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4）灌輸各種左傾激進意識形態

霍洛維茨和拉克辛在《一黨教室：美國最好的大學中激進教授如何向學生灌輸和破壞我們的民主》一書中，列出了12所大學最糟糕的150多門課程。這些課程充斥了「左派」的觀點。有的以學術語言包裝，而有的連基本的學術規範都免了，使得這些課程看起來更像共產黨國家開設的政治課。

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的「社群研究系」提供一門研討課，其內容為「教授如何組織革命。我們將學習不同群體在過去和現在如何抵抗、挑戰和推翻包括（但不限於）全球資本主義、政府壓迫和種族主義在內的權力體系」。[35]

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傑出教授」比爾‧艾爾斯（Bill Ayers）在20世紀60年代就是「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SDS）分支機搆「氣象員」（Weatherman）的領導人和極端左翼分子。氣象員1969年轉入地下並成為美國第一個恐怖主義組織，致力於煽動美國的激進學生發動會觸發種族戰爭的恐怖襲擊。該組織在國會山、紐約市警察總局、五角大樓和國民衛隊的總部發動爆炸攻擊。艾爾斯最廣為人知的「名言」是：「殺死富人。砸爛他們的汽車和房子。把革命帶回家，殺死你的父母，這才叫革命。」[36]艾爾斯在學術著作中的觀點和他的履歷頗為一致。在一本書中，他強調必須「克服對暴力犯罪的少年犯的『偏見』」。[37]

由於左翼進步主義者的保護，聯邦調查局一直未能抓獲艾爾斯。艾爾斯在1980年回到公眾視線內，鑽了法律的空子而逃避了刑事處罰。之後，艾爾斯到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任教，研究方向為「幼兒早期教育」。他的政治觀點絲毫沒有改變，而且仍為他當年的爆炸攻擊感到自豪。艾爾斯被提升為副教授、教授，直至獲得「傑出教授和大學高級學者」這一大學最高榮銜。每次提職都需要整個系和學院教授們的表決。他被提升的本身就代表著大學對他過去的恐怖活動的默認。

德州大學某傳播學副教授毫不避諱地在大學網頁上將自己描述為「長期的活動人士和社會主義者」。她是「國際社會主義組織」成員，一個自封的尋求在美國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布爾什維克黨。她的網頁列出了五門由政治議題所驅動的課程。她所教授的「傳播學和社會變革」課程，按照她自己描述的目的，就是「鼓勵你投身於改變美國的過去的和正在進行的運動」。[38]
5）否定美國的偉大傳統

2014年，德克薩斯技術大學的一個學生組織在校園中做了一次調查，向被訪者提出三個問題：「誰打贏了南北戰爭？」「副總統是誰？」「我們是從哪個殖民者那裡獨立出來的？」對於這些關於美國政治和歷史的常識，很多學生懵然不知，但談起影星的婚姻戀愛卻如數家珍。[39]

2008年，校際研究所隨機問詢了2500名美國人，發現只有一半的人能夠說出美國三權分立的機構是什麼。[40]2014年「全國教育進展評鑒」組織發現只有18%的學生對美國歷史比較熟悉，而對於公民常識的33道考題中，71%的美國人得了49分以下（60分及格）。[41]

學習美國歷史不僅是了解一個國家創建的過程，也是了解這個國家建立在何種價值觀的基礎上，以及為維護這些傳統價值所付出的代價。唯有如此，人們才會珍惜今天所擁有的，也會守護這種傳統並傳給下一代。

而遺忘歷史就是割斷傳統，不了解公民義務是出現極權政府的必要條件。我們不免會問：美國的歷史教育和公民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可以從美國學生使用的教科書和他們的老師身上找到答案。

一本流傳甚廣的美國歷史教科書《人民的美國史》的作者霍華德‧津恩（Howard Zinn）是馬克思主義者。讀這本書給人的印象是，所有關於美國歷史上的英雄事蹟和啟迪人心的故事都是無恥的謊言，美國歷史漆黑一團，充滿了壓迫、剝削和種族滅絕。[42]

波士頓某大學的一位經濟學教授認為與美國為敵的恐怖分子是真正的「自由戰士」，而美國則是惡魔。在發表於2004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將「9.11」襲擊世貿大廈的恐怖分子比作在萊克星頓打響美國獨立戰爭第一槍的反抗者。[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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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反西方文明的經典之爭

1988年，斯坦福大學的激進學生和教師，抗議該校的西方文明史課程。他們大聲呼喊口號：「嘿嘿呵呵，西方文明必須撤！」（Hey, hey, ho, ho! Western Civilization has got to go!）斯坦福大學向抗議者讓步，用具有鮮明多元文化特色的「文化、思想、價值觀」課（Cultures, Ideas, Values，CIV）取代了原來的西方文明史。新的課程雖然並沒有取消原來的一些西方文化經典，包括荷馬、柏拉圖、聖奧古斯丁、但丁、莎士比亞等，但是規定，每學期的課程必須包括若干女性、少數民族等歷史上受壓迫群體的作品。時任美國聯邦教育部長的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把這種改革課程的方式稱作「恫嚇式課程」（curriculum by intimidation）。其它著名大學很快跟進，二流、三流大學也「不甘落後」。幾年之內，美國大學的文科通識課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保守主義思想家德蘇薩在《不自由的教育》中，用《我，里戈韋塔‧門楚：印第安女人在危地馬拉》（I, Rigoberta, Menchu: An Indian Woman in Guatemala）這部書說明斯坦福大學新課程的意識形態導向。這本書講的是一個叫里戈韋塔‧門楚的年輕印第安女子在危地馬拉的成長歷程。她的父母在一場屠殺中無端遇害，她決心反抗，思想越來越極端。她逐漸認同南美洲印第安人爭取「自決權」的運動，反對歐洲化的拉美文化（Europeanized Latino culture）。她先是成為一個女權主義者，然後變成一個社會主義者，最後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書的最後，她開始參加「人民陣線」在巴黎的集會，談的是「資產階級青年」、「莫洛托夫雞尾酒（即燃燒瓶）」等話題。書的一章直接就叫作「里戈韋塔放棄婚姻和母性」。[44]

美國大學以「政治正確」之名驅逐經典作品，至少在如下幾個方面造成了破壞性後果。第一，用粗製濫造、內容膚淺但具有煽動性的「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取代了具有恆久價值的文學經典；第二，把革命文學或受害者文學與經典文學作品比肩，也似乎取得了經典的地位，極大地增強了對學生心理的影響；第三，經典文學與不入流的作品並列，被矮化（trivialized），其價值也被相對化（relativized）了；第四，解讀文學經典的指導思想也變成了批判理論、文化研究、身分政治和「政治正確」，學者們熱衷於研究莎士比亞戲劇裡隱藏的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或者經典作品裡人物的同性戀傾向等等，這是對經典的歪曲和侮辱；第五，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學生很難相信經典作品裡崇高的人格、偉大的事業、高尚的動機，而培養了一種蔑視一切，甚至仇視一切的憤世嫉俗態度（cynicism）。

在傳統的人文教育中，文學經典的主題基本都是關於博愛、正義、忠貞、勇氣、自我犧牲精神等道德價值的。歷史教育則是關於這個國家建立和發展的最重大事件，其中許多事件都能夠回溯到一個國家的立國之本，即最傳統的價值觀。

西方傳統的文學經典大多為歐洲的白種男人所寫，左派以「多元化」或「女權」為藉口，讓人多閱讀有色人種、少數族裔和非洲拉美等地的文學作品。歷史教育則傾向於將一個國家的歷史描述為一片漆黑，充斥了對女人、少數族裔的奴役和剝削。歷史教育不再回溯傳統，而是為了灌輸對女人和少數族裔的「罪惡感」。

人能夠閱讀的時間是有限的，當教育刻意讓人注重「政治正確」的作品，人閱讀傳統經典的時間就被擠掉了。其結果就是造成一代代學生與自己的文化根源，特別是文化所承載的從信仰派生出的價值觀的背離。每個民族自己的文化傳統來自於神，文化可以多元但不能混雜，而文化混雜的結果也就斷掉了人和造這個人種的神之間的文化橋梁。
7）壟斷教科書和人文學術研究

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極為重視教科書的作用。他說：「只要這個國家的經濟學教科書是我寫的，誰來制定法律和條約我全都不在乎。」[45]教科書發行量大、權威性高，對學生影響極大。因此壟斷了教科書，就掌握了塑造學生思想的主導權。

激進的學者、教師獲得終身教職和一定的學術聲望之後，進一步控制了大學出版社和各種委員會。因此各種激進的理念被塞進教科書當中，偽裝成知識強行灌輸給學生。某些學科的教授推薦的教科書、必讀書目裡面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超過任何一個其它學派的著作。前文提到過的津恩的《人民的美國史》就被很多歷史系、經濟學系、文學系、女性研究系等列為必讀的教科書。

學術界的左派形成相當的勢力後，就可以利用美國學術界通行的「同行評審」制度壓制不同的言論。一篇挑戰左派意識形態的論文勢必被左派「同行」拒絕發表。

很多文科專業的學術期刊用「批判理論」作指導，充斥著晦澀的學術術語，但主旨都是否定神、否定傳統文化，煽動顛覆現存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革命。有一類論文，力圖證明所有傳統的道德和規範，甚至包括科學規範，都是「建構」（socially constructed）出來的，意即是掌握強權的人把自己的主觀標準包裝成普世觀念，然後強加給社會大眾，用以維護自己階級或人群的統治地位。

1996年，紐約大學物理學教授索卡（Alan Sokal）在美國杜克大學出版的文化研究學術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為「跨越界線：通往量子重力的轉換詮釋學」（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論文稱「量子重力」是由社會和語言建構的，整篇文章旁徵博引，有109條註腳，參考了219篇文獻。[46]

論文刊出當日，索卡在另一雜誌《共同語》（Lingua Franca）上聲明該論文實屬惡作劇。他故意投稿給《社會文本》，是一場「物理學家有關文化研究的實驗」。[47]

索卡在接受廣播節目「全盤考量」（All Things Considered）的採訪時表示，他之所以這麼做，是受到《高級迷信》（Higher Superstition，1994）一書的啟發。該書作者說，一些人文科學期刊將發表任何東西，只要它有「合適的左派思想」並引用著名左派思想家的著作。因此他炮製了一篇堆砌了左派意識形態話語、無關痛癢的引用、完全胡扯的論文投稿。[48]

索卡後來撰文指出：「我的實驗結果至少證明了，美國左派學界一些時髦領域已經在智力上變得懶惰了。《社會文本》的編輯喜歡我的文章，因為他們喜歡它的結論：『後現代科學的內容和方法論為進步的政治計劃提供了強有力的智力支持。』顯然他們不覺得有必要去分析證據的質量、論證的有效性，或論證與所謂結論的相關性。」[49] 索卡事件以戲劇性的方式證明，批判理論和文化研究領域的很多所謂學術成果，毫無學術性和嚴肅性可言。

從美國大型學術聯合會年會的論文選題可以清楚看出過去幾十年中人文社會學科被各種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滲透情況之普遍和嚴重。現代語言學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是美國最大的學者聯合會之一，會員超過25,000人，主要是從事現代語言研究與教學的教授和學者。該學會每年的年會與會人數經常超過10,000人。通過檢索該學會網站提供的年會專題討論歷史記錄，就會發現有相當比重的論文採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或者以法蘭克福學派思想、解構主義、後結構主義等變異理論為工具，或者使用女權主義、同性戀研究、身分政治等激進意識形態話語。包括美國社會學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在內的其它學術聯合會也有同樣的傾向，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必須指出的是，美國大學裡有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傳統，不管什麼專業的大學生入學，都要學習數門公共必修課程，而這些課程基本上都是文、史、哲、社會學、傳播學等系的教授開設的。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指出，必修課程──顧名思義，學生對這類課程無可奈何無處可逃──常常成為教授們進行意識形態灌輸的重要場所。教授利用手裡的權力向學生兜售自己的左傾激進觀點，甚至以成績為籌碼，逼迫學生認同其觀點。如果學生膽敢挑戰老師的觀點，老師就會以低分作為懲罰。[50]因此，人文社會科學系教授的馬克思主義觀點不僅僅會污染本專業的學生，而且會影響到幾乎所有的大學新生。

大學生喜歡被人當作成年人尊重，但畢竟涉世未深，知識有限，而大學又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他們不會想到自己尊重的教授、學者，竟然利用學生的天真和輕信，灌輸給他們一整套錯誤、有害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家長支付高額學費，本來指望孩子掌握有用的知識和技能，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礎。他們又怎會想到，孩子被剝奪了最寶貴的學習機會，卻被日復一日地激進化，他們被強迫接受的錯誤觀念將影響他們的下半生？

當一代一代的人進入被魔鬼嚴重滲透的教育體制，學習著其代理人編寫的教科書和杜撰的變異理論，共產邪靈離它敗壞道德、破壞文化並最終毀滅人類的目標也就越來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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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大學進行「再教育」洗腦並敗壞道德

隨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大學校園內猖獗，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大學校園政策越來越專注於防止「冒犯性」的言論，尤其是冒犯女性或者少數族裔的言論。美國學者唐斯（Donald Alexander Downs）指出︰從1987年到1992年，有大約300所美國大學實施了言論規範的相關政策，以半法律化的形式嚴禁「冒犯」敏感人群或事物的言論出現。[51]

支持這種行動的人也許是出於好心，但由此卻產生荒謬的結果：從此宣稱自己有權利不被冒犯（實際上這並不是任何法律賦予的公民權）的人不斷增加，並可以基於任何理由──文化馬克思主義的氾濫，讓任何人都可以從自己的文化、祖先歷史、膚色、性別、性傾向等方面找到理由宣稱自己屬於「被壓迫群體」。而大學行政方面也不斷地給宣稱受害者這樣的特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被壓迫者當然是道德上正確的，他人甚至不敢對其自稱的受到冒犯的真實性有所質疑。這一邏輯的荒謬性在於其偷偷轉換是非善惡的道德評判標準。隨著人們的群體認同和情感越來越強烈（在列寧斯大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高），人們最終不自覺地完全放棄傳統普世價值的善惡標準，以群體情感（group emotion）判斷是非善惡。這在共產極權國家裡表現得最為顯著，最終導致流氓無產者（「受壓迫者」）可以理直氣壯地屠殺地主資本家（「壓迫者」）。

這種隨意宣稱自己是「受冒犯者」的案例不斷增多，原因之一是文化馬克思主義學者編造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的新概念，不斷擴展「歧視」言行的定義：如微攻擊（micro-aggression）、觸發警告（trigger warning）、安全環境（safe space）等等，而大學行政方面也隨之出台相應的懲罰政策和強制培訓，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等。

「微攻擊」的意思是輕微或者含蓄的日常語言或非語言冒犯，儘管「冒犯者」可能完全出於無意或者無知。這種無意或者無知被稱作「不敏感」（insensitive，在列寧斯大林主義中，這叫階級覺悟低）。許多大學的新生入校培訓的重要內容就是敏感度培訓（sensitivity training），比如被告知哪些話不能說、哪些服飾不能穿，否則會構成「微攻擊」，被視作違反校規。一些校園中，「歡迎來美國」這句話不能說，因為可能構成歧視，被視作微攻擊。原因是，這會讓一些歷史上在美國遭受不公對待的族裔，如印第安人、非洲人、日本人、華人等等，想起祖先的屈辱歷史。加州大學公布的「微攻擊」禁忌語，包括「美國是個大熔爐」（種族歧視）、「美國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男人和女人都有同樣的成功機會」（否認性別或種族不平等）等等一長串日常用語。[52]微攻擊違規者會受到校方處罰，因為這會阻礙學校構建所謂的「安全環境」（safe space）。

一個典型的「微攻擊」例子，發生在印第安納大學─普渡大學的印第安納波利斯校園。一個白人學生因為讀了一本書而違反了種族騷擾條例，書名叫做《聖母大學生擊潰三K黨》。但書的封面上三K黨集會的照片讓這位學生的同事（該學生同時也是一個公寓管理員）感到被冒犯。學校的糾偏辦公室認為該學生違反了種族歧視校規。後來經過學生的抗爭和其它團體的幫助，學校不得不承認該學生沒有錯。[53]

所謂「敏感度培訓」、「多元化培訓」，堪比前蘇聯或者中國的「再教育」洗腦。「再教育」的目的是強化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現在是男性或者白人）要認清自己所在「壓迫階級」的「原罪」，被壓迫階級要認清資產階級文化的「假象」，清除「內化的壓迫」，拋開個人處境而真正認清自己階級被壓迫的地位（現在是女性要認清傳統女性性別身分是傳統文化製造的「迷思」，黑人要認清「公平」是白人傳統文化製造的假象，區分個人境遇和種族、性別境遇）；學會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要意識到按照「壓迫階級」的立場認識問題是「錯誤的」。所以要改造世界觀，完全按照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的立場思想和行動，否定階級壓迫或者階級鬥爭的言行也會遭到嚴厲懲罰。「敏感度培訓」是要充分意識到「社會不公」，言行要站在「被壓迫」群體（女性、少數族裔、同性戀者等等）的立場上。

比如2013年西北大學要求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完成一門關於多元化的課程後才能畢業。按照學校說明，這門課程完成後學生將能夠「擴展他們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學會階級分析），「認識到他們自己在不公平系統中的位置」（認清自己的階級成分），並且「反思自己的權力和特權」（要站在「受壓迫」階級的立場上）。[54]

另一個典型例子，是德拉華大學2007年的「再教育」洗腦項目（校方稱為「對學生不正確態度和信仰的治療」）。這個項目針對7000名住校生。他們被強制要求參加思想意識「治療」。其明確的目的是讓學生接受關於某些問題的特定觀點，比如政治、種族、性別、環保主義等等。大學宿舍助理要求給每個學生一對一的問卷。問卷中關於種族和性別的問題包括「他們願意和什麼樣的種族和性別的人約會」，其直接目的是讓學生在這些方面更加「開放」。有個學生在被問到「你什麼時候意識到自己的性別身分（性別身分是指不同於生理身分的性別認同，比如生理男性者可能認同自己是女性的性別身分）」時，回答說：「不關你的事。」結果她被宿舍助理彙報給學校管理層。[55]

魔鬼安排大學中這種泛政治化的「再教育」，其目的不光是混淆神留下的道德評判標準。另一方面它還大大強化和放大學生以自我為中心的個人主義理念。年輕學生從這種高度強化的政治環境中學到的是可以利用「群體情感」作為「高尚」的目標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只要宣稱自己是某個「受壓迫群體」的受害人，就可以任意指控、威脅別人，或者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如果他人的觀點與自己不一致，就可以「受到冒犯」為由向校方提出抗議，要求發言者閉嘴；保守派學生報紙中如有自己不喜歡的觀點，甚至可以燒毀其報紙。

感受到被冒犯本來是主觀感覺，但現在感受成為「客觀」證據。以至於大學教授們一不小心就踩了地雷。一夜之間，各大學的學生開始要求教授在使用某個材料之前，要提前發出「觸發警告」，因為某些教學話題、閱讀材料可能會引起學生「負面的情緒反應」。過去幾年被要求列入觸發警告的著作甚至包括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記》等經典作品。有的學校要求，如果某著作有可能觸發學生的負面反應，就應該儘量避免使用。[56]

這種氛圍下成長的許多學生，自我為中心的意識不斷膨脹，專注於自己不被冒犯。校園內不斷強化的群體意識（「階級意識」的另外一種表現形式）讓他們不懂如何獨立思考、不懂個人責任。他們和上世紀60年代的激進學生（如今成為他們的教授）一樣反叛傳統，更等而下之者亂性、酗酒、吸毒、滿嘴髒話。但在他們玩世不恭的表面之下是脆弱的心靈，不堪任何打擊和挫折，遑論擔負責任。

傳統教育中培養的是對自我的約束、獨立思考和責任心、對他人寬容的美德。魔鬼就是要讓下一代不斷放縱自己，成為魔鬼統治世界時可以利用和操縱的工具。#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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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類報導很多，比如https://www.thedailybeast.com/el ... s-to-get-over-trump; http://college.usatoday.com/2016 ... r-trumps-election/.

[2] 根據美國政策國家基金會2017年的調查，國際學生已經占據美國大學研究生院科技工程專業的絕大多數。全日制國際學生比例最高的三個專業是電子工程、石油工程和計算機科學，國際學生比例分別為81%、81%、79%。Elizabeth Redden, 「Foreign Students and Graduate STEM Enrollment,” Inside Higher Ed, October 11, 201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q ... te-stem-enrollment.

[3] G. Edward Griffin, Deception Was My Job: A Conversation with Yuri Bezmenov, Former Propagandist for the KGB, American Media, 1984.

[4] Scott Jaschik,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What the Research Says,” Inside Higher Ed, February 27, 2017, 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n ... s-about-what-means.

[5] 同上。

[6] 同上。

[7] 同上。

[8] “The Close-Minded Campus? The Stifling of Idea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Website, June 8, 2016, https://www.aei.org/events/the-c ... ican-universities/.

[9] Quoted in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2-3.

[10] 參見Zygmund Dobbs, Keynes at Harvard: Economic Deception as a Political Credo. (Veritas Foundation, 1960), Chapter III, “American Fabianism.”

[11] Quoted in Robin S.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2013), 26.

[12] Quoted in Walter Williams, More Liberty Means Less Government: Our Founders Knew This Well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9), 126.

[13] David Macey, “Organic Intellectual,” The Penguin Dictionary of Critical Theory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0), 282.

[14]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15] Bruce Bawer, The Victims’ Revolution: The Rise of Identity Studi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2), Chapter 1.

[16] 同上。

[17]  Fran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3), 92.

[18] Jean Paul Sartre, “Preface,”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by Franz Fanon, 22.

[19] Roger Kimball,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revised edition (Chicago: Ivan R. Dee, 1998), 25-29.

[20] Jonathan Culler, Literary Theory: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21] Fredrick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Chapter 1.

[22] Quoted in Roger Kimball, “An Update, 1998,” Tenured Radicals: 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 3rd Edition (Chicago: Ivan R. Dee, 2008)， xviii.

[23] 馬克思：《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

[24] “Most Cited Authors of Books in the Humanities, 2007,” Times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uky.edu/~eushe2/Bandura/BanduraTopHumanities.pdf.

[25] Joshua Phillip, “Jordan Peterson Exposes the Postmodernist Agenda,” The Epoch Times, June 21, 2017, https://www.theepochtimes.com/jo ... itics_2259668.html.

[26] Quoted in Roger Kimball, “The Perversion of Foucault,” The New Criterion, March 1993, https://www.newcriterion.com/iss ... ions-of-m-foucault.

[27]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New York: Crown Forum, 2009), 51.

[28]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51-52.

[29] Bruce Bawer, The Victims’ Revolution: The Rise of Identity Studies and the Closing of the Liberal Mind, Chapter 3.

[30]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3.

[31]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13), 84-85.

[32]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212.

[33] David Horowitz, Indoctrinate U.: The Left’s War against Academic Freedom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9), Chapter 4.

[34] 同上。

[35]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1-2.

[36] http://www.azquotes.com/author/691-Bill_Ayers.

[37]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102.

[38] David Horowitz and Jacob Laksin, One Party Classroom, 116.

[39] “Who Won the Civil War? Tough Question,” National Public Radio, November 18, 2014,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 ... war-tough-question.

[40] “Summary of Our Fading Heritage: Americans Fail a Basic Test on Their History and Institutions,”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Website, https://www.americancivicliteracy.org/2008/summary_summary.html.

[41] “Study: Americans Don’t Know Much About History,” July 17, 2009, https://www.nbclosangeles.com/ne ... About-History.html.

[42] Howard Zinn, 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

[43] 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 74.

[44] Dinesh D’ Souza, Illiberal Education: The Politics of Race and Sex on Campu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71.

[45] Paul Samuelson, “Foreword,” in 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Course, eds. Phillips Saunders and William B. Walstad (New York: McGraw-Hill College, 1990).

[46] Alan D. Sokal,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 Social Text No. 46/47 (Spring – Summer, 1996), 217-252.

[47] Alan D. Sokal, “A Physi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 Lingua Franca (June 5, 1996). Available at http://www.physics.nyu.edu/facul ... gua_franca_v4.html.

[48] Alan D. Sokal, “Parody,” All Things Considered, National Public Radio, May 15, 1996, https://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043441.

[49] Alan D. Sokal, “Revelation: A Physicist Experiments with Cultural Studies,” in Sokal Hoax: The Sham That Shook the Academy, ed. The Editors of Lingua Franca (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0), 52.

[50]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212-213.

[51] Donald Alexander Downs, Restoring Free Speech and Liberty on Campus (Oakland, CA: Independent Institute, 2004), 51.

[52] Eugene Volokh, “UC Teaching Faculty Members Not to Criticize Race-based Affirmative Action, Call America ‘Melting Pot,’ and More,”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6,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 ... term=.c9a452fdb00f.

[53] “Victory at IUPUI: Student-Employee Found Guilty of Racial Harassment for Reading a Book Now Cleared of All Charges,”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 https://www.thefire.org/victory- ... ed-of-all-charges/.

[54] “Colleges Become Re-Education Camps in Age of Diversity,” Investor’s Business Daily,  https://www.investors.com/politi ... -leftist-politics/.

[55] Greg Lukianoff, “University of Delaware: Students Required to Undergo Ideological Reeducation,”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in Education, https://www.thefire.org/cases/un ... gical-reeducation/.

