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專家

3）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共產主義內核」

在分析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根源時，有學者還指出了另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階級鬥爭」學說。馬克思畢其一生都在煽動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把這種矛盾上升為不可調和的、只能用「革命」才能解決的矛盾。伊斯蘭極端主義採用的也是這樣的策略。想想看，炸毀曼哈頓的世貿大樓就能實現庫特布的伊斯蘭大同世界了嗎？當然不會。極端主義為的是製造西方與穆斯林的矛盾，「加劇矛盾」（heightening the contradictions）。先挑起西方對穆斯林的仇恨，然後用這種仇恨來煽動更多的穆斯林起來仇恨西方。[30]這就是與馬克思列寧宣揚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一樣，一定要讓這個矛盾達到不可調和的狀態，才有機會發動革命。共產主義這麼想，受其影響的伊斯蘭極端主義也是這麼想的。

不誇張地說，庫特布的學說更接近共產主義而不是伊斯蘭教義。雖然從宗教上反對共產主義，但是，卻吸取了共產主義革命的所有「精髓」。有學者這樣指出恐怖主義的實質：和自由世界對抗的真正敵人還是共產主義，極端伊斯蘭主義只不過是共產主義穿了件傳統伊斯蘭袍子。[31]

另外，西方反文化運動使左派思想廣泛傳播世界，也使部分人更容易接受傾向暴力的極端宗教意識形態。芬蘭政治歷史學者安特洛‧萊特辛格（Antero Leitzinger）認為，現代恐怖主義誕生於1966～1967年，與國際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同步，這不是偶然的。國家社會主義者們把基於穆斯林的馬克思主義變成基於馬克思主義的極端伊斯蘭主義。上世紀60年代西方激進學生運動中，許多來自穆斯林世界的留學生在西方接觸了左派思想，把「革命」、「暴力」等外來觀念帶回去，為恐怖主義的傳播提供了土壤。[32]

開羅的美國大學媒體研究教授施萊弗（Abdallah Schleifer）1974年曾經見過後來的基地組織二號人物艾曼‧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當時正在開羅大學學醫的扎瓦希里對施萊弗得意地炫耀其伊斯蘭主義極端組織在精英學院──醫學和工程學院招募的人最多。施萊弗對此並不奇怪，他回答說，在60年代，這些院系一直是馬克思主義青年的據點。他指出，伊斯蘭主義運動只是（60年代）學生反叛的最新發展趨勢。施萊弗回憶說，「我說，『聽著，艾曼，我以前是馬克思主義者。當你說話時，我覺得我回到了黨內。我不覺得自己好像和傳統的穆斯林在一起。』」[33]

有人把極端伊斯蘭主義與法西斯聯繫起來，而出於某種理由不願提及共產主義根源。其實，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民族主義，也沒有專門的宗教信仰基礎。從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全人類觀和宗教情結來說，極端伊斯蘭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淵源更為緊密。
4）庫特布對恐怖主義的影響

庫特布的著作影響了許多年輕的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的學者、後來的基地組織創建人之一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Yusuf Azzam）。[34]「9·11」調查委員會報告中闡述了庫特布對本‧拉登的世界觀的影響，並直接將阿扎姆稱為庫特布的弟子。[35]

除了通過他的著作和追隨者來傳遞影響，賽義德‧庫特布的弟弟穆罕穆德‧庫特布也是其兄思想的主要傳播者。穆罕穆德‧庫特布後來到沙特，成了研究伊斯蘭的教授，同時也負責編輯、出版和推廣其兄長的學說。

本‧拉登在學生時代就讀庫特布的書，本人也與穆罕穆德‧庫特布熟悉，定期參加後者在一間大學裡的每週的公開講座。前中央情報局負責本‧拉登小組的官員、詹姆斯敦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邁克爾‧舒兒（Michael Scheuer）直接稱庫特布為本‧拉登的導師。[36]

上文提到的基地組織二號人物艾曼‧扎瓦希里也是賽義德‧庫特布的狂熱追隨者。[37]扎瓦希里少年時代就從他叔叔那裡一次又一次地聽到庫特布的「品格」和他在監獄中忍受磨難的「偉大」。[38]庫特布死後，扎瓦希里在回憶錄中寫道：「納賽爾政權認為處決賽義德‧庫特布及其同志們使[極端]伊斯蘭主義運動受到了致命打擊。」「但表面的看似寧靜卻隱藏了賽義德‧庫特布思想的發酵以及埃及現代伊斯蘭聖戰運動核心的形成。」[39]庫特布被絞死的同一年，扎瓦希里參與組建了一個地下激進組織，決心「實現庫特布的理想」。[40]這一年他15歲。此後扎瓦希里參加了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後來成了本‧拉登的導師和基地組織的重要成員。在本‧拉登被擊斃後，扎瓦希里成了基地組織的頭目。

上文引述過的中東問題專家羅賓遜教授（Glenn E. Robinson）指出，在遜尼派穆斯林世界，庫特布是最重要的強調暴力聖戰的思想家。[41]幾乎所有的遜尼派聖戰組織的概念和思想創新基本上都可以在庫特布的書中找到。[42]儘管存在不同類型的聖戰組織，但它們有一點是共同的，即都在伊斯蘭旗號下通過暴力實現其政治綱領。[43]

1981年暗殺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Anwar Sadat）的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Egyptian Islamic Jihad）、埃及恐怖組織蓋碼‧伊斯蘭米亞（al-Gamma al-Islamiyah，上世紀90年代其針對政府官員、世俗知識分子、埃及基督徒和旅遊者發動襲擊）等都奉行庫特布主義。[44]

奉行庫特布主義的激進聖戰組織也被歸類為薩拉非聖戰組織。拉特洛布大學（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政治學教授羅伯特‧曼恩（Robert Manne）將庫特布稱作薩拉非聖戰主義之父、伊斯蘭國的開拓者。[45]他在其著作《伊斯蘭國的大腦──ISIS及其哈里發意識形態》中寫道：「五十年過去了，賽義德‧庫特布被處死刑成就了薩拉非聖戰主義的傳統，成就了伊斯蘭國的思想。未來沒有里程碑了，我們已經到達地獄的入口。」[46]

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報告《持續的威脅──基地組織和其它薩拉非聖戰者》中概述了庫特布對薩拉非聖戰主義的影響，同時列舉了40多個薩拉非聖戰主義組織，影響幾乎遍布全球各大洲。[47]

縱觀極端伊斯蘭主義的各種組織，它們之間有矛盾，理念上也不一致，但是絕大多數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採用庫特布的主動進擊型「聖戰」去做鬥爭，成為了庫特布的衣鉢傳人，也成為了共產主義暴力革命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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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穆斯林成為共產主義的犧牲品

美國政府國家反恐中心（NCTC）2011年的一份報告說：「在可以確定宗教信仰的恐怖主義造成的案件的傷亡者中，過去五年內82%至97%的與恐怖主義有關的死亡事件受害者是穆斯林。」[48] 美國國務院在2016年的報告中說，2016年發生了11,072起恐怖襲擊，死亡25,621人（其中6,755人是恐怖襲擊的肇事者）。雖然這些恐怖襲擊發生在104個國家，但它們在地理上非常集中。75%的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發生在5個國家（伊拉克、阿富汗、敘利亞、尼日利亞和巴基斯坦）。[49]這些都是穆斯林集中的國家。

相比而言，恐怖襲擊在西方造成的死亡要少得多。根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於2016年9月進行的一項研究，從1975年到2015年，外國出生的恐怖主義造成了大約3,024名美國人死亡（這一數字還包括9·11恐怖襲擊事件中喪生的2,983人），[50] 平均每年約有74名美國人。

極端恐怖組織雖然最樂於打起伊斯蘭旗號，但最終被其傷害最大的實際上是穆斯林社會。對於恐怖主義背後的魔鬼來說，打什麼旗號都不重要，通過各種手段毀滅人類才是其目的。
4.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

中共對恐怖主義的支持已有幾十年歷史。阿拉法特是被美國認定的有名的恐怖分子，也是現代恐怖主義的鼻祖和本‧拉登的先導。人們知道本‧拉登主導策劃劫持客機發動9·11襲擊，但劫持客機的首創者卻是阿拉法特。阿拉法特的恐怖主義最早得到中共的首肯和支持。
1）中共對阿拉法特恐怖活動的支持

阿拉法特從1959年籌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Palestinia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簡稱「法塔赫」，FATAH），到1988年11月，建立巴勒斯坦國，一直是巴勒斯坦各種武裝組織的主要頭領。整個中東地區最得寵於中共者非阿拉法特莫屬。他曾十四次造訪中國，幾乎會見了歷屆中共黨魁，包括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等，深得中共賞識。其在恐怖襲擊中屢屢得手，又遊刃於國際政治外交舞台上，風光一時。

1964年，阿拉法特組建了法塔赫武裝恐怖組織「暴風」突擊隊後，馬上到北京與周恩來等進行了長時間會談。周恩來當時就指點他：要注意鬥爭策略，不要提諸如「把以色列趕入大海」之類的口號，因為這類口號不利於巴勒斯坦的鬥爭。[51]

中共對這個恐怖主義小老弟除軍火、經援之外，屢授機宜，指點其如何與美國、以色列等國交戰，及如何擴展國際影響等，還特邀巴勒斯坦人員到中國學習、接受培訓。向中共老大哥「取經」回來後，1965年1月開始，阿拉法特就以游擊隊的方式在巴勒斯坦北部首次對以色列開戰。1965年5月，巴解組織（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簡稱PLO）在北京設立辦事處。中共破格承認該辦事處享有外交機構待遇，並在國際外交各種場合中支持巴解。

1988年11月，巴勒斯坦全國委員會第19次特別會議決定建立巴勒斯坦國。中共立即予以承認，並於同年11月20日與巴勒斯坦建交。

2000年至2001年間，阿拉法特和中共黨魁江澤民互訪見面。期間巴以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以色列一再指責阿拉法特是恐怖主義的「幕後主使」。在中共的扶持下，阿拉法特得以和以色列及美國抗衡，使得中東地區戰火不斷。

法塔赫、巴解等在阿拉法特的領導下，從事各種公開的、地下的軍事恐怖行動，聲稱革命暴力是「解放家園的唯一手段」，和共產主義暴力革命思想一脈相承。其和世界上其它共產國家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它是「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成員，也是「歐洲社會黨」（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的「觀察員」。

美國、以色列一直認為阿拉法特是中東一系列恐怖事件的幕後策劃者。他所組建的法塔赫、巴解等組織在1988年之前，一直都被美國政府認定為恐怖組織。[52]

法塔赫在1970年策劃刺殺約旦國王侯賽因‧賓‧塔拉勒，侯賽因國王幸免於難。[53]同年9月，法塔赫連續劫持英國、德國和瑞士三民航客機並在電視攝像機前摧毀三架劫持的國際班機，在國際上造成轟動。恐怖分子稱：「我們劫持一架飛機遠比我們在戰鬥中殺死一百名以色列人更有效果。」[54]法塔赫為其後世界上恐怖分子劫持飛機開了先例。後幾十年裡劫持民航飛機成了恐怖分子的一個有效工具。

1972年巴解下屬的「黑9月」（Black September）恐怖組織製造了一起進攻平民的大型恐怖襲擊事件。而策劃、實施這一起恐襲事件的阿布‧哈桑‧薩拉姆（Ali Hassan Salameh）就是阿拉法特的首席保安官、「法塔赫」情報組織的負責人。當時恐怖分子在德國慕尼黑正在舉行的夏季奧林匹克競賽的奧運村劫持了11名以色列運動員。開槍屠殺以色列運動員的同時，還射殺了一名德國警察。[55]幾十年來，國際恐怖主義氾濫，濫殺無辜平民，阿拉法特對首開對平民的恐襲先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哈佛專家

2）中共與基地組織的關係

中共與本‧拉登領導的基地恐怖主義組織的聯繫由來已久，並一直和為本‧拉登提供庇護的塔利班暗通款曲。1980年，中共除了派出大約300名軍事顧問到當時阿富汗聖戰組織在巴基斯坦的訓練基地外，還在新疆喀什及和闐增開軍事訓練營，教他們使用武器、爆破、戰鬥策略、宣傳技巧與間諜戰等。新疆成為訓練阿富汗聖戰組織與蘇聯作戰的基地。到蘇聯撤出阿富汗的時候，中共軍隊至少訓練了幾千聖戰分子，為他們提供價值2億～4億美金的機槍、火箭發射器以及地對空導彈等。[56]

在塔利班取得阿富汗政權後，包括其庇護本‧拉登基地組織期間，中共與塔利班和基地組織保持了密切關係。雖然基地組織對美國大使館和美國海軍實施恐怖襲擊，而塔利班拒絕向聯合國交出本‧拉登，但中共一直反對聯合國制裁塔利班。1998年美國用巡航導彈襲擊基地組織，中共花一千萬美元向基地組織購買未爆炸的美國導彈，以改進自身的巡航導彈能力。[57]同時，中共繼續向支持恐怖主義分子的國家提供敏感的軍事技術。[58]2000年底，聯合國安理會提出制裁塔利班的提案，以迫使塔利班關閉本‧拉登在其境內的恐怖分子訓練營，但中共投的是棄權票。在那之後，中共繼續與塔利班祕密商談，並達成協議由華為幫助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建立廣泛的軍用通訊系統。[59]就在9·11恐怖襲擊的當天，中共與塔利班官員簽署了擴大經濟與科技合作的協議。[60]

更令人震驚的是，「9·11」發生後，兩個中共軍人被稱為英雄，因為他們在1999年出版了《超限戰》一書，裡面提到「若紐約世貿大樓遭到攻擊，對美國而言將會很棘手」，他們還明確提到「本‧拉登有能力利用他的基地集團組織這場攻擊行動」。[61]可以說，中共的「超限戰」理論是本‧拉登發展恐怖襲擊這一手段的理論指導，而本‧拉登只是把它付諸實踐。

9·11恐怖襲擊發生後，聯合國安理會對塔利班政權進行制裁時，中共不光投棄權票，而且在美軍開始空襲塔利班目標後，仍派出軍事人員幫助塔利班政權。9·11事件後，美國情報部門獲悉中共軍方的中興和華為在幫助塔利班軍方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建立一個電話網路。[62]

2004年中，據透露，中共情報機構利用幌子公司，在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上幫助本‧拉登籌募運作所需的資金並洗錢。[63]

隨著柏林牆倒塌，暴力共產主義陣營面臨土崩瓦解，中共繼承前蘇聯的衣鉢，不得不獨立支撐面對自由世界的強大壓力。正當美國和自由世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譴責共產主義暴政時，「9·11」恐襲發生，世界格局隨之大變，自由世界對抗共產主義的計劃被束之高閣，全方位轉向打擊恐怖主義。其實，這正是共產邪靈為了轉移視線，讓中共殘喘並坐大的伎倆。在西方為反恐疲於奔波的時候，一場中美之間的財富大轉移悄悄發生了，共產邪靈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了共產主義。

每當世界反共陣營開始圍剿世間共產勢力時，共產邪靈往往就會指使恐怖組織肇事，讓人們無暇顧及世界上最邪惡的共產邪黨及其毀滅人類的運作，忙於和恐怖組織交戰，並花大力氣反恐、防恐，卻把人世間正邪交戰的主要戰事擱置一邊不顧。
5. 西方激進左派與恐怖主義的隱形聯盟

這是「整個宇宙中最偉大的藝術品」，一位德國音樂家如是斷言。他評價的不是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而是9·11恐怖襲擊。[64]

「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後，西方的激進左派知識分子和媒體在第一時間為恐怖分子歡呼、辯護和洗脫罪責。一位美國作家誇讚恐怖分子「絕頂聰明」，在他眼裡襲擊有情可原，因為「美國歷史上做錯的一切造成了那座巴別塔[指世貿中心大樓]，因此大樓必須被摧毀」。一位意大利劇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說：「[華爾街]的投機者在其中打滾的經濟體每年用貧困殺害上千萬人，紐約就算死了兩萬人又怎樣？」[65]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某教授把「9·11」的受難者比喻成「小艾赫曼」（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的罪魁之一）。[66]

為了阻止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動武，各種激進左派勢力聯合發起了大規模的反戰運動。某激進左派學者在麻省理工學院演講時說，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美國計劃在阿富汗發起「悄無聲息的群體滅絕（a quiet genocide）」。各地左派於是發起「和平守夜」和抗議集會（teach-in）。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此人到接近戰區的印度次大陸旅行了兩個星期，向上百萬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散布謠言。他說，美國計劃用飢餓的方式殺害三四百萬阿富汗人，美國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美國的所作所為遠遠超過「9·11」的凶惡和殘暴。[67]哥倫比亞大學某教授說他希望美軍經歷「一百萬次摩加迪沙之戰」。[68]摩加迪沙之戰指的是1993年在索馬里發生的基地組織襲擊美軍的事件，18名美國士兵死於這一伏擊。激進左派發起的反戰運動針對的是自由世界的旗手美國，是在拉自由社會打擊恐怖主義的後腿，客觀上成為了恐怖分子的內應。

在2003年2月，在美國進攻伊拉克一個月之前，本‧拉登通過半島電視台發布了一段錄音，號召人們起來抵抗美軍，要在巷戰中重創美軍，裡面公開聲稱「穆斯林的利益與社會主義者的利益在反戰上是一致的」，向反戰的左派組織發出動員令。[69]

被曝光最多的一個反戰組織叫「A.N.S.W.E.R」（Act Now to Stop War and End Racism），這是一個典型的左派激進組織，成員大多是社會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左派或者進步主義者。其主要組織者很多都與「國際行動中心」（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和「工人世界黨」（Workers World Party）有關。「工人世界黨」是美國的一個極端的共產黨組織（revolutionary Marxist-Leninist Communist Party），所以「A.N.S.W.E.R」其實是斯大林共產主義的一個前沿部隊。參加反戰的還有革命共產黨（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前台組織「不要以我們的名義（Not in Our Name）」，而革命共產黨是和中共有聯繫的馬列主義政黨。[70]

除了積極為恐怖分子開脫、組織參與反戰運動以外，法律界的激進左翼全力以赴地反對「9·11」之後不久國會通過的旨在增強美國反恐能力的《愛國者法案》。在該法案通過之前，聯邦調查局用了七年才把南弗羅里達大學的計算機科學教授、為恐怖分子提供資助的阿利安（Sami Al-Arian）逮捕歸案。如果有愛國者法案，提前把阿利安抓捕歸案，也許可以避免9·11襲擊。[71]

策劃1993年世貿中心爆炸案的「盲眼教士（blind Sheikh）」拉曼（Omar Abdel-Rahman）1995年被判處終身監禁。其辯護律師林‧斯圖亞特（Lynne Stewart）藉著到監獄裡探望拉曼的機會，替後者傳遞信息給其中東的追隨者，告訴他們繼續進行恐怖活動。斯圖亞特2005年被判有罪。令人驚訝的是，在她的有罪判決之後，斯圖亞特反而成為左派的政治偶像，屢屢被邀請到大學、法學院及其它集會演講。[72]

美國學者大衛‧霍洛維茨（David Horowitz）2004年出版的研究著作《邪惡聯盟：激進伊斯蘭教與美國左翼》 ，揭示了伊斯蘭極端分子與美國激進左派之間危險的關聯。他通過分析指出，國際激進左翼已經成為伊斯蘭聖戰組織的邊防戰士。[73]

為什麼西方激進左翼願意和恐怖主義者站在一條戰線上反對西方民主國家？西方激進左派發起體制內長征，為了從內部摧毀西方文明不遺餘力，所有有助於實現其目標的力量都成為他們聯合的對象。雖然左派意識形態在表面上和極端伊斯蘭意識形態冰炭不容，但由於兩者有高度相似的目標，因此結成了危險的反對西方文明的聯盟。由於同樣原因，兩者都成了共產邪靈毀滅人類的得力工具。

哈佛專家

結語

從巴黎公社、列寧的國家暴力和恐怖政策到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共產主義一直把恐怖主義作為它的重要工具。不僅如此，在共產國家之外，共產邪靈在不同時期操控不同的人群作為其實現恐怖主義目的之工具，包括運用恐怖分子為棋子左右世界的局勢或轉移人們的注意力。隨著科技發展，沒有道德約束的恐怖分子越來越容易運用各種手段來製造恐怖，人類時刻處於他們的威脅之下。

恐怖主義分子要用暴力打破世界的秩序、用恐懼來掌控人心，使用的手段是反道德、反人類普世價值的，要達到的目的是邪惡的。這些核心理念與共產主義同根同源。可以說，共產邪惡因素為那些恐怖主義分子提供了深層的邪惡價值的支撐點，為他們提供了土壤和溫床。

恐怖主義最大的犧牲群體往往都是那些產生恐怖分子的人群和國家，雖然見諸報端的常常是恐怖分子對西方的襲擊，而被極端伊斯蘭恐怖分子殘殺的最大犧牲群體卻是穆斯林。這一點同共產主義殘殺的一億多人幾乎都是自己的百姓，可謂同出一轍。

恐怖主義帶來了暴力、仇恨、殘殺、恐懼、廢墟和悲劇，其受害者是全人類。恐怖主義與共產主義密不可分。共產主義本身就是最大的恐怖主義，同時又扶持了其它形式的恐怖主義，因此，與人們通常認為的恐怖主義相比，共產主義才是對人類的根本威脅。不把恐怖主義的毒根拔掉，世無寧日。認清共產邪靈是人世間恐怖力量的根源，站在神的一邊，走回神為人留下的傳統的正路，邪靈才無法利用人類達到毀滅人類的終極目的。#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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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Brian Whitaker, 「The Definition of Terrorism,」 The Guardian, May 7, 2001 ,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may/07/terrorism.

[2] 「Lenin and the Use of Terror,」 World Future Fund, http://www.worldfuturefund.org/w ... leninkeyquotes.htm.

[3] K. Kautsky, Terrorism and Commun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1919),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kautsky/1919/terrcomm/index.htm.

[4] Carey Goldberg, 「『Red Saturday』 Not Such a Celebration for Lenin,」 Associated Press, April 21, 1990，https://apnews.com/0f88bdb24ea112b606c9c56bca69e9dd; Francis X. Clines, 「Upheaval in the East; Soviet Congress Debates New Presidency,」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3, 1990, https://www.nytimes.com/1990/03/ ... ew-presidency.html.

