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徐賁：執政黨必須直面合法性危機

「紅二代」雖然接了班，但「三代」、「四代」還能順利接班嗎？他們的危機就是靠祖輩政治遺產，坐吃山空的危機。
2015-09-23
共產主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首論中共合法性。攝 : Feng Li/Getty

    1949年後至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便是傳統型與魅力型合法性的混合體。它在從魅力型向傳統型轉換的過程中，正遭遇越來越大的困難與危機。

「執政合法性」（又稱「政治合法性」）指的是人民對權威，尤其是政府或統治權力的接受和擁護。執政合法性是政權的財富，沒有或缺乏執政合法性的政權也照樣可以存在，就像沒有財富的人也照樣可以生存。但是，就像任何人都希望追求財富一樣，任何政權也都想擁有合法性。

財富不僅讓一個人可以活下去，而且能體面地活着；同樣，合法性不僅讓一個政權有權威，而且擁有體面的權威。不過，在當今世界上，合法性對政權的重要性已經超過財富之於個人，因為沒有合法性，政權會為維持統治惶惶不可終日、無所不用其極，但又除了暴力和脅迫之外，無其他有效的統治手段，因而淪為一個兇暴殘惡的政權。而沒有財富的人卻並不會淪為惡徒。

馬克斯·韋伯把合法性區分為傳統的、魅力型的、理性法治的（rational-legal）這三種。只有最後一種才具有自由民主憲政意義上的合法性。

傳統的合法性依據的是對新的或舊的傳統的不可侵犯性和對掌權力者地位的正統性信念，例如君主或部落酋長，或他們的二代、三代的合法性。一個政黨打了天下，其合法性雖非來自舊傳統，但取得的卻是傳統性質的合法性。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中稱其為 「通過武力和能力獲得的全新的君主國」，它有別於那種靠運氣和祖輩傳承而來的君主國。

魅力型的合法性依據的是個別領袖的特殊魅力、英雄傳說、神話崇拜。他是一個政治朝代的開朝祖先。馬基雅維里在《君主論》對這樣的人物寫道，「我要舉出的最出類拔萃的範例，如摩西、居魯士、羅慕洛、提修斯等等。……當我們考慮到居魯士和其他開創或奪取了王國的個人，會發現他們也都是值得欽佩的」。毛澤東可以置身於這些出類拔萃者的行列。人們崇拜他們身上那種勝利者的魅力，反推他們的權力為德者所據，因此不僅成者為王，而且成者為德。

1949年後至今，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合法性便是傳統型與魅力型合法性的混合體。它在從魅力型向傳統型轉換的過程中，正遭遇越來越大的困難與危機。「紅二代」雖然接了班，但「三代」「四代」還能順利接班嗎？他們的危機就是靠祖輩政治遺產，坐吃山空的危機。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出現了「合法性危機」。從本質上說，這是一種無法從傳統和魅力合法性向理性法治合法性（簡稱「法治合法性」）轉換的危機。法治合法性來法治的權威，具有道德哲學和法律的雙重含義。

它的道德哲學含義是，人民認可政治制度和統治者對權力的正當運用，道德正當性使得執政者具備了政治的正當權威。德國政治哲學家道爾夫·施特恩貝格(Dolf Sternberger)指出，「合法性是這樣一種統治權的基礎，政府覺得它有權統治，而被統治者也在相當程度上承認它有權統治。」洛克說，「政府的建立基於被統治者的同意」；符合這一原則的自由憲政才是具有道德哲學合法性的統治形式。自由憲政的意義不僅在於產生政府的過程，而且更在於設置政府的目的。

自由憲政的深遠意義在於保護個人自由與尊嚴，它要解除一切加諸於人的脅迫和宰制——教會的或是國家的。它是自由的，因為它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尊嚴；它是憲政的，因為他把依法而治置於政治的核心地位。在自由憲政的國家裏，法律首先是為了保護公民的權利，而不是讓政府有法律條文去駕馭人民。為了確保公民的權利和人權，自由憲政強調政府的分權制衡、法律之間人人平等、公正的司法和法庭、政教分離。這樣的憲政中可能出現一黨（或兩黨）獨大，但不會出現一黨專制。

執政合法性的法律含義是，合法性（legitimacy）與依法性（legality）是有區別的。「依法」不僅不自動等於「合法」，而且還可能是不具合法性的。同意及契約是政治道德權威的來源，它同樣也是法治的基礎，其基本的信念是，人是自由和有尊嚴的。因此，正如海耶克所說，法治的要義是為人的自由提供基礎，而不是為了統治者的利益限制和壓制公民的自由。

    執政合法性的法律含義是，合法性（legitimacy）與依法性（legality）是有區別的，法治不只是關於禁止和懲罰人民的條例形式，而是必須有實質性的道德價值內容，如人的自由、平等和尊嚴，這些是每個公民生存安全的保護線。

政府或統治者有立法的權力，但法治的目的正是限制而不是縱容這一權力。海耶克對此寫道，「從法治乃是對一切立法的限制這個事實出發，跟着來的結論便是法治本身是一種絕不同於立法者所制訂之法律那種意義上的法。無疑，憲法性規定（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可以使侵犯法治變得更加困難，也可能有助影響阻止普通立法對法治的非故意侵犯。但是，最高立法者絕不可能用法律來限制他自己的權力，這是因為他隨時可以廢除他自己制訂的法律。法治因此不是一條法律中的規則（not a rule of the law），而是一條有關法律應當是什麼的規則，它是一種原法律的理論（a meta-legal doctrine）或是一種政治理想」。

合法性意義上的「法治」與作為統治術和權術的「依法治國」是有區別的，法治是法理學（jurisprudence）或法律哲學中的一個概念，它所牽涉到的及所處理的是法律究竟應該是什麼樣的東西，也就是法律的理念究竟是什麼的問題。法治不只是關於禁止和懲罰人民的條例形式，而是必須有實質性的道德價值內容，如人的自由、平等和尊嚴，這些是每個公民生存安全的保護線。正如19世紀德國法學家薩維格尼（F. C. Von Savigny）所說：「法律即是這樣的規則，由於它，一個看不見的邊界線被確立下來，在它的範圍內，每一個人的存在及活動獲得了一個安全且自由的領域。」 任何政府如果逾越了這樣的道德價值界限，它便失去了合法性。

一方面是傳統和魅力型合法性已經日薄西山，無以為繼但仍在苟延殘喘；另一方面是憲政法治的合法性備受敵視、橫遭阻攔，千呼萬喚卻難以誕生，這才是執政合法性危機在中國的癥結所在。今天，中共黨內高層提出執政合法性危機的問題，似乎已經意識到，要不要走出這個危機，「不要」已經不再是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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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923-opinion-legitimacy-xuben/

哈佛專家

前蘇聯的三重信仰危機

蘇聯人無法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對灌輸於他們的信仰得到滿意的理解，他們懷疑這個信仰的真實性和正當性也就不可避免。
徐賁2015-10-21
共產主義

編按：高舉「共產主義理想」的時代，本來似乎早已離開中國人，民間已經不再相信這個彼岸目標，當局也緘口不言。但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番「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員的最高理想」的講話，引起多方討論、爭議和疑惑。關於共產主義的爭議，也再次甚囂塵上。

面對民間的反彈，《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宣稱要《理直氣壯地高揚共產主義偉大旗幟》，《環球時報》則以《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的社論，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就在「共產主義理想」引領下才得以實現。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帳號則發表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景臨的文章，批駁知名地產商任志強的「反共產主義」言論。

10月10日，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近日在北京舉行。會上，著名漢學家麥克法誇爾認為「中國夢」「不連貫、不廣泛，難以與西方抗衡」的批評，被環球時報英文版報道成麥克法誇爾稱「中國夢」是對人類社會的創舉，也鬧下了不小的國際笑話。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則又在10月19日發表《我們為什麼信仰共產主義》，認為「一旦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中國共產黨將迷失」。

熱點新聞之後，端傳媒認為仍有必要提出重要問題──共產主義是理想，還是幻想？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失敗了嗎？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怎麼辦？

端傳媒邀請周舵、徐賁、洪振快三位先生，以五篇文章《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還是宗教？》、《論證共產主義的馬克思犯了哪些錯？》、《蘇聯與中國，用不同方式證偽共產主義》、《前蘇聯的三重信仰危機》、《王歧山談合法性背後的幻象與危機 》，從條分縷析共產主義、蘇聯的信仰危機到重塑合法性等多個角度，談論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是是非非，以及中國的未知前路。

015年5月7日，莫斯科，演員在二戰勝利70周年當天打扮成列寧(左) 和史大林(右)與途人合照。攝：Sean Gallup/GETTY

前蘇聯的政權崩潰是從信仰的失落、流失、頹敗和瓦解開始的。造成信仰破敗的主要原因不是來自外部，而是來自這個信仰體系與現實的脫離和它本身內部的矛盾和乖訛。

信仰暴露出它的矛盾和乖訛，並不意味着它就此會被其他信仰所代替，事實上，在強制力作用下，就算它的空洞和荒誕已經暴露無遺，人們還是會認真地互相欺騙、假裝相信它依然是未來的希望。然而，大多數人能感覺到那種空洞和荒誕，足以讓這個信仰在他們眼裏成為一個意識形態神話的「笑話」。笑話的實質是「乖訛」(incongruity)，康德為乖訛的矛盾本質提供了清楚的說明——「在所有引人發笑的事情裏，一定有荒誕的東西（也就是說，人們無法對它得到滿意的理解）」。

蘇聯人無法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對灌輸於他們的信仰得到滿意的理解，他們懷疑這個信仰的真實性和正當性也就不可避免。

領袖的罪行

    第一重信仰危機主要是由領袖人物的錯誤、失敗和暴行造成的幻滅感。

蘇聯人對信仰發生動搖，可以追溯到蘇共20大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報告披露斯大林統治的殘暴和黑暗秘密，對後代蘇聯人，尤其是1960年代成年的蘇聯人（蘇聯的「60後」）和東歐人有着長久的「喚醒」效應。

正如一位過來人所說的，「猶如頭部被榔頭猛擊了一下」。捷克斯洛伐克詩人和作家帕維爾·科胡特（Pavel Kohout﹐「77憲章」發起者之一）曾經是一位堅定的斯大林主義共產黨員，他28歲時知道了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覺得「再也沒有安全感，整個世界都崩塌了」，他「整夜地哭泣」。

一下子失去了上帝一般的領袖，這簡直是一場空前的災難，讓許多人陷入了極度的精神恐慌，齊澤克(Slavoj Žižek)對此寫道，赫魯曉夫的講話「搖動了絕對權威的領導教條，程度達到令所有的政治精英們都陷入了暫時性崩潰。有十幾名忠誠的斯大林追隨者因赫魯曉夫的講話而變得失常，甚至需要醫療救護。其中，波蘭共產黨的強硬派總書記貝魯特（Boleslaw Bierut）便因心臟病發作而猝死；斯大林主義的模範作家法捷耶夫（Alexander Fadeyew）亦在數天後開槍自殺」。

這是最初發生在蘇聯的意識形態幻滅，也是蘇聯人對馬克思主義三重信仰危機中的第一重。這三重危機會同時存在，它們各自的影響範圍和程度會隨時代發展而發生變化，形成不同時代或不同階段的信仰危機特徵。

第一重信仰危機主要是由領袖人物的錯誤、失敗和暴行造成的幻滅感，領袖人物的專制暴虐、濫殺無辜、出爾反爾、陰險毒辣、淫亂、迫害狂、言而無信會讓人們普遍感覺到錯愕、驚慌和恐懼，也使他們陷入一種被出賣和背叛的痛苦絕望之中。

以馬克思主義名義進行統治的領導人（如斯大林和貝利亞），他們的人格缺陷和道德敗壞使得馬克思主義事業失去了民心，毀掉了它的正當性。赫魯曉夫對秘密報告破壞共產主義信仰的後果顯然估計不足。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裏記敘，匈牙利黨的首腦馬加什·拉科西（Mátyás Rákosi）聽說了赫魯曉夫的報告後，對安德羅波夫（Yuri Andropov）說：「你們不能這麼做，不能這麼着急。你們黨代會裏發生的是一場災難。我不知道它會在你的國家和我的國家裏帶來什麼」。

拉科西預感到的就是一場信仰危機的災難。一旦領袖的醜事被披露，便猶如精靈被放出瓶子，再也不可能重新關進瓶子裏去，再也不可能「消除不良影響」。勃烈日涅夫時期的「再斯大林化」也終究不可能消除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長久影響。雖然赫魯曉夫後來試圖用允諾20年實現共產主義來補救共產主義信仰所受到的損害，但始終無效，蘇聯從此進入了一個漫長的停滯、朽化直至病入膏肓的過程，意識形態越來越喪失民心，再也難以起死回生，而整個官僚體制也因為喪失信仰而陷入了金錢崇拜和擁權自肥的腐敗泥淖。

第一重信仰幻滅很難長久地停留在只是對少數領袖或領導人的失望層次上，因為它遲早會引起人們這樣的疑問：為什麼在蘇聯體制中會湧現這麼多，這麼自私貪婪、窮凶極惡、寡廉鮮恥的虐待狂人物，不是個別，而是一批又一批。早在蘇維埃政權建立的初期，素以正直、清廉著稱的捷爾任斯基（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的創始人）就似乎已經察覺到，蘇聯秘密警察「契卡」是一個需要惡棍也生產惡棍的體制。捷爾任斯基說，為契卡工作的只有兩種人，「聖人和惡棍，不過現在聖人已經離我而去，剩下的只有惡棍了」，「契卡的工作吸引的是一些腐敗或根本就是罪犯的傢伙……不管一個人看上去多麼正直，心地如何純淨……只要在契卡工作，就會現出原形」。

