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3）發動媒體攻勢，壓制不同聲音

2009年6月，美國ABC電視台的「早安美國」（GMA）播出了一集暢想未來的特別節目，預測未來100年「全球變暖」對地球和人類的衝擊。節目中，一名專家聲稱2015年海平面會迅速上升，紐約將被海水淹沒；一名受訪者說屆時將會有「長達數百英里的火焰」；一加侖牛奶的價格為12.9美元；一加侖汽油的價格為9美元。其論調之誇張使該節目的一名主持人在節目中質疑說，「這一切真的可能嗎？」

事實上，可能與否並非媒體要考慮的主要問題。「危機意識」是環保主義驅動大眾的指揮棒，而不確定性和「危機意識」是相矛盾的，科學沒有定論的東西怎麼能造成公眾的危機感呢？於是，環保主義打著為全人類未來的旗號，壓制不同聲音，以「科學共識」為名達成全民「共識」。

丹麥經濟學家比約‧隆伯格（Bjørn Lomborg）在名為「持懷疑態度的環境主義者」的著作中，承認氣候變暖，也承認氣候變暖是人類活動造成的。但他認為，由於人類的適應性和科技進步，這不會造成災難。由於他的立場和環境主義「人類造成災難性的氣候變暖」的教條相矛盾，他在各界都受到打擊：聯合國氣候變化委員會主席將隆伯格比作希特勒；丹麥科學欺詐委員會對其著作進行審判，然後宣布隆伯格犯了「科學欺詐」（但隨後的政府調查證明隆伯格是無辜的），反對他的人企圖利用科學欺詐委員會的判決，撤銷其丹麥環境評估研究所所長職務。在火車站，人們甚至不願意和他站在同一個站台，有一個環境主義者甚至向他扔餡餅。[49]

氣候學家、前NASA衛星專家斯賓塞博士總結了14種宣傳伎倆，包括製造恐慌、訴諸權威、利用從眾心理、許諾必勝、人身攻擊、煽情、謠言戰等。[50]

英國記者布蘭登‧奧尼爾（Brendan O’Neill）2006年撰寫了一篇文章，總結了當今許多國家發生的對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的思想和言論的鉗制現象。[51]

例如，一位英國外交官員在公眾發言中說，對待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應該像對待恐怖分子一樣，媒體不應該給他們發言平台。奧尼爾指出，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被扣上「否認者」這個帽子。這包括一大類人，從承認氣候變暖但認為我們能夠應對的人，到完全否認任何變暖的人。這個詞殺傷力很大。愛丁堡大學的退休英語教授查爾斯瓊斯指出，「否認者」這個帽子是想把任何持懷疑態度的人和大屠殺否認者置於同一個令人噁心的道德水平。有些人甚至聲稱對氣候變化理論持懷疑態度的人是即將到來的大屠殺的從犯，將來他們將面臨紐倫堡式的審判。一位知名環境主義作家寫道：「我們應該對那些混帳（氣候變暖理論的懷疑者）進行戰爭審判──類似於紐倫堡審判的氣候審判。」奧尼爾評論道：「我們通常只在專制國家裡才聽說過給思想或者言論定罪。……從妖魔化一群人並把他們的言論描述為有毒和危險的，到要求採取更加嚴厲的審查只有一步之遙。」[52]奧尼爾的判斷是正確的，鉗制自由思想正是共產魔鬼的特徵之一。事實上，這正是魔鬼用來替換人們判斷善惡的普世價值的伎倆。

一位哈佛大學天文學教授發表論文，討論太陽在地球過去的歷史溫度記錄中所起到的作用。由於這挑戰了「人類是造成氣候變化的元凶」這一教條，某環境主義網站稱其企圖施行「群體屠殺」，並把其他持不同意見者稱為「重罪犯」。[53]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一個大型環保團體的高級官員警告說，媒體在播放氣候變化理論的懷疑者的發言之前應該三思，「因為允許這種誤導性的信息傳播會造成傷害。」[54]英國環境部部長在一次演講中說，正如同不允許恐怖分子在媒體上露面一樣，全球變暖論的懷疑分子們也將無權在媒體上發表言論。[55]澳大利亞的主流專欄作家們在開始考慮以「反人類罪」起訴氣候變化的「否認者」。在澳大利亞包括總理在內的政要們參加的一次峰會上，一個提議是剝奪違反者的公民權。其中一個主意是重新審核澳大利亞公民，只給那些證明自己是「對氣候環境友善」的人重新發放公民身分。[56]

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試圖動用法律武器迫使氣候變暖假說的反對者噤聲。2015年，二十名學術界人士致信給美國總統和司法部長，要求使用 《反勒索及受賄組織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為工具，調查那些對氣候變化持不同看法的公司和組織。其真正訴求是用法律手段干涉言論自由。[57]2016年，多個州的司法部長開始形成聯盟，針對傳統能源行業，調查其是否「誤導投資者和大眾」。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指出，這種對持有不同看法者的指控和調查違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實際上是扼殺對重要公共政策的辯論。[58]
4）操縱「民間」團體，發動街頭革命

共產邪靈很會利用人間運動來聚集人員、組成機構，以造成國家甚至世界範圍的影響力。街頭革命是共產主義者常用的手段之一，如利用工會組織罷工等等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很多環保組織打著環保招牌，用政治正確、環保至上來聚集數量巨大的環保人士而形成環保運動，遊說、挾持政府甚至聯合國組織制定並強迫推行不合理的協議、法規，甚或製造暴力事件，使世人噤聲。

正如激進左派代表人物阿林斯基所明確提出的，必須隱藏真實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階段性的、貌似合理或無害的目標動員大面積人群行動起來。當人們適應了這種變動的時候，再讓他們為了更激進的目標而行動就相對容易了。 「記住：一旦讓群眾就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比如污染──組織起來，被組織起來的群眾就開始行動了。從『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樓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59]

在1970年第一次地球日那天，超過兩千萬美國人參加了地球日為主題的街頭抗議活動。而應對環境惡化的措施卻是人口控制。當時美國許多的左派組織決定「哪裡人多就去哪裡（Go where the people are at）」，參與了環保運動，並把社會主義作為控制人口增長的解藥。

形形色色的左派團體利用環保運動走向街頭革命。如美國有一個「人民的氣候運動」，一聽這個名字就知道是共產黨的產物，參與的組織有「美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在行動」、毛主義的「美國革命共產黨」、「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工人」、「另類社會主義」、「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等等。他們舉辦「人民的氣候集會」、「人民的氣候遊行」。集會上的標語是「制度改革，不是氣候變遷」、「資本主義正在殺死美國」、「資本主義正在毀滅環境」、「資本主義正在毀滅星球」、「為社會主義未來而戰鬥」。[60]

他們在美國很多大城市包括華盛頓特區進行遊行，隊伍是代表共產極權的一片紅旗的海洋。[61] 隨著越來越多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紅色因素壯大環保勢力，「綠色和平」已經在演變成紅色革命。

哈佛專家

2）打擊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的目標之一是推翻資本主義，而環保主義把資本主義當作破壞環境的天敵，於是共產主義與環保主義有了共同的敵人──資本主義。所以共產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運動受挫之後，很自然地就劫持並扛起了環保主義的大旗，把人類正常的環保活動演變成為征服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原教旨共產主義曾描繪出一個美妙的烏托邦，也就是「人間天堂」，來煽動窮人閙革命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而以環保主義為掩護的共產主義採取的則是一個類似的手法，但是，描繪的遠景正好相反，不是美妙的烏托邦，而是可怕的「反烏托邦」，一個「人間地獄」：在一百年之後因為地球變暖，到處是山崩海嘯、乾旱洪水熱浪，人類面臨生存危機。這一次煽動的不再是窮人，而是要富人們起來拋棄原來的生活模式。誰會自願改變舒適或者習慣了的生活呢？那就要靠政府，一個政府當然不夠，那就要靠聯合國，要靠世界政府。還動不起來，就把未來的生態災難給以強化宣傳，製造生態恐慌，從而影響民眾和政府，讓政府強制推行環保主義的政策，達到摧毀資本主義的目的，實現共產主義。

原教旨共產主義在獲得政權後，一是剝奪富人財產，所謂的殺富濟貧，其實窮人還是窮人，財富都被當官的貪了去；二是搞國營經濟，消滅私有制，把經濟搞垮，弄得民不聊生。我們看看環保主義的做法。一是要富國出錢幫助窮國，財富再分配，其實窮國還是窮國，幫助窮國的錢通常都被窮國的官員貪了去；二是搞大政府，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場機制，用各種嚴苛的環保政策來捆住資本主義的手腳，讓企業關停或者遷到海外，讓發達國家的經濟垮下來，從經濟上削弱資本主義。環保主義在摧毀資本主義上與原教旨共產主義何其相似，說白了，也就是共產主義以不同面目在人間作祟。

環境主義的重點就是渲染未來的災難，用恐懼來俘虜今天的民眾和政府。很多致力於宣傳這種末世恐慌的人，他們自己卻過著高能耗高碳的奢侈生活，可見他們自己也並不認為大難即將臨頭。

可以看出，因為要利用環保危機，特別是利用「全球變暖」這個共同「敵人」來聯合各種力量反對資本主義，所以，強調和誇大危機就成為了必然。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使人們對價格最低廉的能源產生巨大恐懼，那就是化石燃料──石油、煤碳、天然氣以及核能源。數十年前他們已經成功地讓人們對核能源產生恐懼，現在他們又要想辦法讓人們害怕化石燃料，辦法就是聲稱化石燃料會造成災難性的全球變暖。

嚴苛的環保條例就成了打擊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手段，成了「就業殺手」。綠色刺激計劃、清潔能源計劃、新發電廠的法規、更嚴格的車輛法規、《巴黎議定書》等等，都是以防止全球變暖的名義進行的。然而，氣候科學實際上並沒有確定變暖主要是人為的，並且一定會導致災難。如果是自然原因導致的氣候變化，那麼所有這些政策只是起到阻礙經濟發展的作用，對人類無任何益處。

在環保主義的推動下，一味地無科學根據地提高汽車尾氣排放標準，一味地限制新的禁用物、化學產品等，就意味著提高產品造價，減少利潤，就會有相應的工人失去工作，或將工作機會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以減低造價、保住利潤。即使是環保支持者們也承認將汽車燃油效率提高到2025年的每加侖54.5英里，也最多能達到2100年時使氣候增溫幅度降低0.02攝氏度，[44]對所謂的降低溫室效應幾乎無補。但各種限令的結果卻是讓百萬工人失去工作，沉重打擊了西方國家的製造業、科技發展創新能力與國際競爭能力。

環保新產業基本上是政府在推動和補貼，不是市場運作產生的。在研發還沒有突破的情況下就搞大規模的量產，實踐證明了效果非常不理想，企業很難生存，拉動就業也就談不上；由於全球化的大背景，企業不是從一個縣搬到另一個縣，而是搬到了另一個國家。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就業損失是淨損失。

環保運動大力鼓吹綠色能源，掀起來一股太陽能和風能發電的大躍進，但是製造綠色能源本身帶來的污染卻被掩蓋或者低估。太陽能板生產過程中的副產品四氯化矽就是一種劇毒物質，會對環境造成很大危害，「傾倒或埋葬它的土地將是貧瘠的，沒有草或樹木會在這個地方生長……它就像炸藥──它有毒，是污染的，人類永遠不會碰它」，《華盛頓郵報》引述一位材料科學專家的話如是說。[45] 同時在製造太陽能板的過程中還會消耗大量的傳統能源，包括煤炭和石油，一樣製造大量污染，可以說綠色能源留下的不是綠色而是污染。

從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美國就希望把外流的製造業拉回美國。除了稅收優惠政策缺乏吸引力之外，環保也是一個阻擋製造業回流的重要因素。台灣電信巨頭富士康欲在美國投資設廠，談了數年未果。而富士康在中國廣州建立一個類似規模的大廠，從洽談到動工，只用了50天。該公司總裁呼籲美國應該到中國學習和調研。 [46]川普入主白宮之後，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資的舉措，在環保方面為企業鬆綁。正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除了稅收優惠，威斯康辛州政府還豁免了高標準的霧霾、濕地等相關環保管控，使得富士康在美投資得以在該州落實。

根據《巴黎協議》，到2025年之前，發達國家每年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大約1,00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幫助他們在能源結構和工業化技術上取得發展和改進。而在一百多個簽署國中，美國每年獨自就要承擔75%的費用，也就是大約750億美元。美國要在2025年前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到比2005年的排放量少26%至28%，相當於每年減少排放量大約16億噸。至於超越美國成為最大污染國的中國，目標是允許其2030年前碳排達到峰值。[47]川普總統在演講中指出：「如果繼續遵守《巴黎氣候協議》以及它在能源方面對美國強加的苛刻限制，根據國家經濟研究協會的統計，到2025年美國會丟失270萬個工作」，「這個調查報告還顯示，到2040年，遵守上屆政府的承諾將造成以下行業大幅減產：造紙下降12%，水泥下降23%，鋼鐵下降38%，煤炭……下降86%，天然氣下降31%。到這時，國民生產總值將下調3萬億美元，同時要丟失650萬個工業職位，而家庭收入將減少7,000美元，甚至更多。」[48]藉著環保名義，打擊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經濟、技術，制定不合理的法規、協定，只能讓共產國家有機可乘，反制西方。這樣尤其致使美國這個國際警察、西方世界對抗共產邪惡的最後堡壘，無法履行神的旨意，只好看著邪惡坐大。這其實正是邪靈期盼的結果。

我們不是否定環保。環境需要保護，但是，保護環境的目的是為了人，具有神的形象的人才是萬物之靈。超前的環保、過度的環保、以犧牲人為代價的環保，是中了邪靈的圈套。環保必須有一個平衡點，而現在的環保運動是不在乎平衡點的，而是永無止境地要向一個方向推動。在這場過度、極端的環保運動中，我們不懷疑有很多活動人士是出於善良的願望，但是要求政府來主導一切的背後，其實是共產邪靈的幢幢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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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環保主義科學家為什麼偏愛「災難」理論

IPCC的一位主管科學家曾說：「如果我們希望將來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政策，我們就必須有災難。這就像公共交通的安全。［促使］人類行動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現意外。」[23]雖然他後來聲明並不是主張偽造數據，但其主導思想是明確的：災難才是促成決策和行動的主因。

把全球變暖和各種極端天氣現象聯繫起來已經成了激化氣候問題的一種時髦方法，迎合潮流的科學假說也不斷登台。2014年初北美經歷了極端寒冷天氣。一個理論推測，全球變暖造成的北極冰層融化會使高空中的噴射急流（jet stream）路徑發生變化，從而向南方輸送極地寒冷氣團，造成極端寒冷的天氣更加頻繁。這種和直覺相悖的推斷當然更受媒體和環保主義活動家的青睞：連極端寒冷都是氣候變暖惹的禍，豈不是讓我們更有理由馬上採取行動？但事實上，長期氣象記錄表明，北美極端寒冷天氣發生的頻率越來越低。2014年五名傑出的氣候專家在《科學》雜誌上刊登了一封聯名信，反駁這種假說。他們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70年代末期（最著名的是1977年），以及在1983年，當北極海冰比現在更厚、更廣的時候，冷空氣爆發比今年（2014年）冬天更嚴重。在50到100年的較長時間內，已經確定的是，相對於美國各氣象站的歷史記錄，極端低溫記錄發生的頻率已經降低。[24]

美國科學院院士、氣候科學家華萊士（John Wallace）教授指出，在極端天氣事件和氣候變化之間建立聯繫並不像看起來的那麼容易。統計推斷依賴於足夠的樣本數量。即使當統計上關聯顯著時（比如熱浪和氣候變暖的關聯），事件越極端，全球變暖對觀察到的異常的相對貢獻越小。如果我們對極端天氣事件與氣候變化聯繫起來的機制有充分的了解，那麼樣本量的限制就不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不幸的是，它們並非如此。[25]

2017年11月，前美國能源部科學副部長、紐約大學城市科學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蒂夫‧庫寧（Steve Koonin）在《華爾街日報》上撰寫了一篇評論《一份關於氣候的欺騙性新報告》，批評了美國政府的氣候科學特別報告（ Climate Science Special Report）對於海平面上升的描述遺漏性誤導強化災難意識。[26]

該報告指出，自1993年以來，海平面上升幅度大約是20世紀平均速度的兩倍。但該報告卻忽略不提最近的上升比率與20世紀早期類似，而當時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很小。這是遺漏性誤導。該報告的執行摘要宣稱，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的熱浪變得越來越普遍。然而，埋藏在報告深處的數據顯示，現在的熱浪並不比1900年代更頻繁。這一技巧也出現在美國政府的2014年全國氣候評估中，該評估強調1980年後颶風強度的增加而不討論更長時間的記錄。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最近表示，它無法發現人類對颶風的任何影響。[27]

事實上，熱浪出現最頻繁的年代是20世紀30年代，而不是21世紀的今天。美國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熱浪指數顯示，當時多達40%的年份熱浪指數超過0.45，而21世紀最熱的年份該指數也不過0.3左右。[28]而當時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不到目前積累總量的10%。[29]

原英國坦戴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主任邁克‧休姆（Mike Hulme）教授曾撰文批評環境主義造成媒體、科學家和政客共同打造氣候變化的災難意識：「在過去幾年中，這個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環境現象──『災難性』氣候變化現象。似乎僅僅說『氣候變化』並不顯得糟糕，所以現在它必須是『災難性的』才值得關注。……為什麼不僅僅是環保主義活動家，而且是政治家和科學家，他們公然將恐懼、恐怖和災難的語言與可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物理現實混淆，故意忽視圍繞科學預測的範圍和條件？」[30]

已故科學家施耐德（Stephen H. Schneider）是氣候理論「共識」的倡導者，曾經擔任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的第二工作小組組長。他的坦白部分回答了休姆教授的疑問：「我們需要得到一些廣泛的支持，以捕捉公眾的想像力。當然，這需要獲得大規模的媒體報導。所以我們必須渲染令人恐怖的情景，作簡化的、戲劇性的陳述，並且幾乎不提我們可能有的任何疑問。」他認為這導致了科學家必須在「有效」和「誠實」之間選擇的道德兩難境地，儘管他希望兩者兼顧。[31]

魔鬼要毀人，炒作氣候災難不僅為打造全球政府埋下伏筆，也同時在科學界敗壞學術道德。氣候學是只有幾十年歷史的年輕學科，把不成熟的全球變暖的理論當作事實，通過媒體炒作掩蓋科學的不確定性，通過政府資金傾斜、聯合學術期刊和學術機構邊緣化不同聲音，在所謂「共識」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中暴露了共產魔鬼的「鬥」、「恨」的基因。魔鬼在科學家確立「共識」的同時，又通過受其影響的媒體和政客們將氣候災難的「共識」貼上「科學證明了」的標籤，將之作為不可挑戰的教條向全球推行，進一步統一思想，同時把變異的善惡觀念滲入人心。前述英國「綠色和平」成員的犯罪行為合法化，依賴的正是「溫室氣體導致氣候災難」的「共識」。以這種教條為基礎的各種政策、法規也將給世界正常的秩序帶來混亂。以各種理由打爛「舊世界」，是魔鬼慣用的伎倆。這些都是為魔鬼最後以「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偽「救世主」身分出場作鋪墊。
3. 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最近幾十年來，隨著共產主義勢力被削弱、共產黨國家各種政治、經濟問題凸顯，環保主義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被邪靈在全球範圍利用來推動其圖謀。
1）滲透政治，構築全球政府

共產邪靈掌控人的重要手段就是政府剝奪人的財產、自由，無限擴大政府強制權力。這在西方國家操作起來非常困難，而環保主義讓邪靈有了一劑很好的迷魂湯，在保護環境的堂皇理由下，人的自由可以被輕易剝奪。

第一，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進行財富的再分配。傳統共產國家通過革命方式強制進行財富再分配，由於時過境遷，故伎重演難度很大，因此環保主義者採用迂迴策略，用全球環境災難的名義迫使人們主動放棄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地球之友協會稱：「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的核心必須是財富和資源的再分配。」[32]知名環保思想家希爾曼（Mayer Hillman）稱：「配給制是防止氣候變化失控的唯一方法」，「碳排放量的配給制必須實施，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因為「保護地球，使地球上的生物免於滅絕，跟這個目標相比，民主這個目標就不那麼重要了」。[33]在這場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爭」中，英國首先提出了「個人碳定量證券」的概念。一位英國科學家表示，這是「引入第二種貨幣，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份額。這種財富再分配［迫使富人］必須從窮人那裡購買碳信用額度」。[34]在蘇聯或共產中國生活過的人可以輕易地看出，這種碳定量配給制是極權制度實現的另外一種方式，就像中共當年配給的油票、糧票、布票一樣。用這種方式，一方面實現了財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賦予中央政府至高無上的對財富和自由的支配權。

第二，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限制個人自由。在有深厚自由傳統的西方，要想讓人主動放棄個人自由，接受對個人生活的諸多限制，其難度可想而知。因此必須設想一個巨大的即將到來的災難，迫使人們放棄自由權利。「全球變暖」、「地球末日」就成了環保主義者的最佳選擇。澳大利亞的「碳意識聯盟（Carbon Sense Coalition）」提供了一個禁令清單，這個清單以全球變暖的名義強迫人們改變其行為模式：

禁止明火和大肚子爐灶（pot bellied stoves），禁止白熾燈泡，禁止瓶裝水，禁止某些地區生產的私家車，禁止等離子電視，禁止建設新機場，禁止擴建現有機場，禁用電器設備上的「待機模式」，禁止燃煤發電，禁止電熱水系統，禁止開車度假，禁止三天週末；徵收生育稅，徵收大型轎車稅，徵收超市停車場稅，徵收垃圾稅，徵收第二棟住宅稅，徵收第二輛轎車稅，徵收假日航班稅，徵收電力稅以補貼太陽能［電力］，徵收大型轎車陳列室稅，徵收進入城市的汽車的生態稅；需要許可才能駕駛自己的汽車超出城市範圍，縮小電器設備的選擇範圍，給每個人分配碳信用額度，規定燃料效率標準，研究如何減少挪威駝鹿產生的甲烷，移除道路上的白線迫使司機小心駕駛。[35]

第三，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擴大政府編制和權限。各個西方國家除了環境保護局的龐大機構之外，開始利用環境藉口，設立新的政府部門，擴大原有部門權限。任何機構都有 「自我維護」、「自我擴張」、「自我繁殖」的傾向，這些環保部門也不例外。它們利用甚至濫用手裡的權力，向社會公眾散布環境災難的恐怖論調，以爭取更多行政經費，穩固自己在政治體制當中的位置，最後買單的只能是納稅人。美國舊金山市設立年薪為16萬美元的「市氣候行政官」（city climate chief），倫敦最貧困的一個區（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有58名跟氣候變化有關的官員。[36]這和大學、公司設立「多元化」官員的運作機理高度一致。

第四，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鼓吹民主制度過時論，伺機建立超國家甚至全球性的極權政府。環保主義者聲稱，民主制度不可能應對即將到來的環境危機，為了有效應對危機，必須採納或者至少部分採納極權制度或者威權制度（authoritarianism）。[37]作家詹妮特‧比爾（Janet Biehl）精確地總結了這種心態：「生態危機只能通過極權的方式解決」，「需要一種『生態專制』」，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自由社會會自願採納「綠色議程」。[38]環保主義奠基人之一、美國學者保羅‧埃里希（Paul Ehrlich）在《如何做一個倖存者──拯救地球這艘宇宙飛船的計劃》這本書中呼籲：①過度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都必須實行人口控制；②過度發達的國家必須還原化（必須「消除其發達化」）；③欠發達國家必須半發達化；④必須建立監督和調節世界體系的程序規則，不斷努力維持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的最優平衡。[39]事實上，除了一個全球性的極權政府，任何政府和組織都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權力。這等於利用環保旗號鼓吹建立全球極權政府。

第五，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鼓吹中共制度優越論，為共產極權唱讚歌。由於人口增長意味著使用更多的資源、排放更多的碳、產生更多的垃圾，環保主義者鼓吹控制人口甚至減少人口。因此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環保主義者的大力吹捧。路透社報導，中共從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把人口控制在13億，假如沒有這個政策，中國人口會達到16億。該報導作者得出結論，中共無意間為全球的碳減排做出了貢獻。被作者忽視的是數億幼小的生靈及其父母家人遭受的巨大的苦難。

環境問題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環境污染問題，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等。中共畸形的高能耗、高污染經濟模式早已把中國變成了世界最大的污染地。中國是大城市空氣污染最多的國家，中國大部分河流已經無法飲用，中國的沙塵暴飄洋過海到了韓國、日本、美國。按理說，真正的環境保護者一定會把批評的矛頭對準中共。弔詭的是，很多環保主義者對中共讚譽有加，甚至視其為環保事業的希望。美國共產黨的新聞網站《人民世界》（People’s World）近年來對環保新聞的報導占據了很大的篇幅。令人驚訝的是，該網站環保新聞的主調是川普（特朗普）政府的環境政策將毀掉這個國家甚至整個地球，而地球人的救星竟然是──中共！[40]這只能說明共產邪靈在背後的操縱。

捷克前總統、經濟學家克勞斯在《環保的暴政》一書中睿智地指出：「環保主義是一種企圖激進地不計後果地（以對個人自由的嚴苛限制和人類生命為代價）改變世界的運動。它企圖要改造人、改造人類行為、改造社會結構和價值體系──簡而言之，要改造所有一切」，「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對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和社會繁榮構成最大威脅的，已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那種野心勃勃的、自大的、肆無忌憚的環保主義政治運動意識形態。」[41]他認為，環保主義者對待大自然的態度與馬克思主義者對待經濟問題的態度不謀而合：「兩者皆旨在以所謂最優的、集中支配的、『全球性的』世界發展規劃來取代世界和人類自由自發的演化。這種方法論，就像其共產主義的先例一樣，是烏托邦式的，所帶來的結果只能是與初衷大相逕庭、南轅北轍的。與其它烏托邦一樣，這樣一個烏托邦同樣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數人凌駕於廣大群眾之上指手畫腳來實行。」[42]他批評環保主義「鼓吹地球和自然，他們打著環保的旗號──與當初的馬克思主義者極其類似──妄圖通過一項全世界性的中央性的（現在是全球性的）規劃取代自由和自發的人類演變進程」[43]。克勞斯堅決反對有人企圖利用環保構建國家大政府乃至全球政府奴役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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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4)：環保主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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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21-02-03 2:41 AM 人氣 15910       
標籤: 共產主義, 共產黨, 環保主義,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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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9月06日訊】第十六章 環保主義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下）

目  錄

2. 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接上文）
3）懷疑派科學家為何不認同「共識」
4）環保主義科學家為什麼偏愛「災難」理論
3. 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1）滲透政治，構築全球政府
2）打擊資本主義
3）發動媒體攻勢，壓制不同聲音
4）操縱「民間」團體，發動街頭革命
5）反人類主義的新宗教
結語：信神敬天，恢復傳統，走出環境危機
2. 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接上文）
3）懷疑派科學家為何不認同「共識」