[5] Brian Crozier,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Rocklin, CA: Prima Lifestyles, 2000).

[6] Stanislav Lunev,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Enemy: The Autobiography of Stanislav Lunev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1998), 80.

[7] 「The KGB’s Terrorist Footprints,」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3, 1981，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 ... term=.0f15a9d808da.

[8] Ion Mihai Pacepa, 「Russian Footprints,」 National Review, August 24, 2006，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 ... -ion-mihai-pacepa/.

[9] Ion Mihai Pacepa and Ronald Rychlak, Disinformation: Former Spy Chief Reveals Secret Strategies for Undermining Freedom, Attacking Religion, and Promoting Terrorism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3), Chapter 33.

[10] 〈911恐怖分子襲擊事件之後：國內言論摘登〉，《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 ... ssue-4/596-911.html。

[11] Paul Berman, 「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3,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3/ ... slamic-terror.html.

[12] Raymond Ibrahim, 「Ayman Zawahiri and Egypt: A Trip Through Time,「 The Investigative Project on Terrorism: A Special Report, November 30, 2012, https://www.investigativeproject ... -trip-through-time.

[13] Quoted in Dale C. Eikmeier, 「Qutbism: An Ideology of Islamic-Fascism,」 Parameters (Spring 2007), 85–98, http://strategicstudiesinstitute ... pring/eikmeier.pdf.

[14] Hassan Hassan, The Sectarianism of the Islamic State: Ideological Roots and Political Context (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 26,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fi ... _Islamic_State.pdf.

[15]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 ... e-war-on-jahiliya/.

[16] Robert R. Reilly, The Roots of Islamist Ideology (London: Centre for Research into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006), 4, http://crce.org.uk/briefings/islamistroots.pdf.

[17] Paul Berman, 「The Philosopher of Islamic Terror,」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3, 2003, https://www.nytimes.com/2003/03/ ... slamic-terror.html.

[18]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 ... e-war-on-jahiliya/.

[19] A. E. Stahl, 「 『Offensive Jihad』 in Sayyid Qutb’s Ideolog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March 25, 2011, https://www.ict.org.il/Article/1 ... Ideology#gsc.tab=0.

[20]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 ... e-war-on-jahiliya/.

[21] A. E. Stahl, 「 『Offensive Jihad』 in Sayyid Qutb’s Ideology,」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ounter-Terrorism, March 25, 2011, https://www.ict.org.il/Article/1 ... -Ideology#gsc.tab=0

[22]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 ... e-war-on-jahiliya/.

[23] Roxanne L. Euben, 「Mapping Modernities, 『Islamic』 and 『”Western』,」 in Border Crossings: Toward a Comparative Political Theory, ed. Fred Reinhard Dallmayr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3), 20.

[24] Vladimir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Trans. Joe Fineberg and George Hanna,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01/witbd/.

[25] Glenn E. Robinson, 「Jihadi Information Strategy: 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Warfare: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eds. John Arquilla and Douglas A. Bor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92.

[26] 同上。

[27] 同上。

[28] Andrew McGregor, 「Al-Qaeda’s Egyptian Prophet: Sayyid Qutb and the War On Jahiliya,」 Terrorism Monitor 1, No. 3, https://jamestown.org/program/al ... e-war-on-jahiliya/.

[29] 該書原文為阿拉伯文，在許多穆斯林網站可以查到引述段落的英文翻譯和阿拉伯原文圖片，如「Impaling Leninist Qutbi Doubts: Shaykh Ibn Jibreen Makes Takfir Upon (Declares as Kufr) the Saying of Sayyid Qutb That Islam Is a Mixture of Communism and Christianity,」 http://www.themadkhalis.com/md/a ... nd-christianity.cfm。

[30] Damon Linker, 「The Marxist Roots of Islamic Extremism,」 The Week, March 25, 2016, http://theweek.com/articles/6142 ... -islamic-extremism.

[31] Chuck Morse, Islamo-Communism: The Communist Connection to Islamic Terrorism (City Metro Enterprises, 2013), Introduction.

[32] Antero Leitzinger, 「The Roots of Islamic Terrorism,」 The Eurasian Politician, No. 5 (April-September 2002), http://users.jyu.fi/~aphamala/pe/issue5/roots.htm.

[33]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21.

[34] Dawn Perlmutter, Investigating Religious Terrorism and Ritualistic Crimes (New York: CRC Press, 2004), 104.

[35] The 9/11 Commission Report,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 72, https://www.9-11commission.gov/report/911Report.pdf.

[36] Michael Scheuer, Through Our Enemies’ Eyes: Osama bin Laden, Radical Islam, and the Future of America, 2nd ed. (Washington: Potomac Books, 2006), 114.

[37]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36.

[38] Lawrence Wright, 「The Man Behind Bin Laden: How an Egyptian Doctor Became a Master of Terror,」 The New Yorker, September 16, 2002, https://www.newyorker.com/magazi ... n-behind-bin-laden.

[39] Lawrence Wright, The Terror Years: From Al-Qaeda to the Islamic Stat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6), 17.

[40] Lawrence Wright, The Looming Tower: Al-Qaeda and the Road to 9/11 (New York: Knopf Publishing Group, 2006), 36.

[41] 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XXIV, No. 3 (Fall 2017), 70.

[42] Glenn E. Robinson, 「Jihadi Information Strategy: Sources, Opportuni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in Information Strategy and Warfare: A Guide to Theory and Practice, ed. John Arquilla, Douglas A. Borer (London: Routledge, 2007), 88.

[43] Glenn E. Robinson, 「The Four Waves of Global Jihad, 1979-2017,」 Middle East Policy, Vol. XXIV, No. 3 (Fall 2017), 85.

[44] Anthony Bubalo and Greg Fealy, 「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 Islamism, the Middle East, and Indonesia,」 The Brookings Project on U.S. Policy Towards the Islamic World, No. 9 (Oct. 2005):7,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 ... 01bubalo_fealy.pdf.

[45] Robert Manne, 「Sayyid Qutb: Father of Salafi Jihadism, Forerunner of the Islamic State,」 The ABC, November 7, 2016, http://www.abc.net.au/religion/articles/2016/11/07/4570251.htm.

[46]Joshua Sinai, 「Mining the Roots of the ‘Why and How’ of Terrorism,」 The Washington Times, October 31, 2017,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 ... ic-state-by-rober/.

[47]Seth G. Jones, A Persistent Threat: The Evolution of al Qa』ida and Other Salafi Jihadists (Rand Corp, 2014), 64-65, https://www.rand.org/content/dam ... 637/RAND_RR637.pdf.

[48]2011 Report on Terrorism, 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 14, https://fas.org/irp/threat/nctc2011.pdf.

[49]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6, Bureau of Counterterrorism and 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 https://www.state.gov/j/ct/rls/crt/2016/272241.htm.

[50] Alex Nowrasteh, Terrorism and Immigration: A Risk Analysis, Cato Institute, September 13, 2016, https://object.cato.org/sites/ca ... /pdf/pa798_1_1.pdf.

[51] 時延春：〈周恩來與中東〉，《黨史縱橫》，2006年第一期，頁7-8， http://waas.cssn.cn/webpic/web/w ... 110602193952375.pdf。

[52] 「U.S. Orders Closure of Palestine Information Office – Department Statement, September 15, 1987 – Transcript,」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November, 1987，https://web.archive.org/web/2009 ... 28_v87/ai_6198831/.

[53] Andrea L. Stanton, Edward Ramsamy, Carolyn M. Elliott, Peter J. Seybolt, eds., Cultural Sociology of the Middle East, Asia, and Africa: An Encyclopedia, Vol. 1 (Los Angeles: SAGE, 2012), 274.

[54] Stefan Aubrey, The New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ürich: vdf Hochschulverlag AG an der ETH, 2004), 34.

[55] Stefan Aubrey, The New Dimension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Zürich: vdf Hochschulverlag AG an der ETH, 2004), 34-36.

[56] S. Frederick Starr,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1st Ed. (London: Routledge, 2004), 149.

[57] John Hooper, 「Claims that China Paid Bin Laden to See Cruise Missiles,」 The Guardian, October 20, 2001,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1/oct/20/china.afghanistan.

[58] Ted Galen Carpenter, 「Terrorist Sponsors: Saudi Arabia, Pakistan, China,」 The Cato Institute, November 16, 2001, https://www.cato.org/publication ... bia-pakistan-china.

[59] 「China’s Role in Osama bin Laden’s 『Holy War』 On America,」 The Popul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3, No. 23, https://www.pop.org/chinas-role- ... ly-war-on-america/.

[60] Yitzhak Shichor, 「The Great Wall of Steel Military and Strategy in Xinjiang,」 in Xinjiang: China’s Muslim Borderland, ed. S. Frederick Starr (London: Routledge, 2004), 158.

[61] John O. Edwards, 「China’s Military Planners Took Credit for 9/11,」 NewsMax, September 24, 2002, https://rense.com/general29/sdspl.htm.

[62] 「Chinese Firms Helping Put Phone System in Kabul,」 The Washington Times, September 28, 2001, https://www.washingtontimes.com/ ... 0928-025638-7645r/.

[63] D. J. McGuire, 「How Communist China Supports Anti-U.S. Terrorists,」 Association for Asian Research, September 15, 2005, http://www.asianresearch.org/articles/2733.html.

[64]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65] 同上。

[66] 「Ward Churchill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 ... ile.asp?indid=1835.

[67]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68] 「Nicholas De Genova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 ... ile.asp?indid=2189.

[69] Jamie Glazov, United in Hate: The Left’s Romance with Tyranny and Terror (Los Angeles: WND Books, 2009), Chapter 14.

[70] 同上。

[71] 同上。

[72] 「Lynne Stewart Profile,」 Discoverthenetworks.org, http://www.discoverthenetworks.o ... file.asp?indid=861.

[73] David Horowitz, Unholy Alliance: Radical Islam and the American Left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Inc., 200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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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9月04日訊】第十六章 環保主義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上）

目  錄

前言
1. 環保主義的共產根源
1）環保主義發展三階段
2）環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環境的態度一脈相承
3）生態馬克思主義
4）生態社會主義
5）綠色政治：綠色是新的紅色
6）生態恐怖主義
7）「綠色和平」後面的不和平
2. 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
1）科學「共識」的歷史
2）「共識」的確立和鞏固：在科學界統一思想
前言

地球是人類的生存環境，為人類提供了食物、各種生存資源與發展條件，讓人類繁衍生息，綿延數千年。

人類與自然環境密切互動，中西方傳統文化都強調人與自然的良性共生關係。一方面，「天地之生萬物也，以養人」，[1]即天創造萬物的目的是為了養活人，萬物可以被人類善用；另一方面，人在生活中需要遵循天地之理，用之有度，主動維護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

西方傳統文化認為，自然環境是創世主恩賜給人類並交給人管理的，因此人類對自然環境應當珍惜並善加利用。在中國傳統文化裡，講究的是萬事萬物的均衡發展，互不相害。《中庸》說：「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對環境的保護。據史料記載，大禹時，「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2] 曾子說：「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3]這些都表現了取物有節、珍惜、保護生態的思想。

近現代工業革命後，工業污染對自然生態造成了破壞，讓人們開始重視環境問題。實行各種相關法令與保護措施之後，污染得到有效治理，環境大為改善。在此過程中，人的環保意識大為增強，他們對自然的愛護和改善環境的努力都是值得肯定的。

這裡需要區分幾個概念：環境保護、環保運動和環保主義。環境保護，顧名思義，就是對環境的保護。自從有了人類文明，就有了人類對環境的保護。這種環保活動與任何政治意識形態無關。環保運動是針對環境問題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其主體是通過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媒體攻勢和複雜巧妙的政治運作，改變有關環境的政策及大眾心理和行為習慣。環境保護主義，簡稱環保主義（environmentalism，又譯環境主義），是一種強調保護環境、人和自然生態和諧共生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意識形態。環保運動和環保主義的來源與共產主義並不相同，但共產邪靈善於綁架群眾運動、操縱和利用社會形勢，因此從現代環境保護主義出現之初，共產邪靈就系統安排了對其的綁架和利用。

當今世界範圍內的環保主義背後的因素極其複雜。它用動人的說辭、利用人們善良美好的願望，掀起了一場席捲全球的政治運動。參與其中的不乏善良、有正義感、真正關懷人類前途命運的人。但這場運動背後的因素卻是共產邪靈，它利用環保的道德制高點來推進自己的圖謀。在這場運動中，環保被高度政治化、極端化甚至宗教化；傳統的道德基礎被忘卻，誤導性宣傳甚至各種強制性的政治手腕成為主導因素。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本文將著重探討環保主義與共產主義有哪些聯繫，環保主義如何被劫持、變形，以及它將帶來何種影響。
1. 環保主義的共產根源

為了最終毀滅人類，共產邪靈做了多方面的周密準備。共產主義發端於歐洲，又發動暴力革命在東方的兩個大國──俄國和中國──掌權，共產陣營和西方社會在冷戰中長期對峙。在蘇聯東歐共產陣營垮台後，共產邪靈企圖啟動在東西方社會同時布置的共產主義因素，建立管控嚴密的全球政府。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邪靈必須製造或利用一個足以威脅全人類的「敵人」，恐嚇人類讓渡個人自由和民族國家的主權。製造全球性的對環境和生態災難的恐慌可以說是其一個必然的選擇。
1）環保主義發展三階段

環保主義的形成和發展與共產主義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具體而言，其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理論醞釀期，這一階段可以從1848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發表《共產黨宣言》算起，一直到1970年第一個地球日（Earth Day）。在這個階段初期，馬克思及其門徒沒有把環保主義作為其理論論述的重點，但馬克思主義的無神論、唯物論觀點天然地與環保主義的主要傾向相吻合。馬克思宣稱，資本主義是跟自然（即環境）相對立的。馬克思的門徒造了「生態系統（ecosystem）」一詞，環保主義在某些學科內部悄悄醞釀。在這個階段的最後十年，即1960年至1970年，兩本暢銷書《寂靜的春天》（1962）和《人口炸彈》（1968）在美國登場，環保主義借「環境保護」概念進入公眾視野。

第二個階段開始的標誌性事件是1970年舉行的第一個地球日活動。1972年聯合國召開第一次斯德哥爾摩環境大會。這個階段各種組織迅速產生，各種活動增多，在美國、歐洲都進行了規模不等的宣傳、抗議、「科研」、立法、會議等攻勢。從宏觀上來說，上世紀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運動是西方內部共產邪靈因素的一次展示和閱兵，它們以民權運動、和平反戰運動的名義登上政治和社會舞台，但共產主義因素數量巨大，來勢洶洶，它們迅速蔓延到女權運動、同性戀合法化運動等不同類型的反資本主義戰爭當中。70年代以後，反越戰運動退潮，共產主義因素一部分進入體制內，發起「體制內長征」，另一部分充實到女權主義、環保主義當中，這是環保主義勢力高漲的根本原因。70年代扛起環保主義大旗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正是反文化運動的主力──嬉皮士們。事實上，共產邪靈正在加緊準備在兩大陣營的對峙結束之後，用環保主義的旗幟重新包裝自己，在全球範圍內掀起另一個不叫共產主義的共產主義高潮。

第三個階段開始於冷戰結束的前夜。1988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下文將使用該機構簡稱IPCC）成立，「全球暖化」這個概念開始進入政治領域。[4]1990年蘇聯解體前夕，莫斯科曾經召開國際環境會議，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發言中倡議建立國際環境監測系統，簽署建立「環境保護特區」的盟約、支持聯合國環境方案，並在巴西召開後續的環境會議。[5]我們隨後看到，西方環保主義者對這些提議幾乎照單全收。美國政界要人發表公開信《致全球暖化論的懷疑者》，「全球暖化」成為這個階段環保主義者（其領頭人是改頭換面的共產主義者）給人類塑造的主要敵人。利用環境保護藉口進行的宣傳驟然升級，環境立法、環境公約數量迅速增多、規模加大，環保主義成為限制各國公民自由、剝奪民族國家主權、限制打擊西方自由社會的主要工具。冷戰結束後，蘇聯東歐前共產黨人、西方的共產主義者和同路人紛紛改弦更張，加入環境保護運動，環保主義和環境運動驟然升溫，變得聲勢浩大，同時具有了更鮮明的共產主義色彩。
2）環保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對環境的態度一脈相承

在東西方信仰正教的人看來，人是神仿造自己的形象造的，人的生命也因此具有了高於地球上其它生命的價值和尊嚴。同理，自然環境也是神給人創造的，人有愛護自然環境的義務；自然環境為人而存在，而不是相反。但是在無神論者和唯物論者眼裡，人的生命並沒有這樣的特殊之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斷言：「生命是蛋白體的存在形式。」[6]既然這樣，人的生命就是蛋白質的一種特殊的存在形式，與動物、植物沒有任何不同。因此，以保護自然的名義剝奪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1862年，德國化學家、馬克思的同事李貝希（Justus von Liebig）在一本關於有機化學的著作中，抨擊英國農民使用進口鳥糞作為肥料。英國農業受益於鳥糞這種高效的肥料，作物產量大增。到19世紀中期，英國人的食物來源充足，質量上乘。鳥糞生意使各國商人、英國農民、英國大眾等多個方面同時受益。李貝希為什麼要譴責這種做法呢？他的「道德義憤」出於四個理由：第一，蒐集鳥糞過程中會對大自然造成破壞；第二，商人用低工資剝削了工人；第三，糧食豐產，刺激了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需要更多的糧食，這超過了自然能夠承受的範圍；第四，更多的人口和牲畜意味著更多的糞便和垃圾。[7]

當時正在埋頭撰寫《資本論》的馬克思仔細研讀了李貝希的作品，他稱讚後者「從自然科學的視角發現了現代農業的負面即毀滅性的一面」。[8]同李貝希一樣，馬克思把任何使用自然資源創造財富的努力都看成惡性循環，他的結論是「理性的農業和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兼容的」。[9]

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在俄國發動政變後，迅速頒布《土地法案》、《森林法案》等，把土地、森林、水源、礦產、動植物資源收歸國有，不准人民擅自開發利用。[10]

美國作家布萊恩‧薩斯曼在《生態暴政》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馬克思、列寧的思路和今天的環保主義者高度一致，那就是：沒人有權利從自然資源中獲利，「不管是拯救森林、鯨魚、蝸牛還是氣候，所有理論的基礎都基於一個根深蒂固的信仰，即這種獲利方式是不道德的，如果不儘快阻止，會最終毀了這個星球。」[11]

這場全球性的環境運動涉及了為數眾多的思想家、政治家、科學家、社會活動家、媒體人等，我們這裡無暇一一列舉其思想言論和所作所為，但有一個人不能忽略，他就是聯合國環境署的創辦人、籌辦了197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和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斯特朗的姑姑是著名的親共記者、在中國度過餘生的安娜‧路易士‧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莫里斯‧斯特朗深受他姑姑的影響，他將自己描述為「在意識形態上是社會主義者，在方法論上是資本家」。有人認為斯特朗是「一個令人恐懼的權力追求者」，「他的觀點與最激進的環保主義街頭抗議者一樣激進，但他沒有在全球會議上對警察設置的路障聲嘶力竭地喊口號，而是在會場內部以祕書長的身分揮舞著主持會議的木槌。」[12]斯特朗領導的聯合國環境署發表的觀點和馬克思主義如出一轍：「土地私有權是積累財富的主要工具，有助於導向社會不公。因此，土地使用權的公有是必須的。」[13]莫里斯‧斯特朗退休後選擇在北京定居，於2015年去世。

已故前蘇聯問題專家、對「謠言戰」有深入研究的娜塔莉‧格蘭特‧瓦拉加（Natalie Grant Wraga）曾寫道：「保護環境已經成為攻擊西方的一切的主要工具。可以用保護環境這個藉口，實行一系列破壞發達國家工業基礎的措施。它還可以通過降低（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和引入共產主義價值觀來實現搗亂的目的。」[14]事實上，環保主義思想不僅僅來自於前共產陣營。共產邪靈在東西方同時布局，在自由世界內部也埋下了毀滅的種子。

環保主義的各種學派、團體、運動、政策，很多都與共產主義有密切的聯繫。我們將舉例加以說明。
3）生態馬克思主義

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早提出生態概念的英國人雷‧蘭克斯特（Ray Lankester） 和亞瑟‧坦斯利（Arthur Tansley）都是費邊主義者（費邊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變種）。蘭克斯特是動物學家，是馬克思的年輕朋友。在馬克思晚年時，蘭克斯特是馬克思家庭的常客，也是參加馬克思葬禮的少數幾個人之一。蘭克斯特曾寫信給馬克思，稱他正「以極大的樂趣和受益」了解後者「在『資本論』方面的偉大工作」。坦斯利是他那一代英國最重要的植物生態學家，「生態系統」（ecosystem）這個詞就是他造出來的，是「英國生態學會」的第一任主席。坦斯利在倫敦大學學院上學時，深受蘭克斯特的影響。[15]

從蘭克斯特和坦斯利身上可以看出生態學與馬克思主義的淵源。當然，生態學與環保主義並非一回事。生態學研究生物體與周圍環境的關係，環保主義特別關注生態災難。不過，生態學能夠為如何界定生態災難提供理論基礎，與環保主義有著緊密的聯繫。生態馬克思主義（Ecological Marxism）就是從生態學衍生出來的。

生態馬克思主義在馬克思的經濟危機概念之外，加入了生態危機概念；擴展了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加入了生產與環境的矛盾。這就是所謂的雙重危機、雙重矛盾理論。用理論性的論述來說，馬克思所說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被稱為第一個矛盾；而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作為一個整體與生產條件（生態系統）之間的矛盾，就是第二個矛盾。第一個矛盾導致經濟危機，第二個矛盾導致生態危機。[16]

資本主義一百多年的實踐表明，資本主義並沒有按照馬克思所描繪的因為經濟危機而走向滅亡，反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於是，第二個危機──生態危機，就成了共產主義充分利用的工具。左派學者們給環保運動尋找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更是為環保主義的激進化推波助瀾。
4）生態社會主義

