國的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l），都主張一般女性婚後應以家庭為主，女性的潛能主要是在家庭領域裡發展，女人充實自己是為了家庭（如教育子女、管理家政等）；而那些特別優秀的特殊女性，應該不受任何阻礙，自由發揮她們的才能，甚至和男性一較長短。

20世紀20年代後，隨著婦女選舉權獲得各國法律承認，第一波女權運動漸趨平靜。此後隨著大蕭條的衝擊和二戰的影響，女權運動基本偃旗息鼓。

與此同時，共產邪靈也早早埋下了摧毀傳統婚姻家庭和性道德觀念的種子。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在19世紀就為現代激進女權運動奠定了方向。被稱作女權主義之父的傅立葉宣稱婚姻把婦女變成了私有財產，歐文把婚姻詛咒為「邪惡」，這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的思想被一批女權主義者繼承並發展，如19世紀女權主義者萊特（Frances Wright）繼承了傅立葉的思想，主張實現女性的性觀念自由。英國女權活動家惠勒（Anna Wheeler）繼承了歐文的思想，激烈譴責婚姻把女人變成了奴隸等等。同時，社會主義女權活動者也是19世紀女權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法國最有影響的女權刊物，如法國第一份女權主義日報《婦女之聲》（La Voix des femmes）、《自由婦女》（La Femme libre ，後更名為《婦女論壇》）、《婦女政治》（La Politique des femmes）、《婦女評論》（La Politique des femmes）等，其創辦者或是聖西門烏托邦主義者（Saint-Simonian），或是傅立葉的追隨者。由於當時女權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緊密聯繫，遭到當局嚴厲審查。

我們看到，當第一波女權運動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的同時，紅魔也同時安排了各種激進思潮衝擊傳統家庭、婚姻觀念，為隨後到來的更加激進的女權運動作了鋪墊。

第二波女權運動始於上世紀60年代末的美國，隨後波及到西歐及北歐，並迅速擴展到整個西方世界。60年代末期的美國社會正處於一個動蕩不定的時期，伴隨著民權運動、反越戰運動，各種激進的社會思潮紛紛抬頭。女權主義趁機以更激進變異的面目出現並風行世界。

奠定這一波女權運動第一塊基石的是1963年出版的《女性的奧祕》，以及該書作者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發起成立的全國婦女組織（NOW，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該書作者從一個郊區中產階級家庭婦女的角度，激烈批評女性的傳統家庭角色，認為傳統的快樂、滿足、幸福的家庭主婦形象是所謂「父權社會」塑造的迷思。她認為中產階級的郊區家庭是「美國婦女舒適的集中營」，受過教育的現代婦女應該跳出滿足於相夫教子的成就感，在家庭之外實現真正的自我價值。[20]

數年後更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主宰了全國婦女組織，繼承並發展了弗里丹的女權思想。她們認為女性自古以來都是被父權文化所壓迫的。她們將「家庭」歸結為女性受到壓迫的根源所在，並主張徹底變革社會制度，徹底變革傳統文化，在經濟、教育、文化、家庭諸方面進行全方位的「鬥爭」，實現女性的「平等」。

把社會按照某種方式劃分為受壓迫者和壓迫者，從而鼓吹「鬥爭」和「解放」、「平等」，這正是共產主義的核心要旨。傳統馬克思主義以經濟地位劃分人群，新女權主義則以性別劃分人群。

事實上《女性的奧祕》的作者貝蒂‧弗里丹並非如書中所暗示，是一個厭倦家庭瑣事的中產階級郊區家庭婦女。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的教授霍熱維茨（Daniel Horowitz）於1999年寫了傳記《貝蒂‧弗里丹及其〈女性的奧祕〉的出籠》。他的調查揭示弗里丹從大學時期到上世紀50年代，一直是激進的社會主義活動家，曾先後擔任幾家由共產黨主導的工會組織喉舌報刊的專業記者，霍熱維茨並找到她當年寫的這些文章。她在伯克利加州大學期間加入共青團，並兩次申請加入美國共產黨，但美國共產黨沒有接受（因其黨外身分更能發揮作用）。她自己授權的傳記作者朱蒂‧函妮斯也不諱言她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21]