如前文所述，科學家對人類活動是否是影響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對未來氣候變化推測等等問題上有重大分歧。這些觀點的分歧，源自於許多方面：首先氣候變化是一個非常龐大複雜的課題，涉及天文學、氣象學、生態學、光化學、光譜學、海洋學等許許多多領域，同時氣候系統又包含大氣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許許多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統，這其中有很多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對人類來說仍然是遠未充分了解的領域。 在過去的地質年代中地球的氣候變化從未停止，變暖也屢屢發生。三千多年前的中國商朝，中原地區曾經是一片亞熱帶風光，甲骨文中有很多獵象的記錄。當時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約2℃左右。此後中國氣候冷暖交替，唐朝時再次經歷了變暖時期，開元盛世長安的宮中可以種植柑橘。[1]在西方，中世紀變暖（medieval warming，約公元950年至1250年）時代，歐洲人正在各處興建高大精美的大教堂（cathedrals）。[2]在地質年代中有時候氣候變化甚至非常激烈。比如大約11,270年前的一次北半球迅速變暖，氣溫數年之內迅速上升大約4°C。而此前的另一次著名的變暖發生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寒冷期結束時（大約11,550年前），數十年間溫度竄升10°C左右。[3]造成這些氣候變化的原因，至今還是科學家們爭論的話題。

很顯然，如果我們不能解釋過去氣候變化的原因，那麼我們對現代氣候變化的原因也同樣沒有把握，因為造成過去氣候變化的某些原因可能現在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許多科學家主張我們應該以謙遜的態度對待氣候變化問題，承認我們的無知。

著名科學家、美國科學院和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博士認為現代科學並沒有真正了解氣候變化：「最成問題的信條就是那種認為氣候變化的科學已經塵埃落定，已經被認識和了解了。在地球上最大的氣候變化是冰河期，當時在北美和歐洲曾經有一半的地面覆蓋著一公里厚的冰。冰河期在過去重複出現多次，我們正在向下一個冰河期邁進。有很多關於冰河期的理論，但是沒有一個能真正理解這個問題。只要我們對冰河期還沒有了解，我們就不算了解氣候。」[4]

由於氣候問題的複雜性，使得它無法在實驗室的可控制條件下進行實驗和驗證，因此當今的氣候學研究中計算機氣候模式成為研究氣候變化的重要工具。

IPCC報告之所以得出結論說人類是造成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其中的關鍵證據來自於氣候模式的計算。對21世紀末氣溫將增高多少的推測也是使用模式計算的結果。「氣候災難」理論「預測」的各種後果也是基於模式推測的結果。

對於氣候模式的可靠性許多科學家持保留態度。庫里教授認為自然因素在氣候變化中起主要作用。[5]她在《美國氣象學會月刊》上發表文章指出，IPCC大大忽略了模式計算的不確定性。[6]

氣候模式存在許多局限：氣候變化中一些關鍵的過程，或者由於我們的了解不夠，或者由於計算機模式的分辨率不夠，從而不能在模式中被真實反映。模式研究者們採用了參數化（parameterization）的辦法對這些過程進行半經驗的簡化，比如雲的形成過程（包括水汽在其中的作用）、降水過程、雲和太陽輻射的相互作用、氣溶膠（大氣中的液體或固體小顆粒）的化學物理過程等等。[7]這樣一來就給模式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水汽是含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8]但由於其隨時間和空間變化很大，相應的不確定性也大，甚至不同高度的水汽的溫室作用也不同，而水汽垂直分布的衛星測量誤差可達15%~40%；[9]低層大氣的雲因為反射陽光而具有強烈的製冷作用，高層半透明的卷雲有增溫作用；有些氣溶膠（比如火山噴發物）阻擋陽光，有製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黑色煙塵）吸收輻射，則有增溫作用；同時氣溶膠還可能有助雲的形成，導致間接製冷效果，氣溶膠和雲的時間空間分布以及光學特性也變化很大；地表由於植物生長和死亡會改變其反照率，如此等等。

對這些重要過程，或由於缺乏足夠的觀測資料，或由於目前科學家對其了解不夠，都導致氣候模式的參數化存在很大自由度（隨意性），大大增加了模式的不確定性。這導致一些科學家對模式的可靠性持保留態度──畢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給地球造成的直接能量增加（radiative forcing）不過大約2.5W/m²，[10]而地球接受的太陽輻射能量大約為1366W/m²，[11]由於雲或者氣溶膠的不確定性造成的反照率（albedo）變化千分之二，就足以超過溫室氣體的作用。

哈佛大學科學家威利‧宋（Willie Soon）等認為氣候模式不適合對未來氣候變化作出推測。[12]戴森博士把模式中的參數化稱為「軟糖因素」（fudge factor，因為這些參數可以人為調節）。他認為我們可以從模式中學到東西，但不能用它來預測：「你有一個公式，……但當你在不同的氣候下使用它，當你有兩倍二氧化碳，你就不能保證模式還是正確的，沒有辦法驗證它。」[13]此外戴森博士認為IPCC大大忽略了太陽在氣候系統中的作用，他認為是太陽，而不是人類，才是氣候變化的主要決定因素。

以色列科學家尼爾‧J‧沙維夫（Nir J. Shaviv）從2002年開始寫了一系列論文，他根據衛星觀測到的雲量和宇宙射線輻射量之間的相關性，將地球的冰河時代與宇宙射線聯繫起來，指出後者導致了氣候變化。 同時他表示，太陽輻射的變化在20世紀的全球平均溫度升高中起到了與人類活動相同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大）。 他認為，不僅人類溫室氣體在全球變暖中的作用比通常認為的要小，而且地球氣候系統並不像通常認為的那樣敏感。[14]

另外，氣候本身存在著一些內在變化過程，還沒有被充分了解，從而造成氣候模式不能正確反映這些現象。比如現有氣候模式不能正確描述、更無法預測厄爾尼諾現象。[15]自從7,000到9,000年之間的全新世最高溫以來，全球溫度降低了0.5到1攝氏度，但模式的計算顯示過去11,000年反而增溫0.5到1度。因為過去6,000至7,000年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上升，顯示模式只對溫室氣體的增溫效果敏感。[16]通俗地講，氣候系統中控制氣候變化的各種因素裡，模式只能夠反映溫室氣體造成增溫的效果，而對其它因素造成的降溫卻不能正確反映。

此外，1998年到2013年間，觀測到的增溫幾乎停滯。德國氣候科學家、漢堡大學教授斯托奇（Hans von Storch）在2013年表示，「我們面臨著一個難題。最近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增長趨勢實際上比我們擔心的更加陡峭。根據大多數氣候模型，過去10年我們應該看到氣溫上升0.25攝氏度左右（0.45華氏度）。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事實上，過去15年的增長是僅0.06攝氏度（0.11華氏度）。」他認為這表示，或者模式高估了二氧化碳的作用，或者模式低估了氣候的自然變化。[17]

對於如何看待氣候系統的內部過程，科學家也存在分歧。前文提到的美國科學院院士林岑博士認為氣候系統中存在自我調節機制，所以溫室氣體造成的增溫效果要小得多。他在2001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根據觀測，熱帶的高空捲雲（可以讓陽光透過，但會阻擋地表向上發出的紅外線，具有溫室作用）和海面溫度呈現負相關，溫度增高時，雲量減少，這可以讓地球表面通過紅外輻射無阻礙地向外太空散熱，這種自我調節機制類似於人眼的瞳孔，大大抵消了溫室效應。[18]這個理論現在還在爭論之中。

前NASA科學家、阿拉巴馬大學斯賓塞（Roy Spencer）教授總結了衛星觀測結果，對雲在氣候模型中的作用提出不同見解。他指出現有氣候模式把觀測到的雲量隨著溫度變化，當作雲的形成與消散是溫度變化的結果，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是雲量變化造成了溫度變化，並且這將導致溫室氣體增溫效果遠遠小於現有氣候模式的預測。[19]

對於觀測到的氣象數據如何解讀以及數據的可靠性，科學家們有不同看法。阿拉巴馬大學地球科學系統研究中心主任、大氣科學家約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y）教授是IPCC主要作者之一。他分析了城市不斷擴張和地表開發（如農業活動）對氣象觀測站附近的地表氣層（大氣邊界層）的擾動作用，認為這使記錄到的地表溫度隨著人類活動增長而不斷增高。在過去100年地表溫度上升的記錄中，大多數地區的夜間最低溫比白天的最高溫上升更快。他認為不斷擴張的人類地表活動，而不是溫室氣體增加，更能解釋這一現象。[20]

此外，對於氣候變暖所造成的效果，科學家也有爭議。比如，2014年特拉華大學氣候研究中心主任萊格茨（David Russell Legates）教授在美國參議院作證說：「我的結論是，在美國寒冷的時候乾旱更加頻繁，並且更加嚴重。所以歷史記錄並不支持全球變暖會對農業活動產生負面影響的看法。」[21]

前普林斯頓大學副校長哈帕（William Happer）博士在參議院作證說，從歷史上來看目前的二氧化碳水平是偏低的，二氧化碳含量增高會對植物農作物帶來好處，這都是被IPCC忽略的。哈帕博士在上世紀90年代擔任能源部能源研究辦公室主管時，是當時的氣候模式的創建者。他認為已有的氣候模式預測的增溫遠比觀測到的要大，因為模式高估了氣候系統的敏感度。 [22]

哈佛專家

2）「共識」的確立和鞏固：在科學界統一思想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所謂「共識」的確立和鞏固，是魔鬼利用環保主義操控人類，放大災難意識以幫助其變異人類價值觀，並最終在人間建立超級政府，推行共產主義的主要步驟。這一步驟主要是在科學界完成的，但是同時也藉助了媒體、政府和學術機構的共同力量。

任何科學家不管其學術聲望有多高，一旦公開表達對所謂「共識」教條的懷疑，馬上就會面臨來自同行以及所在學術機構的巨大壓力，逼迫其就範。在共產極權社會中生活過的人都有過類似的經驗，只不過那些受到壓力的人質疑的是共產黨的教條。

大衛‧拜勒米教授（David Bellamy）是英國知名環保活動家、皇家野生動物基金會的主席 。但當他公開表示不相信全球變暖理論的「共識」教條之後，皇家野生動物基金會發表聲明表示不滿。[48]隨後他不再擔任下一屆基金會主席，從前尊敬他的環境主義者轉而認為他智力有問題，或者是接受了石油公司的錢。[49]

亨克‧特南克斯（Henk Tennekes）是荷蘭皇家氣象學會的主席，由於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沒有支持「共識」的教條，他被解除了職務。類似的，世界氣象組織官員阿克塞‧溫尼爾森（Aksel Winn-Nielsen）被IPCC官員誣衊為「工業界的工具」； 意大利的研究者阿方索‧蘇特拉（Alfonso Sutera）和安東尼奧‧斯派蘭扎（Antonio Speranza），在他們質疑氣候變暖理論之後，再也沒能力獲得研究基金。[50]

美國州氣候學家協會的前任主席、弗吉尼亞大學氣候學家邁克爾斯（Patrick J. Michaels）在其著作《氣候之極端：他們不想讓你知道的全球變暖科學》中列舉了許多環保主義通過各種政治手段壓制科學異議達到「共識」的例子。由於他堅持氣候不會導致災難，這種樂觀立場和「共識」教條不一致，有一天他被州長告知不能以州氣候學家的身分在全球變暖問題上發言。他最終選擇了辭職。另一位州氣候學家、俄勒岡州立大學的喬治‧泰勒遇到了同樣的麻煩，泰勒最終被迫辭職。前特拉華大學氣候研究中心主任大衛‧萊格次（David Legates）博士是特拉華的州氣候學家，同樣地他也被州長告知，不能在全球變暖問題上以州氣候學家的身分發言。華盛頓州的氣候學家助理馬克‧奧爾布萊特（Mark Albright）被炒了魷魚，因為儘管被老闆警告，他還是向詢問的新聞記者和本州公民用電子郵件發送了關於卡斯卡德山降雪的全部記錄，而不是挑選其中（看起來顯示氣候變暖）的部分記錄。[51]值得一提的是，在這裡爭論的焦點是氣候學家的專長領域──氣候科學問題而不是州的政策問題。在共產國家裡，政治粗暴干涉科學的情形不少見；在西方國家裡，魔鬼利用環保主義政治不引人注目地干涉學術自由。

對「共識」教條有所懷疑的學術研究很少見諸學術期刊，這一現象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邁克爾斯教授在1990年英國四頻道的電影《溫室陰謀》中談到：一個人的觀點如果是政治上不被接受，那就會有麻煩。他的論文被不止一家學術期刊拒絕發表，他曾經向學術期刊編輯詢問為什麼，得到的答案是，他的論文必須通過比別的論文更高的評審標準。需要提醒的是按照1990年的IPCC報告，當時的認識是：全球變暖的幅度「和氣候自然變化相當」。所以邁克爾斯的觀點雖然和其他許多人不同，也不能算作非常「異端」。但是建立「共識」的目標早已經定下，魔鬼指揮各方面朝目標努力。

政府資金的傾斜對「共識」的形成與鞏固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人類引起全球變暖並會帶來災難的假說把氣候變化研究推到了為決策者提供諮詢的地位，因此支持這一假說的研究自然就會獲得大量的科研資金，相應的大量學術文章也會被發表。反過來講這也阻礙了科學家向其它可能的方向進行探索和研究。美國颶風研究先驅比爾‧格雷（Bill Gray）教授由於對氣候理論「共識」教條的批評，突然發現他的颶風研究項目基金申請計劃接連被拒，原因是：他提議的研究不是目前的重點。[52]

2008年3月許多懷疑氣候問題「共識」教條的科學家們在紐約開了一次學術交流會。這些科學家們表示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不約而同遇到各種障礙。前美國氣象學會主席、氣象專家約瑟夫‧達理奧（Joseph D’Aleo）表示他的一些同事不敢來參加這次會議，因為害怕被解僱。 他認為「氣候學、氣象學和相關科學『沉默的大多數』科學家很可能不支持所謂的『共識』立場」。[53]

前喬治亞理工學院地球和大氣科學學院院長朱迪斯‧庫里（Judith Curry）教授2015年在參議院作證中談到，一位受僱於NASA的科學家告訴她：「我參加了美國宇航局相關機構科學家的一次小型會議，我們的高級經理表示，他的NASA老闆說，我們不應該試圖發布與當前全球變暖論調相反的論文，因為他（美國宇航局的老闆）很頭痛將不得不反擊［由此引發的］『令人反感的』輿論。」[54]庫里教授（Judith Curry ）在證詞中揭示，「氣候科學家在氣候辯論中表達不確定性或某種程度的懷疑，就被歸類為『否認者』［來自於納粹主義者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否認］或『販賣懷疑的商人』（merchant of doubt，暗示接受了化石燃料工業界的資助）。其動機被認為是意識形態的，或者因為受到化石燃料行業的資助。我自己就因為公開討論IPCC如何對待不確定性的問題，而被貼上背叛同事的『氣候異教徒』標籤。氣候科學家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使他們屈服於所謂『共識』。這種壓力不僅來自政治家，還來自聯邦資助機構、大學和專業團體，以及作為綠色［環保主義］活動家和倡導者的科學家們。來自金錢、聲譽和權力的動力大大強化了這種共識。」[55]

庫里教授是美國氣象學會院士，曾擔任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的氣候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limate Research Committee）委員。儘管她學術上成績卓著，也因為不願繼續承受壓力而選擇提前退休。由於她近年來挑戰IPCC的「共識」，被貼上各種污名標籤，如「系列氣候假信息發布者」、「反科學」、「否認者」等等，這不光來自媒體，也來自科學家、國會參議員。某國會議員甚至專門致信喬治亞理工學院院長質疑庫里的動機。[56]她表示提前退休的另一個原因是她覺得簡直無法告訴學生和博士後們應該如何在「氣候科學領域的瘋狂」中探索。[57]科羅拉多大學教授小羅傑‧皮爾克（Roger Pielke Jr.）曾經和庫里教授在氣候變化問題方面合作研究。他原本在該校環境科學合作研究中心（CIRES），儘管他認同IPCC「共識」的大部分結論，但僅因為指出數據不支持颶風等極端氣候事件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而面臨類似壓力。他最終轉行到科羅拉多大學的體育管理研究中心（Sports Governance Center）。[58]

皮爾克教授指出，庫里的經歷表明，「擁有終身教授職位也不能保證學術自由。」[59]無怪乎美國工程院院士、傑出的前NASA大氣科學家喬安‧辛普森（Joanne Simpson）直到退休後才宣布自己對「共識」教條的懷疑態度：「由於我不再隸屬於任何組織，也沒有接受任何資金，我現在可以非常坦率地說話……」她表示，「作為科學家我保持懷疑態度。」[60]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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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像》，第十四，https://ctext.org/chun-qiu-fan-lu/fu-zhi-xiang/zh.

[2] 《逸周書‧大聚解》，https://ctext.org/lost-book-of-zhou/da-ju/zh.

[3] 《禮記‧祭儀》，https://ctext.org/text.pl?node=61379&if=gb&show=parallel.

[4] Rupert Darwall, The Age of Global Warming: A History (London: Quartet Books Limited, 2013), Chapter 1.

[5]  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 ... umns/vernon/080616.

[6]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八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3.htm#8。

[7]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2), 8-9.

[8] Quoted in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0.

[9] Quoted in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1.

[10]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4-15.

[11]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1.

[12] 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 ... umns/vernon/080616.

[13] Quoted in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35.

[14] 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 ... umns/vernon/080616.

[15]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96, Winter 2002, 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isj96/foster.htm.

[16] James O’Conno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 no. 1 (1988): 11-38,  http://www.vedegylet.hu/okopolitika/O%27Connor%20-%20Capitalism,%20Nature,%20Socialim.pdf.

[17] Joel Kovel and Michael Löwy, 「The First Ecosocialist Manifesto,」 September 2001，http://green.left.sweb.cz/frame/Manifesto.html.

[18] Joel Kovel, 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 (London: Zed Books, 2002).

[19] Kevin Andrews, 「The Ideological Drive behind the Greens,」 ABC News, November 11, 2010,  http://www.abc.net.au/news/2010- ... d_the_greens/41010.

[20] Mikhail Gorbachev, 「We Have a Real Emergency,」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10/opinion/10iht-edgorbachev.html; Mikhail Gorbachev, 「What Role for the G-20?」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4/28/opinion/28iht-edgorbachev.html.

[21] 「Jack Mundey,」 Sydney’s Aldermen, http://www.sydneyaldermen.com.au/alderman/jack-mundey/.

[22] Noel Moand, 「A Spark That Ignited a Flame: The Evolution of the Earth Liberation Front,」 in Igniting a Revolution: Voices in Defense of the Earth, eds. Steven Best and Anthony J Nocella, II  (Oakland, CA: AK Press, 2006), 47.

[23] Leslie Spencer with Jan Bollwerk and Richard C. Morais, 「The Not So Peaceful World of Greenpeace,」 Forbes, November 1991,  https://www.heartland.org/_templ ... _of_greenpeace.pdf.

[24] Ted Thornhill, 「Humans Are NOT to Blame for Global Warming, Says Greenpeace Co-founder, as He Insists There Is ‘No Scientific Proof’ Climate Change Is Manmade,」 Daily Mail, February 27, 2014, 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 ... html#ixzz2vgo2btWJ.

[25] Patrick Moore, 「Greenpeace Has Evolved into an Organization of Extremism and Politically Motivated Agend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2, 2008,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20882720657033391.

[26] John Vidal, 「Not Guilty: the Greenpeace Activists Who Used Climate Change as a Legal Defence,」 The Guardian, Sept 11, 2008,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 ... gsnorthclimatecamp.

[27] Richard Lindzen, 「The Climate Science Isn’t Settle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30, 2009,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 ... 574567423917025400.

[28] Steven Koonin, 「Climate Science Is Not Settle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9, 2014, https://www.wsj.com/articles/cli ... settled-1411143565.

[29] Steven Koonin, 「A 『Red Team』 Exercise Would Strengthen Climate Scien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0,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a-r ... science-1492728579.

[30] 「NASA Administrator Not Sure Global Warming A Problem,」 Space Daily, May 30, 2007, http://www.spacedaily.com/report ... A_Problem_999.html.

[31] 同上。

[32] Alicia Chang, 「NASA Chief Regrets Remarks on Global Warming,」 NBC News, June 5, 2007, http://www.nbcnews.com/id/190585 ... ks-global-warming/.

[33] Michael Griffin: 「NASA at 50 Oral History Project,」 NASA Johnson Space Center, September 10, 2007, https://www.jsc.nasa.gov/history ... ffinMD_9-10-07.htm.

[34] “Lennart Bengtsson Resigns: GWPF Voices Shock and Concern at the Extent of Intolerance within the Climate Science Community,” The Global Warming Policy Foundation, May 5, 2014,  http://www.thegwpf.org/lennart-b ... science-community/.

[35] Judith Curry, 「Climate Change: No Consensus on Consensus,」 CAB Reviews Vol 8, No 001, 2013, 1-9.

[36] 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earing on Climate Science: Assumptions,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March 29, 2017,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 ... urryJ-20170329.pdf.

[37] 同上。

[38] Frederick Seitz, 「Major Deception on Global Warm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2, 1996,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834512411338954000.

[39] Larry Bell, 「The New York Times’ Global Warming Hysteria Ignores 17 Years Of Flat Global Temperatures,」 Forbes, August 21, 2013, https://www.forbes.com/sites/lar ... obal-temperatures/.

[40]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8) , 319.

[41] Paul Reiter, 「Malaria in the Deba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Mosquito-Borne Disease,」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Impacts of th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United States Senate, April 25, 2006,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df/reiter-042606.pdf.

[42] James Tylor, 「Mosquitoes Ignore Global Warming Predictions,」 Forbes, October 5, 2011, https://www.forbes.com/sites/jam ... ions/#7ace656c1b7d.

[43]  Paul Reiter, 「Malaria in the Deba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Mosquito-Borne Disease,」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Impacts of th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United States Senate, April 25, 2006,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df/reiter-042606.pdf.

[44] Zoë Corbyn, 「Global Warming Wilts Malaria,」 Nature, December 21, 2011, https://www.nature.com/news/global-warming-wilts-malaria-1.9695.

[45] James Tylor, 「Climate Scientist Quits IPCC, Blasts Politicized 『Preconceived Agendas,』」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April 1, 2005, https://www.heartland.org/news-o ... s?source=policybot.

[46] David Deming, 「Statement to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 Public Works,」 Full Committee Hearing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Media, December 6, 200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1rj00BoItw.

[47]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329.

[48] Jonathan Leake, 「Wildlife Groups Axe Bellamy as Global Warming ‘Heretic』,」 Times Online, May 15, 200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 ... /article522744.ece.

[49]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10-111.

[50] 同上。

[51] Patrick J. Michaels and Robert C. Balling, Jr., Climate of Extremes: Global Warming Science They Don’t Want You to Know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9), x-xiii.

[52]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73.

[53] 「Climate Skeptics Reveal 『Horror Stories』 of Scientific Suppression,」 U.S. Senate Commettee on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Press Releases, March 6, 2008, https://www.epw.senate.gov/publi ... d-4949-ee9098538277

[54] 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Subcommittee on Space, Sc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Hearing on 「Data or Dogma? Promoting Open Inquiry in the Debate over the Magnitude of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8, 2015, https://curryja.files.wordpress. ... testimony-2015.pdf.