顧名思義，生態社會主義就是把生態學和社會主義綁在一起的意識形態，所以，又被人戲稱為「西瓜」──外面是綠的，中間是紅的，或者「紅綠幫」（Red Greens）──把社會主義的一些典型訴求，比如社會公正（social justice），加入到了生態學中，明確地要用環保來推進社會主義事業。

最能表現生態社會主義立場的，就是2001年由喬爾‧柯維爾（Joel Kovel）和邁克爾‧洛威（Michael Lowy）發布的《生態社會主義宣言》（An Ecosocialist Manifesto）。柯維爾曾尋求2000年美國綠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沒有成功。另一作者洛威是托派 「第四國際」（Trotskyist Fourth International）的成員。宣言稱，資本主義無法解決生態危機，必將被生態社會主義代替。在他們看來，生態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的一個分支或者派別，而是社會主義在新時代的新名字。[17]2002年柯維爾出版了新書《自然的敵人：資本主義的終結還是世界的終結？》，詳細闡述了他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對資本主義提出尖銳批評，主張用更激進的新方向來改變現狀。[18]
5）綠色政治：綠色是新的紅色

當環保主義進入政治，就產生了綠色政治（green politics，也稱為生態政治，ecopolitics）。世界各國成立的綠黨，就是綠色政治的產物。通過參與地方和國家選舉，企圖進入決策圈來實施其理念。綠色政治的範圍通常並不完全局限於環保，而是摻入了社會公正、女權主義、草根民主、反戰與和平主義等。「全球綠黨（Global Greens）」就是這些綠黨形成的一個國際組織，2001年發布了《全球綠色憲章》，具有濃厚的馬克思主義色彩，打著平等的口號，甚至要把人與動物平等看待。[19]

由於環保主義常常被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主導，再加上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解體後，許多前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殘留力量開始組建綠黨或者加入現存的綠黨，使得綠黨中很多人都在意識形態上偏左，所以出現了一個詞叫「綠左」（Green Left）。

前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在蘇聯解體後曾想復出政壇，但極不順利，於是變身為環保主義者，發起成立了「國際綠十字會」（Green Cross International）。顯然，戈爾巴喬夫會把共產主義因素帶入他的環保事業，言辭之間總是有鼓吹建立世界政府方能制止環境災難的意味。[20]

西方各國的共產黨直接參與環保運動的也不少。澳大利亞的「綠色禁令」運動（Green Ban）的發起人之一傑克‧蒙代伊（Jack Mundey），本身就是澳大利亞共產黨的成員，他的妻子是澳大利亞共產黨的全國主席。[21]

每年的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第一個地球日，1970年4月22日（星期三），正好是列寧誕辰100周年。是巧合嗎？也許。但是在左派主導環保運動的情況下，很多人相信這不是巧合。

哈佛專家

6）生態恐怖主義

環保主義受左派影響，從一開始就比較激進。它有許多激進的分支，包括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生態女性主義（Ecofeminism）、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生物區域主義（Bioregionalism）等等。其中還有一些特別激進的，比較廣為人知的組織包括「地球優先！」（Earth First！）、「地球解放陣線」（Earth Liberation Front）等團體，它們採用直接行動以阻止破壞環境的行為（比如放置炸彈和縱火），被稱為生態恐怖主義  （Eco-Terrorism）。

「地球優先！」 興起於1979年，口號是「保衛地球母親，絕不妥協！」（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主要是針對伐木、水壩建設等項目採取直接行動。一個著名的做法就是採用「樹坐」──坐在樹底下或者爬到樹上──來阻止伐木。「地球優先！」的這些做法吸引了很多新成員，包括具有左派分子、無政府主義、反主流文化背景的人士。1992年其中更激進的成員發起了一個叫「地球解放陣線」的分支，手段則是縱火。2000年底，美國長島上的9棟豪華別墅，一夜之間化為灰燼。因為它們是建在一片天然的桃園中。地球解放陣線，這個臭名昭著的環保恐怖組織，像往常一樣，縱火後理直氣壯地留下「你要建，我就燒（If you build it, we’ll burn it!）」的標語。2005年，美國聯邦調查局宣布，「地球解放陣線」是美國最大的國內恐怖主義威脅，它造成1200多起「犯罪事件」，造成數千萬美元的財產損失。[22]

他們的所作所為早已超過普通的政治訴求和社會上的觀點分歧。共產邪靈用「恨」的因素使環保主義者變成和恐怖分子無異的環保恐怖分子。
7）「綠色和平」後面的不和平

1971年成立的「綠色和平」是世界上最大的環保組織，在40個國家都有辦公室，年收入超過3.5億美元。「綠色和平」也是世界上最激進的環保組織之一。

綠色和平的共同創辦人、1977年離開綠色和平的保羅‧沃森（Paul Watson）曾說過，「大衛‧麥克塔加特（David McTaggart，原綠色和平主席）成功的祕訣就是綠色和平組織成功的祕訣：無所謂什麼是真的，有所謂的是人們認為是真的……媒體說你是什麼樣，你就是什麼樣。綠色和平成為神話，成為了產生神話的機器。」[23]

派翠克‧摩爾（Patrick Moore）也曾經是綠色和平環保組織的一位共同創建人，曾經非常投入地致力於環保事業。他後來辭去了「綠色和平」的職務，因為他發現這個組織政治上已經急轉彎到了左派，[24]演變成一個極端主義和具有政治議程的組織，比如對廣泛的工業化學品都懷有敵意，其政策是基於政治目的而不是科學。[25]

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是包括「綠色和平」在內的激進環保組織的策略。在這一點上激進環保主義與共產主義高度一致。2007年，六名「綠色和平」成員因為爬入英國一家燃煤發電廠搞破壞，造成了大約3萬英鎊的財產損失而被起訴。他們承認試圖關閉電廠，但他們聲稱這樣做是為了阻止更大的損失（溫室氣體排放造成氣候災難）。法庭最後認同他們的行為無罪。此前「綠色和平」已經有過許多類似的法庭勝訴記錄，包括破壞核電廠、汽車公司甚至噴氣戰鬥機製造廠等等。[26]許多有識之士擔憂，照此邏輯，合法與非法間還有界限嗎？傳統馬克思列寧主義利用烏托邦的邪說把殺人放火、搶劫財產合法化；披上綠色環保外衣的共產主義變種則鼓吹環境災難，以此變異人的價值觀。上例中「綠色和平」成員成功說服陪審團接受其犯罪動機的「正當性」，正反映大面積人群受到蠱惑，接受了似是而非的邪說。讓人拋棄神定下的普世價值，正是魔鬼毀人的手段。
2. 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

氣候變化是當今社會的熱門話題。圍繞這個話題的公眾爭論也異常熱烈，無論是媒體、公眾還是政治圈，都有各種不同的意見。在這個問題上最常見的說法是「由於人類排放溫室氣體造成了全球變暖，並將導致危險的氣候災難」。同時強調這一結論是科學家的共識（scientific consensus）或者科學定論（settled sience）。在一些環境主義信徒眼中，反對這一結論的不但是「反科學」，也是「反人類」。前述破壞電廠的「綠色和平」成員之所以被判無罪，就是因為請到了鼓吹這種「共識」的知名專家為其提供證詞，聲稱電廠每天排放的溫室氣體量將導致多達400個物種被滅絕等等。

科學界真的達成共識了嗎？美國科學院院士、前麻省理工學院大氣科學教授理查德‧林岑（Richard Lindzen）撰文表示「氣候科學還沒有定論」。[27]前美國能源部科學副部長、紐約大學教授史蒂夫‧庫寧（Steven Koonin）也撰文說「氣候科學尚無定論：我們遠未具備足夠的知識來制定好的氣候政策」。[28]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提醒讀者，「公眾基本上對氣候科學界內的激烈爭論毫無所知。在最近的一次國家實驗室的會議上我觀察到超過100名來自政府或者大學的研究者互相爭辯，試圖努力把人類對氣候的影響從自然的氣候變化中區分開；他們爭論一些絕非無足輕重，而是我們［對氣候的］根本認識方面的問題，比如明顯的卻出乎意外的過去二十年海平面上升減緩。」[29]

總的來說，地球表面溫度自1880年以來總體上有所上升，人類正在向大氣中添加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溫室氣體對地球有升溫作用──科學家在這些基本問題上沒有什麼異議。然而，最重要的問題，也是科學家們爭論的焦點是：變暖是由人類活動的原因主導還是由於自然原因造成的？21世紀末地球將變暖多少？人類有能力預測未來氣候變化嗎？變暖是否會造成「災難」？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講，科學界似乎確實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達成了某種「共識」或者形成了某種「定論」：因為反對「共識」的聲音很少有機會出現在媒體和學術期刊上。

前美國航太署（NASA）主管、物理學家邁克爾‧格里芬（Michael Griffin）博士在2007年接受國家公共廣播（NPR）的採訪時說：「我毫不懷疑全球變暖的趨勢存在。［但是］我不能肯定我們可以合理地認為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去假定它是一個問題，就等於是在假定今天地球氣候的狀態是​​最佳氣候，是我們可能擁有或曾經擁有的最佳氣候，我們需要採取措施確保它不會改變。」[30]

他進一步解釋道，「首先，我不認為人有能力確保氣候不會改變，數百萬年的歷史顯示氣候不斷在變化；其次，我想我會問哪些人──在哪裡和何時──被賦予特權，來決定我們今天的這種特定氣候、現在的氣候是所有其他人［認為］的最佳氣候。我認為這對人們來說是一個相當傲慢的立場。」[31]

他雖然試圖表達科學應該採取謙遜的立場，但馬上遭到媒體和一些氣候科學家的強烈指責，甚至說他的言論顯示了「傲慢」的態度。第二天他在強大壓力下被迫道歉。[32]

事情過去幾個月之後，他在另一次受訪時評論道：「我個人認為人們在氣候變化的討論中已經走得過分了，以至於從技術層面討論這個話題簡直是不合法的。它幾乎獲得了宗教地位，我覺得這令人遺憾。」他對「科學共識」的看法揭示出氣候問題上的所謂「共識」，其實不是科學過程。他認為科學向前發展是爭論的結果：「你建立一個理論，發布你的數據，完善你的概念，然後別人駁倒它，或嘗試駁倒──這是科學共識的發展方式。」[33]很顯然，千方百計阻止科學爭論，其本身就是違背科學精神的。

英國皇家氣象學會院士、前歐洲中尺度天氣預報中心（ECMWF）主任伯格斯頓（Lennart Bengtsson）教授在加入全球變暖政策論壇（GWPF）學術諮詢委員會（一個挑戰氣候變暖理論的智庫）後，由於其在專業領域中卓著的聲望，受到全世界同行的關注和巨大壓力。兩週後他被迫辭職。他在辭職信中解釋道：「巨大的集體壓力」使他「開始擔心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同事們不再支持我，合作的同事退出聯合作者」等等。「在氣象學這樣一個原本諧和的圈子裡，我永遠料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顯然它近年來已經發生了轉變。」[34]伯格斯頓的觀察是對的，「近年來發生的轉變」是該學科被魔鬼劫持和操縱的結果。

事實上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所謂科學共識，已經把一種氣候變化理論變成了教條。它也是當代環境主義的一個最重要信條，不能容忍任何挑戰。接受信條的科學家、媒體與環境主義活動家共同渲染災難和恐懼。這個教條是環境主義背後的魔鬼恐嚇人類、使人聽其擺布的重要工具。圍繞這個教條的建立和鞏固過程，我們也不斷看到共產魔鬼的毒牙利爪、其「騙」和「鬥」的基因。
1）科學「共識」的歷史

1988年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成立，它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大約每隔五年評估已有的科學研究並發布氣候變化問題的權威聲明，建立氣候問題上的「科學共識」，為政策制定提供科學依據。[35]報告中列出了包括領銜作者、參與作者和評審專家的數千人名單。從此，報告結論就常常被說成是全世界數千名頂尖科學家的「共識」。

1992年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下文簡稱框架公約）聲明，要將大氣中溫室氣體的濃度穩定在防止氣候系統受到危險的人為干擾的水平上（注意聲明首先已經暗含了假設：氣候變化主要是人類引起的，並且會造成危險）。隨後，IPCC被賦予一項任務：鑑定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以及氣候變化對環境和社會經濟的危害。[36]框架公約聲明所包含的前提假設是人類為造成危險氣候的元凶，這就等於給IPCC的「鑑定」限定了方向。其次，如果氣候變化不會造成危險，或者不是人類造成的，那麼就不需要制定什麼政策，為政策制定而設立的IPCC也就沒有存在的理由。這種「衝突」也局限了IPCC的關注方向。[37]

結合以上歷史來看，就不難理解圍繞IPCC共識的建立過程發生的以下事件：

a）IPCC報告刪除不確定性陳述

IPCC第二次氣候變化評估報告（1995年）發表前夕，世界著名物理學家、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洛克菲勒大學校長弗雷德里克‧塞茨（Frederick Seitz）博士得到了一份拷貝。塞茨博士發現在評審科學家審核通過之後和印刷之前，文本進行了大幅改動，有關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影響不確定性的描述都被刪除。塞茨博士在《華爾街日報》上撰文道：「在我作為美國科學界成員的六十多年裡，包括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和美國物理學會會長期間，我從未見過同行評審過程比這更令人不安的腐敗。」[38]被刪除的文字包括：

    「沒有研究證據明確表明我們可以將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具體原因歸結為溫室氣體增加。」
    「到目前為止，沒有研究將迄今為止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全部或部分歸因於人為造成的原因。」
    「在氣候系統總體自然變率的不確定性降低之前，任何聲稱檢測到重大氣候變化的主張都可能存在爭議。」

雖然IPCC後來宣稱所有改動都經過相關作者同意，但這種改動至少暴露了報告受到政治因素的左右。IPCC的評估報告並不進行原創研究，它主要是總結現有的研究。由於現有研究中存在大量的分歧觀點，為了達成既定的「共識」，報告在最終結論中抹去了異議。

2000年4月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TAR）草案的原始文本指出：「人類對全球氣候產生了可分辨的影響。」隨後的10月版本變成：「人類增加排放的溫室氣體可能對過去50年中觀測到的變暖有顯著作用。」然後在最後的官方總結中，語氣更加強硬：「過去50年觀察到的大部分變暖非常可能［即可能性達90%］是由於溫室氣體濃度增加引起的。」當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發言人被問到有關這些措辭變化的科學依據時，他的回答很誠實：「沒有新科學［發現］，但科學家們希望向政策制定者提出明確而強烈的信息。」[39]

簡而言之，框架公約給IPCC布置了有明確答案的家庭作業，IPCC按照要求遞交「滿意」的答卷。

b）IPCC報告強化「災難共識」

法國巴斯德學院的教授保羅‧瑞特爾（Paul Reiter）是一位瘧疾和其它昆蟲傳染病方面的權威，由於不同意IPCC的報告，他不得不威脅要對IPCC發起法律訴訟，才把自己的名字從所謂支持IPCC報告的「2000名世界頂級科學家」的作者名單中拿掉。他說：「IPCC（報告）看起來好像是所有頂尖科學家的共識，這不是真的。」[40]他在2006年4月25日在美國參議院的證詞中說：「辯論中令人痛苦的是，這種虛假的『科學』在公共論壇上得到了有影響力的『專家』小組的認可。我這裡特別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每五年，這個聯合國組織就氣候變化的各個方面發表『世界頂尖科學家的共識』。除了遴選科學家的過程令人生疑之外，這種共識也只是政治的，而不是科學的。」 [41]

環保主義者一直宣傳瘧疾等昆蟲傳染病將隨著氣候變暖而肆虐。這也是IPCC的主要論調。如彭博社2007年11月27日報導，「根據聯合國報告稱，全球變暖將使數百萬人面臨瘧疾和登革熱的風險。」[42]但瑞特爾教授不接受氣候變暖和傳染病擴散的簡單聯繫。

他指出，瘧疾肆虐並不局限於熱帶。大規模的瘧疾爆發是在上世紀20年代的前蘇聯，甚至北極圈附近的城市阿爾漢格爾斯克（Arkhangelsk）都有3萬瘧疾病例，造成了上萬人死亡。[43]根據《自然》雜誌2011年的一篇報導，科學家發現蚊子在溫度升高的時候其瘧疾傳染性反而會降低。[44]這證實了瑞特爾教授的立場。

另一位科學家退出IPCC的經歷也表明，後者的「災難共識」成為其運作文化的一部分。美國海洋大氣局颶風研究專家克利斯朵夫‧蘭德西（Christopher Landsea）是IPCC第四次評估報告的主要作者之一。2005年1月，他退出了IPCC。他在公開信中說：「我認為這一過程既受到預先設想的議程的推動，又受到不健全科學的影響。」 他懇請IPCC確認該報告將堅持科學而非故意危言聳聽。 [45]

蘭德西對於颶風與氣候變化關係的認識與所在小組的領銜作者（颶風研究非其專長）有分歧，後者不顧事實地強調氣候變暖會引起更強烈的颶風。蘭德西指出過去的研究表明，從歷史記錄上看不出這種聯繫，從理論上說，即使有聯繫也是微不足道的。

俄克拉荷馬州大學的地球科學家大衛‧德明 （David Deming）因為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利用冰芯重建北美150年的歷史溫度資料，而被「共識」理論提倡者視為同道。一次IPCC領銜作者之一發電子郵件給他：「我們應該［從歷史記錄曲線中］抹掉中世紀溫暖。」[46] 中世紀溫暖指的是大約在公元950年至1150年北大西洋地區的氣候變暖時期，在氣候變化歷史曲線中抹掉這一變暖現象可以凸顯當今的變暖是「前所未有」的。

諸如此類的事件很多。美國競爭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克里斯多夫‧霍爾納（Christopher C. Horner）在其著作《炙手可熱的謊言》（Red Hot Lies）中列舉了原IPCC作者反對IPCC結論或者其政治化運作的許多專家。[47]他們對IPCC的所謂「共識」提出了有理有據的質疑和挑戰，可悲的是，在現在的學術和媒體環境下，他們的聲音被無情地邊緣化了。

哈佛專家

2）「共識」的確立和鞏固：在科學界統一思想

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所謂「共識」的確立和鞏固，是魔鬼利用環保主義操控人類，放大災難意識以幫助其變異人類價值觀，並最終在人間建立超級政府，推行共產主義的主要步驟。這一步驟主要是在科學界完成的，但是同時也藉助了媒體、政府和學術機構的共同力量。

任何科學家不管其學術聲望有多高，一旦公開表達對所謂「共識」教條的懷疑，馬上就會面臨來自同行以及所在學術機構的巨大壓力，逼迫其就範。在共產極權社會中生活過的人都有過類似的經驗，只不過那些受到壓力的人質疑的是共產黨的教條。

大衛‧拜勒米教授（David Bellamy）是英國知名環保活動家、皇家野生動物基金會的主席 。但當他公開表示不相信全球變暖理論的「共識」教條之後，皇家野生動物基金會發表聲明表示不滿。[48]隨後他不再擔任下一屆基金會主席，從前尊敬他的環境主義者轉而認為他智力有問題，或者是接受了石油公司的錢。[49]

亨克‧特南克斯（Henk Tennekes）是荷蘭皇家氣象學會的主席，由於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沒有支持「共識」的教條，他被解除了職務。類似的，世界氣象組織官員阿克塞‧溫尼爾森（Aksel Winn-Nielsen）被IPCC官員誣衊為「工業界的工具」； 意大利的研究者阿方索‧蘇特拉（Alfonso Sutera）和安東尼奧‧斯派蘭扎（Antonio Speranza），在他們質疑氣候變暖理論之後，再也沒能力獲得研究基金。[50]

美國州氣候學家協會的前任主席、弗吉尼亞大學氣候學家邁克爾斯（Patrick J. Michaels）在其著作《氣候之極端：他們不想讓你知道的全球變暖科學》中列舉了許多環保主義通過各種政治手段壓制科學異議達到「共識」的例子。由於他堅持氣候不會導致災難，這種樂觀立場和「共識」教條不一致，有一天他被州長告知不能以州氣候學家的身分在全球變暖問題上發言。他最終選擇了辭職。另一位州氣候學家、俄勒岡州立大學的喬治‧泰勒遇到了同樣的麻煩，泰勒最終被迫辭職。前特拉華大學氣候研究中心主任大衛‧萊格次（David Legates）博士是特拉華的州氣候學家，同樣地他也被州長告知，不能在全球變暖問題上以州氣候學家的身分發言。華盛頓州的氣候學家助理馬克‧奧爾布萊特（Mark Albright）被炒了魷魚，因為儘管被老闆警告，他還是向詢問的新聞記者和本州公民用電子郵件發送了關於卡斯卡德山降雪的全部記錄，而不是挑選其中（看起來顯示氣候變暖）的部分記錄。[51]值得一提的是，在這裡爭論的焦點是氣候學家的專長領域──氣候科學問題而不是州的政策問題。在共產國家裡，政治粗暴干涉科學的情形不少見；在西方國家裡，魔鬼利用環保主義政治不引人注目地干涉學術自由。

對「共識」教條有所懷疑的學術研究很少見諸學術期刊，這一現象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邁克爾斯教授在1990年英國四頻道的電影《溫室陰謀》中談到：一個人的觀點如果是政治上不被接受，那就會有麻煩。他的論文被不止一家學術期刊拒絕發表，他曾經向學術期刊編輯詢問為什麼，得到的答案是，他的論文必須通過比別的論文更高的評審標準。需要提醒的是按照1990年的IPCC報告，當時的認識是：全球變暖的幅度「和氣候自然變化相當」。所以邁克爾斯的觀點雖然和其他許多人不同，也不能算作非常「異端」。但是建立「共識」的目標早已經定下，魔鬼指揮各方面朝目標努力。

政府資金的傾斜對「共識」的形成與鞏固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人類引起全球變暖並會帶來災難的假說把氣候變化研究推到了為決策者提供諮詢的地位，因此支持這一假說的研究自然就會獲得大量的科研資金，相應的大量學術文章也會被發表。反過來講這也阻礙了科學家向其它可能的方向進行探索和研究。美國颶風研究先驅比爾‧格雷（Bill Gray）教授由於對氣候理論「共識」教條的批評，突然發現他的颶風研究項目基金申請計劃接連被拒，原因是：他提議的研究不是目前的重點。[52]