美國學者凱特‧薇根特（Kate Weigand）在《紅色女權主義》一書中指出，實際上女權主義在20世紀初到60年代的美國並沒有沉寂。包括安東妮（Susan Anthony）、弗來克斯娜（Eleanor Flexner）、勒娜（Gerda Lerner）、米拉姆（Eve Merriam）等等一大批有共產主義背景的紅色女權主義作者，在這一時期為隨後到來的第二波女權運動進行了多方面的理論鋪墊。安東妮早在1946年就運用馬克思的分析方法，以白人壓迫黑人作類比，指出男性同樣壓迫著女性。只是由於受麥卡錫反共影響，共產主義臭名昭著，她們從此閉口不談自己的紅色背景。[22]

在歐洲，法國作家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以代表作《第二性》引領第二波女權風潮。波伏娃早期是一位社會主義者，1941年她與共產主義者、哲學家保羅‧薩特及其他作家一起創建了法國地下社會主義組織「社會主義與自由」（Socialisme et Liberté）。隨著60年代其女權主義聲名鵲起，她宣稱不再相信社會主義，只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

她主張「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形成的」，鼓吹雖然性（sex）是由人的生理特徵決定的，而性別（gender）則是在人的社會性的影響下後天所形成的一個自我認知的心理概念；認為女孩順從、乖巧、愛撒嬌、富於母性的「女性氣質」全都來自後天的「父權社會」精心設計的「神話」，為的是維持「父權社會」對女性的壓迫。她主張女性衝破傳統理念，實現不受約束的自我。這種思想實際為同性戀、雙性戀、變性等等各類變異觀念提供了溫床。此後各類形形色色的女權思想層出不窮，基本都繼承了女性不平等來自於傳統「父權社會」的壓迫。因此對女權主義者來說，傳統家庭婚姻觀念是實現女性平等的主要障礙。[23]

波伏娃認為婚姻讓女人受制於丈夫，「同妓女一樣令人噁心」。她同薩特保持終身情人關係而拒絕結婚，與此同時她也和其他男人保持「偶然的愛情」，同樣的，薩特也擁有幾位其他女人的「偶然的愛情」。她的婚姻觀是當代激進女權主義者的主流態度。事實上，這種複雜混亂的性關係正是烏托邦共產主義先行者傅立葉19世紀所設想的公妻制。（未完待續）#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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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 Bradford Wilcox, 「The Evolution of Divorce,」 National Affairs, Number 35, Spring 2018. https://www.nationalaffairs.com/ ... olution-of-divorce.

[2] 「Beyond Same-Sex Marriage: A New Strategic Vision for All Our Families and Relationships,」 Studies in Gender and Sexuality, 9:2 (July 1, 2006): 161-171. DOI:10.1080/15240650801935198.

[3] Victoria Cavaliere, 「Rhode Island school district bans father-daughter, mother-son events,」  http://www.nydailynews.com/news/ ... .1162289#nt=byline.

[4] [德]恩格斯著，谷風出版社編輯部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台北：谷風出版社，1989年）。

[5] Robert Owen, 「Oration Containing a Declaration of Mental Independence,」 Public Hall, New Harmony, Indiana (July, 4, 1826), http://www.indiana.edu/~kdhist/H ... ek11/Owen1826.html.

[6]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ьниченко,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 ... lnaya_revolyuciya/.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同上。

[11]Наталья Короткая，“Эрос революции: “Комсомолка, не будь мещанкой – помоги мужчине снять напряжение!” https://lady.tut.by/news/sex/319720.html?crnd=68249.