[55] 同上。

[56] 同上。

[57] 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  E&E News, 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58] Rich Lowry, “A Shameful Climate Witch Hunt,” National Review Online. February 27, 2015,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 ... ch-hunt-rich-lowry/

[59] 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  E&E News, 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60] “U. S. Senate Minority Report: More Than 650 International Scientists Dissent Over Man-Made Global Warming Claims Scientists Continue to Debunk ‘Consensus’ in 2008,”   U.S. Senat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Committee Minority Staff Report (Inhofe), Dec 11, 2008, https://www.epw.senate.gov/publi ... minorityreport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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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9/4/n10688613.htm

哈佛專家

6）生態恐怖主義

環保主義受左派影響，從一開始就比較激進。它有許多激進的分支，包括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生物區域主義（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還有一些特別激進的，比較廣為人知的組織包括「地球優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陣線」（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團體，它們採用直接行動以阻止破壞環境的行為（比如放置炸彈和縱火），被稱為生態恐怖主義  （Eco-Terrorism）。

「地球優先！」 興起於1979年，口號是「保衛地球母親，絕不妥協！」（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針對伐木、水壩建設等項目採取直接行動。一個著名的做法就是採用「樹坐」──坐在樹底下或者爬到樹上──來阻止伐木。「地球優先！」的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員，包括具有左派分子、無政府主義、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進的成員發起了一個叫「地球解放陣線」的分支，手段則是縱火。2000年底，美國長島上的9棟豪華別墅，一夜之間化為灰燼。因為它們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園中。地球解放陣線，這個臭名昭著的環保恐怖組織，像往常一樣，縱火後理直氣壯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燒（If you build it, we’ll burn it!）」的標語。2005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宣布，「地球解放陣線」是美國最大的國內恐怖主義威脅，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數千萬美元的財產損失。[22]

他們的所作所為早已超過普通的政治訴求和社會上的觀點分歧。共產邪靈用「恨」的因素使環保主義者變成和恐怖分子無異的環保恐怖分子。
7）「綠色和平」後面的不和平

1971年成立的「綠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環保組織，在40個國家都有辦公室，年收入超過3.5億美元。「綠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進的環保組織之一。

綠色和平的共同創辦人、1977年離開綠色和平的保羅‧沃森（Paul Watson）曾說過，「大衛‧麥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綠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祕訣就是綠色和平組織成功的祕訣：無所謂什麼是真的，有所謂的是人們認為是真的……媒體說你是什麼樣，你就是什麼樣。綠色和平成為神話，成為了產生神話的機器。」[23]

派翠克‧摩爾（Patrick Moore）也曾經是綠色和平環保組織的一位共同創建人，曾經非常投入地致力於環保事業。他後來辭去了「綠色和平」的職務，因為他發現這個組織政治上已經急轉彎到了左派，[24]演變成一個極端主義和具有政治議程的組織，比如對廣泛的工業化學品都懷有敵意，其政策是基於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學。[25]

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是包括「綠色和平」在內的激進環保組織的策略。在這一點上激進環保主義與共產主義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綠色和平」成員因為爬入英國一家燃煤發電廠搞破壞，造成了大約3萬英鎊的財產損失而被起訴。他們承認試圖關閉電廠，但他們聲稱這樣做是為了阻止更大的損失（溫室氣體排放造成氣候災難）。法庭最後認同他們的行為無罪。此前「綠色和平」已經有過許多類似的法庭勝訴記錄，包括破壞核電廠、汽車公司甚至噴氣戰鬥機製造廠等等。[26]許多有識之士擔憂，照此邏輯，合法與非法間還有界限嗎？傳統馬克思列寧主義利用烏托邦的邪說把殺人放火、搶劫財產合法化；披上綠色環保外衣的共產主義變種則鼓吹環境災難，以此變異人的價值觀。上例中「綠色和平」成員成功說服陪審團接受其犯罪動機的「正當性」，正反映大面積人群受到蠱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說。讓人拋棄神定下的普世價值，正是魔鬼毀人的手段。
2. 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

氣候變化是當今社會的熱門話題。圍繞這個話題的公眾爭論也異常熱烈，無論是媒體、公眾還是政治圈，都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在這個問題上最常見的說法是「由於人類排放溫室氣體造成了全球變暖，並將導致危險的氣候災難」。同時強調這一結論是科學家的共識（scientific consensus）或者科學定論（settled sience）。在一些環境主義信徒眼中，反對這一結論的不但是「反科學」，也是「反人類」。前述破壞電廠的「綠色和平」成員之所以被判無罪，就是因為請到了鼓吹這種「共識」的知名專家為其提供證詞，聲稱電廠每天排放的溫室氣體量將導致多達400個物種被滅絕等等。

科學界真的達成共識了嗎？美國科學院院士、前麻省理工學院大氣科學教授理查德‧林岑（Richard Lindzen）撰文表示「氣候科學還沒有定論」。[27]前美國能源部科學副部長、紐約大學教授史蒂夫‧庫寧（Steven Koonin）也撰文說「氣候科學尚無定論：我們遠未具備足夠的知識來制定好的氣候政策」。[2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讀者，「公眾基本上對氣候科學界內的激烈爭論毫無所知。在最近的一次國家實驗室的會議上我觀察到超過100名來自政府或者大學的研究者互相爭辯，試圖努力把人類對氣候的影響從自然的氣候變化中區分開；他們爭論一些絕非無足輕重，而是我們［對氣候的］根本認識方面的問題，比如明顯的卻出乎意外的過去二十年海平面上升減緩。」[29]

總的來說，地球表面溫度自1880年以來總體上有所上升，人類正在向大氣中添加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溫室氣體對地球有升溫作用──科學家在這些基本問題上沒有什麼異議。然而，最重要的問題，也是科學家們爭論的焦點是：變暖是由人類活動的原因主導還是由於自然原因造成的？21世紀末地球將變暖多少？人類有能力預測未來氣候變化嗎？變暖是否會造成「災難」？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科學界似乎確實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了某種「共識」或者形成了某種「定論」：因為反對「共識」的聲音很少有機會出現在媒體和學術期刊上。

前美國航太署（NASA）主管、物理學家邁克爾‧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博士在2007年接受國家公共廣播（NPR）的採訪時說：「我毫不懷疑全球變暖的趨勢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去假定它是一個問題，就等於是在假定今天地球氣候的狀態是​​最佳氣候，是我們可能擁有或曾經擁有的最佳氣候，我們需要採取措施確保它不會改變。」[30]

他進一步解釋道，「首先，我不認為人有能力確保氣候不會改變，數百萬年的歷史顯示氣候不斷在變化；其次，我想我會問哪些人──在哪裡和何時──被賦予特權，來決定我們今天的這種特定氣候、現在的氣候是所有其他人［認為］的最佳氣候。我認為這對人們來說是一個相當傲慢的立場。」[31]

他雖然試圖表達科學應該採取謙遜的立場，但馬上遭到媒體和一些氣候科學家的強烈指責，甚至說他的言論顯示了「傲慢」的態度。第二天他在強大壓力下被迫道歉。[32]

事情過去幾個月之後，他在另一次受訪時評論道：「我個人認為人們在氣候變化的討論中已經走得過分了，以至於從技術層面討論這個話題簡直是不合法的。它幾乎獲得了宗教地位，我覺得這令人遺憾。」他對「科學共識」的看法揭示出氣候問題上的所謂「共識」，其實不是科學過程。他認為科學向前發展是爭論的結果：「你建立一個理論，發布你的數據，完善你的概念，然後別人駁倒它，或嘗試駁倒──這是科學共識的發展方式。」[33]很顯然，千方百計阻止科學爭論，其本身就是違背科學精神的。

英國皇家氣象學會院士、前歐洲中尺度天氣預報中心（ECMWF）主任伯格斯頓（Lennart Bengtsson）教授在加入全球變暖政策論壇（GWPF）學術諮詢委員會（一個挑戰氣候變暖理論的智庫）後，由於其在專業領域中卓著的聲望，受到全世界同行的關注和巨大壓力。兩週後他被迫辭職。他在辭職信中解釋道：「巨大的集體壓力」使他「開始擔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同事們不再支持我，合作的同事退出聯合作者」等等。「在氣象學這樣一個原本諧和的圈子裡，我永遠料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顯然它近年來已經發生了轉變。」[34]伯格斯頓的觀察是對的，「近年來發生的轉變」是該學科被魔鬼劫持和操縱的結果。

事實上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所謂科學共識，已經把一種氣候變化理論變成了教條。它也是當代環境主義的一個最重要信條，不能容忍任何挑戰。接受信條的科學家、媒體與環境主義活動家共同渲染災難和恐懼。這個教條是環境主義背後的魔鬼恐嚇人類、使人聽其擺布的重要工具。圍繞這個教條的建立和鞏固過程，我們也不斷看到共產魔鬼的毒牙利爪、其「騙」和「鬥」的基因。
1）科學「共識」的歷史

1988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成立，它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大約每隔五年評估已有的科學研究並發布氣候變化問題的權威聲明，建立氣候問題上的「科學共識」，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35]報告中列出了包括領銜作者、參與作者和評審專家的數千人名單。從此，報告結論就常常被說成是全世界數千名頂尖科學家的「共識」。

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下文簡稱框架公約）聲明，要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注意聲明首先已經暗含了假設：氣候變化主要是人類引起的，並且會造成危險）。隨後，IPCC被賦予一項任務：鑑定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以及氣候變化對環境和社會經濟的危害。[36]框架公約聲明所包含的前提假設是人類為造成危險氣候的元凶，這就等於給IPCC的「鑑定」限定了方向。其次，如果氣候變化不會造成危險，或者不是人類造成的，那麼就不需要制定什麼政策，為政策制定而設立的IPCC也就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衝突」也局限了IPCC的關注方向。[37]

結合以上歷史來看，就不難理解圍繞IPCC共識的建立過程發生的以下事件：

a）IPCC報告刪除不確定性陳述

IPCC第二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1995年）發表前夕，世界著名物理學家、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洛克菲勒大學校長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博士得到了一份拷貝。塞茨博士發現在評審科學家審核通過之後和印刷之前，文本進行了大幅改動，有關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影響不確定性的描述都被刪除。塞茨博士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道：「在我作為美國科學界成員的六十多年裡，包括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和美國物理學會會長期間，我從未見過同行評審過程比這更令人不安的腐敗。」[38]被刪除的文字包括：

    「沒有研究證據明確表明我們可以將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具體原因歸結為溫室氣體增加。」
    「到目前為止，沒有研究將迄今為止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全部或部分歸因於人為造成的原因。」
    「在氣候系統總體自然變率的不確定性降低之前，任何聲稱檢測到重大氣候變化的主張都可能存在爭議。」

雖然IPCC後來宣稱所有改動都經過相關作者同意，但這種改動至少暴露了報告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IPCC的評估報告並不進行原創研究，它主要是總結現有的研究。由於現有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分歧觀點，為了達成既定的「共識」，報告在最終結論中抹去了異議。

2000年4月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TAR）草案的原始文本指出：「人類對全球氣候產生了可分辨的影響。」隨後的10月版本變成：「人類增加排放的溫室氣體可能對過去50年中觀測到的變暖有顯著作用。」然後在最後的官方總結中，語氣更加強硬：「過去50年觀察到的大部分變暖非常可能［即可能性達90%］是由於溫室氣體濃度增加引起的。」當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發言人被問到有關這些措辭變化的科學依據時，他的回答很誠實：「沒有新科學［發現］，但科學家們希望向政策制定者提出明確而強烈的信息。」[39]

簡而言之，框架公約給IPCC布置了有明確答案的家庭作業，IPCC按照要求遞交「滿意」的答卷。

b）IPCC報告強化「災難共識」

法國巴斯德學院的教授保羅‧瑞特爾（Paul Reiter）是一位瘧疾和其它昆蟲傳染病方面的權威，由於不同意IPCC的報告，他不得不威脅要對IPCC發起法律訴訟，才把自己的名字從所謂支持IPCC報告的「2000名世界頂級科學家」的作者名單中拿掉。他說：「IPCC（報告）看起來好像是所有頂尖科學家的共識，這不是真的。」[40]他在2006年4月25日在美國參議院的證詞中說：「辯論中令人痛苦的是，這種虛假的『科學』在公共論壇上得到了有影響力的『專家』小組的認可。我這裡特別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每五年，這個聯合國組織就氣候變化的各個方面發表『世界頂尖科學家的共識』。除了遴選科學家的過程令人生疑之外，這種共識也只是政治的，而不是科學的。」 [41]

環保主義者一直宣傳瘧疾等昆蟲傳染病將隨著氣候變暖而肆虐。這也是IPCC的主要論調。如彭博社2007年11月27日報導，「根據聯合國報告稱，全球變暖將使數百萬人面臨瘧疾和登革熱的風險。」[42]但瑞特爾教授不接受氣候變暖和傳染病擴散的簡單聯繫。

他指出，瘧疾肆虐並不局限於熱帶。大規模的瘧疾爆發是在上世紀20年代的前蘇聯，甚至北極圈附近的城市阿爾漢格爾斯克（Arkhangelsk）都有3萬瘧疾病例，造成了上萬人死亡。[43]根據《自然》雜誌2011年的一篇報導，科學家發現蚊子在溫度升高的時候其瘧疾傳染性反而會降低。[44]這證實了瑞特爾教授的立場。

另一位科學家退出IPCC的經歷也表明，後者的「災難共識」成為其運作文化的一部分。美國海洋大氣局颶風研究專家克利斯朵夫‧蘭德西（Christopher Landsea）是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2005年1月，他退出了IPCC。他在公開信中說：「我認為這一過程既受到預先設想的議程的推動，又受到不健全科學的影響。」 他懇請IPCC確認該報告將堅持科學而非故意危言聳聽。 [45]

蘭德西對於颶風與氣候變化關係的認識與所在小組的領銜作者（颶風研究非其專長）有分歧，後者不顧事實地強調氣候變暖會引起更強烈的颶風。蘭德西指出過去的研究表明，從歷史記錄上看不出這種聯繫，從理論上說，即使有聯繫也是微不足道的。

俄克拉荷馬州大學的地球科學家大衛‧德明 （David Deming）因為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利用冰芯重建北美150年的歷史溫度資料，而被「共識」理論提倡者視為同道。一次IPCC領銜作者之一發電子郵件給他：「我們應該［從歷史記錄曲線中］抹掉中世紀溫暖。」[46] 中世紀溫暖指的是大約在公元950年至1150年北大西洋地區的氣候變暖時期，在氣候變化歷史曲線中抹掉這一變暖現象可以凸顯當今的變暖是「前所未有」的。

諸如此類的事件很多。美國競爭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克里斯多夫‧霍爾納（Christopher C. Horner）在其著作《炙手可熱的謊言》（Red Hot Lies）中列舉了原IPCC作者反對IPCC結論或者其政治化運作的許多專家。[47]他們對IPCC的所謂「共識」提出了有理有據的質疑和挑戰，可悲的是，在現在的學術和媒體環境下，他們的聲音被無情地邊緣化了。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3)：環保主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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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21-02-01 8:43 AM 人氣 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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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9月04日訊】第十六章 環保主義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上）

目  錄

前言
1. 環保主義的共產根源
1）環保主義發展三階段
2）環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環境的態度一脈相承
3）生態馬克思主義
4）生態社會主義
5）綠色政治：綠色是新的紅色
6）生態恐怖主義
7）「綠色和平」後面的不和平
2. 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
1）科學「共識」的歷史
2）「共識」的確立和鞏固：在科學界統一思想
前言

地球是人類的生存環境，為人類提供了食物、各種生存資源與發展條件，讓人類繁衍生息，綿延數千年。

人類與自然環境密切互動，中西方傳統文化都強調人與自然的良性共生關係。一方面，「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1]即天創造萬物的目的是為了養活人，萬物可以被人類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動維護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

西方傳統文化認為，自然環境是創世主恩賜給人類並交給人管理的，因此人類對自然環境應當珍惜並善加利用。在中國傳統文化裡，講究的是萬事萬物的均衡發展，互不相害。《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對環境的保護。據史料記載，大禹時，「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2] 曾子說：「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3]這些都表現了取物有節、珍惜、保護生態的思想。

近現代工業革命後，工業污染對自然生態造成了破壞，讓人們開始重視環境問題。實行各種相關法令與保護措施之後，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環境大為改善。在此過程中，人的環保意識大為增強，他們對自然的愛護和改善環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這裡需要區分幾個概念：環境保護、環保運動和環保主義。環境保護，顧名思義，就是對環境的保護。自從有了人類文明，就有了人類對環境的保護。這種環保活動與任何政治意識形態無關。環保運動是針對環境問題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其主體是通過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媒體攻勢和複雜巧妙的政治運作，改變有關環境的政策及大眾心理和行為習慣。環境保護主義，簡稱環保主義（environmentalism，又譯環境主義），是一種強調保護環境、人和自然生態和諧共生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意識形態。環保運動和環保主義的來源與共產主義並不相同，但共產邪靈善於綁架群眾運動、操縱和利用社會形勢，因此從現代環境保護主義出現之初，共產邪靈就系統安排了對其的綁架和利用。

當今世界範圍內的環保主義背後的因素極其複雜。它用動人的說辭、利用人們善良美好的願望，掀起了一場席捲全球的政治運動。參與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義感、真正關懷人類前途命運的人。但這場運動背後的因素卻是共產邪靈，它利用環保的道德制高點來推進自己的圖謀。在這場運動中，環保被高度政治化、極端化甚至宗教化；傳統的道德基礎被忘卻，誤導性宣傳甚至各種強制性的政治手腕成為主導因素。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本文將著重探討環保主義與共產主義有哪些聯繫，環保主義如何被劫持、變形，以及它將帶來何種影響。
1. 環保主義的共產根源

為了最終毀滅人類，共產邪靈做了多方面的周密準備。共產主義發端於歐洲，又發動暴力革命在東方的兩個大國──俄國和中國──掌權，共產陣營和西方社會在冷戰中長期對峙。在蘇聯東歐共產陣營垮台後，共產邪靈企圖啟動在東西方社會同時布置的共產主義因素，建立管控嚴密的全球政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邪靈必須製造或利用一個足以威脅全人類的「敵人」，恐嚇人類讓渡個人自由和民族國家的主權。製造全球性的對環境和生態災難的恐慌可以說是其一個必然的選擇。
1）環保主義發展三階段

環保主義的形成和發展與共產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具體而言，其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理論醞釀期，這一階段可以從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個地球日（Earth Day）。在這個階段初期，馬克思及其門徒沒有把環保主義作為其理論論述的重點，但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唯物論觀點天然地與環保主義的主要傾向相吻合。馬克思宣稱，資本主義是跟自然（即環境）相對立的。馬克思的門徒造了「生態系統（ecosystem）」一詞，環保主義在某些學科內部悄悄醞釀。在這個階段的最後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兩本暢銷書《寂靜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彈》（1968）在美國登場，環保主義借「環境保護」概念進入公眾視野。

第二個階段開始的標誌性事件是1970年舉行的第一個地球日活動。1972年聯合國召開第一次斯德哥爾摩環境大會。這個階段各種組織迅速產生，各種活動增多，在美國、歐洲都進行了規模不等的宣傳、抗議、「科研」、立法、會議等攻勢。從宏觀上來說，上世紀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運動是西方內部共產邪靈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閱兵，它們以民權運動、和平反戰運動的名義登上政治和社會舞台，但共產主義因素數量巨大，來勢洶洶，它們迅速蔓延到女權運動、同性戀合法化運動等不同類型的反資本主義戰爭當中。70年代以後，反越戰運動退潮，共產主義因素一部分進入體制內，發起「體制內長征」，另一部分充實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當中，這是環保主義勢力高漲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環保主義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運動的主力──嬉皮士們。事實上，共產邪靈正在加緊準備在兩大陣營的對峙結束之後，用環保主義的旗幟重新包裝自己，在全球範圍內掀起另一個不叫共產主義的共產主義高潮。

第三個階段開始於冷戰結束的前夜。1988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下文將使用該機構簡稱IPCC）成立，「全球暖化」這個概念開始進入政治領域。[4]1990年蘇聯解體前夕，莫斯科曾經召開國際環境會議，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發言中倡議建立國際環境監測系統，簽署建立「環境保護特區」的盟約、支持聯合國環境方案，並在巴西召開後續的環境會議。[5]我們隨後看到，西方環保主義者對這些提議幾乎照單全收。美國政界要人發表公開信《致全球暖化論的懷疑者》，「全球暖化」成為這個階段環保主義者（其領頭人是改頭換面的共產主義者）給人類塑造的主要敵人。利用環境保護藉口進行的宣傳驟然升級，環境立法、環境公約數量迅速增多、規模加大，環保主義成為限制各國公民自由、剝奪民族國家主權、限制打擊西方自由社會的主要工具。冷戰結束後，蘇聯東歐前共產黨人、西方的共產主義者和同路人紛紛改弦更張，加入環境保護運動，環保主義和環境運動驟然升溫，變得聲勢浩大，同時具有了更鮮明的共產主義色彩。
2）環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環境的態度一脈相承

在東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來，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於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價值和尊嚴。同理，自然環境也是神給人創造的，人有愛護自然環境的義務；自然環境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無神論者和唯物論者眼裡，人的生命並沒有這樣的特殊之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斷言：「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形式。」[6]既然這樣，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質的一種特殊的存在形式，與動物、植物沒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護自然的名義剝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國化學家、馬克思的同事李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關於有機化學的著作中，抨擊英國農民使用進口鳥糞作為肥料。英國農業受益於鳥糞這種高效的肥料，作物產量大增。到19世紀中期，英國人的食物來源充足，質量上乘。鳥糞生意使各國商人、英國農民、英國大眾等多個方面同時受益。李貝希為什麼要譴責這種做法呢？他的「道德義憤」出於四個理由：第一，蒐集鳥糞過程中會對大自然造成破壞；第二，商人用低工資剝削了工人；第三，糧食豐產，刺激了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需要更多的糧食，這超過了自然能夠承受的範圍；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著更多的糞便和垃圾。[7]

當時正在埋頭撰寫《資本論》的馬克思仔細研讀了李貝希的作品，他稱讚後者「從自然科學的視角發現了現代農業的負面即毀滅性的一面」。[8]同李貝希一樣，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資源創造財富的努力都看成惡性循環，他的結論是「理性的農業和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發動政變後，迅速頒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礦產、動植物資源收歸國有，不准人民擅自開發利用。[10]

美國作家布萊恩‧薩斯曼在《生態暴政》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馬克思、列寧的思路和今天的環保主義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沒人有權利從自然資源中獲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鯨魚、蝸牛還是氣候，所有理論的基礎都基於一個根深蒂固的信仰，即這種獲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儘快阻止，會最終毀了這個星球。」[11]

這場全球性的環境運動涉及了為數眾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社會活動家、媒體人等，我們這裡無暇一一列舉其思想言論和所作所為，但有一個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聯合國環境署的創辦人、籌辦了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和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的姑姑是著名的親共記者、在中國度過餘生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深受他姑姑的影響，他將自己描述為「在意識形態上是社會主義者，在方法論上是資本家」。有人認為斯特朗是「一個令人恐懼的權力追求者」，「他的觀點與最激進的環保主義街頭抗議者一樣激進，但他沒有在全球會議上對警察設置的路障聲嘶力竭地喊口號，而是在會場內部以祕書長的身分揮舞著主持會議的木槌。」[12]斯特朗領導的聯合國環境署發表的觀點和馬克思主義如出一轍：「土地私有權是積累財富的主要工具，有助於導向社會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權的公有是必須的。」[13]莫里斯‧斯特朗退休後選擇在北京定居，於2015年去世。

已故前蘇聯問題專家、對「謠言戰」有深入研究的娜塔莉‧格蘭特‧瓦拉加（Natalie Grant Wraga）曾寫道：「保護環境已經成為攻擊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護環境這個藉口，實行一系列破壞發達國家工業基礎的措施。它還可以通過降低（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產主義價值觀來實現搗亂的目的。」[14]事實上，環保主義思想不僅僅來自於前共產陣營。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布局，在自由世界內部也埋下了毀滅的種子。

環保主義的各種學派、團體、運動、政策，很多都與共產主義有密切的聯繫。我們將舉例加以說明。
3）生態馬克思主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早提出生態概念的英國人雷‧蘭克斯特（Ray Lankester） 和亞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都是費邊主義者（費邊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變種）。蘭克斯特是動物學家，是馬克思的年輕朋友。在馬克思晚年時，蘭克斯特是馬克思家庭的常客，也是參加馬克思葬禮的少數幾個人之一。蘭克斯特曾寫信給馬克思，稱他正「以極大的樂趣和受益」了解後者「在『資本論』方面的偉大工作」。坦斯利是他那一代英國最重要的植物生態學家，「生態系統」（ecosystem）這個詞就是他造出來的，是「英國生態學會」的第一任主席。坦斯利在倫敦大學學院上學時，深受蘭克斯特的影響。[15]

從蘭克斯特和坦斯利身上可以看出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淵源。當然，生態學與環保主義並非一回事。生態學研究生物體與周圍環境的關係，環保主義特別關注生態災難。不過，生態學能夠為如何界定生態災難提供理論基礎，與環保主義有著緊密的聯繫。生態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 Marxism）就是從生態學衍生出來的。

生態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的經濟危機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態危機概念；擴展了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產與環境的矛盾。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危機、雙重矛盾理論。用理論性的論述來說，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被稱為第一個矛盾；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作為一個整體與生產條件（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就是第二個矛盾。第一個矛盾導致經濟危機，第二個矛盾導致生態危機。[16]

資本主義一百多年的實踐表明，資本主義並沒有按照馬克思所描繪的因為經濟危機而走向滅亡，反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於是，第二個危機──生態危機，就成了共產主義充分利用的工具。左派學者們給環保運動尋找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更是為環保主義的激進化推波助瀾。
4）生態社會主義

顧名思義，生態社會主義就是把生態學和社會主義綁在一起的意識形態，所以，又被人戲稱為「西瓜」──外面是綠的，中間是紅的，或者「紅綠幫」（Red Greens）──把社會主義的一些典型訴求，比如社會公正（social justice），加入到了生態學中，明確地要用環保來推進社會主義事業。

最能表現生態社會主義立場的，就是2001年由喬爾‧柯維爾（Joel Kovel）和邁克爾‧洛威（Michael Lowy）發布的《生態社會主義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柯維爾曾尋求2000年美國綠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沒有成功。另一作者洛威是托派 「第四國際」（Trotskyist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成員。宣言稱，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生態危機，必將被生態社會主義代替。在他們看來，生態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分支或者派別，而是社會主義在新時代的新名字。[17]2002年柯維爾出版了新書《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終結？》，詳細闡述了他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對資本主義提出尖銳批評，主張用更激進的新方向來改變現狀。[18]
5）綠色政治：綠色是新的紅色

當環保主義進入政治，就產生了綠色政治（green politics，也稱為生態政治，ecopolitics）。世界各國成立的綠黨，就是綠色政治的產物。通過參與地方和國家選舉，企圖進入決策圈來實施其理念。綠色政治的範圍通常並不完全局限於環保，而是摻入了社會公正、女權主義、草根民主、反戰與和平主義等。「全球綠黨（Global Greens）」就是這些綠黨形成的一個國際組織，2001年發布了《全球綠色憲章》，具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打著平等的口號，甚至要把人與動物平等看待。[19]

由於環保主義常常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主導，再加上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後，許多前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殘留力量開始組建綠黨或者加入現存的綠黨，使得綠黨中很多人都在意識形態上偏左，所以出現了一個詞叫「綠左」（Green Left）。

前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後曾想復出政壇，但極不順利，於是變身為環保主義者，發起成立了「國際綠十字會」（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顯然，戈爾巴喬夫會把共產主義因素帶入他的環保事業，言辭之間總是有鼓吹建立世界政府方能制止環境災難的意味。[20]

西方各國的共產黨直接參與環保運動的也不少。澳大利亞的「綠色禁令」運動（Green Ban）的發起人之一傑克‧蒙代伊（Jack Mundey），本身就是澳大利亞共產黨的成員，他的妻子是澳大利亞共產黨的全國主席。[21]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第一個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星期三），正好是列寧誕辰100周年。是巧合嗎？也許。但是在左派主導環保運動的情況下，很多人相信這不是巧合。

哈佛專家

結語

從巴黎公社、列寧的國家暴力和恐怖政策到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共產主義一直把恐怖主義作為它的重要工具。不僅如此，在共產國家之外，共產邪靈在不同時期操控不同的人群作為其實現恐怖主義目的之工具，包括運用恐怖分子為棋子左右世界的局勢或轉移人們的注意力。隨著科技發展，沒有道德約束的恐怖分子越來越容易運用各種手段來製造恐怖，人類時刻處於他們的威脅之下。

恐怖主義分子要用暴力打破世界的秩序、用恐懼來掌控人心，使用的手段是反道德、反人類普世價值的，要達到的目的是邪惡的。這些核心理念與共產主義同根同源。可以說，共產邪惡因素為那些恐怖主義分子提供了深層的邪惡價值的支撐點，為他們提供了土壤和溫床。

恐怖主義最大的犧牲群體往往都是那些產生恐怖分子的人群和國家，雖然見諸報端的常常是恐怖分子對西方的襲擊，而被極端伊斯蘭恐怖分子殘殺的最大犧牲群體卻是穆斯林。這一點同共產主義殘殺的一億多人幾乎都是自己的百姓，可謂同出一轍。

恐怖主義帶來了暴力、仇恨、殘殺、恐懼、廢墟和悲劇，其受害者是全人類。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密不可分。共產主義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同時又扶持了其它形式的恐怖主義，因此，與人們通常認為的恐怖主義相比，共產主義才是對人類的根本威脅。不把恐怖主義的毒根拔掉，世無寧日。認清共產邪靈是人世間恐怖力量的根源，站在神的一邊，走回神為人留下的傳統的正路，邪靈才無法利用人類達到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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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ian Whitaker, 「The Definition of Terrorism,」 The Guardian, May 7, 2001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may/07/terrorism.

[2] 「Lenin and the Use of Terror,」 World Future Fund, http://www.worldfuturefund.org/w ... leninkeyquotes.htm.