前蘇聯將軍，曾在葉利欽總統任期內擔任俄國總統特別助理的迪米特里·沃克戈洛夫（Dmitri Volkogonov）說，1930年代中期蘇聯政治警察（NKVD）軍官裏只有兩種類型的人，「冷酷無情的犬儒和喪失了良心的虐待狂」。

前蘇聯間諜尼古拉·霍赫洛夫（Nikolai Khoklov）回憶道，他負責招募新手時，他的上司克格勃高官帕維爾·蘇朵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給他的指示是，「找那些因命運或天性受過傷的人——那些性格醜陋、有自卑情結、嗜權、有影響欲但又屢遭挫折和不順利的人。或者就是找那些雖不至於受凍餓之苦，但卻因貧困而感到羞辱的人……這樣的人會因為從屬於一個影響大、有權力的組織而獲得優越感……他們會在一生中第一次嘗到自己很重要的甜頭，因而死心塌地地與權力結為一體」 。

不僅是間諜或警察，其他人員的提拔也是一樣，勃烈日涅夫的姪女柳芭·勃烈日涅娃（Luba Brezhneva）寫道，「官方不斷強調要粉碎『人民的敵人』，喚醒了人性中最卑鄙的本能。……告密者受到表彰，成為青年人的楷模，他們不僅經濟上有好處，還能得到升遷。」

高尚的理想與陰暗的現實

    造成馬克思主義第二重信仰危機的是高尚理想與陰暗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視為理論與實踐的極大脫節。

斯大林秘密警察的恐怖統治使得無數蘇聯人，包括蘇維埃的支持者和同路人成為血腥鎮壓的對象和受害者。苦難是最好的清醒劑，也是最好的現實教育。高尚的信仰理想與陰暗的生活現實之間的巨大反差使越來越多的人對蘇聯制度的道義性和正當性產生疑問。

在蘇聯進行殘酷統治的是一個暴力的制度，它是一部由那些特別暴戾、殘忍、冷酷的人開動和維護的鬥爭絞肉機。那些特別崇尚暴力的人們一旦開創、建立和維持了一個他們想要的制度，這個制度便會自動挑選那些與其一致，會不擇手段保證它不斷維持統治的幫凶和投效者。這便是暴力制度的自我再生和延續機制。

開創者與繼承者的傳承關係是在制度的同質延續中建立的，民眾對這些人的失望因此也就自然會成為對這個制度的失望。美國歷史學家艾米·奈特（Amy Knight）在《貝利亞：斯大林的第一副手》一書里指出，斯大林時期的秘密警察首腦貝利亞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狠毒人物，然而，「以為貝利亞是蘇聯制度的例外，……那就太不了解斯大林時期蘇聯制度的本質了」。捷克作家和學者彼得·哈盧比（Peter Hruby）說，「每個國家的人口中都存在少量會成為罪犯的人。在極權專制國家，這樣的人機會最好。他們不僅有機會得意發達，而且有機會為服務於偉大事業感到自豪。」

惡棍貝利亞官運亨通是因為有斯大林賞識他，斯大林這樣的領袖才需要貝利亞這樣的副手。艾米·奈特對此寫道：「斯大林和他的副手們做決定都很少或根本不考慮蘇聯人民。讓這些統治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們都極端鄙視個體的人，都毫不心軟地殘害人民」。

一個制度與它的領導人和主要運作者的素質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體現在這些人身上的邪惡和腐敗一定會對這個體制的可信度和道德形象產生極大的破壞作用。

造成馬克思主義第二重信仰危機的是高尚理想與陰暗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也常被視為理論與實踐的極大脫節。蘇聯史專家保羅·霍蘭德(Paul Hollander)指出，「馬克思主義追求的是社會正義、造就群體意識、建立公民與領導人之間的信任關係、把群眾當作能夠做抉擇的負責成年人。」但是，蘇聯社會裏充滿了殘酷的階級鬥爭和迫害政治異己的暴行，毫無正義可言。人們生活在害怕被出賣和背叛的恐懼之中，彼此或與領導之間充滿了猜疑和敵意，難有信任。政府更是對民眾頤指氣使，把他們當不懂事的兒童或弱智來對待。強權統治「背棄了所有那些馬克思主義的道義理想，而代之以一個無處不在的、無以復加的謊言體制」。

波蘭詩人亞歷山大•瓦特(Alexander Wat)曾是一位共產黨員知識分子, 他之所以對共產主義幻滅，就是因為痛恨共產主義已經變成了一個謊言，他說，「失去自由、遭受暴政、飢餓，如果這些不是被謊稱為自由、正義、幸福生活，會更加容易忍受一些。」 壞事本來就夠壞了，把壞事謊稱為好事，那就更壞了，更讓人懷疑和不相信謊言的宣傳。蘇聯哲學家和心理學家伊高·康恩（Igor Kon）也指出，共產主義理想與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嚴重不符是蘇聯人厭棄共產主義的主要原因。

他寫道：「造成蘇聯帝國崩潰的原因包括蘇聯人的心理危機。這種危機從1970年代就已經纏上了蘇聯社會，1980年代終於將它拖跨。冷漠、犬儒主義、酗酒……都是蘇聯崩潰的（民心）因素……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無法兌現承諾，因為它的設計師低估了蘇聯社會憤怒的程度，自從蘇聯的意識形態神話破產後，這種憤怒便已經在人民中間蔓延開來。」

信仰與偽信仰

    蘇聯制度的一個致命內傷，它的不穩定因素是內在的，而不是由外來威脅所造成的。他們不會去攻擊那個信仰，而是會拿它當一個僅供消遣逗樂的笑話。

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第三重信仰危機是因為人們有了一個新的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共產主義理想本身有缺陷，並無法通過它自身來克服。南斯拉夫共產黨政治家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 指出，共產主義失敗是「自我毀滅」的結果，而不是被外力摧毀的。

他寫道，「共產主義觀念本身就包含了它後來崩潰的種子。這個結果早已在共產主義觀念里等着發生了……共產主義是被它自己而不是別人殺死的。它自己慢慢爛掉了……讓人們 看清不過是一個徹底平庸、極端簡單化的理想……這樣的理想也許能激勵我們去犧牲，有高尚的行為，但也是靈魂的鴉片，令人神智不清……隨着這個理想所助長的醜惡現實日益清楚地暴露在人們面前，它也就乾枯死亡了。」

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斯大林主義實踐不是矛盾衝突的，而是一致的。然而，共產主義信仰被蘇聯人拋棄，要為之擔負責任的不僅僅是斯大林或貝利亞的個人暴行，甚至也不是斯大林社會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偏離，而是共產主義本身。用彼得·哈盧比的話來說，馬克思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之間最重要的一個紐帶便是二者都「信奉無情殘害的階級鬥爭」。霍蘭德對階級鬥爭有類似的看法：「相信無處不在、殘酷無情的階級鬥爭讓（馬克思主義者）喪失了對道義的敏感，也為在無須運用暴力的社會體制中大肆濫用暴力提供了合法性」。

一位名叫弗拉迪米爾·法克斯（Vladimir Farkas）的前匈牙利秘密警察高級領導反思道，蘇聯共產主義比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更邪乎，因為「它欺騙地利用了人類最高尚的理想，而納粹則畢竟還未如此」。英國作家、政治評論員大衛·普賴斯-瓊斯（David Pryce-Jones）認為，就政治暴力而言，全世界其他國家沒有一個比得上蘇聯，「其他國家沒有像蘇聯這麼自我傷害的，殺了這麼多自己國家的人民」。蘇聯當然並非是唯一如此的國家，其他國家也發生過以共產主義的名義來推行的迫害和殺戮，它的對象不僅是「敵人」，而且也包括「自己人」——同志、戰友，甚至連領袖親自挑選的接班人也概不能免。

喬治·奧威爾在討論阿瑟·凱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40）時認為，曾經是共產黨員的凱斯特勒對「革命」就經受了這樣的幻滅，「革命本身就是個腐敗的過程。……不光『權力導致腐敗』，獲得權力的方式也導致腐敗。因此，一切通過暴力手段改造社會的努力，到頭來都會導致（大清洗）的審訊室；列寧導致斯大林，而且假如列寧活着，他也會跟斯大林一樣」。

波蘭哲學家和思想史家萊謝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指出，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烏托邦，一旦人們看清了這一點，便不可能再把它當作對現實生活有指導意義的信仰。他寫道，「馬克思似乎在想像，只要消滅了資本家，全世界就會變成一個雅典市集(Athenian agora)。只要取消機器和土地的私有制，人類就不再會自私自利，就會從此和諧地共同生活。」

霍蘭德則指出，一個政權靠着烏托邦式的理想來支撐，並以它的名義實行高度集權，這樣的制度要比既無須烏托邦理想也不高度集權的體制不穩定得多，它需要不斷用暴力維持穩定，越使用暴力，實際上越不穩定。蘇聯的制度不如西方民主制度穩定，道理即在於此。這是蘇聯制度的一個致命內傷，它的不穩定因素是內在的，而不是由外來威脅所造成的。

以為政府權力可以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們的信仰，全都管制起來，這本身就是一種烏托邦的觀念。波蘭裔美國籍學者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認為，這種讓人厭惡的管制方式最終成為蘇聯人厭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一個主要原因。他指出，這種管制式統治「想要把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規範起來，營造一個取消道德選擇和差別的社會環境，代之以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徹底和諧」。這樣的管制方式使得所有不符合它要求的事情，哪怕是本來很平常的生活小事，也都成為具有政治含義的反抗。

蘇聯政治笑話許多都不是針對政府、政黨、政治理念或政策的，而是對生活中大大小小被管制之事的謔戲回應，正因為這些事情都是被意識形態的政治權威所管制的，所以對它們的謔戲也就成為對這一權威的冒犯和不敬，成為政治性的笑話，其中也包括那個他們裝作相信但實際上已經不相信的信仰。

他們不會去攻擊那個信仰，而是會拿它當一個僅供消遣逗樂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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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資本論》有根本謬誤

    早已有充分證據表明（參見龐巴維克），馬克思在經濟學「邊際革命」剛剛出現時，就已經知道他自己的理論完全站不住腳，為此大受打擊，以至根本寫不下去了。

照馬克思妄自尊大的自我定義，他的理論由於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完全一致，而「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和「革命目標」、和「歷史必然規律」、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實現」、和關於自然界、社會和人類歷史的最高真理……根本是一個東西，他馬克思又怎麼可能錯，怎麼可能不是最高的真善美的體現？

就這樣，馬克思成了人間俗世的活上帝，和這個人間上帝作對的——不管是在思想理論上，還是在實踐行動上——所有人，又怎麼可能不是全人類的凶惡敵人？十足可悲的是，整個這一大套用辯證法「推論」出的龐大理論，其推理環節沒有一處是合乎科學的，也就是說，沒有一個環節是對的。

《資本論》第一卷於1867年出版後，直到1883年死去，整整16年間馬克思再也沒有繼續以後的寫作——幾乎一字未動。他是把《資本論》當做畢生最重要的著作看待的，怎麼可能就這樣把它丟到一邊去了？身體欠佳？革命工作繁重？難以置信。其實早已有充分證據表明（參見龐巴維克），馬克思在經濟學「邊際革命」剛剛出現時，就已經知道他自己的理論完全站不住腳，為此大受打擊，以至根本寫不下去了。真正可恥的是，他和恩格斯居然把這件事實完全隱瞞了！

篇幅所限，我這篇短短的小文對馬克思的批評只能是掛一漏萬，要想全面論證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是錯的，那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原因之一在於，不管馬克思錯得多麼厲害，他畢竟是一位思想巨人，其理論體系博大精深，任何人不花費大半生去精心研究，是不可能窺其堂奧的。歷史又是如此弔詭：越是博大精深的理論體系，一旦出錯，其危害越是巨大。換個通俗說法是，撒謊撒得越大，越能讓人信服；如果是彌天大謊，那就足以橫行天下了。

有人認為，人類是唯一一種特別願意相信巨大謊言的動物，這就是為什麼邪教、法西斯和各類流行「天王巨星」永遠比科學真理更能贏得廣大信眾狂熱追隨的原因所在——抱歉，我只是轉述，信不信由你，要是信錯了，罪不在我。

作為壞宗教的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整個學說體系，都是對基督教的一個畸型、扭曲、顛倒的翻版。

不錯，馬克思主義不是別的，就是一種以馬克思為救世主的世俗宗教。馬克思和他的忠實信徒列寧雖然都是無神論者，但是，十足弔詭的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整個學說體系，都是對基督教的一個畸型、扭曲、顛倒的翻版：上帝=歷史必然規律，救世主耶穌基督=馬克思，《聖經》=《資本論》，教皇=總書記，教士=共產黨員，上帝的選民=無產階級，魔鬼和異教徒=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壓迫階級」，原罪=私有制，末日審判=無產階級專政，宗教裁判所=克格勃加古拉格，消滅異教徒=階級鬥爭，聖戰=世界革命，耶路撒冷=莫斯科，天堂=共產主義，地獄=資本主義……每一樣要素，幾乎都可以一一對應！

這套惟妙惟肖的照抄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儘管馬克思本人是養育了他的基督教文明的一個自覺的、激烈的、極端的批判者和叛逆，一個如假包換的文明虛無主義者和歷史虛無主義者（這是一切革命分子的通病，概莫能外），但是，正如一個人不可能拔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地面一樣，他仍然從內心深處浸透着那個文明的精神和本質。