[56]Alison Flood, “US Students Request ‘Trigger Warnings’ on Literature,” The Guardian, May 19,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 ... ings-in-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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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6/30/n105269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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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19)：教育篇(下)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02 9:30 AM 人氣 17998       
標籤: 共產主義, 教育,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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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7月16日訊】第十二章 教育篇：魔鬼在毀掉我們的後代和未來（下）

目 錄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1）從盧梭到杜威
（2）以「人性本善」為藉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3）以「學生中心」為名，否定教師權威和傳統
3）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
（1）灌輸無神論和進化論
（2）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4）教育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
（1）心理學與教育學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3）使學生變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
（4）淫穢的性教育
（5）以「自尊」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5）魔鬼滲透教育的多條路線和複雜手段
（1）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控制權不斷上移
（2）教師工會獎勵平庸，阻礙改革
（3）在教育過程中排除家庭的影響
（4）用複雜術語誤導家長和公眾
（5）大規模的學科重組和教科書的迅速更新換代
（6）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
3. 魔鬼在東西方破壞教育殊途同歸
結語：回歸傳統教育
2. 共產邪靈滲透中小學教育

在教育領域，雖然共產邪靈下手最狠的地方是大學，但它並沒有放鬆對中小學的侵蝕。它採用各種狡猾的手段把學生變壞、變傻，為進一步在大學裡給他們洗腦做準備。把一代一代學生變得知識越來越貧乏、思維能力越來越差，這個過程歷時百年，其始作俑者是杜威領導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的一波波教育改革大多沒有脫離進步主義教育的藩籬。除了給學生灌輸無神論、進化論、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美國的中小學教育還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一方面破壞學生的傳統信仰和道德，一方面灌輸道德相對主義和一系列現代觀念及變異的生活態度。魔鬼的代理人遍布教育的各個部門，他們採用了非常複雜的欺騙和強制手段，讓學生和公眾防不勝防。
1）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傻

美國是民主國家，上至總統、議員，下至市長、鎮長、學區委員等等，都是選民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民主政治是否能走上良性軌道，不僅取決於人民的道德水平，還取決於其知識程度。假如選民對歷史、政治經濟制度、社會問題等所知甚少，就無法明智地選出可以為國家和社會的長遠和根本利益著想的官員，就等於把國家置於危險的境地當中。1983年美國教育部委託一組專家，經過18個月的調研，寫出一部名為「國家在危險中」（A Nation at Risk）的報告。報告的作者深刻地指出：「為了使我們的國家能夠運作，公民必須能夠在短時間內，在相互衝突或不完整的證據的基礎上，就複雜問題達成一些共識。教育有助於形成這些共同的理解，托馬斯‧傑斐遜很久以前就在其著名的格言中提出了這一點：『除了人民自己，我不知道社會的最高權力還有什麼更安全的存放處；如果我們認為他們沒有足夠的見識明智地行使權力，那麼補救措施不是從他們那裡拿走權力，而是要讓他們增長見識。」對個人而言，知識貧乏、思維能力差就無法分辨魔鬼的謊言和欺騙。共產邪靈深知教育的巨大作用，因此滲透到教育體制的各個層面，把學生變傻變笨，以便於邪靈操控。

《國家在危險中》一文中寫道：「我們社會的教育基礎正在被平庸的浪潮所侵蝕，它已經威脅到國家和人民的未來」，「如果現在美國教育的平庸表現是一個不友好的國家強加給我們的，那麼甚至應該把它視為一種戰爭行為」，「我們不僅讓蘇聯衛星事件之後學生成績的進步付之東流，而且毀掉了帶來進步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就其效果而言，我們不知不覺地進行了一場單方面的教育裁軍」。報告引用一位學者的話指出：「在我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這樣的情況：一代人的教育技能不會超過、無法達到甚至不能接近他們父母的水準。」[1]

報告列舉了一系列令人觸目驚心的數據：除了在國際考試當中常常墊底之外，2千3百萬美國成年人是功能性文盲，即只具有最基礎的讀寫能力，無法滿足稍微複雜的生活或工作需要；功能性文盲的比率在17歲的青少年當中是13%，在少數族裔當中可能高達40%；從1963年到1980年，大學入學考試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成績直線下滑，語文平均分下降50多分，數學平均分下降近40分；17歲青少年不具有高階思考能力，近40%無法就閱讀材料做出推理，只有1/5會寫議論文，只有1/3能夠解決需要幾個步驟的數學題。[2]

上世紀80年代以後，美國教育界的有識之士發起「重回基礎（Back to Basics）」運動，是否有助於挽回美國教育的頹勢呢？2008年，埃默里大學英語系教授馬克‧保爾萊恩（Mark Bauerlein）出版了一本題為「最笨的一代人」的書，書的第一章綜合了教育部和民間機構的考試和調查結果，從歷史、公民常識、數學與科技、藝術等幾個方面概述了美國學生的知識缺陷。2001年的全國教育進步評鑑（NEAP）的歷史考試中，57%的學生的成績「不及格（below basic）」，只有1%達到「優秀」（advanced）。令人驚訝的是，當考題問到哪個國家是美國二戰中的盟友時，有52%的人選擇了德國、日本、意大利而不是蘇聯。其它幾個方面的結果同樣令人大失所望。[3]

美國教育質量的大滑坡有目共睹。90年代以來，「弱智化（dumbing down）」這個說法出現在多本有關美國教育問題的著作中，成為探討美國教育者繞不過去的一個概念。紐約市資深教師、教育研究者約翰‧泰勒‧迦圖寫道：「拿起一本1850年的五年級數學或修辭課本，你會發現那時的內容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水準。」[4]為了不使美國教育的成績單顯得過於難看，標準化考試機構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不得不在1994年重新定義了大學入學統考SAT的分數。1941年SAT開始採用現代形式時，語文考試的平均分是500分（800分滿），到90年代平均分已經下降到424分，於是ETS把424定義為500分，以避免讓公眾感到尷尬。[5]

教育質量的滑坡不僅表現在學生讀寫能力的下降上。由於基礎知識的欠缺，美國學生的思維能力急劇下滑。美國學者托馬斯‧索維爾90年代指出，由於不良教育的影響，學生不光不會閱讀、不會思考，甚至不知道思考是什麼，因為他們「常常把思考和感覺混為一談」。[6]與60年代那些侃侃而談的反叛學生領袖不同，現在電視新聞節目中採訪的參加街頭抗議的年輕人很少能夠連貫清楚地表達自己的訴求，缺乏基本的常識和思維能力。

學生成績下滑的原因並非現在的學生沒有以前聰明，而是因為被共產邪靈操控的教育系統在悄悄進行一場針對下一代的戰爭。《蓄意把美國弱智化》的作者、80年代在美國教育部擔任高級政策顧問的夏洛特‧伊瑟比特說：「美國人民不理解這場戰爭的原因是，戰爭是在背地裡進行的──在我們國家的學校裡，目標是被俘虜在教室裡的孩子們。」[7]

哈佛專家

2）進步主義教育是魔鬼的順手工具

美國中小學教育的大面積背離傳統開始於20世紀初的進步主義教育運動。其後，一代代進步主義教育家炮製出大量似是而非的理論說辭，改變課程設計，淡化教學內容，降低教學標準，造成了傳統課程體系迅速解體，教育水平不斷下降。
（1）從盧梭到杜威

美國進步主義教育之父是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John Dewey），而杜威受到法國18世紀思想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巨大影響。

盧梭主張人性本善，是社會造成了人的道德墮落。他認為，人生來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狀態下，人人都享有這一天賦的權利，只是在人類進入文明狀態之後，才出現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特權和奴役現象，從而使人失掉本性。他主張對兒童進行所謂「自然教育」，即放任兒童的自然傾向，不對兒童進行宗教、道德、文化上的教育和引導。

眾所周知，人性中善惡同在，如果不充實人性中的善、限制人性中的惡，人會無限放大人性惡的一面，最後必然走到無所不為、無惡不作的地步。盧梭以其富於詩情畫意和煽動性的詞藻，迷惑了很多一知半解的淺薄之徒，其教育思想對現代西方教育的破壞性之大罕有倫比。

時隔100多年後，杜威又把盧梭開始的破壞向前推進了一大步。在達爾文進化論的影響下，杜威認為兒童也應該擺脫家長、宗教和文化傳統的影響，自由發展，適應環境。在道德上，杜威是個實用主義者和相對主義者。他認為沒有最高的和一成不變的道德，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感覺來決定如何行事。道德相對主義是讓人脫離神給人界定的道德規範從而走向敗壞的第一步，也是極其重要的一步。

杜威是1933年《人本主義宣言》（The Humanist Manifesto）上面簽名的33位人士之一。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不同，20世紀出現的人本主義的實質是無神論，一種世俗宗教。它建立在進化論、唯物論等現代思想之上，把人看成機器，或者是生物化學過程的總和。因此，教育要按照教育者的觀念去塑造人、引導人，這種思想和馬克思的「塑造社會主義新人」大同小異，並無實質的不同。此外，杜威也是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democratic socialist）。

美國哲學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相信，「杜威為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這套認識論和社會哲學馬克思本人只是朦朦朧朧地意識到的，在其早期著作中略有涉及，卻從來沒有闡述清楚。」[8]1921年，蘇俄政府在如火如荼的內戰當中，竟然抽空出版了一本62頁的小冊子，內容是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的節錄。1929年，莫斯科第二國立大學校長阿爾伯特‧P‧平克維奇（Albert P. Pinkevich）寫道：「杜威無限接近馬克思和俄國共產黨人。」 [9]阿蘭‧瑞恩（Alan Ryan）在杜威傳記中說，杜威「為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非極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提供了思想武器」。[10]

進步主義教育直言不諱，要改變學生的人生態度。為了實現這種目標，他們對課程的設置、教科書的內容、教師的教學方法和師生關係都進行了重新的界定。進步主義教育鼓吹，以學生（或兒童）而不是以教師為中心，以個人經驗而不是以書本知識為中心，以活動（project, activity）而不是以課堂教學為中心。美國保守派雜誌《人事》把杜威《民主主義與教育》列為「19和20世紀最有害的書」第五名，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杜威那裡，傳統學校培養學生品德和傳授知識都不重要，他強調的只是（脫離基本知識的）思考「技能」。[11]

從進步主義誕生之初，一些深思遠慮之士就曾經對其進行批評，1949年出版的一本小書《瘋狂地教書：門外漢看美國公立教育》（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言簡意賅地駁斥了進步主義教育的主要教條。[12]進步主義教育學家把批評者說成「反動派」，用各種方式進行打壓，理屈詞窮時則乾脆視而不見。

杜威在哥倫比亞大學做了50多年的終身教授，在他主掌教師學院（Teacher’s College）期間，美國學校至少五分之一的中小學校長是在哥倫比亞大學接受培訓或獲得高級學位的。[13]「進步主義教育」也從美國輻射全球。

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人不同，杜威既沒有做革命導師的野心，也沒有發動世界革命的狂妄，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學者、教授，但他發起的教育運動卻變成魔鬼最趁手的工具之一。
（2）以「人性本善」為藉口，對學生放任自流

按照盧梭的教育理論，人生而自由、善良，但被社會變壞了，因此最好的教育就是放任自流、聽任孩子自由發展的教育。

受盧梭思想啟發，杜威以降的進步主義教育家常常把這樣的觀點掛在嘴邊：不要把家長或者老師的價值觀念強加給學生，讓他長大後自己進行判斷和選擇。英國詩人柯爾律治（S. T. Coleridge）曾經精采地反駁這樣的觀點：

（一位友人）認為，在孩子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之前就對他的思想施加影響，是很不應該的。我（詩人本人）帶他（友人）去看我的花園，告訴他這是我的植物園。「這怎麼可能？」他說，「到處都是雜草。」「哦」，我說，「這是因為它還沒有成長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你看，這些雜草自然而然地長出來，假如我讓土壤產生一種向著玫瑰和草莓的偏見，我覺得是極不應該的。」[14]

機智的詩人用類比的方式向友人揭示了這樣一個道理：美德和智慧是需要精心培養的，正如不料理花園只會讓花園雜草叢生，放任兒童就等於把他們交給虎視眈眈的邪惡勢力，是極端不負責任的表現。人性中善惡同在，孩子雖然相對成人來說天真單純，但仍然有好逸惡勞、妒嫉、攻擊性、自私等不好的方面。再說社會是個大染缸，把有著種種魔性的孩子放進五毒俱全的染缸，到「能夠自己進行判斷、做出決定」的時候，恐怕已經沾染了大量的壞思想和壞習慣，再去管教已經為時太晚。

將放任自流的教育推到登峰造極地步的是1960年出版的一本教育學著作《夏山學校：一種極端的育兒方式》。這本書的作者亞歷山大‧尼爾1921年在英國創辦了寄宿學校「夏山學校」，招收6~16歲的兒童入學。這所學校的特點是給學生以完全的自由。學生可以選擇上課，也可以選擇不上課；可以選擇上這門課，也可以選擇上那門課。尼爾的教育思想深受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鼓吹性解放最起勁的威爾海姆‧賴希（Wilhelm Reich）的影響，兩人常年保持通信聯繫。學校不僅在學術上，也在道德、紀律、男女關係上持極端的放任、反傳統的觀點。男女生隨便約會、同居，校方視而不見甚至提供方便。尼爾讓員工和學生一起在戶外泳池裸泳，他35歲的繼子在學校教陶藝課，經常帶不同的高年級女生同居。[15]尼爾在書中大言不慚地說，夏山學校每個大一點的學生都知道，他認為一個人不論年齡多大都應該享有完全的性生活。[16]他甚至暗示說，如果不是法律不允許，他乾脆就讓男女生混寢。[17]《夏山學校》一經出版，迅速成為暢銷書，僅60年代就銷售了300萬冊以上，幾乎成了所有教師學院學生的必讀「經典」。

中國古語曰：「嚴師出高徒。」西方的有識之士也發現，嚴格的老師往往能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同時對學生的品行有更好的影響。[18]可悲的是，美國和許多其它西方國家受進步主義放任自流教育思想的影響，立法限制家長和老師管束學生。這就造成了今日的老師不敢管學生，學生的惡習得不到及時糾正，道德水準和學習成績都急速下滑。
（3）以「學生中心」為名，否定教師權威和傳統

教育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保持和承傳人類的正統文化，教師在教育過程中具有承先啟後的樞紐作用。「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思想取消了教師的權威地位，降低了教師在教育過程中的重要性，其實是反智、反常識、反教育的。

進步主義教育工作者聲稱，教育要以學生為中心，讓學生自己進行探索，得出答案。傳統教科書上的內容是人類幾千年文明的積澱，豈是年幼無知的學生在短時間內能夠探索出來的？這種荒謬的教育思想的真實用意是切斷學生和傳統文化的聯繫。否定了教學過程中教師的權威就是否定了文明的傳承。在這裡魔鬼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黛西‧克里斯特都魯的《關於教育的七個迷思》分析批駁了七個流傳甚廣的錯誤觀念，包括：（記憶）事實有礙理解；老師主導的教學是消極的；設計和活動是最好的學習法；教知識等於灌輸等。[19]這些迷思大多是進步主義教育遺留下來的，但是經過幾代人的承傳，變得根深蒂固，成為危害教育的痼疾。克氏是英國人，其著作使用的大多是英國的例子，可見進步主義教育理念已經貽害全球。

僅以第一個迷思為例。現代美國教育把傳統的重視記誦、練習的教學方式貶低為「機械記憶」、「死記硬背（rote learning）」、「練習到死（drill to kill）」，相信對此每個人都不陌生。盧梭在教育小說《愛彌爾》中率先提出反對記憶和書本學習（verbal lessons）觀點之後，杜威以降的進步主義教育學家都從不同方向進行發揮和闡述。1955年美國教育心理學家本傑明‧布魯姆（Benjamin Bloom）提出著名的「布魯姆分類法」，把人的認知分成從低到高六個層次：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價、創造，其中後三種能力因為涉及到綜合運用，被稱為「高階思維（higher order thinking）」而備受推崇。我們這裡不擬探討布魯姆分類法本身的優劣得失，只是想指出，自從該分類法被提出之後，進步主義教育家就以培養「高階思維」為藉口，越發淡化學校裡知識的傳授。

任何具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具備一定的基礎知識是綜合創新的基礎，如果沒有相當的知識儲備，所謂「高階思維」、「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都是自欺欺人的囈語。布魯姆分類法恰恰為心懷叵測的進步主義教育家、不負責任的教師和懶惰的學生提供了一個貌似科學的藉口。

「學生中心」教學法的一層含義是，學生憑著自己的興趣選擇學什麼、不學什麼，老師也應該教學生感興趣的東西。這種說法似是而非。寓教於樂當然是每個老師都想追求的境界。但少年兒童知識尚淺，眼界有限，對於什麼是必須要學的重要內容不具有足夠的判斷力。老師應該擔負起引導學生的責任，使他們不斷超越自己膚淺的興趣和狹隘的視野。一味迎合學生膚淺的興趣，只會造成學生的永久童稚化，這樣的老師是在昧著良心欺騙學生和家長，其實也是對社會不負責任。研究發現，美國社會出現了成年人幼稚化的傾向。美國國家科學院2002年把青春期界定為從約12歲到30歲這段時期，麥克阿瑟基金會甚至走得更遠，試圖論證一個人34歲才算走向成年。[20]成年人的幼稚化，教育和媒體應當負主要責任。

進步主義教育降低教學要求的一個藉口是，隨著教育的普及，更多人上中學大學，不能要求他們達到以前學校的平均水平。這是一種錯誤的認識。使教育適應民主社會，是要使從前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人接受教育，而不是降低標準、讓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摻了水的劣質教育。進步主義宣稱，用更有時代氣息的課程取代沒有用的古典課程，比如希臘語和拉丁語，但結果是大部分學校並沒有引進高質量的與現代生活有關的課程，比如有一定深度的數理化課程、經濟學、現代史等，被進步主義教育青睞的是跟學術無關的駕駛、烹調、美容、事故預防等等。進步主義教育倡導的課程改革、教法改革大多披著花哨的外衣，欺騙了不諳世事的學生和對學校、教師、專家心懷敬意的家長。

孤立來看，進步主義教育提出的某些教學方法，對於一些學科或某些教學內容而言，不無用處。但聯繫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具體背景和其效果就會發現，進步主義教育是利用一套說辭打擊傳統教育，從而變異教育並最終毀掉教育。

哈佛專家

3）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

1999年4月20日，美國科羅拉多州科倫拜高中兩名高三學生在一場精心策劃的屠殺當中，殺死了10名同學、1名老師，造成20多人受傷，兩名學生在和警方對峙互射後自裁。慘劇震驚了美國社會，人們紛紛反思，是什麼造成這兩名學生如此冷血地反社會，竟然對自己朝夕相處的同學和老師痛下殺手？

留心歷史的教育工作者觀察到，上世紀60年代以前，美國學校的主要紀律問題是上課遲到、未經允許交談、嚼口香糖等微小的行為問題，80年代以後，是酗酒、吸毒、婚前性行為、懷孕、自殺、幫派犯罪，甚至是開槍濫射。這種可怕的趨勢令有識之士憂心忡忡，但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變化的真正根源，更不要說開出合適的藥方。

美國青少年道德的變異和下滑是共產邪靈利用其人間代理人有意敗壞的結果。
（1）灌輸無神論和進化論

《本性難移的共產主義者》一書的作者、美國反共運動的先驅施瓦茨博士敏銳地觀察到：「共產主義的三個基本信條是無神論、進化論和經濟決定論。美國公立學校的三個基本信條是無神論、進化論和經濟決定論。」[21]也就是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竟然成了美國學校的指導思想！

神造了人，同時給人制定了道德規範，並規定了人的生活方式。信神敬神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也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的保障。共產邪靈敗壞道德的最重要方式就是在學校裡強行推廣無神論和進化論。在中國和前蘇聯這樣的共產國家，這種強制方法不難理解。而在美國，進化論也同樣被強制推行。

共產邪靈的代理人在美國打著政教分離的幌子，反對在公立學校教授「神創論」，而只能教「進化論」。公立學校不敢越雷池一步。這種教育無疑造成信神的人越來越少，人們越來越把進化論當成「科學真理」。

除此以外，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各地法院以「政教分離」為藉口，把閱讀《聖經》等行為從學校裡驅逐出去。比如某地法院裁定，除宗教話題以外，學生享有言論和新聞自由，而一旦涉及宗教，這種言論就是違憲的；在1987年的阿拉斯加公立學校裡，學生被告知不能在學校使用「聖誕節」一詞，因為裡面含有「基督」的字眼；1987年，弗吉尼亞州的聯邦法院裁定同性戀報紙可以在高中校園裡分發，而宗教報紙不行；在1993年的科羅拉多斯普林斯，一個小學音樂教師被禁止教唱聖誕頌歌，據稱這違反了政教分離原則。[22]

整部教育機器的反神傾向再加上幾十年來「政治正確」之風的影響，美國在教材和考試材料方面的審查苛刻到荒謬的程度。教育史家黛安‧拉維奇（Diane Ravitch）1997年曾在教育部下屬的一個部門參與考試內容的審核。她驚訝地發現，一個著名寓言的寓意原來是「上帝幫助自助者（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由於其中出現了「上帝」一詞，這句話被改寫成：「只要有可能，人們就應該自己努力解決問題。」[23]

美國的公立教育系統一方面以「政教分離」的名義把對神的信仰從學校裡驅逐出去，另一方面以「科學」的名義，把毫無科學根據、漏洞百出的「進化論」當成不證自明的真理灌輸給沒有思想準備和抵禦能力的孩子。大家都知道，孩子往往更相信老師的權威，有信仰的家長也常常教導自己的孩子尊敬師長，但被強制灌輸進化論之後，孩子會挑戰父母的信仰教育，至少不再把父母的信仰教育當成一回事，其後果就是學校把孩子從有信仰的父母身邊硬生生地奪走。這是很多有信仰的家庭在子女教育方面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是學校的反神教育最邪惡的地方。
（2）灌輸共產主義意識形態

本書第五章已經闡述了「政治正確」的實質。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其實質是用一套變異的政治標準取代正統的道德標準。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共產主義思想開始緩慢進入美國學校。時至今日，在美國的教育系統裡，「政治正確」幾乎已經取得了一統天下的統治地位，在具體實施當中，它表現出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很有迷惑性。

出版於50年代的《高中的洗腦》（Brainwashing in the High Schools）一書的作者魯特（E. Merrill Root）研究了伊利諾伊州1950~1952年使用的11種歷史教材，發現這些教材把美國歷史說成是富人和窮人、特權階級和無權者之間鬥爭的歷史，而這正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決定論的「精髓」。這些書鼓吹建立一個世界政府，全球關懷超越於民族利益之上，最終在世界範圍內實現社會主義。[24]

據報導，明尼蘇達州一個學區2013年採納了一個名為「人人為人人（All for All）」的計劃，把學區的工作重點從教學轉向了「種族平等（racial equity）」。這裡的「平等」指的是種族身分政治，這種意識形態把少數民族學生學業欠佳歸因於制度性的種族偏見和歧視，致力於消除「白人的特權」。該計劃要求，所有的教學活動都以種族平等為出發點，只有具有種族平等意識的老師和管理人員才會被僱用。該計劃從幼兒園開始實施，10年級英語課的主題是殖民地化，移民、種族、階級和性別的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ions of Race, Class and Gender），而11年級的課程大綱宣稱「本學年結束時，（學生）將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後殖民主義、精神分析的方法分析文學作品」。[25]

加州於2016年7月通過了新的中小學歷史及社會科學大綱，使得原已明顯左傾的大綱更像左派意識形態宣傳冊。原本應該在歷史和社會科學課上教授的內容，如美國立國精神、軍事、政治、外交史都被刻意淡化或省略，反而深情款款地彰顯20世紀60年代的反傳統運動，似乎這才是新的美國立國原則。在家庭和性方面，這個大綱非常反傳統。以11年級課程為例，該大綱聲稱自己的重心為「針對種族、民族、宗教、性少數群體和女性的平等權利運動」，其實甚少提及宗教，反而大筆墨書寫性少數群體，尤其是LGBT群體首度列入歷史課程，成為11年級歷史課程的重中之重。其腔調更傾向於支持「性解放」，如在關於愛滋病的部分裡，該大綱暗示人們對愛滋病的恐懼，引發了「性解放運動」的退潮。[26]性占用了過多篇幅，排擠了其它更值得關注的內容，比如一戰，學生能學到的不是美軍在戰爭中的關鍵作用，而是美軍士兵發現歐洲的性觀念大快人心。[27]這個極左大綱充滿對事實的歪曲和偏見，引導學生仇恨自己的國家。這個大綱在加州使用，對全國都帶來負面影響。[28]

哈佛專家

4）教育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

利用教育把學生變壞，還包括一種重要的手段，就是在教育中大規模引入心理操控（psychological conditioning），灌輸道德相對主義。

1984年3月，數以百計的學生家長和老師參加了美國教育部在包括華盛頓特區、西雅圖、匹茲堡等七所城市主辦的「學生權益保護修正案」聽證會。聽證會的證詞多達1,300多頁，保守派思想家菲麗絲‧施拉芙麗（Phillis Schlafly）將這些證詞編輯為《教室內的兒童虐待》（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一書，於當年8月出版。

施拉芙麗用「心理治療式教育（education as therapy）」來概括聽證會證詞涉及的問題。與傳統的以傳授知識為主要目的的教育不同，心理治療式教育致力於改變學生的情感與態度，把教學時間用來玩心理遊戲，填寫關於個人問題的問卷，強迫兒童就自殺與謀殺、結婚與離婚、墮胎與領養這類成人問題做出決定。[29]

事實上，這類課程並非為了學生的心理健康而設，其目的是通過心理操控改變學生的價值觀。
（1）心理學與教育學

現代教育學的基礎是哲學和心理學。除了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以外，對現代美國教育有巨大影響的還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和以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為代表的人本主義心理學，而法蘭克福學派則綜合了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學說。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馬爾庫塞主張，正如在經濟方面要消除「剩餘價值」，在個人生活上也要取消「剩餘壓抑（surplus-repression）」。[30]他主張釋放本能、放縱個性，幫助催生了上世紀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

深受上述幾個心理學流派影響的國際衛生組織（WHO）第一任總幹事、加拿大心理學家布洛克‧齊碩姆（Brock Chisholm）在1946年的一次演講中說：

每個文明中都存在著一種心理扭曲……它是一種阻礙人們看到和承認顯而易見的事實的力量，這種力量使人產生自卑感、內疚和恐懼……能夠產生這些變態的唯一心理因素是道德，是非、對錯的概念……[這種]人為地強加的自卑、內疚和恐懼，通常被稱為「罪（sin）」……這種情況造成了那麼多人無法適應社會，並且感到不快樂。……擺脫道德意味著自由觀察、思考和明智的行為……要想使整個種族擺脫嚴重的善惡負擔，精神病學家必須承擔最初的使命。[31]

齊碩姆從錯誤理論出發，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理論──為了解除人的心理痛苦，必須破除道德和是非對錯的概念，而負責發起這場針對道德的戰役的是精神病學家。不知是否受到齊碩姆的直接啟發，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發明了「澄清價值觀（values clarification）」課程，客觀上起到了破除人類傳統道德和是非觀念的作用。

於是，杜威的道德相對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的壓抑學說、齊碩姆的心理學理論，匯成一個反對傳統道德的大合唱，一起摧毀了美國學校的道德堤防。

（2）用道德相對主義混淆學生的價值觀

很多上世紀70年代末期上學的美國人都記得這樣一節課，老師讓學生假想一個情境：沉船之後，幾個人被迫登上救生艇，有船長、幾名兒童、一名懷孕的婦女、一名男同性戀等。由於救生艇超載，必須讓一個人放棄求生的機會。老師讓學生討論讓誰離開救生艇，也就是決定哪一個人應該放棄生命，而老師對討論不做任何評判。

這是70年代出台的「澄清價值觀」課上常常使用的一個故事。這類課程，除了「澄清價值觀」以外，還有決策制定（decision making）、情感教育（affective education）、探索（Quest）、毒品預防、性教育等。

《為什麼強尼不能分辨對錯》的作者基爾派翠克描述，這類課堂的討論變成了無目的的自由交談，觀點來來回回，卻永遠沒有結論。老師變成了脫口秀主持人，引導學生辯論諸如換妻遊戲、吃人習俗、教兒童手淫之類的問題。這類課程引導學生拋棄在家裡養成的價值觀，卻產生一種錯誤印象，即思想行為的對錯是純粹主觀的，最終造成學生道德價值觀的全方位混亂。這樣的課程製造出道德觀念的文盲，學生只相信自己的感覺，而不了解自己的文化。[32]

索維爾發現這些課程運用了大量極權國家給人民洗腦的手段。這些手段包括：①精神壓力、強烈的刺激去敏化，破除情感或理智的抵抗；②把對象孤立起來；③操縱同儕壓力檢驗學生從前（從家庭或者教會繼承）的價值觀；④剝奪個人的正常防禦能力，如矜持、自尊、隱私感或拒絕參與的能力；⑤獎勵對新態度、價值觀和信仰的接受，這種回報可以表現為免遭其他人受到的壓力，也可能採取其它有形無形的方式。[33]

索維爾指出，這類課程的共同點是鼓勵學生背棄家長和社會的傳統價值觀。它們以一種中性的或者說「不加判斷」的方式進行，不尋求區分「對」和「錯」，而是要尋找對個人來說什麼感覺良好；其重心是個人的感覺，而不是社會或理性的規範。[34]
（3）使學生變得麻木不仁──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

1990年9月，美國ABC電視台播放的一個節目使觀眾感到極大不安。一所學校組織學生到殯儀館參觀死者的遺體，而且讓學生觸摸屍體。這是新潮的死亡教育（death education）的一部分。[35]此外，毒品預防教育也變得相當普遍。