[3] K.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1919),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autsky/1919/terrcomm/index.htm.

[4] Carey Goldberg, 「『Red Saturday』 Not Such a Celebration for Lenin,」 Associated Press, April 21, 1990，https://apnews.com/0f88bdb24ea112b606c9c56bca69e9dd; Francis X. Clines, 「Upheaval in the East; Soviet Congress Debates New Presidenc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90, https://www.nytimes.com/1990/03/ ... ew-presidency.html.

[5] Brian Crozi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Rocklin, CA: Prima Lifestyles, 2000).

[6] Stanislav Lunev,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Enem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anislav Lunev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1998), 80.

[7] 「The KGB’s Terrorist Footprints,」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3, 198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 ... term=.0f15a9d808da.

[8] Ion Mihai Pacepa, 「Russian Footprints,」 National Review, August 24, 2006，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 ... -ion-mihai-pacepa/.

[9] Ion Mihai Pacepa and Ronald Rychlak, Disinformation: Former Spy Chief Reveals Secret Strategies for Undermining Freedom, Attacking Religion, and Promo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3), Chapter 33.

[10] 〈911恐怖分子襲擊事件之後：國內言論摘登〉，《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 ... ssue-4/596-911.html。

[11] Paul Berman, 「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3,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3/ ... slamic-terror.html.

[12] Raymond Ibrahim, 「Ayman Zawahiri and Egypt: A Trip Through Time,「 The Investigative Project on Terrorism: A Special Report, November 30, 2012, https://www.investigativeproject ... -trip-through-time.

[13] Quoted in Dale C. Eikmeier, 「Qutbism: An Ideology of Islamic-Fascism,」 Parameters (Spring 2007), 85–98, http://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 ... pring/eikmeier.pdf.

[14] Hassan Hassan, The Sectarianism of the Islamic State: Ideological Roots and Political Context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 26,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 ... _Islamic_State.pdf.

[15]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 ... e-war-on-jahiliya/.

[16] Robert R. Reilly, The Roots of Islamist Ideology (London: Centre for Research into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06), 4, http://crce.org.uk/briefings/islamistroots.pdf.

[17] Paul Berman, 「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3/ ... slamic-terror.html.

[18]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 ... e-war-on-jahiliya/.

[19] A. E. Stahl, 「 『Offensive Jihad』 in Sayyid Qutb’s Ideolog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March 25, 2011, https://www.ict.org.il/Article/1 ... Ideology#gsc.tab=0.

[20]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 ... e-war-on-jahiliya/.

[21] A. E. Stahl, 「 『Offensive Jihad』 in Sayyid Qutb’s Ideolog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March 25, 2011, https://www.ict.org.il/Article/1 ... -Ideology#gsc.tab=0

[22]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 ... e-war-on-jahiliya/.

[23] Roxanne L. Euben, 「Mapping Modernities, 『Islamic』 and 『”Western』,」 in Border Crossings: Toward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ed. Fred Reinhard Dallmayr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20.

[24] Vladimir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Trans. Joe Fineberg and George Hanna,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1/witbd/.

[25] Glenn E. Robinson, 「Jihadi Information Strategy: 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Warfare: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eds. John Arquilla and Douglas A. Bor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92.

[26] 同上。

[27] 同上。

[28]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 ... e-war-on-jahiliya/.

[29] 該書原文為阿拉伯文，在許多穆斯林網站可以查到引述段落的英文翻譯和阿拉伯原文圖片，如「Impaling Leninist Qutbi Doubts: Shaykh Ibn Jibreen Makes Takfir Upon (Declares as Kufr) the Saying of Sayyid Qutb That Islam Is a Mixture of Communism and Christianity,」 http://www.themadkhalis.com/md/a ... nd-christianity.cfm。

[30] Damon Linker, 「The Marxist Roots of Islamic Extremism,」 The Week, March 25, 2016, http://theweek.com/articles/6142 ... -islamic-extremism.

[31] Chuck Morse, Islamo-Communism: The Communist Connection to Islamic Terrorism (City Metro Enterprises, 2013), Introduction.

[32] Antero Leitzinger, 「The Roots of Islamic Terrorism,」 The Eurasian Politician, No. 5 (April-September 2002), http://users.jyu.fi/~aphamala/pe/issue5/roots.htm.

[33]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21.

[34] Dawn Perlmutter, Investigating Religious Terrorism and Ritualistic Crimes (New York: CRC Press, 2004), 104.

[35]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72, https://www.9-11commission.gov/report/911Report.pdf.

[36] Michael Scheuer, Through Our Enemies’ Eyes: Osama bin Laden, Radical Islam,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2nd ed. (Washington: Potomac Books, 2006), 114.

[37]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36.

[38] Lawrence Wright, 「The Man Behind Bin Laden: How an Egyptian Doctor Became a Master of Terror,」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16, 2002,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 ... n-behind-bin-laden.

[39] Lawrence Wright, The Terror Years: From Al-Qaeda to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6), 17.

[40]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36.

[41] 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XXIV, No. 3 (Fall 2017), 70.

[42] Glenn E. Robinson, 「Jihadi Information Strategy: 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Warfare: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ed. John Arquilla, Douglas A. Bor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88.

[43] 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XIV, No. 3 (Fall 2017), 85.

[44] Anthony Bubalo and Greg Fealy,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slamism, the Middle East, and Indonesia,」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 Policy Towards the Islamic World, No. 9 (Oct. 2005):7,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 ... 01bubalo_fealy.pdf.

[45] Robert Manne, 「Sayyid Qutb: Father of Salafi Jihadism, Forerunner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ABC, November 7, 2016, http://www.abc.net.au/religion/articles/2016/11/07/4570251.htm.

[46]Joshua Sinai, 「Mining the Roots of the ‘Why and How’ of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31, 2017,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 ... ic-state-by-rober/.

[47]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Rand Corp, 2014), 64-65,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 ... 637/RAND_RR637.pdf.

[48]2011 Report on Terrorism,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14, https://fas.org/irp/threat/nctc2011.pdf.

[49]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6, Bureau of 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https://www.state.gov/j/ct/rls/crt/2016/272241.htm.

[50] Alex Nowrasteh, Terrorism and Immigration: A Risk Analysis, Cato Institute, September 13, 2016, 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 ... /pdf/pa798_1_1.pdf.

[51] 時延春：〈周恩來與中東〉，《黨史縱橫》，2006年第一期，頁7-8， http://waas.cssn.cn/webpic/web/w ... 110602193952375.pdf。

[52] 「U.S. Orders Closure of Palestine Information Office – Department Statement, September 15, 1987 – Transcrip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vember, 1987，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 ... 28_v87/ai_6198831/.

[53] Andrea L. Stanton, Edward Ramsamy, Carolyn M. Elliott, Peter J. Seybolt, eds., Cultural Sociology of the Middle East, Asia, and Africa: An Encyclopedia, Vol. 1 (Los Angeles: SAGE, 2012), 274.

[54] Stefan Aubrey, The New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ürich: vdf Hochschulverlag AG an der ETH, 2004), 34.

[55] Stefan Aubrey, The New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ürich: vdf Hochschulverlag AG an der ETH, 2004), 34-36.

[56] S. Frederick Starr,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04), 149.

[57] John Hooper, 「Claims that China Paid Bin Laden to See Cruise Missiles,」 The Guardian, October 20, 200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oct/20/china.afghanistan.

[58] Ted Galen Carpenter, 「Terrorist Sponsors: Saudi Arabia, Pakistan, China,」 The Cato Institute, November 16, 2001,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 ... bia-pakistan-china.

[59] 「China’s Role in Osama bin Laden’s 『Holy War』 On America,」 The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3, No. 23, https://www.pop.org/chinas-role- ... ly-war-on-america/.

[60] Yitzhak Shichor, 「The Great Wall of Steel Military and Strategy in Xinjiang,」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ed. S. Frederick Starr (London: Routledge, 2004), 158.

[61] John O. Edwards, 「China’s Military Planners Took Credit for 9/11,」 NewsMax, September 24, 2002, https://rense.com/general29/sdspl.htm.

[62] 「Chinese Firms Helping Put Phone System in Kabul,」 The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28, 2001,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 ... 0928-025638-7645r/.

[63] D. J. McGuire, 「How Communist China Supports Anti-U.S. Terrorists,」 Association for Asian Research, September 15, 2005, http://www.asianresearch.org/articles/2733.html.

[64]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65] 同上。

[66] 「Ward Churchill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 ... ile.asp?indid=1835.

[67]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68] 「Nicholas De Genova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 ... ile.asp?indid=2189.

[69]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70] 同上。

[71] 同上。

[72] 「Lynne Stewart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 ... file.asp?indid=861.

[73] David Horowitz, Unholy Alliance: Radical Islam and the American Left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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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8/4/n10614727.htm

哈佛專家

2）中共與基地組織的關係

中共與本‧拉登領導的基地恐怖主義組織的聯繫由來已久，並一直和為本‧拉登提供庇護的塔利班暗通款曲。1980年，中共除了派出大約300名軍事顧問到當時阿富汗聖戰組織在巴基斯坦的訓練基地外，還在新疆喀什及和闐增開軍事訓練營，教他們使用武器、爆破、戰鬥策略、宣傳技巧與間諜戰等。新疆成為訓練阿富汗聖戰組織與蘇聯作戰的基地。到蘇聯撤出阿富汗的時候，中共軍隊至少訓練了幾千聖戰分子，為他們提供價值2億～4億美金的機槍、火箭發射器以及地對空導彈等。[56]

在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權後，包括其庇護本‧拉登基地組織期間，中共與塔利班和基地組織保持了密切關係。雖然基地組織對美國大使館和美國海軍實施恐怖襲擊，而塔利班拒絕向聯合國交出本‧拉登，但中共一直反對聯合國制裁塔利班。1998年美國用巡航導彈襲擊基地組織，中共花一千萬美元向基地組織購買未爆炸的美國導彈，以改進自身的巡航導彈能力。[57]同時，中共繼續向支持恐怖主義分子的國家提供敏感的軍事技術。[58]2000年底，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制裁塔利班的提案，以迫使塔利班關閉本‧拉登在其境內的恐怖分子訓練營，但中共投的是棄權票。在那之後，中共繼續與塔利班祕密商談，並達成協議由華為幫助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建立廣泛的軍用通訊系統。[59]就在9·11恐怖襲擊的當天，中共與塔利班官員簽署了擴大經濟與科技合作的協議。[60]

更令人震驚的是，「9·11」發生後，兩個中共軍人被稱為英雄，因為他們在1999年出版了《超限戰》一書，裡面提到「若紐約世貿大樓遭到攻擊，對美國而言將會很棘手」，他們還明確提到「本‧拉登有能力利用他的基地集團組織這場攻擊行動」。[61]可以說，中共的「超限戰」理論是本‧拉登發展恐怖襲擊這一手段的理論指導，而本‧拉登只是把它付諸實踐。

9·11恐怖襲擊發生後，聯合國安理會對塔利班政權進行制裁時，中共不光投棄權票，而且在美軍開始空襲塔利班目標後，仍派出軍事人員幫助塔利班政權。9·11事件後，美國情報部門獲悉中共軍方的中興和華為在幫助塔利班軍方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建立一個電話網路。[62]

2004年中，據透露，中共情報機構利用幌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上幫助本‧拉登籌募運作所需的資金並洗錢。[63]

隨著柏林牆倒塌，暴力共產主義陣營面臨土崩瓦解，中共繼承前蘇聯的衣鉢，不得不獨立支撐面對自由世界的強大壓力。正當美國和自由世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譴責共產主義暴政時，「9·11」恐襲發生，世界格局隨之大變，自由世界對抗共產主義的計劃被束之高閣，全方位轉向打擊恐怖主義。其實，這正是共產邪靈為了轉移視線，讓中共殘喘並坐大的伎倆。在西方為反恐疲於奔波的時候，一場中美之間的財富大轉移悄悄發生了，共產邪靈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了共產主義。

每當世界反共陣營開始圍剿世間共產勢力時，共產邪靈往往就會指使恐怖組織肇事，讓人們無暇顧及世界上最邪惡的共產邪黨及其毀滅人類的運作，忙於和恐怖組織交戰，並花大力氣反恐、防恐，卻把人世間正邪交戰的主要戰事擱置一邊不顧。
5. 西方激進左派與恐怖主義的隱形聯盟

這是「整個宇宙中最偉大的藝術品」，一位德國音樂家如是斷言。他評價的不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而是9·11恐怖襲擊。[64]

「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西方的激進左派知識分子和媒體在第一時間為恐怖分子歡呼、辯護和洗脫罪責。一位美國作家誇讚恐怖分子「絕頂聰明」，在他眼裡襲擊有情可原，因為「美國歷史上做錯的一切造成了那座巴別塔[指世貿中心大樓]，因此大樓必須被摧毀」。一位意大利劇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說：「[華爾街]的投機者在其中打滾的經濟體每年用貧困殺害上千萬人，紐約就算死了兩萬人又怎樣？」[65]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某教授把「9·11」的受難者比喻成「小艾赫曼」（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罪魁之一）。[66]

為了阻止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動武，各種激進左派勢力聯合發起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某激進左派學者在麻省理工學院演講時說，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美國計劃在阿富汗發起「悄無聲息的群體滅絕（a quiet genocide）」。各地左派於是發起「和平守夜」和抗議集會（teach-in）。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此人到接近戰區的印度次大陸旅行了兩個星期，向上百萬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散布謠言。他說，美國計劃用飢餓的方式殺害三四百萬阿富汗人，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美國的所作所為遠遠超過「9·11」的凶惡和殘暴。[67]哥倫比亞大學某教授說他希望美軍經歷「一百萬次摩加迪沙之戰」。[68]摩加迪沙之戰指的是1993年在索馬里發生的基地組織襲擊美軍的事件，18名美國士兵死於這一伏擊。激進左派發起的反戰運動針對的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國，是在拉自由社會打擊恐怖主義的後腿，客觀上成為了恐怖分子的內應。

在2003年2月，在美國進攻伊拉克一個月之前，本‧拉登通過半島電視台發布了一段錄音，號召人們起來抵抗美軍，要在巷戰中重創美軍，裡面公開聲稱「穆斯林的利益與社會主義者的利益在反戰上是一致的」，向反戰的左派組織發出動員令。[69]

被曝光最多的一個反戰組織叫「A.N.S.W.E.R」（Act Now to Stop War and End Racism），這是一個典型的左派激進組織，成員大多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左派或者進步主義者。其主要組織者很多都與「國際行動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和「工人世界黨」（Workers World Party）有關。「工人世界黨」是美國的一個極端的共產黨組織（revolutionary Marxist-Leninist Communist Party），所以「A.N.S.W.E.R」其實是斯大林共產主義的一個前沿部隊。參加反戰的還有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前台組織「不要以我們的名義（Not in Our Name）」，而革命共產黨是和中共有聯繫的馬列主義政黨。[70]

除了積極為恐怖分子開脫、組織參與反戰運動以外，法律界的激進左翼全力以赴地反對「9·11」之後不久國會通過的旨在增強美國反恐能力的《愛國者法案》。在該法案通過之前，聯邦調查局用了七年才把南弗羅里達大學的計算機科學教授、為恐怖分子提供資助的阿利安（Sami Al-Arian）逮捕歸案。如果有愛國者法案，提前把阿利安抓捕歸案，也許可以避免9·11襲擊。[71]

策劃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案的「盲眼教士（blind Sheikh）」拉曼（Omar Abdel-Rahman）1995年被判處終身監禁。其辯護律師林‧斯圖亞特（Lynne Stewart）藉著到監獄裡探望拉曼的機會，替後者傳遞信息給其中東的追隨者，告訴他們繼續進行恐怖活動。斯圖亞特2005年被判有罪。令人驚訝的是，在她的有罪判決之後，斯圖亞特反而成為左派的政治偶像，屢屢被邀請到大學、法學院及其它集會演講。[72]

美國學者大衛‧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2004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邪惡聯盟：激進伊斯蘭教與美國左翼》 ，揭示了伊斯蘭極端分子與美國激進左派之間危險的關聯。他通過分析指出，國際激進左翼已經成為伊斯蘭聖戰組織的邊防戰士。[73]

為什麼西方激進左翼願意和恐怖主義者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西方民主國家？西方激進左派發起體制內長征，為了從內部摧毀西方文明不遺餘力，所有有助於實現其目標的力量都成為他們聯合的對象。雖然左派意識形態在表面上和極端伊斯蘭意識形態冰炭不容，但由於兩者有高度相似的目標，因此結成了危險的反對西方文明的聯盟。由於同樣原因，兩者都成了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得力工具。

哈佛專家

5）穆斯林成為共產主義的犧牲品

美國政府國家反恐中心（NCTC）2011年的一份報告說：「在可以確定宗教信仰的恐怖主義造成的案件的傷亡者中，過去五年內82%至97%的與恐怖主義有關的死亡事件受害者是穆斯林。」[48] 美國國務院在2016年的報告中說，2016年發生了11,072起恐怖襲擊，死亡25,621人（其中6,755人是恐怖襲擊的肇事者）。雖然這些恐怖襲擊發生在104個國家，但它們在地理上非常集中。75%的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發生在5個國家（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尼日利亞和巴基斯坦）。[49]這些都是穆斯林集中的國家。

相比而言，恐怖襲擊在西方造成的死亡要少得多。根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於2016年9月進行的一項研究，從1975年到2015年，外國出生的恐怖主義造成了大約3,024名美國人死亡（這一數字還包括9·11恐怖襲擊事件中喪生的2,983人），[50] 平均每年約有74名美國人。

極端恐怖組織雖然最樂於打起伊斯蘭旗號，但最終被其傷害最大的實際上是穆斯林社會。對於恐怖主義背後的魔鬼來說，打什麼旗號都不重要，通過各種手段毀滅人類才是其目的。
4.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已有幾十年歷史。阿拉法特是被美國認定的有名的恐怖分子，也是現代恐怖主義的鼻祖和本‧拉登的先導。人們知道本‧拉登主導策劃劫持客機發動9·11襲擊，但劫持客機的首創者卻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的恐怖主義最早得到中共的首肯和支持。
1）中共對阿拉法特恐怖活動的支持

阿拉法特從1959年籌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簡稱「法塔赫」，FATAH），到1988年11月，建立巴勒斯坦國，一直是巴勒斯坦各種武裝組織的主要頭領。整個中東地區最得寵於中共者非阿拉法特莫屬。他曾十四次造訪中國，幾乎會見了歷屆中共黨魁，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等，深得中共賞識。其在恐怖襲擊中屢屢得手，又遊刃於國際政治外交舞台上，風光一時。

1964年，阿拉法特組建了法塔赫武裝恐怖組織「暴風」突擊隊後，馬上到北京與周恩來等進行了長時間會談。周恩來當時就指點他：要注意鬥爭策略，不要提諸如「把以色列趕入大海」之類的口號，因為這類口號不利於巴勒斯坦的鬥爭。[51]

中共對這個恐怖主義小老弟除軍火、經援之外，屢授機宜，指點其如何與美國、以色列等國交戰，及如何擴展國際影響等，還特邀巴勒斯坦人員到中國學習、接受培訓。向中共老大哥「取經」回來後，1965年1月開始，阿拉法特就以游擊隊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北部首次對以色列開戰。1965年5月，巴解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PLO）在北京設立辦事處。中共破格承認該辦事處享有外交機構待遇，並在國際外交各種場合中支持巴解。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第19次特別會議決定建立巴勒斯坦國。中共立即予以承認，並於同年11月20日與巴勒斯坦建交。

2000年至2001年間，阿拉法特和中共黨魁江澤民互訪見面。期間巴以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以色列一再指責阿拉法特是恐怖主義的「幕後主使」。在中共的扶持下，阿拉法特得以和以色列及美國抗衡，使得中東地區戰火不斷。

法塔赫、巴解等在阿拉法特的領導下，從事各種公開的、地下的軍事恐怖行動，聲稱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園的唯一手段」，和共產主義暴力革命思想一脈相承。其和世界上其它共產國家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它是「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員，也是「歐洲社會黨」（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的「觀察員」。

美國、以色列一直認為阿拉法特是中東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幕後策劃者。他所組建的法塔赫、巴解等組織在1988年之前，一直都被美國政府認定為恐怖組織。[52]

法塔赫在1970年策劃刺殺約旦國王侯賽因‧賓‧塔拉勒，侯賽因國王幸免於難。[53]同年9月，法塔赫連續劫持英國、德國和瑞士三民航客機並在電視攝像機前摧毀三架劫持的國際班機，在國際上造成轟動。恐怖分子稱：「我們劫持一架飛機遠比我們在戰鬥中殺死一百名以色列人更有效果。」[54]法塔赫為其後世界上恐怖分子劫持飛機開了先例。後幾十年裡劫持民航飛機成了恐怖分子的一個有效工具。

1972年巴解下屬的「黑9月」（Black September）恐怖組織製造了一起進攻平民的大型恐怖襲擊事件。而策劃、實施這一起恐襲事件的阿布‧哈桑‧薩拉姆（Ali Hassan Salameh）就是阿拉法特的首席保安官、「法塔赫」情報組織的負責人。當時恐怖分子在德國慕尼黑正在舉行的夏季奧林匹克競賽的奧運村劫持了11名以色列運動員。開槍屠殺以色列運動員的同時，還射殺了一名德國警察。[55]幾十年來，國際恐怖主義氾濫，濫殺無辜平民，阿拉法特對首開對平民的恐襲先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哈佛專家

3）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共產主義內核」

在分析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根源時，有學者還指出了另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階級鬥爭」學說。馬克思畢其一生都在煽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把這種矛盾上升為不可調和的、只能用「革命」才能解決的矛盾。伊斯蘭極端主義採用的也是這樣的策略。想想看，炸毀曼哈頓的世貿大樓就能實現庫特布的伊斯蘭大同世界了嗎？當然不會。極端主義為的是製造西方與穆斯林的矛盾，「加劇矛盾」（heightening the contradictions）。先挑起西方對穆斯林的仇恨，然後用這種仇恨來煽動更多的穆斯林起來仇恨西方。[30]這就是與馬克思列寧宣揚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一樣，一定要讓這個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狀態，才有機會發動革命。共產主義這麼想，受其影響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也是這麼想的。

不誇張地說，庫特布的學說更接近共產主義而不是伊斯蘭教義。雖然從宗教上反對共產主義，但是，卻吸取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所有「精髓」。有學者這樣指出恐怖主義的實質：和自由世界對抗的真正敵人還是共產主義，極端伊斯蘭主義只不過是共產主義穿了件傳統伊斯蘭袍子。[31]

另外，西方反文化運動使左派思想廣泛傳播世界，也使部分人更容易接受傾向暴力的極端宗教意識形態。芬蘭政治歷史學者安特洛‧萊特辛格（Antero Leitzinger）認為，現代恐怖主義誕生於1966～1967年，與國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同步，這不是偶然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們把基於穆斯林的馬克思主義變成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極端伊斯蘭主義。上世紀60年代西方激進學生運動中，許多來自穆斯林世界的留學生在西方接觸了左派思想，把「革命」、「暴力」等外來觀念帶回去，為恐怖主義的傳播提供了土壤。[32]

開羅的美國大學媒體研究教授施萊弗（Abdallah Schleifer）1974年曾經見過後來的基地組織二號人物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當時正在開羅大學學醫的扎瓦希里對施萊弗得意地炫耀其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在精英學院──醫學和工程學院招募的人最多。施萊弗對此並不奇怪，他回答說，在60年代，這些院系一直是馬克思主義青年的據點。他指出，伊斯蘭主義運動只是（60年代）學生反叛的最新發展趨勢。施萊弗回憶說，「我說，『聽著，艾曼，我以前是馬克思主義者。當你說話時，我覺得我回到了黨內。我不覺得自己好像和傳統的穆斯林在一起。』」[33]

有人把極端伊斯蘭主義與法西斯聯繫起來，而出於某種理由不願提及共產主義根源。其實，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民族主義，也沒有專門的宗教信仰基礎。從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全人類觀和宗教情結來說，極端伊斯蘭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淵源更為緊密。
4）庫特布對恐怖主義的影響

庫特布的著作影響了許多年輕的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的學者、後來的基地組織創建人之一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34]「9·11」調查委員會報告中闡述了庫特布對本‧拉登的世界觀的影響，並直接將阿扎姆稱為庫特布的弟子。[35]

除了通過他的著作和追隨者來傳遞影響，賽義德‧庫特布的弟弟穆罕穆德‧庫特布也是其兄思想的主要傳播者。穆罕穆德‧庫特布後來到沙特，成了研究伊斯蘭的教授，同時也負責編輯、出版和推廣其兄長的學說。

本‧拉登在學生時代就讀庫特布的書，本人也與穆罕穆德‧庫特布熟悉，定期參加後者在一間大學裡的每週的公開講座。前中央情報局負責本‧拉登小組的官員、詹姆斯敦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邁克爾‧舒兒（Michael Scheuer）直接稱庫特布為本‧拉登的導師。[36]

上文提到的基地組織二號人物艾曼‧扎瓦希里也是賽義德‧庫特布的狂熱追隨者。[37]扎瓦希里少年時代就從他叔叔那裡一次又一次地聽到庫特布的「品格」和他在監獄中忍受磨難的「偉大」。[38]庫特布死後，扎瓦希里在回憶錄中寫道：「納賽爾政權認為處決賽義德‧庫特布及其同志們使[極端]伊斯蘭主義運動受到了致命打擊。」「但表面的看似寧靜卻隱藏了賽義德‧庫特布思想的發酵以及埃及現代伊斯蘭聖戰運動核心的形成。」[39]庫特布被絞死的同一年，扎瓦希里參與組建了一個地下激進組織，決心「實現庫特布的理想」。[40]這一年他15歲。此後扎瓦希里參加了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後來成了本‧拉登的導師和基地組織的重要成員。在本‧拉登被擊斃後，扎瓦希里成了基地組織的頭目。

上文引述過的中東問題專家羅賓遜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在遜尼派穆斯林世界，庫特布是最重要的強調暴力聖戰的思想家。[41]幾乎所有的遜尼派聖戰組織的概念和思想創新基本上都可以在庫特布的書中找到。[42]儘管存在不同類型的聖戰組織，但它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在伊斯蘭旗號下通過暴力實現其政治綱領。[43]

1981年暗殺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的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Egyptian Islamic Jihad）、埃及恐怖組織蓋碼‧伊斯蘭米亞（al-Gamma al-Islamiyah，上世紀90年代其針對政府官員、世俗知識分子、埃及基督徒和旅遊者發動襲擊）等都奉行庫特布主義。[44]