[12] Paul Kengor, Takedown: From Communists to Progressives, How the Left Has Sabotaged Family and Marriage (WND Books, 2015), 54.

[13] Александр Мельниченко,　Великая октябрьская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http://ruskline.ru/opp/2017/avgu ... lnaya_revolyuciya/.

[14] 夏侯：〈共產主義的淫亂基因──性解放〉，大紀元新聞網，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4/9/n9018949.htm。

[15] 黃文治：〈「娜拉走後怎樣」：婦女解放、婚姻自由及階級革命──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歷史考察（1922～1932）〉《開放時代》，2013年第4期。

[16] 楊寧：〈八路軍為何大量購買治花柳病的藥品？〉，大紀元新聞網，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1/18/n10069025.htm。

[17] 揭露金賽報告學術造假的眾多學者中，比較突出的是萊斯曼博士的研究（Judith A. Reisman, Ph.D., Edward W. Eichel, Kinsey, Sex and Fraud: The Indoctrination of a People (Lafayette, Louisiana: Lochinvar-Huntington House, 1990)。知名醫學期刊《柳葉刀》評價其工作說：「朱蒂‧萊斯曼博士和她的同事摧毀了兩個金賽報告的基礎。」（ 「Dr. Judith A. Reisman and her colleagues demolish the foundations of the two (Kinsey) reports.」）（「Really, Dr Kinsey?」, The Lancet, Vol. 337 (March 2, 1991): 547）

[18] Finer LB, 「Trends in Premarital Sex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2003,」 Public Health Reports 122(1) (2007): 73-78.

[19] Nicholas H. Wolfinger, 「Counterintuitive Trends in the Link Between Premarital Sex and Marital Stability,」 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 https://ifstudies.org/blog/count ... -marital-stability.

[20] 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63).

[21] 比如，從1946 到1952年，弗里丹擔任激進的聯合電器廣播和機械工會專業記者。歷史學家羅納德‧莎茨（Ronald Schatz）指該工會是美國共產黨領導的最大組織（ “the largest Communist-lead institution of any kind in the United States”）。見Daniel Horowitz, 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 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 (Amherst, Massachusett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0), 133. 1942-43年，弗里丹是共青團員 （同上，93）。弗里丹第一次申請加入共產黨是她在伯克利加大期間，見她的自傳：Betty Friedan, Life So Far: A Memoir (Simon & Schuster, 2000), 57-58。弗里丹第二次申請加入共產黨是1944年，見Daniel Horowitz, Betty Friedan and the Making of The Feminine Mystique: The American Left, the Cold War, and Modern Feminism 93。函妮斯稱弗里丹大學時代就成為馬克思主義信徒，見Judith Hennesee, Betty Friedan: Her Lif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99), 26. 更多關於弗里丹的共產主義背景介紹，請參考：David Horowitz, “Betty Friedan’s Secret Communist Past,” Salon Magazine January 1999, http://www.writing.upenn.edu/~af ... n-per-horowitz.html ；以及Joanne Boucher, “Betty Friedan and the Radical Past of Liberal Feminism,” New Politics, vol. 9, no. 3, http://nova.wpunj.edu/newpolitics/issue35/boucher35.htm#n32.

[22] Kate Weigand, Red Feminism: American Communism and the Making of Women’s Liberation (Baltimore,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2).

[23]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 Constance Borde, Sheila Malovany-Chevallier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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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共產黨百年真相：黨魁面目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5/29/n10435448.htm

哈佛專家

4. 共產政權下的共產共妻實踐

如前所述，淫亂是共產主義的內在基因。共產主義的奠基人馬克思姦污女僕，並產下孩子讓恩格斯撫養；恩格斯與兩姐妹同居；蘇聯共產黨黨魁列寧與伊內莎有十年的婚外情，此外還與一名法國女人有染，他還嫖妓並染上梅毒。另一個黨魁斯大林同樣是淫亂無比，霸占他人妻子。