2008年3月許多懷疑氣候問題「共識」教條的科學家們在紐約開了一次學術交流會。這些科學家們表示在學術期刊上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都不約而同遇到各種障礙。前美國氣象學會主席、氣象專家約瑟夫‧達理奧（Joseph D’Aleo）表示他的一些同事不敢來參加這次會議，因為害怕被解僱。 他認為「氣候學、氣象學和相關科學『沉默的大多數』科學家很可能不支持所謂的『共識』立場」。[53]

前喬治亞理工學院地球和大氣科學學院院長朱迪斯‧庫里（Judith Curry）教授2015年在參議院作證中談到，一位受僱於NASA的科學家告訴她：「我參加了美國宇航局相關機構科學家的一次小型會議，我們的高級經理表示，他的NASA老闆說，我們不應該試圖發布與當前全球變暖論調相反的論文，因為他（美國宇航局的老闆）很頭痛將不得不反擊［由此引發的］『令人反感的』輿論。」[54]庫里教授（Judith Curry ）在證詞中揭示，「氣候科學家在氣候辯論中表達不確定性或某種程度的懷疑，就被歸類為『否認者』［來自於納粹主義者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否認］或『販賣懷疑的商人』（merchant of doubt，暗示接受了化石燃料工業界的資助）。其動機被認為是意識形態的，或者因為受到化石燃料行業的資助。我自己就因為公開討論IPCC如何對待不確定性的問題，而被貼上背叛同事的『氣候異教徒』標籤。氣候科學家面臨著巨大的壓力使他們屈服於所謂『共識』。這種壓力不僅來自政治家，還來自聯邦資助機構、大學和專業團體，以及作為綠色［環保主義］活動家和倡導者的科學家們。來自金錢、聲譽和權力的動力大大強化了這種共識。」[55]

庫里教授是美國氣象學會院士，曾擔任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的氣候研究委員會（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 Climate Research Committee）委員。儘管她學術上成績卓著，也因為不願繼續承受壓力而選擇提前退休。由於她近年來挑戰IPCC的「共識」，被貼上各種污名標籤，如「系列氣候假信息發布者」、「反科學」、「否認者」等等，這不光來自媒體，也來自科學家、國會參議員。某國會議員甚至專門致信喬治亞理工學院院長質疑庫里的動機。[56]她表示提前退休的另一個原因是她覺得簡直無法告訴學生和博士後們應該如何在「氣候科學領域的瘋狂」中探索。[57]科羅拉多大學教授小羅傑‧皮爾克（Roger Pielke Jr.）曾經和庫里教授在氣候變化問題方面合作研究。他原本在該校環境科學合作研究中心（CIRES），儘管他認同IPCC「共識」的大部分結論，但僅因為指出數據不支持颶風等極端氣候事件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而面臨類似壓力。他最終轉行到科羅拉多大學的體育管理研究中心（Sports Governance Center）。[58]

皮爾克教授指出，庫里的經歷表明，「擁有終身教授職位也不能保證學術自由。」[59]無怪乎美國工程院院士、傑出的前NASA大氣科學家喬安‧辛普森（Joanne Simpson）直到退休後才宣布自己對「共識」教條的懷疑態度：「由於我不再隸屬於任何組織，也沒有接受任何資金，我現在可以非常坦率地說話……」她表示，「作為科學家我保持懷疑態度。」[60]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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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仲舒：《春秋繁露‧服制像》，第十四，https://ctext.org/chun-qiu-fan-lu/fu-zhi-xiang/zh.

[2] 《逸周書‧大聚解》，https://ctext.org/lost-book-of-zhou/da-ju/zh.

[3] 《禮記‧祭儀》，https://ctext.org/text.pl?node=61379&if=gb&show=parallel.

[4] Rupert Darwall, The Age of Global Warming: A History (London: Quartet Books Limited, 2013), Chapter 1.

[5]  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 ... umns/vernon/080616.

[6] 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八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engels/20/003.htm#8。

[7]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Washington D.C.: WND Books, 2012), 8-9.

[8] Quoted in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0.

[9] Quoted in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1.

[10]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4-15.

[11]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11.

[12] 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 ... umns/vernon/080616.

[13] Quoted in Brian Sussman, Eco-Tyranny: How the Left’s Green Agenda Will Dismantle America, 35.

[14] Wes Vernon, “The Marxist Roots of the Global Warming Scare,”  Renew America, June 16, 2008,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0 ... umns/vernon/080616.

[15] John Bellamy Foster, “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Journal 96, Winter 2002, 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isj96/foster.htm.

[16] James O’Connor,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A Theoretical Introduction,”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 no. 1 (1988): 11-38,  http://www.vedegylet.hu/okopolitika/O%27Connor%20-%20Capitalism,%20Nature,%20Socialim.pdf.

[17] Joel Kovel and Michael Löwy, 「The First Ecosocialist Manifesto,」 September 2001，http://green.left.sweb.cz/frame/Manifesto.html.

[18] Joel Kovel, 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 (London: Zed Books, 2002).

[19] Kevin Andrews, 「The Ideological Drive behind the Greens,」 ABC News, November 11, 2010,  http://www.abc.net.au/news/2010- ... d_the_greens/41010.

[20] Mikhail Gorbachev, 「We Have a Real Emergency,」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9,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12/10/opinion/10iht-edgorbachev.html; Mikhail Gorbachev, 「What Role for the G-20?」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 2009, http://www.nytimes.com/2009/04/28/opinion/28iht-edgorbachev.html.

[21] 「Jack Mundey,」 Sydney’s Aldermen, http://www.sydneyaldermen.com.au/alderman/jack-mundey/.

[22] Noel Moand, 「A Spark That Ignited a Flame: The Evolution of the Earth Liberation Front,」 in Igniting a Revolution: Voices in Defense of the Earth, eds. Steven Best and Anthony J Nocella, II  (Oakland, CA: AK Press, 2006), 47.

[23] Leslie Spencer with Jan Bollwerk and Richard C. Morais, 「The Not So Peaceful World of Greenpeace,」 Forbes, November 1991,  https://www.heartland.org/_templ ... _of_greenpeace.pdf.

[24] Ted Thornhill, 「Humans Are NOT to Blame for Global Warming, Says Greenpeace Co-founder, as He Insists There Is ‘No Scientific Proof’ Climate Change Is Manmade,」 Daily Mail, February 27, 2014, 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 ... html#ixzz2vgo2btWJ.

[25] Patrick Moore, 「Greenpeace Has Evolved into an Organization of Extremism and Politically Motivated Agendas,」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2, 2008,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20882720657033391.

[26] John Vidal, 「Not Guilty: the Greenpeace Activists Who Used Climate Change as a Legal Defence,」 The Guardian, Sept 11, 2008,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 ... gsnorthclimatecamp.

[27] Richard Lindzen, 「The Climate Science Isn’t Settle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30, 2009,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 ... 574567423917025400.

[28] Steven Koonin, 「Climate Science Is Not Settled,」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9, 2014, https://www.wsj.com/articles/cli ... settled-1411143565.

[29] Steven Koonin, 「A 『Red Team』 Exercise Would Strengthen Climate Scienc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0,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a-r ... science-1492728579.

[30] 「NASA Administrator Not Sure Global Warming A Problem,」 Space Daily, May 30, 2007, http://www.spacedaily.com/report ... A_Problem_999.html.

[31] 同上。

[32] Alicia Chang, 「NASA Chief Regrets Remarks on Global Warming,」 NBC News, June 5, 2007, http://www.nbcnews.com/id/190585 ... ks-global-warming/.

[33] Michael Griffin: 「NASA at 50 Oral History Project,」 NASA Johnson Space Center, September 10, 2007, https://www.jsc.nasa.gov/history ... ffinMD_9-10-07.htm.

[34] “Lennart Bengtsson Resigns: GWPF Voices Shock and Concern at the Extent of Intolerance within the Climate Science Community,” The Global Warming Policy Foundation, May 5, 2014,  http://www.thegwpf.org/lennart-b ... science-community/.

[35] Judith Curry, 「Climate Change: No Consensus on Consensus,」 CAB Reviews Vol 8, No 001, 2013, 1-9.

[36] 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Spa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earing on Climate Science: Assumptions, Policy Implications and the Scientific Method, March 29, 2017, https://docs.house.gov/meetings/ ... urryJ-20170329.pdf.

[37] 同上。

[38] Frederick Seitz, 「Major Deception on Global Warming,」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12, 1996,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834512411338954000.

[39] Larry Bell, 「The New York Times’ Global Warming Hysteria Ignores 17 Years Of Flat Global Temperatures,」 Forbes, August 21, 2013, https://www.forbes.com/sites/lar ... obal-temperatures/.

[40]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8) , 319.

[41] Paul Reiter, 「Malaria in the Deba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Mosquito-Borne Disease,」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Impacts of th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United States Senate, April 25, 2006,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df/reiter-042606.pdf.

[42] James Tylor, 「Mosquitoes Ignore Global Warming Predictions,」 Forbes, October 5, 2011, https://www.forbes.com/sites/jam ... ions/#7ace656c1b7d.

[43]  Paul Reiter, 「Malaria in the Deba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Mosquito-Borne Disease,」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Impacts of th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United States Senate, April 25, 2006,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pdf/reiter-042606.pdf.

[44] Zoë Corbyn, 「Global Warming Wilts Malaria,」 Nature, December 21, 2011, https://www.nature.com/news/global-warming-wilts-malaria-1.9695.

[45] James Tylor, 「Climate Scientist Quits IPCC, Blasts Politicized 『Preconceived Agendas,』」 The Heartland Institute, April 1, 2005, https://www.heartland.org/news-o ... s?source=policybot.

[46] David Deming, 「Statement to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Environment & Public Works,」 Full Committee Hearing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Media, December 6, 200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1rj00BoItw.

[47]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329.

[48] Jonathan Leake, 「Wildlife Groups Axe Bellamy as Global Warming ‘Heretic』,」 Times Online, May 15, 2005, https://web.archive.org/web/2008 ... /article522744.ece.

[49]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10-111.

[50] 同上。

[51] Patrick J. Michaels and Robert C. Balling, Jr., Climate of Extremes: Global Warming Science They Don’t Want You to Know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9), x-xiii.

[52]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73.

[53] 「Climate Skeptics Reveal 『Horror Stories』 of Scientific Suppression,」 U.S. Senate Commettee on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Press Releases, March 6, 2008, https://www.epw.senate.gov/publi ... d-4949-ee9098538277

[54] 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Subcommittee on Space, Sc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Hearing on 「Data or Dogma? Promoting Open Inquiry in the Debate over the Magnitude of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8, 2015, https://curryja.files.wordpress. ... testimony-2015.pdf.

[55] 同上。

[56] 同上。

[57] 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  E&E News, 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58] Rich Lowry, “A Shameful Climate Witch Hunt,” National Review Online. February 27, 2015,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2 ... ch-hunt-rich-lowry/

[59] 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  E&E News, 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60] “U. S. Senate Minority Report: More Than 650 International Scientists Dissent Over Man-Made Global Warming Claims Scientists Continue to Debunk ‘Consensus’ in 2008,”   U.S. Senat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Committee Minority Staff Report (Inhofe), Dec 11, 2008, https://www.epw.senate.gov/publi ... minorityreport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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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pochtimes.com/b5/18/9/4/n1068861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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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 2021-02-03 2:41 AM 人氣 15910       
標籤: 共產主義, 共產黨, 環保主義,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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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09月06日訊】第十六章 環保主義背後的共產主義推手（下）

目  錄

2. 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接上文）
3）懷疑派科學家為何不認同「共識」
4）環保主義科學家為什麼偏愛「災難」理論
3. 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1）滲透政治，構築全球政府
2）打擊資本主義
3）發動媒體攻勢，壓制不同聲音
4）操縱「民間」團體，發動街頭革命
5）反人類主義的新宗教
結語：信神敬天，恢復傳統，走出環境危機
2. 氣候變化「共識」的迷思（接上文）
3）懷疑派科學家為何不認同「共識」

如前文所述，科學家對人類活動是否是影響氣候變化的主要因素，以及對未來氣候變化推測等等問題上有重大分歧。這些觀點的分歧，源自於許多方面：首先氣候變化是一個非常龐大複雜的課題，涉及天文學、氣象學、生態學、光化學、光譜學、海洋學等許許多多領域，同時氣候系統又包含大氣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許許多多相互作用的子系統，這其中有很多物理、化學和生物過程對人類來說仍然是遠未充分了解的領域。 在過去的地質年代中地球的氣候變化從未停止，變暖也屢屢發生。三千多年前的中國商朝，中原地區曾經是一片亞熱帶風光，甲骨文中有很多獵象的記錄。當時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約2℃左右。此後中國氣候冷暖交替，唐朝時再次經歷了變暖時期，開元盛世長安的宮中可以種植柑橘。[1]在西方，中世紀變暖（medieval warming，約公元950年至1250年）時代，歐洲人正在各處興建高大精美的大教堂（cathedrals）。[2]在地質年代中有時候氣候變化甚至非常激烈。比如大約11,270年前的一次北半球迅速變暖，氣溫數年之內迅速上升大約4°C。而此前的另一次著名的變暖發生在「新仙女木期」（younger dryas）寒冷期結束時（大約11,550年前），數十年間溫度竄升10°C左右。[3]造成這些氣候變化的原因，至今還是科學家們爭論的話題。

很顯然，如果我們不能解釋過去氣候變化的原因，那麼我們對現代氣候變化的原因也同樣沒有把握，因為造成過去氣候變化的某些原因可能現在仍然在起作用。因此許多科學家主張我們應該以謙遜的態度對待氣候變化問題，承認我們的無知。

著名科學家、美國科學院和英國皇家學會院士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博士認為現代科學並沒有真正了解氣候變化：「最成問題的信條就是那種認為氣候變化的科學已經塵埃落定，已經被認識和了解了。在地球上最大的氣候變化是冰河期，當時在北美和歐洲曾經有一半的地面覆蓋著一公里厚的冰。冰河期在過去重複出現多次，我們正在向下一個冰河期邁進。有很多關於冰河期的理論，但是沒有一個能真正理解這個問題。只要我們對冰河期還沒有了解，我們就不算了解氣候。」[4]

由於氣候問題的複雜性，使得它無法在實驗室的可控制條件下進行實驗和驗證，因此當今的氣候學研究中計算機氣候模式成為研究氣候變化的重要工具。

IPCC報告之所以得出結論說人類是造成全球變暖的主要原因，其中的關鍵證據來自於氣候模式的計算。對21世紀末氣溫將增高多少的推測也是使用模式計算的結果。「氣候災難」理論「預測」的各種後果也是基於模式推測的結果。

對於氣候模式的可靠性許多科學家持保留態度。庫里教授認為自然因素在氣候變化中起主要作用。[5]她在《美國氣象學會月刊》上發表文章指出，IPCC大大忽略了模式計算的不確定性。[6]

氣候模式存在許多局限：氣候變化中一些關鍵的過程，或者由於我們的了解不夠，或者由於計算機模式的分辨率不夠，從而不能在模式中被真實反映。模式研究者們採用了參數化（parameterization）的辦法對這些過程進行半經驗的簡化，比如雲的形成過程（包括水汽在其中的作用）、降水過程、雲和太陽輻射的相互作用、氣溶膠（大氣中的液體或固體小顆粒）的化學物理過程等等。[7]這樣一來就給模式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 水汽是含量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溫室氣體，[8]但由於其隨時間和空間變化很大，相應的不確定性也大，甚至不同高度的水汽的溫室作用也不同，而水汽垂直分布的衛星測量誤差可達15%~40%；[9]低層大氣的雲因為反射陽光而具有強烈的製冷作用，高層半透明的卷雲有增溫作用；有些氣溶膠（比如火山噴發物）阻擋陽光，有製冷作用，而另一些（比如黑色煙塵）吸收輻射，則有增溫作用；同時氣溶膠還可能有助雲的形成，導致間接製冷效果，氣溶膠和雲的時間空間分布以及光學特性也變化很大；地表由於植物生長和死亡會改變其反照率，如此等等。

對這些重要過程，或由於缺乏足夠的觀測資料，或由於目前科學家對其了解不夠，都導致氣候模式的參數化存在很大自由度（隨意性），大大增加了模式的不確定性。這導致一些科學家對模式的可靠性持保留態度──畢竟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給地球造成的直接能量增加（radiative forcing）不過大約2.5W/m²，[10]而地球接受的太陽輻射能量大約為1366W/m²，[11]由於雲或者氣溶膠的不確定性造成的反照率（albedo）變化千分之二，就足以超過溫室氣體的作用。

哈佛大學科學家威利‧宋（Willie Soon）等認為氣候模式不適合對未來氣候變化作出推測。[12]戴森博士把模式中的參數化稱為「軟糖因素」（fudge factor，因為這些參數可以人為調節）。他認為我們可以從模式中學到東西，但不能用它來預測：「你有一個公式，……但當你在不同的氣候下使用它，當你有兩倍二氧化碳，你就不能保證模式還是正確的，沒有辦法驗證它。」[13]此外戴森博士認為IPCC大大忽略了太陽在氣候系統中的作用，他認為是太陽，而不是人類，才是氣候變化的主要決定因素。

以色列科學家尼爾‧J‧沙維夫（Nir J. Shaviv）從2002年開始寫了一系列論文，他根據衛星觀測到的雲量和宇宙射線輻射量之間的相關性，將地球的冰河時代與宇宙射線聯繫起來，指出後者導致了氣候變化。 同時他表示，太陽輻射的變化在20世紀的全球平均溫度升高中起到了與人類活動相同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大）。 他認為，不僅人類溫室氣體在全球變暖中的作用比通常認為的要小，而且地球氣候系統並不像通常認為的那樣敏感。[14]

另外，氣候本身存在著一些內在變化過程，還沒有被充分了解，從而造成氣候模式不能正確反映這些現象。比如現有氣候模式不能正確描述、更無法預測厄爾尼諾現象。[15]自從7,000到9,000年之間的全新世最高溫以來，全球溫度降低了0.5到1攝氏度，但模式的計算顯示過去11,000年反而增溫0.5到1度。因為過去6,000至7,000年二氧化碳含量一直在上升，顯示模式只對溫室氣體的增溫效果敏感。[16]通俗地講，氣候系統中控制氣候變化的各種因素裡，模式只能夠反映溫室氣體造成增溫的效果，而對其它因素造成的降溫卻不能正確反映。

此外，1998年到2013年間，觀測到的增溫幾乎停滯。德國氣候科學家、漢堡大學教授斯托奇（Hans von Storch）在2013年表示，「我們面臨著一個難題。最近的二氧化碳排放率增長趨勢實際上比我們擔心的更加陡峭。根據大多數氣候模型，過去10年我們應該看到氣溫上升0.25攝氏度左右（0.45華氏度）。這種情況並沒有發生。事實上，過去15年的增長是僅0.06攝氏度（0.11華氏度）。」他認為這表示，或者模式高估了二氧化碳的作用，或者模式低估了氣候的自然變化。[17]

對於如何看待氣候系統的內部過程，科學家也存在分歧。前文提到的美國科學院院士林岑博士認為氣候系統中存在自我調節機制，所以溫室氣體造成的增溫效果要小得多。他在2001年發表的論文中指出，根據觀測，熱帶的高空捲雲（可以讓陽光透過，但會阻擋地表向上發出的紅外線，具有溫室作用）和海面溫度呈現負相關，溫度增高時，雲量減少，這可以讓地球表面通過紅外輻射無阻礙地向外太空散熱，這種自我調節機制類似於人眼的瞳孔，大大抵消了溫室效應。[18]這個理論現在還在爭論之中。

前NASA科學家、阿拉巴馬大學斯賓塞（Roy Spencer）教授總結了衛星觀測結果，對雲在氣候模型中的作用提出不同見解。他指出現有氣候模式把觀測到的雲量隨著溫度變化，當作雲的形成與消散是溫度變化的結果，而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是雲量變化造成了溫度變化，並且這將導致溫室氣體增溫效果遠遠小於現有氣候模式的預測。[19]

對於觀測到的氣象數據如何解讀以及數據的可靠性，科學家們有不同看法。阿拉巴馬大學地球科學系統研究中心主任、大氣科學家約翰‧克里斯蒂（John Christy）教授是IPCC主要作者之一。他分析了城市不斷擴張和地表開發（如農業活動）對氣象觀測站附近的地表氣層（大氣邊界層）的擾動作用，認為這使記錄到的地表溫度隨著人類活動增長而不斷增高。在過去100年地表溫度上升的記錄中，大多數地區的夜間最低溫比白天的最高溫上升更快。他認為不斷擴張的人類地表活動，而不是溫室氣體增加，更能解釋這一現象。[20]

此外，對於氣候變暖所造成的效果，科學家也有爭議。比如，2014年特拉華大學氣候研究中心主任萊格茨（David Russell Legates）教授在美國參議院作證說：「我的結論是，在美國寒冷的時候乾旱更加頻繁，並且更加嚴重。所以歷史記錄並不支持全球變暖會對農業活動產生負面影響的看法。」[21]

前普林斯頓大學副校長哈帕（William Happer）博士在參議院作證說，從歷史上來看目前的二氧化碳水平是偏低的，二氧化碳含量增高會對植物農作物帶來好處，這都是被IPCC忽略的。哈帕博士在上世紀90年代擔任能源部能源研究辦公室主管時，是當時的氣候模式的創建者。他認為已有的氣候模式預測的增溫遠比觀測到的要大，因為模式高估了氣候系統的敏感度。 [22]

哈佛專家

4）環保主義科學家為什麼偏愛「災難」理論

IPCC的一位主管科學家曾說：「如果我們希望將來有一個良好的環境政策，我們就必須有災難。這就像公共交通的安全。［促使］人類行動的唯一方式就是出現意外。」[23]雖然他後來聲明並不是主張偽造數據，但其主導思想是明確的：災難才是促成決策和行動的主因。