奉行庫特布主義的激進聖戰組織也被歸類為薩拉非聖戰組織。拉特洛布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政治學教授羅伯特‧曼恩（Robert Manne）將庫特布稱作薩拉非聖戰主義之父、伊斯蘭國的開拓者。[45]他在其著作《伊斯蘭國的大腦──ISIS及其哈里發意識形態》中寫道：「五十年過去了，賽義德‧庫特布被處死刑成就了薩拉非聖戰主義的傳統，成就了伊斯蘭國的思想。未來沒有里程碑了，我們已經到達地獄的入口。」[46]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報告《持續的威脅──基地組織和其它薩拉非聖戰者》中概述了庫特布對薩拉非聖戰主義的影響，同時列舉了40多個薩拉非聖戰主義組織，影響幾乎遍布全球各大洲。[47]

縱觀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各種組織，它們之間有矛盾，理念上也不一致，但是絕大多數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採用庫特布的主動進擊型「聖戰」去做鬥爭，成為了庫特布的衣鉢傳人，也成為了共產主義暴力革命的延伸。

哈佛專家

1）庫特布──極端伊斯蘭聖戰的「馬克思」

反恐專家、前美國西點軍校打擊恐怖主義研究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the U.S. Military Academy）研究員威廉‧麥康茨（William McCants）指出，伊斯蘭極端分子在聲明他們的動機時常常引用庫特布的教導，並把他們自己當作庫特布衣鉢的承傳者。[13]本‧拉登死後基地組織的繼承者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將庫特布的思想看作是點燃了極端伊斯蘭聖戰運動之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16年發表了中東問題專家漢森‧漢森的報告《伊斯蘭國（ISIS）的宗派主義──意識形態根源和政治內涵》，在結尾處報告引述伊斯蘭國的支持者們的話來概括伊斯蘭國的思想核心：「伊斯蘭國由賽義德‧庫特布規劃藍圖，由阿卜杜拉‧阿扎姆傳授，由奧撒瑪‧本‧拉登將之全球化，由阿布‧奧瑪實現，然後由巴格達迪執行。」[14]

本‧拉登們以及後來的伊斯蘭國（ISIS）繼承和發展了庫特布的思想（當然還加入了其他一些人的思想），這種思想通常被稱作庫特布主義。通俗地講，庫特布主義追求的是用暴力打破腐朽的「舊世界」，鼓勵「聖戰者」不惜犧牲生命，以身殉教，依靠暴力奮鬥到底，要「解放全人類」。[15]

這些「豪言壯語」聽起來是不是很像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是的，因為庫特布早年是共產黨員，他的思想中帶有強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烙印。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資深研究員萊利（Robert R. Reilly）指出，庫特布實際上曾經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和埃及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聯絡人。[16]

庫特布是埃及人，出生於1906年，在上世紀20～30年代他學習了社會主義和文學，在40年代末到美國留學兩年。[17]回到埃及後，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會。庫特布與陸軍中校納賽爾 （Gamal Abdel Nasser）素有往來。納賽爾是「自由軍官組織」（Free Officer Movement）的領導人，該組織傾向社會主義。1952年，納賽爾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親西方的、君主制的阿里王朝（Muhammad Ali dynasty）。有說法是庫特布和兄弟會同納賽爾一起策劃的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政變。庫特布希望納賽爾建立一個伊斯蘭政權，但是，納賽爾要走世俗化道路。1954年，納賽爾開始打壓穆斯林兄弟會。於是，庫特布的兄弟會準備暗殺納賽爾。計劃失敗，庫特布被指控謀殺入獄。在監獄的頭三年，庫特布受到了酷刑折磨。後來條件變得寬鬆，並允許他寫作。他在獄中寫了他最重要的兩本書──《在古蘭經的陰影中》（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和《里程碑》（Milestones）。這兩本書系統地闡述了他在古蘭經、伊斯蘭歷史、埃及和西方的社會等問題上，根本上反世俗、反西方的極端主義主張。庫特布曾短暫獲釋出獄，但他拒絕出國，選擇了再次入獄。1966年庫特布被指控參與了暗殺埃及納塞爾總統的陰謀，被處以絞刑。

庫特布的顛覆性思想就是對伊斯蘭教的概念吉哈德（Jihad）給予了新的詮釋。一提到「吉哈德（Jihad）」，很多人馬上會想到聖戰（holy war）。其實在阿拉伯語中「吉哈德」本身是掙扎、抗爭的意思。對主流穆斯林來說，它可以是內心的掙扎（自我完善），也可以是抵抗外敵（defensive jihad）。[18]庫特布將之延伸為不受限制主動採取暴力的「聖戰」。[19]庫特布為暴力攻擊「聖戰」打下理論基礎，而其本人也以走上絞刑架為榮耀，親身給追隨者做了殉教榜樣。

庫特布的學說主張，任何遵從世俗法律的社會，或者遵從世俗道德的社會體制，就是非伊斯蘭的「舊社會」──賈希利亞（jahiliya，意為對宗教真理的無知，原指伊斯蘭教傳播之前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就算自稱穆斯林社會，也屬於賈希利亞。實際上，他自己生活的埃及社會體制就被他視為賈希利亞，應當被推翻。[20]

對庫特布來說，這個「舊社會」（即賈希利亞）不僅是個體穆斯林，而且是所有人獲得並遵守伊斯蘭價值觀和法律的最大障礙。這個「舊社會」是強加給人的，剝奪了他們的自由。在「舊社會」的人過著被奴役的生活（即奴隸）。對奴隸（即被壓迫者）而言，暴力的聖戰是伊斯蘭教允許的。庫特布主張通過聖戰「解放全人類」（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很多穆斯林領袖認為庫特布走得太遠，他的書出版後被視為異端。[22]

庫特布進一步借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虛假意識」概念（即普通民眾接受了統治者的「虛假意識」，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被壓迫的，他們沒有主動的願望起來推翻資本主義並代之以社會主義）：生活在賈希利亞中的人也不會意識到自己被「奴役」和「壓迫」，[23]也就不會主動起來參加聖戰，「解放」自己。

「怎麼辦？」庫特布從列寧那裡找到了答案。
2）列寧主義的聖戰「先鋒隊」

熟悉馬列主義的學者在研究庫特布的著作時，常常會發現一些熟悉的概念：「先鋒隊」（Vanguard）、國家（state）、革命（revolution）等等。這是典型的列寧主義用語。列寧在寫作《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這本書時，面臨的局面和挑戰，與庫特布非常類似。列寧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託於無產階級先鋒隊（Proletarian vanguard），庫特布照搬了這套理論，只是把無產階級換成了伊斯蘭極端分子。

列寧非常強調組織和先鋒隊的作用，他區分了自發性與自覺性，提出了「建黨理論」。他認為如僅僅依靠自發因素，工人只能提出漲工資、八小時工作制等膚淺的要求，不可能有「解放全人類」的所謂「覺悟」。列寧相信需要有外部的「先進分子」（往往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只有他們有接受充分教育的條件）對工人進行煽動和灌輸，使他們認識到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覺悟到「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為了發揮這一部分「先進分子」的作用，需要有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把他們的生活全包下來，為他們創造祕密工作的條件，使他們成為全職的職業革命家。這個政黨，這個無產階級政黨，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24]

美國海軍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中東問題專家羅賓遜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儘管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聖戰主義思想家們沒有直接引用列寧作為其思想啟蒙，但二者的概念、邏輯，尤其是賽義德‧庫特布泄露出其[列寧]影響。20世紀40年代在埃及接受教育的庫特布肯定閱讀過列寧的作品。庫特布有兩個關鍵概念直接來自列寧： jama’a（先鋒隊）和manhaj（綱領）。」[25]

庫特布從列寧主義裡學到的「精髓」，就是要組織一支穆斯林版本的革命先鋒隊。庫特布的理想，幾乎就是列寧的理想。

羅賓遜教授闡述道：「庫特布為穆斯林世界做出了[和列寧]一模一樣的論斷，大多數的穆斯林沉迷於腐化體系的非正義的和反伊斯蘭的統治，所以不知道怎樣才能起來拿起武器反抗，一個專業受訓的聖戰先鋒隊必須組織起來針對國家機器反抗。」[26]此外，「列寧堅持先鋒隊的核心，是有一個詳細與周密協調的綱領，然後具體實施革命。在庫特布的書中也有相似的伊斯蘭版本。」[27]

對庫特布來說，這一支他認為的「真正穆斯林」（極端分子）組成的先鋒隊，就要擔當其拯救伊斯蘭和世界文明的「革命重任」。先鋒隊要去打擊那些「假的穆斯林和虛偽」，要按他理解的伊斯蘭意識形態去做，建立一個基於他理解的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新國家，並用暴力把伊斯蘭帶到全世界。

除了先鋒隊，庫特布的學說裡也有社會平等、消滅階級、不要政府（天下大同）、「解放全人類」的內容。[28]這些內容，都會讓人聯想到共產主義。

庫特布死後，他的弟弟穆罕穆德‧庫特布繼續出版塞義德‧庫特布的書。在1993年出版的庫特布的書「Ma’arakat ul-Islam war-Ra’samaaliyyah」再次泄露了庫特布的共產主義思想根源。該書第61頁中，庫特布直白表示，伊斯蘭教「是一個獨特的、建設性的、實證主義的教義，它是由基督教和共產主義共同塑造的，[以]最完美的方式融合，包括所有的[即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目標，並增加了它們的和諧、平衡和正義。」[29] （方括號內是本書作者加入的內容，便於讀者理解。）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2)：恐怖主義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2)：恐怖主義
《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大紀元製圖）
更新 2021-01-30 10:41 PM 人氣 19205       
標籤: 共產主義, 共產黨, 恐怖主義,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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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8月04日訊】第十五章 恐怖主義的共產主義根源

目錄

前言
1. 共產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2. 共產國家輸出的恐怖主義
3. 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共產毒根
1）庫特布──極端伊斯蘭聖戰的「馬克思」
2）列寧主義的聖戰「先鋒隊」
3）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共產主義內核」
4）庫特布對恐怖主義的影響
5）穆斯林成為共產主義的犧牲品
4.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
1）中共對阿拉法特恐怖活動的支持
2）中共與基地組織的關係
5. 西方激進左派與恐怖主義的隱形聯盟
結語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義分子劫持了兩架民航客機，撞向紐約地標建築世貿中心，製造了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這次襲擊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蹤，兩幢100多層的世貿中心大樓轟然倒塌。這是繼二戰珍珠港事件後，外國勢力首次對美國領土造成重大傷亡的攻擊，死亡或失蹤人數甚至超過珍珠港事件。此後美國展開全球反恐行動，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

人們從此對恐怖主義有了更深的認識，對基地組織（Al-Qaeda，又譯蓋達組織）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譯賓‧拉登）耳熟能詳。但鮮為人知的是，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著深刻的淵源。

恐怖主義（Terrorism）和恐怖分子（Terrorist）這兩個詞最早出現於1795年，與「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政府實施的「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有關。[1]而正是這一場革命者製造的「恐怖統治」為日後共產主義的發端鋪墊了基礎。

現代的恐怖主義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共產黨政權實行的國家恐怖主義；第二種是共產黨政權向國外直接輸出的以武裝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恐怖主義；第三種是受共產主義影響的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在諸多恐怖行徑的背後，都有著共產黨的陰謀和共產主義學說的陰影。
1. 共產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共產主義的百年實踐，處處都伴隨謊言、暴力和殺戮。恐怖主義是共產主義者推行其意識形態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產政權建立後，無一例外都動員國家機器大搞恐怖主義。這種由政府主導的恐怖主義就是國家恐怖主義。

列寧以恐怖主義起家。被列寧視為「革命英雄」並被任命為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頭子的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採訪中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代表有組織的恐怖，這點應被坦率地承認。」[2]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發表了《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書，對於列寧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要產生的嚴重後果給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國18世紀以來歷次革命運動中的恐怖主義行為，得出的結論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與「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恐怖主義，有著繼承關係。[3]俄國歷史學家尤里‧阿法納西耶夫（Yuri N. Afanasyev）批評列寧的基本國策就是「國家恐怖」、「暴力和無法無天」，「整部歷史都是由暴力寫成的」。[4]

後來的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卡斯特羅、昂納克、齊奧塞斯庫、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產政權都是靠著一路殺來維持統治的。其無法無天無底線的暴力與殺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節已經多次涉及，這裡不再贅述。

暴力與殺人只是共產黨散播恐懼的手段之一。共產黨政教合一，長期的造假洗腦宣傳，灌輸黨文化，在人們心裡種下謊言、仇恨、暴力的種子，代代相傳，成為維持和滋生共產邪惡的土壤，這才是最可怕的。
2. 共產國家輸出的恐怖主義

如果說共產國家對自己內部的人民實行的是國家恐怖主義，那麼，當共產國家輸出革命到其它國家，或者出於在敵對國家製造混亂的目的，就會催生出恐怖主義的激進組織。

著名反共問題專家、「衝突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奠基人及所長布賴恩‧克洛茲爾（Brian Crozier）畢其一生研究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的關係，幫助反共陣營包括里根總統、撒切爾夫人等反共領袖分析、認清共產邪惡及其恐怖根源，發表了許多論文、著作，告誡世人共產主義乃是國家恐怖主義及非國家恐怖主義的根源。[5]

蘇聯格魯烏（GRU，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叛逃者斯坦尼斯拉夫‧魯涅夫（Stanislav Lunev）指控蘇聯特工是「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主要教官之一」。[6]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日本突擊隊、意大利紅色旅、德國紅軍派系、土耳其武器走私者、南美游擊隊等等，後面都有蘇聯克格勃的支持。[7]這些極端組織發動了一系列反美的恐怖襲擊。1975年中情局駐雅典總監理查德‧萊爾士（Richard Relch）遇刺身亡；1979年北約統帥亞歷山大‧黑格將軍（General Alexander Haig）的車隊遭到炸彈襲擊，黑格將軍的三名保鏢受傷；1981年美軍在歐洲的指揮官弗雷德里克‧克羅森將軍（General Frederick J. Kroesen）僥幸躲過一次火箭攻擊。

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對穆斯林國家輸出革命給恐怖主義帶來的影響最為深遠。

中東本來是英國和歐美國家的傳統殖民地勢力範圍。隨著民族獨立，蘇聯藉機擠進中東。但是，中東各個穆斯林教派之間的矛盾、阿拉伯與以色列的爭端、中東石油涉及的西方各國利益、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美蘇冷戰雙方在中東的爭奪、伊斯蘭與西方文明的衝突……這一切讓中東的事態變得錯綜複雜。

而蘇聯對穆斯林地區的滲透就是在這樣複雜的背景下發生的。詭異的是，穆斯林信奉伊斯蘭教，相信真主，而蘇聯的馬列主義是無神論而且是以消滅宗教為己任的，二者如何能走到一起呢？

其實，共產主義就如同瘟疫一樣，無孔不入。「十月革命」之後，俄國共產黨就初試牛刀，1920年6月幫助在伊朗的吉蘭省成立過一個蘇維埃政權，叫波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Pers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又稱吉蘭蘇維埃共和國）。在共和國境內展開了一系列激進的行動，例如反宗教宣傳和迫使富有的地主交出他們的財富。因為很不得人心，該政權很短命，1921年9月就滅亡了。

在穆斯林地區，的確也出現了「伊斯蘭社會主義」這種現象，是一些穆斯林領袖在調和伊斯蘭教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搞出來的一種意識形態。代表人物有巴勒斯坦解放運動（PLO）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還有埃及的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等。巴解受到前蘇聯和中共支持，因為搞恐怖活動而臭名昭著。

北非的阿爾及利亞、中東的南也門、中亞的阿富汗等國都出現過共產主義政黨執政的時期。前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為了控制它在穆斯林地區扶植起來的最後一個共產主義政權，打了十年之後，蘇聯最終放棄了阿富汗。

事實證明，要在一個宗教氛圍十分濃重的地方推行共產主義並不容易。可以說，蘇聯在這些穆斯林地區的共產革命輸出是很失敗的。但是，這並不是說共產主義沒有給該地區留下重大的政治遺產。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滋生的極端伊斯蘭恐怖行動。

1978年叛逃到美國的揚‧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將，是前羅馬尼亞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祕書兼對外情報總局第一副局長、齊奧塞斯庫總統的工業和技術發展顧問，也是前東歐投奔西方的最高級別官員。帕切帕在《俄國人的腳印》一文中透露了大量共產主義扶持中東恐怖主義的內幕。他引述克格勃對外情報總局的頭子亞歷山大‧薩克哈洛夫斯基（Aleksandr Sakharovsky）的話說，「在今天的世界，當核武器使得武力過時了的時候，恐怖主義應該成為我們的主要武器。」1969年一年裡就發生了82起劫機事件，是由蘇聯克格勃及中共支持並資助的巴解組織幹的。有一次帕切帕去薩克哈洛夫斯基的辦公室，注意到牆上掛的世界地圖上有一片插上小紅旗的海洋，原來每一個小紅旗就代表一架被劫持的飛機。薩克哈洛夫斯基對帕切帕說：「劫機是我自己的發明。」在1968到1978年間，光是羅馬尼亞的安全部門就給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每週運送兩架貨機的軍用物資。東德解體後的檔案顯示，在1983年，東德對外情報局就給黎巴嫩恐怖組織送去了價值1,877,600美元的AK-47衝鋒槍彈藥；捷克斯洛伐克給伊斯蘭恐怖分子送去了1000噸的無臭爆炸物Semtex-H。[8]

前克格勃頭子、後來的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決定要發起一場精心策劃而又隱蔽的宣傳運動，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裡播下反猶和反美的仇恨種子。安德羅波夫被西方稱為「新的造謠時代之父」（the father of a new misinformation era），目的是要灌輸仇恨，並將這種情感武器變成對以色列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國的恐怖主義血腥屠殺，讓美國和猶太復國主義勢力範圍內的任何人都不再感到安全。[9]
3. 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共產毒根

2001年9月11日的 「9·11恐怖襲擊」，改變了世界的格局。本‧拉登和他背後的「基地組織」登上了新聞頭版。伊斯蘭極端分子被推上了浪尖風口。

全世界絕大多數人對恐怖襲擊的第一反應是震驚和悲痛，然而在地球另一邊，共產黨嚴厲鉗制言論自由的中國卻是另一番場景。從互聯網論壇、聊天室，到大學食堂，都有大批人群對此歡呼：「幹得好啊！」「強烈支持針對美國的正義行動」……根據中國主要網站「網易」對91,701人的調查，表達「強烈反對恐怖主義」的只占17.8%，多數人或者選擇「反美」或者選擇「好戲在後頭」等幸災樂禍的態度。[10]

這些為恐怖襲擊歡呼的中國人和本‧拉登們素未謀面，但是他們表達出相似的態度，並不是偶然的。在他們的思想深處，都有來自同一個毒根的毒素，這個毒根就是共產邪靈。中國人受毒害，是因為從小在魔鬼的黨文化中浸泡，用魔鬼的思維框架思維。但是本‧拉登在此前的阿富汗戰爭中，是抗擊共產主義蘇聯的，他的恐怖主義怎麼會與共產主義沾上邊呢？

這就不得不說到這些本‧拉登們的恐怖主義思想來源，「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哲學家」（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號稱「伊斯蘭聖戰的馬克思」[11]「當代聖戰組織教父」[12]的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

哈佛專家

結語

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但這種追求必須在一定的道德尺度之內進行。超過這個限度的過分追求必然給人帶來無盡的痛苦、災難和痛悔。

人類的正統文化並不排斥對慾望的合理滿足。但是傳統文化諄諄告誡人要節制慾望，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與自然和諧共處、從事各種傳統的勞作、和睦的家庭關係、參與社會的自治和國家的管理，還有各種傳統的文學藝術、體育娛樂等，都能夠帶給人幸福感和滿足感，同時對個人的身心和社會都有益而無害。

共產邪靈的終極目的是毀滅全人類，其中一個必然的步驟是敗壞人的道德，使神無法再管人。因此，不管掌握政權與否，邪靈都要全面掌控大眾文化，把大面積的人群導向邪惡的生活方式。在過去幾十年中，魔鬼在東西方用不同的方式，催生了一套完整的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突然面對光怪陸離的現代社會，很多人忘掉了神的教誨和道德法則，開始放縱自己的慾望，無度地追求享樂。自我中心、享樂主義、虛無主義成了流行時尚。變異文化在主導著這個世界，魔鬼在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狂歡。人類已經忘記了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

性、毒品、搖滾樂和電玩刺激並放大著人的慾望，很多人沉溺其中，逃避生活的苦難和不如意之處，卻沒有想過，這些癮好只會給自己帶來片刻的滿足，隨之而來的是更大的痛苦和災難。吸毒造成的是疾病、死亡和人格扭曲；亂性破壞了家庭，使得人們失去了信任和溫情；電玩使人迷失人的本性，長時間生活在虛幻的世界裡。沉迷於這些癮好當中的人覺得自己在狂歡，其實是魔鬼在利用著他們的身體狂歡，等待他們本人的是肉體的死滅和精神的沉淪。

整個社會和國家也是如此。當大面積的人群沉迷於慾望和享樂時，就是災難來臨的前夜。

神創造了人，也給了人自由意志。在魔鬼毀滅人類的最後關頭，人不應該濫用自由，繼續走在墮落的不歸路上；而應該善用自由，選擇重新走回傳統文化和傳統的生活方式。

神一直在關注著人、呵護著人。人能不能走回來，全看人自己的選擇。#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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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 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 Foundations Magazine, http://www.foundationsmag.com/civility.html.

[2] Benjamin Franklin, The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Writings 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Virt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68-69.

[3] 大紀元編輯部：《解體黨文化》，第四章（台北：博大出版社，2007），頁158~220。

[4] 薛飛：〈「缺哪個神就造一個」 河北奶奶廟亂象〉，大紀元新聞網，2017年8月1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8/9/n9513251.htm。

[5] 「Oxford Dictionary Adds Popular Chinese Terms,」 China Daily, September 6, 2010,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 ... ntent_11259791.htm.

[6] 〈北京工商查處山寨蘋果店 員工真以為自己在蘋果工作〉, 新浪網，2018年2月8日, http://tech.sina.com.cn/mobile/n ... yrmfmc0011341.shtml; Loretta Chao, 「The Ultimate Knock-Off: A Fake Apple Stor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1, 2011, https://blogs.wsj.com/chinarealt ... -fake-apple-store/.

[7] Jack Kerouac,  「The Birth of a Socialist,」 Atop an Underwood: Early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2000).

[8] 參見Roberto Franzosi, “Power and Protest: Global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étente by Jeremi Sur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 (5), 1589；以及陶短房，〈法國五月風暴：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新浪歷史，2013年1月18日，http://book.sina.com.cn/history/2013-01-18/1340405148.shtml。

[9] Meredith Box and Gavan McCormack, 「Terror in Japa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2(6), June 25, 2004, https://apjjf.org/-Meredith-Box–Gavan-McCormack/1570/article.pdf.

[10] Georgia Wallen, 「The Seven Stages of the 『Hamilton』 Kennedy Center Queue,」 The Washigton Post,  March 30,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 ... a5eef83_story.html.

[11] Amy D. McDowell,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Oxford Music and Art Online,　https://doi.org/10.1093/gmo/9781561592630.article.A2234810.

[12] 「The Opioid Crisis,」 https://www.whitehouse.gov/opioids/.

[13] 「Drug Facts:  Marijuana,」 Report from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for Teens, https://teens.drugabuse.gov/drug-facts/marijuana.

[14]  Allison Bond, 「Why Fentanyl Is Deadlier than Heroin, in a Single Photo,」 statnews.com, September 29, 2016, https://www.statnews.com/2016/09 ... dlier-than-heroin/.

[15] 「Overdose Death Rates,」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September 2017, https://www.drugabuse.gov/relate ... erdose-death-rates.

[16] Amanda Hoover, 「110 Pounds of Fentanyl Seized at Port in Shipment from China,」 New Jersey, July 2, 2018, https://www.nj.com/news/index.ss ... adelphia_port.html.

[17] 〈中國毒品報告：全國吸毒人數逾1400萬〉，BBC中文網，2015年 6月 24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 ... _china_drugs_report。

[18] 張洋：《2017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發布：全國破獲毒品刑事案件14萬起，人民網，2018年6月26日, 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8/0626/c209043-30088689.html。

[19] 「Things Are Looking Up in America’s Porn Industry,」 NBC News, January 20, 2015, https://www.nbcnews.com/business ... n-industry-n289431.

[20] 「Boy, 12, Repeatedly Raped Sister after Becoming Fascinated with Internet Porn,」 New Zealand, November 7, 2016, https://www.nzherald.co.nz/world ... ;objectid=11743460.

[21] Lars Gravesen, 「Taxpayers Foot Bill for Disabled Danes’ Visits to Prostitutes,」 Telegraph, October 2, 2005,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 ... o-prostitutes.html.

[22] Inga Margrete Ydersbond, The 「Promiscuous」 and the 「Shy」: Denmark and Norway – A Histor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rnography Legislation, The NPPR Working Paper Series: The Politics of Commercial Sex, March 2012, https://www.duo.uio.no/bitstream ... 201.pdf?sequence=1.

[23] Takudzwa Hillary Chiwanza, 「Thousands of Chinese Prostitutes Are Flocking to Africa for Lucrative Fortunes,」 The African Exponent, May 7, 2018, https://www.africanexponent.com/ ... r-africas-fortunes.

[24] Pat Fagan, The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Brief Issue: The Effects of Pornography on Individuals, Marriage, Family and Community, https://downloads.frc.org/EF/EF11C36.pdf.

[25] Jill Manning, Senate Testimony, November 10, 2005, referencing: J. Dedmon, 「Is the Internet Bad for Your Marriage? Online Affairs, Pornographic Sites Playing Greater Role in Divorces,」 2002, press release from American Academy of Matrimonial Lawyers, 14.

[26] David Shultz, 「Divorce Rates Double When People Start Watching Porn,」 Science, August 26, 2016,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 ... tart-watching-porn.

[27] George Akerlof, Janet Yellen and Michael Katz, 「An Analysis of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of Pragmatic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0.

[28] Joseph Chamie, 「Out-of-Wedlock Births Rise Worldwide,」 YaleGlobal Online, March 16, 2017,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 ... ths-rise-worldwide.

[29] Mark Aguiar, Mark Bils, Kerwin Kofi Charles, Erik Hurst, 「Leisure Luxuries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Young Me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3552 issued in June 2017, p. 1.

[30] Tom Wijman, 「Mobile Revenu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Global Games Market as It Reaches $137.9 Billion in 2018,」 Newzoo, April 30, 2018, https://newzoo.com/insights/arti ... e-games-take-half/.

[31] 「United States Crime Rates 1960 – 2016,」 Compiled by DisasterCenter.com from: FBI UCS Annual Crime Reports, http://www.disastercenter.com/crime/uscrime.htm.

[32] Bonnie Berkowitz, Denise Lu and Chris Alcantara, 「The Terrible Numbers That Grow with Each Mass Shooting,」 Washington Post,  June 29,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 ... term=.f63cc1b03c0b.

[33] 歷年恐怖主義事件的數據來自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GT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ttps://www.start.umd.edu/gtd/.