可別小看了這套俗世宗教的偉力。毛澤東（和林彪）都高度重視「精神原子彈」的作用，這正是對共產黨成功經驗的精彩總結。沒有「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共產黨戰勝國民黨奪取政權根本是不可想像的事。中共的歷史經驗不支持經濟決定論。毛澤東的錯誤不是什麼「唯意志論」，恰恰相反，是教條主義；正是由於他在進城之後越來越深地陷入馬克思主義的教義之中，越來越背離「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才會一錯再錯。

馬克思主義大有助於共產黨的成功，這絲毫不能說明它是科學，或它是善的、合乎道德的。宗教可以和科學毫不相干，而實踐行為的成功與科學檢驗雖有關係但根本不能等同。這些重大的認知誤區都應當仔細地加以澄清，但本文不能再多談了，只能就「馬克思主義是種壞宗教」再簡要談幾句。

首先，好宗教是勸善的，慈悲為懷的，教世人相愛、互助、和諧相處。馬克思主義壞宗教則完全相反，大肆鼓吹和煽動仇恨（「階級仇，民族恨」）、鬥爭，教人相互為敵，專門製造不和諧——直到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完全實現之前，仇恨和鬥爭都是天經地義的最高尚神聖之事，而且，鬥得越凶狠，共產主義來得越快——因為矛盾和鬥爭是歷史前進的唯一動力和源泉！

其次，好宗教的天堂、天國是完全超越性的，與人的生物性、物質性生命，與現實、現世的俗世生活完全隔開、迥然不同。好宗教根本否認任何「人間天堂」的可能性。你可以堅持說，這無法證明；然而，它也無法否證！馬克思主義壞宗教則正相反，虛構了一個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人間天堂，斷言說那是由「歷史必然規律」打了百分之百保票的、歷史未來的終點（「歷史終結」也是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不是福山先生的發明）

——馬克思倒是沒用過「歷史終結」這個詞，但除去生產力繼續自行進步之外，共產主義實現之後還能有什麼新鮮事，相信連全能的上帝也想像不出來——至少，馬克思上帝自己就從來未置一詞。「非不為也，是不能也」。

第三，好宗教的神與人之間有一條不可逾越的、無比深廣的鴻溝，儘管人的靈魂、理性、精神分享了神性，但是，人仍然永遠是認知、道德、行為……每一種能力都極其有限的、速朽的生物，因此，極端樂觀主義的人性論，把人尊崇為天使，把某些人（先進階級、先鋒隊、偉大領袖，等等）當做全知全能的神來崇拜，乃是人類所犯下的種種大罪中一等一的瀆神不敬之罪；而馬克思主義壞宗教恰恰就是如此。

第四，好宗教是神權—俗權（教權—政權）二元分離的，也是信仰—科學二元分離的，不主張用世俗政權的強制力一統人們的信仰和思想，保障信仰自由、思想自由反倒是世俗政權的重要職責。馬克思主義壞宗教正相反，它是政教合一的；它自命為唯一的最高真理和絕不可能錯誤的頂尖科學，凡是不相信的人，只能是反動派、階級敵人，必須統統消滅乾淨，共產主義人間天堂的美好前景才不至於被阻撓和破壞。——我不禁要問，既然有「歷史必然規律」作擔保，誰又能幹得成這種破壞搗亂的事，又有什麼必要去消滅他呢？假如有人要破壞萬有引力定律的實現，你去消滅他豈不是很愚蠢？

第五，好宗教儘管貶低、輕視人的現世生存，但這只是相對於死後天國相比較而言的，好宗教絲毫也不輕視和貶低現實生存中人應盡的職責和必守的道德誡命，因為那都是神的旨意和律令。馬克思主義壞宗教則相反，它在「共產主義」之前與之後划下一條截然分明的界線，共產主義之前的全部人類文明史，統統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史前史」，充其量只有歷史相對性的價值，從根本上、本質上全都是不合理、不正確、不道德的，一切真正的價值都只能到共產主義社會裏去找，到那時人類的歷史才真正開始。這就意味着把整個人類文明一筆抹煞、踩在腳下了。

如果真有一個共產主義，那還好說，要是根本沒有呢？要是共產主義根本就是馬克思本人黑格爾式的玄想、幻想，憑空虛構的白日夢呢？那我們整個文明、整個人類不是一無所有，慘到底了嗎？薩特等人居然還敢說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人道主義」，怎麼可能？這樣一種把全部人類文明一筆抹煞，連人性（凡人皆有的、人的本質屬性）都根本否認，主張可以用一切暴力血腥的手段，把他和其他共產黨領袖所界定的整個「敵對階級」（其數量之龐大，劃分標準之模糊，無人知道敵我界線應當定在何處，這就是為什麼階級鬥爭必定會「擴大化」的底蘊所在）徹底消滅的，空前絕後的反文明、反人類的學說，竟然可以美其名曰「人道主義」，這說明了什麼？難道還不足以令人深思，促人警醒，認認真真地通過剖析西方極左派們的信仰和知識體系、個人和階級私利乃至深層人格，去尋找西方文明深藏的致命病毒嗎？

終生竭盡全力維護「馬克思主義革命精髓」的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一文中就曾經公然無忌地說，「共產黨人唯一的道德，就是服從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意思是，首先由他，列寧等一小撮「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決定什麼是「無產階級階級鬥爭的利益」，以及，什麼是促進這一利益的適當手段；然後，凡是「服從」這一利益和手段的人及其行為，就統統是最「道德」不過的。

這豈止是「個人崇拜」？這根本就是「領袖即神」！布爾什維克們就是這樣徹底解脫了一切人類文明的道德束縛和良心譴責，走向了毫無顧忌的野蠻和殘忍，而這不是由於什麼人犯了錯誤或稟性邪惡，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內在邏輯一定會導致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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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還是宗教？

塑造了馬克思整個人生觀、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不妨說就是黑格爾哲學加法國大革命──反科學反邏輯，加政治激進主義和浪漫主義。
2015-10-21
共產主義

編按：高舉「共產主義理想」的時代，本來似乎早已離開中國人，民間早已不再相信這個彼岸目標，當局也緘口不言。但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番「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員的最高理想」的講話，引起多方討論、爭議和疑惑。關於共產主義的爭議，也再次甚囂塵上。

面對民間的反彈，《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宣稱要《理直氣壯地高揚共產主義偉大旗幟》，《環球時報》則以《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的社論，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就在「共產主義理想」引領下才得以實現。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帳號則發表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景臨的文章，批駁知名地產商任志強的「反共產主義」言論。

10月10日，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近日在北京舉行。會上，著名漢學家麥克法誇爾認為「中國夢」「不連貫、不廣泛，難以與西方抗衡」的批評，被環球時報英文版報導成麥克法誇爾稱「中國夢」是對人類社會的創舉，也鬧下了不小的國際笑話。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則又在10月19日發表《我們為什麼信仰共產主義》，認為「一旦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中國共產黨將迷失」。

熱點新聞之後，端傳媒認為仍有必要提出重要問題──共產主義是理想，還是幻想？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失敗了嗎？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怎麼辦？

端傳媒邀請周舵、徐賁、洪振快三位先生，以五篇文章《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還是宗教？》、《論證共產主義的馬克思犯了哪些錯？》、《蘇聯與中國，用不同方式證偽共產主義》、《前蘇聯的三重信仰危機》、《王歧山談合法性背後的幻象與危機 》，從條分縷析共產主義、蘇聯的信仰危機到重塑合法性等多個角度，談論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是是非非，以及中國的未知前路。
2014年10月17日，德國，一名打扮成二戰德軍的市民在博物館的馬克斯掛畫前拍照。攝：Sean Gallup/GETTY
2014年10月17日，德國，一名打扮成二戰德軍的市民在博物館的馬克斯掛畫前拍照。攝：Sean Gallup/GETTY

共產主義不是共產黨人發明的新事物，它是深深嵌入基督教核心的一個西方文明基因。早期基督教在教義上和實踐上都曾熱烈擁抱過共產主義，雖然後來被主流教義邊緣化了，但這個基因從未消失過。

中華文明與此大不相同，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想法，最類似共產主義的所謂「大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也只不過是遠古時代到處盛行過的宗族互助而已，與「共產」沒有半毛錢的關係。

馬克思不信基督教，卻毫無保留地接受了基督教的共產主義教義，並且像最虔誠、最狂熱的教徒一樣篤信。這就發生了一個嚴重問題：馬克思主義怎麼可能是科學？科學和信仰根本是「兩股道上跑的車」，西方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到現在也沒能讓兩者並行不悖，馬克思是如何做到既信仰共產主義而又聲稱他的理論是科學的呢？

要想真正理解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不能不首先破解這個核心秘密。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那麼什麼才是科學？

    科學方法就是經驗主義的哲學立場、邏輯-數學方法和觀察-實驗方法三者的結合運用。 「科學」與「民主」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神。

不論何處，所有世俗政府（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家除外，它們不是世俗政府）如果不以民主和科學相標榜，就無從獲取合法性基礎。但是，究竟什麼是「科學」，什麼是「民主」，卻人言言殊，歧義紛繁。

為了解答「科學究竟是什麼」，自十九世紀末葉逐漸發展出一門哲學分支——科學哲學。二十世紀中期以後，科學哲學不僅成為一門獨立學科，而且成為哲學中最重要的學科，居於哲學研究的核心領域。筆者的導師于光遠先生是我國最早看到科學哲學重要性的黨內思想領袖，六十年代就在「科學方法論」和「自然辯證法研究」的名目下開展了相關的研究工作。

遺憾的是，這門學科至今仍然「鎖在深閨人未識」，仍然是極少數專家從事的哲學冷門。科學方法論的極端重要性，除去少數極端國粹派，今天恐怕沒有幾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人會反對。按理說，科學哲學或科學方法論應當是每個大學生不可或缺的基礎教育，然而事實上，作為基礎教育的反倒是十足偽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什麼是偽科學，理由請看後文；這個可悲的現實不改變，「創辦一流大學」的宏願只能是痴人說夢。

科學哲學發展到今天，成果極為豐碩，哪怕只是作最粗淺的介紹，也要寫一大本書。但它如此重要，完全不談又不可能。本文只能選擇其中的一小部分——「劃界」問題，作為本文論述邏輯的方法論基礎。

所謂「劃界」，是要回答科學和非科學、偽科學以及反科學的本質區別是什麼。首先，我們要了解科學家是如何工作的，因為，「科學」或科學理論就是科學家這個科學共同體的勞動成果；「科學方法」就是他們創造這些成果所使用的工具。這是一種經驗主義的研究路徑，「實事求是」的立場和態度——從客觀存在的科研活動這一事實出發，總結和概括出其中的普遍規律。相反的研究路徑是唯理主義（理性主義）：從「科學」的定義出發，作純邏輯的演繹推理，建構出一個邏輯自洽的理論體系。

可以說，科學方法就是經驗主義的哲學立場、邏輯-數學方法和觀察-實驗方法三者的結合運用；也就是說，從「問題」出發（我們要解決什麼問題？是理論自身的「內部問題」，還是理論和研究主體、或者理論和外部世界的關係問題？），有目的地通過觀察和試驗蒐集相關的經驗事實、數據資料，然後，根據前人積累的理論成果，運用歸納法和科學想像力大膽推測，提出理論假設；接下來，運用邏輯演繹和數學演算建構理論體系；最後，根據從理論中推導出的可觀察現象和事實作檢驗，從而得出初步的「證實」或「證偽」的判定。

特別要注意的是，這「判定」不是一錘定音的，要通過對理論的反覆修改、反覆檢驗，尤其重要的是，必須公開發表在權威性的學術刊物上，供一切有興趣的科學家嚴加批判。如果所有這些檢驗都通過了，那麼，這個理論就可以暫時稱之為科學真理。「暫時」的意思是，這個檢驗工作永無盡頭，再高明的理論也隨時可能被新事實、新發現、新理論所糾正甚至推翻。人世間沒有百分之百、永不會錯的科學真理，「真理」永遠是概率性的，永遠只是「在多大的可能性上」為真。

這一套科學家共同遵循的工作方法、程式、規則和職業規範，就是庫恩（Thomas Kuhn）所說的「範式」（Paradigm）。範式之有無，庫恩認為，就是科學和哲學、宗教、前科學以及其他種種非科學學說、理論、主義（比如我們的諸子百家，比如中醫）之關鍵區別，亦即劃界的標準。反科學根本反對科學及其範式；偽科學則不遵循該範式，卻自我標榜為科學。

波普爾提出「證偽」作為劃界標準，以取代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標準。庫恩和拉卡托斯等人對波普爾「證偽」標準又做出一個重大改進，從理論自身（理論是否邏輯自洽？是否「符合」事實或可證實可證偽？等等）轉向不同理論之間的競爭和優勝劣汰。究竟哪種理論更「真」或更「好」，就要看它們相互競爭和比較之下，哪個更簡潔優美、更方便好用、更有解釋力、更有預測力，等等。

馬克思主義不可能是科學

    馬克思主義則一部分是偽科學（不可檢驗、拒絕檢驗的部分），一部分是已被證偽的錯誤理論。

除英國經驗主義之外，西方文明當中影響極為深遠的另一大流派，是和當代科學方法必不可少的一頭一尾——從經驗事實開始，以經驗檢驗結束——這個經驗主義程序（毛澤東的說法叫作「從實踐中來，到實踐中去」）完全對立的。這個流派，就是從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經由中世紀的經院哲學，傳到笛卡爾、黑格爾等人的唯理主義（理性主義）哲學，所謂「歐陸理性主義」。