把全球變暖和各種極端天氣現象聯繫起來已經成了激化氣候問題的一種時髦方法，迎合潮流的科學假說也不斷登台。2014年初北美經歷了極端寒冷天氣。一個理論推測，全球變暖造成的北極冰層融化會使高空中的噴射急流（jet stream）路徑發生變化，從而向南方輸送極地寒冷氣團，造成極端寒冷的天氣更加頻繁。這種和直覺相悖的推斷當然更受媒體和環保主義活動家的青睞：連極端寒冷都是氣候變暖惹的禍，豈不是讓我們更有理由馬上採取行動？但事實上，長期氣象記錄表明，北美極端寒冷天氣發生的頻率越來越低。2014年五名傑出的氣候專家在《科學》雜誌上刊登了一封聯名信，反駁這種假說。他們指出：在20世紀60年代早期、70年代末期（最著名的是1977年），以及在1983年，當北極海冰比現在更厚、更廣的時候，冷空氣爆發比今年（2014年）冬天更嚴重。在50到100年的較長時間內，已經確定的是，相對於美國各氣象站的歷史記錄，極端低溫記錄發生的頻率已經降低。[24]

美國科學院院士、氣候科學家華萊士（John Wallace）教授指出，在極端天氣事件和氣候變化之間建立聯繫並不像看起來的那麼容易。統計推斷依賴於足夠的樣本數量。即使當統計上關聯顯著時（比如熱浪和氣候變暖的關聯），事件越極端，全球變暖對觀察到的異常的相對貢獻越小。如果我們對極端天氣事件與氣候變化聯繫起來的機制有充分的了解，那麼樣本量的限制就不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不幸的是，它們並非如此。[25]

2017年11月，前美國能源部科學副部長、紐約大學城市科學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史蒂夫‧庫寧（Steve Koonin）在《華爾街日報》上撰寫了一篇評論《一份關於氣候的欺騙性新報告》，批評了美國政府的氣候科學特別報告（ Climate Science Special Report）對於海平面上升的描述遺漏性誤導強化災難意識。[26]

該報告指出，自1993年以來，海平面上升幅度大約是20世紀平均速度的兩倍。但該報告卻忽略不提最近的上升比率與20世紀早期類似，而當時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響很小。這是遺漏性誤導。該報告的執行摘要宣稱，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的熱浪變得越來越普遍。然而，埋藏在報告深處的數據顯示，現在的熱浪並不比1900年代更頻繁。這一技巧也出現在美國政府的2014年全國氣候評估中，該評估強調1980年後颶風強度的增加而不討論更長時間的記錄。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最近表示，它無法發現人類對颶風的任何影響。[27]

事實上，熱浪出現最頻繁的年代是20世紀30年代，而不是21世紀的今天。美國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熱浪指數顯示，當時多達40%的年份熱浪指數超過0.45，而21世紀最熱的年份該指數也不過0.3左右。[28]而當時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總量不到目前積累總量的10%。[29]

原英國坦戴爾氣候變化研究中心（Tyndal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Research）主任邁克‧休姆（Mike Hulme）教授曾撰文批評環境主義造成媒體、科學家和政客共同打造氣候變化的災難意識：「在過去幾年中，這個國家出現了一種新的環境現象──『災難性』氣候變化現象。似乎僅僅說『氣候變化』並不顯得糟糕，所以現在它必須是『災難性的』才值得關注。……為什麼不僅僅是環保主義活動家，而且是政治家和科學家，他們公然將恐懼、恐怖和災難的語言與可觀察到的氣候變化的物理現實混淆，故意忽視圍繞科學預測的範圍和條件？」[30]

已故科學家施耐德（Stephen H. Schneider）是氣候理論「共識」的倡導者，曾經擔任IPCC第三次評估報告的第二工作小組組長。他的坦白部分回答了休姆教授的疑問：「我們需要得到一些廣泛的支持，以捕捉公眾的想像力。當然，這需要獲得大規模的媒體報導。所以我們必須渲染令人恐怖的情景，作簡化的、戲劇性的陳述，並且幾乎不提我們可能有的任何疑問。」他認為這導致了科學家必須在「有效」和「誠實」之間選擇的道德兩難境地，儘管他希望兩者兼顧。[31]

魔鬼要毀人，炒作氣候災難不僅為打造全球政府埋下伏筆，也同時在科學界敗壞學術道德。氣候學是只有幾十年歷史的年輕學科，把不成熟的全球變暖的理論當作事實，通過媒體炒作掩蓋科學的不確定性，通過政府資金傾斜、聯合學術期刊和學術機構邊緣化不同聲音，在所謂「共識」建立和鞏固的過程中暴露了共產魔鬼的「鬥」、「恨」的基因。魔鬼在科學家確立「共識」的同時，又通過受其影響的媒體和政客們將氣候災難的「共識」貼上「科學證明了」的標籤，將之作為不可挑戰的教條向全球推行，進一步統一思想，同時把變異的善惡觀念滲入人心。前述英國「綠色和平」成員的犯罪行為合法化，依賴的正是「溫室氣體導致氣候災難」的「共識」。以這種教條為基礎的各種政策、法規也將給世界正常的秩序帶來混亂。以各種理由打爛「舊世界」，是魔鬼慣用的伎倆。這些都是為魔鬼最後以「拯救地球、拯救人類」的偽「救世主」身分出場作鋪墊。
3. 環保主義正在成為另一種形態的共產主義

最近幾十年來，隨著共產主義勢力被削弱、共產黨國家各種政治、經濟問題凸顯，環保主義成為另一種形式的共產主義，被邪靈在全球範圍利用來推動其圖謀。
1）滲透政治，構築全球政府

共產邪靈掌控人的重要手段就是政府剝奪人的財產、自由，無限擴大政府強制權力。這在西方國家操作起來非常困難，而環保主義讓邪靈有了一劑很好的迷魂湯，在保護環境的堂皇理由下，人的自由可以被輕易剝奪。

第一，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進行財富的再分配。傳統共產國家通過革命方式強制進行財富再分配，由於時過境遷，故伎重演難度很大，因此環保主義者採用迂迴策略，用全球環境災難的名義迫使人們主動放棄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地球之友協會稱：「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的核心必須是財富和資源的再分配。」[32]知名環保思想家希爾曼（Mayer Hillman）稱：「配給制是防止氣候變化失控的唯一方法」，「碳排放量的配給制必須實施，不管人們喜歡不喜歡」，因為「保護地球，使地球上的生物免於滅絕，跟這個目標相比，民主這個目標就不那麼重要了」。[33]在這場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爭」中，英國首先提出了「個人碳定量證券」的概念。一位英國科學家表示，這是「引入第二種貨幣，每個人都擁有同樣的份額。這種財富再分配［迫使富人］必須從窮人那裡購買碳信用額度」。[34]在蘇聯或共產中國生活過的人可以輕易地看出，這種碳定量配給制是極權制度實現的另外一種方式，就像中共當年配給的油票、糧票、布票一樣。用這種方式，一方面實現了財富的再分配，另一方面賦予中央政府至高無上的對財富和自由的支配權。

第二，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限制個人自由。在有深厚自由傳統的西方，要想讓人主動放棄個人自由，接受對個人生活的諸多限制，其難度可想而知。因此必須設想一個巨大的即將到來的災難，迫使人們放棄自由權利。「全球變暖」、「地球末日」就成了環保主義者的最佳選擇。澳大利亞的「碳意識聯盟（Carbon Sense Coalition）」提供了一個禁令清單，這個清單以全球變暖的名義強迫人們改變其行為模式：

禁止明火和大肚子爐灶（pot bellied stoves），禁止白熾燈泡，禁止瓶裝水，禁止某些地區生產的私家車，禁止等離子電視，禁止建設新機場，禁止擴建現有機場，禁用電器設備上的「待機模式」，禁止燃煤發電，禁止電熱水系統，禁止開車度假，禁止三天週末；徵收生育稅，徵收大型轎車稅，徵收超市停車場稅，徵收垃圾稅，徵收第二棟住宅稅，徵收第二輛轎車稅，徵收假日航班稅，徵收電力稅以補貼太陽能［電力］，徵收大型轎車陳列室稅，徵收進入城市的汽車的生態稅；需要許可才能駕駛自己的汽車超出城市範圍，縮小電器設備的選擇範圍，給每個人分配碳信用額度，規定燃料效率標準，研究如何減少挪威駝鹿產生的甲烷，移除道路上的白線迫使司機小心駕駛。[35]

第三，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擴大政府編制和權限。各個西方國家除了環境保護局的龐大機構之外，開始利用環境藉口，設立新的政府部門，擴大原有部門權限。任何機構都有 「自我維護」、「自我擴張」、「自我繁殖」的傾向，這些環保部門也不例外。它們利用甚至濫用手裡的權力，向社會公眾散布環境災難的恐怖論調，以爭取更多行政經費，穩固自己在政治體制當中的位置，最後買單的只能是納稅人。美國舊金山市設立年薪為16萬美元的「市氣候行政官」（city climate chief），倫敦最貧困的一個區（London Borough of Tower Hamlets）有58名跟氣候變化有關的官員。[36]這和大學、公司設立「多元化」官員的運作機理高度一致。

第四，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鼓吹民主制度過時論，伺機建立超國家甚至全球性的極權政府。環保主義者聲稱，民主制度不可能應對即將到來的環境危機，為了有效應對危機，必須採納或者至少部分採納極權制度或者威權制度（authoritarianism）。[37]作家詹妮特‧比爾（Janet Biehl）精確地總結了這種心態：「生態危機只能通過極權的方式解決」，「需要一種『生態專制』」，因為沒有任何一個自由社會會自願採納「綠色議程」。[38]環保主義奠基人之一、美國學者保羅‧埃里希（Paul Ehrlich）在《如何做一個倖存者──拯救地球這艘宇宙飛船的計劃》這本書中呼籲：①過度發達國家和欠發達國家都必須實行人口控制；②過度發達的國家必須還原化（必須「消除其發達化」）；③欠發達國家必須半發達化；④必須建立監督和調節世界體系的程序規則，不斷努力維持人口、資源和環境之間的最優平衡。[39]事實上，除了一個全球性的極權政府，任何政府和組織都不可能有如此之大的權力。這等於利用環保旗號鼓吹建立全球極權政府。

第五，利用環保主義意識形態鼓吹中共制度優越論，為共產極權唱讚歌。由於人口增長意味著使用更多的資源、排放更多的碳、產生更多的垃圾，環保主義者鼓吹控制人口甚至減少人口。因此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受到西方環保主義者的大力吹捧。路透社報導，中共從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把人口控制在13億，假如沒有這個政策，中國人口會達到16億。該報導作者得出結論，中共無意間為全球的碳減排做出了貢獻。被作者忽視的是數億幼小的生靈及其父母家人遭受的巨大的苦難。

環境問題中一個最大的問題是環境污染問題，包括空氣污染、水污染等。中共畸形的高能耗、高污染經濟模式早已把中國變成了世界最大的污染地。中國是大城市空氣污染最多的國家，中國大部分河流已經無法飲用，中國的沙塵暴飄洋過海到了韓國、日本、美國。按理說，真正的環境保護者一定會把批評的矛頭對準中共。弔詭的是，很多環保主義者對中共讚譽有加，甚至視其為環保事業的希望。美國共產黨的新聞網站《人民世界》（People’s World）近年來對環保新聞的報導占據了很大的篇幅。令人驚訝的是，該網站環保新聞的主調是川普（特朗普）政府的環境政策將毀掉這個國家甚至整個地球，而地球人的救星竟然是──中共！[40]這只能說明共產邪靈在背後的操縱。

捷克前總統、經濟學家克勞斯在《環保的暴政》一書中睿智地指出：「環保主義是一種企圖激進地不計後果地（以對個人自由的嚴苛限制和人類生命為代價）改變世界的運動。它企圖要改造人、改造人類行為、改造社會結構和價值體系──簡而言之，要改造所有一切」，「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對自由、民主、市場經濟和社會繁榮構成最大威脅的，已不是社會主義，而是那種野心勃勃的、自大的、肆無忌憚的環保主義政治運動意識形態。」[41]他認為，環保主義者對待大自然的態度與馬克思主義者對待經濟問題的態度不謀而合：「兩者皆旨在以所謂最優的、集中支配的、『全球性的』世界發展規劃來取代世界和人類自由自發的演化。這種方法論，就像其共產主義的先例一樣，是烏托邦式的，所帶來的結果只能是與初衷大相逕庭、南轅北轍的。與其它烏托邦一樣，這樣一個烏托邦同樣也是只能以限制自由、以少數人凌駕於廣大群眾之上指手畫腳來實行。」[42]他批評環保主義「鼓吹地球和自然，他們打著環保的旗號──與當初的馬克思主義者極其類似──妄圖通過一項全世界性的中央性的（現在是全球性的）規劃取代自由和自發的人類演變進程」[43]。克勞斯堅決反對有人企圖利用環保構建國家大政府乃至全球政府奴役大眾。

哈佛專家

2）打擊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的目標之一是推翻資本主義，而環保主義把資本主義當作破壞環境的天敵，於是共產主義與環保主義有了共同的敵人──資本主義。所以共產主義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運動受挫之後，很自然地就劫持並扛起了環保主義的大旗，把人類正常的環保活動演變成為征服資本主義的最重要的策略之一。

原教旨共產主義曾描繪出一個美妙的烏托邦，也就是「人間天堂」，來煽動窮人閙革命推翻現存的社會制度。而以環保主義為掩護的共產主義採取的則是一個類似的手法，但是，描繪的遠景正好相反，不是美妙的烏托邦，而是可怕的「反烏托邦」，一個「人間地獄」：在一百年之後因為地球變暖，到處是山崩海嘯、乾旱洪水熱浪，人類面臨生存危機。這一次煽動的不再是窮人，而是要富人們起來拋棄原來的生活模式。誰會自願改變舒適或者習慣了的生活呢？那就要靠政府，一個政府當然不夠，那就要靠聯合國，要靠世界政府。還動不起來，就把未來的生態災難給以強化宣傳，製造生態恐慌，從而影響民眾和政府，讓政府強制推行環保主義的政策，達到摧毀資本主義的目的，實現共產主義。

原教旨共產主義在獲得政權後，一是剝奪富人財產，所謂的殺富濟貧，其實窮人還是窮人，財富都被當官的貪了去；二是搞國營經濟，消滅私有制，把經濟搞垮，弄得民不聊生。我們看看環保主義的做法。一是要富國出錢幫助窮國，財富再分配，其實窮國還是窮國，幫助窮國的錢通常都被窮國的官員貪了去；二是搞大政府，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場機制，用各種嚴苛的環保政策來捆住資本主義的手腳，讓企業關停或者遷到海外，讓發達國家的經濟垮下來，從經濟上削弱資本主義。環保主義在摧毀資本主義上與原教旨共產主義何其相似，說白了，也就是共產主義以不同面目在人間作祟。

環境主義的重點就是渲染未來的災難，用恐懼來俘虜今天的民眾和政府。很多致力於宣傳這種末世恐慌的人，他們自己卻過著高能耗高碳的奢侈生活，可見他們自己也並不認為大難即將臨頭。

可以看出，因為要利用環保危機，特別是利用「全球變暖」這個共同「敵人」來聯合各種力量反對資本主義，所以，強調和誇大危機就成為了必然。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使人們對價格最低廉的能源產生巨大恐懼，那就是化石燃料──石油、煤碳、天然氣以及核能源。數十年前他們已經成功地讓人們對核能源產生恐懼，現在他們又要想辦法讓人們害怕化石燃料，辦法就是聲稱化石燃料會造成災難性的全球變暖。

嚴苛的環保條例就成了打擊資本主義特別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要手段，成了「就業殺手」。綠色刺激計劃、清潔能源計劃、新發電廠的法規、更嚴格的車輛法規、《巴黎議定書》等等，都是以防止全球變暖的名義進行的。然而，氣候科學實際上並沒有確定變暖主要是人為的，並且一定會導致災難。如果是自然原因導致的氣候變化，那麼所有這些政策只是起到阻礙經濟發展的作用，對人類無任何益處。

在環保主義的推動下，一味地無科學根據地提高汽車尾氣排放標準，一味地限制新的禁用物、化學產品等，就意味著提高產品造價，減少利潤，就會有相應的工人失去工作，或將工作機會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以減低造價、保住利潤。即使是環保支持者們也承認將汽車燃油效率提高到2025年的每加侖54.5英里，也最多能達到2100年時使氣候增溫幅度降低0.02攝氏度，[44]對所謂的降低溫室效應幾乎無補。但各種限令的結果卻是讓百萬工人失去工作，沉重打擊了西方國家的製造業、科技發展創新能力與國際競爭能力。

環保新產業基本上是政府在推動和補貼，不是市場運作產生的。在研發還沒有突破的情況下就搞大規模的量產，實踐證明了效果非常不理想，企業很難生存，拉動就業也就談不上；由於全球化的大背景，企業不是從一個縣搬到另一個縣，而是搬到了另一個國家。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就業損失是淨損失。

環保運動大力鼓吹綠色能源，掀起來一股太陽能和風能發電的大躍進，但是製造綠色能源本身帶來的污染卻被掩蓋或者低估。太陽能板生產過程中的副產品四氯化矽就是一種劇毒物質，會對環境造成很大危害，「傾倒或埋葬它的土地將是貧瘠的，沒有草或樹木會在這個地方生長……它就像炸藥──它有毒，是污染的，人類永遠不會碰它」，《華盛頓郵報》引述一位材料科學專家的話如是說。[45] 同時在製造太陽能板的過程中還會消耗大量的傳統能源，包括煤炭和石油，一樣製造大量污染，可以說綠色能源留下的不是綠色而是污染。

從2008年金融危機過後，美國就希望把外流的製造業拉回美國。除了稅收優惠政策缺乏吸引力之外，環保也是一個阻擋製造業回流的重要因素。台灣電信巨頭富士康欲在美國投資設廠，談了數年未果。而富士康在中國廣州建立一個類似規模的大廠，從洽談到動工，只用了50天。該公司總裁呼籲美國應該到中國學習和調研。 [46]川普入主白宮之後，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資的舉措，在環保方面為企業鬆綁。正是在這樣的大氣候下，除了稅收優惠，威斯康辛州政府還豁免了高標準的霧霾、濕地等相關環保管控，使得富士康在美投資得以在該州落實。

根據《巴黎協議》，到2025年之前，發達國家每年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大約1,000億美元的援助資金，幫助他們在能源結構和工業化技術上取得發展和改進。而在一百多個簽署國中，美國每年獨自就要承擔75%的費用，也就是大約750億美元。美國要在2025年前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低到比2005年的排放量少26%至28%，相當於每年減少排放量大約16億噸。至於超越美國成為最大污染國的中國，目標是允許其2030年前碳排達到峰值。[47]川普總統在演講中指出：「如果繼續遵守《巴黎氣候協議》以及它在能源方面對美國強加的苛刻限制，根據國家經濟研究協會的統計，到2025年美國會丟失270萬個工作」，「這個調查報告還顯示，到2040年，遵守上屆政府的承諾將造成以下行業大幅減產：造紙下降12%，水泥下降23%，鋼鐵下降38%，煤炭……下降86%，天然氣下降31%。到這時，國民生產總值將下調3萬億美元，同時要丟失650萬個工業職位，而家庭收入將減少7,000美元，甚至更多。」[48]藉著環保名義，打擊西方資本主義工業、經濟、技術，制定不合理的法規、協定，只能讓共產國家有機可乘，反制西方。這樣尤其致使美國這個國際警察、西方世界對抗共產邪惡的最後堡壘，無法履行神的旨意，只好看著邪惡坐大。這其實正是邪靈期盼的結果。

我們不是否定環保。環境需要保護，但是，保護環境的目的是為了人，具有神的形象的人才是萬物之靈。超前的環保、過度的環保、以犧牲人為代價的環保，是中了邪靈的圈套。環保必須有一個平衡點，而現在的環保運動是不在乎平衡點的，而是永無止境地要向一個方向推動。在這場過度、極端的環保運動中，我們不懷疑有很多活動人士是出於善良的願望，但是要求政府來主導一切的背後，其實是共產邪靈的幢幢鬼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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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動媒體攻勢，壓制不同聲音

2009年6月，美國ABC電視台的「早安美國」（GMA）播出了一集暢想未來的特別節目，預測未來100年「全球變暖」對地球和人類的衝擊。節目中，一名專家聲稱2015年海平面會迅速上升，紐約將被海水淹沒；一名受訪者說屆時將會有「長達數百英里的火焰」；一加侖牛奶的價格為12.9美元；一加侖汽油的價格為9美元。其論調之誇張使該節目的一名主持人在節目中質疑說，「這一切真的可能嗎？」

事實上，可能與否並非媒體要考慮的主要問題。「危機意識」是環保主義驅動大眾的指揮棒，而不確定性和「危機意識」是相矛盾的，科學沒有定論的東西怎麼能造成公眾的危機感呢？於是，環保主義打著為全人類未來的旗號，壓制不同聲音，以「科學共識」為名達成全民「共識」。

丹麥經濟學家比約‧隆伯格（Bjørn Lomborg）在名為「持懷疑態度的環境主義者」的著作中，承認氣候變暖，也承認氣候變暖是人類活動造成的。但他認為，由於人類的適應性和科技進步，這不會造成災難。由於他的立場和環境主義「人類造成災難性的氣候變暖」的教條相矛盾，他在各界都受到打擊：聯合國氣候變化委員會主席將隆伯格比作希特勒；丹麥科學欺詐委員會對其著作進行審判，然後宣布隆伯格犯了「科學欺詐」（但隨後的政府調查證明隆伯格是無辜的），反對他的人企圖利用科學欺詐委員會的判決，撤銷其丹麥環境評估研究所所長職務。在火車站，人們甚至不願意和他站在同一個站台，有一個環境主義者甚至向他扔餡餅。[49]

氣候學家、前NASA衛星專家斯賓塞博士總結了14種宣傳伎倆，包括製造恐慌、訴諸權威、利用從眾心理、許諾必勝、人身攻擊、煽情、謠言戰等。[50]

英國記者布蘭登‧奧尼爾（Brendan O’Neill）2006年撰寫了一篇文章，總結了當今許多國家發生的對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的思想和言論的鉗制現象。[51]