[34] Jacque Wilson and William Hudson, 「Gun Violence in PG-13 Movies Has Tripled,」 CNN, November 11, 2013, http://www.cnn.com/2013/11/11/he ... -movies/index.html.

[35] Assil Frayh, 「Gun Violence Keeps Rising in PG-13 Movies, Study Says,」 CNN, January 20, 2017,  https://www.cnn.com/2017/01/20/h ... s-study/index.html.

[36] 「Violent Video Games and Young People,」 Harvard Mental Health Letter, October 2010,  https://www.health.harvard.edu/n ... s-and-young-people.

[37] Quoted in 「Short Hair for Women,」 Fashion Encyclopedia, http://www.fashionencyclopedia.c ... html#ixzz5MO5NNUTa.

[38] 「Long Hair for Men,」 Fashion Encyclopedia, http://www.fashionencyclopedia.c ... -Hair-for-Men.html.

[39] 「Hip Huggers,」 Fashion Encyclopedia,
http://www.fashionencyclopedia.c ... 9/Hip-Huggers.html.

[40] Kathryn Bromwich, 「Groupies Revisited: The Women with Triple-A Access to the 60s, 「  The Guardian, November 15,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musi ... -pamela-des-barres.

[41] 參見David Ensminger, Left of the Dial: Conversations with Punk Icons (Oakland, CA: PM Press), 47；以及Neil Eriksen, “Popular Culture and Revolutionary Theory: Understanding Punk Rock,” www.marxists.org,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 ... eview/19801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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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7/28/n10597706.htm

哈佛專家

4）電玩成風

現在很多孩子每天要花好幾個小時玩電玩遊戲，許多製造商們把遊戲做得越來越逼真、越來越動感、越來越暴力和色情、越來越吸引人、越來越讓孩子甚至大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已經成為家長、學校甚至政府很頭疼的事情。電玩遊戲成為了一種伴隨著人成長的大眾文化，可是，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呢？是毀人的文化，和毒品無異。沉迷於電玩遊戲中的人根本無法冷靜客觀地看到電玩遊戲帶來的弊端，只覺得好玩、有趣、不贏不罷休。而且現在的電玩遊戲從畫面到情節幾乎都在鼓吹暴力與廝殺，色情挑逗，晦暗冷血，傳導的信息也是魔性的。從畫面到內容很多都是青少年不宜的東西。很多電玩遊戲讓人從殺戮、破壞、暴力、血腥和爭鬥中得到快感。有些讓孩子變得性早熟，更容易走向亂性甚至犯罪。

網絡化的電玩遊戲，或稱「網絡遊戲」，更容易使人上癮。過去遊戲是一個人在無聊的時候用來打發時間而已，現在的網絡遊戲成為了一種主動參與的「體育運動」，要多人同時在線玩，也變相成為人們特別是孩子們的社交活動。因為是大量玩家互動，造成了玩家的攀比心理，使人容易過度投入，會投入大量精力還有金錢。不玩此類遊戲的孩子很可能沒有朋友而淪為心理怪癖的孤獨人，被同齡孩子看不起，於是，連家長都不得不放手讓孩子玩電玩遊戲，眼睜睜地看著孩子跳火坑。電玩遊戲占用了孩子們大量的學習時間、戶外活動時間、傳統的人際交往時間，使孩子們成為了電玩遊戲的俘虜。

一位學者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他12歲的兒子只能定量玩電玩遊戲，做完了作業才能在週末玩幾個小時。如果兒子能自己做主的話，他每天要玩23.5個小時的遊戲，很可能連澡都不洗，飯也不吃。他的研究表明，電玩遊戲越來越多地占領了年輕人的娛樂時間，使得受教育程度低和低收入的年輕人群通過電玩遊戲得到了幸福感，因此減少了他們去工作的時間。[29]這種現象在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都普遍存在。

這位學者看到的社會現象是，電玩遊戲造成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去工作，而依賴自己的父母生活。這樣下去的話，到這些年輕人為人父母時，電玩遊戲不能當飯吃，年輕時虛度的光陰不會幫助他們提升技術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他們的下一代則連依賴父母的機會都沒有了。電玩遊戲已經達到破壞人類正常生活狀態的程度。

電玩遊戲就是「精神毒品」，與海洛因毒品不同的是，海洛因是所有國家禁止的，但是電玩遊戲卻被一些國家當作推動GDP的重大產業來發展。這意味著什麼？就是國家在製造毒品，用這樣的「精神毒品」來毀滅下一代，讓國家和人類沒有未來。

互聯網和手機的出現為電玩遊戲產業開闢了一個更廣大的市場。調研機構Newzoo在2018年4月公布的最新的全球遊戲市場報告預估，2018年全球遊戲市場營收將達1,37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3%。超過一半的遊戲收入來自手機用戶。數字遊戲占了全球市場的91%。該報告還預測，遊戲市場將在下一個十年內保持兩位數增長。在很多國家的GDP增長率在個位數的低端掙扎的時候，遊戲業卻是一路高歌。光是手機遊戲，預計到2021年將達到1000億美元的水平。報告稱2018年全球市場中的前三名將分別是中國、美國和日本，中國就占了28%。[30]

信神的人們應該知道，神造了人，也為人安排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包括娛樂方式。人走在神安排的路上，將在末世之時得到神的救度。當遠離神祇、背叛神，走在魔鬼安排的路上，則只能被神拋棄、被魔鬼毀掉。傳統的遊戲、體育活動和其它戶外活動受自然、天氣、器材和體力的限制，很難讓人們成癮，而電玩遊戲基本不存在這些限制，可以讓人們不眠不休地沉浸其中。但當人們看的玩的都是魔性的、魔鬼隱蔽其後的電玩遊戲等，那只能和魔鬼溝通，聽從魔鬼安排，不知不覺中走進魔鬼設計的圈套中。
5）暴力文化

美國從1960年到2016年，總人口增長了1.8倍，而總犯罪事件增長2.7倍，暴力事件則增長了4.5倍。[31]

在1966年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大規模槍殺案（University of Texas Tower shooting）之前的五十年，只有25起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大規模槍殺案。從那以後惡性大規模槍殺事件愈演愈烈。[32]從1991年致死23人的德州基林（Killeen）槍殺案，到2017年屠殺58人的拉斯維加斯槍殺案，每一次進入公眾視線的大規模槍殺案都讓人觸目驚心。

世界範圍內，每年恐怖主義事件從1970年的650起躍升到2016年的13,488起，增加了20倍。自從2001年9.11恐怖攻擊之後，恐怖攻擊事件增加了160%。[33]

現實世界的暴力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相一致：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被暴力文化所包圍。不但激烈的搖滾重金屬音樂中充滿了暴力，大多數影視作品甚至電玩也以暴力為主題。許多影視作品都用正面形象的演員和手法來刻畫黑社會、幫派、海盜形象，給這些負面形象賦予了魅力和光環，使得人們不但不反感，反而開始嚮往犯罪和黑幫。電子遊戲的出現又給人一條雙向互動的在遊戲中使用暴力的渠道，使得暴力從影視作品的單方面的灌輸，到使得人們積極地從遊戲中得到暴力的體驗，遊戲中砍頭斷肢、血腥四濺的場景往往超過了電影的尺度。

在2013年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從1985年到2012年之間出品的電影，結果發現從1985年至2012年間，PG-13賣座大片中槍枝暴力鏡頭數量增加了2倍。[34]後續研究中揭示這一趨勢持續至今。[35]2008年的皮尤調查研究中發現97%的12到17歲的年輕人玩過電玩，其中有2/3的人玩暴力內容的遊戲。[36]

面對社會中不斷增多的暴力問題，從專家、學者到社會公眾，人們不斷提出各種設想和解決方案，從更嚴的法律限制、更大的執法保護，到提供公眾心理諮詢。但是這些方案只不過相當於砍掉有毒的樹枝，卻沒有斬斷毒根。共產邪靈通過有意地帶動大眾文化渲染暴力和犯罪，讓更多的人們接觸這類內容而見怪不怪，而部分人被這些內容帶動模仿，使得暴力變成社會現實。魔鬼通過敗壞傳統文化、變異人的道德、讓人遠離神而追尋無止境的物質和慾望的滿足，才是真正造成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
6）變異時尚

今天在社會上所流行的各種奇奇怪怪的裝束、行為，乃至許多習以為常的大眾文化元素，表面看似個人的「自由選擇」或者「時尚潮流」，其實都不是偶然出現的。究其來源，有許多裝束、行為的背後往往都打著魔鬼的印記。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這些元素自然就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茲舉數例。

今天人們已經習慣的女性短髮（bob haircut），其實來源於上世紀20年代西方的「飛來波女郎」（flapper，或譯輕佻女子）。受第一波女權運動和「性愛自由運動」（見本書第七章）影響，她們穿短裙、剪短髮、聽爵士樂，畫濃妝、飲烈酒、性開放，短髮是她們蔑視傳統社會性別角色、尋求女性「解放」的一種表達方式。這種髮型開始流行之後，一位知名歌劇演員表示：「在我看來，剪掉長髮就是擺脫一個小鎖鏈，這是婦女在通向自由之路上要擺脫的許多小鎖鏈中的一個。」[37]之後的30年代大蕭條中這種髮型逐漸沒落。而在反叛意識流行的60年代，各種短髮打扮再次受到女性歡迎。

而如今人們習慣的男人留披肩長髮，其實來源於「垮掉的一代」（beatniks）和嬉皮士（hippies）。[38]雖然男子的長髮傳統可追溯至數千年前的古代，但是西方在一戰之後男子一直剪短髮。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青年男性把「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披肩長髮視作對傳統的反叛符號，紛紛效仿。

在上世紀20年代和60年代，社會主流對青年男女這種反傳統性別的打扮一直非常抵制。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此習以為常了，在進步主義看來，這是社會「寬容度」的增加。事實上在東西方傳統中，男女有別不僅僅體現在男女生理差別和家庭、社會角色的差別上，日常生活中還體現在服飾、髮型、言語、舉止等各方面。共產邪靈的計劃是讓社會「無階級差別」，也無性差別，讓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同性戀、女權運動用「平等」的口號從思想觀念上大大模糊了社會、家庭角色的性差別，反性別角色的「時尚」再從服飾打扮上進一步模糊、反向扭曲這種差別。這不僅為同性戀等變異觀念大規模滲入人心做準備，也是魔鬼敗壞傳統道德的一步棋。人類社會東西方的傳統道德，無論是西方的騎士精神、東方的君子風範還是淑女之賢德儀容，都是建立在男女有別、陰陽各居其位的基礎上。魔鬼的伎倆是為了達到讓人類陰陽反背、敗壞道德，同時讓人在沒有傳統規範中不斷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看穿了魔鬼的目的，就很容易看出如今社會上流行的各種變異服飾，表面上是「時尚」，其實都是魔鬼變異人類的花招。

如今很「流行」的低腰褲（low-rise pants），追求時尚者認為很「性感」，實質是為更大面積敗壞人類性道德打基礎。低腰褲的前身是牛仔喇叭褲（hip hugger），也是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通過嬉皮士大面積流行起來的，其後到70年代一度在迪斯科舞廳裡流行，最後在90年代一位「時尚設計師」從這種低襠褲發明了今天的暴露臀部的超級低腰褲（bum pants）。[39]

「追星」（groupies）是如今青少年中流行的「時尚」，究其本源，也是反文化運動的副產品。60年代搖滾樂風靡西方世界，一些少女迷戀於搖滾歌星，追隨他們的演出，甚至組成粉絲團為歌星提供生活服務、性服務，乃至和歌星群交亂性狂歡。[40]她們成為「追星時尚」的濫觴。此外現代許多追星族追捧反性別裝扮的「明星」，如越來越多的男星以女性的氣質裝扮受到追捧，也是魔鬼通過大眾文化敗壞人類、模糊性別觀念的伎倆。

很多「時尚」的來源和龐克（punk）亞文化有密切聯繫。類似於嬉皮士，龐克同樣推崇反傳統、虛無主義。嬉皮士大多是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青年對傳統的反叛，龐克則屬於底層人士對社會傳統的反叛，所以很多龐克樂隊和社會主義有緊密聯繫。[41]為了表達更徹底的反傳統態度，龐克經常剃各種怪模怪樣的髮式，或者用支離破碎的材料製作衣服、服飾，看如一堆垃圾，或者把頭髮染成五顏六色的，或者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刺青、穿孔掛上裝飾品，或者暴露一般人掩飾的身體部分；龐克在穿著上經常沒有性別區分，如果有的話，可能是女人穿男人的衣服，諸如此類。龐克們為當前許多「時尚」提供了「創意靈感」。

龐克們崇尚享樂主義，一個流行的龐克口號是，「活得快，死得年輕，留下一具好看的屍體（Live Fast, Die Young and Leave a Pretty Corpse）。」這充分體現失去對神的信仰、被魔鬼引誘掉進物質主義深淵的可悲，也應當引起被各種反傳統變異時尚吸引的現代人的警覺。

除此以外，在魔鬼的帶動下，人類社會出現了很多末世亂象，如流行的服飾上印著骷髏或者妖魔鬼怪的形象；很多人選擇醜惡的形象作為紋身圖案；很多裝飾品、工藝品、小孩的玩具甚至節日飾物都越做越醜陋；以妖魔鬼怪、巫術魔法為主題的文學和影視作品大量出現，人們趨之若鶩，樂此不疲；互聯網上各種魔性信息氾濫；足球場上觀眾大喊大叫，魔性大發；人們在娛樂時追求強烈的刺激等等，這一切都是魔鬼統治世界的表現。

哈佛專家

3. 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亂象

傳統文化被顛覆後，變異文化和負面因素開始主導這個世界，亂象隨處可見。本節的內容以揭示美國的變異文化及社會亂象為主。但美國作為全球文化擴散的領頭羊，其變異文化實際已經波及全球。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連中國、日本這樣十分封閉且具有深厚傳統文化底蘊的國家也無法抵擋美國變異文化的侵略，照單全收。環顧世界，各種放蕩不羈、反叛、反社會、反道德、玩世不恭的頹廢行為和外在表現，可謂遍布全球。
1）嘻哈搖滾

傳統音樂強調的是教化人心、培養美德，讓人身心康泰，社會和睦，天人合一，它所提倡的是德音雅樂，忌諱狂亂、淫俗的靡靡之音。但如今，音樂、歌舞出現駭人聽聞的墮落，嘻哈、搖滾成風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嘻哈現象（Hip Hop）是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紐約興起的。它始自街頭巷尾，最早是在黑人社區，後來影響到拉美裔美國人和牙買加移民等。嘻哈音樂是出自對社會和政治不滿的一種情緒發泄。在經濟較落後的這些社區，很多居民無所事事，連正經的樂器也買不起，所以起初的嘻哈現象及音樂，包括饒舌說唱（rap）、霹靂街舞（break dance）、塗鴉（graffiti）等可以說是貧窮、無聊的產物，而說唱的主要內容是暴力、槍枝、色情、淫穢、頹廢、種族主義、貧窮等，被當作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來傳唱。

幾十年來，饒舌、街舞等從紐約走出美國，已經席捲世界。亞洲、歐洲甚至非洲很多國家城市中，人們到處可見嘻哈現象。隨著社會道德的敗壞，人們的認可與推崇，這些本無高雅內涵、難登上流藝術殿堂，甚至是低級的、反文化變異的東西開始登堂入室，進入了世界頂級劇院。在《漢密爾頓》（Hamilton）劇裡，百老匯將美國建國初期的第一任財務部長的故事用饒舌說唱、配以搖滾樂在2015年搬上演藝舞台，一時轟動了美國演藝界，還得到了很多大獎。在華盛頓DC的肯尼迪中心演出近三個月期間，其票房火到要預先到網上排隊領號、排上萬人長的隊才有機會買到票。[10]

搖滾樂的起源比嘻哈早一些，要追溯到上個世紀40年代。搖滾樂很重視樂器的應用。不同於嘻哈用講話的節拍來保持節奏，搖滾樂靠的是吉他弄出節奏。搖滾樂與「垮掉的一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諸多後世的搖滾樂手都是受到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啟發，那些作家本人也常出沒在各式各樣的搖滾場景中，甚至是合作夥伴。

進入60年代，搖滾成了反文化運動的音樂伴奏。它把人帶入一種無理性的癲狂之中。重金屬搖滾中那種歇斯底里的嗓音、高度失真的電吉他伴奏、密集快速的鼓點，讓人放縱自己的生理本能和慾望，丟棄理性的節制，放大正常狀態下被理性抑制的魔性，把自我交給魔鬼和低靈控制。

影響更壞的是，搖滾唱的歌詞內容充滿虛無主義內容，鼓勵吸毒（所謂迷幻搖滾），鼓勵反叛、自殺，推崇暴力與革命，鼓勵同性戀，鼓勵女人不需要丈夫，鼓勵濫交和淫亂，很多都充滿了赤裸裸的淫穢歌詞或者性挑逗語言，甚至以推崇魔鬼、褻瀆神為樂。比如一些號稱是巨星的十分流行的音樂，冠冕堂皇地利用歌詞對未成年少女進行猥褻，灌輸給聽眾的是令人震驚的性侵文化。還有的歌詞充滿挑逗和殺氣：「嘿，我的名字叫做搗亂／我要吶喊和尖叫／我要殺掉國王，我要痛罵他所有的僕人。」（Street Fighting Man裡的歌詞）有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有一個迷幻搖滾專輯的名稱就叫「魔鬼陛下的要求」（Their Satanic Majestic Request），還有一首叫「通往地獄的公路」（Highway to Hell）更是讓人心驚，「嘿撒旦，付了我的費用」，「我走在通往地獄的高速公路上」。有的搖滾露骨地吹捧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比如有一首極其流行的《想像》（Imagine），挑戰聽眾去想像一個沒有天堂和地獄、沒有宗教、沒有國家、沒有財產權的共產社會。

就連宗教信仰也難抵禦搖滾樂極壞的影響。基督教的教堂音樂原是為讚美神而作的，搖滾樂被認為會縱容罪惡而被排斥。但在搖滾樂風行之下，基督教堂的近代音樂竟然也吸收了搖滾因素以吸引年輕人，由此而產生了所謂的「當代基督教音樂（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11]

和搖滾相伴的往往是亂性、暴力、頹喪、吸毒、墮落、反神排神，傳統道德信仰所不能允許的諸多敗壞行為都隨著搖滾發生了。

2）吸毒盛行

如今毒品氾濫全世界，究其根源，反文化運動是毒品在西方社會大規模氾濫初期最大的禍首。反文化運動中，嬉皮士們力圖解構一切傳統，同時構建一套不同的道德、信仰、生活方式。在精神追求方面，他們許多人發現，各式各樣的迷幻藥（如大麻、LSD）、興奮劑（如安非他命、可卡因）、神經抑制劑（如海洛因）能帶領他們看到一個與現實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觀。此外，反文化運動中不少年輕人對於東方的靈修有濃厚的興趣，而迷幻藥物為他們打開了一條捷徑，不用辛苦地打坐，不用磨煉自己的心性，只要服用微量的迷幻藥，就能在幻覺中感覺到似乎通靈的體驗。事實上，吸毒實質是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魔鬼、低靈控制，跟修煉沒有任何關係。可悲的是，這種荒謬的說法卻吸引了一些對精神信仰有興趣的人，把他們對生命意義的追求導向歧途。

一些有名的流行歌手、搖滾歌手年紀輕輕，二三十歲、不到四十就死亡了，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現象，其中很多都與過量吸毒有關。現代美國最長、最無法取勝的戰爭大概就是「對毒品的戰爭」了。儘管數十年的逮捕和鎖定、監督數百萬販毒嫌疑人及團夥，政治家們也一再敦促人們對毒品「說不」，但非法藥物仍然氾濫，甚至到今天出現了「毒品危機」。自2000年來，有超過30萬美國人死於鴉片類藥物過量。2017年10月26日，川普總統宣布把「鴉片類藥物危機」當作「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要全力反擊。[12]

據全國青少年藥物濫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for Teens）2017年的報告，大麻在年輕學生中的使用也非常猖獗：45%的12年級學生曾經吸食過大麻；37.1%的12年級學生在過去一年中曾經吸過大麻；71%的高年級學生認為經常吸食大麻是無害的。[13]

吃搖頭丸、吸食大麻成了年輕人的「時尚」，而且還不斷有更新更強烈的毒品被開發出來，氾濫街頭。比如，芬太尼是海洛因的一個合成變種，毒性比海洛因強烈許多倍。30毫克的海洛因可以致人死亡，而芬太尼只要3毫克就夠了。[14]芬太尼甚至被稱為化學武器。這種毒品卻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充斥著美國的街頭，它與任何其它鴉片類藥物相比，殺死了更多的人，包括處方藥和海洛因，因為過量服用太容易了。

2016年美國全國藥物濫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 NIDA）的數據顯示，在2016年所有吸毒致死的65,000人中，竟有20,000人死於芬太尼。[15]從中國走私芬太尼毒品到美國的案件常常見諸報端，比如2018年7月當局在費城港進行例行檢查時，從中國的一批貨物中查獲了110磅致命的芬太尼，價值170萬美元。[16]

在中國，吸毒也成為社會的毒瘤。中國毒品日益氾濫，尤其合成藥物的生產和濫用現象嚴重。此外，利用互聯網販毒也相當猖獗。據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2015年的一份報告稱，中國實際吸毒人數超過1400萬。吸毒群體正向企業事業單位職工、自由職業者、演藝界人士甚至公務人員等人群擴散。[17]真實數據可能比這還要大得多。國家禁毒辦發布的《2017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顯示，2017年，全國禁毒部門破獲毒品刑事案件14萬起，打掉製販毒團伙5534個，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16.9萬名，繳獲各類毒品89.2噸；查獲有吸毒行為的人員87萬人次，其中登記新發現的吸毒人員34萬人。[18]

吸毒讓人失去理智，極易上癮而難以解脫。很多人因為吸毒家破人亡，身敗名裂，鋌而走險走上犯罪之路。吸毒販毒對個人、對家庭、對國家禍害無窮。用毒品來拖垮、毀滅世人是邪靈毀滅全人類的又一個有效手段。
3）色情氾濫

共產主義宣揚的各種革命中，實現得最徹底的大概要算性革命了。如果說奪取政權是外在的革命，那麼，性革命算是一種內在的革命。敗壞的色情現象很早就存在，但是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又稱為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不過是近代的事情。弗洛伊德的泛性論給性解放提供了理論準備，口服避孕藥的出現為性愛與生殖脫鉤提供了方便。性革命打破了傳統倫理，引發和促進了激進的女權、墮胎、婚前性行為甚至同性戀運動，對傳統家庭觀及神給世人規定的社會形態造成了巨大衝擊，也帶來諸多社會問題。

「性解放」建立了一套「性享受」與「性消費」是「人的權利」的變異觀念，沖垮了傳統的「性倫理」，使性變成了一種「遊戲」和享樂方式，使「人」變成了性的「工具」，為色情滲透全社會打開了閘門。

上個世紀50年代發行的成人雜誌《花花公子》在性放縱中起過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它使得色情開始走向企業化。「要做愛，不要戰爭」，在所謂和平反戰的背景下，1969年出現了第一部赤裸裸的成人色情電影《藍色電影》（Blue Movie）。伴隨著迷幻搖滾的挑逗和反叛傳統的放蕩，西方開始了一個長達十五年（1969~1984）的號稱「色情時尚」（porno chic）的「黃金時代」。

看看今天的色情產業的規模，足以讓人觸目驚心。據估計，全球色情業的產值接近1000億美元，僅美國就有100至120億美元。[19]70年代，色情影片只出現在專門的成人影院的銀幕上。到了80年代初，家庭錄像機的普及將影片送進千家萬戶，大大地促進了色情影業的發展，90年代後互聯網的普及以及後來的智能手機，將成人錄像和各種色情圖片送到了人們的指尖上。

日本的色情產業已經成為其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走進超市，整排雜誌架上幾乎有一半是以塑膠繩封住的成人雜誌和成人漫畫；打開電視，深夜綜藝中也經常出現AV（色情片）女優和男優的身影。AV女優被包裝成青春偶像，大大方方地出現在各大媒體上。日本的色情文化對整個亞洲都有很大影響。

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出現，給色情業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過去一個成人在一生中才有可能接觸到的色情製品的數量，現在一個小孩子在10分鐘內就可以輕鬆超越。過去孩子們課餘也許是在踢球、遊戲，現在不少孩子課餘的時間更多的是在玩色情遊戲。一名12歲的英國男孩在迷上互聯網上的色情作品後，多次強姦了他的妹妹。[20]公訴人說：「這種性質的案件將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法庭面前，因為年輕人現在不得不接觸色情內容。」未成年人接觸色情內容帶來的後果包括：性行為成癮、更早開始性活動、更常見的性犯罪以及道德墮落，認為性與婚姻、感情無關，不過是一種可交易的商品，認為色情視頻裡的那些極端的性行為很常見，對違反道德的亂性行為習以為常。

在大多數歐洲國家裡，性交易並不違法。在歐洲民眾看來，從娼也是一種工作。1969年丹麥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把色情合法化的國家。丹麥的鄰居挪威，曾是歐洲對色情業限制最嚴格的國家，也在2006年把色情業合法化了。[21]在丹麥買春也能享有政府給予的福利，殘障人士只要向政府申請，經審查合格後，就可在指定時間，到指定妓院嫖妓，由政府「買單」，稱這是為了保證他們「平等的權利」。[22]這恰恰是空想社會主義創始人傅里葉在19世紀提出的主張。

曾經全社會禁慾、談性色變的中國，可謂是性革命浪潮中的「佼佼者」。中共改革開放中，最「成功」的莫過於性解放。如果要問中共什麼開放得最徹底？不是經濟，當然更不是政治，一個字，就是「性」，三十年完成了從「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徹底轉型。中國可謂娼妓遍地，社會風氣是「笑貧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奶成為官員們顯擺的資本，社會上下競相效仿，中華大地被搞得烏煙瘴氣。有人說中國是世界工廠，其實中國輸出到世界各地的還有大量的妓女。日本、馬來西亞、中東、美國、歐洲甚至非洲，都有來自中國的龐大的妓女軍團。有報導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裡有13,000到18,500名來自中國的妓女。[23]

東南亞、南美各國也不能倖免，很多城市已成性旅遊（sex tourism）的重要目的地，雖然不合法，但性交易卻成了某些國家拉動經濟增長的一項重要指標。甚至在非洲的埃及、突尼斯、蘇丹等伊斯蘭國家，被傳統風俗視為「洪水猛獸」的色情業也暗潮洶湧。

色情氾濫對社會的一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破壞家庭和婚姻，被稱為「寂靜的家庭殺手」（the quiet family killer）。觀看色情內容導致人們對良好的家庭關係失去興趣。色情製品會導致人產生更大的性放縱，從而導致非婚生育和性病的風險增加。[24]