這套唯理主義哲學和方法論，認為通過觀察、感官感知的 「經驗事實」（ 「現象」）毫不重要；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虛假的、騙人的、不「真實」的，只有憑藉理性進行嚴密的邏輯推理得到的知識，才是真實的「本質」；而邏輯推理，就是以歐氏幾何為範本，從無可置疑、理性上不言自明的前提出發，作演繹邏輯的推演，最後建構出一個無邏輯謬誤的理論體系。

唯理主義哲學家們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們把理論的「純形式」（邏輯—數學）和「經驗事實」（現實內容）兩者的關係完全搞顛倒了——從經驗內容中抽象出來的純形式成了永不會錯的「本質」，經驗內容本身反倒成了虛假騙人的「現象」。這個錯誤的原因之一是不了解「邏輯」（和數學）的本質，而這個不了解的原因又是由於不了解歐氏幾何的性質。這個錯誤可就犯得太大了，從中導致了波及人類知識每個重要領域的巨大謬誤，以至於帕斯卡老早就諷刺說，「沒有任何一種荒謬絕倫的理論，是沒有被歷來的（西方）思想家提出來過的」——括號中的「西方」兩字是我加的，加上這兩字才符合事實。

簡而言之，這等於是把思維主體、思維對象和思維產品這三個不同的東西，全部都歸結為邏輯了！把這三者都等同於一個邏輯結構，就是我所說的「泛邏輯主義」。我們拿波普爾的「世界1，2，3」，和黑格爾的「辯證理性」作個對比，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出科學方法的哲學基礎，和黑格爾純思辨（幻想！）的、完全不顧現實內容的抽象概念的遊戲，兩者之間的巨大差別。

不是從經驗事實（現實存在的事物和現象）出發，而是從某個或某些任意選擇的純概念的定義出發，做概念到概念的邏輯推演，由於初始（基本）概念選取的無限多樣性，概念定義的多義性、含混性和任意性，以及概念和概念之間意義關聯的多義、含混和任意性，於是，表面上看這種邏輯推演是合邏輯的，實際上卻不存在任何客觀的、學術的或專業的邏輯標準；又由於它們和現實世界完全脫節，也就不具有經驗的（「實踐的」）可檢驗性。

於是，檢驗科學理論之真偽對錯的兩套標準：理論自身的邏輯自洽性、簡潔性……等等「內在標準」，理論與外在現實、經驗事實的關係（相關性、解釋力、預測力……等等）「外在標準」，對這些「理論」就統統不起作用，而這就意味着它們根本就不是科學理論，而是非科學；如果它們還自稱為「科學」，那它們就是偽科學。

舉例說，黑格爾哲學是非科學，其「邏輯學」處處違反邏輯；馬克思主義則一部分是偽科學（不可檢驗、拒絕檢驗的部分），一部分是已被否證的錯誤理論（其預言被事實批駁了的部分，如無產階級的貧困化、資本主義總危機，資本主義的階級關係越來越成為兩大階級的鬥爭、衝突和總決戰，無產階級專政是向無階級、無國家社會的過渡，……等等）。

馬克思從不承認「科學共同體規範」

    馬克思用許多典型的偽科學手法來拒絕、逃避科學檢驗，其中最有害的一種手法，就是「階級性」——凡是批評、反對他的理論的，一定是「資產階級的」，是為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壓迫階級辯護的「庸俗」理論。

西方近代歐陸唯理主義哲學當中，其反經驗主義、脫離現實的程度也很不相同，康德就是其中最「親經驗主義」、最富於科學精神的一位，而黑格爾卻恰恰是在「科學性」這個方面對康德的大反動、大倒退——向空疏無意義的經院哲學的回歸和倒退。非常不幸，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大廈，就是建立在黑格爾的經院哲學式的玄想（幻想）式「方法」之上，這從馬克思的成長背景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馬克思受教育的環境對於培養科學思惟十分不利——歐陸哲學是反經驗主義的，黑格爾哲學則不但反經驗主義，其「辯證法」還從根基上破壞科學方法的邏輯核心，公然主張矛盾不但不是壞事，反而是天大的好事——矛盾是宇宙的「本質」、運動變化的根源！馬克思在柏林大學求學期間只修了哲學和法律課程，下功夫最多的就是黑格爾哲學；他對自然科學毫無興趣，而當時的自然科學基本是牛頓機械論、決定論的天下，各門社會科學更是根本還沒出世。

塑造了馬克思整個人生觀、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不妨說就是黑格爾哲學加法國大革命（馬克思自己的說法是「德國頭腦加法國心」）——反科學反邏輯，加政治激進主義浪漫主義。馬克思雖然是個國際主義者，對德國當年的野蠻落後深惡痛絕，但瀰漫在德國學術界的強烈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深層心理仍然深刻影響了馬克思：既自卑又傲慢，對西方先進國家的異議、疏離、批判和敵意，一心想要靠一套靈丹妙藥後來居上，等等，都和二十世紀初的中國人如出一轍。馬克思為什麼對黑格爾辯證法如獲至寶，誤以為那是科學方法的頂峰，中國人為什麼迷上馬克思，都可以從這裏找到答案。

馬克思的早年經歷告訴我們，他的研究方法、理論建構方法全然不是前面所說的科學方法，而是「頭足顛倒」之後的黑格爾主義——不論如何「顛倒」，其方法論的本質絲毫不變——把黑格爾「辯證法」絕對理念演進三段式直接套在歷史演化上，搞出一套階級矛盾鬥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衝突推動「社會基本形態」革命變動的進步主義「歷史必然規律」，然後，再用後半生的「經濟學研究」往這個黑格爾式理論骨架中填充血肉。這套黑格爾式研究路徑，和科學方法可以說毫無共同之處。

可不可以按照科學方法的規範，把馬克思的學說當作一套假說看待，從而使其變得貼近科學一些呢？很遺憾，這仍然行不通。一則馬克思本人從不認為他的學說只是假說假設、其真理性有待事實檢驗的意思，更致命的是，他還用許多典型的偽科學手法來拒絕、逃避科學檢驗，其中最有害的一種手法，就是「階級性」——凡是批評、反對他的理論的，一定是「資產階級的」，是為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壓迫階級辯護的「庸俗」理論。

馬克思不承認有什麼可以檢驗或約束他的「科學共同體的規範」，相反，因為政治上過於激進，他大學畢業後謀教職不成，就不得不選擇作為一個學術邊緣人自外於整個科學共同體，以極端傲慢的姿態完全拒絕來自主流科學界的任何批評檢驗。馬克思本人以及他的許多追隨者，也就因此而自我隔絕於科學主流之外，由於缺乏和一流學者的相互交流、激勵和批評討論，他們的學術水平也就只能是門外漢、自學者和邊緣人的水平，甚至更糟。

哈佛專家

王岐山談合法性背後的幻象與危機

回頭看王岐山談合法性，那恐怕不是彰顯當局執政自信，而可能是政績合法性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無意流露的危機感。
洪振快2015-10-22

編按：高舉「共產主義理想」的時代，本來似乎早已離開中國人，民間已經不再相信這個彼岸目標，當局也緘口不言。但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番「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員的最高理想」的講話，引起多方討論、爭議和疑惑。關於共產主義的爭議，也再次甚囂塵上。

面對民間的反彈，《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宣稱要《理直氣壯地高揚共產主義偉大旗幟》，《環球時報》則以《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的社論，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就在「共產主義理想」引領下才得以實現。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帳號則發表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景臨的文章，批駁知名地產商任志強的「反共產主義」言論。

10月10日，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近日在北京舉行。會上，著名漢學家麥克法誇爾認為「中國夢」「不連貫、不廣泛，難以與西方抗衡」的批評，被環球時報英文版報道成麥克法誇爾稱「中國夢」是對人類社會的創舉，也鬧下了不小的國際笑話。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則又在10月19日發表《我們為什麼信仰共產主義》，認為「一旦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中國共產黨將迷失」。

熱點新聞之後，端傳媒認為仍有必要提出重要問題──共產主義是理想，還是幻想？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失敗了嗎？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怎麼辦？

端傳媒邀請周舵、徐賁、洪振快三位先生，以五篇文章《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還是宗教？》、《論證共產主義的馬克思犯了哪些錯？》、《蘇聯與中國，用不同方式證偽共產主義》、《前蘇聯的三重信仰危機》、《王歧山談合法性背後的幻象與危機 》，從條分縷析共產主義、蘇聯的信仰危機到重塑合法性等多個角度，談論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是是非非，以及中國的未知前路。

2015年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攝：Feng Li/GETTY

9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在會見出席「2015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的外方代表——60多位國（境）外前政要及知名學者時，提到「中國共產黨的合法性源自於歷史，是人心向背決定的，是人民的選擇」。此舉被認為是中共最高層領導首次論述中共的合法性問題，是中共話語體系的一次重大突破，引發關注和眾多解讀。

如何看待王歧山談中共執政合法性？一種典型的觀點認為，王岐山談話不再回避「合法性」問題，所釋放的信號彰顯中共執政自信。這種看法有多大的道理？

合法性為何重要？

合法性（legitimacy）是一個政治學概念。按照世界公認的迄今最權威的政治學學術工具書《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解釋，「任何一種人類社會的複雜形態都面臨一個合法性的問題，即該秩序是否和為什麼應該獲得其成員的忠誠的問題。

而在現代社會，這個問題變得更為突出也更為普遍」，合法性「這一概念意指某個政權、政權的代表及其『命令』在某個或某些方面是合法的。它是一種特性，這種特性不是來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來自於有關規範所判定的、『下屬』據以（或多或少）給予積極支持的社會認可（或認可的可能性）和『適當性』」。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李普塞特則認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統使人們產生和堅持現存政治制度是社會的最適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

學術上的定義或許不夠簡明易懂，簡單地說，政治上的合法性是指民眾對政權的服從、認可、認同、忠誠的程度。當不服從、不認可、不認同、不忠誠達到一定範圍和程度的時候，就產生了合法性危機，可能危及政權的穩定和安全。因此，合法性非常重要，可以說是政治秩序的最關鍵、最核心的問題。

合法性由什麼決定？著名的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認為，人類服從有三種情況，即習慣、熱愛與理性選擇，相應地，國家政權合法性基礎有三種理想情況：一是傳統的合法性，即人民認可歷來適用的傳統的神聖性和由傳統授命實施權威的統治者的合法性；二是魅力型合法性，即人民認可國家元首因某種神秘經歷或人格魅力而具有的非凡特質或感召力；三是法理型合理性，即人民認同通過民主程序授權公職人員進行治理的政治規則。

韋伯認為，這三種合法性都屬於純粹的（或理想的）類型，實際上人類歷史上不存在純粹的類型，真正存在的統治形式都是這三種純粹類型的混合，但不同類型的因素的比重和組合方式可能有差異，因而某種現實的統治合法性可以非常接近某一類型。而在現代國家中，合法性必然要求是法理型的。

韋伯的思想主要建基在西方歷史實踐上，東方比如中國古代的合法性思想存在不同之處，主流可稱政績合法性。這一思想的特點，是認為國家最高權力來自上天眷顧，即天命所歸，皇帝稱為真命天子，代天行使統治萬民的權力；同時，上天之所以選這個人為真命天子，是因為他有德——愛護萬民，施行德政。如果他不愛護萬民，即意味着失德。失德即失去上天眷顧，可由他人——有德者替代。

因此，合法性便由天命轉為德政。帝王有德、施行德政（仁政），便能使天下歸心，萬民擁戴，江山穩固。此即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帝王失德，上天會通過乾旱、洪水、地震、瘟疫等災害作為警示，若帝王不悔悟補過，民眾即有權反抗，推翻其統治，另立有德者。各王朝政權新建，都要譴責前朝不行德政，自己是替天行道，由上天授權來拯救萬民的。

但是，帝王的德是可以製造的，並不一定是真實的，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功能和作用。如歷代開國皇帝，差不多都是流氓和陰謀家，德行都很差，一旦建立政權，便可由意識形態工具塑造成有德的開國君主。因此，有德無德，實際上是靠暴力說話：擁有暴力，可以通過意識形態製造和塑造有德的公共形象；失去暴力，有德也可以被污名化為萬惡不赦。但是，在意識形態中塑造有德形象而具備統治的合法性又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民心雖然不一定時時起作用，但在關鍵時刻又的確可能決定（至少是影響）成敗。

德政（仁政）最終體現為百姓安居樂業的政績，因此中國古代的政權合法性，實際上是一種政績合法性。這種政績合法性，在公共權力的運用上，表現為外抗強敵，提供國境之內的安全性，在內部，則是行德政，不要過分剝奪老百姓，避免民怨沸騰。有此兩點，百姓即擁戴，亦即得民心。

中國共產黨執政後的合法性演變

1949年後中國共產黨掌握大陸政權，其合法性是如何建構的呢？如同韋伯所指出的，合法性往往是混和型的，但有主導類型。分析1949年後中共的合法性基礎，亦體現此種特點。

首先，中國共產黨執政合法性，政績合法性佔主導地位，與古代有相似之處，但有新的東西。相似之處是宣布被推翻者（國民黨、蔣介石）失德，被人民拋棄，共產黨得到人民擁戴，建立政權是人民的選擇。不同的是，共產黨自稱以先進的馬列主義為指導，以推翻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為己任，代表人民利益，這是以革命的正當性、正義性取代古代的天命，而且中共對革命的領導權是歷史的選擇，因為其他階級領導革命都有缺陷，最終都失敗了，中共領導革命成功是歷史的必然。