例如，一位英國外交官員在公眾發言中說，對待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應該像對待恐怖分子一樣，媒體不應該給他們發言平台。奧尼爾指出，懷疑氣候變化理論的人被扣上「否認者」這個帽子。這包括一大類人，從承認氣候變暖但認為我們能夠應對的人，到完全否認任何變暖的人。這個詞殺傷力很大。愛丁堡大學的退休英語教授查爾斯瓊斯指出，「否認者」這個帽子是想把任何持懷疑態度的人和大屠殺否認者置於同一個令人噁心的道德水平。有些人甚至聲稱對氣候變化理論持懷疑態度的人是即將到來的大屠殺的從犯，將來他們將面臨紐倫堡式的審判。一位知名環境主義作家寫道：「我們應該對那些混帳（氣候變暖理論的懷疑者）進行戰爭審判──類似於紐倫堡審判的氣候審判。」奧尼爾評論道：「我們通常只在專制國家裡才聽說過給思想或者言論定罪。……從妖魔化一群人並把他們的言論描述為有毒和危險的，到要求採取更加嚴厲的審查只有一步之遙。」[52]奧尼爾的判斷是正確的，鉗制自由思想正是共產魔鬼的特徵之一。事實上，這正是魔鬼用來替換人們判斷善惡的普世價值的伎倆。

一位哈佛大學天文學教授發表論文，討論太陽在地球過去的歷史溫度記錄中所起到的作用。由於這挑戰了「人類是造成氣候變化的元凶」這一教條，某環境主義網站稱其企圖施行「群體屠殺」，並把其他持不同意見者稱為「重罪犯」。[53]

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一個大型環保團體的高級官員警告說，媒體在播放氣候變化理論的懷疑者的發言之前應該三思，「因為允許這種誤導性的信息傳播會造成傷害。」[54]英國環境部部長在一次演講中說，正如同不允許恐怖分子在媒體上露面一樣，全球變暖論的懷疑分子們也將無權在媒體上發表言論。[55]澳大利亞的主流專欄作家們在開始考慮以「反人類罪」起訴氣候變化的「否認者」。在澳大利亞包括總理在內的政要們參加的一次峰會上，一個提議是剝奪違反者的公民權。其中一個主意是重新審核澳大利亞公民，只給那些證明自己是「對氣候環境友善」的人重新發放公民身分。[56]

更有甚者，有人甚至試圖動用法律武器迫使氣候變暖假說的反對者噤聲。2015年，二十名學術界人士致信給美國總統和司法部長，要求使用 《反勒索及受賄組織法》（Racketeer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s Act）為工具，調查那些對氣候變化持不同看法的公司和組織。其真正訴求是用法律手段干涉言論自由。[57]2016年，多個州的司法部長開始形成聯盟，針對傳統能源行業，調查其是否「誤導投資者和大眾」。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指出，這種對持有不同看法者的指控和調查違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實際上是扼殺對重要公共政策的辯論。[58]
4）操縱「民間」團體，發動街頭革命

共產邪靈很會利用人間運動來聚集人員、組成機構，以造成國家甚至世界範圍的影響力。街頭革命是共產主義者常用的手段之一，如利用工會組織罷工等等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很多環保組織打著環保招牌，用政治正確、環保至上來聚集數量巨大的環保人士而形成環保運動，遊說、挾持政府甚至聯合國組織制定並強迫推行不合理的協議、法規，甚或製造暴力事件，使世人噤聲。

正如激進左派代表人物阿林斯基所明確提出的，必須隱藏真實目的，用局部的或者階段性的、貌似合理或無害的目標動員大面積人群行動起來。當人們適應了這種變動的時候，再讓他們為了更激進的目標而行動就相對容易了。 「記住：一旦讓群眾就一個沒有爭議的問題──比如污染──組織起來，被組織起來的群眾就開始行動了。從『污染』到『政治污染』再到『五角大樓的污染』只是自然的一小步。」[59]

在1970年第一次地球日那天，超過兩千萬美國人參加了地球日為主題的街頭抗議活動。而應對環境惡化的措施卻是人口控制。當時美國許多的左派組織決定「哪裡人多就去哪裡（Go where the people are at）」，參與了環保運動，並把社會主義作為控制人口增長的解藥。

形形色色的左派團體利用環保運動走向街頭革命。如美國有一個「人民的氣候運動」，一聽這個名字就知道是共產黨的產物，參與的組織有「美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在行動」、毛主義的「美國革命共產黨」、「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工人」、「另類社會主義」、「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自由社會主義」等等。他們舉辦「人民的氣候集會」、「人民的氣候遊行」。集會上的標語是「制度改革，不是氣候變遷」、「資本主義正在殺死美國」、「資本主義正在毀滅環境」、「資本主義正在毀滅星球」、「為社會主義未來而戰鬥」。[60]

他們在美國很多大城市包括華盛頓特區進行遊行，隊伍是代表共產極權的一片紅旗的海洋。[61] 隨著越來越多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紅色因素壯大環保勢力，「綠色和平」已經在演變成紅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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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反人類主義的新宗教

共產邪靈除了把環保主義劫持為政治運動之外，還把環保主義變為一種新的宗教，而且是一種反人類主義的宗教。

美國作家、《侏羅紀公園》的作者克萊頓表示：環保主義是今天西方世界最強大的宗教之一。他認為，環保主義具備了宗教的典型特徵，比如人的墮落、失去恩典、走向毀滅。它設定一個最初的伊甸園──一個與大自然融為一體的承受恩典的狀態，人類由於從知識樹中進食，從恩典陷入污染狀態，「並且由於我們的行為，有一個審判日在等待著我們所有人。我們都是能源罪人，註定走向毀滅，除非我們尋求救贖，這個救贖現在稱為『可持續性』。」[62]

克萊頓認為，環保主義的所有信條都關乎信仰。「這關係到你將成為罪人，還是被救；你是屬於將被救贖的人群的一員，還是將被毀滅的人群的一員；是我們的一員，還是他們的一員。」[63]

這種看法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認同。美國有影響力的環境史學家克洛南（William Cronon）認為，環保主義是一種新的宗教，因為它提出了一系列複雜的對倫理行動的道德要求，並以此來判斷人類行為。[64]

前文引述過的著名科學家、量子力學巨擘弗里曼‧戴森在2008年《紐約書評》的一篇文章中說：「環保主義已經取代了社會主義，成為全球範圍居主導地位的世俗宗教。這種宗教認為……用我們奢侈的生活垃圾損害地球是一種罪，正當的道路是過儘可能節儉的生活。這種新宗教的倫理成為全球幼兒園、學校、大學的講義。」 [65]

對此，很多環保主義者並不諱言。因為性騷擾醜聞而辭職的IPCC的主管巴查理（Rajendra Pachauri）在辭職信中說環保就是「我的宗教信仰」。[66]

當環保主義越來越意識形態化、越來越宗教化的時候，也就越來越不能容忍不同的觀點、越來越打擊不同意見、越來越與科學脫節。捷克前總統克勞斯認為，環保運動目前更多的是被意識形態而不是科學所帶動；環保主義已經變為一種旨在摧毀現行社會的準宗教。

這種新的宗教與共產主義一樣，描述了一個烏托邦的美妙圖景，即人可以靠自己的智慧，規劃自然環境，成為救世主。而這種「救世」，又是建立在反對現有文明的基礎上的。如聯合國和平大學顧問委員會主席、京都議定書的設計師說：「地球的唯一希望不就是工業文明的崩潰嗎？」[67]克勞斯總結說：「如果我們嚴肅地對待環保主義者的邏輯，我們就會發現那是反人類的意識形態。」他同意生物學家伊萬‧布列辛納（Ivan Brezina）的觀點，那就是環保主義並不是對真正生態危機的理性與科學的回答，而是對現有文明形式的整體排斥。[68]

有人認為，環保主義在利用保護環境的名義在製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對不同觀點的人進行不同方式的極端攻擊。而這種仇恨和極端化表現了一種激進的反人類主義。加拿大政治評論家馬克‧斯廷（Mark Steyn）說，他們（環保主義者）認為「每個出生的人……產生更多的垃圾、更多的污染、更多的溫室氣體，並增加了人口過剩的問題。我們本身就是污染；節育是解決問題的方法。為孩子們留下更可持續的環境的最好方法就是不要孩子。……進步主義的立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每個孩子都應該是不受歡迎的」。[69]

這種把人視為破壞自然的罪魁禍首、將自然環境擺在至高無上、遠遠超越人的神聖位置，甚至不惜以控制人類生育、剝奪人的生存權利的思維和共產主義的核心思想異曲同工，本質上是一種反人類主義，等於用一種新的宗教取代傳統的人是萬物之靈的宗教觀。這種宗教觀與極權主義、強制統一思想、反資本主義的革命訴求的結合，並不能為人類保護自然提供保障；相反，它將毀掉現有的文明、現有的自由與秩序，製造前所未有的恐慌與混亂，把人類引向歧路，這正是共產邪靈劫持環保主義想要達到的真正企圖。
結語：信神敬天，恢復傳統，走出環境危機

神創造了人，同時給人創造了優美繁榮的地球，這是人類生息繁衍的環境。人有權利用大自然的資源，同時有義務珍惜自然資源，愛護環境和萬物。千百年來，人類守護著遠古時神留下來的告誡，與自然和諧共生。

近代出現的環境問題，歸根結底是因為人心變壞，而其效果又被科學技術放大的結果。污濁的自然環境，是人類污穢的內心世界的外在表現。因此，淨化環境必從淨化內心開始。

環保意識的興起出於人類自救的本能，本來無可厚非。但它給了邪靈可乘之機。共產邪靈利用其在人間的代理人，製造大規模的恐慌，鼓吹變異的價值觀，剝奪人的自由權利，企圖建立大政府甚至全球政府。在這種被共產主義變異的思路裡解決環境問題，其結果是導致人類更快地被集體奴役和走向毀滅。

解決環境問題不能靠強制性的政治運動，或者僅依靠現代技術，而取決於對宇宙、自然、人與自然關係的深刻理解和高尚的道德水平。人類恢復傳統，提升道德，走回神指的路，自然會得到來自神的智慧和恩典。青山綠水，鳥語花香，將回到神的子民的身邊；昭昭天日，朗朗乾坤，將伴隨人類直到永遠。#

哈佛專家

點閱《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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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72年第1期，頁168-189。

[2] Martin Durkin,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Swindle (documentary film, 2007), Channel 4 (UK), March 8, 2007.

[3] Takuro Kobashia, et. al.,  「4 ± 1.5 °C Abrupt Warming 11,270 Years Ago Identified from Trapped Air in Greenland Ice,」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68 (2008): 397–407.

[4] Freeman Dyson, 「Misunderstandings, Questionable Beliefs Mar Paris Climate Talks,」 The Boston Globe, December 3, 2015, https://www.bostonglobe.com/opin ... 2DTNjMP/story.html.

[5] Scott Waldman, 「Judith Curry Retires, Citing ‘Craziness’ of Climate Science,」 E&E News, January 4, 2017, https://www.eenews.net/stories/1060047798.

[6] J. A. Curry and P. J. Webster, 「Climate Science and the Uncertainty Monster,」 Bulletin of American Meteorology Society 92, no. 12:1667–1682, https://journals.ametsoc.org/doi/pdf/10.1175/2011BAMS3139.1.

[7]IPCC, 「Working Group I: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https://www.ipcc.ch/publications ... n/ch8s8-2-1-3.html.

[8] IPCC, 「Working Group I: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Climate Change 2007, https://www.ipcc.ch/publications ... g1/en/faq-2-1.html.

[9] Mark W. Shephard, et al., 「Comparison of Tropospheric Emission Spectrometer Nadir Water Vapor Retrievals with in situ measurements,」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3, no D15S24, doi:10.1029/2007JD008822.

[10] 「Climate Change,」 American Physics Society Web Page, https://www.aps.org/policy/repor ... energy/climate.cfm.

[11] 「Solar Constant,」 Britannica Online, https://www.britannica.com/science/solar-constant.

[12] Willie Soon, et al., 「Modeling Climatic Effects of Anthropogenic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Unknowns and Uncertainties,」 Climate Research 18 (2001): 259–275.

[13] Michael Lemonick, 「Freeman Dyson Takes on the Climate Establishment,」 Yale Environment 360, June 4, 2009, https://e360.yale.edu/features/f ... mate_establishment.

[14]  Nir J. Shaviv, 「Celestial Driver of Phanerozoic Climate?」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Today 13, no. 7: 4–10, July 2003, https://www.geosociety.org/gsato ... 52-5173-13-7-4.pdf.

[15]  J. Emile-Geay et al., 「Links between Tropical Pacific Seasonal, Interannual and Orbital Variability during the Holocene,」 Nature Geoscience 9 (2016): 168–173.

[16] Zhengyu Liu et al., 「The Holocene Temperature Conundrum,」 PNAS 111, no. 34, August 26, 2014.

[17] Olaf Stampf and Gerald Traufetter, “Climate Expert von Storch: Why Is Global Warming Stagnating?” Der Spiegel, June 20, 2013,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 ... dels-a-906721.html.

[18] Richard S. Lindzen et. al. , 「Does the Earth Have an Adaptive Infrared Iris?,」 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Meteorological Society 82 (2001) : 417 – 432, https://doi.org/10.1175/1520-0477(2001)082%3C0417TEHAA%3E2.3.CO;2.

[19] Roy Spencer et al, “Potential Biases in Feedback Diagnosis from Observational Data: A Simple Model Demonstration”,  Journal of Climate. 21 (21): 5624–5628, Nov,1,2008.

[20] John R. Christy, 「Written Report to Senate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Committee」, November 14, 2007,　https://www.nsstc.uah.edu/users/ ... 071114_written.pdf.

[21] David Russell Legates, 「Statemen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Public Works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U.S. Senate, July 3, 2014, https://www.epw.senate.gov/publi ... stimonylegates.pdf.

[22] William Happer, 「Data or Dogma? A Senate Hearing on the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Hearing of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Commerce, Science and Transportation, December 8, 2015, https://www.commerce.senate.gov/ ... pper-testimony.pdf.

[23] Sir John Houghton, 「Moral Outlook: Earthquake, Wind and Fire,」 Sunday Telegraph, October 9, 1995.

[24] Jason Samenow, 「Scientists: Don』t Make 『Extreme Cold』 Centerpiece of Global Warming Argument,」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0,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 ... term=.3600e477f052.

[25] John Michael Wallace, 「The Misplaced Emphasis on Extreme Weather in Environmental Threat Communica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14, 201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 ... term=.bf84802d4613.

[26] Steve Koonin, 「A Deceptive New Report on Clim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2, 2017, https://www.wsj.com/articles/a-d ... climate-1509660882.

[27] 同上。

[28] 「Climate Change Indicators: High and Low Temperatures,」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s://www.epa.gov/climate-indi ... d-low-temperatures.

[29] Judith A. Curry, 「Statement to the Subcommittee on Space, Science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Hearing on 「Data or Dogma? Promoting Open Inquiry in the Debate over the Magnitude of Human Impact on Climate Change,」 December 8, 2015, https://curryja.files.wordpress. ... testimony-2015.pdf.

[30] Mike Hulme, 「Chaotic World of Climate Truth,」 BBC, November 4, 2006, http://news.bbc.co.uk/2/hi/science/nature/6115644.stm.

[31] Roy W. Spencer, Climate Confusion: How Global Warming Leads to Bad Science, Pandering Politicians and Misguided Policies that Hurt the Poor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08), Chapter 5.

[32]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8), 214.

[33]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5.

[34]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1.

[35]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2-213.

[36]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27.

[37] 參看David Shearman and Joseph Wayne Smith, 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 (Westport, CT: Praeger, 2007).

[38]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19-220.

[39] [捷克]瓦茨拉夫‧克勞斯：《環保的暴政》，宋鳳雲譯（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頁5。

[40] John Bachtell, “China Builds 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hile the World Burns,” People’s World, August 21, 2018,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 ... e-the-world-burns/.

[41][捷克]瓦茨拉夫‧克勞斯：《環保的暴政，頁4。中文版把「socialism」翻譯成「極權主義」，這裡改回「社會主義」。

[42] [捷克]瓦茨拉夫‧克勞斯：《環保的暴政》，頁7-8。中文版把「communism」翻譯成「蘇維埃式專制主義」，這裡改回「共產主義」。

[43] [捷克]瓦茨拉夫‧克勞斯：《環保的暴政》，頁100。中文版把「Marxists」翻譯成「專制主義」，這裡改回「馬克思主義者」。

[44] John Fund, “Rollback Obama’s CAFE Power Grab, Give Car Consumers Freedom,” National Review, May 23, 2018,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c ... fe-epa-rolls-back/.

[45] Ariana Eunjung Cha, “Solar Energy Firms Leave Waste Behind in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9, 2008,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 ... &noredirect=on.

[46] 張程：〈富士康項目落戶廣州只用50天 郭台銘喊話美學「中國效率」〉，《參考消息》，2017年3月3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70303/1733380.shtml。

[47]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NRDC), December 2015, IB: 15-11-Y, https://www.nrdc.org/sites/defau ... e-agreement-IB.pdf.

[48] Donald J. Trump, “Statement by President Trump on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The White House, June 1,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 ... is-climate-accord/.

[49]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17.

[50] Roy W. Spencer, The Great Global Warming Blunder: How Mother Nature Fooled the World’s Top Climate Scientists (New York: Encounter Books, 2010), 31.

[51] Brendan O’Neill, “A Climate of Censorship,”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 ... limateofcensorship.

[52] 同上。

[53]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64.

[54] Brendan O’Neill, “A Climate of Censorship,” The Guardian, November 22, 2006, 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 ... limateofcensorship.

[55] 同上。

[56]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107.

[57] Hans von Spakovsky and Nicolas Loris, “The Climate Change Inquisition: An Abuse of Power that Offends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reatens Informed Debat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Report, October 24, 2016, https://www.heritage.org/report/ ... ment-and-threatens.

[58] 同上。

[59] Saul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1), “Tactics.”

[60] “Climate Movement Drops Mask, Admits Communist Agenda,” PJ Media, September 23, 2014, https://pjmedia.com/zombie/2014/ ... -communist-agenda/.

[61] “People’s Climate March: Thousands Rally to Denounce Trump’s Environmental Agenda,” The Guardian, April 29, 2017,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 ... vironmental-agenda.

[62] Michael Crichton, “Crichton: Environmentalism Is a Religion,” Hawaii Free Press, April 22, 2018, http://www.hawaiifreepress.com/A ... is-a-religion.aspx.

[63] 同上。

[64] Robert H. Nelson, “New Religion of Environmentalism,”  Independent Institute, April 22, 2010, http://www.independent.org/news/article.asp?id=5081.

[65] Joel Garreau, “Environmentalism as Religion,” The New Atlantis, Summer 2010, https://www.thenewatlantis.com/docLib/20100914_TNA28Garreau.pdf.

[66] Damian Carrington, “IPCC Chair Rajendra Pachauri Resigns,” The Guardian, February 24,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 ... a-pachauri-resigns.

[67] Michael Whitcraft,  “A Lot of Hot Air – A Review of Václav Klaus』 Recent Book: Blue Planet in Green Shackles,”  Free Republic, June 13, 2008, http://www.freerepublic.com/focus/f-news/2030948/posts.