在2004年美國參議院的證詞中，吉爾曼寧博士分享了一些有關色情和婚姻關係的數據。她在研究中發現56%的離婚案件涉及一方對色情網站有著濃厚的興趣。[25]

2016年美國社會學協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會上發表的一份研究表明，觀看色情內容的比沒有觀看的同齡人更容易離婚，離婚率多了一倍。該研究顯示，丈夫看色情的，離婚率從5%增加到10%；妻子看色情的，離婚率從6%增加到18%。還發現越年輕看色情，越容易離婚。[26]

上世紀50年代以前，無論東西方各國都把婚前性生活看作是不檢點，違反神給人留下的訓誡。社會的壓力輿論都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一旦年輕男女不檢點，有了孩子的話，就必須為孩子、大人及社會負責而成家結婚。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如果一個女子因為你而懷孕，就和她結婚。沒有其它選擇。」[27]做錯了事，就要承擔後果。但隨著人們的道德下滑，在性開放的帶動下，自60年代以來，非婚生育大幅上升。這都是在色情產業大發展的社會環境下發生的。在1964年，未婚生育不到10%；到了2014年，主要發達國家的非婚生育已經達到了三分之一。在美國，非婚生育的平均水平是40%，在黑人中達到了71%。在2016年出生的世界1.4億新生兒中，大約15%或2100萬是非婚生育的。[28]

非婚生育、離婚造成的單親家庭常常與貧窮聯繫在一起。這些家庭又成為社會福利的負擔。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1)：文化篇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24 8:16 PM 人氣 18051       
標籤: 共產主義, 共產黨, 文化,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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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7月28日訊】第十四章 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篇：魔鬼的狂歡

目錄

前言
1. 共產黨的黨文化
2. 共產邪靈顛覆西方大眾文化
3. 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亂象
1）嘻哈搖滾
2）吸毒盛行
3）色情氾濫
4）電玩成風
5）暴力文化
6）變異時尚
結語
前言

神創造了人類。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神給人奠定了正統的文化。各個民族文化的具體表現雖然不盡相同，但其核心卻驚人地一致。東西方各個民族都重視真誠、善良、慷慨、正義、節制、謙遜、勇敢、無私等美德，在其經典中對自己民族的後人叮嚀周至，一再申說。貫穿於所有這些美德之中的，是對神的敬仰和對神的誡命的忠貞不渝，因為歸根結柢是神規定了人應有的文化和行為準則。這就是普世價值之所從來。

美國的建國之父極為重視人的道德禮儀。華盛頓總統早年親手抄錄了110條社交禮儀規則（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雖然其中某些具體事情和表面形式隨著時間的流逝可以斟酌損益，但其內涵卻具有普遍意義──談到神和有關神的事時有敬畏之心；崇尚道德、尊重他人；謙卑；智慧地給予不同的人與其身分相符的對待；注意公德，不傷害他人的情感和利益；行為舉止得體並適應場合；衣著整潔，體現美感；不用傷人或報復性的言語，不在背後毀謗他人；親近賢人，保持良知等等。[1]而富蘭克林有著名的13條生活準則：節制、寡言、秩序、果斷、節儉、勤奮、誠實、公正、中庸、整潔、沉著、貞潔、謙虛，與華盛頓所重視的110條守則在精神上若合符節。[2]

上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的道德水準還能普遍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東西方各個國家的人民都還保留著相當一些做人應有的傳統。即使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儘管共產邪靈已經開始有步驟、有計劃地毀掉傳統、屠殺精英、敗壞道德，人們還保留了共產黨篡政前留下的一些傳統美德。

隨著共產陣營的擴張，共產邪靈進一步推行其計劃。尤其是60年代以後，東西方世人在道德敗壞的路上越走越遠。中共1966年自「破四舊」開始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與美國60~70年代激烈的「反文化運動」，以及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為主體的反傳統運動，都是共產邪靈在全世界範圍內以破壞傳統、變異人類為目的而掀起的全球性事件。

那場運動給今天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那開始，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基礎被徹底摧毀，道德下滑一日千里；在西方社會裡，搖滾、吸毒、性解放、同性戀、嬉皮文化、精神頹廢等等，開始大面積流行，嚴重衝擊著西方傳統文化的根基。反文化運動中的年輕激進分子走向社會各階層之後，用另一種方式繼續著那場運動。與此同時，各種先鋒藝術和文學、各種現代思潮、變異觀念，匯集在一起，藉助電視、電腦、互聯網、手機各種大眾傳媒和現代通訊工具，讓整個人類快速偏離神給人規定的文化和生活，走向變異和墮落的深淵。

放眼人間，特別是近幾十年以來，人類道德下滑，大眾文化、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墮落，實在是令人觸目驚心。中共通過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徹底破壞掉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之後，創造了一個邪惡的黨文化體系，年輕一代都是浸泡在黨文化當中長大的，對正統文化一無所知。除去西方國家主流社會還在固守著傳統，拒受邪靈引誘、滲透外，可以說共產邪靈幾乎成功地達到了它們在全世界範圍內敗壞人類文化、社會生活的目的。
1. 共產黨的黨文化

上世紀80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走出國門，著實讓國際社會吃了一驚。有些西方人這時還保留著對傳統中國人的印象：溫文爾雅，彬彬有禮，謙虛善良，勤勞儉樸。但經過共產黨幾十年的洗腦和改造，中國人徹底變了：他們變得舉止粗魯、說話粗聲大氣；在公共場合不排隊、大聲喧嘩；在不允許吸菸的地方吸菸；不講衛生、隨地吐痰丟垃圾；愛占小便宜，不為別人著想。近年來，有些中國遊客的行為更是震驚了世界：他們隨意攀爬破壞文物古蹟，在公共場合讓小孩大小便，用過廁所不沖水，哄搶免費商品，爭搶浪費自助餐廳的食物，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更甚者大鬧機場造成飛機晚點……

中國人到底怎麼了？中國那片土地發生了什麼？

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把傳統的道德文明禮儀貼上「剝削階級」的標籤批倒批臭，把流氓無產者的生活習慣說成是革命的、好的，號召知識分子「滾一身泥巴，磨一手老繭」，身上生了蝨子說成「革命蟲」。從黨魁到普通幹部都以說粗話為榮，唯有如此才可以顯示自己的「階級覺悟」、「革命性」、「和群眾打成一片」。人們被迫放棄優雅文明的生活習慣，接受流氓無產者的粗鄙生活方式。歷史悠久的禮儀之邦變成了烏煙瘴氣的名利場、粗俗不堪的集中營、共產文化的展覽館。

中共的黨文化，可說是讓世人墮落的一大「發明」。

黨文化指的是由共產黨價值觀為基礎所支撐而成的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及行為模式。黨文化的指導思想是無神論、唯物論，包括共產黨強行建構和灌輸的共產理念；還包括各種變異文化，及古已有之而被共黨重新包裝、利用的文化糟粕。中共篡政後利用各種手段摧毀傳統文化，建立並加強黨文化，有效地利用黨文化對中國人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在黨文化的滲透控制下，文學、藝術、教育等各行各業全面墮落。黨文化處處都表現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特徵：無神論和鬥爭哲學，不相信三尺頭上有神靈，不相信善惡有報，要「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中共給人灌輸一套邪惡的善惡標準和扭曲的思維方式，這種灌輸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國家暴力為後盾，另一方面更通過壟斷所有社會資源強迫人從記事或學語的第一天起即開始耳濡目染。灌輸手段包括使用宣傳機器，強制人們讀共產領袖的著作；利用文人、教科書、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等。

只用了幾十年的功夫，共產邪靈就使得中國人「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3]人與人之間相處不光是唯利是圖、互相欺騙，而且做事根本沒有任何道德底線。殭屍一般的黨話、張口就來的謊話、肆意流行的痞話、鋪天蓋地的髒話大行其道。五十年前文革時的紅衛兵一代在長時間黨文化的薰陶下，到了如今步入老年，也把黨文化惡習帶到這個年齡層。黨文化培養出來的少年兒童奸猾早熟，小小年紀什麼壞事都懂。年輕一代不信神、無道德、狂妄自大，兩性道德全面崩潰。他們被挑動、教唆，具有巨大的潛在破壞力，共產邪靈利用他們做破壞道德的接班人。失去了自己傳統根基的中國人又把西方反文化運動後產生的最不好的東西一股腦兒學了去。黨文化使當今的中國人遠離普世價值，讓人的心靈和思想以及行為產生了深刻變異，在家庭、社會、教育、工作、人際關係等諸多方面偏離正常的人類狀態，思想和行為舉止往往與非共產社會的人格格不入。

中共現在也談要恢復傳統文化，可是恢復的不是真正的傳統文化，而是徒有傳統外表、實為沒有對神的正信的黨文化。在這種黨文化思想指導下，連神都是可以用來發財的。河北易縣的「奶奶廟」很火，據說在這個廟裡可以找到人們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這裡有「官神」；想發財，這裡有全身綁滿鈔票的「財神」；想升學，這裡有皺紋深深的「學神」。如果想保佑自己開車平安，這裡甚至還有握著方向盤的「車神」。奶奶廟的管理員更是霸氣地稱：「缺哪個神仙，隨便造一個。」[4]

現代中國也在搞所謂的復古運動，但在道德敗壞了的今天，回歸傳統談何容易？！很多文藝作品表現的雖然是古代的故事和場景，但用的卻都是現代人敗壞了的思維觀念；穿著古裝演古人，其實質卻是現代戲，想靠傳統文化藝術裝點門面，但卻更進一步地毀掉了傳統文化的真正內涵。比如近些年流行的古代宮鬥劇人氣高昂，其核心內容卻都是宮廷帳幔簾幕之後的爭風吃醋、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把共產邪靈的兩大基因「鬥」和「恨」做最充分的發揮、詮釋。肆意改編的《西遊記》更讓孫悟空與九尾狐及白骨精等妖精勾肩搭背，搞起戀愛來。更可怕的是，很多人，特別是對傳統文化一無所知的年輕人，自然地把這些視為「傳統文化」。這就是中共摧殘神傳文化，再以黨文化灌輸幾十年之後收到的效果：讓人不假思索地以為黨文化的鬥爭哲學和變異後的、貫穿黨文化的現代或復古藝術、文藝、戲劇等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了。

黨文化造成人們不信神，誠信危機就是最直接的後果。坑蒙拐騙、假冒僞劣、有毒食品、貪污腐敗等等已成為了生活中的正常現象。中國大陸所謂的「山寨文化」就是誠信危機的一個典型例子。山寨文化泛指對知名或權威事物的冒充，特別是針對海外品牌和技術的拷貝，說白了就是盜竊加欺騙。這個詞如此流行，以至於《牛津漢英大詞典》將它作為一個新詞收入進去。[5]中國大陸的山寨行為不但假冒產品，甚至可以假冒商店。山寨蘋果手機早已不是新聞，而蘋果專賣店被山寨的新聞也不時見諸報端。店面被「精心布置」，具有玻璃外觀、淺色木製展示桌、蜿蜒的樓梯和展示iPad和其它蘋果產品的巨型海報，以及整齊有序的配件牆，印著白色蘋果標誌，員工均穿著帶有蘋果標識的深色T恤，連工作人員都堅持認為他們在一家真正的蘋果店工作。[6]在這種整體的社會氛圍之下，有些中國人為了利益可以不擇手段、無惡不作，不怕善惡有報，撒謊作假已經成為了一種流行文化、主流文化，不做假反而成了異類。

黨文化也直接敗壞著語言，好極端用詞。取個餐館的名字，要「天外天」、「皇上皇」、「王中王」；文風上更是浮誇自大，動輒「世界第一」、「史上最牛」，「美國害怕了」、「日本嚇傻了」、「歐洲後悔了」。微信和網絡上充斥著這樣的標題，這裡不妨摘取幾例：「中國科技實力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中國又獲一世界第一：親手打垮美國王牌企業，把蘋果懟到潰不成軍」「要出大事了，中國又一法寶讓美恐懼，世界都看傻了，日本徹底怕了」「華為幹了一件事，世界沸騰了！」「中國又一領域世界第一！僅用30年就完成歷史巨變 美日韓都歎服」「華為宣布製造出了世界第一顆5G芯片，讓世界震撼！」……在電影「厲害了，我的國！」和專門的系列電視節目「了不起，我的國」裡，充斥著各種浮誇自大的口氣和語言，「一不留神又領先世界了」，似乎全世界都要臣服在中國的腳下。這些都和中共歷史上的大躍進、浮誇風、「超英趕美」、「畝產三十萬斤」的豪言壯語一脈相承。

這一波新的浮誇風，是共產黨文化的「假大空」在網絡時代的具體表現，其實質仍然是誠信問題。隨著改革開放，西方的那些最不好的變異的東西也都被引入中國，包括性解放、吸毒、同性戀、電腦遊戲等等；電視上的綜藝娛樂節目低俗不堪。整個社會都被帶動得如同充斥物慾情慾的魔窟一般。

共產邪靈把人變成非人，把中國這個曾經文明、輝煌、美好的國度，變得國已不國。
2. 共產邪靈顛覆西方大眾文化

西方自由世界本以文明著稱，男子有紳士風度，女士有淑女儀範，人們坦誠以待、友愛共處。共產邪靈在西方社會也實施了一系列顛覆、破壞西方文明的安排。它雖然無法利用暴力、極權直接破壞西方文明及大眾文化，但同樣挑動人們負面的、反叛的思維、行為，以達到毀掉傳統、傷風敗俗、敗壞世人道德的目的。

西方國家二戰獲勝後，人們欣喜慶幸之時，已經有一批人在思想、文化領域著手，借戰爭後的反思、新思潮的出現來開始系統引領人們離開傳統，背離神靈。

在美國，二次大戰後出現了所謂「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多指二戰後50年代美國的一群作家，他們首先搞起來一場敗壞世人的藝術和文學運動。這些人蔑視當時社會中的一些道德敗壞現象，卻由此得出反叛一切傳統道德、憤世嫉俗的結論。「垮掉的一代」的成員大多玩世不恭，他們鼓吹自由主義理念，放大自我觀念，拒絕傳統價值觀，迷戀神祕主義、毒品、犯罪，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徹底批判的態度，恰好和共產邪靈的意識形態方向一致，成為邪靈利用的工具。實際上他們中很多人深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如該運動奠基人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成名之前寫過一篇短篇小說《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誕生》，表達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叛。[7]該運動另一個代表人物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後來成為公開的共產主義同路人（見本書第十一章）。他們的作品不遵守傳統創作的常規、結構，形式上也往往雜亂無章，語言粗糙甚至粗鄙。這群人的作品離經叛道，從思想到文化為其後60年代世界範圍的反文化運動做了鋪墊，對社會有著很大的影響。

反文化運動發端於上世紀60年代，隨之更多的變異思潮出現，如嬉皮、龐克、哥特（Hippie, Punk, goth subculture）等等。這些反傳統潮流在西方的大城市裡大有市場，引誘一代代的年輕人崇尚暴力、吸毒、性解放、奇裝異服、頹廢文化、黑暗和死亡等等。

1968年，該運動因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遇刺及越戰的不斷升級而達到高潮。1968年春，大約2000多名嬉皮士身著奇裝異服，連續幾晝夜聚集在舊金山金門公園，用搖滾、演唱、詩歌甚至裸露等怪誕行為，表達對社會的反抗。1969年夏，約40多萬人以同樣方式聚集在紐約郊外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他們喊出的口號是「愛、自由、和平」。隨著搖滾樂，幾十萬人放蕩、狂歡，無理智、無拘束，把人們捲入低俗、頹喪、道德下滑的大潮之中。因為其影響之大，被認為是整個流行音樂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音樂集會。紐約中央公園、舊金山金門公園和伍德斯托克因此而成為美國反文化運動的象徵。

和美國反文化運動相配合，法國1968年發生了一場全國範圍的、上千萬人捲入的所謂「五月風暴」學生騷動，同樣是源於青年學生對傳統道德和文化的仇恨和反叛。當時學校對男女學生宿舍按照傳統實行嚴格的分離，禁止男女學生自由進出對方寢室。廢除這一規定並要求在宿舍中「自由」性生活的「權利」，成為「五月風暴」的直接目標。學生的反叛同時得到當時的法國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和激進社會主義黨（Radical-Socialist Party）的大力支持。年輕一代通過騷動、反叛，直接毀壞人類古老的、神給人留下的傳統道德規範。

有一種說法，在60年代末有兩個「革命的中心」，一個是中國的北京，其時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個是法國巴黎，就是在1968年爆發的震撼世界的「五月風暴」，被許多人稱之為「西方的文化革命」。當時中國學生在遊行時還打出了支持法國學生運動的標語橫幅。而在遙遠的巴黎，頭戴綠軍帽、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標的「洋紅衛兵」成為巴黎街壘上醒目的一群，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赫然高舉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遊行行列中，3M（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賽）成為巴黎學生們的思想旗幟。[8]

日本上世紀60年代也開始了反文化運動。日本共產黨組建並領導的日本「全學聯」（Zengakuren，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総連合），一直在學生中有很大影響。他們受共產黨的控制、挑動，和中國的紅衛兵造反遙相呼應，組織了多次反文化、反傳統的活動及遊行。「赤軍派（The Japanese Red Army, Nihon Sekigun）」「全共鬥（Zenkyōtō, All-Campus Joint Struggle Councils）」等其它左翼學生組織甚至以暴力威脅日本社會。[9]一些拉美國家也隨聲附和。受古巴共產黨的影響，墨西哥的「三文化廣場（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學生運動也風雲一時。當時的拉美學生還向法國巴黎學生發出了聲援電，支持他們的「五月風暴」運動。

人們也許覺得所有這些只是巧合，其實東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反文化、反傳統運動皆是邪靈全面毀滅世人道德的刻意安排。神給人留下的道德傳統、普世價值經歷了幾千年漫長的歷史，但在共產邪靈精心安排的全球運動的衝擊下，遭受了極大破壞，這場運動將整個世界攪得烏煙瘴氣，開始了人類道德急劇敗壞的潮流。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被當作「四舊」在文化大革命中摧毀殆盡。西方的搖滾、吸毒、性解放、墮胎、奇裝異服、先鋒藝術、背離正教信仰、同性戀等等大行其道，給整個西方社會帶來了深重而久遠的負面影響。神傳文化輝煌不再，西方文明黯然失色！

哈佛專家

結語：重拾媒體責任

如果說上世紀共產邪靈還只是局部的滲透、侵占世間各個領域，那麼時至今日，魔鬼已經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人類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經被魔鬼侵蝕。媒體對人類的巨大影響被共產邪靈有效地利用來進行洗腦、欺騙、敗壞世人道德，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走向變異而不知。

西方國家裡很多自由派媒體淪為共產邪靈掩蓋真相、誤導世人的得力工具。很多媒體失去基本的職業操守，各種不擇手段的攻擊、謾駡、詆毀，不計媒體自身聲譽、不計社會後果。

魔鬼能得逞的原因是它利用了人的種種道德弱點：追求名利、無知、懶惰、自私、被濫用的同情心、爭鬥心等等。有的人自以為是地把自己裝扮成真理在握者反叛傳統的價值，有的人為了博得眼球而迎合道德墮落的「大眾需求」，有的人為了自己的職業前途而順從墮落的標準，有人出於妒嫉和敵意編造假新聞，有人由於無知和懶惰而聽信假新聞，有的人利用人們的善良和同情心而鼓吹所謂的社會正義，帶動整個社會往左轉，有的人為了政治、經濟目的而不擇手段……

媒體的使命是崇高的，它本是人們賴以獲取日常大眾信息的生命線，也是維護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承載著大眾的信任。客觀、公允是對媒體的基本倫理要求，是人們對其信賴的關鍵，但今天的媒體亂象無處不在，讓人們對媒體的信心大打折扣。重拾媒體的使命、重現新聞業的輝煌，是媒體人的光榮責任。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追求真。媒體對真相的報導是全面的，而且是出於誠意。很多媒體在報導社會現象時呈現的是局部的真實，往往帶有誤導性，有時比謊言更有害。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追求善。媒體的善並不是對同情的濫用，不是政治的正確，而是為了人類真正長遠的福祉。人類的出路不在於短期獲得多少經濟利益，更不是共產邪靈炮製的烏托邦，而是沿著神給人開創的傳統之路，提升道德水準，最後能返本歸真，返回生命真正的美好家園。一個媒體讓社會重德才是根本的為善。人類社會是善惡同存的，傳播真相、揭露邪惡、抑惡揚善，是媒體的責任。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更多地關注事關人類前途的大事。在人類最近一百多年裡，出現了自由社會與共產陣營的對峙。表面上是意識形態的對峙，實際上是正與邪、善與惡、生與死的交鋒。共產邪靈在全世界摧毀人類文明賴以維繫的道德，在東歐共產政權解體之後，其陰魂仍然未滅。

在中國這個文化古國，中共最近二十年發動了對信仰「真、善、忍」普世價值的法輪功的迫害。這場迫害涉及人數之多、範圍之廣、時間之長、迫害程度之慘烈，在人類歷史上都罕有其比，是當代社會最大的信仰迫害。從根本上說，這不只是對法輪功的迫害，而是對人類文明核心價值的迫害，對人類信仰自由的迫害。但西方媒體報導數量和力度與之相比遠遠不成比例。大多數主流媒體受中共政權威逼利誘，在報導上自我審查，對這場當代最大的信仰迫害保持沉默，有的甚至散播中共造謠謊言，為邪惡推波助瀾、助紂為虐。

同時，人類也出現了反對共產邪惡主義、回歸傳統的潮流。在中國，已經有超過3億人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這樣一件關係到中國與世界未來的大事，西方媒體卻罕有報導。

在世界經歷巨大變遷的今天，真相與傳統道德比任何時候都尤顯重要。世界都需要能明辨是非、擇善而行、維護公眾道德的媒體。是否能夠超越個人、公司和黨派利益考量，從人的基本良知出發，把真實的世界呈現在世人面前，是擺在每個媒體人面前的課題。

對讀者和觀眾來說，在媒體道德下滑的時候，明辨是非，理性認知媒體的各種信息，從傳統出發判斷問題，從普世價值的角度衡量社會現象，促成媒體回歸歷史使命，變得極其重要，這也是人們能夠遠離共產邪靈、走回傳統、走向美好未來的關鍵。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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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omas Jefferson, The Works, vol. 5 (Correspondence 1786-1789), http://oll.libertyfund.org/quote/302.

[2] Joseph Pulitzer, “Why Schools of Journalism?” New Republic (October 9, 1930), 283.

[3]〈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ngels-18471208.htm.

[4]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https://ccradb.appspot.com/post/1415。

[5] 胡喬木：〈報紙是教科書〉，《胡喬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03。

[6] 韓梅：〈英解密檔案曝光「六四」死亡人數：屍體堆積在地下通道〉，希望之聲廣播電台，2017年12月20日，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7/12/20/n1378413.html。

[7] “Self-Immolation Hoax on Tiananmen Square,” Minghui.org, http://en.minghui.org/cc/88/.

[8] 〈綜述：創新機制強化培養 構建高素質宣傳文化隊伍〉，新華網，2011年9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4110/15777918.html。

[9] Matthew Vadum, “Journalistic Treachery,” Canada Free Press, July 1, 2015, https://canadafreepress.com/article/journalistic-treachery.

[10] Marco Carynnyk: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Great Famine,” The Ukrainian Weekly No. 37, Vol. LI (September 11, 1983), http://www.ukrweekly.com/old/archive/1983/378320.shtml.

[11] 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19.

[12] Quoted in Arnold Beichman, “Pulitzer-Winning Lies,” The Weekly Standard, June 12, 2003,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a ... itzer-winning-lies.  

[13]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5), 80.

[14]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105.

[15] 愛德加·斯諾：《紅色中華散記》，奚博銓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頁1。

[16]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9.

[17] Lymari Morales, “Majority in U.S. Continues to Distrust the Media, Perceive Bias,” Gallup, September 22, 2011, https://news.gallup.com/poll/149 ... perceive-bias.aspx.

[18]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1).

[19]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Chapter 10, “The Second-Order Problem of an Unbalanced Newsroom.”

[20] Lydia Saad, “U.S. Conservatives Outnumber Liberals by Narrowing Margin,” Gallup, January 2017, https://news.gallup.com/poll/201 ... arrow-tuesday.aspx.

[21] Chris Cillizza, “Just 7 Percent of Journalists Are Republicans. That’s Far Fewer than Even a Decade Ago,” Washington Post, May 6,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 ... term=.3d0109901e1e.

[22] “2016 General Election Editorial Endorsements by Major Newspapers,”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d ... r_endorsements.php.

[23]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2),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4]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Making the Right Cry: How Television Drama Glorifies Liberalism.”

[25]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6]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8.

[27] S. Robert Lichter, et. al., The Media Elite (Castle Rock, CO: Adler Pub Co., 1986).

[28]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2.

[29] Jim A. Kuypers, Press Bias and Politics: How the Media Frame Controversial Issues (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

[30]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31] Newt Gingrich, “China’s Embrace of Marxism Is Bad News for Its People,” Fox News, June 2, 2018,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 ... or-its-people.html.

[32] Tim Groseclose and Jeff Milyo, “A Measure of Media Bia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0, No. 4 (November, 2005), 1205.

[33] Quoted in Maxwell E. McCombs and Donald L.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Summer, 1972), 177.

[34] Patricia Cohen, “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10/15/theater/15thea.html.

[35]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Preface.”

[36] Jonathan Derek Silver, Hollywood’s Dominance of the Movie Industry: How Did It Arise and How Has It Been Maintained? Ph.D Dissertation, th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7). Section 1.4.

[37] John Belton, American Cinema / American Culture, 2nd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Chapter 14.

[38]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99.

[39]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22.

[40]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

[41]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39.

[42]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52.

[43]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199.

[44] Peter Biskind, Easy Riders, Raging Bulls: How the Sex-Drugs-and-Rock ‘N’ Roll Generation Saved Hollywoo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74.

[45] Ashley Haygood, The Climb of Controversial Film Content, MA Thesis in Communication at Liberty University, https://digitalcommons.liberty.e ... masters&sei-re.

[46] Victor B. Cline, “How the Mass Media Effects Our Values and Behavior，” Issues in Religion and Psychotherapy，Vol 1, No. 1. (1975),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 ... 04&context=irp.

[47] Michael Medved, Hollywood vs.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3), 3.

[48] “The Media Assault on American Values,” Media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mrc.org/special-repo ... lt-american-values.

[49]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Prologue: How Conservatives Lost the Television War.”

[50] “The Impact of Media Use and Screen Time 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Familie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November 2016, https://www.acpeds.org/wordpress ... ed-with-ref-64.pdf.

[51]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ume 141, Number 146 (September 19, 1995), https://www.gpo.gov/fdsys/pkg/CR ... 9-pt1-PgS13810.htm.