死亡教育的常用方法還包括：讓學生寫自己的墓誌銘、設計墓碑、挑選棺材、安排葬禮、寫自己的訃告等。死亡教育使用的調查問卷包括這樣的問題：「你願意怎樣死亡？」「你將什麼時候死亡？」「你認識任何因暴力而死的人嗎？」「你上次悼念別人是什麼時候？你是哭了還是默默地感到痛苦？你是獨自一人還是和別人一起悼念的？」「你相信來生嗎？」[36]顯而易見，問題和學習無關，是為了了解學生的人生態度、宗教信仰、性格特點等等，有些問題本身就具有引導性，會對十幾歲的少年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據說死亡教育可以培養學生對待死亡的正確態度，可是全國出現了多起上過「死亡教育課」的學齡兒童自殺的案例。雖然沒有證據證明自殺與死亡教育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但是家長有理由懷疑，給心理不成熟的中小學生講述太多有關死亡、自殺等問題，會使心理脆弱的學生產生絕望感和憂鬱的心理狀態，最終觸發了他們的自殺。

1976年，斯坦福大學的理查德‧布魯姆（Richard Blum）博士進行了一項為期四年的研究，發現上過一個名叫「決定」（Decide）的毒品預防課程的學生反而沒有對比組（即沒有上過該課程的學生）對毒品的抵制力大。[37]1978年到1985年之間，斯蒂芬‧儒爾斯（Stephen Jurs）教授進行了一項研究，比較上過「探索」（Quest）課程的學生和沒上過該課程的學生吸菸和藥物濫用的情況。他發現，對比組的吸菸和藥物濫用人數或者是保持穩定，或者下降。[38]

既然死亡教育、毒品預防教育都沒有達到教育者預期的目標，其真實目的何在呢？這些課程的真實目的也是把孩子變壞。少年兒童具有強烈的好奇心，但沒有堅實的道德基礎，新奇的課程內容會引導小孩尋求刺激、走向墮落；同時它們也會把學生變得麻木不仁，讓學生對社會上發生的暴力、色情、恐怖襲擊、道德墮落等現象見怪不怪，對邪惡的容忍度無限制提高，這跟魔鬼用藝術表現暴力、色情、墮落的動機是一樣的。
（4）淫穢的性教育

在東西方的傳統中，「性」在公眾場合是一個禁忌的話題。神給人定下的道德規範要求性行為只能發生在婚姻之內，其它形式的性行為被視為違背神的誡命的淫邪。這就決定了「性」和婚姻不可分離，在正常社會中不可能是一個公眾話題。傳統社會中，對於不到婚姻年齡的青少年只有青春期生理教育，並不需要今天的所謂「性教育」。

現代意義的「性教育」是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格奧爾格‧盧卡奇首先在社會上大規模推行的，目的是藉此顛覆傳統西方價值觀。1919年，盧卡奇在短命的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擔任文化部長。他在學校裡開展了一項激進的性教育計劃，以露骨的方式指導青少年「自由性愛」（濫交）。[39]

魔鬼在上世紀60年代掀起的「性解放」運動顛覆了西方的傳統性道德觀念，一時間性傳播疾病和少女懷孕率飆升。在此背景下「好心」想要解決社會問題的人們推出了「性教育」。但在排神的教育系統中，這種側重於「安全」（防止疾病和懷孕），並且和婚姻無關的「性」教育從一開始就和性道德脫離，這也使其很容易滑入盧卡奇式「性教育」的軌跡，成為邪靈利用來敗壞青少年的工具：把婚姻之外的亂性、同性戀等觀念以「常識」和「科學」的名義灌輸給年輕學生，讓下一代在完全背離神的路上「自由」放縱。這些名目繁多、從小學開始的「性教育」已經系統地扭轉了神留給人的性價值觀，包括家庭、責任、愛、貞潔、羞恥感、自我控制、忠誠等。

在具體操作中，杜威的「在實踐中學習」進步主義教育理念恰好成為魔鬼的趁手工具。「專注於孩子」（Focus on Kids），一個由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大力推廣的「性教育」課程，推薦教師在學生團隊之間舉辦「避孕套比賽」：團隊中的每個人都必須將避孕套套在成人玩具上並將其取下，看哪個團隊首先完成。[40]

根據「你應該驕傲！負責任！」（Be Proud! Be Responsible!）──另一個疾病控制中心認可、由「計劃生育聯盟」（Planned Parenthood）等多個性教育組織大規模推廣的教程， 學生要進行角色扮演：兩名女生一起開始商量「更安全的性行為」。 「學生主導的學習」──另一個進步主義教育理念，也被利用：同一教程中教師被告知讓孩子們「腦力激盪討論（性伴侶）親密接近的方式」。對此討論話題，教程中建議了各種肉體接觸和刺激慾望的方式。[41]對大多數心底還保留點傳統倫理的人來說，很難區分這種課程到底是教育還是兒童色情。

上述教程的主要推廣者「計劃生育聯盟」組織是美國最大的性教育教程和教材的提供者，在全世界12個國家有分會。該組織也是激進的「墮胎權」鼓吹者，其前身是美國避孕聯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其創立者瑪格麗特‧桑葛（Margaret Sanger）是一位激進的社會主義者，憧憬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並前去「朝拜」。她是「性愛自由」（亂性）運動的強烈擁護者，在首次發生婚外情之後，她感嘆「真的感受了自由」；她主張女性擁有「成為未婚媽媽的權利」，甚至寫信鼓勵自己16歲的外孫女亂性，還說做愛「每天三次比較恰當」。她創立避孕立法組織正是基於自己淫蕩生活方式的需要。在該組織推出的現代性教育教程中，我們不難看出共產邪靈主導的「性愛自由」理念的烙印。

《這完全正常！》是一本銷量百萬、被翻譯成30種語言、在全世界廣泛使用的性教育教材。全書用上百張全彩的裸體卡通圖文並茂描述了自慰以及兩性和同性之間的各種正常、非正常性行為的動作和心理、生理感受，以及各種避孕措施和墮胎。作者宣稱「孩子有權知道」所有這些信息。[42]該書的主題是，各種性行為都是「完全正常」的選項，不做任何道德評判。

一本廣泛使用的初高中性教育教材中，作者告訴孩子，有些宗教認為婚姻以外的性是有罪的，「你得自己決定這些信息對你來說有多重要。」[43]一言以蔽之，一切價值都是相對的，是非對錯由你自己定！

今天的美國公立學校基本上有兩大類性教育課程，一類是前面敘述的主要性教育組織大力推動的「全面性教育」，包括性行為、避孕、防止性病的教育；另一類是節制慾望教育（不談避孕話題），鼓勵學生節制慾望，將性行為延遲到結婚。

不可否認，社會道德，尤其是性觀念普遍變異；對神的信仰式微；媒體、互聯網上色情資訊氾濫，無一不在拖著孩子滑向墮落的深淵。

在今天排神思想主導教育界的情況下，大多數奉行「價值中立」教育思想的公立學校不願或不敢教育孩子婚姻之外的性行為是可恥的、不道德的，不敢以神的誡命作為根本來教育孩子是非對錯。即使節制慾望教育也只能從未成年人生理心智發育不完全、性病和青少年懷孕對身心的危害，以及保持貞潔對於未來婚姻關係的重要性等等道德之外的角度勸說，當然效果也會打折扣。

性教育今天在西方依然是個熱門話題。社會各界的討論都圍繞「安全」這一主題，專注於降低少女懷孕、性傳播疾病這兩大指標。然而學校裡公開教授少年兒童「性知識」本身必然導致和婚姻分離的「性」，違背傳統的性道德。但即使這兩大指標因此下降為零，就真的「安全」了嗎？性觀念比美國更加「開放」的歐洲，確實通過「有效」的性教育，做到了少女懷孕率低於美國。有人對此高興，有人對此憂慮。不論哪種結局，魔鬼都達到了敗壞人類道德的目的。
（5）以「自尊」為名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上世紀60年代以來，一個新的教條在美國教育界大行其道，在教育大滑坡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這就是所謂「自尊（self-esteem）」。

「自尊」的表面意思是因自己的能力或成就出眾而產生的自信和尊嚴感。但是美國學校倡導的自尊卻似乎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司徒特（Maureen Stout）博士的《自我感覺良好的課程設計：以自尊為名降低難度》中描述了目前學校非常普遍的現象，學生們關注自己的分數，而不是關注自己到底學到了什麼和付出了多少。為了迎合學生的分數要求，教師們不得不降低教學要求和考試的難度，但這只會讓不努力的學生更加不努力學習。作者的同事們對這種現象習以為常，甚至認為學校如同子宮一樣，是一個隔絕外界的所在，以便學生獲得心理安慰，而非智力的發展。所有的關注點都是學生的「自我感覺」，只是照顧學生的情緒。[44]

正如很多論者指出的，「自尊」的教條混淆了原因和結果──自尊是努力的結果，而不是取得成功的前提條件；換句話說，不是因為感覺良好而成功，而是因為成功而感覺良好。

這種錯誤的「自尊」觀念是上世紀60年代以來心理治療式教育的副產品，其後果是培養了大批具有「權利意識」和「受害者意識」（sense of entitlement and victimhood）的年輕人。司徒特博士用通俗的語言刻畫出這種常見的心態：「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想什麼時候做就什麼時候做，沒有人或事可以阻擋我。」[45]

美國教育以貌似充滿溫情與關愛的「自尊」之名放大自由觀念和自我中心主義，培養出不講道德、不負責任、只關心自我感覺而不考慮他人感受、只重享受不想付出的年輕一代，已經對社會道德造成了巨大的破壞。

哈佛專家

5）魔鬼滲透教育的多條路線和複雜手段
（1）美國中小學教育的控制權不斷上移

美國建國後很長時間之內，聯邦政府並不插手教育，教育是教會和各州的事情。聯邦政府成立教育部始於1979年。此後教育部的職權不斷擴大，時至今日，教育部對教育政策的操縱權、教育經費的劃撥等方面的權力都遠超從前。曾經對教育擁有很大發言權的家長、學區、州政府，不得不越來越多地聽命於聯邦政府的官員，換句話說，家長和學區漸漸喪失了對教什麼、怎麼教的決定權。

必須指出的是，權力是中性的；權力的擁有者可以運用權力做壞事，也可以運用權力做好事。單純的權力集中不一定是壞事，還要考察擁有權力的人和機構是如何運用權力或者運用權力達到什麼目標的。美國教育的權力集中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共產邪靈也千方百計地滲透進各級政府，尤其是政府高層當中。在這種情況下，一旦做出錯誤的決定，影響面就會很大，並且少數清醒的個人很難與之抗衡。

教育集權化帶來的一個後果是，主管教育的官員在短時間內無法看到教育政策的歷史發展過程和其影響範圍。很多人的業務範圍十分有限，即使一些事件引起了他們的疑惑，但大部分人都沒有時間、精力、資源和勇氣去追根究底。即使有些人對政策表示質疑，但手裡沒有拼圖的其它部件，他們面對上級的時候除了唯唯聽命，很難有所作為。[46]每個人都成為龐大機器上的一部分，他們不易看到自己的決策或者行為會給學生或者社會造成什麼後果，慢慢地淡化了自己的道德承當，邪靈此時正好乘虛而入，各個擊破。

此外，教師學院、出版社、教育認證機構、教師認證機構等部門都對教育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因此也成為魔鬼滲透的目標。
（2）教師工會獎勵平庸，阻礙改革

本書第九章討論了共產邪靈對工會的操縱和利用。美國的教師工會也成為教育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教師工會關注的不是如何提高教學質量，不把學生的成績與教師的業績掛鉤，而是成了獎勵失敗、保護不稱職雇員的職業組織，讓許許多多想要在教育事業上有一番作為、真正為學生付出的教師成了犧牲品。

特蕾西‧貝利（Tracey Bailey）是佛羅里達一所高中的科學老師，1993年獲得總統頒發的年度國家教師獎。美國教師聯合會主席說他很高興他的工會成員獲此殊榮。然而真相是貝利已經退出了工會。她相信大型的教師工會正是造成美國教育失敗的關鍵原因，工會本身就是問題，而不是解決方案。她說，工會只是保持現狀的特殊利益集團、獎勵平庸和無能的系統的一根支柱。[47]

美國的主要教師工會資金充足、影響力巨大，位列最重要的政治遊說團體之中。教師工會成為阻礙教育系統內部良性改革的主要阻礙。以全國教育協會下屬的加州教師工會（CTA）為例，它有龐大的資金，可以通過法律和政治捐款等手段來實現其主張。1991年，加州想要在本州憲法中加入第174號提案（Proposition 174），允許家庭使用政府提供的入學金券（school voucher）從而自由選擇學校入學。結果CTA大力阻撓該提案。一家漢堡連鎖速食店曾為174號提案捐款25,000美元，CTA就強迫學校解除與該公司的商業合同。[48]
（3）在教育過程中排除家庭的影響

共產主義一個很重要的教育理念是從孩子一出生就把他從父母身邊帶走，由社區或者國家統一養育。實現這一點並不容易，但是魔鬼用了很多變通的辦法，悄悄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在共產國家裡，邪靈鼓動學生與資產階級的父母斷絕關係，或者用應試教育延長學生在學校裡的時間，減少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在西方國家裡，排除家庭的影響採用了不同的方式，比如儘量延長學生的在校時間，降低兒童入學年齡，不讓學生把課本和學習材料拿回家，不鼓勵學生把有爭議的內容講給家長聽。

「澄清價值觀」類課程離間學生和家長之間的關係。比如一個參加「探索（Quest）」課程的學生的家長反映說，「好像家長永遠是被用負面的方式呈現的。故事有可能是關於一個父親和他的孩子，父親總是十分專橫、過於嚴厲，總是不公正。」這些課程的潛台詞往往是：「你父母不理解你，我們才真正理解你。」[49]

有時由於法律規定，學生參加某些活動必須首先取得家長的同意，這時學校往往用一些誤導的、模稜兩可的語言讓家長難知其詳。如果家長抱怨，學校當局或學區有一整套辦法拖延、推諉、敷衍，比如說家長不具備教育的專業知識、別的學區都在做同樣的事、整個學區只有他們一家人抱怨等等。一般的家長都沒有時間和資源與學校或學區耗下去，而且學校是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學生過幾年長大也就離開這所學校了，家長一般會選擇息事寧人，隱忍不發。況且孩子是學校的人質，家長不敢過分得罪學校當局，只好忍氣吞聲，不了了之。當家長抗議學校的做法時，學校或者學區就給家長貼上「極端分子」、「搗亂者」、「宗教偏執狂」、「狂熱分子」、「法西斯分子」等等標籤。這樣做可以嚇阻其他家長，使他們不敢發出反對的聲音。[50]
（4）用複雜術語誤導家長和公眾

前文引用過的伊瑟比特的《蓄意使美國弱智化》一書開篇就指出，針對美國年輕一代的戰爭，其主要策略有三：黑格爾式的辯證法（退一步進兩步，必要時妥協，用間接方式達到目的等──引者注）；漸進主義；語義欺騙，即重新定義語詞矇騙對方，使對方糊裡糊塗地接受不利於自己的條件。

施拉芙麗也發現了這一現象。她在《教室內的兒童虐待》一書序言中說，心理治療式的課程使用了一種特殊術語，防止家長了解課程的真正目的和方法。術語包括：行為調整（behavior modification）、高階批判式思維、道德推理（moral reasoning）等等。[51]幾十年來，美國的教育工作者製造了大量令人眼花繚亂的術語，像「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合作式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經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深度理解（deep understanding）」、「解決問題（problem-solving）」、「探索式的（inquiry-based）」、「以成果為基礎的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個人化學習（personalized learning）」、「概念式理解（conceptual understanding）」、「程序式技巧（procedural skills）、「終身學習（life-long learning）」、「學生—老師交互式教學（student-teacher interactive instruction）」等等，不一而足。單獨看來，有些概念不無道理，但聯繫語境考察使用這些術語的後果就會發現，它們背後的真實目的是抹黑傳統教育，推進教育的弱智化。所以究其實質，它們都屬於言在此而意在彼的所謂「伊索式語言」、「奧威爾式語言」。解讀這類語言的訣竅在於「想想它的反面」：「深度理解」就是掩蓋連表面都不太理解；「終身學習」就是掩飾眼下的學習不太成功，其餘仿此。[52]
（5）大規模的學科重組和教科書的迅速更新換代

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沒有人敢叫它叛國》分析了30年代的一次教科書改革。這次改革把歷史、地理、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等不同學科的內容都綜合到一套教科書當中。這套書拋棄了傳統教科書的內容、理念和編纂方式，貶低美國英雄和美國憲法，反宗教、鼓吹對個人生活的社會主義式控制。[53]

這套教材因為過於龐大而且不屬於任何一個傳統學科的範圍而沒有受到各個學科專家的關注。很多年後，當公眾認識到問題起而反對時，已經有500萬學生學習了這套課本。現在美國的中小學，歷史、地理、公民常識（civics）等變成一門「社會研究」（social studies），其背後的思路是一樣的。

堅持原來的學科界限，使任何對教科書的修改都變得一目了然，必然受到專家和家長的質疑和抵制。把原來的幾個學科混雜在一起，新編的教材不屬於任何一個傳統學科，專家難以對超出自己專業的內容進行判斷，使教科書通過審核、被學區和社會接受變得相對容易很多。十幾年、二十年後，也許會有人發現這套教科書背後的陰謀，開始發聲的時候，學生已經長大成人，老師已經習慣於新的教材和教法，要想改回去已經絕無可能。即使有少部分人認識到教科書的嚴重缺陷，他們的聲音也很難被社會大眾聽到，更不可能影響教育的決策過程。如果反對聲音很大，正好趁機發起下一輪改革，進一步稀釋傳統內容，塞進左派觀念，幾輪改革下來，新一代學生已經離傳統隔了好幾個層次，不可能再走回頭路了。

美國教科書的更新換代速度非常快。有人說是因為知識的更新換代加快，但事實上中小學階段學習的基礎知識並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那麼為什麼還要出那麼多不同的教科書、教科書還要不斷再版呢？表面原因是出版社互相競爭，為了追逐利潤，不讓學生多年重複使用同一套教材而使出版社沒錢可賺，實際原因和學科重組的原因相似，都是為魔鬼變異教材提供便利條件。

哈佛專家

（6）不斷進行的教育改革是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

從上世紀50、60年代以來，美國教育像走馬燈一樣，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並沒有帶來期望中的教育質量的提升。1981年美國學生的SAT成績達到了歷史最低點，觸發了《民族在危機中》這個報告的出台，也觸發了教育的「重回基礎」運動。為了改變美國的教育窘狀，90年代之後的幾屆政府都相繼出台了規模宏大的教育改革，但都收效甚微，甚至緣木求魚、抱薪救火，不但於事無補，反而帶來更難以解決的問題。[54]

我們相信，絕大部分參與教育改革的人士都真誠地想為學生和社會做一些好事，但由於受到各種錯誤思想的影響，常常事與願違，很多這樣的改革從效果上都推進了魔鬼的計劃。正如魔鬼在其它領域的「改革」一樣，魔鬼滲透的教育改革並不期待「畢其功於一役」。改革的成功並不是它的目標，事實上，每一次改革從設計之初就是註定要失敗的，好為下一次「改革」提供藉口。每一次改革就是更深一層變異，直至徹底讓人遠離傳統。這就是魔鬼「退一步進兩步的鬥爭辯證法」。不要以為到那個時候，人們會為傳統的淪喪感到惋惜。不，當你提起這個話題的時候，人們只會天真地問：「傳統，那個詞是什麼意思？」
3. 魔鬼在東西方破壞教育殊途同歸

共產邪靈敗壞教育的目標，在西方是通過進步主義教育，耐心等待上百年，經過了幾代人逐步達到的。中國雖然有五千年深厚的文化傳統和積澱，但邪靈利用特定的歷史條件造成當時人們的急功近利的心理，誘導中國人採用了激進的手段，在數十年間迅速割裂傳統，讓人摒棄傳統價值，達到敗壞教育、敗壞人類的目的。

20世紀初， 當杜威的進步主義教育開始腐蝕美國不久，他的中國弟子們也紛紛學成回國，成為中國近代教育的先鋒。利用當時中國人的自尊被西方船堅炮利橫掃、知識分子急於尋求民族自強之路的善良願望，魔鬼引誘中國人掀起了一場激烈否定傳統的所謂「新文化運動」。這其實是一場文化破壞運動，是6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預演。「新文化運動」有三位主要代表人物，他們分別是杜威的弟子胡適、後來的中共創始人之一陳獨秀，以及後來被毛澤東譽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的魯迅。中共另一位創始人李大釗在後期也成為這場文化運動的主要打手。

新文化運動以中國傳統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弊端為藉口，將中國的百年積弱歸咎於傳統「綱常名教」，以「打倒孔家店」為主張，將傳統文化視作「舊文化」，將一切西方文化視作「新文化」，以「科學」和「民主」的口號批判傳統信仰。這場運動成為隨後更激烈的「五四」運動之先導，掀起了徹底顛覆傳統倫理價值的第一波浪潮，同時為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入侵中國，生根、發芽和壯大奠定了基礎。在教育界，新文化運動帶來最大的危害之一是「白話文」運動。在胡適的提倡下，小學國文教育完全改成白話文。這樣，一代人之後，多數中國人幾乎讀不懂古文，《周易》、《春秋》、《道德經》、《黃帝內經》等等傳統經典只是學者專業研究的內容，與普通學生無緣，中國輝煌五千年的文明成了擺設。

神在中國文化發展中安排了書面語言（文言文）和口語分離。中國歷史上經歷多次民族大融合以及文化重心的地理遷移，從而使口語不斷發生變遷。但由於寫文章用的文言文和口語分離，使其保持大體上的連續不變。清代的學生依然可以讀懂宋代、唐代乃至先秦的典籍，這使中國文化傳統藉文字而延續數千年不斷。共產邪靈誘騙中國人從語言上斬斷自己的文化根基，同時和口語合二為一的白話文也使其易於進一步摻雜變異語言，把中國人進一步推離傳統。

中共建政前後的「掃盲」教育以及普及文化的初等教育，直接採用直白的洗腦灌輸，掃盲班和小學一年級學生學的頭幾句話就充分體現「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毛主席萬歲」、「萬惡的舊社會」、「萬惡的美帝國主義」……這和漸進主義教育在兒童讀物中摻入「海瑟有兩個媽媽」等變異理念，方式上雖有鮮明的對比，本質上都是意識形態的灌輸。前一種方式教育出來的孩子長大之後會主動維護中共暴政，在互聯網上謾罵攻擊談論普世價值的人；後一種教育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孩子以「歧視」為由不允許發言者談傳統理念。

中共建政不久便開始「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重點是大中學校園。其主要目的是改造知識分子的人生觀，強迫他們放棄傳統道德準則，放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觀，採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方法，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看待世界、人生。尤其是「舊時代」培養出來的教授，要反覆檢討、坦白，接受同事、學生的揭發、批判，連潛意識中隱藏的「反動思想」都要清除──那不是「微攻擊」而是「猖狂攻擊」無產階級。當然這比「敏感度培訓」要激烈得多，一些人甚至無法忍受羞辱和壓力而選擇自殺。[55]

隨後，中共在大學裡開展了「院系調整」，大量壓縮、合併、取消原大學裡的哲學、社會學等人文科系，許多綜合性大學只剩下蘇聯模式的理工科，因為若延續民國時期自由的學術氛圍造就的人文科系，教授和學生對政治、社會問題必然有獨立的思想觀點，這是中共暴政無法容忍的「威脅」。同時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成為所有學生的必修課。整個過程在兩三年之內完成，這和魔鬼在西方通過一代人創造以意識形態灌輸為目的的新學科，從而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塞進大學，動作相反，速度差異很大，但效果卻差相彷彿。

中共1958年開始「教育革命」，其突出特點是：首先，強調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破除對資產階級專家的迷信」，在黨委領導下組織學生編寫教學大綱、教材。北大中文系60個學生經過30天時間，就編寫了一部長達70萬字的《中國文學史》。[56]這充分實現了進步教育強調的以「學生中心」、「探索式學習」、「合作式學習」的教學法，學什麼、怎樣學都由學生自己商量決定。目的很明確，就是破除對權威的「迷信」（實質是灌輸反傳統理念），放大學生自我中心主義，為下一步文革中「造反」打基礎。其次，強調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各學校都辦工廠，在大躍進高潮中師生大煉鋼鐵、開墾農田。連人民大學這樣的純社科大學都辦了108個工廠。這名義上是讓學生在「實踐中學習」（learning by doing），實際上是讓學生啥也學不到。

此後的「文化大革命」，學生被發動起來，砸碎一切和傳統文化沾邊的有形和無形的文化遺產（詳見本書第六章），和西方反文化運動遙相呼應。文革爆發後，毛澤東認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中共於1966年6月13日下發大學招生改革的通知，實施「糾偏行動」：取消大學入學考試，大量招收「工農兵」學生。文革中電影《決裂》反映了這種招生改革的理由：一位貧農出身的青年文化水平不夠，但憑兩手幹農活磨出硬繭而獲得入學資格。校長認為：「文化低，能怪我們嗎？不能！這筆帳只能算在國民黨、地主、資產階級（壓迫者）身上！」當代西方就有教授發表論文表示數學考試會導致種族歧視（因為某些少數族裔的學生數學成績比白人學生低）。[57]也有教授發表論文說，按照男生更高的數學水平要求所有的學生，造成對女生的性別歧視。[58]憑硬繭上大學和將數學成績低歸罪為種族、性別歧視，都是魔鬼把學生弱智化的手段。

文革之後中國恢復了高考。從此「高考」成為教育的指揮棒，中小學教育完全以高考為最終目的。大批學生在這種功利教育制度下成為只會考試的機器，沒有獨立思考能力，也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同時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一直是揮之不去的必考科目。在和傳統斷絕的學生的頭腦中，是非善惡完全按魔鬼的標準衡量。因此911恐怖襲擊之後，大批學生歡呼；小學生宣稱「長大要當貪官」；大學生賣淫、代孕成為各大學的新「風景線」。魔鬼已劫持了我們的下一代。
結語：回歸傳統教育

教育承載著一個國家、民族與人類文明的未來，是百年、千年大計。回顧百年來的美國教育，在共產邪靈的滲透和影響下，已經千瘡百孔，家長、老師被限制得無法給予學生很好的教養，本應讓學生們成才的學校成為放縱學生、把他們引入歧途的重要場所。學生道德的缺乏、技能的低下、脆弱的心理承受能力與各種惡習、亂象、反傳統與反社會的風潮讓全社會感到揪心。共產魔鬼正在吞噬人類的後代與未來。

出版於1958年的《赤裸裸的共產黨人》列出的45個共產黨的目標中關於教育的目標是：「控制學校；把學校作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宣傳的傳送帶；弱化課程；控制教師聯合會；把黨的路線寫進教科書。」[59]放眼美國教育，這些目標不僅已經實現了，而且情況更加嚴重。由於美國的強大政治經濟實力，美國文化也是全世界其它國家仰慕和效仿的對象，大部分國家都以美國為楷模進行教育改革。美國的教學理念、教材、教學方法、學校管理等影響了很多國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美國教育，就等於改變了全世界的教育。

創世之初或人類文明敗壞時，會有覺者或聖人出世。這些覺者或聖人恰恰是一群被稱為「老師」的人，如古希臘文明的奠基人蘇格拉底，是一位教育家；在福音書中，耶穌也稱自己為老師；釋迦牟尼佛有十個名號，其中一個是「天人之師」；孔子是位教育家，而老子是孔子的老師。他們告訴人做人的根本，如何敬神、如何與人相處，提升道德。

這些被稱為「老師」的覺者和聖人，是人類最偉大的教育家，他們的言語塑造了各大文明的形態，成為各大文明最重要的經典。他們所傳授的價值觀和提升道德的方法才是讓每個個體達到心靈健康的大道。而心靈健康的個體，才是保證社會的健康的基本要素。無怪乎這些最偉大的教育家說出了相似的結論：教育是為了培養至善的品德。

曾被實踐幾千年的東西方古典教育，秉承了神傳給人的文化，保留了大量珍貴的經驗和資源。根據古典教育的精神，德才兼備是評判教育成功與否的重要標準。在人類教育回歸傳統的過程中，古典教育的寶藏值得我們去鍥而不捨地挖掘、學習。

道德高尚的人，可以自我管理，這是美國國父們希望的社會形態。道德高尚的人，會得到神的賜福，憑著勤勞和智慧獲得物質上的充裕和心靈的滿足。更重要的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讓社會代代繁衍、生生不息。這是那些覺者和聖人──人類最偉大的教育家，對今天的人回歸傳統教育的啟示。#

哈佛專家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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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Nation at Risk, https://www2.ed.gov/pubs/NatAtRisk/risk.html.