[68] 同上。

[69] Quoted in Christopher C. Horner, Red Hot Lies: How Global Warming Alarmists Use Threats, Fraud, and Deception to Keep You Misinformed,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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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5)：全球化
《九評》編輯部：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大紀元製圖）
更新 2021-02-05 3:27 AM 人氣 22502       
標籤: 全球化, 共產主義, 共產黨,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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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九評編輯部」兩年前的文章在今天引發更多共鳴，特此推薦，以饗讀者。

【大紀元2018年10月17日訊】第十七章 全球化背後的共產主義黑手

目錄

前言
1. 全球化與共產主義
2. 經濟全球化背後的魔鬼
1）全球化造成共產主義模式經濟體
2）全球化在不發達國家製造共產主義溫床
3）全球化在發達國家製造「貧富分化」，助長共產主義思潮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傳播共產主義
5）中共坐大，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社會主義的肌體
3. 政治全球化背後的魔鬼
1）利用聯合國擴張共產主義政治勢力
2）顛覆聯合國人權理念
3）利用全球化推進共產主義政治理念
4）世界政府的極權傾向
4. 文化全球化成為變異思想的傳播器
1）文化全球化中邪靈敗壞傳統的機制
2）利用西方發達國家輸出反傳統的變異文化
3）利用跨國公司企業文化傳播變異觀念
4）藉助聯合國組織和公約將變異觀念擴散全球
結語
前言

自文藝復興以來，人類歷史進入了一個劇烈變動的時期。18世紀末開始的工業革命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各個國家的國力對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世界格局開始劇烈動盪，同時社會結構、思想和宗教領域也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正統信仰式微，人類道德滑坡，社會失調，人的行為失範，共產主義就是在這樣一種歷史條件下應劫而生的。

1917年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以後，第三國際企圖把共產革命輸出到全球。美國共產黨於1919年成立，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都是在共產主義勢力上升的全球大背景下發生的現象。上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球範圍內的經濟大蕭條，給共產主義注入動力，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紛紛左轉，蘇聯站穩了腳跟，中共趁機發展，十幾年後的1949年，中共篡奪了中國的政權。暴力的共產主義一度大行其道，蘇聯和中共一道挾持了數十個國家、全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與西方世界形成對峙之勢。冷戰格局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

暴力共產主義的陰雲威脅全人類之時，西方自由世界的絕大部分人都忽略了非暴力的共產主義因素在自身內部潛滋暗長。且不說蘇聯的滲透，單是西方內部的各種變形的共產主義思潮、理念及共產主義分子、費邊社、社會民主黨人等等，已經以不同方式滲透進政府、企業界、教育文化界、各種社會團體當中。上世紀60年代西方的反文化運動，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同時興起，是魔鬼操縱下共產因素的一次總爆發。70年代以後，西方反叛青年發起「體制內長征」，企圖從內部侵蝕傳統文化，奪取社會體制的領導權。可悲的是，僅僅在十幾年的時間裡，他們就取得了令人心驚目眩的「成功」。

柏林牆倒塌、蘇聯解體，有人歡呼「歷史終結」、「意識形態終結」，有人擔憂「文明的衝突」，但很少有人意識到，共產主義正在以新的面目、打著新的旗號，迅速征服整個人類社會。

這個旗號，就是「全球化」。

隨著工業革命與科技的發展，不同國家間人口流動、經濟往來以及政治、科技、文化的交流也越來越頻繁。尤其是今天，現代化的通訊、運輸工具、電腦、數字網絡使得過去幾千年人類很難逾越的廣袤時空及地域變得近在咫尺，世界似乎變得很小，各國間的合作空前緊密，越來越融為一體。這種全球協作的加強，是技術發展、生產擴張、人口流動的自然結果。這是作為一種自然歷史過程的全球化。

但是，還有一種全球化，是共產邪靈為了毀滅全人類而利用這個自然歷史過程的全球化的結果。這種邪靈操縱的全球化是本章將闡發揭示的內容。

共產邪靈操縱的全球化的實質是，集中所有共產國家和非共產國家在過去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積累的邪惡變異因素，利用大規模的政治、經濟、金融、文化運作，突破民族國家的界限，迅速推廣到全球，在短時間內摧毀信仰和道德的堤防、攻破傳統文化的堡壘──這一人類賴以生存、能被神救贖的最後屏障。這是邪靈毀滅人類之前的最後一道準備工序。

本書一再強調，共產主義不是一個理論，而是一個邪靈，是有生命的，其終極目的是毀滅全人類。共產邪靈並不固守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在條件允許時，邪靈甚至利用與通行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相反的政治經濟理論學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旗幟上往往寫著民主政治、市場經濟、自由貿易，因此遭到某些左翼團體的抗議。但這些左翼團體卻不知道，共產邪靈正在另一個更高的層面上進行運作，經濟全球化、政治上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21世紀議程（Agenda 21）、各種環保公約和國際公約，都成了邪靈控制和毀滅人類的順手工具。

共產邪靈操縱的全球化，又稱「全球主義（globalism）」，正在全球範圍內，沿著多條路線、以多種方式推進其計劃，在若干領域裡已經取得了令人瞠目結舌的進展。為了論述的方便，本章將從經濟、政治、文化三方面對全球化進行剖析。

全球化的三個方面，匯合而成「全球主義」的世俗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不同場合表現出不同的面貌，有時甚至包含截然相反的表述，但在實踐中，卻表現出與共產主義高度相似的特徵。它以無神論、唯物論為基礎，許諾給人帶來美好的烏托邦，一個富足、平等、沒有剝削、壓迫和歧視的地上天國，鼓吹和推動世界大政府。這種意識形態勢必排斥以信神、重德為基礎的各個民族的傳統文化。近年來，日益明顯的是，這種意識形態以左派的「政治正確」、「社會正義」、「價值中立」、「絕對平均主義」為其具體內涵。這就是意識形態的全球化。

哈佛專家

各國家民族文化不同，但都是在普世價值下奠定的傳統，而國家主權和各民族的文化傳統對民族承傳、民族自決、使各民族免受外界強權和共產主義滲透起著重要作用。而世界大政府一旦形成，共產邪靈就可以輕而易舉地達到其消滅私有財產、消滅國家、消滅民族、消滅各個民族的傳統文化的目的。全球化和全球主義正在起著破壞人類的傳統和道德、姑息縱容各種邪惡、滋養左派力量和共產主義全球擴散的惡劣作用。揭示全球化的共產主義根源、全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同構性，是一個棘手但又極端重要而緊迫的課題。
1. 全球化與共產主義

馬克思在著作中沒有使用「全球化」這個概念，但是用了內涵十分接近的「世界歷史」一詞。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聲稱，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的結果，必然產生數量巨大的無產階級，然後隨著席捲全球的無產階級革命，必將推翻資本主義而進入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1]馬克思寫道：「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業──共產主義一般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2]也就是說，共產主義的實現有賴於無產階級在世界範圍內採取共同行動，共產革命必然是一個「全球性」的運動。

雖然列寧修改了馬克思的學說，提出可以在資本主義的薄弱一環（俄國）率先發動革命，但共產主義者從來沒有放棄「世界革命」的理想。蘇俄1919年就迫不及待地在莫斯科成立了共產國際，黨支部遍布六十多個國家。列寧說，共產國際的目標是建立世界蘇維埃共和國。[3]美國思想家G.‧愛德華‧格里芬總結了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民族問題》一書中提出的共產主義全球革命的五個目標：

①混淆、瓦解並摧毀世界各地的資本主義勢力。

②把所有國家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單一的世界經濟體系。

③強迫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提供長期的財政援助。

④將世界劃分為區域組織，作為建立世界政府的過渡環節。

⑤之後地區性的組織都可被一路帶入單一的世界無產階級專政。[4]

美國共產黨全國主席威廉‧福斯特（William Z. Foster）寫道：「共產主義世界將是一個統一的、有組織的世界。根據蘇聯的規劃，這個有組織世界的經濟體系將是一個偉大的組織。美國蘇維埃政府將成為這個世界政府的重要部分。」[5]從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福斯特，一直到最近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共產主義絕不滿足於在少數幾個國家掌權，共產主義思潮自始至終都貫穿著征服全人類的野心。

馬克思預言的無產階級世界革命並沒有到來；他眼中垂死掙扎的資本主義反而一路高歌猛進，興旺發達，繁榮昌盛。隨著蘇聯和東歐共產陣營的轟然解體，只留下了中共和幾個小兄弟，共產主義似乎已進入彌留之際。這表面上是自由世界的勝利。

但就在西方認為共產主義行將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的時候，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思潮卻又在全世界風生水起。共產幽靈未死，它藏身在各種主義和運動背後，腐蝕、滲透，使共產理念及意識擴張到自由世界的方方面面。

這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全球化看似是一個自然形成的過程，但共產邪靈的黑手在其演變過程中的作用越來越明顯。可以說，共產主義已成為全球化的指導思想之一。

二戰後，歐洲各國左翼力量不斷成長，主張民主社會主義的「社會黨國際」包括了來自一百多個國家的政黨，這些政黨在各國執政，這種情形甚至蔓延至大部分歐洲國家。在這種大背景下，高福利、高稅收、國有化影響著整個歐洲。全球化導致美國的產業空心化，中產階級縮水，收入長期不增長，貧富分化，社會撕裂，這些都大大地推進了左派和社會主義在美國的成長，使得最近十幾年來全球政治光譜大幅左移。而全世界的左翼力量宣稱全球化造成收入不平等和貧富分化，並藉助「反全球化」而迅速發展，成為抵制資本主義、呼喚社會主義的生力軍。

冷戰之後，共產邪靈藉助經濟全球化、經濟相互滲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削弱國家主權，破壞民族經濟基礎。其目的是充分調動人的貪婪本性，由西方金融財權實施財富大挪移，用人類幾百年積累的財富迅速催肥中共，再讓暴發的中共用金錢把各國的道德緊緊捆綁在無底線下滑的軌道上。

中共作為當今全世界共產主義勢力的龍頭老大，其經濟成長和力量的不斷增強，為各國的左翼和共產黨注入一劑劑的強心針。中共利用極權統治，破壞世界貿易規則，在全球化中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了社會主義的肌體。中共經濟實力的爆發，又帶動了其政治和軍事野心，企圖在全世界輸出共產模式。所以，從全球範圍看，不管是反全球化的左翼分子，還是占盡全球化便宜的中共，都是在全球化的名義下崛起的。事實上，今天的世界現狀與斯大林當年提出的目標已經非常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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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全球化背後的魔鬼

經濟全球化是指上個世紀40～50年代開始、70～80年代成形、90年代大規模出現的國際資本流通、國際生產、貿易一體化，其主導推手是跨國機構及跨國公司，要求放開國家監控和管制，讓國際資本自由流通。從表面看是西方主導的，是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展的途徑。不幸的是，全球化客觀上成了共產主義的播種機。特別是全球化帶來的西方給中共瘋狂輸血，同時使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共產主義極權經濟高度融合，互相依賴，讓西方在經濟利益面前，放棄道義良知和普世價值，而共產極權更是挾經濟實力在世界上步步緊逼，儼然共產主義將一統天下。
1）全球化造成共產主義模式經濟體

全球化把全球經濟變成了一個大型經濟體，在這個過程中，也形成了大型國際組織、公約和規則。這表面看起來是資本主義和自由市場的擴張，但實際上，已經在形成一個全球統一的經濟管控機制，可以對很多國家、產業發號施令，對很多國家和企業有生殺予奪的權力。這相當於在經濟領域形成了中央集權計劃經濟的機制，也與上文所說的斯大林的把所有國家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單一的世界經濟體系的目標高度一致。國際金融組織建立後，也形成了發達國家向不發達國家提供長期經濟援助的現象，而這也正是斯大林提出的第三個目標。

國際金融組織在經濟援助上往往對當事國經濟採取宏觀干預，手段是獨裁而單一的，不但強制而且不考慮當事國的情況，這在客觀上是在助長共產主義因素。對此，美國學者詹姆斯‧博瓦德（James Bovard）總結道：「世界性的金融組織大力推進了第三世界經濟的國有化，並且增強了對貧困者的政治和官僚統治。」[6]

從另一方面看，經濟全球化創造了全球性的經濟體，形成越來越趨同的消費傾向與統一的產銷機制，小企業尤其傳統手工藝的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很多民族產業和小企業被全球化浪潮沖垮，越來越多的人失去了自由生產的條件和可能性，落後國家往往成為產業鏈的一個環節，這樣導致了國家經濟主權的弱化和國家在全球化經濟體面前的失敗。一個國家往往因為赤字和利息的支出變成國際債務的奴隸。這實質上是在瓦解自由資本主義的基礎。
2）全球化在不發達國家製造共產主義溫床

中美洲的小國牙買加，在開放市場之後，廉價牛奶大量湧入，普通老百姓都能喝得起牛奶。但是，當地的奶農成為了犧牲品，他們的牛奶根本無法與進口牛奶競爭，於是當地奶農紛紛破產。墨西哥曾經吸引了很多製造業，不過都是低端產業。當中國加入WTO之後，製造業就一窩蜂從墨西哥轉移到中國去了，完全沒有高端技術的墨西哥成了犧牲品。非洲有大量的礦產資源，外國資本大量湧入之後，把資源開採出來運走了，當地的經濟發展收益甚微，而且外來資本腐蝕了政府官員。全球化宣稱要帶去民主，卻造成了腐敗的獨裁政權。事實上，非洲的貧困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據世界銀行2015年的資料，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貧困人口增加了900萬，每天有4.13億人的生活費不到1.90美元。[7]在人們記憶猶新的亞洲金融風暴中，泰國把自己脆弱的金融系統開放給國際資本，迎來了暫時的繁榮。但是，當賺得盆滿缽滿的國際資本一撤走，泰國整個國家經濟停擺，甚至還波及了周邊諸多鄰國，後果十分嚴重。

通訊和交通技術的發展，把地球變成了一個「地球村」。全球化聽起來是服務於這個「地球村」的雄心勃勃的計劃，把經濟成果和民主價值推廣到整個地球村。但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講席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所提出的全球化發展中的「不可能三角」理論，論證了一國不可能同時實現民主政治、國家主權和經濟全球化這三個目標。[8]這是全球化的內傷，也是共產邪靈能夠鑽空子的地方，把全球化變成了邪靈的工具。

很顯然，全球化帶來的好處和機會仍然集中在少數人手裡，人為地加劇了不平等，沒能提供解決貧困的長期措施，同時削弱了國家主權，造成地區動盪。全球化過程製造出了「壓迫者」和「被壓迫者」這樣的階級對立的角色。全球化帶來的「壓迫」、「剝削」、「不平等」、「貧困」，正是左翼利用來打擊資本主義的利器。這種 「被壓迫者」對「壓迫者」的鬥爭和反抗，是共產主義的經典套路。共產主義的財富平均主義與鬥爭意識也隨著全球化在世界各地擴散。
3）全球化在發達國家製造「貧富分化」，助長共產主義思潮

大量產業和工作外流，使得西方國家的中下層在產業領域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勞動階層和中產階級成為全球化最主要的受害者。拿美國為例，大量資本和技術流向中國，製造業大量流失，產業空心化，失業率攀升。從2000年到2011年，美國有570萬製造業工人失去工作，有65,000家工廠關門。[9]美國的貧富差距擴大，三十年來平均工資收入（扣除通脹）增長緩慢，甚至出現了「工作的窮人」（working poor）。「工作的窮人」是指一年中至少有27週在工作或尋找工作，但收入仍低於官方貧困水準的人。2016年美國有760萬這樣的「工作的窮人」。[10]

貧富分化是共產主義滋生的土壤。經濟的困境，不會只限於經濟這個領域，會擴散到社會的各個方面。要求解決收入不平等、要求「社會公正」，導致社會主義思潮洶湧，也極大地影響著其它要求平等權利的運動，同時也人為地造成了對福利制度的需求，而福利制度會導致更多的貧窮，惡性循環。美國在2000年之後，政治光譜迅速向左移，到了2016年總統大選時，社會主義的呼聲不斷高漲，黨派利益的對立加劇，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在發達國家造成的後果。反過來看，西方民主社會陷入的麻煩越大，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勢力就越得逞。
4）「反全球化」凝聚左翼力量，傳播共產主義

伴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就是「反全球化」運動。1999年11月30日在西雅圖發生的針對世界貿易組織（WTO）部長會議的大型暴力抗議，就是「反全球化」運動的一個爆發。2001年的三次大型國際會議（加拿大魁北克美洲國家組織會議、瑞典哥德堡歐盟峰會以及意大利熱那亞八國集團峰會）都遭到「反全球化」的遊行抗議，2002年在意大利佛羅倫薩舉行了規模空前的百萬人「反全球化」大遊行。

全球化滋生出來的「反全球化」運動的參與者成分複雜，其中反對資本主義體系的左翼力量是最重要的參與者，包括工會組織、環保主義者（也是被共產主義廣泛滲透和劫持的），以及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弱勢群體。可以說「反全球化」成了凝聚和激發左翼勢力的重要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反全球化」本身也是一種全球運動，成立了諸多的國際組織，借著全球化的「東風」，把左翼和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全世界。這使得人們不管擁護還是反對全球化，都成為共產邪靈達到其目標的助力。
5）中共坐大，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社會主義的肌體

很多學者在評價全球化成敗的時候，常常舉出的一個成功的例子就是中國。中國好像得到了全球化的所有好處，在短時間內躥升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很多人認為其取代美國的地位指日可待。

與墨西哥那種只是引進低端製造業的模式不同，中共從一開始就醞釀了極大的野心，就是要獲得西方最先進的技術，最後取而代之。所以中共要求先進國家與其合資辦企業，強制要求先進國家轉讓核心技術換市場，使用各種手段，從明目張膽強制轉讓到駭客盜取技術。中共獲得技術之後，利用自己的製造業優勢，再加上政府的出口退稅補貼，將廉價生產的產品傾銷到世界各國，用低於成本的價格打垮所有的競爭者，嚴重擾亂自由市場秩序。

與其它那些放開國內市場的不發達國家不同，中共加入世貿組織，利用其遊戲規則卻不遵循遊戲規則，利用全球化把產品傾銷到國外，卻對國內市場設置重重壁壘，以破壞規則的方式來賺取全世界的財富。中國的通信、金融、能源等重大行業根本不對外開放，使中共占盡全球經濟好處而不履行義務。

在經濟利益的誘惑下，西方社會對中共的人權迫害聽之任之。在中共大肆侵害人權的時候，國際社會卻將千萬恩寵集於中共一身。

中國社會的道德全面淪喪，在全球化中得以壯大的中共，在其全球擴張中迅速把西方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貿易規則衝擊得七零八落。

中共就是這樣以規則破壞者的角色來攫取全球化的所有好處。全球化實際上就是給中共輸血，讓瀕死的共產勢力死灰復燃。共產邪靈操縱全球化的一個隱藏目的就是通過財富大挪移給中共輸血，讓中共在人權迫害最嚴重、道德最壞的時候暴富起來。全球化是挽救中共的過程、給中共政權提供合法性的過程。當中共用資本主義的營養壯大了社會主義的肌體，並且看到西方在走向衰弱之後，極大地增強了對共產極權的信心，進一步擴張了它的全球野心。

中共的崛起，也讓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者和左翼人士興奮不已。這也正是共產邪靈在幕後的安排。

在經濟增長的同時，中共也加強對世界經濟組織的滲透，包括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等。中共官員出任這些組織的重要職位時，積極推動這些組織與中共的合作，為中共的圖謀背書、為中共的政策辯護。

中共不斷利用國際經濟組織貫徹自己的經濟意圖和行事規則。如果中共的野心不被遏止，一旦其力量足以操縱那些經濟組織，必定會給世界政治經濟帶來巨大災難。

以上只是羅列了幾個經濟全球化被共產邪靈利用來推廣繁殖共產主義的例子。由於通訊和交通技術的發展，人類的經濟活動總會超越國界，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但是，這個過程被共產邪靈鑽了空子，把全球化變成了魔鬼統治世界的跳板，現在是人類深刻警覺並採取緊急行動的時候了，把全球化中的共產因素剝離掉，回歸一個首先確保國家主權和人民福祉的經濟發展模式。

哈佛專家

3. 政治全球化背後的魔鬼

在全球化過程中，政治層面的表現是各國加強政治合作，出現各種新的國際組織，制定各種政治議程和國際條約，限制國家主權，把主權國家的權力逐漸讓渡給國際組織。這種具有超越國界管轄權的國際機構、規則和管控方式出現後，開始對世界各國政治、文化和社會生活進行全面滲透，管理權力向某種類似全球政府的國際機構集中，有演變為「世界大政府」的趨勢。它侵蝕了國家主權，削弱了人類社會的傳統信仰和道德根基，破壞了傳統文化，顛覆了正常的國際規則，正在以漸進的方式推進共產邪靈的圖謀。

在此過程中，共產邪靈一直在推動和利用國際組織擴張共產勢力，把共產黨的鬥爭哲學、變異的人權和自由理念推廣到全球，在全球範圍內推行社會主義理念，進行財富再分配，並試圖建立一個全球政府，把人類帶向極權與被奴役之路。
1）利用聯合國擴張共產主義政治勢力

二戰結束後成立的聯合國是全世界最大的國際組織，當初是為了加強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協調。作為一個超國家概念，聯合國符合了共產主義消滅國家的目的，因此成為共產邪靈覬覦的對象，被利用來充分擴張共產主義勢力。聯合國從一開始就成為了蘇聯所主導的共產陣營利用的工具，變成了共產黨大展身手、推動共產主義「世界政府」的舞台。

在聯合國成立並起草憲章時，當時的蘇聯是發起國及其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之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憲章的起草者、聯合國憲章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的代理祕書長、羅斯福的重要顧問、美國國務院官員艾爾傑‧希斯（Alger Hiss）是蘇聯間諜。[11]聯合國憲章和公約隱藏的對共產政權有利的「後門」跟這有很大關係。

聯合國很多重要機構的負責人是共產黨人或共產主義的同路人。多任聯合國祕書長都是社會主義者，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者。如第一任選舉產生的特呂格韋‧賴伊（Trygve Lie）是挪威社會主義者，得到蘇聯的大力支持，其重要的任務是把中共拉入聯合國。其繼任者達格‧哈馬舍爾德（Dag Hammarskjšld）是社會主義者，對世界共產革命持同情態度，對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大肆吹捧。[12]第三任祕書長吳丹是緬甸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列寧的理想與聯合國憲章一致。[13]第六任祕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曾是社會主義國際（Socialist International）的副主席。[14]這就不難理解，紅色政權的頭子受到聯合國極高的禮遇，很多聯合國公約成為直接或間接推廣共產主義理念、擴張共產主義勢力的工具。

聯合國的最高使命是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聯合國維和部隊由「政治與安理會事務副祕書長」負責，而從1946年到1992年擔任此職務的14個人中，竟然有13個是蘇聯人。蘇共政權從來沒有放棄過擴張共產勢力，也不可能真正為世界和平出力，因此，雖然喊的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口號，實施的卻是符合共產政權利益的做法，扶持的是親社會主義的組織。

共產勢力在聯合國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紅色間諜在聯合國到處都是。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胡佛在1963年說：「在聯合國的共產外交官代表了蘇聯在美國情報活動的骨幹力量。」[15]即使在前蘇聯共產政權解體後，共產遺毒仍在聯合國普遍存在：「很多在聯合國工作的西方人發現他們被共產黑手黨所包圍。」[16]

中共利用聯合國作為宣傳平台。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各有一個聯合國副祕書長的名額。儘管理論上聯合國副祕書長不能再代表任何國家的利益，但代表中共的社會和經濟方面利益的副祕書長卻為中共的意識形態背書，他在2018年1月瑞士世界經濟論壇上稱，中共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順應世界發展潮流。中共的「一帶一路」戰略被很多國家認為是擴張霸權，讓很多國家陷入了深重的債務危機。如斯里蘭卡不得不把一個重要港口租給中共使用99年，以償還債務；巴基斯坦因為債務問題不得不向世界貨幣基金組織求助。「一帶一路」對參與國政治經濟的控制、對人權民主的衝擊，也是導致許多國家踩剎車的原因。但在中共的政治運作下，「一帶一路」卻受到一些聯合國高官的吹捧。[17]
2）顛覆聯合國人權理念

在聯合國宗旨裡，有一項是改善人權與促進自由。這本來是一項普世的原則，但中共卻夥同其它腐敗政權，否定人權的普世性，把人權變成了國內事務，即所謂的「內政」，以此來掩蓋其在國內的人權劣跡，甚至以生存權作為自己的功勞來標榜。中共也在聯合國攻擊西方的民主價值，憑著與第三世界小國結盟，顛覆自由國家推進普世價值的努力。由於共產邪靈的操控，聯合國事實上在人權方面不僅鮮有作為，而且常常成為共產政權粉飾其惡劣人權記錄的工具。

不少學者翔實記載了聯合國是怎樣背叛它自己的理念的。比如「老」聯合國誕生於二戰對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的陰影之中，但後來「新」的聯合國對大規模殺人事件不作為；聯合國最初的目的是打擊侵略者並保護人權，道德判斷是採取行動的必要前提，而聯合國拒絕作出道德判斷。[18]