[52]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53] 例如MTV的系列節目「脫光」，參見 Libby Copeland, “MTV’s Provocative ‘Undressed’: Is It Rotten to the (Soft) Core?”,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2, 2001,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1/feb/12/entertainment/ca-24264.

[54] 具體例子可參見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Robbing the Cradle: How Television Liberals Recruit Kids.”

[55] Erin Kelly, “Speaker Paul Ryan: ‘No Evidence of Collusion’ between Trump Campaign and Russians,” USA Today, June 7, 2018,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 ... ussians/681343002/.

[56] Julia Manchester, “Trump: ABC Should Have Fired ‘Fraudster’ Brian Ross,” The Hill, December 8, 2017, http://thehill.com/homenews/admi ... audster-brian-ross.

[57] Samantha Schmidt and Kristine Phillips, “The Crying Honduran Girl on the Cover of Time Was Not Separated from Her Mother,” Washington Post, June 22,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 ... term=.bd08dbdaf5bc.

[58] Rich Noyes, “TV vs. Trump in 2018: Lots of Russia, and 91% Negative Coverage (Again!) ,” NewsBusters, March 6, 2018, https://www.newsbusters.org/blog ... -negative-coverage.

[59] “‘Fake News’ Threat to Media; Editorial Decisions, Outside Actors at Fault,” Monmouth University Polling Institute, April 2, 2018, https://www.monmouth.edu/polling ... uthpoll_us_040218/.

[60] Art Swift, “Americans’ Trust in Mass Media Sinks to New Low, Politics,” Gallup, September 14, 2016, https://news.gallup.com/poll/195 ... sinks-new-low.aspx.

[61] Polina Marinova, “New L.A. Times Owner Tells Readers: ‘Fake News Is the Cancer of Our Times’,” Fortune, June 18, 2018, http://fortune/2018/06/18/los-angeles-times-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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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7/24/n10586579.htm

哈佛專家

6. 用電視把洗腦帶進千家萬戶

如今電視融入了人們日常的生活，它成了人們休閒、聊天、吃飯的一部分。而經常看電視會改變人的價值觀，人卻不自知。美國「媒體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研究證實了這一點。比如一個人觀看電視越多，越不傾向於堅守諸如誠實、可靠、公正等傳統價值觀；觀看電視越多的人，越傾向於對性道德方面的「開放」，更容易認同婚外性關係、墮胎、同性戀等等。雖然兩組人自稱信神的比例都差不多（約85%），但一個人觀看電視越多，就越不容易珍視宗教原則和遵循神的教誨。比如問卷選擇：「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遵從神定下的價值規範，還是遵循個人價值的同時結合神的道德規範？」看電視多的人容易傾向於後者。[48]

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特點，就是經常看電視能夠使人容易傾向於道德相對主義。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電視已經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除了情節引人入勝的電視劇和電影有同樣塑造人的價值觀的效果之外， 脫口秀、情景劇甚至紀錄片等等也通過每天不斷重複，悄悄把各種變異理念灌輸進人的大腦。

以脫口秀為例，演播室為了收視率，特別樂於邀請那些觀點或行為與傳統價值相左，或者生活矛盾突出的嘉賓，或者邀請「專家」討論一些有道德爭議的話題。這些嘉賓被鼓勵「勇敢」吐露個人生活中的「深刻複雜的問題」，然後主持人、專家或者現場觀眾會給出種種解決問題的「選項」。為了使節目受歡迎，節目中通常沒有任何道德評判。於是許多節目便成為敗壞、變異行為和觀點的展示場。人們逐漸認同，他們原本堅持的價值觀在某些「特別情形」下並不適用。這實際也就悄悄否定了普世價值的存在。

還有很多電視台晚間節目充斥下流、低級的內涵，不堪入目。一些節目主持人也以出口說髒話為榮，甚至女主持人也口出不遜。不少節目是在人們極度放鬆的情況下，以娛樂的形式，灌輸低級品味、反文化、反傳統的內容，久而久之，人們見怪不怪，甚至認同、欣賞，道德下滑而不自知。

電視情景劇也被魔鬼利用，把平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見的變異價值觀、行為不斷重複呈現，使之「正常化」。

夏皮羅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在風靡美國的情景劇《朋友》（Friends）中有這樣一個片段。羅斯（Ross）的前妻卡羅（Carol）是個女同性戀，但她懷了羅斯的孩子。羅斯顯然對自己的孩子在同性戀家庭長大感到困擾，這時菲碧（Phoebe）走過來安慰羅斯說：「我長大的時候，你知道我爸離開了我們，我媽去世了，繼父被關進了監獄，所以我幾乎沒辦法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家庭。而你的孩子，現在還沒有出生，就有三個家長在爭著誰能愛他/她更多一些。他簡直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嬰兒。」羅斯一下子釋然了，覺得很有道理。夏皮羅寫道：「一個懷孕的女同性戀和三個家長，不但被描繪成正常家庭，甚至還是令人羨慕的家庭。」[49]

醫學上發現，人的腦電波呈現出五種模式，其中兩種是人在清醒時的模式，稱之為α模式和β模式。當人處在緊張工作的狀態下，腦電波呈現β模式，此時人的分析能力加強，偏重理性思考。如果一個人正在辯論，其腦電波會呈現出高度β模式。換句話說，人處於這種狀態下時，警惕性提高，不容易上當受騙。但當人處於放鬆的狀態下，腦電波呈現α模式，這種情況下，人的情感占據主導，分析能力下降。人們在看電影電視時，不是處於一個嚴肅的思考狀態，而是一個放鬆和容易被灌輸的α模式。這種情況下，人很容易被影視劇裡的觀點說服。

研究顯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媒體節目（包括兒童節目）含有暴力情節，有誤導傾向的性內容也遍布電視和影片中。除了學校的性教育課程，年輕人把媒體列為他們有關性行為信息的第二重要來源。大量研究表明，媒體的暴力內容會造成年輕人對暴力脫敏，增加他們未來人生中產生攻擊行為的風險。媒體對年輕人的暴力傾向、少女懷孕、性行為造成惡劣影響。常看含性內容節目的少女在三年內懷孕的概率是少看此類節目的女孩的兩倍。媒體的性節目也增加強迫性侵害以及危險性行為的風險。[50]

大量的色情和性內容直接對社會的價值觀和傳統進行衝擊，一位學者指出：「媒體充滿了性的內容，不要說孩子，就是批評家都難以抗拒，我認為媒體成了我們真正的性教育者。」[51]受媒體的影響，婚外性行為、通姦等等成為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覺得只要當事者你情我願，沒什麼不可以。

在《黃金時段的宣傳》一書中，夏皮羅總結上百個對美國影響很大的電視劇集。他發現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節目從肯定自由主義（Liberal），到推行無神論、嘲笑信仰，到推行性和暴力、推行女權主義、肯定同性戀和變性，到排斥道德，否定傳統的夫妻、家庭、親子關係，到極力推廣左派觀點，到樹立沒有同情心、殘暴的人為正面人物，其演變過程就是一個趨向越來越墮落的價值觀的過程，這種反傳統生活方式對社會大眾特別是年輕人的觀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52]

更有甚者，眾多所謂音樂電視節目毫無掩飾地向青年觀眾推銷軟色情，乃至變態性行為的色情。[53]電影分級制度實施之後，大量赤裸裸的色情片貼上「Ｘ」級標籤即可出品。隨著技術發展，這些淫穢節目從地下走到地上，在錄像出租店、付費有線電視頻道、旅館中隨時可得，不斷引誘人們走向墮落。

在電視節目上，魔鬼也沒有忽略對孩子的污染，形象醜陋的卡通、暴力卡通，乃至節目中隱藏的各種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理念，比如以「多元主義」的名義灌輸同性戀觀念，以「世界上只有一個你」灌輸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尊重，與其道德行為無關，諸如此類。[54]

誠然，許多好萊塢節目製作人或許沒有一個成形的計劃，要把各種變異觀念灌輸給大眾，但如果節目製作者本身認同魔鬼的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理念，那麼節目中「不自覺地」摻雜變異理念也是可以預料的。真正有慎密計劃的是魔鬼，而媒體人遠離了神就會成為被魔鬼操縱的棋子。
7. 魔鬼把媒體變成全面戰爭的重要戰場

在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中，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進行沒有道德底線的超限戰。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傳統派候選人川普直言反對「政治正確」、提倡回歸傳統價值、法治秩序、減稅振興經濟與生活、復興人對神的崇敬與謙卑等將美國「向右拉回」的舉措，引起了自由派的恐慌，因此自由派通過其控制的主流媒體，對川普發動了大規模攻擊。

在大選中，左傾媒體利用各種手法刻意醜化、集體唱衰川普，把其支持者描述為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仇視外來人口、未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讓人生出鄙夷、不願與之為伍的心態，以左右大選導向。除少數幾個媒體外，幾乎95%的媒體都預言川普肯定會落選。但事與願違，川普最後贏得了大選。

通常來說，無論選戰如何激烈，選戰結束後，不同黨派、團體都應重歸正常運作。媒體更應秉持公正準則，以國家利益為重，保持媒體中立的原則。但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結束後，人們看到的卻是，媒體並沒有從選戰時期走回國家正常運作之中，而是繼續選戰的仇恨，甚至抱定魚死網破的態度，哪怕自毀形象，也要一拼到底。

大多媒體故意忽略川普政府的政績，如金融市場創歷史紀錄的股票行情、美國外交上的勝利、幾乎徹底消滅伊斯蘭國（ISIS）、美國失業率創18年歷史新低，使美國企業界重新煥發生機。不但如此，這些媒體盡一切可能捕風捉影、處處掣肘。比如所謂「通俄門」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但特別檢察官的調查迄今卻依然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而國會的報告則更直接指出川普沒有通俄問題。[55]

為達到攻擊川普的目的，媒體還大量製造假新聞。2017年12月，一個美國電視新聞巨頭由於謊報川普命令其部下和俄國共謀溝通的假新聞，不得不處罰該資深記者四個星期無薪停職，並以收回假新聞而收場。[56]最後，那兩位記者被迫離開了該電視台。那位記者的團隊以前可以說戰績輝煌，獲得過4次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s）、17次艾米獎（Emmy Award）等大獎，但假新聞令他們自毀名聲，黯然收場。

2018年6月，一名洪都拉斯小女孩與母親試圖偷渡進入美國、遭到邊境巡邏隊攔下的哭泣照片，在媒體與網路上廣為流傳。媒體聲稱小女孩被強迫與母親分開，藉機大肆批評川普嚴守邊境、防堵非法移民的政策。隨後，某著名雜誌將小女孩的照片與川普的照片加工合成，作為雜誌封面，並在封面上加註一句「歡迎來到美國」，試圖藉此嘲諷川普。但小女孩的父親隨後接受媒體採訪表示，小女孩並沒有與媽媽分開。[57]

根據「媒體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近兩年針對美國主要三大媒體廣播公司的晚間新聞進行的研究發現，川普是這兩年三大電視台的報導重心，占三台晚間新聞總時數的三分之一。在2017年對川普負面報導的比率高達90%，正面報導卻只有10%。在2018年負面報導更高達91%。該報告說：毫無疑問，沒有一位總統像川普一樣在這樣長且持續的時間內受到這樣的敵對報導。[58]美國民眾也看出假新聞的端倪。根據蒙莫斯大學（Monmouth University）2018年4月的民調，美國民眾認為「新聞媒體傳播假新聞」的比率，從前一年的63%，攀升到77%。[59]2016年蓋洛普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人對媒體的信任度降至新低，只有32%的人對媒體有很多或相當程度的信任，比前一年降低了8個百分點。[60]無怪乎一位大媒體老闆痛心地說：「假新聞是我們時代的癌症。」[61]

按照美國選舉的結果，支持和反對川普的幾乎各半，而媒體的態度卻基本上是一面倒，這並非正常現象。對川普的妖魔化攻擊是因為他力主恢復傳統，他的理念與左傾的反傳統思想是不能共存的。媒體的抹黑如果能使人們對他失去信任，從而對抗他恢復傳統的努力，就達到了這種負面報導的目的──阻止社會向傳統回歸。

更令人憂心的是，大批媒體成為激進言論的放大器，激化社會矛盾，挑起仇恨對立，引發、加劇社會撕裂。其做法可以說到了不顧基本倫理、不計後果、不惜自毀的同歸於盡式的地步，把國家帶入十分混亂、危險的狀態。

哈佛專家

4. 媒體成為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政治工具

新聞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聞學院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創辦人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在1914年就訂立了著名的「新聞記者信條」（Journalist’s Creed），信條的規定包括忠於大眾、清晰、準確、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與權力慾望所左右、不譁眾取寵、尊重讀者等。[26]但上世紀60年代後，進步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深深影響了美國媒體，宣導（advocacy）取代了客觀，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報導取代了公允。正如本書已經多次指出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偽裝。

在《媒體精英》這部經典研究中，作者發現，記者對有爭議問題的報導反映了他們自己的態度與教育背景，同時，在新聞室裡的占大多數的政治自由派把新聞報導推向自由主義的方向。[27]

新聞學者凱帕斯（Jim A. Kuypers）在研究了美國新聞媒體二百多年的演變之後也認為，今天的主流媒體在組成上和報導實踐中都是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他提到，一左派大報的編輯說：「我們太經常在袖子上掛著自由主義，不容忍其它的生活方式和觀點。……我們毫不諱言：如果你在這裡工作，就必須是我們的同類，你必須是自由主義的、進步主義的。」[28]在另一項研究中，凱帕斯發現，在種族、福利改革、環保、槍枝管控等許多社會議題的報導上，主流媒體都偏向自由主義。[29]

左傾媒體占據主導地位後，對美國的政治生態產生很大的影響。媒體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傾向與新聞混雜在一起呈現給受眾。CBS前新聞記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中說，主流新聞主播偏見如此之深，以至於他們「甚至不知道什麼叫自由主義的偏見」。[30]

對講誠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體和嚴肅的新聞時，心裡基本上不設防線。很多時候，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媒體報導的新聞是客觀的、全面的，專家的分析是基於可靠資料的認真分析。這種信任感，將人們不知不覺地置於左傾媒體的洗腦之下，媒體成為培養左傾勢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國家傳統上重視媒體的真實、客觀、公正，因此媒體在常規情況下不會使用編造假新聞的方式欺騙公眾（現在假新聞橫行是一種極端反常的情況），而是使用了相當複雜隱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選擇性報導：每天世界上發生成千上萬的事件，哪些事件進入大眾的視野和意識、哪些湮滅無聞，幾乎完全取決於媒體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媒體擁有巨大的權力。由於大批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在其報導中越來越多地滲入意識形態色彩。在媒體報導中，各種左傾思潮成為主調，如「社會公正」、「平等」、女權主義等被大幅正面報導，而對共產主義的罪惡則輕描淡寫。前美國眾議院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評左傾媒體對共產主義有好感，他們拒絕面對馬克思主義無窮無盡的慘無人道的記錄，常常為馬克思主義開脫。[31]

選擇性報導大體有三類情況。第一，對事件的選擇，即只報導或者主要報導那些有助於引導讀者接受左傾意識形態的事件。第二，對事件背景的選擇，即不是全面報導事件的前因後果，而只報導有利於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部分背景。第三，對評論的選擇，即只引述有利於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個人或團體的觀點，而對相反的觀點輕描淡寫。上文引述的《向左轉》的作者格羅斯克羅斯寫道：「每一個因寫出來而犯的錯誤，都對應著數百甚至數千因不寫而犯的錯誤──也就是記者選擇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勢力願意提及的事實和事件。」[32]

其二，設置議題（agenda-setting）：上世紀60年代，媒體研究者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理論，即媒體設置議題的功能。伯納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簡明扼要：媒體「也許無法左右人們對問題怎麼想，但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讀者想什麼問題」。[33]也就是說，媒體可以通過報導的數量，或持續跟蹤某一類事件等手段，強調某些問題的重要性，同時淡化另外一些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問題。變性人權利等只有小眾關心的問題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就是媒體設置議題的成功範例。另外，全球暖化成為媒體和政界關心的重大問題，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長期綜合運作的結果。

其三，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響太大，媒體無法視而不見時，就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搶占對這些事件的解釋權。上世紀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和福利國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加劇了貧困和犯罪等現象，但左派利用媒體、好萊塢等，塑造堅強、自立的「單親母親」形象，掩蓋了其背後真正的社會問題。在一些媒體甚囂塵上地對「白人至上」的譴責，把一些少數民族經濟社會地位低下說成是制度性歧視的結果，這些都可以說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結果。

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的具體表現之一是報導時主題先行，記者或者編輯預先有對問題的既定態度，記者在撰寫新聞時，不是從事實提煉出故事和觀點，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題先行，把新聞事件像橡皮泥一樣捏成自己需要的樣子，用來證明自己的成見。

其四，用「政治正確」進行自我審查：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對大眾媒體的控制最為嚴密。很多媒體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確」手冊，規定哪些問題可以報導、哪些問題不能報導，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種口徑報導。由於有所謂「仇恨言論」的立法，歐洲媒體不敢客觀報導移民犯罪，儘管移民犯罪已經成為巨大的社會問題，威脅著這些國家的安定。美國媒體對移民犯罪也三緘其口，不願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分。

其五，貼貶義標籤降低保守派影響：研究者發現，自由派媒體出於「平衡報導」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庫的觀點，但是在引用其觀點時，一般都會加上一個標籤，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出於其保守的意識形態，因此是有偏見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庫的時候，他們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義的頭銜，如學者、專家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中立、客觀、理性、可信的。

其六，創造「政治正確」語言，潛移默化影響人的思想：西方媒體和左派政界、學術界聯手創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確的語言，這些詞語的數量極其龐大，被媒體多次重複後，進入讀者、觀眾的潛意識當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公眾對社會的認知和理解。

左傾理念一旦形成，它會表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紐約時報》2008年10月14日的評論《聚光燈下盡是自由主義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開篇就說：「在大選期間，紐約的劇院觀眾可以看到大約十幾個過度政治化的戲劇，從伊拉克戰爭、華盛頓的腐敗、女權主義到移民。但這裡你看不到保守主義者的觀點。」[34]

這種政治理念也會反映在選舉中。自由派政治候選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體關注，傳統派被變相打壓。格羅斯克羅斯的研究發現，在華盛頓特區的記者有93%會投票給民主黨，而只有7%投票給共和黨。而這些記者的報導和媒體上各路「專家」的分析，深刻影響了選民的投票。格羅斯克羅斯計算，如果媒體真的能夠客觀公正地報導大選，2008年共和黨候選人馬侃就會以56%對42%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而結果馬侃反而以46%對53%輸掉了那場選舉。[35]

5. 把電影變成反傳統文化的先鋒

好萊塢電影的社會影響是世界性的。雖然在世界電影總產量中，美國電影占比不到10%，但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全球影院超過70%的放映時間是在放映好萊塢電影。好萊塢主導全球電影界是不爭的事實。[36]好萊塢成為美國文化的世界性標誌，是美國價值觀在全球的傳播、放大器。魔鬼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工具，來傳播反傳統的變異價值。

今天大多數的美國人也許很難想像，在上世紀30、40年代，美國的家庭幾乎不需要擔心電影對孩子們的影響，因為那時電影界有嚴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會的協助下，電影界制定了《海思條例》（Hays Code，全稱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條例的第一條規定：任何電影不得降低觀眾的道德水準。因此觀眾的同情絕不能導向罪犯、犯罪行為和罪惡；關於性的條例規定，必須維護婚姻和家庭的神聖性，電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關係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見的。通姦有時是情節所必需的內容，但絕不能做露骨的處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來呈現。

然而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伴隨著共產邪靈主導的「性解放」觀念升溫造成的文化道德衝擊，同時電視在美國家庭的普及給電影界帶來巨大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多的影片無視《海思條例》，對好萊塢原有的道德自律帶來極大的衝擊。如改編自同名小說的《洛麗塔》（Lolita, 1962），以繼父和未成年女兒之間的不倫性關係作為主題，獲得一項奧斯卡獎和一項金球獎。雖然在當時這部片子毀譽參半，但今天「爛番茄」影評網站41個評價中好評達93%，從中可見整個社會道德的巨大變異。

最終，60年代末西方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的反文化運動高潮到來，宣告了好萊塢傳統道德秩序的解體。這個動盪時代中幾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標誌著魔鬼大規模控制好萊塢的開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倆沒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該片改編自大蕭條時代以邦妮與克萊德夫婦為首的殺人搶劫犯罪團夥的真實故事。在大蕭條當中，由於房屋被銀行沒收造成了人們的流離失所，強盜對此表現出「義憤」。由此影片把殺人搶劫銀行行為描繪成是出於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暗示惡行有著某種羅賓漢式的「正義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多次提到，魔鬼善於用某種看似「高尚」的「社會正義」把惡行合理化。影片中強盜夫婦由帥哥美女正面呈現，他們看上去有情有義、有「正義感」，而警察卻是無能、奸詐之輩。這清晰體現了當時反傳統價值、反社會秩序的主題。甚至在結局中，兩個強盜的死都顯得「無辜」，他們死於警察預設的「陰謀」，他們的死被美化成為打動青年觀眾的「暴力經典」，暗示他們是為某種「偉大事業」受難的「聖徒」。

影片的叛逆震驚了主流社會，卻獲得反叛學生的強烈共鳴。飾演男女主角的演員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年輕人模仿他們的風格、穿著、談話的方式、反叛習俗和反傳統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進的學生組織領袖在媒體上撰文，認為邦尼和克萊德是與古巴遊擊隊頭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分子阮文追一樣的「英雄」。[38]還有激進學生組織宣告：「我們不是潛在的邦妮與克萊德，我們就是邦妮與克萊德。」[39]

該電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鏡頭、美化罪犯的主題和性的場景遠遠超出好萊塢道德規則邊界，卻仍然得到業界推崇：該片獲10項奧斯卡獎提名，最終贏得2項大獎。這意味著原有規則的解體。

另一部電影是同年底的《畢業生》（The Graduate），反映了上世紀60年代大學生內心的彷徨和衝突。男主角大學畢業，面對人生目標時茫然和孤獨。父輩所代表的傳統價值觀被呈現為枯燥與虛偽的，他因而拒絕進入主流社會。他被一已婚婦女色誘後，又和其女兒戀愛，當女兒洞悉其母親與該男學生有染後，親情、戀情交織在一起，當最後她和另一男友舉行婚禮之際，該畢業生趕來，兩人又一同私奔。該片將年輕人反傳統、亂性、亂倫、私奔等情節攪在一起，複雜離奇，但卻迎合了當時社會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態、反傳統的大潮流，轟動一時。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歷年電影票房總收入榜中名列前茅。電影以7項奧斯卡獎提名，1項得獎獲得好萊塢認同。這兩部電影開啟了所謂的「新好萊塢」時代。

到1968年底，好萊塢用分級制度取代了《海思條例》。也就是說，什麼內容都可以上銀幕，只要貼上分級標籤就行。這大大放鬆了媒體人的自律，模糊了娛樂界是非善惡的標準。走到這一步，實際上是娛樂媒體人主動把道德和創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經變異的社會思潮，通過媒體給人慾望的刺激，讓人在即時可得、成本極低的滿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處，同時也利用製片商的貪婪，讓他們通過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業回報。

電影是一個特殊的媒體，它讓觀眾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圍裡，使其忘掉現實，和主角分享同樣的感受，與導演分享同樣的視角。成功的電影使觀眾如醉如痴，甚至不願讓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現實。因此它對塑造觀眾的價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讓人背離傳統。

一位知名製片人表示：「紀錄片轉化已經轉化的，故事片轉化未被轉化的。」[40]也就是說，紀錄片強化觀眾已有的價值觀，而故事片用引人入勝的方式，在觀眾不設防的情況下，把一種新的價值觀灌輸給他們。《我倆沒有明天》的製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熱衷於社會主義理念的明星，他編導主演了奧斯卡和金球獎得獎片（最佳導演）《赤色分子》（Reds, 1981），在冷戰高峰期以平易可親的形象成功改變了美國人對激進共產主義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編導並主演、獲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的電影《吹牛顧客》（Bulworth, 1998）中，他塑造了一個坦誠的總統候選人，然後借主角的身分發表演說，告訴觀眾，階級問題──而不是種族問題──才是美國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共同利益超過他們與富人之間的共同利益。[42]他的電影如此成功，以至於人們一度敦促他參政競選美國總統。

許多電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見影。比如在好萊塢《我倆沒有明天》的首映式上，有人在結束時站起來大聲咒罵警察。[43]分級制度生效後，好萊塢第一部R級（兒童不宜）賣座大片《逍遙騎士》（Easy Rider, 1969）就使吸毒風靡社會。它講述了兩個長髮的嬉皮士摩托車手販賣可卡因的冒險之旅。搖滾、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們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攝中甚至使用了真實的毒品。他們避世、放縱、反傳統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為無數反叛青年的「夢想」，也使毒品成為反文化的象徵。其導演承認，「可卡因在美國成為一個大問題，說真的全因為我。」[44]

自從分級制度誕生後，好萊塢被邪靈利用製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繪性、暴力、毒品、犯罪團夥等敗壞行為的電影作品。有研究發現從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好萊塢電影中R級影片占58%。[45]

美國學者維克特‧克萊恩（Victor B. Cline）在上世紀70年代對當時鹽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發現57%的電影正面表現了主角對配偶的不忠行為，或者用某種情形將其合理化；38%的電影將犯罪行為表現為有回報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現，並且令人興奮而沒有任何負面後果；59%的電影主角殺死了一個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種形式的通姦行為。實際上只有一部電影中的男女性關係是在合法婚姻之內的。只有22%的電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針對大眾對電影中過分的暴力、性內容的批評，一種常見的辯護就是電影只是反映現實生活，因此並不會帶來更多負面影響。但是事實上，上述關於電影的統計顯然不能反映現實狀況。大量左派好萊塢從業人員，自然會將其價值觀反映到作品中來，從而影響社會大眾。前好萊塢編劇、知名影評人麥德維徳指出，好萊塢從業者按照他們的意願改變社會的價值觀：美化暴力、鼓吹性亂、貶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認為這些敗壞道德的內容只是因為受到金錢的驅使。無論哪種原因，結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過分地說，電影帶動人群道德下滑的效應已經令人觸目驚心，有的甚至把獸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揚人變獸、人獸交主題的作品也已經被好萊塢主流認可、受到讚譽，這就是魔鬼統治我們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實反映──人們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這些反傳統電影，表面上用各種貌似高深的理論探討、反映社會現實問題，實際上是精心設計各種藉口，給觀眾呈現一個「複雜的具體環境」，讓人覺得道德準則必須隨著實際情況而變。這其實是向觀眾宣布：這個世界並沒有黑白分明的善惡正邪之分，傳統是乏味和令人壓抑的；道德是相對的，傳統社會中被鄙視的醜惡行徑總可以在某種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燈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們在享受娛樂的同時，魔鬼用這種方法把道德相對主義悄悄植入人心，將人一步步推離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