在毛澤東時代，政績合法性還有一個表現，即通過土改使農民暫時擁有土地，通過朝鮮戰爭「打敗」美國，逐漸建立工業體系，發展「兩彈一星」鞏固國防，都讓當時的人感到不像近代中國那樣受列強欺侮，這些被宣傳為中共的很大政績，人民自然擁戴。

其次，魅力型合法性也一定程度存在，尤其是毛澤東時代，對毛的個人魅力的塑造不遺餘力，個人崇拜越來越升級，其影響延續至今。

第三，法理上的合法性也力圖加強，如1949年政協會議制定了《共同綱領》，1954年頒布了憲法，以「兩會」（人大會議和政協會議）表示最高權力來自人民的授權，法理上的合法性是充足的。

然而，上述合法性基礎在改革開放年代被削弱。要改革，就要否定文革，解放思想，放棄毛澤東時代的做法，經過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1980年四千老幹部會議及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做出的歷史決議，加上社會的反思，毛澤東在80年代走下神壇，已無多大魅力，故而魅力型合法性已不具備。而革命，因蘇聯解體等原因，在90年代中後期經過學界的反思，也已不具多少合法性。法理上的合法性在80年代一度有加強的趨勢，但由於制度操縱（人大代表是安排的，不具真正意義上的代表性，人大是橡皮圖章，人民實際不掌握權力），實際只是在政治精英之間形成合法性幻象（學者吳國光語），民眾心中並無多大認可，實際上法理合法性並不充足。於是，注重政績合法性成為必然選擇。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共產黨注重政績合法性，實際上是主要是注重經濟績效，因為「政左經右」，政治體制改革無實質進展，亦無多大政績可言，故政績即改革成果主要體現為經濟績效。所謂經濟績效，又主要體現為經濟增速，亦即GDP指標。從民眾的角度說，則體現為生活改善。中共官方認為，經濟發展使老百姓生活改善，老百姓滿意，支持中共，因而執政合法性無可懷疑。

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確取得了不凡的成績，現GDP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僅次於美國。然而，GDP總量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單純依靠經濟績效取得的合法性，在理論上蘊藏著重大危機，其表現有二：1.有了好的經濟績效，民眾生活水平提高之後，轉而關注其他問題，如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等等，而這些僅靠經濟績效無法提供，合法性也就或遲或早都會失去；2.很難在長時期內保持好的經濟績效，一旦經濟出現大的滑坡和危機，合法性亦將喪失。

經過三十多年的增長，中國經濟的問題逐漸呈現，高速增長已難以持續，經濟危機逐漸暴露。因此，依賴經濟績效的合法性恐難為繼。這又意味着，未來中共將面臨新的合法性危機。

按照現代國家必然要求法理上的合法性的規律，執政黨最需要做的，將是盡快完善法理上的合法性。法理上的合法性要求民主和法治。民主和法治要求黨權不能高於國家主權，即黨必須在法下，黨和政府不能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而這必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實現。政治體制改革，在上世紀80年代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當政時曾有設想，但最終都沒有實際進展。中共能否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實現自我革命，至少目前尚看不到希望。由於這一原因，中共始終面臨法理上的合法性不足的麻煩。

回頭看王歧山談合法性，那恐怕不是彰顯中共執政自信，而可能是政績合法性難以為繼的情況下無意流露的危機感。

（洪振快，歷史學者，專欄作家，《炎黃春秋》雜誌原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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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這是「八九風波」過後不久的1993年我在美國説的，當時正值全世界對中共激烈譴責的風口浪尖上，説實在話，我如此評價中共是捱了潮水般批評謾罵的，許多激進民主派至今仍不能原諒我的「背叛」。但我別無選擇。我堅信，知識分子的天職，就是探索真理、傳播真理、捍衞真理，真理所在，就是我的生命所在，榮辱笑罵在所不計。

和任何好東西一樣，理想主義只要走了極端，一定是自毀性的，一定會走向反面，變成幻想。理想只有落回人間、植根人性、直面現實，才能生根開花結果，才不至於滑進無根幻想的黑洞。怎樣做到既維護住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和道德水準，又能夠「與時俱進」，拋棄那些極端主義的糟粕，能夠和現代文明接軌、走在時代的前列，這正是當前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最大挑戰（有智者建言，把「共產主義」改為「共享主義」，不失為妙計一條），全盤繼承，或者全盤拋棄紅色傳統，恐怕都不是最優選擇，因為那違背了改革的內在邏輯。

改革不可避免的就是新舊夾雜、非驢非馬、好壞兼備，搞得好左右逢源，搞得不好兩頭不是人、處處捱罵。接受改革的邏輯，就要同時接受令自己憎惡的不同主張、主義，想辦法妥協和共存，儘可能找出幾方都不滿意、但大家都不得不勉強接受的底線共識。寬容、承認乃至尊重異己異説，是自由民主的根本出發點，然而不幸，這恰恰是革命黨文化深入骨髓的中國人最難做到的。

自1840年代的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無數志士仁人拋頭顱灑熱血，奮鬥犧牲，核心目標就是一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振興。如何實現？一言以蔽之：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實現現代化。這曾經是中國各界精英的基本共識。但是，若接着再問：怎樣實現現代化？哪條現代化道路是最優選擇？共識就徹底破裂，各種主義、主張互不相容，對立、撕裂、爭鬥，從惡言相向到互相殺戮——這就是自君主立憲被激進革命徹底埋葬之後的基本現實，以至於國共兩黨至今不能走到一起。

自由憲政是中國現代化的未來道路

    一方面，我們不能沒有現代化理論的研究和指導，在方向根本不明的情況下盲目亂摸，因為歷史路徑一旦選擇錯誤，再想走回頭是不可能的；同時，選對了方向並不意味着就能成功，還必須抱着「必錯」而不是「必勝」的信念小心謹慎地摸索前進，決不能盲信一套「神聖」的抽象教義、主義。

其實這毫不足怪。

各國走過的現代化道路無非三條：自由憲政的英美模式、極端保守的德日法西斯模式和極端激進的革命法俄模式。現在我們看得越來越清楚了：最成功的是英美模式，德日模式和法俄模式都不成功。遺憾的是，在二次大戰德日模式崩潰、九十年代蘇東陣營瓦解之前，尤其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三十年，也就是國共兩黨創立的年代，恰恰是英美模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嚴重危機，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卻風生水起、大獲成功，於是，中國精英紛紛拋棄英美道路，選擇了自以為更優的兩種極權主義模式。我們不妨捫心自問，假若我們處在那個年代，會有更明智的選擇嗎？恐怕不會有吧。苛責前人是最容易的，但也是最膚淺的，我對共產主義烏托邦的嚴厲批評，並不是要把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妖魔化，相反，是為了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避免重蹈覆轍。

哲人波普爾主張科學研究應該運用「試錯法」，有人把鄧小平的「摸着石頭過河」比附為試錯法：摸着了繼續往前走，摸不着就另摸一塊。但這是錯的。波普爾説得再清楚不過，試錯法是做科學研究的方法，不是做整體社會實驗的方法；恰恰相反，波普爾和哈耶克等保守自由主義者堅決拒絕按照理想藍圖去從事大規模的社會實驗（革命是最大規模、最激烈、後果最壞的社會實驗），這是因為，人類根本就不可能掌握絕對不會錯的什麼「必然規律」、「宇宙真理」；相信絕對不會錯的真理，那是宗教信仰，不是科學態度，因此，整體社會實驗一定會事與願違、下場悲慘。

波普爾説，正是因為我們不應該做大規模的整體社會實驗，才應該用試錯法做理論研究，儘可能找到成功概率比較大的成功方向，一點一滴地耐心做社會改良並且不斷調整、修正。他説得絕妙：試錯法就是要讓錯誤理論「代替我們去死」。

我所主張的現代化英美模式，就是一個大概的成功方向，一方面，我們不能沒有現代化理論的研究和指導，在方向根本不明的情況下盲目亂摸，因為歷史路徑一旦選擇錯誤，再想走回頭是不可能的；同時，選對了方向並不意味着就能成功，還必須抱着「必錯」而不是「必勝」的信念小心謹慎地摸索前進，遇到問題隨時調整修正，決不能盲信一套「神聖」的抽象教義、主義（不管是共產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或別的什麼主義），自以為正義和真理全在我手，「義無反顧」、不計代價地一條衚衕走到黑。

説到底，不管眼前的現實與自己的理想目標差距多麼巨大，如果我們連正在改革開放，承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其中包括了自由和民主）、「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法治建設」，並且確實在強力反腐的中國共產黨人都不能寬容，我們還能寬容什麼異己異見，還有什麼資格宣稱自己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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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蘇聯和中國，用不同方式證偽共產主義

列寧獨創的「建黨學說」取得政權，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巨大修正、嚴重背叛；而未來的歷史學家可能會下結論說，鄧小平路線的成功，才是對馬克思主義最致命的證偽。
2015-10-22
共產主義

編按：高舉「共產主義理想」的時代，本來似乎早已離開中國人，民間已經不再相信這個彼岸目標，當局也緘口不言。但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番「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員的最高理想」的講話，引起多方討論、爭議和疑惑。關於共產主義的爭議，也再次甚囂塵上。

面對民間的反彈，《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宣稱要《理直氣壯地高揚共產主義偉大旗幟》，《環球時報》則以《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的社論，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就在「共產主義理想」引領下才得以實現。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帳號則發表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景臨的文章，批駁知名地產商任志強的「反共產主義」言論。

10月10日，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近日在北京舉行。會上，著名漢學家麥克法夸爾認為「中國夢」「不連貫、不廣泛，難以與西方抗衡」的批評，被環球時報英文版報道成麥克法夸爾稱「中國夢」是對人類社會的創舉，也鬧下了不小的國際笑話。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則又在10月19日發表《我們為什麼信仰共產主義》，認為「一旦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中國共產黨將迷失」。

熱點新聞之後，端傳媒認為仍有必要提出重要問題──共產主義是理想，還是幻想？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失敗了嗎？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怎麼辦？

端傳媒邀請周舵、徐賁、洪振快三位先生，以五篇文章《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還是宗教？》、《論證共產主義的馬克思犯了哪些錯？》、《蘇聯與中國，用不同方式證偽共產主義》、《前蘇聯的三重信仰危機》、《王歧山談合法性背後的幻象與危機 》，從條分縷析共產主義、蘇聯的信仰危機到重塑合法性等多個角度，談論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是是非非，以及中國的未知前路。

德國柏林杜莎夫人蠟像館擺放了馬克思的蠟像，博物館於2008年開幕時不少記者前往採訪。攝：Steffen Kugler/GETTY

十月革命證明馬克思錯了，列寧是「對」的

    十月革命成功的事實證明，馬克思錯了，列寧是對的。當然，列寧自有一套「辯證法」詭辯術來自圓其説，硬説他和馬克思都對。

列寧原本是篤信馬克思的，但他很快發現，只要拿馬克思的「偉大教導」付諸實踐，立刻碰壁，百試百靈。馬克思説得非常清楚，共產主義革命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到頂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再也無路可走，資本主義危機全面爆發、中產階級下降為無產階級、整個社會分化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階級的尖鋭對立、無產階級的貧困化也已經讓無產階級生活不下去、非革命不可，這樣一個「歷史必然過程」自動引出的結果；但列寧和其他第二國際領袖看到的事實和馬克思的斷言相距何其遙遠：

資本主義的生產力發展的餘地大得很，資本主義制度的自我調整和自我完善能力不斷提高，經濟危機（經濟波動）有了初步管控的辦法，中產階級越來越成為社會主流和多數，工人階級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他們早已不是什麼「無產階級」，工人階級也根本不關心什麼共產主義革命，他們一心一意只要求改善生活……

於是，馬克思主義者們紛紛改弦易轍，伯恩斯坦、考茨基等轉向議會合法鬥爭，列寧則旁徨岐路，一邊頑固堅持馬克思的「革命精髓」，一邊哀歎「我們這些老傢伙大概是看不到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那一天了」。誰也沒想到，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了，看似固若金湯的沙皇政權轟然倒台，列寧立刻兩眼放光，心想管他馬克思不馬克思，革命的大好機會自天而降了，決不能白白放過。後來的故事盡人皆知：列寧成功了。

列寧是靠他獨創的「建黨學説」取得政權的，眾所周知，這「學説」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巨大貢獻（共產黨人這樣認為）或者巨大修正、嚴重背叛（共產黨人之外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這樣認為），馬克思本人的教義絕不是像列寧主張的那樣，在資本主義剛剛起步的落後國家，由一小批職業革命家按照「鐵的紀律」組成非法地下活動的革命黨，來宣傳、組織和指揮無產階級進行暴力革命。我們沒法判斷，馬克思要是知道了列寧這麼對待他的理論學説將作何反應——是把它當做「發展創新」還是當做「背叛修正」，但無論如何，「無產階級革命」居然可以這樣搞法，馬克思想都不曾想過。

歷史真是十足的弔詭，俄國十月革命完全按照列寧的設想獲得了勝利，接着像烈性傳染病一樣傳播到第三世界，而馬克思「資本主義發展到頂點必然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科學理論」，卻迄今為止還沒有過哪怕一個成功先例——連些微成功的跡象都沒有，那些「發展到頂點」的發達國家反倒像是和「無產階級革命」越走越遠了。我們應該從中引出什麼樣的合邏輯的結論呢？