[2] 同上。

[3] Mark Bauerlein, The Dumbest Generation: How the Digital Age Stupefies Young Americans and Jeopardizes Our Future (New York: Jeremy P. Tarcher/Penguin, 2008), Chapter One.

[4] John Taylor Gatto, Dumbing Us Down: The Hidden Curriculum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Gabriola Island, BC, Candd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2005), 12.

[5] Charles J. Sykes, Dumbing Down Our Kids: Why American Children Feel Good about Themselves but Can’t Read, Write, or Add (New York: St. Martin’s Griffin, 1995), 148-9.

[6]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4.

[7] Charlotte Thomson Iserbyt, The Deliberat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 A Chronological Paper Trail (Ravenna, Ohio: Conscience Press, 1999), xvii.

[8]  Quoted in Robin S.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invisibleserfscollar.com, 2013), 48.

[9]  Quoted in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49.

[10]  Quoted in Eubanks, Credentialed to Destroy: How and Why Education Became a Weapon, 45-46.

[11] “Ten Most Harmful Books of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Human Events, May 31, 2005, http://humanevents.com/2005/05/3 ... nd-20th-centuries/.

[12] Mortimer Smith, And Madly Teach: A Layman Looks at Public School Education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mpany, 1949). 關於這個問題，還可以參看Arthur Bestor, Educational Wastelands: The Retreat from Learning in Our Public Schools, 2nd ed. (Champaign,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5).

[13] John A. Stormer, 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 (Florissant, Missouri: Liberty Bell Press, 1964), 99.

[14] I. L. Kandel, “Prejudice the Garden toward Roses?” The American Scholar, Vol. 8, No. 1 (Winter 1938-1939), 77.

[15] Christopher Turner, “A Conversation about Happiness, Review – A Childhood at Summerhill,” The Guardian, March 28, 2014,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 ... view-mikey-cuddihy.

[16] Alexander Neil, Summerhill Schoo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Bearing (New York: Hart Publishing Company, 1960), Chapter 3.

[17] Alexander Neil, Summerhill School: 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Bearing, Chapter 7.

[18] Joanne Lipman, “Why Tough Teachers Get Good Result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27, 2013, https://www.wsj.com/articles/why ... results-1380323772.

[19] Daisy Christodoulou, Seven Myths about Educ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4).

[20] Diane West, The Death of the Grown-Up: How America’s Arrested Development Is Bringing dow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8), 1-2.

[21] Fred Schwartz and David Noebel, You Can Still Trust the Communists…to Be Communists (Socialists and Progressives too) (Manitou Springs, CO: Christian Anti-Communism Crusade, 2010), back cover.

[22] John Taylor Gatto, The Underground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A Schoolteacher’s Intimat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roblem of Modern Schooling (The Odysseus Group, 2000), Chapter 14.

[23] Diane Ravitch, “Education after the Culture Wars,” Dædalus 131, no. 3 (Summer 2002), 5-21.

[24] Steven Jacobson, Mind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 (1985), https://archive.org/details/pdfy-6IKtdfWsaYpENGlz, page 16.

[25] Katherine Kersten, “Inside a Public School Social Justice Factory,” The Weekly Standard, February 1, 2018,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i ... ry/article/2011402.

[26] History Social-Science Framework (Adopted by the Califor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July 2016, Published by the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acramento, 2017), https://www.cde.ca.gov/ci/hs/cf/documents/hssfwchapter16.pdf, p. 431.

[27] 同上，頁391。

[28] Stanley Kurtz, “Will California’s Leftist K-12 Curriculum Go National?” National Review, June 1, 2016,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 ... culum-go-national/.

[29] Phyllis Schlafly, ed., 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 (Alton, Illinois: Pere Marquette Press, 1984), 13.

[30] Herbert Marcuse, Eros and Civilization: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reu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35.

[31] Quoted in B. K. Eakman, Clo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Eradicating Morality through Education (Lafayette, Louisiana: Huntington House Publishers, 1998), 109.

[32]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2), 16-17.

[33]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36.

[34]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Chapter 3.

[35] “Death in the Classroom,” 20/20, ABC Network, September 21, 1990. Available at：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biY6Fz6Few.

[36] Thomas Sowell, Inside American Education: The Decline, the Deception, the Dogmas, 38.

[37]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32.

[38]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45.

[39] “We Teach Children Sex… Then Wonder Why They Have It,” Daily Mail, August 1, 2004, http://www.dailymail.co.uk/debat ... -teach-children-sex–wonder-it.html.

[40]  “Focus on Youth with ImPACT: Participant’s Manual,”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effectiveinterventions.c ... anual.pdf?sfvrsn=0.

[41] Robert Rector, “When Sex Ed Becomes Porn 101,”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ugust 27th, 2003, https://www.heritage.org/educati ... d-becomes-porn-101.

[42] Rebecca Hersher, “It May Be ‘Perfectly Normal’, But It’s Also Frequently Banned,」 National Public Radio, September 21, 2014, https://www.npr.org/2014/09/21/3 ... -frequently-banned.

[43]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53.

[44] Maureen Stout, The Feel-Good Curriculum: 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s Kids in the Name of Self-Estee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erseus Publishing, 2000), 1-3.

[45] Maureen Stout, The Feel-Good Curriculum: The Dumbing down of America’s Kids in the Name of Self-Esteem, 17.

[46] B. K. Eakman, Educating for the “New World Order” (Portland, Oregon: Halcyon House, 1991), 129.

[47] Sol Stern, “How Teachers’ Unions Handcuff Schools,” The City Journal, Spring 1997,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 ... schools-12102.html.

[48] Troy Senik, “The Worst Union in America: How the California Teachers Association Betrayed the Schools and Crippled the State,” The City Journal, Spring 2012, https://www.city-journal.org/html/worst-union-america-13470.html.

[49] William Kilpatrick, 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39.

[50] Samuel Blumenfeld and Alex Newman, Crimes of the Educators: How Utopians Are Using Government Schools to Destroy America’s Children (Washington D. C.: WND Books, 2015), Chapter 14.

[51] Phillis Schlafly, Child Abuse in the Classroom, 14.

[52] 參見Valerie Strauss, “A serious Rant about Education Jargon and How It Hurts Efforts to Improve School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1, 2015,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 ... term=.8ab3d85e9e45.

[53] John A. Stormer, None Dare Call It Treason, 104-106.

[54] 比如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 Standards）受到社會的批評和質疑，原因包括該標準塞進大量圖解左派意識形態的所謂「知識性閱讀材料（informational texts）」，很多文學作品包含露骨的色情描寫，降低數學標準等。請參考：Duke Pesta, “Duke Pesta on Common Core – Six Years Later,」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yRr6nBEnz4, Diane Ravitch, “The Common Core Costs Billions and Hurts Students,” New York Times, July 23,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7/ ... urts-students.html.

[55] 這方面例子很多，可參見周鯨文：《風暴十年：中國紅色政權的真面貌》（香港：時代批評社，1962），網絡版：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zjw1959/06.htm#2。

[56] 羅平漢，〈1958年的教育革命〉，《黨史文苑》，第34期。

[57] Robert Gearty, “White Privilege Bolstered by Teaching Math, University Professor Says,」 Fox News, October 24, 2017, http://www.foxnews.com/us/2017/1 ... rofessor-says.html.

[58] Toni Airaksinen, “Prof Complains about ‘Masculinization of Mathematics’,” Campus Reform, August 24, 2017, https://www.campusreform.org/?ID=9544.

[59] W. Cleon Skousen, The Naked Communist (Salt Lake City: Izzard Ink Publishing, 1958, 2014), Chapt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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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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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0)：媒體篇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09 10:10 PM 人氣 18922       
標籤: 共產主義, 共產黨, 媒體, 左派,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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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7月24日訊】第十三章 媒體篇：魔鬼把媒體變成謊言集散地和魔性信息通道

目錄

前言
1. 共產國家的媒體是洗腦工具
2. 西方媒體是共產黨滲透的重災區
3. 媒體從業人員的大面積左傾
4. 媒體成為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政治工具
5. 把電影變成反傳統文化的先鋒
6. 用電視把洗腦帶進千家萬戶
7. 魔鬼把媒體變成全面戰爭的重要戰場
結語：重拾媒體責任
前言

在現代社會裡，媒體的影響力是巨大的。小到一個社區、族群，大到一個國家乃至全球，人們的注意力無時不被媒體牽引著。隨著媒體的演變，從報紙、雜誌，到廣播、電影、電視，再到網絡媒體、社交媒體、自媒體的出現，媒體傳播、宣傳功效在傳播速度、傳播範圍、視覺、聽覺效果上大大增強，媒體對社會和大眾的影響力更是與日俱增。

人們依賴媒體得到最新的消息、前瞻的分析，在信息海洋裡，媒體就是大眾的眼睛、耳朵甚至是大腦。媒體影響到人們可以看到什麼信息、如何解讀信息，進而影響人的思想、決策與行動。因為對媒體的依賴、信任以及人們在認知上容易先入為主的觀念，媒體對人的影響有時會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對社會精英階層尤其是政治人物來說，媒體報導就是民意的聚焦點、行動的信號彈，被媒體關注的問題會被高度重視，沒被報導的則被擱置淡忘。美國《獨立宣言》之父傑弗遜曾經說過：「假如讓我決定我們應該有一個無報紙的政府，還是有一個無政府的報紙，我會毫不猶豫地寧可選擇後者。」[1]媒體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媒體可以是普世價值的捍衛者，也可能是邪惡的協從者。從根本上說，媒體是社會的公器，它們的職責是公正、準確、及時地報導世間大事的真相，匡扶正義、抑惡揚善，其使命超越個人、公司與黨派私利。

在西方新聞界，媒體是真相與社會核心價值的守護者，具有「第四權」的崇高地位，記者被冠以「無冕之王」的稱號。這是媒體人渴求的理想與精神寄託。

媒體大亨、著名的普利策獎創辦人約瑟夫‧普利策曾說過：「我們的共和國與她的新聞媒體興衰與共。一個勝任的、無私的、以公眾精神為基準的媒體，擁有訓練有素的智者，既具慧眼明辨是非，亦有勇氣擇善而行，這樣的媒體能維護政府賴以立身的公眾道德，無此公眾道德，任何政府不過是一個騙局和笑柄。憤世的、被收買的、蠱惑人心的媒體將同時造就疑心重重、唯利是圖、被煽動的民眾。塑造共和國之未來的力量，就在未來媒體人的手中。」[2]

然而，在人類普遍的道德下滑中，面對強權的壓力與金錢的誘惑，媒體也難以潔身自保。在共產國家裡，媒體成了政權的奴婢，成為洗腦的工具、殺人的幫凶。在西方社會裡，在共產邪靈的操控下，媒體也被共產主義思潮嚴重滲透，其代理人廣泛散播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把媒體變成反傳統、反道德、傳播魔性信息與謊言仇恨的重要工具，為世風日下推波助瀾。媒體真正的傳播真相、守護道德良知的責任常被棄置一邊。看清媒體現狀，重拾媒體責任，在當今時世裡，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1. 共產國家的媒體是洗腦工具

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把媒體當作宣傳洗腦工具來看待。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傳工作」的概念，並要求成員要「具有革命毅力並努力進行宣傳工作」。[3]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經常使用「黨的陣地」、「黨的喉舌」、「政治中心」、「輿論工具」等來表達媒體的性質與功能。

列寧利用媒體作為宣傳、鼓動和組織革命的工具。他創立機關報《火星報》、《真理報》進行革命宣傳鼓動活動。蘇共奪權後，很快就使用媒體對內進行政治洗腦，控制本國人民，對外進行形象宣傳與革命輸出。

中共同樣把媒體當成專政的輿論工具、黨和政府的喉舌。中共深知「槍桿子、筆桿子，奪取政權、鞏固政權就靠這兩桿子」。[4]媒體宣傳與槍桿子一樣，是中共奪權和統治的重要工具。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祕書胡喬木就提出「黨性第一」的原則，說黨報「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論文、每條通訊、每個消息……中都能貫徹黨的觀點、黨的見解」。[5]

中共建政後，嚴格控制壟斷所有的電視、廣播、報紙、雜誌、後來的互聯網等媒體，把它們當成灌輸共產黨意識形態和洗腦的工具，打擊異己、威嚇大眾，扭曲掩蓋真相。媒體被嚴格審查，媒體人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果記者膽敢表達不同意見，等待他們的是非常淒慘的下場。被審查的不僅包括官辦喉舌，個人在公開的網頁或私下的群落中發言都被監視。

有一句話很形象地描述了媒體在中共統治下的角色：「我是黨的一條狗，蹲在黨的大門口，黨讓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其實，這何止是咬幾口的問題，每次政治運動，都是輿論先行，用謊言煽動仇恨，再配之以暴力、殺戮，媒體成為殺人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1989年「六四」期間，中共聲稱學生是「暴徒」，冠冕堂皇動用軍隊「平暴」，「六四」屠殺後，又稱「軍隊未向任何人開槍，天安門廣場沒有任何傷亡」。[6]在鎮壓法輪功時，當局炮製了所謂「天安門自焚事件」嫁禍法輪功，在全世界挑起仇恨，把迫害進一步升級。[7]

中共各級黨委一把手極其重視宣傳工作，宣傳工作隊伍極其龐大。截至2010年底，中國全國宣傳文化系統在編工作人員有130多萬人；其中，省地縣三級宣傳部約5.6萬人、地方宣傳文化單位約120萬人、中央宣傳文化單位約5.2萬人。[8]而這尚不包括數量龐大的負責網絡輿論監控與操控的網絡警察、版主、輿情評論員和其它以各種形形色色身分參與宣傳工作的人。

共產黨當政的國家無一例外地耗費大量的資源來操控媒體。經過共產邪靈多年經營，共產國家媒體一言堂式地為極權政黨當喉舌，欺騙、毒害世人無所不用其極，無需贅言。
2. 西方媒體是共產黨滲透的重災區

在上世紀共產黨陣營與自由社會的對峙中，共產邪靈一直在千方百計滲透自由社會，而對西方國家媒體的滲透是其最重要的環節之一。鑑於美國媒體對全球的巨大影響力，本文以美國為重點闡述共產邪靈對媒體的操控。

蘇俄篡政後，派出間諜打入西方媒體，或拉攏西方國家內部的共產主義同路人、同情者，試圖掌控西方媒體話語權，為共產政權暴君唱讚歌，為暴政塗脂抹粉，在人們不知不覺中顛倒是非、造假宣傳，甚至直接或間接誤導西方政府要員，影響政府決策，做出有利於蘇俄的政策和決定。

研究發現，很多前蘇聯克格勃指派的媒體間諜直接服務於美國有名望的大媒體，如約翰‧斯科特（John Scott）、勞特巴赫（Richard Lauterbach）、萊爾德（Stephen Laird）服務於《時代》雜誌等。他們藉助其大媒體記者身分來往於政要、名人及各國首腦之間，不僅盜竊各種情報，也影響了包括戰爭、經濟、外交、政治等很多重要事務的決策。[9]

《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瓦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曾做過很多有關蘇聯的重要報導，並以其13篇系列蘇聯報導而獲得1932年普利策獎，但美國前共產黨人勒夫斯頓（Jay Lovestone）和知名記者艾爾索普（Joseph Alsop）都認為杜蘭蒂是蘇聯祕密警察部門的間諜。[10]

杜蘭蒂在有關1932~1933年前蘇聯烏克蘭大饑荒的報導中隱瞞真相，矢口否認該饑荒餓死幾百萬烏克蘭人民的事實，他聲稱：「任何說蘇聯今天有饑荒的報導都是誇大其辭或惡意宣傳。」[11]對於其虛假報導的危害，英國著名歷史學家、蘇聯史權威學者康奎斯特 （Robert Conquest）在其經典著作《悲傷的收穫：蘇聯集體化與恐怖饑荒》（The Harvest of Sorrow）中這樣寫道：「作為當時世界上最知名的報紙的最知名記者，杜蘭蒂對大饑荒的否認被當成了真理。他不僅欺騙了紐約時報的讀者，而且因為報紙的聲望，他也影響了無數人對斯大林和蘇聯政權的看法。他毫無疑問影響了當時新當選的總統羅斯福對蘇聯共產政權的承認。」[12]

美國電影業的大本營好萊塢也受到了共產主義和左派思想的滲透，甚至一度成立了共產黨支部。從第三國際成員、共產黨人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進入美國之後，就開始了把列寧發展電影製作的理念付諸實施、把電影作為媒體宣傳的工具。從吸引美國人到蘇聯學習電影製作，到受訓者可以公開參與電影業，到共產黨在美國電影業中建立支部，再到美國人自己在自由世界裡拍出歌頌共產制度的電影，蘇共對美國電影業的控制與影響一步步加深。有作家指出，在那段時間中，在很多電影業者的眼裡，蘇聯是他們的理想國。當時的著名劇作家甚至將納粹進攻蘇聯稱為「祖國受到攻擊」，[13]在當時的電影《莫斯科使團》（Mission to Moscow）中公開宣稱「蘇聯和傳統的美國沒有根本上的區別」。[14]

與蘇聯一樣，中共在自由社會裡的形象同樣大大得益於左派媒體和記者，其中最突出的是美國左派記者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

斯諾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又譯《紅星照耀中國》）偽造了毛澤東等中共高官的光輝形象，美化共產主義的罪惡，在西方大力為中共做正面宣傳。毛澤東因此說：「斯諾是為建立統一戰線所需的友好關係掃清道路的第一個人。」[15]史沫特萊曾寫過不少吹捧中共領導人的文章和書籍。美國作家普萊斯（Ruth Price）經過十五年的深入研究，從前蘇聯檔案中發現了有力的證據，證明史沫特萊是共產國際間諜，在印度煽動武裝革命，並為蘇聯收集情報。[16]斯特朗也寫了大量吹捧中共的文章。因為他們對宣傳中共形象的「巨大功勞」，斯諾、斯特朗和史沫特萊一起成為中共發行郵票紀念的三個美國「紅色筆桿子」。
3. 媒體從業人員的大面積左傾

大部分美國人都對媒體的準確性持懷疑態度，而且多數認為美國的主流媒體總體來說是比較傾向自由派（liberal）的。調查顯示47%的人認為媒體偏向自由派，而只有17%的人認為媒體偏向保守派。[17]不過，人們自然會有這樣的疑惑：新聞業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媒體業界怎麼可能系統地出現偏見呢？就算記者、編輯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和關於社會問題的個人看法，這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報導會出現偏見，因為記者的職業道德是講究客觀公正和平衡的，不應該受個人色彩影響；如果真的存在系統偏見，那麼企業家可以建立沒有偏見的新媒體，這些新媒體將會導致有偏見的媒體破產。

這是很多人用來證明媒體不存在系統偏向的常用論點，但事實絕非如此簡單。美國政治學家格羅斯克羅斯（Tim Groseclose）2012年出版的《向左轉──自由派媒體的偏見如何扭曲美國人的思想》（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書用嚴密的社會科學方法分析了美國主要媒體的政治傾向，得出結論，美國媒體的平均政治傾向遠遠比普通選民的政治傾向左傾，即傾向於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相比媒體的平均水準，所謂主流媒體更是嚴重左傾，遠離普通民眾的政治理念。[18]

該書還分析了由於絕大部分媒體從業人員都是自由主義者，客觀上造成對媒體界傳統派的壓力。在自由派媒體裡工作的少數保守派人士被看作「輕微地邪惡而且不像人樣（mildly evil or subhuman）」，即使不辭職，也不敢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更不能在文章中或製作的節目中傳達保守派的理念。[19]由於媒體大幅左傾，具有傳統派觀點的學生不願選擇新聞專業，畢業後也不願進入媒體工作。自由派媒體從業人員在一個自我封閉的圈子裡互相加強其政治理念，視普通民眾為頑固不化的凡夫俗子，而自己才是引領時代潮流的精英、具有同情心和良知的知識分子。

主流媒體並不一定代表主流民意，蓋洛普2016年的一項調查也佐證了這一點。該調查表明，美國民眾當中的保守派占36%，仍然超過自由派的25%。[20]也就是說，如果媒體如實反映大多數民眾的立場，那麼媒體的整體情況就不應該是左傾的。媒體的過度左傾顯然不是民意推動的結果，而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可以進一步推演說，大部分主流媒體不是在做公正報導，而是受到背後政治議程的驅動，主動引導讀者向左轉。這一點也可以從上面提及的蓋洛普調查中得到說明，民眾總體在向左轉。1996年保守派與自由派的比率差距有22%，2014年差距只有14%，而到了2016年只有11%了。保守派的比率一直保持穩定，而中間派很多向左轉，變成了自由派。這個轉變，不能不說與主流媒體的超前超強左傾、引導民眾向左轉有關。由此，即使媒體出現系統偏見，也可以通過主動引導來製造具有同樣偏見的讀者群以維持媒體自身的生存。

媒體從業人員的黨派比例也可說明一些問題。通常左派（或自由派）傾向於民主黨，而保守派傾向於共和黨。據美國《華盛頓郵報》2014年的社會調查顯示，美國媒體從業人員中，28.1%自稱民主黨，7.1%自稱共和黨，相差四倍。[21]在大的報紙和電視媒體中，左派占了絕大多數，從媒體所有權到社論、報導傾向都明顯左傾。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中，全美最大的100家報紙中，有57家公開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發行量超過1,300萬，而支持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的只有2家，發行量只有區區30來萬。[22]

為什麼媒體如此左傾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上世紀60年代受共產思潮影響，發生了大規模的左派激進社會運動，那些激進的學生後來搖身一變進入了媒體、學術界、上層社會、政府機構、藝術等領域，搶占話語權。

在大學裡，教授屬於左派的占絕大多數，新聞系、文學系濃重的左派意識形態自然也影響了學生。從事新聞行業工作的薪水並不是很高，很多人願意進入這個行業本來就是有一種理想主義的使命感，而共產邪靈鉆了這個空子，把至關重要的媒體悄悄地變成了左派的根據地。

除了新聞媒體，影視界也是重災區，可以說今天的好萊塢已經成為左派大本營。左傾製片人以其精良的製作和嫻熟的故事技巧，將左派理念推銷給社會，並輻射全球。電影主題常出現抨擊資本主義和所謂的階級壓迫、褒揚同性戀等反道德行為以及追求平權、反美情結等內容。

美國作家夏皮羅（Ben Shapiro）採訪了大量好萊塢明星和電視製作人，寫了《黃金時段的宣傳──真實的好萊塢故事：左派如何占領你的電視》一書。一個知名製片人說這個行業內是自由派「100%占主導，任何人想要否定這一點那簡直是開玩笑，或者是沒說真話」。當被追問是否政治觀點不同會成為進入業界的一個阻礙時，回答是「絕對沒錯」。一位知名製片人直截了當承認，好萊塢通過節目推銷自由派政治主張，他表示，「實際上我對此非常贊同。」一名執行主管在談論當今的電視喜劇的時候說到，節目中「只有一個觀點，那就是非常進步主義的視角」。[23]一個知名的刑警題材的電視紀錄片系列的製作人承認，在節目中他有意更多展示白人為罪犯的場景，因為他不想讓觀眾形成負面的（種族）成見（註：在「政治正確」語境中，把少數族裔描繪為罪犯會被指責為種族偏見）。[24]

夏皮羅認為造成影視行業偏左現狀的一個原因，是行業內的「裙帶關係」是基於意識形態上的。朋友推薦相同意識形態的朋友工作。他驚訝於好萊塢人群毫不隱瞞他們反保守派的行業歧視，指出正是這些主張寬容和多元化的人對於多元的意識形態沒有寬容。[25]

哈佛專家

4. 媒體成為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政治工具

新聞教育之父、世界上最早的新聞學院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創辦人威廉斯（Walter Williams）在1914年就訂立了著名的「新聞記者信條」（Journalist’s Creed），信條的規定包括忠於大眾、清晰、準確、公允、敬畏上帝、不受自傲與權力慾望所左右、不譁眾取寵、尊重讀者等。[26]但上世紀60年代後，進步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深深影響了美國媒體，宣導（advocacy）取代了客觀，自由主義、進步主義的報導取代了公允。正如本書已經多次指出的，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是共產主義的新偽裝。

在《媒體精英》這部經典研究中，作者發現，記者對有爭議問題的報導反映了他們自己的態度與教育背景，同時，在新聞室裡的占大多數的政治自由派把新聞報導推向自由主義的方向。[27]

新聞學者凱帕斯（Jim A. Kuypers）在研究了美國新聞媒體二百多年的演變之後也認為，今天的主流媒體在組成上和報導實踐中都是自由主義和進步主義的。他提到，一左派大報的編輯說：「我們太經常在袖子上掛著自由主義，不容忍其它的生活方式和觀點。……我們毫不諱言：如果你在這裡工作，就必須是我們的同類，你必須是自由主義的、進步主義的。」[28]在另一項研究中，凱帕斯發現，在種族、福利改革、環保、槍枝管控等許多社會議題的報導上，主流媒體都偏向自由主義。[29]

左傾媒體占據主導地位後，對美國的政治生態產生很大的影響。媒體很容易把自己的政治傾向與新聞混雜在一起呈現給受眾。CBS前新聞記者戈德伯格（Bernard Goldberg）在2001年《華爾街日報》的評論文章中說，主流新聞主播偏見如此之深，以至於他們「甚至不知道什麼叫自由主義的偏見」。[30]

對講誠信的西方人而言，在看一些主流媒體和嚴肅的新聞時，心裡基本上不設防線。很多時候，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媒體報導的新聞是客觀的、全面的，專家的分析是基於可靠資料的認真分析。這種信任感，將人們不知不覺地置於左傾媒體的洗腦之下，媒體成為培養左傾勢力的重要基地。

西方自由國家傳統上重視媒體的真實、客觀、公正，因此媒體在常規情況下不會使用編造假新聞的方式欺騙公眾（現在假新聞橫行是一種極端反常的情況），而是使用了相當複雜隱晦的手段，主要包括：

其一，選擇性報導：每天世界上發生成千上萬的事件，哪些事件進入大眾的視野和意識、哪些湮滅無聞，幾乎完全取決於媒體的選擇。在這個意義上，現代媒體擁有巨大的權力。由於大批媒體和媒體從業人員受到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在其報導中越來越多地滲入意識形態色彩。在媒體報導中，各種左傾思潮成為主調，如「社會公正」、「平等」、女權主義等被大幅正面報導，而對共產主義的罪惡則輕描淡寫。前美國眾議院議長金里奇（Newt Gingrich）曾批評左傾媒體對共產主義有好感，他們拒絕面對馬克思主義無窮無盡的慘無人道的記錄，常常為馬克思主義開脫。[31]