蘇共奪權成功之後，馬上開始了大規模的共產共妻實踐，當時的蘇聯堪稱西方「性解放」的先導。1990年第10期俄國《祖國》雜誌，曾對俄共初期的共妻現象進行全面揭露，稱在性革命中的典型表現，是領袖們的私生活，如托洛茨基、布哈林、安東諾夫、柯倫泰等人，他們的私生活，像狗的交配一樣隨便。
1）前蘇聯的共產共妻

早在1904年，列寧寫道：「淫蕩，能使精神的能量獲得釋放，不是為了虛偽的家庭價值，而是為了社會主義取得勝利，要扔出這個血塊。」[6]

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三次黨代會議上，列夫‧托洛茨基提出，布爾什維克一旦奪權勝利後，就要制定新的兩性關係原則。共產主義理論要求摧毀家庭，過渡到性需求的自由時期，並提出教育孩子的責任要全部交給國家。

1911年，托洛茨基給列寧寫信稱：「毫無疑問，性壓迫是奴役人的主要手段。只要有壓迫，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家庭，就像是資產階級結構的組成，使它完全失去了自由。」列寧回覆說：「不僅僅是家庭。所有關於兩性關係的禁忌都必須廢除……我們可以向女權學習，甚至有關同性戀的禁令都必須廢除。」[7]

布爾什維克奪權後，於1917年12月19日公布的《列寧條令》中，包括「廢除婚姻」、「取消懲罰同性戀」等內容。[8]

當時蘇聯有一個非常狂熱的口號：「打倒廉恥！」布爾什維克為了儘快地打造出社會主義的「新人類」，就通過街頭裸體漫遊來變異人的思想。他們四處遊蕩，狂熱地、歇斯底里地大喊：「打倒廉恥！」「廉恥，是蘇維埃人民過去的資產階級。」[9]

1918年12月19日，在彼得格勒為慶祝「廢除婚姻」法令紀念日，女同性戀團體舉行慶祝活動。托洛茨基在他的回憶錄中證實了此事。他說，女同性戀遊行慶祝的消息令列寧非常高興。列寧還鼓勵更多人裸體走出來：「繼續努力吧，同志們！」[10]

1923年，蘇聯小說《三代人的愛》使「杯水主義」一詞不脛而走。小說作者是社會福利人民委員（即部長）阿歷克山德拉‧柯倫泰（A.коллонтай）。柯倫泰是一個從傳統家庭中殺到布爾什維克陣營裡尋找「婦女解放」的鬥士。小說宣揚的「杯水主義」，實質上就是性放縱的代名詞：在共產主義社會裡，滿足性慾的需要就如喝一杯水那樣簡單和平常。「杯水主義」在工人，特別是青年學生中間得到傳播。

當時的蘇聯非婚性愛大量出現，青年的性放縱已然公開。「目前我們年輕人的道德觀念應該是這樣的」，知名共產主義者斯米多維奇在1925年3月21日的《共青團真理報》上撰文寫道：「每一個共青團員，包括未成年的，以及工農速成學校的每一個學生都有權滿足性慾。這一觀念應該成為我們的信條。節制慾望是資產階級的觀念。如果某位男人看中了一個年輕女共青團員、女工人或者工農速成學校的女生，她應當儘量滿足選中她的男人，否則，她就是資產階級的『市儈』，配不上共產主義者的稱號。」[11]

不僅如此，社會上還出現了大規模的離婚運動。保羅‧坎格爾在《破壞家庭：從共產黨到進步主義，左派怎樣破壞我們的家庭和婚姻》一書中寫道：「離婚率如火箭一般躥升，在人類歷史上罕見。短時間內，似乎莫斯科的每個人都在離婚。」1926年，美國有影響力的《大西洋月刊》發表題為「蘇聯人為消滅婚姻奮鬥」的文章，報導當時蘇聯令人震驚的情況。[12]