顯而易見，十月革命成功的事實證明，馬克思錯了，列寧是對的。當然，列寧自有一套「辯證法」詭辯術來自圓其説，硬説他和馬克思都對。

僅此一例，我們就可以下結論説，馬克思的學説被證偽了。兩者必居其一：假使馬克思主義者承認科學理論必須接受實踐經驗以判定真偽的話，那就只能得出結論：馬克思主義是錯誤理論。若是他們拒絕接受檢驗，堅持馬克思主義不可能錯誤，結論就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根本是憑空虛構、無法檢驗的偽科學，是幻想，是烏托邦，一個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世界。

列寧終究還是錯了

    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貨真價實得多了。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改良措施和馬克思的「革命精髓」、「獨創」思想完全背道而馳，反倒與馬克思嚴加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如出一轍。

如前所述，馬克思從不認為他的理論可能根本錯誤，頂多在細節和具體結論上需要做一點靈活調整罷了；所有馬克思主義信徒更是堅決拒絕危及理論核心的實踐檢驗，面臨馬克思已經被實踐證偽的論斷時，他們一律認為那都是「暫時挫折」，共產主義是顛撲不破、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宇宙真理」，無產階級革命「總有一天會取得完全勝利」。

你若是問，「總有一天」是哪一天，他們有現成的馬恩教導來搪塞：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有傳言道，鄧小平認為共產主義取得勝利要經過幾十代人的努力奮鬥，也許是兩千年以後的事，江澤民問鄧小平「能不能提前一點」，鄧答：不能，否則就是冒進。（我私下裏想，可能要再多加幾個零，20億年以後實現比較靠譜）。

前面説「列寧是對的，馬克思錯了」，我故意省略了兩個關鍵字：暫時。蘇聯的崩潰解體，證明列寧終歸還是錯的——不是戈爾巴喬夫或者別的什麼人搞垮了蘇聯，是列寧斯大林創建的列寧斯大林模式在與自由民主市場經濟的所謂「資本主義模式」的競爭中全面落敗，因而被蘇聯共產黨人和蘇聯人民徹底拋棄。

為什麼説是「所謂」的資本主義模式？因為「資本主義」是個意識形態色彩濃重的標籤，不能準確概括當代西方國家的混合式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尤其是不能反映在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長期執政或參政下，這些國家所奉行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政策。客觀公正地説，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貨真價實得多了。

有不少馬克思主義者堅持認為，這正是馬克思的歷史功績，是尊奉馬克思主義的第二國際成員黨對「資本主義」的改造所致。

但是，第一我們既無法證明、也無法否證如果沒有馬克思，西方國家的其它社會主義者是不是就不會有這樣的歷史功績；第二，這些「中左」政黨二戰後幾乎全都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第三，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改良措施和馬克思的「革命精髓」、馬克思的「獨創」思想完全背道而馳，反倒是與馬克思嚴加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如出一轍。

鄧小平路線是對共產主義的致命證偽

    我發明了一個新概念，叫作「改革合法性」——中共承諾要繼續改革並且事實上也在改革，這就讓中國人民對中共懷抱着「他們會越變越好，我們也會越變越好」的期望，這才是中共目前的合法性來源。

比蘇聯解體更意味深長的是中共的改革開放。

未來的歷史學家可能會下結論説，鄧小平路線的成功，才是對馬克思主義最致命的證偽。中共打什麼旗説明不了任何問題，問題的實質是，當前中國的基本制度只有很少的一點「社會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眾説紛紜，但沒有人能否認，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一言以蔽之，就是「平等」兩個字，而中國有平等嗎？看看兩件事實就夠了：極其猖獗的官僚特權腐敗，和農民自毛澤東時代延續至今的次等國民待遇。

如果要用最簡潔的概括來描述中國當前的基本制度，我看「一黨專制下的資本主義」應該是最貼切的。從「中國模式」的批評者眼裏看中國，也可以作為判定「中國模式」性質的一個合用視角：左派憎惡中國的資本主義，右派討厭中國的一黨專制，兩邊不討好，令「中國模式」只對少數貧窮落後的第三世界國傢俱有吸引力，這就是「中國模式」無法具備「軟實力」的根本原因。

不可否認，「中國模式」在經濟增長方面成效顯著，但這不足以構建「中國模式」的辯護基礎，因為歷史上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納粹執政後的德國以及二戰後亞洲的「四小龍」等等都曾經創造過類似的經濟奇蹟。其次，這僅僅是暫時的「有效性」，不是長遠的「合法性」。政權的合法性建立在兩塊基石之上：符合正義原則的憲政法治對人權的保障，以及絕大多數人即便在政府績效低下的情況下也不想更換制度——因為他們深知沒有更好的可替代的其它制度。

毛澤東時代，中共的合法性基礎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形態之上的，這一套指導思想顯然和改革開放格格不入，不可能再沿用了。我發明了一個新概念，叫作「改革合法性」——中共承諾要繼續改革並且事實上也在改革，這就讓中國人民對中共懷抱着「他們會越變越好，我們也會越變越好」的期望，這才是中共目前的合法性來源。所以鄧小平會説，不改革死路一條。

王岐山最近特別提及中共的合法性問題，背後的深意值得玩味。我認為，這表明中共的新一屆領導班子已經意識到打天下時代的「革命合法性」已經不能再延續了，必須重建合法性基礎。這才是中國和中共的前途和希望之所在。

中國共產黨人應該怎麼辦？

    改革不可避免的就是新舊夾雜、非驢非馬、好壞兼備，搞得好左右逢源，搞得不好兩頭不是人、處處捱罵。接受改革的邏輯，就要同時接受令自己憎惡的不同主張、主義，想辦法妥協和共存，儘可能找出幾方都不滿意、但大家都不得不勉強接受的底線共識。

馬克思錯了，就像第一顆釦子扣錯，下面的扣子——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以及全體馬克思主義者，就全都錯了。這種錯誤儘管後果極其惡劣、代價無比慘痛，但我要説，它仍然和罪惡不能簡單劃等號。對於我們不能贊成的錯誤，包括馬列主義這樣一種巨大錯誤在內，自由主義者都應該採取「同情式的理解」態度，設身處地換位思考，想一想如果自己處在相同的地位上，是不是能夠避免這些錯誤，而不是自以為置身於道德高地，義憤填膺地做非此即彼、黑白二分的道德審判，把對方徹底抹黑。

任何不懷偏見的人都不難看到，除去極其堅定的信仰之外，共產黨人還曾經是一個道德極其高尚的群體，他們就是靠了這顆「精神原子彈」以弱勝強，打敗了國民黨。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思想之所以吸引、迷惑了眾多的優秀分子，它對受苦受難的勞苦大眾的深厚同情，它的內在崇高性和道德熱情，無疑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二十多年前，我就在一篇文章裏這樣寫道：

共產黨人在他們為奪取政權而艱苦奮鬥的時候，以及在他們奪得政權之初，不可否認，曾是一群真誠的理想主義者。他們追求的目標不能不説是十足良好。可惜的是，「通往地獄的道路常由善良願望鋪成」。共產黨人的問題，不在於邪惡，而在於無知。他們是一群誤入歧途的理想主義者。

不可否認，共產黨人是些愛走極端主義路線的高度理想主義者，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些不食人間煙火的、無私無慾的聖徒。這類熱愛激進主義理想的人，歷來大有人在。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人群。特別有研究價值的一點是：這類人的社會作用往往是大善與大惡的極度矛盾的組合體。

從積極方面説，正是這種人為社會進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動力。除去少數幸運的天才之外，為人類社會各個方面的進步作出大貢獻的，往往都是這種類型的人——從科學藝術迷狂，醉心於工藝技術的發明家，到奮不顧身的社會改革者、革命黨人。這是社會中最優秀的少數，正是他們把多數人從麻木沉睡中喚醒，把天火硬塞給平庸跟進的大多數。 但是很不幸，這種類型的人又往往心胸偏狹，缺乏寬容精神甚至冷酷無情。他們不能容忍反對意見，很容易把自己的信仰當作唯一的、至高無上的、不容懷疑的真理。

他們急躁、狂熱，主張為了他們心中所珍視的理想應該毫無猶豫地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最殘忍的鎮壓和肉體消滅在內。因為他們自己是禁慾主義和紀律主義的、權威主義和絕對獻身的，所以他們輕視、厭惡甚至根本不能容忍自由主義的放縱、逸樂和追求享受。他們的價值觀是地地道道的斯巴達軍人式的嚴酷服從和無條件奉獻。他們不珍視自己的生命——因為唯有為理想而獻身才是值得讚美的——所以也把他人的生命視同工具，為了實現那個至高無上的理想而隨時可以毀掉的工具。

當他們與一定的社會基礎相結合時，例如和被剝奪、無權、痛苦不堪的被壓迫階級的暴力反抗相結合時，可能變成一股只要復仇、不計一切代價的，情感主義的盲目破壞力量。更糟糕的是，流血導致更多的流血，復仇引發更劇烈的復仇——直到整個社會被惡性循環引到一個極限為止。

此時，民族元氣損傷殆盡，也許幾個世代難以復元。鬥爭、仇恨、動輒「你死我活」，就是這種極端主義運動留下的民族心態和社會文化遺產。（引自《漸進民主文集》）

哈佛專家

論證共產主義的馬克思犯了哪些錯？

馬克思不是用科學方法，而是用黑格爾哲學即辯證法「論證」共產主義「必然實現」的。
2015-10-22
共產主義

編按：高舉「共產主義理想」的時代，本來似乎早已離開中國人，民間早已不再相信這個彼岸目標，當局也緘口不言。但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一番「實現共產主義是共產黨員的最高理想」的講話，引起多方討論、爭議和疑惑。關於共產主義的爭議，也再次甚囂塵上。

面對民間的反彈，《中國青年報》發表文章，宣稱要《理直氣壯地高揚共產主義偉大旗幟》，《環球時報》則以《共產主義理想沒有欺騙中國》的社論，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就在「共產主義理想」引領下才得以實現。共青團中央官方微博帳號則發表團中央宣傳部部長景臨的文章，批駁知名地產商任志強的「反共產主義」言論。

10月10日，首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近日在北京舉行。會上，著名漢學家麥克法誇爾認為「中國夢」「不連貫、不廣泛，難以與西方抗衡」的批評，被環球時報英文版報導成麥克法誇爾稱「中國夢」是對人類社會的創舉，也鬧下了不小的國際笑話。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則又在10月19日發表《我們為什麼信仰共產主義》，認為「一旦放棄共產主義信仰，中國共產黨將迷失」。

熱點新聞之後，端傳媒認為仍有必要提出重要問題──共產主義是理想，還是幻想？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失敗了嗎？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怎麼辦？

端傳媒邀請周舵、徐賁、洪振快三位先生，以五篇文章《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真理還是宗教？》、《論證共產主義的馬克思犯了哪些錯？》、《蘇聯與中國，用不同方式證偽共產主義》、《前蘇聯的三重信仰危機》、《王歧山談合法性背後的幻象與危機 》，從條分縷析共產主義、蘇聯的信仰危機到重塑合法性等多個角度，談論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的是是非非，以及中國的未知前路。
2013年5月，藝術家造了500多個馬克斯的雕塑並在德國藝術展展出。攝：Hannelore Foerster/GETTY
2013年5月，藝術家造了500多個馬克斯的雕塑並在德國藝術展展出。攝：Hannelore Foerster/GETTY

馬克思不是用科學方法，而是用黑格爾哲學即辯證法「論證」共產主義「必然實現」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衝突」推動人類歷史從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不斷進步，這是一個和自然規律一樣的、不可抗拒的必然規律（所謂「自然歷史過程」）。

馬克思主義者極其自豪地宣稱，馬克思這套「歷史唯物論」、「歷史辯證法」就像伽利略、牛頓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觀規律一樣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這是馬克思對人類文明最偉大的貢獻。但是很不幸，馬克思在這裏犯了好多重致命錯誤：

1、黑格爾把「矛盾」判定為運動變化的動力，這是由於他對科學極其無知才鬧出的一個倒退回古希臘原始水平的低級錯誤；戳穿來看，不過是黑格爾牌號的「上帝第一推動」罷了。

宇宙萬物的根本性質之一就是運動變化，它不需要任何所謂「動力」去推動。有推動才會動，這是古希臘哲學家因為不了解摩擦阻力，更沒有「加速度」的概念，從觀察地球上的運動現象而得出的一大誤解，直到伽利略才糾正了這個大錯。太不幸了，馬克思卻全盤照搬了黑格爾的低級錯誤！馬克思的科學素養如何，由此可見一斑。

2、馬克思使用的方法是單因果直線演繹推理，而不論處理自然現象還是社會現象，都必須考慮多變量互動關係，必須運用數學方法、甚至是高等數學方法，而不能僅僅是演繹推理。

    他的「經濟學」變成了一把單刃的剪刀，只有供給理論、沒有需求理論——他用「使用價值無法比較」一句話，就把整個需求理論徹底取消了。

比如《資本論》，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很顯然的演繹邏輯方法（我要多説一句：而且是中世紀經院哲學式的），而他的數學水平僅限於四則運算，就連現在初中數學的函數與圖像方法都不掌握，結果是無法處理哪怕是供給和需求雙變量間的互動關係，於是，他的「經濟學」變成了一把單刃的剪刀，只有供給理論、沒有需求理論——他用「使用價值無法比較」一句話，就把整個需求理論徹底取消了。

主流經濟學的邊際革命（實質是把高等數學工具引進經濟學）出現之後，馬克思完全傻掉了，趕緊去惡補微積分，這就是他那本《數學手稿》的來由，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翻一翻，非常有趣。研究方法的落後已經到了這樣一種驚人的地步，馬克思仍然執迷不悟，仍然死抱住黑格爾辯證法不放，他這部手稿的全部特色，就是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微積分往辯證法裏硬套。