選擇性報導大體有三類情況。第一，對事件的選擇，即只報導或者主要報導那些有助於引導讀者接受左傾意識形態的事件。第二，對事件背景的選擇，即不是全面報導事件的前因後果，而只報導有利於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部分背景。第三，對評論的選擇，即只引述有利於證明左派意識形態的個人或團體的觀點，而對相反的觀點輕描淡寫。上文引述的《向左轉》的作者格羅斯克羅斯寫道：「每一個因寫出來而犯的錯誤，都對應著數百甚至數千因不寫而犯的錯誤──也就是記者選擇那些只有一派政治勢力願意提及的事實和事件。」[32]

其二，設置議題（agenda-setting）：上世紀60年代，媒體研究者提出一個影響深遠的理論，即媒體設置議題的功能。伯納德‧科恩（Bernard Cohn）的表述簡明扼要：媒體「也許無法左右人們對問題怎麼想，但可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讀者想什麼問題」。[33]也就是說，媒體可以通過報導的數量，或持續跟蹤某一類事件等手段，強調某些問題的重要性，同時淡化另外一些同樣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問題。變性人權利等只有小眾關心的問題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就是媒體設置議題的成功範例。另外，全球暖化成為媒體和政界關心的重大問題，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長期綜合運作的結果。

其三，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framing）：有些事件影響太大，媒體無法視而不見時，就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搶占對這些事件的解釋權。上世紀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和福利國家政策加速了家庭的解體，加劇了貧困和犯罪等現象，但左派利用媒體、好萊塢等，塑造堅強、自立的「單親母親」形象，掩蓋了其背後真正的社會問題。在一些媒體甚囂塵上地對「白人至上」的譴責，把一些少數民族經濟社會地位低下說成是制度性歧視的結果，這些都可以說是媒體和其它政治力量通力合作的結果。

使用誤導性思考框架的具體表現之一是報導時主題先行，記者或者編輯預先有對問題的既定態度，記者在撰寫新聞時，不是從事實提煉出故事和觀點，而是反其道而行，主題先行，把新聞事件像橡皮泥一樣捏成自己需要的樣子，用來證明自己的成見。

其四，用「政治正確」進行自我審查：政治正確是魔鬼的思想警察，對大眾媒體的控制最為嚴密。很多媒體都有成文或不成文的「政治正確」手冊，規定哪些問題可以報導、哪些問題不能報導，或者只能按照某一種口徑報導。由於有所謂「仇恨言論」的立法，歐洲媒體不敢客觀報導移民犯罪，儘管移民犯罪已經成為巨大的社會問題，威脅著這些國家的安定。美國媒體對移民犯罪也三緘其口，不願提及犯罪者的移民身分。

其五，貼貶義標籤降低保守派影響：研究者發現，自由派媒體出於「平衡報導」的需要，不得不引用保守派人士或者保守派智庫的觀點，但是在引用其觀點時，一般都會加上一個標籤，如「保守派」、「右翼」、「宗教右翼」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出於其保守的意識形態，因此是有偏見的，甚至是不可信的。而引用自由派人士或者自由派智庫的時候，他們往往使用中性的或者具有肯定意義的頭銜，如學者、專家等等，暗示他們的觀點是中立、客觀、理性、可信的。

其六，創造「政治正確」語言，潛移默化影響人的思想：西方媒體和左派政界、學術界聯手創造出一整套政治正確的語言，這些詞語的數量極其龐大，被媒體多次重複後，進入讀者、觀眾的潛意識當中，潛移默化地影響公眾對社會的認知和理解。

左傾理念一旦形成，它會表現在社會的方方面面。《紐約時報》2008年10月14日的評論《聚光燈下盡是自由主義理念》（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開篇就說：「在大選期間，紐約的劇院觀眾可以看到大約十幾個過度政治化的戲劇，從伊拉克戰爭、華盛頓的腐敗、女權主義到移民。但這裡你看不到保守主義者的觀點。」[34]

這種政治理念也會反映在選舉中。自由派政治候選人得到更多的正面媒體關注，傳統派被變相打壓。格羅斯克羅斯的研究發現，在華盛頓特區的記者有93%會投票給民主黨，而只有7%投票給共和黨。而這些記者的報導和媒體上各路「專家」的分析，深刻影響了選民的投票。格羅斯克羅斯計算，如果媒體真的能夠客觀公正地報導大選，2008年共和黨候選人馬侃就會以56%對42%擊敗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而結果馬侃反而以46%對53%輸掉了那場選舉。[35]

5. 把電影變成反傳統文化的先鋒

好萊塢電影的社會影響是世界性的。雖然在世界電影總產量中，美國電影占比不到10%，但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全球影院超過70%的放映時間是在放映好萊塢電影。好萊塢主導全球電影界是不爭的事實。[36]好萊塢成為美國文化的世界性標誌，是美國價值觀在全球的傳播、放大器。魔鬼當然也不會錯過這個工具，來傳播反傳統的變異價值。

今天大多數的美國人也許很難想像，在上世紀30、40年代，美國的家庭幾乎不需要擔心電影對孩子們的影響，因為那時電影界有嚴格的道德自律。

1934年在教會的協助下，電影界制定了《海思條例》（Hays Code，全稱為Motion Picture Production Code）。條例的第一條規定：任何電影不得降低觀眾的道德水準。因此觀眾的同情絕不能導向罪犯、犯罪行為和罪惡；關於性的條例規定，必須維護婚姻和家庭的神聖性，電影不得暗示低俗的性關係是可接受的，或者是常見的。通姦有時是情節所必需的內容，但絕不能做露骨的處理，或者以正面或以吸引人的方式來呈現。

然而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伴隨著共產邪靈主導的「性解放」觀念升溫造成的文化道德衝擊，同時電視在美國家庭的普及給電影界帶來巨大的競爭壓力，越來越多的影片無視《海思條例》，對好萊塢原有的道德自律帶來極大的衝擊。如改編自同名小說的《洛麗塔》（Lolita, 1962），以繼父和未成年女兒之間的不倫性關係作為主題，獲得一項奧斯卡獎和一項金球獎。雖然在當時這部片子毀譽參半，但今天「爛番茄」影評網站41個評價中好評達93%，從中可見整個社會道德的巨大變異。

最終，60年代末西方受共產主義思潮影響的反文化運動高潮到來，宣告了好萊塢傳統道德秩序的解體。這個動盪時代中幾部代表性反叛影片標誌著魔鬼大規模控制好萊塢的開始。

首先是1967年的《我倆沒有明天》（Bonnie and Clyde）。該片改編自大蕭條時代以邦妮與克萊德夫婦為首的殺人搶劫犯罪團夥的真實故事。在大蕭條當中，由於房屋被銀行沒收造成了人們的流離失所，強盜對此表現出「義憤」。由此影片把殺人搶劫銀行行為描繪成是出於對社會「不公正」的不滿，暗示惡行有著某種羅賓漢式的「正義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書多次提到，魔鬼善於用某種看似「高尚」的「社會正義」把惡行合理化。影片中強盜夫婦由帥哥美女正面呈現，他們看上去有情有義、有「正義感」，而警察卻是無能、奸詐之輩。這清晰體現了當時反傳統價值、反社會秩序的主題。甚至在結局中，兩個強盜的死都顯得「無辜」，他們死於警察預設的「陰謀」，他們的死被美化成為打動青年觀眾的「暴力經典」，暗示他們是為某種「偉大事業」受難的「聖徒」。

影片的叛逆震驚了主流社會，卻獲得反叛學生的強烈共鳴。飾演男女主角的演員登上《時代》雜誌封面。年輕人模仿他們的風格、穿著、談話的方式、反叛習俗和反傳統的方式乃至死亡方式。[37]一位激進的學生組織領袖在媒體上撰文，認為邦尼和克萊德是與古巴遊擊隊頭目切‧格瓦拉和越共恐怖分子阮文追一樣的「英雄」。[38]還有激進學生組織宣告：「我們不是潛在的邦妮與克萊德，我們就是邦妮與克萊德。」[39]

該電影以赤裸裸的暴力鏡頭、美化罪犯的主題和性的場景遠遠超出好萊塢道德規則邊界，卻仍然得到業界推崇：該片獲10項奧斯卡獎提名，最終贏得2項大獎。這意味著原有規則的解體。

另一部電影是同年底的《畢業生》（The Graduate），反映了上世紀60年代大學生內心的彷徨和衝突。男主角大學畢業，面對人生目標時茫然和孤獨。父輩所代表的傳統價值觀被呈現為枯燥與虛偽的，他因而拒絕進入主流社會。他被一已婚婦女色誘後，又和其女兒戀愛，當女兒洞悉其母親與該男學生有染後，親情、戀情交織在一起，當最後她和另一男友舉行婚禮之際，該畢業生趕來，兩人又一同私奔。該片將年輕人反傳統、亂性、亂倫、私奔等情節攪在一起，複雜離奇，但卻迎合了當時社會反叛青年迷茫的心態、反傳統的大潮流，轟動一時。其票房收入之多使其在歷年電影票房總收入榜中名列前茅。電影以7項奧斯卡獎提名，1項得獎獲得好萊塢認同。這兩部電影開啟了所謂的「新好萊塢」時代。

到1968年底，好萊塢用分級制度取代了《海思條例》。也就是說，什麼內容都可以上銀幕，只要貼上分級標籤就行。這大大放鬆了媒體人的自律，模糊了娛樂界是非善惡的標準。走到這一步，實際上是娛樂媒體人主動把道德和創作分割，魔鬼利用已經變異的社會思潮，通過媒體給人慾望的刺激，讓人在即時可得、成本極低的滿足感中躲避生活中的不如意之處，同時也利用製片商的貪婪，讓他們通過暴力和色情吸引人群，而得到商業回報。

電影是一個特殊的媒體，它讓觀眾完全融入影片塑造的氛圍裡，使其忘掉現實，和主角分享同樣的感受，與導演分享同樣的視角。成功的電影使觀眾如醉如痴，甚至不願讓任何事物把自己拉回現實。因此它對塑造觀眾的價值理念作用非常大，也使魔鬼利用它能更有效地讓人背離傳統。

一位知名製片人表示：「紀錄片轉化已經轉化的，故事片轉化未被轉化的。」[40]也就是說，紀錄片強化觀眾已有的價值觀，而故事片用引人入勝的方式，在觀眾不設防的情況下，把一種新的價值觀灌輸給他們。《我倆沒有明天》的製片人兼男主角是位熱衷於社會主義理念的明星，他編導主演了奧斯卡和金球獎得獎片（最佳導演）《赤色分子》（Reds, 1981），在冷戰高峰期以平易可親的形象成功改變了美國人對激進共產主義分子的看法。[41]在另一部他編導並主演、獲得多項奧斯卡提名的電影《吹牛顧客》（Bulworth, 1998）中，他塑造了一個坦誠的總統候選人，然後借主角的身分發表演說，告訴觀眾，階級問題──而不是種族問題──才是美國政治的中心，普通白人與黑人之間的共同利益超過他們與富人之間的共同利益。[42]他的電影如此成功，以至於人們一度敦促他參政競選美國總統。

許多電影的教唆效果立竿見影。比如在好萊塢《我倆沒有明天》的首映式上，有人在結束時站起來大聲咒罵警察。[43]分級制度生效後，好萊塢第一部R級（兒童不宜）賣座大片《逍遙騎士》（Easy Rider, 1969）就使吸毒風靡社會。它講述了兩個長髮的嬉皮士摩托車手販賣可卡因的冒險之旅。搖滾、毒品、嬉皮公社、妓院是他們一路上的生活方式，拍攝中甚至使用了真實的毒品。他們避世、放縱、反傳統而「自由自在」的嬉皮士生活，成為無數反叛青年的「夢想」，也使毒品成為反文化的象徵。其導演承認，「可卡因在美國成為一個大問題，說真的全因為我。」[44]

自從分級制度誕生後，好萊塢被邪靈利用製造出大量充斥正面描繪性、暴力、毒品、犯罪團夥等敗壞行為的電影作品。有研究發現從1968年到2005年出品的好萊塢電影中R級影片占58%。[45]

美國學者維克特‧克萊恩（Victor B. Cline）在上世紀70年代對當時鹽湖城放映的37部影片做了分析，發現57%的電影正面表現了主角對配偶的不忠行為，或者用某種情形將其合理化；38%的電影將犯罪行為表現為有回報的或者是成功的表現，並且令人興奮而沒有任何負面後果；59%的電影主角殺死了一個或更多的人；72%的女主角有某種形式的通姦行為。實際上只有一部電影中的男女性關係是在合法婚姻之內的。只有22%的電影中主要人物的婚姻生活是合理和健康的。[46]

針對大眾對電影中過分的暴力、性內容的批評，一種常見的辯護就是電影只是反映現實生活，因此並不會帶來更多負面影響。但是事實上，上述關於電影的統計顯然不能反映現實狀況。大量左派好萊塢從業人員，自然會將其價值觀反映到作品中來，從而影響社會大眾。前好萊塢編劇、知名影評人麥德維徳指出，好萊塢從業者按照他們的意願改變社會的價值觀：美化暴力、鼓吹性亂、貶低家庭等等。[47]也有人認為這些敗壞道德的內容只是因為受到金錢的驅使。無論哪種原因，結果都是魔鬼想要的。

不過分地說，電影帶動人群道德下滑的效應已經令人觸目驚心，有的甚至把獸或怪物放在英雄的位置上，宣揚人變獸、人獸交主題的作品也已經被好萊塢主流認可、受到讚譽，這就是魔鬼統治我們世界在生活中的真實反映──人們坦然接受鬼怪登堂入室。

這些反傳統電影，表面上用各種貌似高深的理論探討、反映社會現實問題，實際上是精心設計各種藉口，給觀眾呈現一個「複雜的具體環境」，讓人覺得道德準則必須隨著實際情況而變。這其實是向觀眾宣布：這個世界並沒有黑白分明的善惡正邪之分，傳統是乏味和令人壓抑的；道德是相對的，傳統社會中被鄙視的醜惡行徑總可以在某種情境下被推到聚光燈的中心，受到同情甚至推崇。人們在享受娛樂的同時，魔鬼用這種方法把道德相對主義悄悄植入人心，將人一步步推離傳統。

哈佛專家

6. 用電視把洗腦帶進千家萬戶

如今電視融入了人們日常的生活，它成了人們休閒、聊天、吃飯的一部分。而經常看電視會改變人的價值觀，人卻不自知。美國「媒體研究中心」的一項調查研究證實了這一點。比如一個人觀看電視越多，越不傾向於堅守諸如誠實、可靠、公正等傳統價值觀；觀看電視越多的人，越傾向於對性道德方面的「開放」，更容易認同婚外性關係、墮胎、同性戀等等。雖然兩組人自稱信神的比例都差不多（約85%），但一個人觀看電視越多，就越不容易珍視宗教原則和遵循神的教誨。比如問卷選擇：「應該在任何情況下都遵從神定下的價值規範，還是遵循個人價值的同時結合神的道德規範？」看電視多的人容易傾向於後者。[48]

從這些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出一個特點，就是經常看電視能夠使人容易傾向於道德相對主義。

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電視已經融入人們的日常生活。除了情節引人入勝的電視劇和電影有同樣塑造人的價值觀的效果之外， 脫口秀、情景劇甚至紀錄片等等也通過每天不斷重複，悄悄把各種變異理念灌輸進人的大腦。

以脫口秀為例，演播室為了收視率，特別樂於邀請那些觀點或行為與傳統價值相左，或者生活矛盾突出的嘉賓，或者邀請「專家」討論一些有道德爭議的話題。這些嘉賓被鼓勵「勇敢」吐露個人生活中的「深刻複雜的問題」，然後主持人、專家或者現場觀眾會給出種種解決問題的「選項」。為了使節目受歡迎，節目中通常沒有任何道德評判。於是許多節目便成為敗壞、變異行為和觀點的展示場。人們逐漸認同，他們原本堅持的價值觀在某些「特別情形」下並不適用。這實際也就悄悄否定了普世價值的存在。

還有很多電視台晚間節目充斥下流、低級的內涵，不堪入目。一些節目主持人也以出口說髒話為榮，甚至女主持人也口出不遜。不少節目是在人們極度放鬆的情況下，以娛樂的形式，灌輸低級品味、反文化、反傳統的內容，久而久之，人們見怪不怪，甚至認同、欣賞，道德下滑而不自知。

電視情景劇也被魔鬼利用，把平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常見的變異價值觀、行為不斷重複呈現，使之「正常化」。

夏皮羅曾舉過這樣一個例子。在風靡美國的情景劇《朋友》（Friends）中有這樣一個片段。羅斯（Ross）的前妻卡羅（Carol）是個女同性戀，但她懷了羅斯的孩子。羅斯顯然對自己的孩子在同性戀家庭長大感到困擾，這時菲碧（Phoebe）走過來安慰羅斯說：「我長大的時候，你知道我爸離開了我們，我媽去世了，繼父被關進了監獄，所以我幾乎沒辦法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家庭。而你的孩子，現在還沒有出生，就有三個家長在爭著誰能愛他/她更多一些。他簡直是世界上最幸運的嬰兒。」羅斯一下子釋然了，覺得很有道理。夏皮羅寫道：「一個懷孕的女同性戀和三個家長，不但被描繪成正常家庭，甚至還是令人羨慕的家庭。」[49]

醫學上發現，人的腦電波呈現出五種模式，其中兩種是人在清醒時的模式，稱之為α模式和β模式。當人處在緊張工作的狀態下，腦電波呈現β模式，此時人的分析能力加強，偏重理性思考。如果一個人正在辯論，其腦電波會呈現出高度β模式。換句話說，人處於這種狀態下時，警惕性提高，不容易上當受騙。但當人處於放鬆的狀態下，腦電波呈現α模式，這種情況下，人的情感占據主導，分析能力下降。人們在看電影電視時，不是處於一個嚴肅的思考狀態，而是一個放鬆和容易被灌輸的α模式。這種情況下，人很容易被影視劇裡的觀點說服。

研究顯示，接近三分之二的媒體節目（包括兒童節目）含有暴力情節，有誤導傾向的性內容也遍布電視和影片中。除了學校的性教育課程，年輕人把媒體列為他們有關性行為信息的第二重要來源。大量研究表明，媒體的暴力內容會造成年輕人對暴力脫敏，增加他們未來人生中產生攻擊行為的風險。媒體對年輕人的暴力傾向、少女懷孕、性行為造成惡劣影響。常看含性內容節目的少女在三年內懷孕的概率是少看此類節目的女孩的兩倍。媒體的性節目也增加強迫性侵害以及危險性行為的風險。[50]

大量的色情和性內容直接對社會的價值觀和傳統進行衝擊，一位學者指出：「媒體充滿了性的內容，不要說孩子，就是批評家都難以抗拒，我認為媒體成了我們真正的性教育者。」[51]受媒體的影響，婚外性行為、通姦等等成為了人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覺得只要當事者你情我願，沒什麼不可以。

在《黃金時段的宣傳》一書中，夏皮羅總結上百個對美國影響很大的電視劇集。他發現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節目從肯定自由主義（Liberal），到推行無神論、嘲笑信仰，到推行性和暴力、推行女權主義、肯定同性戀和變性，到排斥道德，否定傳統的夫妻、家庭、親子關係，到極力推廣左派觀點，到樹立沒有同情心、殘暴的人為正面人物，其演變過程就是一個趨向越來越墮落的價值觀的過程，這種反傳統生活方式對社會大眾特別是年輕人的觀念產生了很大的影響。[52]

更有甚者，眾多所謂音樂電視節目毫無掩飾地向青年觀眾推銷軟色情，乃至變態性行為的色情。[53]電影分級制度實施之後，大量赤裸裸的色情片貼上「Ｘ」級標籤即可出品。隨著技術發展，這些淫穢節目從地下走到地上，在錄像出租店、付費有線電視頻道、旅館中隨時可得，不斷引誘人們走向墮落。

在電視節目上，魔鬼也沒有忽略對孩子的污染，形象醜陋的卡通、暴力卡通，乃至節目中隱藏的各種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理念，比如以「多元主義」的名義灌輸同性戀觀念，以「世界上只有一個你」灌輸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尊重，與其道德行為無關，諸如此類。[54]

誠然，許多好萊塢節目製作人或許沒有一個成形的計劃，要把各種變異觀念灌輸給大眾，但如果節目製作者本身認同魔鬼的進步主義、自由主義理念，那麼節目中「不自覺地」摻雜變異理念也是可以預料的。真正有慎密計劃的是魔鬼，而媒體人遠離了神就會成為被魔鬼操縱的棋子。
7. 魔鬼把媒體變成全面戰爭的重要戰場

在共產主義的鬥爭哲學中，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進行沒有道德底線的超限戰。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傳統派候選人川普直言反對「政治正確」、提倡回歸傳統價值、法治秩序、減稅振興經濟與生活、復興人對神的崇敬與謙卑等將美國「向右拉回」的舉措，引起了自由派的恐慌，因此自由派通過其控制的主流媒體，對川普發動了大規模攻擊。

在大選中，左傾媒體利用各種手法刻意醜化、集體唱衰川普，把其支持者描述為種族主義者、性別歧視者、仇視外來人口、未受過良好教育的白人，讓人生出鄙夷、不願與之為伍的心態，以左右大選導向。除少數幾個媒體外，幾乎95%的媒體都預言川普肯定會落選。但事與願違，川普最後贏得了大選。

通常來說，無論選戰如何激烈，選戰結束後，不同黨派、團體都應重歸正常運作。媒體更應秉持公正準則，以國家利益為重，保持媒體中立的原則。但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結束後，人們看到的卻是，媒體並沒有從選戰時期走回國家正常運作之中，而是繼續選戰的仇恨，甚至抱定魚死網破的態度，哪怕自毀形象，也要一拼到底。

大多媒體故意忽略川普政府的政績，如金融市場創歷史紀錄的股票行情、美國外交上的勝利、幾乎徹底消滅伊斯蘭國（ISIS）、美國失業率創18年歷史新低，使美國企業界重新煥發生機。不但如此，這些媒體盡一切可能捕風捉影、處處掣肘。比如所謂「通俄門」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但特別檢察官的調查迄今卻依然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而國會的報告則更直接指出川普沒有通俄問題。[55]

為達到攻擊川普的目的，媒體還大量製造假新聞。2017年12月，一個美國電視新聞巨頭由於謊報川普命令其部下和俄國共謀溝通的假新聞，不得不處罰該資深記者四個星期無薪停職，並以收回假新聞而收場。[56]最後，那兩位記者被迫離開了該電視台。那位記者的團隊以前可以說戰績輝煌，獲得過4次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s）、17次艾米獎（Emmy Award）等大獎，但假新聞令他們自毀名聲，黯然收場。

2018年6月，一名洪都拉斯小女孩與母親試圖偷渡進入美國、遭到邊境巡邏隊攔下的哭泣照片，在媒體與網路上廣為流傳。媒體聲稱小女孩被強迫與母親分開，藉機大肆批評川普嚴守邊境、防堵非法移民的政策。隨後，某著名雜誌將小女孩的照片與川普的照片加工合成，作為雜誌封面，並在封面上加註一句「歡迎來到美國」，試圖藉此嘲諷川普。但小女孩的父親隨後接受媒體採訪表示，小女孩並沒有與媽媽分開。[57]

根據「媒體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近兩年針對美國主要三大媒體廣播公司的晚間新聞進行的研究發現，川普是這兩年三大電視台的報導重心，占三台晚間新聞總時數的三分之一。在2017年對川普負面報導的比率高達90%，正面報導卻只有10%。在2018年負面報導更高達91%。該報告說：毫無疑問，沒有一位總統像川普一樣在這樣長且持續的時間內受到這樣的敵對報導。[58]美國民眾也看出假新聞的端倪。根據蒙莫斯大學（Monmouth University）2018年4月的民調，美國民眾認為「新聞媒體傳播假新聞」的比率，從前一年的63%，攀升到77%。[59]2016年蓋洛普的一項調查發現，美國人對媒體的信任度降至新低，只有32%的人對媒體有很多或相當程度的信任，比前一年降低了8個百分點。[60]無怪乎一位大媒體老闆痛心地說：「假新聞是我們時代的癌症。」[61]

按照美國選舉的結果，支持和反對川普的幾乎各半，而媒體的態度卻基本上是一面倒，這並非正常現象。對川普的妖魔化攻擊是因為他力主恢復傳統，他的理念與左傾的反傳統思想是不能共存的。媒體的抹黑如果能使人們對他失去信任，從而對抗他恢復傳統的努力，就達到了這種負面報導的目的──阻止社會向傳統回歸。

更令人憂心的是，大批媒體成為激進言論的放大器，激化社會矛盾，挑起仇恨對立，引發、加劇社會撕裂。其做法可以說到了不顧基本倫理、不計後果、不惜自毀的同歸於盡式的地步，把國家帶入十分混亂、危險的狀態。

哈佛專家

結語：重拾媒體責任

如果說上世紀共產邪靈還只是局部的滲透、侵占世間各個領域，那麼時至今日，魔鬼已經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人類世界方方面面都已經被魔鬼侵蝕。媒體對人類的巨大影響被共產邪靈有效地利用來進行洗腦、欺騙、敗壞世人道德，使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走向變異而不知。

西方國家裡很多自由派媒體淪為共產邪靈掩蓋真相、誤導世人的得力工具。很多媒體失去基本的職業操守，各種不擇手段的攻擊、謾駡、詆毀，不計媒體自身聲譽、不計社會後果。

魔鬼能得逞的原因是它利用了人的種種道德弱點：追求名利、無知、懶惰、自私、被濫用的同情心、爭鬥心等等。有的人自以為是地把自己裝扮成真理在握者反叛傳統的價值，有的人為了博得眼球而迎合道德墮落的「大眾需求」，有的人為了自己的職業前途而順從墮落的標準，有人出於妒嫉和敵意編造假新聞，有人由於無知和懶惰而聽信假新聞，有的人利用人們的善良和同情心而鼓吹所謂的社會正義，帶動整個社會往左轉，有的人為了政治、經濟目的而不擇手段……

媒體的使命是崇高的，它本是人們賴以獲取日常大眾信息的生命線，也是維護社會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承載著大眾的信任。客觀、公允是對媒體的基本倫理要求，是人們對其信賴的關鍵，但今天的媒體亂象無處不在，讓人們對媒體的信心大打折扣。重拾媒體的使命、重現新聞業的輝煌，是媒體人的光榮責任。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追求真。媒體對真相的報導是全面的，而且是出於誠意。很多媒體在報導社會現象時呈現的是局部的真實，往往帶有誤導性，有時比謊言更有害。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追求善。媒體的善並不是對同情的濫用，不是政治的正確，而是為了人類真正長遠的福祉。人類的出路不在於短期獲得多少經濟利益，更不是共產邪靈炮製的烏托邦，而是沿著神給人開創的傳統之路，提升道德水準，最後能返本歸真，返回生命真正的美好家園。一個媒體讓社會重德才是根本的為善。人類社會是善惡同存的，傳播真相、揭露邪惡、抑惡揚善，是媒體的責任。

重拾媒體的使命意味著媒體需要更多地關注事關人類前途的大事。在人類最近一百多年裡，出現了自由社會與共產陣營的對峙。表面上是意識形態的對峙，實際上是正與邪、善與惡、生與死的交鋒。共產邪靈在全世界摧毀人類文明賴以維繫的道德，在東歐共產政權解體之後，其陰魂仍然未滅。

在中國這個文化古國，中共最近二十年發動了對信仰「真、善、忍」普世價值的法輪功的迫害。這場迫害涉及人數之多、範圍之廣、時間之長、迫害程度之慘烈，在人類歷史上都罕有其比，是當代社會最大的信仰迫害。從根本上說，這不只是對法輪功的迫害，而是對人類文明核心價值的迫害，對人類信仰自由的迫害。但西方媒體報導數量和力度與之相比遠遠不成比例。大多數主流媒體受中共政權威逼利誘，在報導上自我審查，對這場當代最大的信仰迫害保持沉默，有的甚至散播中共造謠謊言，為邪惡推波助瀾、助紂為虐。

同時，人類也出現了反對共產邪惡主義、回歸傳統的潮流。在中國，已經有超過3億人退出中共的黨、團、隊組織。這樣一件關係到中國與世界未來的大事，西方媒體卻罕有報導。

在世界經歷巨大變遷的今天，真相與傳統道德比任何時候都尤顯重要。世界都需要能明辨是非、擇善而行、維護公眾道德的媒體。是否能夠超越個人、公司和黨派利益考量，從人的基本良知出發，把真實的世界呈現在世人面前，是擺在每個媒體人面前的課題。

對讀者和觀眾來說，在媒體道德下滑的時候，明辨是非，理性認知媒體的各種信息，從傳統出發判斷問題，從普世價值的角度衡量社會現象，促成媒體回歸歷史使命，變得極其重要，這也是人們能夠遠離共產邪靈、走回傳統、走向美好未來的關鍵。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

[1] Thomas Jefferson, The Works, vol. 5 (Correspondence 1786-1789), http://oll.libertyfund.org/quote/302.

