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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榮獲歐文亞隆博士授權轉載《宗教與精神病學》一文

在當代討論這個主題的作家中,看來能最清晰表達我的立場,即能表達出科學立場,同時又保持在生命固有的敬畏感和神秘感(很像桑塔亞納和斯賓諾莎的無神論或泛神論,對宇宙保持真實的虔誠,並尊敬其他人的信念系統)的人,有例如著有《鬼魂出沒的世界》的卡爾薩根(Carl Sagan),和著名物理學家(也是天主教徒)、著有《懷疑論者與真正相信的人》的切特雷蒙(Chet Raymo)。

今時今日,要在美國承認自己沒有信仰並不容易,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八成美國人相信死後生命的存在,這個比率比我們已知的任何其他國家都高得多。法國、瑞典、丹麥、奧地利、英國、荷蘭、日本、捷克等國家都有四成至七成的人認為死後沒有生命的。只有3%的美國人會說他們並不相信有上帝,相對在歐洲國家,這個比例會高出六、七倍。當我看見這些關於宗教信仰的全國調查結果之後,雖然很難令我不感到被邊緣化,但我仍覺得我和那些和我接觸的絕大多數學者和治療師的觀點分別不大。

精神病學的培訓

我的中學教育是一個以科學為基礎的醫科預備課程,只有幾科選修科,而我每次都會選修文學。我當時是一個對小說渴求的讀者,到現在仍是,我的青春期都被那些探索死亡、意義、自由、關係等基本問題的小說家震懾著,尤其是偉大的俄國和法國存在主義作家。

在我接受精神病學培訓期間,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精神病學駐院實習課程中,我接觸到的老師如約翰懷特霍恩(John Whitehorn)和傑羅姆弗蘭克(Jerome Frank),他們教授的折衷主義很適合我。我參加了一個長期個人正統精神分析,但分析師的僵化和冷漠姿態使我感到不滿。同樣令我不快的是,在當時那個狹隘和簡陋的精神分析信念系統下,精神分析的信條有時使我感到不舒服,情況類似一個宗教基要主義者的場地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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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本華還說過:「宗教是以寓言和神話表達的真理,以便讓多數人明白和理解。」但當短視的宗教導師個人錯誤理解歷史真理的寓言和比喻,或是由於種種原因,故意選擇以某種方式去取代聖經權威,他們很可能會失去一些學生,而我很早就是其中之一。

漸漸地,我對存在的理解把我逐漸帶引到一個科學和唯物的世界觀中,我腦海充滿著叔本華、伏爾泰、尼采、佛洛伊德的觀點。事實上,在我最近準備這些講話時,我重讀了佛洛伊德有關宗教的著作(《幻象之未來》),起初我驚訝於我與他的觀點十分相似,直到我意識到這些作品無疑為塑造我本身信念起著重要作用。我開始認為宗教與科學的世界觀並不相容,我對叔本華的比喻「宗教就像螢火蟲,只能在黑暗中才被看見」表示同情。順帶一提,叔本華預測,一旦科學的洞見之光驅散了無知的黑暗,宗教就會枯萎。儘管宗教信仰近來在美國有所復蘇,很好奇這個預測距離事實會有多遠。

我同樣很同意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DNA領域諾貝爾獎得獎者)在新書《令人驚奇的假設》中詮釋得很好的觀點,書的開頭是這樣寫的:

「這個令人驚奇的假設是:你、你的快樂、你的悲傷、你的記憶、你的雄心以及你的個人自由意志意識,事實上都只不過是一大堆神經細胞和相關分子的作用。」

在這個最終源於電化學能量推動的神經元作用的人類經驗名單之上,我還可加上其他經驗現象,例如靈性、神聖火光、佛性、靈魂、聖境的概念,以及對頓悟、涅磐、啟示、救贖的渴望。對我而言,這種唯物主義的觀點,或稱作自然主義的觀點,是令人遺憾、感到羞辱和反感的,但同時也是明顯和無法逃避。我可以告訴你們,我非常渴望擁有神聖火花、渴求成為神聖的一部分、可以永遠存在、與失去的再重聚……我非常渴望可以如此,但我知道這些希望不能改變或構建現實。我認同這些不尋常的主張需要不尋常的證據,而不尋常的證據是指那種超越純粹經驗的證據,我們治療師都知道那些證據都是脆弱、可能出錯、經常變化、易受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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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將簡述存在主義心理治療和宗教慰藉之間的一些對比,我認為兩者有著一種複雜而緊張的關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們是擁有共同祖先的親戚,有同樣的關注:它們都有著照顧人類處境內在絕望的共同使命,有時它們還使用同樣方法,例如一對一的關係、懺悔、內省、原諒他人和原諒自己的模式。事實上,隨著年齡增長,我就把心理治療看作是一種呼召,而非一項專業。儘管如此,心理治療與宗教慰藉在核心信念和基本實行方式,經常都是剛好相反的。

的確,在歷史長河中,至少在17世紀中葉之前,最關注存在問題的那些思想家都是源於宗教的智慧傳統,這並非說他們的洞見都是發源於基本的宗教信仰,而是宗教機構是宣揚和支持這些智力活動的唯一場所。我們可以從正負兩方面來解釋這個現象:正面是宗教機構鼓勵並資助哲學探究,事實上在多個世紀裡它們都是唯一的資助者,而負面則是宗教機構經常對哪些事情可以思考、以及哪些問題可以檢驗加以限制。

我的背景

尼采在《善惡的彼岸》中曾說:

「到目前為止,我漸漸開始清楚每個偉大哲學思想是甚麼:那是作者的自我懺悔,以及一種非自願、無意識的回憶錄;我也清楚地看到每種哲學中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意圖,為整株已成長的植物構成了真正具生命力的胚芽。」

儘管這種向度論有著否認任何永恆真理存在可能的風險(而尼采是很樂意承擔這個風險的),我還是認真看待他這番說話,我將簡述自己的宗教觀點和知識位置的來源。我早期的宗教培訓是一場教學災難,我家庭的正統猶太教堂披著頑固僵化的權威主義外衣,令我十分反感,久而久之,對我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因為在我生命的早年就已失去任何信仰的可能性。叔本華提醒我們,宗教信仰如果要茁壯成長,一定要在童年時期種植並扎根。用他的話說:「信仰的容納能力在童年時是最大的,因此各種宗教都把佔據幼年時期成為它們的首要任務。」因此,我從來沒有早期就根植的信仰負擔,並採取了「信仰是一種負擔」的立場,跟許多其他早期非理性的信仰與恐懼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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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當哈丁博士通知我精神病學與宗教委員會頒授這個大獎給我的時候,我感覺心如潮湧,主要是喜悅,並為成為獲此殊榮者中的其中一員而感到驕傲,之前獲獎的那些思想者我都非常崇敬。當我得知首屆奧斯卡菲斯特獎獲得者是我的導師之一傑羅姆弗蘭克(Jerome Frank),我特別感到高興。我很高興地告訴大家,現年93歲的他,深思細密、好奇心和連貫性一如既往。

另外還有其他感受——更複雜、古怪、黯淡,難以表達。「宗教?我?一定是搞錯了。」因此,我對哈丁博士的第一個回覆是:「你肯定?你知道我將自己視為一名忠實的無神論者嗎?」他立刻回應:「我們認為你一直獻身於解決宗教問題。」這個親切的回應令我疑慮盡釋,並令我回想起我和我過去的治療師、後來成為我的好朋友羅洛梅(Rollo May)之間的多次對話,他堅持認為我的教科書《存在主義心理治療》是一本宗教書籍。我還想到露‧莎樂美(Lou Salome,《當尼采哭泣》一書中的角色)認為尼采是一位具有反宗教態度的宗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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