3、馬克思的「決定論」即「必然規律」方法論也在19世紀後半葉由於概率統計方法的發現而被科學界拋棄了，現在每一個受過初級科學方法教育的人都知道，「必然規律」不過是「概率為1或0」的極其稀少的特例，規律基本都是概率統計性質的，也就是「可能性大小」性質的。

4、社會現象的複雜程度比自然現象高出不知多少個數量級，就連自然現象當中決定論的「必然規律」都是特例，社會現象、特別是無比複雜的人類歷史怎麼可能有什麼「必然規律」？這是19世紀中期以前尚處於萌芽期的西方社會科學界普遍流行的一種幼稚錯誤。

5、馬克思把「生產力」當做自變量，然後由「生產力的不斷（必然的！）進步」作為基本出發點做演繹邏輯的單因果直線推演，引出後面的所有結論。這又大錯特錯了，生產力能不能發展根本是其它許多複雜因素、包括制度和文化因素在內交互作用的結果，怎麼會是自決定的自變量？

    既然是「必然實現」，那就等於説，不論無產階級幹什麼，是搞階級鬥爭也好，還是躺着睡大覺也好，共產主義都不可能不實現——那無產階級為什麼要去幹馬克思費盡心機鼓動他們去幹的傻事？

6、馬克思一則説共產主義必然實現，一則又説埋葬資本主義、實現共產主義需要無產階級去努力奮鬥，去流血犧牲大搞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這毫無疑問是自相矛盾，而凡是自相矛盾的理論一定不可能是正確的，這是最起碼的科學常識。

既然是「必然實現」，那就等於説，不論無產階級幹什麼，是搞階級鬥爭也好，還是躺着睡大覺也好，共產主義都不可能不實現——那無產階級為什麼要去幹馬克思費盡心機鼓動他們去幹的傻事？

7、就連歷史基本事實馬克思都搞錯了。西歐的封建社會不但不是什麼「進步」，恰恰相反，是對希臘羅馬「奴隸制社會」的大破壞、大倒退，貨真價實的「上千年的中世紀黑暗」。直到16世紀的文藝復興，歐洲文明才開始逐步恢復希臘羅馬古典文明的水平，而這時歐洲的封建已經在迅速崩潰了，到處都在被新興的民族國家專制王權取代（只有英國例外）。

8、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説是從黑格爾對立二分「辯證法」引申出來的，他只是把黑格爾歷史哲學的鬥爭主體——民族改換成了階級而已。

不客氣地説，這是人類原始部落野蠻時代你死我活、零和博弈的戰爭人生觀的延續；反映在宗教上，體現為「整個世界是善神和惡神最後決戰的戰場」 式的摩尼教世界觀；古代希臘哲學更是把這個黑白、敵我對立二分世界觀系統化，極大地影響了後世的歐洲文明，好鬥、好戰、侵略（好聽的説法是「進取」）、征服由此成為西方文明的突出特徵，直到極其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人才對此徹底反省。

9、馬克思統治/被統治、剝削/被剝削對立二分的階級鬥爭史觀是對五光十色、錯綜交織的社會群體關係的極度簡化（簡化到了嚴重背離事實、不能合理解釋社會現象的程度），既完全無視人的生物屬性、個體特徵、個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個人和社會的關係，又無視社會矛盾衝突的多元、交叉和複雜性。

我們甚至都很難在歷史上找到按照馬克思定義的「階級」齊心合力集體行動的案例。斷言「階級鬥爭推動歷史前進」就更離譜，階級鬥爭通常是亂世末世之象，導致的後果十之八九是社會大破壞、文明大倒退，即便完全不考慮代價、不考慮和其它社會變革路徑的比較，階級鬥爭引出制度創新或別的什麼創新（所謂「歷史進步」）的案例也少之又少。馬克思是把法國大革命理想化之後，又從這個孤例推導出普遍規律，從科學方法論的角度看是很成問題的。

10、繼階級鬥爭學説之後，馬克思通過研究巴黎公社的個案，又提出了「無產階級專政」學説；如今在全世界、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內部，幾乎一致認為這是馬克思所犯下的最嚴重、後果最惡劣的巨大錯誤，所有曾經採行過列寧斯大林模式的國家大規模、成批量、把一個又一個社會群體加以整體殺戮的反人道罪行，無不與此密切相關。

馬克思天真地想象（又是閉眼不看人間現實，只是坐在書齋裏進行哲學玄想），「無產階級專政」只是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因為資產階級「不甘心退出歷史舞台」而拼死反抗，所以不得不採取的臨時性辦法，等到他們不再反抗或者乾脆全都死掉了，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就到來了。

他從來沒有考慮過另一種可能性——另一種更符合人性、更符合古往今來一切政治現實的可能性，即阿克頓勛爵所説的「權力使人腐化，絕對權力絕對腐化」的可能性；於是，無產階級專政順理成章地、一絲不苟地按照德國著名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對列寧預言的那樣，演變成一小撮特權階級、乃至某一個獨裁領袖對無產階級以及全體人民的專政。

    馬克思完全不理解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不理解隨供求關係自由浮動的價格是最關鍵、最核心的決策信息。

11、馬克思想象共產主義社會既消滅了分工和私有制，又有資本主義的「物質極大豐富」，他居然不知道，人永遠是動物之一種，因此自我保存和儘可能多地繁衍後代永遠是人性最核心的動機，即便生存競爭問題徹底解決了（其實是不可能的），爭奪優質異性的競爭也永不會消失，總之，人永遠不可能是天使，任何社會群體、任何歷史時代，沒有分工和私有制就沒有激勵機制、沒有經濟效率，就只能是生產力低下和普遍貧困，根本就不會有什麼「物質極大豐富」。

12、馬克思完全不理解市場經濟的資源優化配置功能，不理解隨供求關係自由浮動的價格是最關鍵、最核心的決策信息。

沒有這些信息，每一個消費者和生產者根本就無從知道如何決策才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達到利益優化，所有的經濟活動一定都是效率極其低下的，一定是產品單調、製做粗糙、浪費嚴重、創新動力闕如、生產力不斷退化，哪還能有什麼「物質極大豐富」？——公正地説，這不能完全怪罪馬克思，他哪可能知道什麼信息不信息？信息論是他死後半個世紀之後才有的。

13、類似的，馬克思又是極其天真地以為，共產主義社會既不需要市場經濟，也不需要「國家機器」，不需要政府、法庭、警察和監獄，無論什麼樣的決策，全人類都能互諒互讓、好説好商量，達成一致意見（他極其空洞地美其名曰「自由人的共同體」）——

我簡直不知道如何評價這樣一種破天荒式的、絕對遠離人間現實、完全飄在半空雲霧裏的、無與倫比的天真幼稚，真虧他能想得出來！真對不起所有的共產黨員朋友們了，我不得不問一聲：這要不是做白日夢，或者是要麼高燒要麼大醉之後產生的幻覺，再有，更大的可能性是，直接從《聖經·啟示錄》引出的幻想——除此之外，還能是什麼呢？

我誠心誠意地建議所有的共產黨員同志們，花點時間去讀讀原教旨主義基督徒們虔信的《聖經·啟示錄》，一定能大有感悟。那裏面斬釘截鐵地講到，耶穌基督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後復活被天使接往天堂，從此他就待在天上了，但他總有一天會再臨（再次降臨人間；幹什麼呢？發動共產主義革命啊！）

——哪一天不知道，那是神的奧祕；自古以來無數基督徒對這個神聖的日子（革命勝利的日子）做過無數的估算，全部失敗（前車之鑑，所以馬克思主義者不當算命先生）；接下來，他就會在人間建立一個「千年至福王國」，所有的罪惡、爭戰、不和全都消失，人人親如兄弟（沒錯，就是共產主義人間天堂）；

在這個千年至福之後，古往今來所有的死人都將從墳墓裏復活，和活人一起接受耶穌基督的「末日審判」，善人進天堂、惡人下地獄；最後，歷史終結，世界末日到來，人間世界徹底毀滅，只剩下天堂和地獄。——諸君要是從這番妙論中讀不出馬克思以及其他共產主義者對理想天堂的嚮往、對人間世界的憎惡和共產主義必勝的信念，那您的理解力真的不敢恭維了。

14、十月革命勝利的事實更是全盤證偽了馬克思。這就要説到列寧同志了。

（關於列寧，詳見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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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如是者，拉康模糊了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一是辯證唯物主義下作為客觀現實在認知上的一種反映的意識，二是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提及的作為歷史中介的自我意識，它是一種可以改變認知對象的認知行為——這個「述行」（performative）的維度正正是辯證唯物主義的認知觀所缺乏的。盧卡奇與拉康出乎所料的近距離在這裡便消失，因為後者正關心符號化手勢（gestures of symbolization）如何嵌入和植根於共同性實踐之中。拉康思想裡，符號功能的「雙重環節」（twofold moment）遠超於從奧斯丁（J.L. Austin）到塞爾（John Searle）所發展的關於言說述行維度的標準理論：

「符號功能在主體裡呈現為一個雙重運動（twofold movement）：人將自己的行為變成對象，但這只是為了在適當時候將之回歸原處。在這個恆常的、搖擺不定的過程中，行動與知識不斷替換。」（註5）

拉康為了闡明這個「雙重運動」而引用的歷史例子都帶有隱晦的預示性：

「第一階段裡，一個在生產層面上工作的人認為自己屬於工人階級；第二階段裡，因此之名，他參加總罷工。」（註6）

我們可以說，拉康（隱晦）的參考就是盧卡奇在50年代中期被翻譯為法語、廣受好評的《歷史與階級意識》。對盧卡奇來說，意識和僅僅對客體的知識是對立的：知識是外在於被認知的對象的；而意識自身就是「實踐性」，它在運動中改變它的對象。（當一個工人「認為自己屬於工人階級」時，他的現實被改變了、他將不一樣地行動）。一個人作出行動，然後指認自己（宣布自己）為作出該行動的人；而在這個宣布的基礎上，他／她做出了新的東西——主體轉變發生在宣布的一刻而非行動的一刻。馬克思將這種投入的普世性命名為「工人階級」，故此，以下的觀察顯得不足：

「我們有時會聽到人們驚訝於馬克思在《資本論》裡不使用『無產者』和『無產階級』等術語。他不需要這樣做，因為『勞動力』、『過剩人口』、『工業後備軍』已經指向了相同的主體位置。」（p. 89）

「過剩人口」和「工業後備軍」正正沒有指向一個主體位置——這些只是可經驗的社會範疇。隱晦而婉轉地（亦異於拉康發現在佛洛伊德隱含著的理想自我和超我的分別），馬克思的確在無產階級（主觀位置）和勞動階級（客觀社會範疇）之間做出分辨。

我們有時會聽到人們驚訝於馬克思在《資本論》裡不使用『無產者』和『無產階級』等術語。他不需要這樣做，因為『勞動力』、『過剩人口』、『工業後備軍』已經指向了相同的主體位置。（VCG圖片）

馬克思與拉康

這就迫使我們處理這個問題：

「『馬克思與拉康』這個結合代表著什麼？一個與馬克思平行的拉康質疑樂觀、人道主義式的解讀，據這種解讀，馬克思的批判目的在於衝破符號規定（symbolic determinations）、否定性和異化；一個與拉康平行的馬克思質疑著悲觀和去政治化的解讀；按此種解讀，拉康對結構主義計劃的重塑最終的結果就是『普世瘋狂』與快感的自閉性（autism of jouissance）導致的社會關係瓦解，同時他又承認先驗的話語性決定了人類行動，並揭示了任何激進政治嘗試的虛幻性。」（p. 237）

這種「第三條路」（既非幼稚的、容許我們衝破異化的馬克思式性別與經濟解放，又非精神分析認為的所有革命展望皆為幻覺）意味著什麼？我們大可以為了解決問題而分辨出內在於人類的一般性異化，和作為一般性異化的分支/歷史形式的商品異化：資本主義孕育了去實質化（de-substantialized）的主體，並由此作為症狀點（symptomal point）存在於人類歷史中。在這裡我們應當運用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法：一如馬克思同時宣布所有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以及資產階級是人類史上唯一真正的階級，我們也應道出所有歷史都是異化的歷史，而只有資本主義異化才是真正的異化。【校者注：本譯文所用的「特殊」是指介於「普遍」（universial）與「個體」（individual）之間的particular。至於與抽象（abstract）相對的concrete則翻譯成「具體」。】

當黑格爾在其政治思想裡批判普世民主為抽象與形式化的時候，他似乎錯過了這種對立的辯證巧合：個體作為獨立於各自的實質社會位置的抽象個體投下一票，直接參與普遍。黑格爾反對這種據說會妨礙真正代表性的直接投票，繼而主張以每個人屬於的產業為中介的法人代表：我通過構成我身分的個別領域（工藝者、農民、教授……）去參與普遍。黑格爾的主張無視了個體在社會中佔據的位置是充滿對抗性、又阻撓個人潛能的充分發揮的。黑格爾無視了一個貫穿社會結構的階級對抗性——只有纏在這個對抗性裡的人才會成為普世主體，而這個對抗性無法被約減為特殊性。更準確地問，我何時及如何體驗自己作為普世（主體）——亦即我的普遍性何時成為一個自我關聯的「自為」而不是作為一個客觀屬性的純粹「自在」？就是當我粗暴地從自己的特殊身分認同中被移除。又，我的慾望如何變得普遍？通過它的歇斯底里化，當沒有任何特殊物件能滿足它、當我面對任何特殊物件時我都覺得「這不是它！」（Ce n’est pas ca!）的時候。這就是為什麼對馬克思來說，工人階級是普世階級：因為它是一個非階級的階級，一個不能辨認自己為階級的階級。柏拉圖式的觀念將特殊性視為失敗的普世性、視它為純潔的普遍理念（universal Idea）的墮落，我們需要將這種觀念倒置：普遍（the Universal）只有在一個失敗的特殊性的場域裡才出現。尚－克勞德 · 米爾納（Jean-Claude Milner）寫到：