[2] Joseph Pulitzer, “Why Schools of Journalism?” New Republic (October 9, 1930), 283.

[3]〈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 ... ngels-18471208.htm.

[4]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https://ccradb.appspot.com/post/1415。

[5] 胡喬木：〈報紙是教科書〉，《胡喬木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303。

[6] 韓梅：〈英解密檔案曝光「六四」死亡人數：屍體堆積在地下通道〉，希望之聲廣播電台，2017年12月20日，http://www.soundofhope.org/gb/2017/12/20/n1378413.html。

[7] “Self-Immolation Hoax on Tiananmen Square,” Minghui.org, http://en.minghui.org/cc/88/.

[8] 〈綜述：創新機制強化培養 構建高素質宣傳文化隊伍〉，新華網，2011年9月28日，http://cpc.people.com.cn/GB/64107/64110/15777918.html。

[9] Matthew Vadum, “Journalistic Treachery,” Canada Free Press, July 1, 2015, https://canadafreepress.com/article/journalistic-treachery.

[10] Marco Carynnyk: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Great Famine,” The Ukrainian Weekly No. 37, Vol. LI (September 11, 1983), http://www.ukrweekly.com/old/archive/1983/378320.shtml.

[11] Robert Conquest, The Harvest of Sorrow: 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19.

[12] Quoted in Arnold Beichman, “Pulitzer-Winning Lies,” The Weekly Standard, June 12, 2003, https://www.weeklystandard.com/a ... itzer-winning-lies.  

[13]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San Francisco: Encounter Books, 2005), 80.

[14] Ronald Radosh, Red Star Over Hollywood: The Film Colony’s Long Romance with the Left, 105.

[15] 愛德加·斯諾：《紅色中華散記》，奚博銓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1），頁1。

[16] Ruth Price, The Lives of Agnes Smedle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5-9.

[17] Lymari Morales, “Majority in U.S. Continues to Distrust the Media, Perceive Bias,” Gallup, September 22, 2011, https://news.gallup.com/poll/149 ... perceive-bias.aspx.

[18]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1).

[19]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Chapter 10, “The Second-Order Problem of an Unbalanced Newsroom.”

[20] Lydia Saad, “U.S. Conservatives Outnumber Liberals by Narrowing Margin,” Gallup, January 2017, https://news.gallup.com/poll/201 ... arrow-tuesday.aspx.

[21] Chris Cillizza, “Just 7 Percent of Journalists Are Republicans. That’s Far Fewer than Even a Decade Ago,” Washington Post, May 6,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 ... term=.3d0109901e1e.

[22] “2016 General Election Editorial Endorsements by Major Newspapers,”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d ... r_endorsements.php.

[23]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New York: Broadside Books, 2012),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4]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Making the Right Cry: How Television Drama Glorifies Liberalism.”

[25]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The Clique: How Television Stays Liberal.”

[26]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8.

[27] S. Robert Lichter, et. al., The Media Elite (Castle Rock, CO: Adler Pub Co., 1986).

[28]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2.

[29] Jim A. Kuypers, Press Bias and Politics: How the Media Frame Controversial Issues (Santa Barbara, CA: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2).

[30] Quoted in Jim A. Kuypers, Partisan Journalism: A History of Media Bias in the United States, 4.

[31] Newt Gingrich, “China’s Embrace of Marxism Is Bad News for Its People,” Fox News, June 2, 2018, http://www.foxnews.com/opinion/2 ... or-its-people.html.

[32] Tim Groseclose and Jeff Milyo, “A Measure of Media Bia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20, No. 4 (November, 2005), 1205.

[33] Quoted in Maxwell E. McCombs and Donald L. Shaw, “The Agenda-Setting Function of Mass Media,”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 36, No. 2 (Summer, 1972), 177.

[34] Patricia Cohen, “Liberal Views Dominate Footlight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2008, https://www.nytimes.com/2008/10/15/theater/15thea.html.

[35] Tim Groseclose, 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 “Preface.”

[36] Jonathan Derek Silver, Hollywood’s Dominance of the Movie Industry: How Did It Arise and How Has It Been Maintained? Ph.D Dissertation, the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07). Section 1.4.

[37] John Belton, American Cinema / American Culture, 2nd Edition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Chapter 14.

[38]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99.

[39]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22.

[40]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

[41]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38-39.

[42] Steven J. Ross, Hollywood Left and Right: How Movie Stars Shaped American Politics, 352.

[43] Todd Gitlin,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199.

[44] Peter Biskind, Easy Riders, Raging Bulls: How the Sex-Drugs-and-Rock ‘N’ Roll Generation Saved Hollywoo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74.

[45] Ashley Haygood, The Climb of Controversial Film Content, MA Thesis in Communication at Liberty University, https://digitalcommons.liberty.e ... masters&sei-re.

[46] Victor B. Cline, “How the Mass Media Effects Our Values and Behavior，” Issues in Religion and Psychotherapy，Vol 1, No. 1. (1975), https://scholarsarchive.byu.edu/ ... 04&context=irp.

[47] Michael Medved, Hollywood vs.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3), 3.

[48] “The Media Assault on American Values,” Media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mrc.org/special-repo ... lt-american-values.

[49]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Prologue: How Conservatives Lost the Television War.”

[50] “The Impact of Media Use and Screen Time on Children, Adolescents, and Families,” American College of Pediatricians, November 2016, https://www.acpeds.org/wordpress ... ed-with-ref-64.pdf.

[51] Congressional Record, Volume 141, Number 146 (September 19, 1995), https://www.gpo.gov/fdsys/pkg/CR ... 9-pt1-PgS13810.htm.

[52] 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53] 例如MTV的系列節目「脫光」，參見 Libby Copeland, “MTV’s Provocative ‘Undressed’: Is It Rotten to the (Soft) Core?”, Los Angeles Times, February 12, 2001,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1/feb/12/entertainment/ca-24264.

[54] 具體例子可參見Ben Shapiro, Primetime Propaganda:: The True Hollywood Story of How the Left Took Over Your TV, “Robbing the Cradle: How Television Liberals Recruit Kids.”

[55] Erin Kelly, “Speaker Paul Ryan: ‘No Evidence of Collusion’ between Trump Campaign and Russians,” USA Today, June 7, 2018,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 ... ussians/681343002/.

[56] Julia Manchester, “Trump: ABC Should Have Fired ‘Fraudster’ Brian Ross,” The Hill, December 8, 2017, http://thehill.com/homenews/admi ... audster-brian-ross.

[57] Samantha Schmidt and Kristine Phillips, “The Crying Honduran Girl on the Cover of Time Was Not Separated from Her Mother,” Washington Post, June 22,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 ... term=.bd08dbdaf5bc.

[58] Rich Noyes, “TV vs. Trump in 2018: Lots of Russia, and 91% Negative Coverage (Again!) ,” NewsBusters, March 6, 2018, https://www.newsbusters.org/blog ... -negative-coverage.

[59] “‘Fake News’ Threat to Media; Editorial Decisions, Outside Actors at Fault,” Monmouth University Polling Institute, April 2, 2018, https://www.monmouth.edu/polling ... uthpoll_us_040218/.

[60] Art Swift, “Americans’ Trust in Mass Media Sinks to New Low, Politics,” Gallup, September 14, 2016, https://news.gallup.com/poll/195 ... sinks-new-low.aspx.

[61] Polina Marinova, “New L.A. Times Owner Tells Readers: ‘Fake News Is the Cancer of Our Times’,” Fortune, June 18, 2018, http://fortune/2018/06/18/los-angeles-times-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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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7/24/n10586579.htm

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1)：文化篇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更新 2022-09-24 8:16 PM 人氣 18051       
標籤: 共產主義, 共產黨, 文化,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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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7月28日訊】第十四章 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篇：魔鬼的狂歡

目錄

前言
1. 共產黨的黨文化
2. 共產邪靈顛覆西方大眾文化
3. 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亂象
1）嘻哈搖滾
2）吸毒盛行
3）色情氾濫
4）電玩成風
5）暴力文化
6）變異時尚
結語
前言

神創造了人類。經過漫長的歷史過程，神給人奠定了正統的文化。各個民族文化的具體表現雖然不盡相同，但其核心卻驚人地一致。東西方各個民族都重視真誠、善良、慷慨、正義、節制、謙遜、勇敢、無私等美德，在其經典中對自己民族的後人叮嚀周至，一再申說。貫穿於所有這些美德之中的，是對神的敬仰和對神的誡命的忠貞不渝，因為歸根結柢是神規定了人應有的文化和行為準則。這就是普世價值之所從來。

美國的建國之父極為重視人的道德禮儀。華盛頓總統早年親手抄錄了110條社交禮儀規則（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雖然其中某些具體事情和表面形式隨著時間的流逝可以斟酌損益，但其內涵卻具有普遍意義──談到神和有關神的事時有敬畏之心；崇尚道德、尊重他人；謙卑；智慧地給予不同的人與其身分相符的對待；注意公德，不傷害他人的情感和利益；行為舉止得體並適應場合；衣著整潔，體現美感；不用傷人或報復性的言語，不在背後毀謗他人；親近賢人，保持良知等等。[1]而富蘭克林有著名的13條生活準則：節制、寡言、秩序、果斷、節儉、勤奮、誠實、公正、中庸、整潔、沉著、貞潔、謙虛，與華盛頓所重視的110條守則在精神上若合符節。[2]

上世紀50年代以前，人們的道德水準還能普遍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東西方各個國家的人民都還保留著相當一些做人應有的傳統。即使是1949年以後的中國，儘管共產邪靈已經開始有步驟、有計劃地毀掉傳統、屠殺精英、敗壞道德，人們還保留了共產黨篡政前留下的一些傳統美德。

隨著共產陣營的擴張，共產邪靈進一步推行其計劃。尤其是60年代以後，東西方世人在道德敗壞的路上越走越遠。中共1966年自「破四舊」開始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與美國60~70年代激烈的「反文化運動」，以及波及到全世界以青年人為主體的反傳統運動，都是共產邪靈在全世界範圍內以破壞傳統、變異人類為目的而掀起的全球性事件。

那場運動給今天的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自那開始，中國社會的傳統文化基礎被徹底摧毀，道德下滑一日千里；在西方社會裡，搖滾、吸毒、性解放、同性戀、嬉皮文化、精神頹廢等等，開始大面積流行，嚴重衝擊著西方傳統文化的根基。反文化運動中的年輕激進分子走向社會各階層之後，用另一種方式繼續著那場運動。與此同時，各種先鋒藝術和文學、各種現代思潮、變異觀念，匯集在一起，藉助電視、電腦、互聯網、手機各種大眾傳媒和現代通訊工具，讓整個人類快速偏離神給人規定的文化和生活，走向變異和墮落的深淵。

放眼人間，特別是近幾十年以來，人類道德下滑，大眾文化、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墮落，實在是令人觸目驚心。中共通過不間斷的政治運動徹底破壞掉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之後，創造了一個邪惡的黨文化體系，年輕一代都是浸泡在黨文化當中長大的，對正統文化一無所知。除去西方國家主流社會還在固守著傳統，拒受邪靈引誘、滲透外，可以說共產邪靈幾乎成功地達到了它們在全世界範圍內敗壞人類文化、社會生活的目的。
1. 共產黨的黨文化

上世紀80年代中共「改革開放」之後，中國人走出國門，著實讓國際社會吃了一驚。有些西方人這時還保留著對傳統中國人的印象：溫文爾雅，彬彬有禮，謙虛善良，勤勞儉樸。但經過共產黨幾十年的洗腦和改造，中國人徹底變了：他們變得舉止粗魯、說話粗聲大氣；在公共場合不排隊、大聲喧嘩；在不允許吸菸的地方吸菸；不講衛生、隨地吐痰丟垃圾；愛占小便宜，不為別人著想。近年來，有些中國遊客的行為更是震驚了世界：他們隨意攀爬破壞文物古蹟，在公共場合讓小孩大小便，用過廁所不沖水，哄搶免費商品，爭搶浪費自助餐廳的食物，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更甚者大鬧機場造成飛機晚點……

中國人到底怎麼了？中國那片土地發生了什麼？

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把傳統的道德文明禮儀貼上「剝削階級」的標籤批倒批臭，把流氓無產者的生活習慣說成是革命的、好的，號召知識分子「滾一身泥巴，磨一手老繭」，身上生了蝨子說成「革命蟲」。從黨魁到普通幹部都以說粗話為榮，唯有如此才可以顯示自己的「階級覺悟」、「革命性」、「和群眾打成一片」。人們被迫放棄優雅文明的生活習慣，接受流氓無產者的粗鄙生活方式。歷史悠久的禮儀之邦變成了烏煙瘴氣的名利場、粗俗不堪的集中營、共產文化的展覽館。

中共的黨文化，可說是讓世人墮落的一大「發明」。

黨文化指的是由共產黨價值觀為基礎所支撐而成的思維方式、話語系統及行為模式。黨文化的指導思想是無神論、唯物論，包括共產黨強行建構和灌輸的共產理念；還包括各種變異文化，及古已有之而被共黨重新包裝、利用的文化糟粕。中共篡政後利用各種手段摧毀傳統文化，建立並加強黨文化，有效地利用黨文化對中國人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在黨文化的滲透控制下，文學、藝術、教育等各行各業全面墮落。黨文化處處都表現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特徵：無神論和鬥爭哲學，不相信三尺頭上有神靈，不相信善惡有報，要「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中共給人灌輸一套邪惡的善惡標準和扭曲的思維方式，這種灌輸一方面以中共所劫持的國家暴力為後盾，另一方面更通過壟斷所有社會資源強迫人從記事或學語的第一天起即開始耳濡目染。灌輸手段包括使用宣傳機器，強制人們讀共產領袖的著作；利用文人、教科書、文藝形式灌輸黨文化等。

只用了幾十年的功夫，共產邪靈就使得中國人「用惡黨的思想思考問題，用惡黨教會的語言說話，不信神，造成人做事不計後果，什麼壞事都敢做」。[3]人與人之間相處不光是唯利是圖、互相欺騙，而且做事根本沒有任何道德底線。殭屍一般的黨話、張口就來的謊話、肆意流行的痞話、鋪天蓋地的髒話大行其道。五十年前文革時的紅衛兵一代在長時間黨文化的薰陶下，到了如今步入老年，也把黨文化惡習帶到這個年齡層。黨文化培養出來的少年兒童奸猾早熟，小小年紀什麼壞事都懂。年輕一代不信神、無道德、狂妄自大，兩性道德全面崩潰。他們被挑動、教唆，具有巨大的潛在破壞力，共產邪靈利用他們做破壞道德的接班人。失去了自己傳統根基的中國人又把西方反文化運動後產生的最不好的東西一股腦兒學了去。黨文化使當今的中國人遠離普世價值，讓人的心靈和思想以及行為產生了深刻變異，在家庭、社會、教育、工作、人際關係等諸多方面偏離正常的人類狀態，思想和行為舉止往往與非共產社會的人格格不入。

中共現在也談要恢復傳統文化，可是恢復的不是真正的傳統文化，而是徒有傳統外表、實為沒有對神的正信的黨文化。在這種黨文化思想指導下，連神都是可以用來發財的。河北易縣的「奶奶廟」很火，據說在這個廟裡可以找到人們想拜的一切「神」。想升官，這裡有「官神」；想發財，這裡有全身綁滿鈔票的「財神」；想升學，這裡有皺紋深深的「學神」。如果想保佑自己開車平安，這裡甚至還有握著方向盤的「車神」。奶奶廟的管理員更是霸氣地稱：「缺哪個神仙，隨便造一個。」[4]

現代中國也在搞所謂的復古運動，但在道德敗壞了的今天，回歸傳統談何容易？！很多文藝作品表現的雖然是古代的故事和場景，但用的卻都是現代人敗壞了的思維觀念；穿著古裝演古人，其實質卻是現代戲，想靠傳統文化藝術裝點門面，但卻更進一步地毀掉了傳統文化的真正內涵。比如近些年流行的古代宮鬥劇人氣高昂，其核心內容卻都是宮廷帳幔簾幕之後的爭風吃醋、爾虞我詐、勾心鬥角，把共產邪靈的兩大基因「鬥」和「恨」做最充分的發揮、詮釋。肆意改編的《西遊記》更讓孫悟空與九尾狐及白骨精等妖精勾肩搭背，搞起戀愛來。更可怕的是，很多人，特別是對傳統文化一無所知的年輕人，自然地把這些視為「傳統文化」。這就是中共摧殘神傳文化，再以黨文化灌輸幾十年之後收到的效果：讓人不假思索地以為黨文化的鬥爭哲學和變異後的、貫穿黨文化的現代或復古藝術、文藝、戲劇等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了。

黨文化造成人們不信神，誠信危機就是最直接的後果。坑蒙拐騙、假冒僞劣、有毒食品、貪污腐敗等等已成為了生活中的正常現象。中國大陸所謂的「山寨文化」就是誠信危機的一個典型例子。山寨文化泛指對知名或權威事物的冒充，特別是針對海外品牌和技術的拷貝，說白了就是盜竊加欺騙。這個詞如此流行，以至於《牛津漢英大詞典》將它作為一個新詞收入進去。[5]中國大陸的山寨行為不但假冒產品，甚至可以假冒商店。山寨蘋果手機早已不是新聞，而蘋果專賣店被山寨的新聞也不時見諸報端。店面被「精心布置」，具有玻璃外觀、淺色木製展示桌、蜿蜒的樓梯和展示iPad和其它蘋果產品的巨型海報，以及整齊有序的配件牆，印著白色蘋果標誌，員工均穿著帶有蘋果標識的深色T恤，連工作人員都堅持認為他們在一家真正的蘋果店工作。[6]在這種整體的社會氛圍之下，有些中國人為了利益可以不擇手段、無惡不作，不怕善惡有報，撒謊作假已經成為了一種流行文化、主流文化，不做假反而成了異類。

黨文化也直接敗壞著語言，好極端用詞。取個餐館的名字，要「天外天」、「皇上皇」、「王中王」；文風上更是浮誇自大，動輒「世界第一」、「史上最牛」，「美國害怕了」、「日本嚇傻了」、「歐洲後悔了」。微信和網絡上充斥著這樣的標題，這裡不妨摘取幾例：「中國科技實力超越美國，居世界第一」「中國又獲一世界第一：親手打垮美國王牌企業，把蘋果懟到潰不成軍」「要出大事了，中國又一法寶讓美恐懼，世界都看傻了，日本徹底怕了」「華為幹了一件事，世界沸騰了！」「中國又一領域世界第一！僅用30年就完成歷史巨變 美日韓都歎服」「華為宣布製造出了世界第一顆5G芯片，讓世界震撼！」……在電影「厲害了，我的國！」和專門的系列電視節目「了不起，我的國」裡，充斥著各種浮誇自大的口氣和語言，「一不留神又領先世界了」，似乎全世界都要臣服在中國的腳下。這些都和中共歷史上的大躍進、浮誇風、「超英趕美」、「畝產三十萬斤」的豪言壯語一脈相承。

這一波新的浮誇風，是共產黨文化的「假大空」在網絡時代的具體表現，其實質仍然是誠信問題。隨著改革開放，西方的那些最不好的變異的東西也都被引入中國，包括性解放、吸毒、同性戀、電腦遊戲等等；電視上的綜藝娛樂節目低俗不堪。整個社會都被帶動得如同充斥物慾情慾的魔窟一般。

共產邪靈把人變成非人，把中國這個曾經文明、輝煌、美好的國度，變得國已不國。
2. 共產邪靈顛覆西方大眾文化

西方自由世界本以文明著稱，男子有紳士風度，女士有淑女儀範，人們坦誠以待、友愛共處。共產邪靈在西方社會也實施了一系列顛覆、破壞西方文明的安排。它雖然無法利用暴力、極權直接破壞西方文明及大眾文化，但同樣挑動人們負面的、反叛的思維、行為，以達到毀掉傳統、傷風敗俗、敗壞世人道德的目的。

西方國家二戰獲勝後，人們欣喜慶幸之時，已經有一批人在思想、文化領域著手，借戰爭後的反思、新思潮的出現來開始系統引領人們離開傳統，背離神靈。

在美國，二次大戰後出現了所謂「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多指二戰後50年代美國的一群作家，他們首先搞起來一場敗壞世人的藝術和文學運動。這些人蔑視當時社會中的一些道德敗壞現象，卻由此得出反叛一切傳統道德、憤世嫉俗的結論。「垮掉的一代」的成員大多玩世不恭，他們鼓吹自由主義理念，放大自我觀念，拒絕傳統價值觀，迷戀神祕主義、毒品、犯罪，過著放蕩不羈的生活。他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徹底批判的態度，恰好和共產邪靈的意識形態方向一致，成為邪靈利用的工具。實際上他們中很多人深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影響，如該運動奠基人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成名之前寫過一篇短篇小說《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誕生》，表達其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叛。[7]該運動另一個代表人物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後來成為公開的共產主義同路人（見本書第十一章）。他們的作品不遵守傳統創作的常規、結構，形式上也往往雜亂無章，語言粗糙甚至粗鄙。這群人的作品離經叛道，從思想到文化為其後60年代世界範圍的反文化運動做了鋪墊，對社會有著很大的影響。

反文化運動發端於上世紀60年代，隨之更多的變異思潮出現，如嬉皮、龐克、哥特（Hippie, Punk, goth subculture）等等。這些反傳統潮流在西方的大城市裡大有市場，引誘一代代的年輕人崇尚暴力、吸毒、性解放、奇裝異服、頹廢文化、黑暗和死亡等等。

1968年，該運動因馬丁‧路德‧金和羅伯特‧肯尼迪遇刺及越戰的不斷升級而達到高潮。1968年春，大約2000多名嬉皮士身著奇裝異服，連續幾晝夜聚集在舊金山金門公園，用搖滾、演唱、詩歌甚至裸露等怪誕行為，表達對社會的反抗。1969年夏，約40多萬人以同樣方式聚集在紐約郊外的伍德斯托克（Woodstock）。他們喊出的口號是「愛、自由、和平」。隨著搖滾樂，幾十萬人放蕩、狂歡，無理智、無拘束，把人們捲入低俗、頹喪、道德下滑的大潮之中。因為其影響之大，被認為是整個流行音樂史上最重要的一次音樂集會。紐約中央公園、舊金山金門公園和伍德斯托克因此而成為美國反文化運動的象徵。

和美國反文化運動相配合，法國1968年發生了一場全國範圍的、上千萬人捲入的所謂「五月風暴」學生騷動，同樣是源於青年學生對傳統道德和文化的仇恨和反叛。當時學校對男女學生宿舍按照傳統實行嚴格的分離，禁止男女學生自由進出對方寢室。廢除這一規定並要求在宿舍中「自由」性生活的「權利」，成為「五月風暴」的直接目標。學生的反叛同時得到當時的法國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和激進社會主義黨（Radical-Socialist Party）的大力支持。年輕一代通過騷動、反叛，直接毀壞人類古老的、神給人留下的傳統道德規範。

有一種說法，在60年代末有兩個「革命的中心」，一個是中國的北京，其時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另一個是法國巴黎，就是在1968年爆發的震撼世界的「五月風暴」，被許多人稱之為「西方的文化革命」。當時中國學生在遊行時還打出了支持法國學生運動的標語橫幅。而在遙遠的巴黎，頭戴綠軍帽、身穿綠軍裝、臂戴紅袖標的「洋紅衛兵」成為巴黎街壘上醒目的一群，毛澤東的巨幅畫像赫然高舉在一眼望不到盡頭的遊行行列中，3M（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賽）成為巴黎學生們的思想旗幟。[8]

日本上世紀60年代也開始了反文化運動。日本共產黨組建並領導的日本「全學聯」（Zengakuren，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総連合），一直在學生中有很大影響。他們受共產黨的控制、挑動，和中國的紅衛兵造反遙相呼應，組織了多次反文化、反傳統的活動及遊行。「赤軍派（The Japanese Red Army, Nihon Sekigun）」「全共鬥（Zenkyōtō, All-Campus Joint Struggle Councils）」等其它左翼學生組織甚至以暴力威脅日本社會。[9]一些拉美國家也隨聲附和。受古巴共產黨的影響，墨西哥的「三文化廣場（Plaza de las Tres Culturas）」學生運動也風雲一時。當時的拉美學生還向法國巴黎學生發出了聲援電，支持他們的「五月風暴」運動。

人們也許覺得所有這些只是巧合，其實東西方乃至全世界的反文化、反傳統運動皆是邪靈全面毀滅世人道德的刻意安排。神給人留下的道德傳統、普世價值經歷了幾千年漫長的歷史，但在共產邪靈精心安排的全球運動的衝擊下，遭受了極大破壞，這場運動將整個世界攪得烏煙瘴氣，開始了人類道德急劇敗壞的潮流。中國五千年傳統文化被當作「四舊」在文化大革命中摧毀殆盡。西方的搖滾、吸毒、性解放、墮胎、奇裝異服、先鋒藝術、背離正教信仰、同性戀等等大行其道，給整個西方社會帶來了深重而久遠的負面影響。神傳文化輝煌不再，西方文明黯然失色！

哈佛專家

3. 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亂象

傳統文化被顛覆後，變異文化和負面因素開始主導這個世界，亂象隨處可見。本節的內容以揭示美國的變異文化及社會亂象為主。但美國作為全球文化擴散的領頭羊，其變異文化實際已經波及全球。正如我們前面提到的，連中國、日本這樣十分封閉且具有深厚傳統文化底蘊的國家也無法抵擋美國變異文化的侵略，照單全收。環顧世界，各種放蕩不羈、反叛、反社會、反道德、玩世不恭的頹廢行為和外在表現，可謂遍布全球。
1）嘻哈搖滾

傳統音樂強調的是教化人心、培養美德，讓人身心康泰，社會和睦，天人合一，它所提倡的是德音雅樂，忌諱狂亂、淫俗的靡靡之音。但如今，音樂、歌舞出現駭人聽聞的墮落，嘻哈、搖滾成風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嘻哈現象（Hip Hop）是上世紀70年代在美國紐約興起的。它始自街頭巷尾，最早是在黑人社區，後來影響到拉美裔美國人和牙買加移民等。嘻哈音樂是出自對社會和政治不滿的一種情緒發泄。在經濟較落後的這些社區，很多居民無所事事，連正經的樂器也買不起，所以起初的嘻哈現象及音樂，包括饒舌說唱（rap）、霹靂街舞（break dance）、塗鴉（graffiti）等可以說是貧窮、無聊的產物，而說唱的主要內容是暴力、槍枝、色情、淫穢、頹廢、種族主義、貧窮等，被當作正常生活的一部分來傳唱。