前蘇聯性解放期間還出現「瑞典家庭」現象，是指很多人不分男女同居而住，通常由10~12名志願者組成「家庭」。雖叫「瑞典家庭」，但是和瑞典人沒有任何關係，純粹的俄式。這一現象大開亂交和性亂之門，造成倫理崩塌、家庭分裂、同性戀、性病、強姦等事件激增。[13]

隨著社會主義公社的發展，「瑞典家庭」也在全蘇遍地開花。這一現象稱為婦女「國有化」或「社會主義化」。以1918年3月葉卡捷琳堡的「社會主義女性」為例。布爾什維克奪取這座城市後，就在《蘇維埃消息報》上頒布一項法令。該法令規定，16歲至25歲的年輕女子都必須「社會化」，由內務部委員布朗斯坦（Бронштейн）倡議推行，並下達命令。於是指揮官卡拉謝夫執行任務，當即就「社會化」了10名年輕女子。[14]

不過，布爾什維克很快在上世紀20年代末收緊了性政策，列寧在與婦女活動家蔡特金的談話中痛斥「杯水主義」，給它扣上了「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的帽子。原因是性解放帶來大批副產品──新生兒，他們無人看管撫養，家庭解體最終會導致社會瓦解。
2）延安的性開放

中共誕生之初，情況與蘇聯類似。當然，這都是同一棵毒樹上結出的不同毒果而已。早期領導人陳獨秀就以私生活放蕩著稱，鄭超麟、陳碧蘭的回憶錄中，瞿秋白、蔡和森、張太雷、向警予、彭述之等人情史迷亂，性態度堪比前蘇聯杯水主義盛行時期。

不只是上層知識分子型領袖，早期開闢的中央蘇區和鄂豫皖蘇區建政之初，普通人生活也充分體現「性自由」。由於提倡婦女平等、結婚離婚絕對自由，出現了大量「因滿足性慾而妨害革命工作」的情況。蘇區青年還往往以「拜乾娘」接近群眾為名談戀愛，年輕女性擁有六七名性伴侶的不在少數。據《鄂豫皖蘇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紅安、黃麻、黃陂、光山等地方黨內負責人「約有四分之三的多數，總與數十、數百女人發生性的關係」。[15]

1931年春末，張國燾主政鄂豫皖蘇區後，即發現梅毒流行甚廣，不得不報告中央索求「診梅毒疥瘡的醫生」。多年後，其回憶錄中對當時蘇區「調戲婦女的事」、「對婦女亂來」和某些高級將領的「姘頭」仍記憶猶新。

1937年李克農擔任中共八路軍駐京辦主任，負責領取軍餉、醫藥、物資等。一次，國民政府主管部門審核八路軍的醫藥清單時，發現其中治療花柳病的藥品數量相當大。經辦人員就問李克農：「難道貴軍中得這種病的人很多嗎？」李克農一時語塞，只好編謊搪塞說是給當地百姓治病。[16]

中共20世紀30年代的性自由同樣危及了政權，不但有和蘇俄相同的社會瓦解問題，還使已婚的紅軍戰士軍心動搖，擔心參軍後妻子出軌、改嫁，影響部隊戰鬥力。而且，這種高度的性自由也坐實了其「共產共妻」的惡名。為此，蘇區才不得不頒布了保護軍婚、限制離婚次數等政策。

5. 共產主義如何摧毀西方家庭

邪靈的各種變異思潮自19世紀開始，在西方經過上百年蛻變、演進之後，終於在20世紀60年代首先在美國大規模登場。

20世紀60年代，在新馬克思主義和各種激進意識形態的影響和鼓勵下，邪靈操縱的各種社會文化運動在美國先後登場，如嬉皮士反正統文化運動、新左派激進運動、女權運動以及性革命思潮等。這些思潮、運動如洶湧的潮水，激烈地衝擊、腐蝕美國的政治體制、傳統價值體系和社會肌體，並隨即波及歐洲。西方的社會觀念、家庭觀念、性觀念與文化價值理念，都發生了巨大的變異。與此同時，同性戀「權利」運動也不斷高漲。這些都導致西方傳統家庭價值觀念不斷削弱和傳統家庭模式日漸式微。同時，社會的動蕩也引發了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色情文化氾濫、吸毒現象蔓延、性道德崩潰、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社會福利群體擴大等。
1）鼓吹性解放