前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多爾‧哥爾德（Dore Gold）斷言：「聯合國並非一個動機良好但是效率低下的世界組織，它實際上加速並傳播世界混亂。」[19]哥爾德用大量事實證明聯合國的諸多弊病，包括錯誤的「價值中立」、不道德的「道德對等」、「道德相對主義」；腐敗現象普遍，人權狀況惡劣的國家當選為人權委員會主席，不民主國家擁有多數票，共產政權有更大的操縱空間。[20]哥爾德說，聯合國是一個「卑劣的失敗」，「被反西方勢力、獨裁政府、扶持恐怖主義的政權以及美國最壞的敵人所主宰」，「背叛了聯合國創建者們的崇高理想。」[21]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實行的是多數票原則，而人權記錄不佳的國家也能成為成員國甚至人權理事會主席，讓人權審查失去意義。中共更是用利益收買了很多第三世界國家，讓美國在聯合國發起的對中共人權問題的譴責案屢屢擱置。聯合國「以多暴寡」的原則，使其在很多事情上成為共產邪靈對抗自由國家的工具。這導致美國多次退出人權理事會。西方想要推廣人權、自由，卻屢屢被共產國家阻擋。最後人權理事會被流氓劫持，通過的所謂國際公約，對極權國家沒有約束，這些國家把它們當作幌子卻不實施。

人們由此不難理解《聯合國憲章》與蘇聯憲法十分相似，卻與美國憲法相對立。其目的不是為了保護民眾的權利，而是服務於統治者的需要。如蘇聯憲法有些條款在列舉公民享有權利之後，都加上「在法律允許範圍之內」字樣。表面上看蘇聯憲法給了公民一些權利，但實際上很多具體法律又規定了很多「範圍」，而使得蘇聯政府根據具體「法律允許範圍之內」的條款，任意剝奪公民權利。這同樣是《聯合國憲章》、契約和公約界定人們權利的方式。例如，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一些條款在「人人有權」如何之後，也附加了「僅只受法律所規定的限制」。這不是任意地、巧合地選擇了某種藍本，而是共產邪靈有意在最初為共產政權留下的一個「後門」。

問題是，如果政治家認為有必要，《聯合國人權公約》中的每一權利都可在法律上被剝奪。「暴君們還希望有什麼比這更好的藉口？大多數戰爭和國家犯罪都是以其中之一的名義進行的。」[22]自由國家很難隨意剝奪民眾的自由，而共產政權則可以堂而皇之地鑽人權公約的漏洞。

哈佛專家

3）利用全球化推進共產主義政治理念

共產邪靈通過其代理人不斷提出全球問題，聲稱要通過國際化合作和權力架構建立世界政府才能解決這個問題，由此各種國際條約不斷出現，各國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條約的限制和管制，國家主權走向弱化。這種言論出現在不同的團體、不同的場合中。雖然他們不一定是共產黨人，但他們的主張卻與共產邪靈的意圖非常一致，就是要消滅國家，建立全球政府。

1960年，一位大西洋聯盟委員會的成員發表了《目標是世界政府》（The Goal Is Government of All the World）的演說，並印成小冊子，鼓吹世界政府。[23]另一位媒體人在1970年的地球日那天說：「完全主權國家無力應對環境毒害……因此，地球的管理──不管是預防戰爭還是制止對生活條件的終極傷害的需要──都需要一個世界政府。」[24]1973年的《人本主義宣言》（Humanist Manifesto II）也說：「我們已經走到人類歷史的一個轉折點，最好的選擇就是超越國家主權，建立一個世界社會，……為此，我們期待在跨國聯邦政府基礎上建立一個世界法律體系和世界秩序。」[25]

事實上，聯合國環保署的建立，正是因為1972年一個倡導世界邦聯的團體認為環境問題是世界問題，因此呼籲制定全球解決方案並建立全球性的環保機構。其第一任主管是具強烈社會主義傾向的加拿大人莫里斯‧斯特朗（Maurice Strong）。

1992年於里約熱內盧舉行的聯合國地球高峰會（又稱「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上，178個政府投票通過了《21世紀議程》，這個800頁的藍圖涉及環境、女權、醫療等方方面面的內容。一位有影響力的環境研究機構的研究員、後來聯合國環境項目的官員對此表示：「今天的世界，國界已經例行性地受到污染、國際貿易、資金往來與難民等問題的侵蝕，國家主權──一個國家在其領土內的控制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義……國家實際上在把主權的一部分讓渡給國際社會，並開始構建一個新的國際環境管理系統作為解決問題的方式，否則那些問題將無法解決。」[26]

那些世界政府的呼籲表面看起來都冠冕堂皇，但推進共產主義一統天下才是其真實目的。如環保問題，本書「環保主義篇」已詳細論述了共產邪靈如何利用它來推進其圖謀。

儘管如此，在加利1992～1996年任祕書長時，聯合國開始朝全球政府激進演變。加利呼籲建立永久的聯合國部隊，並要求有徵稅的權力。[27]因為美國的強烈反對，加利未能連任。否則聯合國的現狀難以預料。雖然共產黨政權總是拒絕他國干涉本國內政，但卻積極加入各種國際組織，支持擴張聯合國的職能，不斷推廣全球治理的理念。

2005年，當時的聯合國祕書長安南稱，「在一個人類互相依賴的時代，地球公民權（global citizenship）是進步的關鍵支柱。」[28]曾供職於美國空軍、白宮和多個政府部門的戰略思想家羅伯特‧錢德勒（Robert Chandler）先生認為，安南所謂的「進步」將摧毀國家主權，為無國界的地球公民社會開路。而聯合國的「和平教育」項目事實上由極左派組織和指導，將會摧毀民族國家主權，造成一個無國界的社會主義的極權世界，進行全球治理。[29]

事實上，出版於1958年揭露共產主義的名作《赤裸裸的共產黨人》一書列舉了共產黨人的45個目標，其中一條是：「把聯合國推崇為人類唯一的希望；如果其憲章重寫，就要求去設立為一個具有獨立軍事力量的世界政府。」[30]很多人意識到，建立全球政府並不是一朝之功，所以共產黨人和全球主義者利用各種議題先在各個領域建立超國家的機構，然後推動這些機構的聯合，並不斷鼓吹對聯合國的推崇與依賴，最終建立世界政府。

鼓吹世界政府，刻意誇大聯合國的作用，把聯合國描繪成解決當今世界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把聯合國當成當今世界的救世主，實際上，這是人企圖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通過權力操控來安排人類未來的命運，這正是共產主義式的烏托邦，是一種人自己樹起來的宗教，其結果是毀滅性的。
4）世界政府的極權傾向

人類對世界與未來有著美好的設想，這無可厚非，但要設立一個世界政府來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則無疑是個新時代的烏托邦，也帶來極權主義的危險。

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世界政府要想具有真正解決全球問題的能力，必定需要一個強大的政策實施能力，包括政治、軍事、經濟等。全球化推動的世界政府，絕不會是美國那樣的自由民主的政府，而是跟蘇聯和中共一樣的極權超級大政府。

一個世界政府必然會以各種誘人的好處、福利許諾、全人類的烏托邦藍圖來吸引各個國家加入。這與共產主義政治主張一脈相承。世界政府以解決各種問題為誘餌，而當其面對如此眾多的國家、如此複雜的問題，要作為唯一的希望來承擔各種烏托邦設想的誘人藍圖，不管是全球環保、安全還是福利，必然要求權力的集中以實行各項政策，這無疑將會把政府權力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對社會的控制也將前所未有。它將不管成員國是否有共識、是否有承諾，而只專注於強制執行力。

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差別如此之大。世界上很多國家沒有正教信仰，也不是自由體制，更不是人權良好、道德高尚的國家，當國家與國家合併形成世界政府時，它們會採用最低的標準，也就是去除信仰、去除道德、去除任何自由人權的要求，也就是不在這些方面作任何評判，用所謂的「信仰中立」、「道德中立」、「人權中立」等說辭來達成聯合的最大公約數。「世界政府」必然要推行一套所謂的主流文化來維繫整個世界，可是各個國家的文化傳統和宗教信仰不同。環視所有積極推動世界政府的專家、學者和政府，大部分都是無神論或者對宗教信仰採取進步主義看法的。很顯然，世界政府一定是無神論為基本價值觀的政府，這也正是共產邪靈在背後推動的必然結果。「世界政府」為了維持統治，就會強迫實施所謂的思想再教育，甚至是用暴力手段來達到目的。為了防止分裂和獨立，「世界政府」將會極大地強化其軍警力量和對言論自由的管控。

一個沒有共同信仰與文化的國家和政府，只能依靠專制權力也就是極權主義來維繫，其結果必然是對各國民眾自由的干涉和剝奪。也就是說，世界政府一定是一個極權政府，因為它必須依賴強權才能維持這樣一個政府。

到頭來「世界政府」就是活脫脫一個共產極權政府的翻版，其結果與當今共產黨政權奴役殘害其國民毫無二致，不過是從一個國家擴大到了整個世界，全世界都聽一個命令，變異和毀滅全人類也變得更加容易。在維持這個龐大政府的過程中，所有共產政權使用的邪惡手段都會一一再現，這個過程就是一個強制的過程、一個摧毀人的傳統和道德的過程，而這正是共產邪靈期望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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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文化全球化成為變異思想的傳播器

伴隨著文化交流的擴大和金融資本的全球運作，共產邪靈在過去近百年打造的各種變異文化形式，包括現代藝術、現代文學、現代思潮、電影電視、變異生活方式、功利主義、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等被推向全球。在此過程中，各個民族傳統文化的表面形式被盜用，內涵被閹割，文化形式混雜變異，在達到牟利目的的同時，迅速地敗壞所到之處民眾的道德。

美國在全球政治、經濟、軍事中扮演著領頭人的角色，這也使得美國文化自然地容易被其它地區所接納和吸收。工業革命之後，隨著現代社會的信仰失落，技術發展不斷推動著物質主義深入人心，人們想當然地把物質發達和優秀文明直接聯繫起來。魔鬼正是利用這一點，首先集中力量通過非暴力共產主義攻陷美國。當其在美國的家庭、政治、經濟、法律、藝術、媒體和大眾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滲透和對傳統道德進行變異、破壞之後，再把這種敗壞的文化以來自美國的「先進文化」之標籤，利用文化全球化向全世界推廣和擴散。紐約的「占領華爾街」瞬間便呈現在印度遙遠山村的電視屏幕上；中國雲南保守的邊遠山村通過好萊塢電影認識到單親媽媽、婚外戀、性解放都是生活「常態」；文化馬克思主義者們編造的「共同核心」教程的思想幾乎立刻反映在台灣的中學課本中；被人們普遍認為是最落後的非洲地區成為愛滋病氾濫的重災區；從南美厄瓜多爾，到東南亞的馬來西亞，到太平洋島國斐濟，搖滾樂都極為流行……

德國共產主義活動家、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之一芒曾伯格（Willi Munzenberg）提出：「我們必須組織知識分子，讓他們把西方文明變得腐臭。在他們敗壞了一切價值、使生活變得不可能之後，我們才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31]在左派看來，「把西方文明變得腐臭」，是通向共產主義的途徑；但對其背後的共產邪靈而言，敗壞神留給人的傳統文化、讓人背離神，是其達到毀滅人類目的的途徑。

如果我們把西方的變異文化以及來自共產極權的黨文化比作垃圾，文化全球化就像狂飆的颶風一樣，把這些垃圾吹散到全世界，並無情地掃蕩著神留給人的傳統價值。這裡我們著重闡述西方的變異文化對全球的影響，下一章將會分析共產黨文化在全球的擴散。
1）文化全球化中邪靈敗壞傳統的機制

世界上各民族的傳統文化都帶有各民族固有的特徵，帶有各民族歷史發展的深深烙印。但不論各民族文化如何不同，人類傳統中神給人留下的普世價值是相通的。而工業革命之後，隨著技術的發展給人直接帶來物質上生活的便利，再加上進步主義思潮的影響，傳統被普遍當作「落後」，用「現代」、「革新」、「進步」和商業價值作為價值衡量標準成為一種趨勢。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全球化中的文化交流所促進的「共同價值」不是傳統的，而是現代的；而能夠形成全球認同的文化元素、價值標準也只能是各民族文化中剝離傳統、民族特色之後的最低標準或者那些能夠被商業化的部分。所謂「人類共同命運」、「我們的共同未來」都是這種「共同價值」的代表。但是邪靈鼓吹的這種貌似高尚的價值，實際上讓人放棄傳統文化與價值，把變異的價值推向全世界。

在文化全球化中這種全球共用的最低標準，也體現在消費文化和消費主義成為全球文化主導。受經濟利益的驅動，文化產品的設計和包裝內涵都完全針對消費者，以消費者為中心。魔鬼常用的控制人的手法之一，就是誘惑、放縱和滿足人的各種慾望。這種針對人的慾望的消費文化成為邪靈利用來敗壞人類傳統的手段，至少體現在三方面：

其一，文化產品為了能夠吸引更廣泛的消費者，製作和包裝過程中儘量不冒犯其它民族，造成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產品卻去除了民族文化固有的特點、內涵，也就是利用文化產品的「空心化」或「去文化」化（deculturalization）剝離傳統內涵；而非主流社會，消費能力和文化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因為成本的關係，更加受制於單一化的文化消費模式，也就是只能消費在全球化中成本最低廉的那部分商業文化。

其二，媒體工業的全球化發展造成了大公司的壟斷。在這樣的背景下，邪靈非常容易利用文化產品創作者的變異理念，將原有的民族文化題材作為賣點包裝，內涵中加入各種變形的馬克思主義加以推廣，也就是利用文化全球化中的文化混雜性（hybridization）推廣變異理念。

其三，促進了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廣告、電影、電視、社交媒體中流行的文化不斷轟炸，告訴消費者：這樣的消費方式、這樣休閒娛樂、擁有這樣的產品等等，才是真正有品味的人生。於是邪靈大肆利用各種物質和娛樂方式刺激個人追求慾望的滿足。人們在放縱慾望的同時與精神的層面漸行漸遠，不知不覺間背離著對神的信仰和傳統價值。

共產邪靈在全球化背景中迅速擴散其變異理念，另一個有效手段是利用從眾心理：在社交媒體、傳統廣告、電影電視、新聞熱點不斷炒作各種反傳統的變異理念的密集轟炸之下，給人造成一種錯覺，以為變異的觀念已成為「全球共識」，變異理念對傳統文化的衝擊，逐漸被視為正常，變異行為甚至可以成為「時尚」、值得「自豪」。吸毒、同性戀、搖滾、抽象派藝術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利用了這種手段擴散全球。

現代派藝術是變異的、違背傳統審美價值的，很多人最初對其並無正面認識。當各種現代藝術在全球大都會不斷展出、在拍賣會上拍出高價；各種怪異「藝術」在媒體上不斷被報導，許多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自己沒有跟上「時代步伐」，藝術品味「落後」，在不知不覺中逐漸否定了自己原先的審美標準，向變異的藝術靠攏。當然魔鬼能夠利用從眾心理，也是因為許多人沒有堅定的主見──人一旦偏離了神給人留下的傳統、離開了神留下的永恆標準，則一切都成為相對可變的，使魔鬼有了鑽空子的機會。
2）利用西方發達國家輸出反傳統的變異文化

西方發達國家在全球經濟、軍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使得「西方文化」不但能夠迅速擴展至全球不發達地區，而且被許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這就是人類現代文明的主流和發展方向。共產邪靈恰恰利用這一點，把變異的現代文化通過美國等西方國家向世界播撒，衝擊世界各民族的傳統。搖滾、吸毒、性解放等等都是這樣迅速擴散全球的。正如本書中多處指出的，這些變異文化都是邪靈在背後推動、發展的，和西方真正的來自信仰的傳統價值無關。

各種變異文化以「西方文化」的面目向全球輻射的過程中，尤為引人矚目的是好萊塢成為文化馬克思主義各種變異思潮的載體。由於電影藝術的特點，它讓人潛移默化中接受其承載的價值觀，從而產生巨大的影響。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優勢，吸引了大批留學生。本書教育篇談到了文化馬克思主義在西方校園的氾濫，這使得大批留學生在西方接觸了形形色色的左派思潮，他們回國後又將其進一步傳播。這些變異思潮帶著技術先進、經濟發達的迷惑人的標籤，使其衝擊、毀滅當地傳統文化時遇到的阻力要小得多。有研究者總結，亞洲第一個承認同性婚姻合法的法律在有著深厚傳統的社會中獲得通過，主要原因都和全球化的大環境分不開：首先是大量在西方留學生活歸來的留學人員接受了「同性婚姻權利」的觀念，促進了民間的同性戀運動的發展；其次極力鼓吹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進步主義政客，其實也都是在西方留學期間培養了其進步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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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利用跨國公司企業文化傳播變異觀念

在全球化條件下，不同民族文化互相尊重和寬容成為主流。共產邪靈利用這一特點任意擴展了「寬容」的概念，讓價值中立成為「全球共識」，從而藉機鼓吹各種變異思潮。尤其是同性戀、性解放等等變異觀念，在全球化條件下迅速發展，嚴重衝擊和腐蝕著傳統社會的道德觀念。

2016年某大型全球連鎖零售商宣布，店內的更衣間和廁所將是「對變性人友善的」，也就是說任何男人可以隨意進入女廁所或者女更衣間，因為他可以宣稱自己其實是個「女人」。美國家庭聯盟呼籲消費者抵制這一政策，因為這可能造成對婦女或者兒童的侵害。[32]事實上2018年確實發生了一個男人進入店內女廁並公然面對一個小女孩暴露自己身體的事件。[33]

面對遵守傳統觀念的消費者對該連鎖店的抵制，有人總結了全球獲得「公司平等指數」（衡量對LGBT的態度的指標）滿分的四百多家大型跨國企業，發現這些與該連鎖店站在同一陣營的企業涵蓋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指出這種抵制已經不現實了：從幾乎所有大型航空公司到各大名牌汽車廠，從各連鎖速食店、咖啡店，到各大百貨公司、各大銀行、各大電影製片公司，到各手機、電腦品牌等等。[34]換句話說，變異的觀念已經藉助全球化，通過跨國公司的所謂「企業文化」，變成無所不在的「主流」了。
4）藉助聯合國組織和公約將變異觀念擴散全球

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同性戀不屬於精神疾病。這極大鼓勵了世界各地的同性戀運動。在全球化條件下，愛滋病擴散全球，愛滋病易感者中最主要的群體──同性戀者不斷成為社會關注和公共討論的對象，魔鬼乘勢推動同性戀運動不斷擴張；醫務工作者鼓勵同性戀的愛滋病患者不要恥於就醫，而魔鬼則藉機宣揚社會應當從道德上認同同性戀行為。因此我們看到，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國際社會針對愛滋病的資助促進了同性戀運動。[35]

南非首先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引入了新的公約，要求把性傾向、性別認同作為衡量人權的一個指標，並最終獲得認可。這是第一個直接針對性傾向、性別認同的聯合國決議，[36]它實際上偷換了天賦人權的基本理念，把變異納入正常。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3條要求，「兒童應有自由發表言論的權利，此項權利應包括通過口頭、書面或印刷、藝術形式或兒童所選擇的任何其它媒介，不論國界，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資訊和思想的自由。」[37]

有學者質疑，這是否表明如果父母不允許孩子穿著帶有魔鬼標記的T恤衫進行自由表達，將構成侵犯兒童的權利？是否兒童有權利選擇任何他們願意的方式對父母說話？[38]兒童未必有足夠的判斷能力，如果做出暴力或違背倫理的行為，是否父母就不能管教孩子呢？這樣的擔心並非多餘。2018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過了一項新的法律規定，父母不得否定兒童自願的性別表達意願（即兒童可以自己「選擇」性別，男孩可以「選擇」做女孩，反之亦然），否則父母被視為虐待兒童。[39]

共產邪靈利用全球化變異摧毀傳統文化和道德價值是全方位的、無處不在的。全球化中的主體國家、企業、國際機構都被其利用，各種現代通訊手段也都被納入。人們陶醉於全球化生活所帶來的表面上的快速便捷、光怪陸離，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觀念與意識也在迅速被改變。在短短幾十年裡，各種變異文化像洶湧澎湃的海嘯，所到之處，山河變色，文明失守，連最古老、最封閉的國家也不例外。傳統文化是人類生存的根，是人類能夠維繫道德水準的重要保障，是人類能得到創世主救度的關鍵。在全球化進程中，這些都被共產邪靈的有意安排所變異甚至摧毀，文明的航舟面臨空前的危機。
結語

人類社會自古就存在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它們雖然生活在不同的地區、有不同的社會形態和政治制度、使用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文化心理特質，但都有著共同的普世價值觀。這套普世價值觀是各民族傳統文化的核心，而傳統文化是幾千年來創世主為各個民族奠定的。

共產邪靈出現之後短短一百多年裡，分別用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大面積破壞傳統文化，已然使人類走到了危險境地。

十月政變後，共產邪靈先後在東方大國俄國和中國掌權，屠殺傳統文化精英，用暴力摧毀傳統文化。二戰之後，共產國家滲透、控制聯合國和其它國際組織，濫用「以多暴寡」的民主程序，用金錢利益拉攏小國，企圖借用聯合國大政府，將整個世界拉向腐敗、墮落。

在世界範圍內，尤其是在冷戰結束之後，共產邪靈利用國際間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擴大，綁架、控制全球化，把變異因素推向全球，系統地破壞普世價值和傳統文化。時至今日，共產邪靈這個魔鬼已經在統治著整個世界。

如今的跨國政治和經濟團體掌握了天文數字般的巨大資源，其影響力深入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大到環境、經貿、軍事、外交、科技、教育、能源、戰爭、移民，小到娛樂、時裝、流行時尚和生活方式，無不越來越多地受到「全球主義者」的操縱。一旦世界統一政府完成，人類整體在一個號令下被變異、被毀滅，都成為很容易的事。

共產邪靈利用全球化，配合其它全方位敗壞世人道德的安排，在短短上百年間把人類社會敗壞得面目皆非，東西方世人都面臨被毀滅的危險。

神是慈悲的。神不希望落下任何可以救度之人。人類只有走回傳統，不論在國內事務還是在國際交往當中都重新引入普世價值和傳統文化，才能在神的呵護下，擺脫共產邪靈，走向光明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