幾十年來，饒舌、街舞等從紐約走出美國，已經席捲世界。亞洲、歐洲甚至非洲很多國家城市中，人們到處可見嘻哈現象。隨著社會道德的敗壞，人們的認可與推崇，這些本無高雅內涵、難登上流藝術殿堂，甚至是低級的、反文化變異的東西開始登堂入室，進入了世界頂級劇院。在《漢密爾頓》（Hamilton）劇裡，百老匯將美國建國初期的第一任財務部長的故事用饒舌說唱、配以搖滾樂在2015年搬上演藝舞台，一時轟動了美國演藝界，還得到了很多大獎。在華盛頓DC的肯尼迪中心演出近三個月期間，其票房火到要預先到網上排隊領號、排上萬人長的隊才有機會買到票。[10]

搖滾樂的起源比嘻哈早一些，要追溯到上個世紀40年代。搖滾樂很重視樂器的應用。不同於嘻哈用講話的節拍來保持節奏，搖滾樂靠的是吉他弄出節奏。搖滾樂與「垮掉的一代」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諸多後世的搖滾樂手都是受到了「垮掉的一代」的精神啟發，那些作家本人也常出沒在各式各樣的搖滾場景中，甚至是合作夥伴。

進入60年代，搖滾成了反文化運動的音樂伴奏。它把人帶入一種無理性的癲狂之中。重金屬搖滾中那種歇斯底里的嗓音、高度失真的電吉他伴奏、密集快速的鼓點，讓人放縱自己的生理本能和慾望，丟棄理性的節制，放大正常狀態下被理性抑制的魔性，把自我交給魔鬼和低靈控制。

影響更壞的是，搖滾唱的歌詞內容充滿虛無主義內容，鼓勵吸毒（所謂迷幻搖滾），鼓勵反叛、自殺，推崇暴力與革命，鼓勵同性戀，鼓勵女人不需要丈夫，鼓勵濫交和淫亂，很多都充滿了赤裸裸的淫穢歌詞或者性挑逗語言，甚至以推崇魔鬼、褻瀆神為樂。比如一些號稱是巨星的十分流行的音樂，冠冕堂皇地利用歌詞對未成年少女進行猥褻，灌輸給聽眾的是令人震驚的性侵文化。還有的歌詞充滿挑逗和殺氣：「嘿，我的名字叫做搗亂／我要吶喊和尖叫／我要殺掉國王，我要痛罵他所有的僕人。」（Street Fighting Man裡的歌詞）有一首歌的名字就叫「同情魔鬼」（Sympathy for the Devil），有一個迷幻搖滾專輯的名稱就叫「魔鬼陛下的要求」（Their Satanic Majestic Request），還有一首叫「通往地獄的公路」（Highway to Hell）更是讓人心驚，「嘿撒旦，付了我的費用」，「我走在通往地獄的高速公路上」。有的搖滾露骨地吹捧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比如有一首極其流行的《想像》（Imagine），挑戰聽眾去想像一個沒有天堂和地獄、沒有宗教、沒有國家、沒有財產權的共產社會。

就連宗教信仰也難抵禦搖滾樂極壞的影響。基督教的教堂音樂原是為讚美神而作的，搖滾樂被認為會縱容罪惡而被排斥。但在搖滾樂風行之下，基督教堂的近代音樂竟然也吸收了搖滾因素以吸引年輕人，由此而產生了所謂的「當代基督教音樂（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11]

和搖滾相伴的往往是亂性、暴力、頹喪、吸毒、墮落、反神排神，傳統道德信仰所不能允許的諸多敗壞行為都隨著搖滾發生了。

2）吸毒盛行

如今毒品氾濫全世界，究其根源，反文化運動是毒品在西方社會大規模氾濫初期最大的禍首。反文化運動中，嬉皮士們力圖解構一切傳統，同時構建一套不同的道德、信仰、生活方式。在精神追求方面，他們許多人發現，各式各樣的迷幻藥（如大麻、LSD）、興奮劑（如安非他命、可卡因）、神經抑制劑（如海洛因）能帶領他們看到一個與現實世界截然不同的景觀。此外，反文化運動中不少年輕人對於東方的靈修有濃厚的興趣，而迷幻藥物為他們打開了一條捷徑，不用辛苦地打坐，不用磨煉自己的心性，只要服用微量的迷幻藥，就能在幻覺中感覺到似乎通靈的體驗。事實上，吸毒實質是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魔鬼、低靈控制，跟修煉沒有任何關係。可悲的是，這種荒謬的說法卻吸引了一些對精神信仰有興趣的人，把他們對生命意義的追求導向歧途。

一些有名的流行歌手、搖滾歌手年紀輕輕，二三十歲、不到四十就死亡了，這是一個很典型的現象，其中很多都與過量吸毒有關。現代美國最長、最無法取勝的戰爭大概就是「對毒品的戰爭」了。儘管數十年的逮捕和鎖定、監督數百萬販毒嫌疑人及團夥，政治家們也一再敦促人們對毒品「說不」，但非法藥物仍然氾濫，甚至到今天出現了「毒品危機」。自2000年來，有超過30萬美國人死於鴉片類藥物過量。2017年10月26日，川普總統宣布把「鴉片類藥物危機」當作「公共衛生緊急事件」，要全力反擊。[12]

據全國青少年藥物濫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for Teens）2017年的報告，大麻在年輕學生中的使用也非常猖獗：45%的12年級學生曾經吸食過大麻；37.1%的12年級學生在過去一年中曾經吸過大麻；71%的高年級學生認為經常吸食大麻是無害的。[13]

吃搖頭丸、吸食大麻成了年輕人的「時尚」，而且還不斷有更新更強烈的毒品被開發出來，氾濫街頭。比如，芬太尼是海洛因的一個合成變種，毒性比海洛因強烈許多倍。30毫克的海洛因可以致人死亡，而芬太尼只要3毫克就夠了。[14]芬太尼甚至被稱為化學武器。這種毒品卻正在以驚人的速度充斥著美國的街頭，它與任何其它鴉片類藥物相比，殺死了更多的人，包括處方藥和海洛因，因為過量服用太容易了。

2016年美國全國藥物濫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Drug Abuse, NIDA）的數據顯示，在2016年所有吸毒致死的65,000人中，竟有20,000人死於芬太尼。[15]從中國走私芬太尼毒品到美國的案件常常見諸報端，比如2018年7月當局在費城港進行例行檢查時，從中國的一批貨物中查獲了110磅致命的芬太尼，價值170萬美元。[16]

在中國，吸毒也成為社會的毒瘤。中國毒品日益氾濫，尤其合成藥物的生產和濫用現象嚴重。此外，利用互聯網販毒也相當猖獗。據中國國家禁毒委員會2015年的一份報告稱，中國實際吸毒人數超過1400萬。吸毒群體正向企業事業單位職工、自由職業者、演藝界人士甚至公務人員等人群擴散。[17]真實數據可能比這還要大得多。國家禁毒辦發布的《2017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顯示，2017年，全國禁毒部門破獲毒品刑事案件14萬起，打掉製販毒團伙5534個，抓獲毒品犯罪嫌疑人16.9萬名，繳獲各類毒品89.2噸；查獲有吸毒行為的人員87萬人次，其中登記新發現的吸毒人員34萬人。[18]

吸毒讓人失去理智，極易上癮而難以解脫。很多人因為吸毒家破人亡，身敗名裂，鋌而走險走上犯罪之路。吸毒販毒對個人、對家庭、對國家禍害無窮。用毒品來拖垮、毀滅世人是邪靈毀滅全人類的又一個有效手段。
3）色情氾濫

共產主義宣揚的各種革命中，實現得最徹底的大概要算性革命了。如果說奪取政權是外在的革命，那麼，性革命算是一種內在的革命。敗壞的色情現象很早就存在，但是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又稱為性解放（sexual liberation）不過是近代的事情。弗洛伊德的泛性論給性解放提供了理論準備，口服避孕藥的出現為性愛與生殖脫鉤提供了方便。性革命打破了傳統倫理，引發和促進了激進的女權、墮胎、婚前性行為甚至同性戀運動，對傳統家庭觀及神給世人規定的社會形態造成了巨大衝擊，也帶來諸多社會問題。

「性解放」建立了一套「性享受」與「性消費」是「人的權利」的變異觀念，沖垮了傳統的「性倫理」，使性變成了一種「遊戲」和享樂方式，使「人」變成了性的「工具」，為色情滲透全社會打開了閘門。

上個世紀50年代發行的成人雜誌《花花公子》在性放縱中起過重要的推波助瀾作用，它使得色情開始走向企業化。「要做愛，不要戰爭」，在所謂和平反戰的背景下，1969年出現了第一部赤裸裸的成人色情電影《藍色電影》（Blue Movie）。伴隨著迷幻搖滾的挑逗和反叛傳統的放蕩，西方開始了一個長達十五年（1969~1984）的號稱「色情時尚」（porno chic）的「黃金時代」。

看看今天的色情產業的規模，足以讓人觸目驚心。據估計，全球色情業的產值接近1000億美元，僅美國就有100至120億美元。[19]70年代，色情影片只出現在專門的成人影院的銀幕上。到了80年代初，家庭錄像機的普及將影片送進千家萬戶，大大地促進了色情影業的發展，90年代後互聯網的普及以及後來的智能手機，將成人錄像和各種色情圖片送到了人們的指尖上。

日本的色情產業已經成為其社會生活的一部分。走進超市，整排雜誌架上幾乎有一半是以塑膠繩封住的成人雜誌和成人漫畫；打開電視，深夜綜藝中也經常出現AV（色情片）女優和男優的身影。AV女優被包裝成青春偶像，大大方方地出現在各大媒體上。日本的色情文化對整個亞洲都有很大影響。

互聯網和智能手機的出現，給色情業帶來了巨大的變化。過去一個成人在一生中才有可能接觸到的色情製品的數量，現在一個小孩子在10分鐘內就可以輕鬆超越。過去孩子們課餘也許是在踢球、遊戲，現在不少孩子課餘的時間更多的是在玩色情遊戲。一名12歲的英國男孩在迷上互聯網上的色情作品後，多次強姦了他的妹妹。[20]公訴人說：「這種性質的案件將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法庭面前，因為年輕人現在不得不接觸色情內容。」未成年人接觸色情內容帶來的後果包括：性行為成癮、更早開始性活動、更常見的性犯罪以及道德墮落，認為性與婚姻、感情無關，不過是一種可交易的商品，認為色情視頻裡的那些極端的性行為很常見，對違反道德的亂性行為習以為常。

在大多數歐洲國家裡，性交易並不違法。在歐洲民眾看來，從娼也是一種工作。1969年丹麥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把色情合法化的國家。丹麥的鄰居挪威，曾是歐洲對色情業限制最嚴格的國家，也在2006年把色情業合法化了。[21]在丹麥買春也能享有政府給予的福利，殘障人士只要向政府申請，經審查合格後，就可在指定時間，到指定妓院嫖妓，由政府「買單」，稱這是為了保證他們「平等的權利」。[22]這恰恰是空想社會主義創始人傅里葉在19世紀提出的主張。

曾經全社會禁慾、談性色變的中國，可謂是性革命浪潮中的「佼佼者」。中共改革開放中，最「成功」的莫過於性解放。如果要問中共什麼開放得最徹底？不是經濟，當然更不是政治，一個字，就是「性」，三十年完成了從「革命性」到「性革命」的徹底轉型。中國可謂娼妓遍地，社會風氣是「笑貧不笑娼」，包二奶、三奶、N奶成為官員們顯擺的資本，社會上下競相效仿，中華大地被搞得烏煙瘴氣。有人說中國是世界工廠，其實中國輸出到世界各地的還有大量的妓女。日本、馬來西亞、中東、美國、歐洲甚至非洲，都有來自中國的龐大的妓女軍團。有報導指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裡有13,000到18,500名來自中國的妓女。[23]

東南亞、南美各國也不能倖免，很多城市已成性旅遊（sex tourism）的重要目的地，雖然不合法，但性交易卻成了某些國家拉動經濟增長的一項重要指標。甚至在非洲的埃及、突尼斯、蘇丹等伊斯蘭國家，被傳統風俗視為「洪水猛獸」的色情業也暗潮洶湧。

色情氾濫對社會的一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破壞家庭和婚姻，被稱為「寂靜的家庭殺手」（the quiet family killer）。觀看色情內容導致人們對良好的家庭關係失去興趣。色情製品會導致人產生更大的性放縱，從而導致非婚生育和性病的風險增加。[24]

在2004年美國參議院的證詞中，吉爾曼寧博士分享了一些有關色情和婚姻關係的數據。她在研究中發現56%的離婚案件涉及一方對色情網站有著濃厚的興趣。[25]

2016年美國社會學協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年會上發表的一份研究表明，觀看色情內容的比沒有觀看的同齡人更容易離婚，離婚率多了一倍。該研究顯示，丈夫看色情的，離婚率從5%增加到10%；妻子看色情的，離婚率從6%增加到18%。還發現越年輕看色情，越容易離婚。[26]

上世紀50年代以前，無論東西方各國都把婚前性生活看作是不檢點，違反神給人留下的訓誡。社會的壓力輿論都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一旦年輕男女不檢點，有了孩子的話，就必須為孩子、大人及社會負責而成家結婚。當時人們普遍認為：「如果一個女子因為你而懷孕，就和她結婚。沒有其它選擇。」[27]做錯了事，就要承擔後果。但隨著人們的道德下滑，在性開放的帶動下，自60年代以來，非婚生育大幅上升。這都是在色情產業大發展的社會環境下發生的。在1964年，未婚生育不到10%；到了2014年，主要發達國家的非婚生育已經達到了三分之一。在美國，非婚生育的平均水平是40%，在黑人中達到了71%。在2016年出生的世界1.4億新生兒中，大約15%或2100萬是非婚生育的。[28]

非婚生育、離婚造成的單親家庭常常與貧窮聯繫在一起。這些家庭又成為社會福利的負擔。

哈佛專家

4）電玩成風

現在很多孩子每天要花好幾個小時玩電玩遊戲，許多製造商們把遊戲做得越來越逼真、越來越動感、越來越暴力和色情、越來越吸引人、越來越讓孩子甚至大人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已經成為家長、學校甚至政府很頭疼的事情。電玩遊戲成為了一種伴隨著人成長的大眾文化，可是，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化呢？是毀人的文化，和毒品無異。沉迷於電玩遊戲中的人根本無法冷靜客觀地看到電玩遊戲帶來的弊端，只覺得好玩、有趣、不贏不罷休。而且現在的電玩遊戲從畫面到情節幾乎都在鼓吹暴力與廝殺，色情挑逗，晦暗冷血，傳導的信息也是魔性的。從畫面到內容很多都是青少年不宜的東西。很多電玩遊戲讓人從殺戮、破壞、暴力、血腥和爭鬥中得到快感。有些讓孩子變得性早熟，更容易走向亂性甚至犯罪。

網絡化的電玩遊戲，或稱「網絡遊戲」，更容易使人上癮。過去遊戲是一個人在無聊的時候用來打發時間而已，現在的網絡遊戲成為了一種主動參與的「體育運動」，要多人同時在線玩，也變相成為人們特別是孩子們的社交活動。因為是大量玩家互動，造成了玩家的攀比心理，使人容易過度投入，會投入大量精力還有金錢。不玩此類遊戲的孩子很可能沒有朋友而淪為心理怪癖的孤獨人，被同齡孩子看不起，於是，連家長都不得不放手讓孩子玩電玩遊戲，眼睜睜地看著孩子跳火坑。電玩遊戲占用了孩子們大量的學習時間、戶外活動時間、傳統的人際交往時間，使孩子們成為了電玩遊戲的俘虜。

一位學者講述了自己的親身經歷。他12歲的兒子只能定量玩電玩遊戲，做完了作業才能在週末玩幾個小時。如果兒子能自己做主的話，他每天要玩23.5個小時的遊戲，很可能連澡都不洗，飯也不吃。他的研究表明，電玩遊戲越來越多地占領了年輕人的娛樂時間，使得受教育程度低和低收入的年輕人群通過電玩遊戲得到了幸福感，因此減少了他們去工作的時間。[29]這種現象在美國和其它發達國家都普遍存在。

這位學者看到的社會現象是，電玩遊戲造成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不去工作，而依賴自己的父母生活。這樣下去的話，到這些年輕人為人父母時，電玩遊戲不能當飯吃，年輕時虛度的光陰不會幫助他們提升技術或者找到更好的工作，而他們的下一代則連依賴父母的機會都沒有了。電玩遊戲已經達到破壞人類正常生活狀態的程度。

電玩遊戲就是「精神毒品」，與海洛因毒品不同的是，海洛因是所有國家禁止的，但是電玩遊戲卻被一些國家當作推動GDP的重大產業來發展。這意味著什麼？就是國家在製造毒品，用這樣的「精神毒品」來毀滅下一代，讓國家和人類沒有未來。

互聯網和手機的出現為電玩遊戲產業開闢了一個更廣大的市場。調研機構Newzoo在2018年4月公布的最新的全球遊戲市場報告預估，2018年全球遊戲市場營收將達1,379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3.3%。超過一半的遊戲收入來自手機用戶。數字遊戲占了全球市場的91%。該報告還預測，遊戲市場將在下一個十年內保持兩位數增長。在很多國家的GDP增長率在個位數的低端掙扎的時候，遊戲業卻是一路高歌。光是手機遊戲，預計到2021年將達到1000億美元的水平。報告稱2018年全球市場中的前三名將分別是中國、美國和日本，中國就占了28%。[30]

信神的人們應該知道，神造了人，也為人安排了正常的生活方式，包括娛樂方式。人走在神安排的路上，將在末世之時得到神的救度。當遠離神祇、背叛神，走在魔鬼安排的路上，則只能被神拋棄、被魔鬼毀掉。傳統的遊戲、體育活動和其它戶外活動受自然、天氣、器材和體力的限制，很難讓人們成癮，而電玩遊戲基本不存在這些限制，可以讓人們不眠不休地沉浸其中。但當人們看的玩的都是魔性的、魔鬼隱蔽其後的電玩遊戲等，那只能和魔鬼溝通，聽從魔鬼安排，不知不覺中走進魔鬼設計的圈套中。
5）暴力文化

美國從1960年到2016年，總人口增長了1.8倍，而總犯罪事件增長2.7倍，暴力事件則增長了4.5倍。[31]

在1966年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大規模槍殺案（University of Texas Tower shooting）之前的五十年，只有25起造成4人以上死亡的大規模槍殺案。從那以後惡性大規模槍殺事件愈演愈烈。[32]從1991年致死23人的德州基林（Killeen）槍殺案，到2017年屠殺58人的拉斯維加斯槍殺案，每一次進入公眾視線的大規模槍殺案都讓人觸目驚心。

世界範圍內，每年恐怖主義事件從1970年的650起躍升到2016年的13,488起，增加了20倍。自從2001年9.11恐怖攻擊之後，恐怖攻擊事件增加了160%。[33]

現實世界的暴力和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相一致：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經被暴力文化所包圍。不但激烈的搖滾重金屬音樂中充滿了暴力，大多數影視作品甚至電玩也以暴力為主題。許多影視作品都用正面形象的演員和手法來刻畫黑社會、幫派、海盜形象，給這些負面形象賦予了魅力和光環，使得人們不但不反感，反而開始嚮往犯罪和黑幫。電子遊戲的出現又給人一條雙向互動的在遊戲中使用暴力的渠道，使得暴力從影視作品的單方面的灌輸，到使得人們積極地從遊戲中得到暴力的體驗，遊戲中砍頭斷肢、血腥四濺的場景往往超過了電影的尺度。

在2013年的一項研究中，研究者分析了從1985年到2012年之間出品的電影，結果發現從1985年至2012年間，PG-13賣座大片中槍枝暴力鏡頭數量增加了2倍。[34]後續研究中揭示這一趨勢持續至今。[35]2008年的皮尤調查研究中發現97%的12到17歲的年輕人玩過電玩，其中有2/3的人玩暴力內容的遊戲。[36]

面對社會中不斷增多的暴力問題，從專家、學者到社會公眾，人們不斷提出各種設想和解決方案，從更嚴的法律限制、更大的執法保護，到提供公眾心理諮詢。但是這些方案只不過相當於砍掉有毒的樹枝，卻沒有斬斷毒根。共產邪靈通過有意地帶動大眾文化渲染暴力和犯罪，讓更多的人們接觸這類內容而見怪不怪，而部分人被這些內容帶動模仿，使得暴力變成社會現實。魔鬼通過敗壞傳統文化、變異人的道德、讓人遠離神而追尋無止境的物質和慾望的滿足，才是真正造成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
6）變異時尚

今天在社會上所流行的各種奇奇怪怪的裝束、行為，乃至許多習以為常的大眾文化元素，表面看似個人的「自由選擇」或者「時尚潮流」，其實都不是偶然出現的。究其來源，有許多裝束、行為的背後往往都打著魔鬼的印記。只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這些元素自然就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茲舉數例。

今天人們已經習慣的女性短髮（bob haircut），其實來源於上世紀20年代西方的「飛來波女郎」（flapper，或譯輕佻女子）。受第一波女權運動和「性愛自由運動」（見本書第七章）影響，她們穿短裙、剪短髮、聽爵士樂，畫濃妝、飲烈酒、性開放，短髮是她們蔑視傳統社會性別角色、尋求女性「解放」的一種表達方式。這種髮型開始流行之後，一位知名歌劇演員表示：「在我看來，剪掉長髮就是擺脫一個小鎖鏈，這是婦女在通向自由之路上要擺脫的許多小鎖鏈中的一個。」[37]之後的30年代大蕭條中這種髮型逐漸沒落。而在反叛意識流行的60年代，各種短髮打扮再次受到女性歡迎。

而如今人們習慣的男人留披肩長髮，其實來源於「垮掉的一代」（beatniks）和嬉皮士（hippies）。[38]雖然男子的長髮傳統可追溯至數千年前的古代，但是西方在一戰之後男子一直剪短髮。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青年男性把「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的披肩長髮視作對傳統的反叛符號，紛紛效仿。

在上世紀20年代和60年代，社會主流對青年男女這種反傳統性別的打扮一直非常抵制。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對此習以為常了，在進步主義看來，這是社會「寬容度」的增加。事實上在東西方傳統中，男女有別不僅僅體現在男女生理差別和家庭、社會角色的差別上，日常生活中還體現在服飾、髮型、言語、舉止等各方面。共產邪靈的計劃是讓社會「無階級差別」，也無性差別，讓男人不是男人，女人不是女人。同性戀、女權運動用「平等」的口號從思想觀念上大大模糊了社會、家庭角色的性差別，反性別角色的「時尚」再從服飾打扮上進一步模糊、反向扭曲這種差別。這不僅為同性戀等變異觀念大規模滲入人心做準備，也是魔鬼敗壞傳統道德的一步棋。人類社會東西方的傳統道德，無論是西方的騎士精神、東方的君子風範還是淑女之賢德儀容，都是建立在男女有別、陰陽各居其位的基礎上。魔鬼的伎倆是為了達到讓人類陰陽反背、敗壞道德，同時讓人在沒有傳統規範中不斷放大自我中心主義。

看穿了魔鬼的目的，就很容易看出如今社會上流行的各種變異服飾，表面上是「時尚」，其實都是魔鬼變異人類的花招。

如今很「流行」的低腰褲（low-rise pants），追求時尚者認為很「性感」，實質是為更大面積敗壞人類性道德打基礎。低腰褲的前身是牛仔喇叭褲（hip hugger），也是60年代反文化運動中通過嬉皮士大面積流行起來的，其後到70年代一度在迪斯科舞廳裡流行，最後在90年代一位「時尚設計師」從這種低襠褲發明了今天的暴露臀部的超級低腰褲（bum pants）。[39]

「追星」（groupies）是如今青少年中流行的「時尚」，究其本源，也是反文化運動的副產品。60年代搖滾樂風靡西方世界，一些少女迷戀於搖滾歌星，追隨他們的演出，甚至組成粉絲團為歌星提供生活服務、性服務，乃至和歌星群交亂性狂歡。[40]她們成為「追星時尚」的濫觴。此外現代許多追星族追捧反性別裝扮的「明星」，如越來越多的男星以女性的氣質裝扮受到追捧，也是魔鬼通過大眾文化敗壞人類、模糊性別觀念的伎倆。

很多「時尚」的來源和龐克（punk）亞文化有密切聯繫。類似於嬉皮士，龐克同樣推崇反傳統、虛無主義。嬉皮士大多是來自中產階級家庭的青年對傳統的反叛，龐克則屬於底層人士對社會傳統的反叛，所以很多龐克樂隊和社會主義有緊密聯繫。[41]為了表達更徹底的反傳統態度，龐克經常剃各種怪模怪樣的髮式，或者用支離破碎的材料製作衣服、服飾，看如一堆垃圾，或者把頭髮染成五顏六色的，或者在一般人想不到的地方刺青、穿孔掛上裝飾品，或者暴露一般人掩飾的身體部分；龐克在穿著上經常沒有性別區分，如果有的話，可能是女人穿男人的衣服，諸如此類。龐克們為當前許多「時尚」提供了「創意靈感」。

龐克們崇尚享樂主義，一個流行的龐克口號是，「活得快，死得年輕，留下一具好看的屍體（Live Fast, Die Young and Leave a Pretty Corpse）。」這充分體現失去對神的信仰、被魔鬼引誘掉進物質主義深淵的可悲，也應當引起被各種反傳統變異時尚吸引的現代人的警覺。

除此以外，在魔鬼的帶動下，人類社會出現了很多末世亂象，如流行的服飾上印著骷髏或者妖魔鬼怪的形象；很多人選擇醜惡的形象作為紋身圖案；很多裝飾品、工藝品、小孩的玩具甚至節日飾物都越做越醜陋；以妖魔鬼怪、巫術魔法為主題的文學和影視作品大量出現，人們趨之若鶩，樂此不疲；互聯網上各種魔性信息氾濫；足球場上觀眾大喊大叫，魔性大發；人們在娛樂時追求強烈的刺激等等，這一切都是魔鬼統治世界的表現。

哈佛專家

結語

人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權利，但這種追求必須在一定的道德尺度之內進行。超過這個限度的過分追求必然給人帶來無盡的痛苦、災難和痛悔。

人類的正統文化並不排斥對慾望的合理滿足。但是傳統文化諄諄告誡人要節制慾望，選擇健康的生活方式。與自然和諧共處、從事各種傳統的勞作、和睦的家庭關係、參與社會的自治和國家的管理，還有各種傳統的文學藝術、體育娛樂等，都能夠帶給人幸福感和滿足感，同時對個人的身心和社會都有益而無害。

共產邪靈的終極目的是毀滅全人類，其中一個必然的步驟是敗壞人的道德，使神無法再管人。因此，不管掌握政權與否，邪靈都要全面掌控大眾文化，把大面積的人群導向邪惡的生活方式。在過去幾十年中，魔鬼在東西方用不同的方式，催生了一套完整的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突然面對光怪陸離的現代社會，很多人忘掉了神的教誨和道德法則，開始放縱自己的慾望，無度地追求享樂。自我中心、享樂主義、虛無主義成了流行時尚。變異文化在主導著這個世界，魔鬼在大眾文化和社會生活中狂歡。人類已經忘記了生命存在的真正目的。

性、毒品、搖滾樂和電玩刺激並放大著人的慾望，很多人沉溺其中，逃避生活的苦難和不如意之處，卻沒有想過，這些癮好只會給自己帶來片刻的滿足，隨之而來的是更大的痛苦和災難。吸毒造成的是疾病、死亡和人格扭曲；亂性破壞了家庭，使得人們失去了信任和溫情；電玩使人迷失人的本性，長時間生活在虛幻的世界裡。沉迷於這些癮好當中的人覺得自己在狂歡，其實是魔鬼在利用著他們的身體狂歡，等待他們本人的是肉體的死滅和精神的沉淪。

整個社會和國家也是如此。當大面積的人群沉迷於慾望和享樂時，就是災難來臨的前夜。

神創造了人，也給了人自由意志。在魔鬼毀滅人類的最後關頭，人不應該濫用自由，繼續走在墮落的不歸路上；而應該善用自由，選擇重新走回傳統文化和傳統的生活方式。

神一直在關注著人、呵護著人。人能不能走回來，全看人自己的選擇。#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

[1] 「110 Rules of Civility & Decent Behavior in Company and Conversation,」 Foundations Magazine, http://www.foundationsmag.com/civility.html.