20世紀60年代發端於美國的性解放（性革命）及其隨後在全世界的迅速擴散，對人類傳統道德觀念，尤其是傳統家庭觀念、性道德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

為了讓性解放在西方社會肆虐，邪靈經過了充分準備，尤其通過「性愛自由」運動（Free love，也稱性激進主義）為其鋪墊，逐步侵蝕瓦解傳統理念。從19世紀興起的「性愛自由」鄙視傳統家庭道德觀念，主張任何形式的性活動都應當不受干預，個人的性活動，包括婚姻、墮胎、淫亂行為不應受政府、法律制約。

傅立葉的追隨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諾伊斯首次提出「性愛自由」概念。

「性愛自由」在近代的主要推手幾乎都是社會主義者或深受社會主義思想影響者，如：英國「性愛自由」先鋒是社會主義哲學家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他也是同性戀權利運動的早期倡導人；該運動最知名的倡導者、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公開的社會主義者，也曾是費邊社成員，他聲稱道德不應限制人類本能的快樂，鼓吹婚前和婚外性行為；法國「性愛自由」最主要的先行者阿爾曼（Émile Armand）早期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後來發展了傅立葉的烏托邦共產主義，開創了法國個人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鼓吹濫交、同性戀、雙性戀；無政府主義（屬廣義社會主義範疇）者弗來明（Chummy Fleming）是澳大利亞的「性愛自由」開拓者等等。

「性愛自由」運動在美國結出的一個重要果實，是1953年起家的色情雜誌《花花公子》。雜誌採用銅版紙，給人一種「藝術」的錯覺，再加上造價不菲的彩色印刷，傳統觀念中被視為下三濫的粗俗色情題材一下子躍入主流社會，成了「高檔」休閒雜誌。半個多世紀以來它把「性自由」的毒素擴散給全球普通民眾，肆意侵襲著傳統性道德觀念。

到20世紀中葉，隨著嬉皮士文化的流行和「性愛自由」觀念被普遍接受，性革命（也稱性解放）正式登場。「性革命」是共產主義精神分析鼻祖、德國共產黨員賴希（Wilhelm Reich）首次提出的。他將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結合起來，認為前者將人從「經濟壓迫」下解放，而後者將人從「性壓抑」下解放。另一位「性解放」理論的奠基人是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他的口號「要做愛，不要戰爭」，在60年代的西方反文化運動中使性解放觀念深入人心。此後，隨著動物學家金賽（Alfred Kinsey）發表《人類男性性行為報告》和《人類女性性行為報告》以及口服避孕藥的普遍使用，性解放觀念在60年代紅遍西方。值得一提的是，現代學者發現金賽在所謂的人類性行為報告中，採用了誇大、過分簡化等等手法扭曲統計數據，使很多人誤以為婚外性行為、同性性行為等等都是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對性解放、同性戀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7]

一時間「性解放」成為現代社會的時髦道德價值觀。在青少年圈子裡，放縱的性生活被視為正常，十幾歲的女孩若敢於承認自己是處女，會受到同伴的恥笑。資料表明，1954年至1963年之間達到15歲的美國人（也即60年代的青年）中，82%的人在30歲之前有過婚前性經驗。[18]到2010年代，結婚前仍為處女的新娘僅為5%；18%的新娘婚前有過10個以上的性伴侶。[19]「性」成為大眾文化的流行主題，以性描寫招徠讀者的「文學作品」充斥市場，「兒童不宜」的X級影片受寵於各大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