「價值代表著任何帶有價值的物件裡所含有的勞動力，但價值只能在商品交換中才能代表勞動力，亦即是說，將它相對於另一個價值。但勞動力就是主體。它是馬克思給主體的名字。」（註7）

的確，對於馬克思，勞動力正正是黑格爾意義下的「去實質化主體性」（substanzlose Subjektivität），那個缺乏任何實質內容的純勢能零點（zero-point of pure potentiality）（註8）。法農在《黑皮膚、白面具》（Black Skin, White Masks）裡寫道：

「一個真正的動盪能在一個非存有地帶、一個出奇地衰竭乾旱的區域、一個徹底空禿的下坡裡面誕生。多數情況裡，黑人缺乏能夠完全墮入這個煉獄的優勢。」（註9）

不是所有黑人都缺乏這個優勢的：馬爾科姆 X（Malcolm X）絕對意識到，為了獲得自由，一個黑人需要墮入那個歐洲地獄……在獄中時，年輕的馬爾科姆加入了伊斯蘭民族（Nation of Islam）。1952年假釋後他投入了該組織的鬥爭，宣揚黑人優越主義和黑白美國人的分離政治——對他來說，「融和」是美國黑人企圖成為白人的虛偽嘗試。然而，在1964年否定了伊斯蘭民族後，他一方面繼續強調黑人自決和自我防衛，同時與各種種族主義切割，轉而宣揚解放性的普世主義。作為此「背叛」的後果，他在1965年二月被三名伊斯蘭民族的成員刺殺。馬爾科姆以「X」為姓，指代著往美國為奴的非洲人被奴隸販子強行剝奪的家庭和民族根源，和他們整個文化生命世界。馬爾科姆此舉動並非為了動員黑人去爭取回歸某種原始的非洲根源，而是要搶佔「X」提供的缺口，一個因奴隸制而滅絕非洲根源所帶來的未知的新身分（或身分的缺乏）。「X」的用意在於讓黑人找到機會重新定義（重新發明）自己，讓他們自由地組成一個比白人所宣稱的普世性更普世的身分。雖然馬爾科姆 X 在伊斯蘭教的普世性裡找到這個新的身分，但是他卻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所謀殺。一個艱巨的抉擇被擺到面前：是的，黑人被邊緣化、剝削、侮辱、取笑、以及被恐懼；對，日常生活裡他們每天都經歷著自由主義「人權自由」的虛偽，但亦因為這個虛偽性他們能夠體驗到真正自由的曙光——這是原教旨主義者所逃避的真正自由。

這對於黑人解放鬥爭的意義就是，我們應該停止哀悼真實非洲根源的喪失。因此之故，我們不應拼命地尋找我們的真實根源，而應該真實地喪失我們的根源——這個喪失其實是解放性主體的誕生。用黑格爾式的思辨用語，真正的喪失是喪失的喪失（the loss of the loss）：當一個非洲人被奴役、將他從根源粗暴拔離的時候，他不但喪失了這些根源——他還需要回溯性地意識到自己根本沒有完全擁有過這些根源。經此一役後，他所體驗到的根源其實是一個回溯性的幻想，一個填補空洞的投射。



註釋：

註1： Tomšič 2015, p.92

註2：同上， p.234.

註3：Lacan 2006, p.173

註4：Stalin 1938.

註5： Lacan 2007, p.72-73

註6：同上。

註7：Milner 2011, p.90

註8：米爾納所暗中指涉的拉康能指公式（刻劃了主體如何被其他能指中介）值得我們深思，因為這公式與馬克思所講的交換價值與使用價值有著同構性：一個商品的交換價值只能被另一個商品的使用價值所表現（represented）出來。

註9：Fanon 1967, p.8


https://www.hk01.com/哲學/136862/齊澤克-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再回來-上

哈佛專家

齊澤克：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再回來（上）
哲學
撰文：來稿文章
2017-11-27 18:51
最後更新日期：2020-09-16 18:17
作者｜斯拉沃熱・齊澤克
翻譯｜林于庭
校對｜葉雯德


「當代左翼思想」系列編按：

在香港，「左翼」向來是個飽受污名的詞語，與赤化的恐懼聯繫在一起，近年興起的「左膠」更被視為不受歡迎、不切實際的離地份子。不過，由於理解上的分歧，我們對於「左翼」一詞的認知其實早在歷史的泥淖、參照系的雜沓以及預先的偏見之中含混不清。如何在世界視野之下重置「左翼」坐標？當代歐陸知識界的「左翼」思潮走到了哪一步，華語學界又有何回應？而這對於我們理解香港的現實是否有所助益？01哲學現推出「當代左翼思想」系列，涵括當代左翼思潮引介、青年學者專訪以及影像，希望能為公眾討論注入新的資源與能量。

這篇文章譯自當代最活躍的哲學家之一齊澤克的論文〈異化與分離的政治：從黑格爾到馬克思……再回來〉，英文版原載《危機與批判》2017三月號「黑格爾的今天」，01哲學將分上中下三篇連載。齊澤克與拉康、盧卡奇、列寧等人作理論對話，探討馬克思與黑格爾的關係。

構成性的與被構成的異化

「異化」這一個話題在「溫和」的人道馬克思主義裡擔當著重要角色。簡單來說，人道馬克思主義依舊受困於機械與有機的抽象對立中，亦即是說，受困於黑格爾早期浪漫主義對克服異化的視野中。故此，異化這一概念無法對「冷酷」的斯大林教條主義給予充分回應——皆因它並非問題的答案而是問題的一部份。在此，拉康的介入十分重要：他能引領我們超越「溫和」的人道馬克思主義——視克服異化、建立由自由個體組成的透明社會為革命首要任務——與「冷酷」辯證歷史唯物主義——「客觀歷史規律」當道、異化概念無處容身的世界。拉康還假定人類主體中一種根本的、構成人之為人的、在符號秩序裡的異化：一個人類主體不單是一個言說的存在體，更根本地，他／她是一個被言說的存在體： 主體被語言穿越著，自身的真相置於自身外， 一個人類永遠無法控制的去中心化符號秩序裡。每一個試圖「挪用」被異化的符號實體、試圖將之管轄於人類主體性之下的美夢終究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幻覺……然而，這是否意味著（符號秩序裡的）異化只是一種人類主體性無法突破的狀態，就如構成人之存在的先驗條件？再者，當馬克思論述異化時，我們可以明確看到他將克服異化設為革命解放的目標；即使在異化概念鮮有出現的「成熟」著作裡我們亦可以見到共產主義的目光明確投向一個被自由的集體主體性規範著、透明地組織起來的社會。「商品拜物教的另一面是這樣的一個表象：背景裡有一個更根本、非異化的位置，而在這個位置裡可以認知到那個構成商品拜物教的錯誤。」對，但這個「表象」無論在早期或成熟時期、專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馬克思裡，不正正就是他的基本預設嗎？那麼，馬克思其實也不跟隨自己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預設：作為結構性先驗存在的異化概念，它意味著知識與真理之間的縫隙、一個完全意識到自身社會位置的主體與正確地被政治化的主體（也就是捲入了排除任何自我認知的對抗性過程的主體）之間的空隙。但，假若我們接受勞動力的異化是永遠無法消除，那麼這個論點的政治含義是什麼？對馬克思來說，勞動力異化與自身的商品化是直接對等的——那麼，我們應否該劃分兩種異化：一種為「基本」的、先驗於人類歷史的本體式異化，另一種為特定的自我商品化的異化？為解決這個僵局，湯思哲（Tomšič）引入了：

「兩種異化：構成性的異化——這種異化即等同於結構；和被構成的異化——比如商品拜物教，它來自對價值的表象和構成此表象的結構之間的關係的誤認。」（註1）

兩種異化：構成性的異化——這種異化即等同於結構；和被構成的異化——比如商品拜物教，它來自對價值的表象和構成此表象的結構之間的關係的誤認。（VCG圖片）

這樣理解的話，共產主義並不意味著異化的終結，而只意味著作為社會關係形式的商品形式的終結。也就是說，「構成性的異化」（constitutive alienation） 並不會消失，只有一種個別的、歷史性的「被構成的異化」（constituted alienation）會終結。可是，我們應問：最大的幻覺不正是以為我們可以觸碰與獲取去除了拜物式神秘化後的「原始純正」的構成性異化嗎？我們應當如何將馬克思與拉康連結起來？湯思哲這樣分辨主體性人道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他透過拉康對馬克思的閱讀：

「一個激進的政治綱領一定需要消解主體性與否定性之間的連結嗎？我們不應該反而跟隨著馬克思的例子——從工人階級裡認識到一個削弱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症狀性的否定點——來斷定政治主體嗎？」（註2）

一個盧卡奇式的黑格爾馬克思主義路徑卻能輕鬆地承認主體性與否定性之間的連結——這個路徑裡，工人階級正是「一個削弱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否定點」。在結合工人階級主體性（作為激進否定性）和作為克服異化的解放任務的同時，年輕的盧卡奇留在馬克思思想的基本定位裡：對馬克思來說，只有在一個以非異化、自我透明的社會為視野之下，「政治經濟學批判」（包括了異化、自我商品化的勞動力等等概念）才會有意義。

也就是說，馬克思的學說根本沒有提供一套理論工具去思考更原始的、先於資本主義異化的構成性異化。要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裡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主體位置的概念，我們就要與「正統的」斯大林主義所認為的，共產黨作為歷史進程的客觀知識載體這個看法分別開來。拉康自己也曾將二者混同：

「工人階級指的是什麼？就是指勞動在單純商品層面上被激進化，與此同時，勞動者被降到相同價格。當勞動者通過理論得知自己的景況，我們可以說這一步向勞動者昭示著通往成為——任你怎麼命名——科學家（savant）的道路。他／她不再是一個自在的工人階級（proletarian an sich）；若我可以這樣說，他／她不再是單純、簡單的真理，而是自為（für sich）地，成為了我們所說的階級意識。而當黨裡面再沒人會說真話時，他／她甚至可以成為黨的階級意識。」（註3）

要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裡工人階級和工人階級主體位置的概念，我們就要與「正統的」斯大林主義所認為的，共產黨作為歷史進程的客觀知識載體這個看法分別開來。（VCG圖片）

拉康在此明顯混同了兩種差異的位置、兩種差異的階級意識的概念。第一，斯大林主義裡作為「客觀知識」的意識是指一種對缺乏內在實踐維度的客觀社會現實的認知——在這裡，實踐往往後來才出現，也就是說，我先知道事物的客觀存在與狀況，再決定如何行動。斯大林所闡述的的馬克思主義是這樣分辨科學理論與工人階級意識形態：首先，客觀理論提供對現實的真實見解；其後，基於這些見解，革命黨發展一套革命性的意識形態去動員工人階級與他們的盟友。在這個意義下，斯大林才會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裡寫到：

「不是要指靠社會裡已經不再發展的階層，哪怕這些階層現在還是佔優勢的力量，而是要指靠社會裡正在發展、具有遠大前途的階層，哪怕這些階層在現實還不是站優勢的力量。在第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當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Narodniks）鬥爭的時候，俄國無產階級與當時佔人口絕大多數的個體農民比較起來，還只是不顯著的少數。但當時無產階級是個發展著的階級，而農民卻是個日趨瓦解的階級。正因為無產階級是個發展著的階級，所以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指靠著無產階級。而且他們並沒有弄錯，因為大家知道，無產階級後來已由一個不大的力量發展成了歷史上和政治上的頭等力量。由此可見，為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後看。」（註4）

簡單來說，我先通過冷靜客觀分析去確定哪匹馬會跑贏，然後再下注……這是一個完全異於盧卡奇的立場。當他在《歷史與階級意識》裡用「（自我）意識」一詞時，他並沒有指向被動地接受或單純的覺知再現，而是知性與意志的統一：「（自我）意識」本質上就是實踐性的，主體－客體關係會從中變化——當工人階級達到足夠的階級意識，他們就會在社會現實裡變成實實在在的革命主體。「認知改變現實」不僅僅表現在量子物理學裡，還表現在精神分析（任何解讀都會對真實界產生作用）和歷史唯物主義裡：獲取自我意識（即覺知到其自身歷史任務）的工人階級在社會現實裡變成革命主體，從而改變客觀現實。阿多諾在某處曾說過任何偉大的哲學體系永遠都是對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的變奏：從巴門尼德對思考與存在同一性的論斷開始，哲學體系就是一個從思想直達存在的嘗試。即使是馬克思也屬於這一條路徑：他的「階級意識」概念不就恰恰指著思考直接介入社會存在嗎？這個盧卡奇式立場的本體論悖論在於他將普遍性真理與激進「單邊性」結合，亦即與偏袒（偏袒階級鬥爭中的被壓抑者）結合：一個普遍性真理只能從一個投入的、「單邊」的位置裡才能被獲取；任何中立的姿態（「要認識真理，我們應將自己提升並高於個別鬥爭」云云）都是虛假的，皆因它掩蓋了自身的偏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