[2] Benjamin Franklin, The Autobiography and Other Writings o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Virtu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68-69.

[3] 大紀元編輯部：《解體黨文化》，第四章（台北：博大出版社，2007），頁158~220。

[4] 薛飛：〈「缺哪個神就造一個」 河北奶奶廟亂象〉，大紀元新聞網，2017年8月10日，https://www.epochtimes.com/b5/17/8/9/n9513251.htm。

[5] 「Oxford Dictionary Adds Popular Chinese Terms,」 China Daily, September 6, 2010, http://www.chinadaily.com.cn/bus ... ntent_11259791.htm.

[6] 〈北京工商查處山寨蘋果店 員工真以為自己在蘋果工作〉, 新浪網，2018年2月8日, http://tech.sina.com.cn/mobile/n ... yrmfmc0011341.shtml; Loretta Chao, 「The Ultimate Knock-Off: A Fake Apple Stor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1, 2011, https://blogs.wsj.com/chinarealt ... -fake-apple-store/.

[7] Jack Kerouac,  「The Birth of a Socialist,」 Atop an Underwood: Early Stories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Penguin, 2000).

[8] 參見Roberto Franzosi, “Power and Protest: Global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étente by Jeremi Suri,”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 (5), 1589；以及陶短房，〈法國五月風暴：一場真正的』文化革命〉，新浪歷史，2013年1月18日，http://book.sina.com.cn/history/2013-01-18/1340405148.shtml。

[9] Meredith Box and Gavan McCormack, 「Terror in Japa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Japan Focus, 2(6), June 25, 2004, https://apjjf.org/-Meredith-Box–Gavan-McCormack/1570/article.pdf.

[10] Georgia Wallen, 「The Seven Stages of the 『Hamilton』 Kennedy Center Queue,」 The Washigton Post,  March 30,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 ... a5eef83_story.html.

[11] Amy D. McDowell,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Oxford Music and Art Online,　https://doi.org/10.1093/gmo/9781561592630.article.A2234810.

[12] 「The Opioid Crisis,」 https://www.whitehouse.gov/opioids/.

[13] 「Drug Facts:  Marijuana,」 Report from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for Teens, https://teens.drugabuse.gov/drug-facts/marijuana.

[14]  Allison Bond, 「Why Fentanyl Is Deadlier than Heroin, in a Single Photo,」 statnews.com, September 29, 2016, https://www.statnews.com/2016/09 ... dlier-than-heroin/.

[15] 「Overdose Death Rates,」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September 2017, https://www.drugabuse.gov/relate ... erdose-death-rates.

[16] Amanda Hoover, 「110 Pounds of Fentanyl Seized at Port in Shipment from China,」 New Jersey, July 2, 2018, https://www.nj.com/news/index.ss ... adelphia_port.html.

[17] 〈中國毒品報告：全國吸毒人數逾1400萬〉，BBC中文網，2015年 6月 24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 ... _china_drugs_report。

[18] 張洋：《2017年中國毒品形勢報告》發布：全國破獲毒品刑事案件14萬起，人民網，2018年6月26日, http://yuqing.people.com.cn/n1/2018/0626/c209043-30088689.html。

[19] 「Things Are Looking Up in America’s Porn Industry,」 NBC News, January 20, 2015, https://www.nbcnews.com/business ... n-industry-n289431.

[20] 「Boy, 12, Repeatedly Raped Sister after Becoming Fascinated with Internet Porn,」 New Zealand, November 7, 2016, https://www.nzherald.co.nz/world ... ;objectid=11743460.

[21] Lars Gravesen, 「Taxpayers Foot Bill for Disabled Danes’ Visits to Prostitutes,」 Telegraph, October 2, 2005,  https://www.telegraph.co.uk/news ... o-prostitutes.html.

[22] Inga Margrete Ydersbond, The 「Promiscuous」 and the 「Shy」: Denmark and Norway – A Historic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Pornography Legislation, The NPPR Working Paper Series: The Politics of Commercial Sex, March 2012, https://www.duo.uio.no/bitstream ... 201.pdf?sequence=1.

[23] Takudzwa Hillary Chiwanza, 「Thousands of Chinese Prostitutes Are Flocking to Africa for Lucrative Fortunes,」 The African Exponent, May 7, 2018, https://www.africanexponent.com/ ... r-africas-fortunes.

[24] Pat Fagan, The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Brief Issue: The Effects of Pornography on Individuals, Marriage, Family and Community, https://downloads.frc.org/EF/EF11C36.pdf.

[25] Jill Manning, Senate Testimony, November 10, 2005, referencing: J. Dedmon, 「Is the Internet Bad for Your Marriage? Online Affairs, Pornographic Sites Playing Greater Role in Divorces,」 2002, press release from American Academy of Matrimonial Lawyers, 14.

[26] David Shultz, 「Divorce Rates Double When People Start Watching Porn,」 Science, August 26, 2016, http://www.sciencemag.org/news/2 ... tart-watching-porn.

[27] George Akerlof, Janet Yellen and Michael Katz, 「An Analysis of Out-of-Wedlock Childbear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of Pragmatic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0.

[28] Joseph Chamie, 「Out-of-Wedlock Births Rise Worldwide,」 YaleGlobal Online, March 16, 2017, 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 ... ths-rise-worldwide.

[29] Mark Aguiar, Mark Bils, Kerwin Kofi Charles, Erik Hurst, 「Leisure Luxuries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Young Me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3552 issued in June 2017, p. 1.

[30] Tom Wijman, 「Mobile Revenues Account for More Than 50% of the Global Games Market as It Reaches $137.9 Billion in 2018,」 Newzoo, April 30, 2018, https://newzoo.com/insights/arti ... e-games-take-half/.

[31] 「United States Crime Rates 1960 – 2016,」 Compiled by DisasterCenter.com from: FBI UCS Annual Crime Reports, http://www.disastercenter.com/crime/uscrime.htm.

[32] Bonnie Berkowitz, Denise Lu and Chris Alcantara, 「The Terrible Numbers That Grow with Each Mass Shooting,」 Washington Post,  June 29, 2018,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g ... term=.f63cc1b03c0b.

[33] 歷年恐怖主義事件的數據來自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 (GTD), University of Maryland, https://www.start.umd.edu/gtd/.

[34] Jacque Wilson and William Hudson, 「Gun Violence in PG-13 Movies Has Tripled,」 CNN, November 11, 2013, http://www.cnn.com/2013/11/11/he ... -movies/index.html.

[35] Assil Frayh, 「Gun Violence Keeps Rising in PG-13 Movies, Study Says,」 CNN, January 20, 2017,  https://www.cnn.com/2017/01/20/h ... s-study/index.html.

[36] 「Violent Video Games and Young People,」 Harvard Mental Health Letter, October 2010,  https://www.health.harvard.edu/n ... s-and-young-people.

[37] Quoted in 「Short Hair for Women,」 Fashion Encyclopedia, http://www.fashionencyclopedia.c ... html#ixzz5MO5NNUTa.

[38] 「Long Hair for Men,」 Fashion Encyclopedia, http://www.fashionencyclopedia.c ... -Hair-for-Men.html.

[39] 「Hip Huggers,」 Fashion Encyclopedia,
http://www.fashionencyclopedia.c ... 9/Hip-Huggers.html.

[40] Kathryn Bromwich, 「Groupies Revisited: The Women with Triple-A Access to the 60s, 「  The Guardian, November 15,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musi ... -pamela-des-barres.

[41] 參見David Ensminger, Left of the Dial: Conversations with Punk Icons (Oakland, CA: PM Press), 47；以及Neil Eriksen, “Popular Culture and Revolutionary Theory: Understanding Punk Rock,” www.marxists.org, https://www.marxists.org/history ... eview/198018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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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專題: 共產黨百年真相 / 大頭條集錦 /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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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專家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2)：恐怖主義
共產黨的幽靈並沒有隨著東歐共產黨的解體而消失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2)：恐怖主義
《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大紀元製圖）
更新 2021-01-30 10:41 PM 人氣 19205       
標籤: 共產主義, 共產黨, 恐怖主義,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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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8月04日訊】第十五章 恐怖主義的共產主義根源

目錄

前言
1. 共產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2. 共產國家輸出的恐怖主義
3. 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共產毒根
1）庫特布──極端伊斯蘭聖戰的「馬克思」
2）列寧主義的聖戰「先鋒隊」
3）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共產主義內核」
4）庫特布對恐怖主義的影響
5）穆斯林成為共產主義的犧牲品
4.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
1）中共對阿拉法特恐怖活動的支持
2）中共與基地組織的關係
5. 西方激進左派與恐怖主義的隱形聯盟
結語
前言

2001年9月11日上午，恐怖主義分子劫持了兩架民航客機，撞向紐約地標建築世貿中心，製造了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這次襲擊造成近3000人死亡或失蹤，兩幢100多層的世貿中心大樓轟然倒塌。這是繼二戰珍珠港事件後，外國勢力首次對美國領土造成重大傷亡的攻擊，死亡或失蹤人數甚至超過珍珠港事件。此後美國展開全球反恐行動，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和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世界格局發生巨大變化。

人們從此對恐怖主義有了更深的認識，對基地組織（Al-Qaeda，又譯蓋達組織）和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又譯賓‧拉登）耳熟能詳。但鮮為人知的是，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著深刻的淵源。

恐怖主義（Terrorism）和恐怖分子（Terrorist）這兩個詞最早出現於1795年，與「法國大革命」時期雅各賓政府實施的「恐怖統治」（Reign of Terror）有關。[1]而正是這一場革命者製造的「恐怖統治」為日後共產主義的發端鋪墊了基礎。

現代的恐怖主義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共產黨政權實行的國家恐怖主義；第二種是共產黨政權向國外直接輸出的以武裝革命的名義進行的恐怖主義；第三種是受共產主義影響的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在諸多恐怖行徑的背後，都有著共產黨的陰謀和共產主義學說的陰影。
1. 共產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

共產主義的百年實踐，處處都伴隨謊言、暴力和殺戮。恐怖主義是共產主義者推行其意識形態和操控世界的重要工具。共產政權建立後，無一例外都動員國家機器大搞恐怖主義。這種由政府主導的恐怖主義就是國家恐怖主義。

列寧以恐怖主義起家。被列寧視為「革命英雄」並被任命為全俄肅反委員會（簡稱「契卡」）頭子的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在1918年的一次採訪中直言不諱地說：「我們代表有組織的恐怖，這點應被坦率地承認。」[2]馬克思主義者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在1919年發表了《恐怖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書，對於列寧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將要產生的嚴重後果給予了全面的揭露。考茨基考察了法國18世紀以來歷次革命運動中的恐怖主義行為，得出的結論是列寧的布爾什維克與「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恐怖主義，有著繼承關係。[3]俄國歷史學家尤里‧阿法納西耶夫（Yuri N. Afanasyev）批評列寧的基本國策就是「國家恐怖」、「暴力和無法無天」，「整部歷史都是由暴力寫成的」。[4]

後來的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卡斯特羅、昂納克、齊奧塞斯庫、金日成等等所有的共產政權都是靠著一路殺來維持統治的。其無法無天無底線的暴力與殺戮恐怖罪行在前面章節已經多次涉及，這裡不再贅述。

暴力與殺人只是共產黨散播恐懼的手段之一。共產黨政教合一，長期的造假洗腦宣傳，灌輸黨文化，在人們心裡種下謊言、仇恨、暴力的種子，代代相傳，成為維持和滋生共產邪惡的土壤，這才是最可怕的。
2. 共產國家輸出的恐怖主義

如果說共產國家對自己內部的人民實行的是國家恐怖主義，那麼，當共產國家輸出革命到其它國家，或者出於在敵對國家製造混亂的目的，就會催生出恐怖主義的激進組織。

著名反共問題專家、「衝突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onflict）奠基人及所長布賴恩‧克洛茲爾（Brian Crozier）畢其一生研究共產主義與恐怖主義的關係，幫助反共陣營包括里根總統、撒切爾夫人等反共領袖分析、認清共產邪惡及其恐怖根源，發表了許多論文、著作，告誡世人共產主義乃是國家恐怖主義及非國家恐怖主義的根源。[5]

蘇聯格魯烏（GRU，總參謀部情報總局）叛逃者斯坦尼斯拉夫‧魯涅夫（Stanislav Lunev）指控蘇聯特工是「世界各地恐怖分子的主要教官之一」。[6]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日本突擊隊、意大利紅色旅、德國紅軍派系、土耳其武器走私者、南美游擊隊等等，後面都有蘇聯克格勃的支持。[7]這些極端組織發動了一系列反美的恐怖襲擊。1975年中情局駐雅典總監理查德‧萊爾士（Richard Relch）遇刺身亡；1979年北約統帥亞歷山大‧黑格將軍（General Alexander Haig）的車隊遭到炸彈襲擊，黑格將軍的三名保鏢受傷；1981年美軍在歐洲的指揮官弗雷德里克‧克羅森將軍（General Frederick J. Kroesen）僥幸躲過一次火箭攻擊。

前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對穆斯林國家輸出革命給恐怖主義帶來的影響最為深遠。

中東本來是英國和歐美國家的傳統殖民地勢力範圍。隨著民族獨立，蘇聯藉機擠進中東。但是，中東各個穆斯林教派之間的矛盾、阿拉伯與以色列的爭端、中東石油涉及的西方各國利益、伊斯蘭復興運動的興起、美蘇冷戰雙方在中東的爭奪、伊斯蘭與西方文明的衝突……這一切讓中東的事態變得錯綜複雜。

而蘇聯對穆斯林地區的滲透就是在這樣複雜的背景下發生的。詭異的是，穆斯林信奉伊斯蘭教，相信真主，而蘇聯的馬列主義是無神論而且是以消滅宗教為己任的，二者如何能走到一起呢？

其實，共產主義就如同瘟疫一樣，無孔不入。「十月革命」之後，俄國共產黨就初試牛刀，1920年6月幫助在伊朗的吉蘭省成立過一個蘇維埃政權，叫波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Persian Socialist Soviet Republic，又稱吉蘭蘇維埃共和國）。在共和國境內展開了一系列激進的行動，例如反宗教宣傳和迫使富有的地主交出他們的財富。因為很不得人心，該政權很短命，1921年9月就滅亡了。

在穆斯林地區，的確也出現了「伊斯蘭社會主義」這種現象，是一些穆斯林領袖在調和伊斯蘭教義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上搞出來的一種意識形態。代表人物有巴勒斯坦解放運動（PLO）領袖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還有埃及的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等。巴解受到前蘇聯和中共支持，因為搞恐怖活動而臭名昭著。

北非的阿爾及利亞、中東的南也門、中亞的阿富汗等國都出現過共產主義政黨執政的時期。前蘇聯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就為了控制它在穆斯林地區扶植起來的最後一個共產主義政權，打了十年之後，蘇聯最終放棄了阿富汗。

事實證明，要在一個宗教氛圍十分濃重的地方推行共產主義並不容易。可以說，蘇聯在這些穆斯林地區的共產革命輸出是很失敗的。但是，這並不是說共產主義沒有給該地區留下重大的政治遺產。其中一部分就是由此而滋生的極端伊斯蘭恐怖行動。

1978年叛逃到美國的揚‧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中將，是前羅馬尼亞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祕書兼對外情報總局第一副局長、齊奧塞斯庫總統的工業和技術發展顧問，也是前東歐投奔西方的最高級別官員。帕切帕在《俄國人的腳印》一文中透露了大量共產主義扶持中東恐怖主義的內幕。他引述克格勃對外情報總局的頭子亞歷山大‧薩克哈洛夫斯基（Aleksandr Sakharovsky）的話說，「在今天的世界，當核武器使得武力過時了的時候，恐怖主義應該成為我們的主要武器。」1969年一年裡就發生了82起劫機事件，是由蘇聯克格勃及中共支持並資助的巴解組織幹的。有一次帕切帕去薩克哈洛夫斯基的辦公室，注意到牆上掛的世界地圖上有一片插上小紅旗的海洋，原來每一個小紅旗就代表一架被劫持的飛機。薩克哈洛夫斯基對帕切帕說：「劫機是我自己的發明。」在1968到1978年間，光是羅馬尼亞的安全部門就給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每週運送兩架貨機的軍用物資。東德解體後的檔案顯示，在1983年，東德對外情報局就給黎巴嫩恐怖組織送去了價值1,877,600美元的AK-47衝鋒槍彈藥；捷克斯洛伐克給伊斯蘭恐怖分子送去了1000噸的無臭爆炸物Semtex-H。[8]

前克格勃頭子、後來的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在上世紀70年代初期，決定要發起一場精心策劃而又隱蔽的宣傳運動，在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裡播下反猶和反美的仇恨種子。安德羅波夫被西方稱為「新的造謠時代之父」（the father of a new misinformation era），目的是要灌輸仇恨，並將這種情感武器變成對以色列及其主要支持者美國的恐怖主義血腥屠殺，讓美國和猶太復國主義勢力範圍內的任何人都不再感到安全。[9]
3. 極端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共產毒根

2001年9月11日的 「9·11恐怖襲擊」，改變了世界的格局。本‧拉登和他背後的「基地組織」登上了新聞頭版。伊斯蘭極端分子被推上了浪尖風口。

全世界絕大多數人對恐怖襲擊的第一反應是震驚和悲痛，然而在地球另一邊，共產黨嚴厲鉗制言論自由的中國卻是另一番場景。從互聯網論壇、聊天室，到大學食堂，都有大批人群對此歡呼：「幹得好啊！」「強烈支持針對美國的正義行動」……根據中國主要網站「網易」對91,701人的調查，表達「強烈反對恐怖主義」的只占17.8%，多數人或者選擇「反美」或者選擇「好戲在後頭」等幸災樂禍的態度。[10]

這些為恐怖襲擊歡呼的中國人和本‧拉登們素未謀面，但是他們表達出相似的態度，並不是偶然的。在他們的思想深處，都有來自同一個毒根的毒素，這個毒根就是共產邪靈。中國人受毒害，是因為從小在魔鬼的黨文化中浸泡，用魔鬼的思維框架思維。但是本‧拉登在此前的阿富汗戰爭中，是抗擊共產主義蘇聯的，他的恐怖主義怎麼會與共產主義沾上邊呢？

這就不得不說到這些本‧拉登們的恐怖主義思想來源，「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哲學家」（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號稱「伊斯蘭聖戰的馬克思」[11]「當代聖戰組織教父」[12]的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

哈佛專家

1）庫特布──極端伊斯蘭聖戰的「馬克思」

反恐專家、前美國西點軍校打擊恐怖主義研究中心（Combating Terrorism Center at the U.S. Military Academy）研究員威廉‧麥康茨（William McCants）指出，伊斯蘭極端分子在聲明他們的動機時常常引用庫特布的教導，並把他們自己當作庫特布衣鉢的承傳者。[13]本‧拉登死後基地組織的繼承者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將庫特布的思想看作是點燃了極端伊斯蘭聖戰運動之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2016年發表了中東問題專家漢森‧漢森的報告《伊斯蘭國（ISIS）的宗派主義──意識形態根源和政治內涵》，在結尾處報告引述伊斯蘭國的支持者們的話來概括伊斯蘭國的思想核心：「伊斯蘭國由賽義德‧庫特布規劃藍圖，由阿卜杜拉‧阿扎姆傳授，由奧撒瑪‧本‧拉登將之全球化，由阿布‧奧瑪實現，然後由巴格達迪執行。」[14]

本‧拉登們以及後來的伊斯蘭國（ISIS）繼承和發展了庫特布的思想（當然還加入了其他一些人的思想），這種思想通常被稱作庫特布主義。通俗地講，庫特布主義追求的是用暴力打破腐朽的「舊世界」，鼓勵「聖戰者」不惜犧牲生命，以身殉教，依靠暴力奮鬥到底，要「解放全人類」。[15]

這些「豪言壯語」聽起來是不是很像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是的，因為庫特布早年是共產黨員，他的思想中帶有強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烙印。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資深研究員萊利（Robert R. Reilly）指出，庫特布實際上曾經是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和埃及共產黨在共產國際的聯絡人。[16]

庫特布是埃及人，出生於1906年，在上世紀20～30年代他學習了社會主義和文學，在40年代末到美國留學兩年。[17]回到埃及後，就加入了穆斯林兄弟會。庫特布與陸軍中校納賽爾 （Gamal Abdel Nasser）素有往來。納賽爾是「自由軍官組織」（Free Officer Movement）的領導人，該組織傾向社會主義。1952年，納賽爾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親西方的、君主制的阿里王朝（Muhammad Ali dynasty）。有說法是庫特布和兄弟會同納賽爾一起策劃的這場「社會主義革命」政變。庫特布希望納賽爾建立一個伊斯蘭政權，但是，納賽爾要走世俗化道路。1954年，納賽爾開始打壓穆斯林兄弟會。於是，庫特布的兄弟會準備暗殺納賽爾。計劃失敗，庫特布被指控謀殺入獄。在監獄的頭三年，庫特布受到了酷刑折磨。後來條件變得寬鬆，並允許他寫作。他在獄中寫了他最重要的兩本書──《在古蘭經的陰影中》（In the Shade of the Qur’an）和《里程碑》（Milestones）。這兩本書系統地闡述了他在古蘭經、伊斯蘭歷史、埃及和西方的社會等問題上，根本上反世俗、反西方的極端主義主張。庫特布曾短暫獲釋出獄，但他拒絕出國，選擇了再次入獄。1966年庫特布被指控參與了暗殺埃及納塞爾總統的陰謀，被處以絞刑。

庫特布的顛覆性思想就是對伊斯蘭教的概念吉哈德（Jihad）給予了新的詮釋。一提到「吉哈德（Jihad）」，很多人馬上會想到聖戰（holy war）。其實在阿拉伯語中「吉哈德」本身是掙扎、抗爭的意思。對主流穆斯林來說，它可以是內心的掙扎（自我完善），也可以是抵抗外敵（defensive jihad）。[18]庫特布將之延伸為不受限制主動採取暴力的「聖戰」。[19]庫特布為暴力攻擊「聖戰」打下理論基礎，而其本人也以走上絞刑架為榮耀，親身給追隨者做了殉教榜樣。

庫特布的學說主張，任何遵從世俗法律的社會，或者遵從世俗道德的社會體制，就是非伊斯蘭的「舊社會」──賈希利亞（jahiliya，意為對宗教真理的無知，原指伊斯蘭教傳播之前的社會）。這樣的社會就算自稱穆斯林社會，也屬於賈希利亞。實際上，他自己生活的埃及社會體制就被他視為賈希利亞，應當被推翻。[20]

對庫特布來說，這個「舊社會」（即賈希利亞）不僅是個體穆斯林，而且是所有人獲得並遵守伊斯蘭價值觀和法律的最大障礙。這個「舊社會」是強加給人的，剝奪了他們的自由。在「舊社會」的人過著被奴役的生活（即奴隸）。對奴隸（即被壓迫者）而言，暴力的聖戰是伊斯蘭教允許的。庫特布主張通過聖戰「解放全人類」（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21]很多穆斯林領袖認為庫特布走得太遠，他的書出版後被視為異端。[22]

庫特布進一步借用了馬克思主義的「虛假意識」概念（即普通民眾接受了統治者的「虛假意識」，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被壓迫的，他們沒有主動的願望起來推翻資本主義並代之以社會主義）：生活在賈希利亞中的人也不會意識到自己被「奴役」和「壓迫」，[23]也就不會主動起來參加聖戰，「解放」自己。

「怎麼辦？」庫特布從列寧那裡找到了答案。
2）列寧主義的聖戰「先鋒隊」

熟悉馬列主義的學者在研究庫特布的著作時，常常會發現一些熟悉的概念：「先鋒隊」（Vanguard）、國家（state）、革命（revolution）等等。這是典型的列寧主義用語。列寧在寫作《怎麼辦》（What Is to Be Done?）這本書時，面臨的局面和挑戰，與庫特布非常類似。列寧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託於無產階級先鋒隊（Proletarian vanguard），庫特布照搬了這套理論，只是把無產階級換成了伊斯蘭極端分子。

列寧非常強調組織和先鋒隊的作用，他區分了自發性與自覺性，提出了「建黨理論」。他認為如僅僅依靠自發因素，工人只能提出漲工資、八小時工作制等膚淺的要求，不可能有「解放全人類」的所謂「覺悟」。列寧相信需要有外部的「先進分子」（往往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只有他們有接受充分教育的條件）對工人進行煽動和灌輸，使他們認識到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覺悟到「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自己」。為了發揮這一部分「先進分子」的作用，需要有一個組織嚴密的政黨把他們的生活全包下來，為他們創造祕密工作的條件，使他們成為全職的職業革命家。這個政黨，這個無產階級政黨，就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24]

美國海軍研究生院（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中東問題專家羅賓遜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儘管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聖戰主義思想家們沒有直接引用列寧作為其思想啟蒙，但二者的概念、邏輯，尤其是賽義德‧庫特布泄露出其[列寧]影響。20世紀40年代在埃及接受教育的庫特布肯定閱讀過列寧的作品。庫特布有兩個關鍵概念直接來自列寧： jama’a（先鋒隊）和manhaj（綱領）。」[25]

庫特布從列寧主義裡學到的「精髓」，就是要組織一支穆斯林版本的革命先鋒隊。庫特布的理想，幾乎就是列寧的理想。

羅賓遜教授闡述道：「庫特布為穆斯林世界做出了[和列寧]一模一樣的論斷，大多數的穆斯林沉迷於腐化體系的非正義的和反伊斯蘭的統治，所以不知道怎樣才能起來拿起武器反抗，一個專業受訓的聖戰先鋒隊必須組織起來針對國家機器反抗。」[26]此外，「列寧堅持先鋒隊的核心，是有一個詳細與周密協調的綱領，然後具體實施革命。在庫特布的書中也有相似的伊斯蘭版本。」[27]

對庫特布來說，這一支他認為的「真正穆斯林」（極端分子）組成的先鋒隊，就要擔當其拯救伊斯蘭和世界文明的「革命重任」。先鋒隊要去打擊那些「假的穆斯林和虛偽」，要按他理解的伊斯蘭意識形態去做，建立一個基於他理解的伊斯蘭意識形態的新國家，並用暴力把伊斯蘭帶到全世界。

除了先鋒隊，庫特布的學說裡也有社會平等、消滅階級、不要政府（天下大同）、「解放全人類」的內容。[28]這些內容，都會讓人聯想到共產主義。

庫特布死後，他的弟弟穆罕穆德‧庫特布繼續出版塞義德‧庫特布的書。在1993年出版的庫特布的書「Ma’arakat ul-Islam war-Ra’samaaliyyah」再次泄露了庫特布的共產主義思想根源。該書第61頁中，庫特布直白表示，伊斯蘭教「是一個獨特的、建設性的、實證主義的教義，它是由基督教和共產主義共同塑造的，[以]最完美的方式融合，包括所有的[即基督教和共產主義的]目標，並增加了它們的和諧、平衡和正義。」[29] （方括號內是本書作者加入的內容，便於讀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